谢和耐教授在汉学领域内一直勤耕不辍、著述颇多，已出版的著作有以下九种：《菏泽神会禅师（668－760）语录》（1949）、《中国5－10世纪的寺院经济》（1956）、《蒙古入主中原前夕中国中原的日常生活》（1959）、《前帝国时代的古代中国》、《巴黎国立图书馆所藏伯希和敦煌汉文写本目录》第1卷（与吴其昱先生合作）（1970）、《中国社会史》（1972）、《中国和基督教》（1982）、《唐甑的<潜书>》翻译及作序和注释（1991）、《中国的智慧，社会与心理》（1994）等。这些著作每部都有多次重版或修订再版，并大都被译成西方多种文字出版，其中以《中国社会史》（1972）和《中国和基督教》（1982）两部著作获国际汉学界好评。除专著外，谢和耐教授还有汉学方面的大量论文，计约80多篇。 谢和耐的博士论文《中国5—10世纪的寺院经济》于1956年由法国远东学术院于西贡出版，至今仍是法国研究敦煌经济文书唯一的一部重要著作，此书曾于1977年在巴黎重印。书中以社会学的观点，根据汉籍、印度佛经、敦煌和其他西域文书，分析了从南北朝到五代期间的中国寺院经济。书中对佛图户、寺户、僧祇户、常住百姓、碨户、梁户、长生库、社邑、斋供、三阶教无尽藏都做了深入探讨。对整个佛教寺院经济现象所做的社会考察和可能的解释，不仅仅局限于某些问题的具体研究上，是本书值得注意的主要特点。谢和耐没有把佛教寺院经济看成一个孤立的现象，进行就事论事的研究，而是把它放在广阔的大背景下，视为社会现象的一部分加以综合考察，许多方面发前人之所未发。对于这种方法论的革新，谢和耐在为中译本写的序中称，他采纳的那种首先把佛教现象看成是社会现象的社会学观点至今仍不是论述中国寺院经济的著作中普遍采纳的出发点。这是因为这种社会学的方法并不像历史学的方法那样，操作起来相对困难一些，尤其是广阔的社会现象，往往不是能一览无余的，它需要大量的广泛的调查和分析工作。从学术史的角度来说，此书也是具有较大的创新意义的。在谢和耐之前，虽然也有一些学者尝试利用敦煌卷子研究佛教寺院经济，但很多人因为未见原卷，效果也不尽理想。而谢和耐曾亲自参与编写法国国家图书馆所藏的伯希和敦煌汉文卷子的详细目录，亲眼目睹原卷，利用了第一手资料：碑铭和写本，这在当时是领先的。除了这些以外，作者还利用了历史、佛教史料中有关的记载，在资料的丰富和详细上也是西方学者中首屈一指的，就利用敦煌卷子的全面和深入上，较之中日学者在很多地方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鉴于以上，蒲立本（）于1957年在莱顿出版的《东方经济社会史学报》第1卷第1期中发表书评，给予该书很高评价。美国著名的汉学家芮沃寿（. Wright）于1957年在《亚洲研究杂志》中发表书评，称此书“为用现代科学标准来编写中国史迈出了重要的一步”。日本学者也十分重视，多次发表书评。法国学者也将此书与戴密微先生的《吐蕃僧诤记》并列为两大敦煌学名著。谢和耐关于敦煌学的论文主要还有《从9至10世纪的敦煌文契看中国的销售制度》和《敦煌写本中的租骆驼旅行契》两文，耿升先生已经把它们译为汉文，收在《法国学者敦煌学论文选萃》一书中。 谢和耐在获得博士学位后，在巴黎大学文学院讲授的课程有中国实用文学、中国文学，此后逐渐转向了宋元社会经济史的研究。他在这方面主要是从白乐日教授治学，白教授对吴自牧的《梦粱录》、周密的《武林旧事》、《癸辛杂识》等很感兴趣，他在高等研究实验学院所开的课程就有吴自牧的《梦粱录》，谢和耐的《蒙古入主中原前夕中国中原的日常生活》一书与此兴趣有缘，它是法国出版的一套有关各个国家日常生活丛书的一种，关于中国的只有两部，其中一部就是此书。另外一部是有关清代日常生活的。谢和耐选定了南宋王朝末年（1227－1279）这一特定历史时期来描绘中国的日常生活，这正好是其国都于1276年起陷入蒙古人之手以前的数十年，他挑选的区域是杭州地区，尤以杭州城本身为主，当时这个大都市称为临安，是南宋的都城所在，是世界上规模最大和最富庶的大都会。此书研究范围较广，包括城市、社会、衣、食、住、生活周期、四时节令与天地万象、消闲时光等各个方面，许多是前人没有注意过的，如火灾与消防、交通与供应等，还没有人作过专门的研究，其他如衣、食、住等，虽然中外都有人做过一些研究，但是具体到一个时期的综合研究，则还没有这么深入地进行过。 《中国社会史》作于1964－1972年间，1972年由阿尔芒·科兰出版社首次刊行，立即在西方汉学界引起了极大反响，《史学杂志》（Revue historique）曾称赞此书为“一部巨著，是东西方语言中的第一部通史，是一种坚实的、光辉灿烂的、完美的综合。” 此书出版后，立即被译成英、罗（罗马尼亚）、意、韩、葡、德、西等国文字。当时这部通史的英译本名为《中国社会文明史》（A History of Chinese Civilisation），. Foster译，曾多次再版。德文译本也曾再版。该书曾荣获圣杜尔奖（Prix Saintour），这是法国最高学术奖，并被英、美以及西方许多大学用为中国通史的教科书。此书有两个特点：一是注重技术史，谢和耐认为技术与社会发展是不可分割的，对于改变历史起着决定影响；二是注重中外文化交流史，谢和耐反驳了中国文化是孤立、封闭的论点。如此，既克服了旧史学缺乏洞察力的弱点，又避免了新史学忽视历史表象的特征，标志着作者新、旧史学方法的打通和兼容。《中国社会史》是以一人之力写作中国通史的第一次尝试，由于是教科书性质，在一定程度上也限制了作者思想的发挥。 （1）《中国和基督教》1982年值此利玛窦（Matteo Ricci，1552－1610）入华传教400周年之时，谢和耐在巴黎伽利马出版社出版了他的名著《中国和基督教》（Chineet Christianisme），这部著作一出版就引起了学界的高度重视，先后被译为法文、意大利文、西班牙文、英文，汉译本有两种。在中国文明中，存在着一种不同于西方的东西，西方信奉某个上帝作为精神支柱，而中国文明中，存在着一种并不依靠对某个上帝的信奉却仍得到高度发展的文明，这就引起谢和耐对中国研究的浓厚兴趣。《中国和基督教》一书并非传统的传教史，而是研究传教过程中的中西文化冲突，以此来研究中西文化的特质。全书分为五章：由同情到敌视；宗教态度与同化现象；宗教与政治；中国人的道德与基督教道德；中国人的天，基督教的上帝。谢和耐在本书中详细分析了明清鼎革之际中国与西方基督教世界在政治、历史、社会、思想、文化，尤其是世界观和伦理方面的异同，主要对中国文化和基督教文化的各个方面加以比较研究，通过中国人和传教士的自述，对比宗教以及社会形态、道德规范、政治、哲学、语言等方面的差异，表现了中西文化在第一次真正接触时所发生的强烈碰撞。在《中国和基督教》中，谢和耐没有叙述基督教在中国传播的过程，而把重点放在中国人对于基督教的反应上，从而指出中西方对人、对世界概念的根本不同。他指出，在中国人的世界观中，世界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因而并不需要一个作为创始者的上帝。他认为中国虽然可以与基督教世界接触和交流，有些中国人可能从表面上被归化为基督徒，但中国永远不可能被彻底“基督教化”，中国人也很难具有西方基督徒们的那种思想意识，而是始终都顽固地执著于他们自己所特有的文化和伦理传统，这就使那些雄心勃勃企图使全世界都“福音化”的基督教神学家们感到不快。谢和耐在基督教研究方面除了《中国和基督教》一书外，还有一些论文，有些已经由耿升先生译出，收在《明清间入华耶稣会士和中西文化交流》中，如《论17和18世纪的中欧交流》、《利玛窦的归化政策和1600年左右中国文化生活的演变》、《16世纪末至17世纪中叶的中国哲学和基督教》、《中国对基督教的第一次冲突》、《论1584年的第一部中文教理书的不同文本》、《17世纪的基督徒和中国人的世界观》、《利玛窦时代的中国文化形势》、《基督教在中国的首次同化尝试》等。谢和耐的基督教研究有两个显著特点：一是关于中欧文化比较。谢和耐在《中国和基督教》一书中特别比较了中国人的伦理与基督教的伦理，中国的天与基督教的上帝的异同，指出基督教士入华传教的困难在于中西文化的激烈冲突。二是注重技术史的影响，如对于基督教传教士所带来的科学技术的研究。他指出，传教士传教而带来的科学知识对中国科技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但基督教所传入的并非是当时最先进的科学技术知识，而且其传授科学技术的目的也是为了更广泛的传播宗教。（2）《中国人的智慧：社会与心理》此书是由法国巴黎加里玛尔出版社1994年出版的。它是作者的一部论文集，收入作者从1955－1992年的一些文章。本书分为“导论”，“政治与社会”，“人类学与宗教”，“思维方式”，“文字”等五部分。其中“政治与社会”部分收有“中国城市考”、“关于国家”、“历史与农业”、“人或文牍”、“论责任概念”、“儒教改革”、“16与17世纪的宴集、社团与交际”、“教育”等论文。“人类学与宗教”部分收有“论蛮夷的道德”、“他者的形象”、“裸葬”、“5至10世纪的中国佛教徒的焚身自杀”、“基督教在中国的同化问题”、“中国与耶稣会传教士第一次接触时的政治与宗教”等论文。“思维模式”部分收有“社会与思想史”、“论形神”、“冥想的技术、宗教与哲学”、“王夫之的哲学与智慧”、“怎样读史”、“论变化概念”、“中国与欧洲碰撞中的时空、科学与宗教（17－18世纪）”等论文；“文字”部分收有“文书与历史”、“文字的外形及心理学功能”、“灵佑语录”、“近海集”等论文。这些全都发表过。谢和耐的这本书内容很广，包括有：反映中国农业变化发展；研究唐甄及明末清初思想；研究唐律；论述宋代及明清思想史；研究明代的集会及结社；研究中国的一系列教育制度；研究佛教徒自焚；论述基督教归化；研究基督教入华时的政治及宗教形势；对中国社会思想史的概述；对基督教与中西文化交流的探讨等等。 诚如谢和耐在《中国社会史》的汉译本序中所说，他非常注重技术史，他认为技术与社会发展是不可分割的，它们对于改变历史起着决定影响。因此他于1984年创立了798研究组，简称GDR798，即“中国、朝鲜、日本科学技术史研究组”。GDR是研究组(Groupe de recherche)的缩写，798是法国国家科研中心（CNRS）备案和支持的众多科研团体中的编号。GDR798组筹备成立之初，谢和耐曾提议开展一种“有提纲的合作研究”。这种研究未必纳入国家科研中心的固定计划，然而，它应该围绕中国及其文明圈的历史，并就若干以科学为基础的观念展开综合思考。他的倡议，很快就获准实施。一个以研究中国、朝鲜和日本科技史为中心任务的研究组，正式在巴黎出现。谢和耐本人，便是该组的第一任领导，任期为1984年至1992年10月。1990年，谢和耐与荷兰汉学家许理和一起，又提出一个研究课题：“从17至18世纪东西方科学宗教文化的相互影响，看欧洲与中国的关系”这一研究课题，后来被称为“欧洲计划”。计划的实施，势必引导人们重新关注当年天主教士的特殊历史作用——即他们在特定历史条件下推动东西方文化交流的作用。计划的开展，不仅囊括了德、比、荷兰等国的大量研究人员，而且也吸引了其他地区的专家学者。
汉语言文学是研究中国词语、句法和传统的诗词、 散文 等文学作品的课程,是通过对其基础知识的理解和认知来学习汉语言的主要能力,其在学习的过程中要具有中国语言功底和写作能力,更是追求各种文字美的关键。下面是我为大家整理的汉语言文学 毕业 论文，供大家参考。
汉语言文学毕业论文 范文 一：汉语言文学专业应用性问题分析
一、研究背景
汉语言文学专业，也就是早年间人们口中的中文系。毋庸置疑，汉语言文学专业有着十分源远流长的教学历史，同时在时间的沉淀之下，也形成了独具一格的教学传统。在新中国还没有成立时，也就是我国的民国时期，近代 教育 刚刚萌芽，中文系应运而生，这也就是现在的汉语言文学专业的雏形。中文系承载着我国熠熠生辉的 传统 文化 ，蕴含着无数先人的人生菁华。即便是在战乱时期，也没有让一个个的热血青年放弃对中文的热爱。在不断的积累沉淀后，汉语言文学专业形成了自己稳定的教学模式，其教学内容也逐步固定下来。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汉语言文学专业的高校招生比例非常大，同时就业率也相对较高。然而近年来社会经济发展迅速，社会上对于经济专业，管理专业的人才需求增加，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地位受到了来自各个方面的挑战，至今汉语言文学专业仍然处于一个瓶颈时期，如何进行有效的转型成为了众多汉语言文学教育专家首要解决的问题。按照现代教育学理论来看，应用性是衡量一个学科教育模式是否先进，教学体制是否健全，教学发展水平高低的一个非常关键的标准。而现在的汉语言文学专业恰恰缺乏的就是专业的应用性。显而易见，这是由于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历史决定，传统的教学模式不足以适应如今社会的发展，就导致了近年来报考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学生大大减少，就读汉语言文学专业的不少学生都是被调剂的，社会对于汉语言文学专业的认识也发生了微妙的变化。提高汉语言文学应用性俨然成为了奔赴在汉语言文学教育前线的工作者们的不得不面对的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从教育学原来角度来看，一个学科的应用性指的便是该学科所涉及到的在实践过程中转变为解决问题的能力或者说指导解决问题的能力，除此之外，还包括该专业的毕业生是否能够运用专业知识来发挥所长，狭隘的来讲，就是能否在工作中灵活运用自己专业的知识。笔者将以北京师范大学汉语言文学专业来展开分析研究。
二、汉语言文学教育的现状特征
1、汉语言文学专业历史悠久，教学内容固定
在近现代高等教育刚刚产生之初，北京师范大学也就是京师大学堂师范馆创建于1902年，随着学校的建立，汉语言文学专业也随之出现，至今已有110余年的历史，为国家建设培养了大批英才，也为二十世纪中文学科的建设和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鲁迅、钱玄同、刘半农、黎锦熙、沈从文、沈兼士、顾随、余嘉锡、吴承仕、黄药眠、钟敬文、谭丕模、穆木天、叶丁易、刘盼遂、李长之、李何林、陆宗达、萧璋、俞敏会通开新，炳耀学界;启功、郭预衡等先贤奠定了文学院稳重求实不务虚名、锐意创新不断进取，既坚守学术家园，又保持现实关怀的良好学风。
2、文学性人才多于实用性人才
长久以来，无论是在世人的眼中，还是事实上，汉语言文学专业已然成为了诗人的摇篮，知识分子的海洋，但是这些名号称谓都不能称之为社会意义上的职业，其应用性也相对较低。不少高校因此开具了新闻学，翻译学，对外汉语等专业，来平衡汉语言文学的应用性与文学性。但是现实是残酷的，随着近年来汉语言文学专业就业率持续降低，为了躲避就业压力，不少学生都选择读研，而读研之后又不知何去何从。汉语言的文学性太强，以至于不少人认为汉语言文学专业是贵族专业，是不愁吃穿，不担心就业的学生选读的专业。归根究底，便是课程设置方面文学内容连篇累牍，而实践性课程较少。
3、汉语言文学专业实践性教学内容缺乏
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实践性教学内容缺乏是大多数汉语言文学专业的短板。以北京师范大学为例，北京师范大学汉语言文学专业是国内数一数二的汉语言文学专业，其研究水平和北京大学不相上下，也是北京师范大学的三大王牌专业之一。但其实践性课程较少却是不争的事实。语文教育学，创意写作，翻译理论与实践是为数不多的实践性课程，却是选修课程，并不能覆盖到全部学生。有的学生更偏重文学性，就会避开实践性的选修课，一定程度上讲，实践课程教学任务大于理论课程，这也就导致了学生尽可能地避免实践性课程的选择。笔者认为，可以给学生最大的自由，但是更应该给学生一个引导，可以让学生在实践课程的范围内，必须选定相应数量的课程来提高学生的实践性。
三、为什么要提高汉语言文学专业应用性
1、提高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应用性是顺应社会发展的必然
二十一世纪，社会对于人才的需求不仅仅需要具备丰富的知识，同时还需要具备较强的应用能力，综合性人才是当今社区缺乏的人才，也是我国高校需要重点培育的人才。因此，汉语言文学专业必须顺应时代的潮流，培养既具有文学性，又具备应用性的综合性人才，促进汉语言文学专业学生更好地就业。
2、提高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应用性是我国素质教育的要求
早年间，我国不断推进素质教育，在中小学开展综合培养，而在我国高校，也正如火如荼的开展素质教育。素质教育的目标便是提升我国预备人才的综合能力，使得学生全面发展。
四、如何提高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应用性
1、推进学科教育体制建设
教育体制包括了教学内容，教学模式。要想增强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实用性，就要与时俱进地更新教学内容，丰富教学样式。以北京师范大学为例，在2015年左右，进行了教学内容的大改革。将原有的大篇幅的文学史的教学，进行了压缩，设置了精读名著的单独课程，最大程度了满足了学生的兴趣，同时也实现了学有所专，学有所用。并设立了导师制，学生参与到导师的教学研究中，大大增加了学生的实践 经验 。由此可见，实现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实用性，就需要通过课程的设置，完善必修课和选修课的选定方式，优化学生的知识结构，增强他们运用语言的实践能力。
2、改善陈旧的教学方式
由于汉语言文学专业的传统性，加之汉语言文学专业人数众多，不少汉语言文学课堂充斥着满堂灌，照本宣科的状况。老师讲课是老师的事，学生听课是学生的事，教与学剥离开来。这种陈旧的教学方式，早就应该被高校淘汰。理科专业实用性强的一个原因，便是学生和老师一起进行实验研究。那么提高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实用性，也需要教学相长，老师带领着学生一起研究，利用现代化信息手段来支持教学，是必经之路。
3、加强学生语言应用能力的提升
汉语言文学专业学生应该具备的一个重要技能便是语言运用能力，然而语言运用能力不仅仅包括写作，还包括口头表达能力，阅读理解能力。因此，高校不能够仅仅凭借写作能力来判断学生语言运用能力的高低。这就需要，学校注重对各个方面的语言运用能力的培养，能够让学生挥发所长，尽可能地让学生全面发展，具备过硬的综合能力。
4、树立创新的教学观念
汉语言文学专业的转型势必要推陈出新。只有学校倡导教师和学生具有创新的观念，营造出思维活跃，百花齐放的自由的思想氛围，才能够让教师们解放思想，让学生们自由翱翔。培养学生的自主创新能力，势在必行。
汉语言文学毕业论文范文二：汉语言文学专业人才培养模式探究
1、前言
汉语言文学专业被誉为文科的万能专业，毕业生能够从事与社会人文领域相关的全部工作，但是随着市场化竞争的日益激烈，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就业形势不容乐观。主要原因之一就在于汉语言文学专业的人才培养体系缺乏应用性，而人文应用型人才是指掌握一些实用技能及相应人文知识的人才，集应用性与人文性于一身,秉受人文精神，希望能够基于精神层面来对世界和社会予以改造，从而更好地为我国的文化建设、经济建设、社会建设服务。本文就汉语言文学专业人文应用型人才培养模式进行探究。
2、汉语言文学专业人文应用型人才培养目标定位
从目前来看，各个行业、各个部门之间的交流与融合日益增多，单纯的汉语言文学专业毕业生已经很难满足社会的需要，这就要求我们要深入研究汉语言文学专业的人才培养目标，重新定位。基于不同行业、不同部门对于汉语言文学专业人才的需求来形成具有特色的培养模式。与此同时，汉语言文学专业毕业生还应该具有熟练运用现代媒体的能力，以及过硬的听说读写能力，融合多种知识，只有这样，才能够有效地满足社会的发展需要。
3、汉语言文学专业人文应用型人才培养模式的构建 措施
合理设置人文应用型课程体系
基于市场经济的要求，应该要为汉语言文学专业学生建立起灵活多样、厚基础、因材施教、多方向的培养模式，实行“基础课程+提升课程+应用行文课程”三结合。
(1)基础课程基础课程的主要目的在于培养学生从事语言教育科研和语言教学的能力，可开设 演讲与口才 、现代职业礼仪、基础教育课程改革、语文教学艺术、教师职业技能训练、教育研究 方法 、 语文教材 篇目研究与教学设计、语文课件制作、教师发展研究等多门课程。
(2)提升课程提升课程的主要目的在于升造学生的综合能力，训练科研能力，提升专业理论，可开设外国文学专题、杂文创作艺术论、现代汉语语法专题研究、唐诗宋词、音韵学、现代汉语虚词研究、中国当代文学专题、修辞学研究、中国古代文学专题、文字学、中国语言学史、国外汉学研究、文献学、影视艺术欣赏、汉语语法学史、中国现代文学专题、明清小说研究、逻辑学等多门课程。
(3)应用行文课程应用行文课程的主要目的在于培养学生从事机关文员的工作能力，可开设办公室礼仪、档案管理学、新闻采访与写作、应用写作、 人力资源管理 、公务员基础知识管理学、秘书学、 广告 学、行政法学、公共关系学、编辑与采访等多门课程。
以社会需求为导向，扎实推进教育教学改革。
务必要坚持立足地方、面向基层，积极推进汉语言文学专业人才培养模式改革，结合社会、市场及行业发展需求突出培养特色，深化学分制改革，完善选课制、弹性学制，研制适应市场需求的人才培养方案，实施校地合作、校企互动的实践教学模式，不断加强与地方政府、企业的全面联系与深度合作，使汉语言文学专业人才培养更符合社会需求，提高汉语言文学专业毕业生就业核心竞争力。
广建基地，深挖功能
为了进一步加强校地合作，拓展专业实习和就业 渠道 ，进一步提升汉语言文学专业学生的人文应用性，各高校应该应该要多与企业、地方合作建立起一批学生容纳能力强、专业对口性强的汉语言文学专业实习基地，倡导和鼓励大学生将实习与就业结合起来，避免为实习而实习，强调实习是就业的敲门砖，与此同时，还可以邀请实习基地领导来学校作就业指导讲座。一方面加大与实习单位产学研的合作，另一方面帮助.汉语言文学专业学生感受就业氛围，调适就业心态，树立正确就业观念。
全程辅助职业生涯规划
汉语言文学专业新生在入学教育时就应该被灌输 职业规划 的理念，积极引导学生树立起正确的成才观和就业观，并且要制定出符合自身实际的大学四年规划;对于汉语言文学专业大二学生，则应该对他们进行详实的就业形势分析，端正他们的就业观，引导学生主动、积极地为就业必备的技能和素质做好准备;对于汉语言文学专业大三学生，则应该加强分类指导，帮助学生对未来的职业去向进行选择，是选择独立创业，还是选择去企事业单位工作，还是选择报 考公务员 ，亦或者去学校当老师教书育人，或者深造读研。针对学生的不同职业选择来集中资源优势进行分类指导;对于汉语言文学专业大四学生，则应该进一步加强其未来的职业生涯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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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华兹一生的学术成就可以三本著作为代表，这三本书分别代表他治学的三个阶段：中国革命研究（共产主义运动史研究）、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中国先秦思想史研究。三本书分别是《中国共产主义运动与毛泽东的兴起》（Chinese Communism and the Rise of Mao，哈佛大学出版社，1951）、《寻求富强：严复和西方》（In Search of Wealth and Power：Yen Fu and the West，（哈佛大学出版社，1964）、《古代中国的思想世界》（The World of Thought in Ancient China，哈佛大学出版社，1985）。三本书贯穿了一个中心：思想史研究。《中国共产主义运动与毛泽东的兴起》是史华兹博士论文的修订本，主题是研究20世纪20年代至30年代的中国革命中意识形态的争论与毛泽东思想的关系。这是个典型的关于政治事态的历史学课题，但史华兹却将其与思想史研究结合到了一起，通过思想史研究去探讨中国革命中最具有重要意义的大问题，是一部以思想解释政治、用政治说明思想在历史中发挥作用的经典研究案例。在书中，史华兹驳斥了美国人中流行的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由苏联所控制这一假设，他阐述了毛泽东拒绝苏联人的命令，偏离苏联人的指导，以斗争而获得中国自己权力的观点，还指出共产主义通过扩大而分散了力量。史华兹建立了一种学术取向，即运用运动中的文本材料，在具体的历史情境和历史的偶然性中探索运动领袖的精神生涯及人格，从而理解意识和行动是如何关联的问题。为了给他人提供翻译文本以便共同探讨思想意识与行动实践之间的关联，史华兹与另外两位学者共同编纂了《中国共产主义历史文献》（A Documentary History of Chinese Communism，哈佛，1952），还将他有关共产主义的论文汇集成册，这就是《共产主义和中国：变动中的思想意识》（Communism and China：Ideology in Flux，哈佛，1968）。史华兹的第二部专著《寻求富强：严复和西方》（In Search of Wealth and Power：Yen Fu and the West，哈佛，1964）更为直接地提出了关于观念的问题。通过分析严复所译几部欧洲主要哲学著作，他向人们展示了这位晚清知识分子是如何探索、寻求欧洲内部社会一政治保持内聚力、文化一经济保持活力的秘密的。在严复看来，欧洲的富强导源于欧洲各国赋予个人私利以自由，以及在社会内部实行自由竞争和奋争之时的能量释放。比较而论，近几个世纪以来，中国日趋贫困衰落，究其原因，在于它的贤哲和统治者以保持社会和谐的名义，有意将文化引导到偏离斗争和竞争的路途上来。在使20世纪中国人的注意力转向反偶像、奋争、社会达尔文的进化论方面，严复做了许多重要工作。史华兹在对严复的解读中，指出斯宾塞有时对自己思想内部逻辑的理解并不如他的中译者那样严格。严复觉察到斯宾塞的生物进化哲学赋予国家以超越于他著名的个人主义的自由之上的优先权。在进一步地概述了西方人如何想当然地认为自由的社会政治理念和资本主义社会——经济体系的力量共同地促成了自由主义的因素之后，史华兹指出只是在19世纪早期，两者融合的发展脉络才显明起来。同时，他还阐述了阅读中国的文本如何显示了这个自由主义前提内部的根本张力。在热衷于政治的知识分子手上，严复所宣传的自由之价值更明显地成为服务于中国富强这一目标的工具。因此，自由理想主义者的自由理念只有在成为手段在一定程度上服务于国家富强的目标时才有价值。为了继续探讨东西方观念之间的关联，史华兹组织了研讨会，将讨论结果编辑成《五四运动的思考》（Reflections on the May Fourth Movement，哈佛，1972）。1976年，史华兹和罗思文（Henry Rosemont）在哈佛组织了为期两周的中国古代思想的学者研讨会，来自世界各地的45位学者参加了研讨。随后，两卷本的研讨论文由学者出版社出版：第一卷《中国古代思想研究》（Studies in Classical Chinese Thought）由他们合编而成（1979），第二卷《早期中国宇宙观探索》（Explorations in Early Chinese Cosmology）由罗思文编成（1984）。《古代中国的思想世界》（The World of Thought in Ancient China，哈佛大学出版社，1985）是史华兹的顶峰之作，它是史华兹几十年来教授、思考中国思想以及它与当代西方社会、学科之间关系的结晶。这本书的写作，史华兹不仅想说明中国古代思想与当代跨学科问题的关联，而且意欲彰显中国文化内部的多样性和它的张力。与中国文化研究的公式化、整体化范式相脱离，他与一些优秀的专家进行论辩。在他看来，这些专家对中国文化的阐释和建立起的范式，要么是掩饰了中国文化的内部张力，要么是简化了中西对比研究中的复杂性。然而，他从不将自己的评论当作对中国文化内部具有持续、共同的趋向的观点的全盘否认，在他的小部头著作《中国文化的价值》（China's Cultural Values）（亚利桑那州立大学亚洲研究中心，1985）中包括两篇有关这些持久文化取向的公开演讲。尽管他经常在著作中谈到他的思想假设，但他在《古代中国的思想世界》中揭示了更多他个人与课题之间、他的反省与课题之间的互动关系。此外，他十分努力、严肃地对待语言，以便准确、细致地将叙述和翻译传达给读者。对于这本书，他所设想的读者主要是广大的受教育者，而不仅仅是东亚研究的专家。而且，尽管他的读者在努力阅读他的著作时要受到智力、道德方面的挑战，但他们仍然反响很热烈。《古代中国的思想世界》获得了Pili Beta Kappa的爱默生奖（Ralph Waldo Emerson Award）、美国历史学会的James Henry Breasted奖。史华兹早期所获奖项中，有1953—1954年度的Guggenheim Fellowship、1974—1975年度牛津大学的Eastman Professorshipo。有一种看法认为，史华兹很关注语言哲学。不过，还有一种看法认为，史华兹的主要思想关注的是政治运作与权力观念的历史实质。史华兹的著作不太容易归入一个简单的主旨。也许可以用一根轴向来概括史华兹的思想内核：制度—文化。史华兹眼中的制度，并不仅仅是政治制度，而是包容了人类一切典章制度在内的制度，这其中最让史华兹感兴趣的无疑是政治制度，其次还有经济制度。史华兹的最后一本著述是《中国和其他事务》（China and Other Matters，哈佛，1996），这本书包括一个序言，在序言中，他就自身思考中国、理解中国的思想路途做了反省。这个序言为他临终前所写的收于本期中的文章提供某种较为广阔的背景（这篇文章的英文在《东西方哲学》上刊出）。这本书还包括一些重印的论文，这些论文反映了史华兹作为一位人文学者所具有的超越于中国研究之上的普遍关怀。例如，他在1978年的Daedalus上发表了《当代世界中的卢梭性》（The Rousseau Strain in the Contemporary World），探索了卢梭现代化的道德观念如何影响了“新左派”对艺术、政治更为激进的论调，以及城邦的爱国观念如何转化为民族主义的信仰，遗憾地是，虽然他为1975年那期讨论公元前第一个千年的Daedalus所写的序言被收入该文集，但他自己关于早期中国超越时代的论文却没有收入。史华兹的一些深思熟虑的论文时而出现在Daedalus和其他期刊，以及一些会议文集中，在那里，他有机会以人文学者的身份，就一些提供给他的直接话题，做超越中国研究之外的有关世界宗教、道德、文化等问题的专门研究。
内容摘要：
本世纪以来，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和人类生活质量的提高，人们业余文化生活也越来越丰富多彩，而戏曲也渐渐重新得到了人们的青睐，学者、专家对其的研究也逐渐提上了日程。
关键词：
元曲四大家、戏剧经典人物形象、研究述评
正文：
关汉卿的《窦娥冤》，感天动地，使闻者伤心，听者流泪；白朴的《梧桐雨》，向我们讲述了一位帝王与妃子的真挚情感；马致远的《汉宫秋》，写尽了一代明君为了国家的兴盛痛失所爱的心酸；王实甫的《西厢记》表达了“祝天下有情人终成眷属”的美好愿望。走近他们，觉得这些人物仿佛成了一个个活灵活现的形象出现在我们眼前，引得我们不住的去探究、思索。
一、 感天动地窦娥冤
关汉卿，号已斋叟，汉卿是他的字，前半生坎坷，在夹缝中求生存，后半生积极创作，留下了许多脍炙人口的剧作，如带有喜剧色彩的《救风尘》和悲剧《窦娥冤》，体现了他对人民的同情和对黑暗腐朽社会的不满。但相比较而言，我更欣赏窦娥，以下是对她的形象研究分析。
简单地说，窦娥的一生充满悲剧色彩，幼年时父亲为了能有盘缠上京赶考，把她卖给蔡婆婆家当童养媳，成年后又经历了丧父之痛，不过这一切对于从小在苦日子中“浸淫”过的窦娥来说，都算不了什么。但是从这时起，才是她悲剧命运的开始及生命的终结。在要不要改嫁的问题上，窦娥和蔡婆婆产生了意见分歧，蔡婆婆是年长寂寞，本无可厚非，但她最不该的是不顾窦娥的意愿逼她改嫁，这倒也就罢了，蔡婆婆毕竟是她的长辈，“尊老爱幼”的孝道不允许她忤逆婆婆。当然，如果放在现代，我绝对支持窦娥的做法——拒婚不从，但是那个时代这样的做法是不明智的，更何况她并不是完完全全的不尊重蔡婆婆，至少她的死因是帮蔡婆婆顶罪。窦娥不畏强权、敢于抗争的'精神值得人称道，但她的死往往会让人产生“生不逢时”的惋惜。
在窦娥死前，她曾经发了三个誓言，即血溅白练、六月飞雪、三年大旱，我个人觉得，这三个誓言，除了六月飞雪，都是有可能发生的，而“无巧不成书”，这样的际遇也恰恰证明了窦娥遭受的不平，所以可以说，她是一个骨子里倔强但却有着自己为人处事的原则的人。
二、秋雨梧桐夜落时
白朴，字仁甫，号兰谷。他自幼颠沛流离，作品的字里行间流露出一种浓重的沧桑感。而他所传至今的《梧桐雨》和《墙头马上》，却偏偏是爱情题材的戏剧，而我这里所要说的是及爱情、政治为一体的历史剧《梧桐雨》，题名来自白居易的同题材诗作《长恨歌》中“秋雨梧桐夜落时”一句。这一句给人一种暗示李隆基和杨玉环的结局的意味，因而我很喜欢，这是一种凄楚之美。
李、杨的爱情故事，有点俗套于传统的“才子佳人”小说，但因为男女主角身份尊贵，再加上当时的政治动荡，而使得这样的爱情有了一抹不一样的色彩。“自古帝王多薄情”，所以李对杨的情，成了杨“红颜祸水”的佐证，这不得不说是一种悲哀。作为一名帝王，“要江山更要美人”其实有时候是一种遥不可及的梦想，现实情况是“为江山弃美人”，四大美女之一杨玉环的悲剧命运其实与她所处的时代密不可分的。
三、破幽梦孤雁汉宫秋
马致远，号东篱，他的《天净沙 秋思》被称为“秋思之祖”，他本人也有“曲状元”的美誉。同时，马致远也写过一系列杂剧，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汉宫秋》。
《汉宫秋》是围绕历史上出名的“昭君出塞”的故事而创作的，关于这一历史事件一直以来都是众说非云，而我比较欣赏的“事实”是前几年拍的由李彩桦主演的电视剧《昭君出塞》，毛延寿对昭君一见钟情，因而私藏昭君真实画像，昭君与呼韩邪在成婚前巧遇，两情相悦，而汉元帝则成了彻彻底底的“跑龙套”。这个版本降低了昭君在边塞生活的艰难困苦的生活，将呼韩邪与昭君之间由美色产生的欲望上升到由情爱产生的欲望，唯一美中不足的是，昭君由为国牺牲变成了为爱奉献，削弱了她的形象对后人的启发影响作用。不过说到底，她也只是个小女人罢了。但是，即便如此，我仍然很佩服她的远嫁他乡的勇气。毕竟，就现代的观念来看，远距离恋爱都难保劳燕凤飞，何况是为了爱人嫁到人生地不熟的地方呢，也或许，你勇敢了一回，做了选择，但当激情退去，你还能用什么来支撑你的婚姻？因而我认为，“有情人终成眷属”并不难，难的是之后你该怎么做。
所以说，昭君是果决的，亦是幸福的，因为她一直清楚自己要的是什么，并愿意为此付出努力。
四、天长地久西厢记
王实甫，名德信，代表作《西厢记》，简言之，讲的是丞相之女崔莺莺与赴考考生张君瑞一见钟情，私定终身后终成眷属的故事。
《西厢记》不同于一般的“才子佳人”类的小说，它有一个完美的大结局，但这并不表示我对崔莺莺的做法是赞同的。身为一名大家闺秀，私会男子并以身相许是绝对不明智的，不然现代也不会有“先上车后补票”的事件的发生了，其实追溯起来，古来有之。记得曾经有人说过，年轻人要爱惜自己的羽毛，而我要说，女孩子要懂得保护自己，嫁给一个爱自己而自己不爱的人并不可怕，糟糕的是，当一切尘埃落定，“不贞”却成为了夺走你幸福的侩子手。
结论：
“情”之一字，其实是世上最难解的题，当友情、亲情、爱情产生冲突时，该如何取舍？我记得《昭君出塞》中昭君决定虽呼韩邪离开时，呼韩邪问过她选择的原因，昭君说“离开父母我会心痛，而离开你我会心碎，所以我情愿心痛也不愿日后心碎”。这句话曾一度感动了我，至今记忆犹新。誓言往往是美好的，可当它冲撞了现实，选择便成了最为艰难的事，有些事我们没经历过所以不能带有偏见，综观现实才能做出最为恰当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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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元曲家生平及心态三题》，载《中州学刊》2003年第2期；2.《徘徊在传统和现实之间——元后期两类曲家生平遭际及其心态描述》，载《词曲研究的新拓展》（周云龙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3．《“登楼意，恨无上天梯”——元曲家马致远心态剖析》，载《中华艺术论丛》第1辑，第146-155页，上海辞书出版社2003年版；4．《明初剧场及其演变》，载《艺术百家》2003年第2期；5．《明代北曲剧场兴衰论》，载《社会科学辑刊》2003年第6期；6．《文人剧与南杂剧》，载《东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1期；7.《明初社会变革及其后果》，载《盐城师院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1期。8．《汪道昆及其杂剧创作》，载《学术界》2003年第6期；9．《也评〈中国昆剧大辞典〉的编纂出版》，载《剧影月报》2003年第4期；10．《童子戏简论》，载《中华戏曲》第29辑，文化艺术出版社，2003年版；11．《说“穷苦之言易好”》，载《古代文学理论研究》第二十一辑（徐中玉、郭豫适主编），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12．《艺术魅力：真实生命之内充》，载《文艺理论研究》2003年第 1期；13.《辽金元文学与文人境遇》，载《民族文学研究》2003年第 1期；14.《从另一角度看文人境遇与辽金元文学》，载《光明日报》2003年7月30日“文学遗产”栏；15．《人格自尊与文化尊道——刘因心态剖析》，载《徐州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4期；（以上2003年） 1.《试析〈谢天香〉、〈金线池〉的幽默喜剧本质》，载《东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3期；2.《“家乐”——明代戏曲特有的演出场所》，载《戏剧》2002年第2期；3．《沈璟及其昆曲杂剧》，载《东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1期；4．《孟称舜的编剧理论及美学思想之我见》，载《古代文学理论研究》第二十辑（徐中玉、郭豫适主编），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5．《生命：悲怨文学的活力之源》，载《文史哲》2002年第4期；6．《儒学伦理道德与中国悲怨文学》，载《徐州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1期；《新华文摘》2002年第6期转摘；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伦理学》2002年第11期转载；（以上2002年） 1．《〈西厢记〉“王作关续”说辨析》，载《艺术百家》2001年第4期；2．《白朴心态历程剖析》，载《淮阴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2期；3．《杂剧史上所谓“明初十六子”辨析》，《剧影月报》2001年第3期；4．《试论杂剧史上的所谓“明初十六子”》，《古籍整理研究学刊》2001年第4期；5．《与道共进退——许衡及其心态》，载《南通师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1期；6．《丛知恩图报到自悔自责——试析赵孟頫的心态历程》，载《江海学刊》2001年第3期；(以上2001年) 1.《本色鲜明，剧家之曲——关汉卿散曲论之二》，载《漳州师院学报》2000年第1期；2．《万种离愁，无限情思——〈西厢记·长亭送别〉赏析》，载《剧影月报》2000年第1期；3．《从情系人生到兴亡空幻——白朴心态历程剖析》，载《霍松林先生80寿辰纪念文集》第1145-1163页，陕西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4．《明代文人剧及其表现特色》，载《南京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00年第1期；5．《试论明代文人剧的内容特点和表现手法》，载《艺术百家》2000年第1期，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戏剧、戏曲研究》2000年第8期转载；6．《明杂剧〈月下老定世间配偶〉考述》，载《中国文化报》2000年9月14日《古典戏曲论坛》；7．《世纪之交江苏省古典戏曲研究的回顾与展望》，载《东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0年第1期；8．《江苏省古典戏曲研究管窥》，载《剧影月报》2000年第5期；9．《再论元诗分期标准及有关问题——兼答门岿先生》，载《淮阴师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0年第3期，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中国古代近代文学研究》2000年第8期转载；10．《李汝珍年谱》，载《文献》2000年第1期；(以上2000年) 1.《关汉卿生卒年辩正》，载《山西大学师范学院学报》1999年第4期；2．《杨讷〈西游记〉杂剧简说》，载《古典文学知识》1999年第4期；3．《明杂剧社会背景探源》，载《东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9年第1期；4．《略论明杂剧的历史价值》，载《艺术百家》1999年第2期，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戏剧、戏曲研究》1999年第8期转载；5.《晚明稀见杂剧钩沉(1-5)》，载《江海学刊》1998年第4期至1999年第2期；6．《晚明杂剧六题》，载《古籍整理研究学刊》1999年第2期；7．《叶小纨和她的〈鸳鸯梦〉杂剧》，载《中国文化报》1999年12月26日《古典戏曲论坛》；8．《思想解放与文学变迁——兼论中国文学史的分期问题》，载《江海学刊》1999年第9期，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中国古代、近代文学研究》1999年第7期转载；9．《评〈李师师外传〉兼及宋人传奇》（与孙巧琳合作），载《南京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9年第6期；10．《元代诗歌的分期及其评价问题》，载《淮阴师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9年第3期，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中国古代、近代文学研究》1999年第8期转载；11．《〈西游记〉艺术层次论》，载《明清小说研究》1999年第1期；（以上1999年） 1.《“关、白、马、郑”与元曲四大家》，载《漳州师院学报》1998年第1期；2.《关汉卿身份续考》，载《戏曲研究》第54辑，文化艺术出版社1998年版；3．《〈李逵负荆〉简说》，载《古典文学知识》1998年第4期；4．《明代文人剧在戏剧和文学史上的地位》，载《艺术百家》1998年第1期，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中国古代、近代文学研究》1998年第7期转载；5．《一曲以情反礼的青春颂歌——〈牡丹亭·闺塾〉赏析》，载《剧影月报》1998年第5期；6．《从先驱者到孤独者：耶律楚材心态剖析》，载《南京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1998年第3期，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中国古代、近代文学研究》1998年第10期转载；（以上1998年） 1.《谈元曲兼及“一代之文学”问题》，载《江海学刊》1997年第1期；2.《本色与当行——兼谈元曲本色派问题》，载《剧影月报》1997年第2期；3.《关汉卿身份考述》，载《南京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1997年第2期，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中国古代、近代文学研究》1997年第8期转载；4.《关汉卿北方时期作品考论》，载《文献》1997年第1期；5.《关汉卿行迹推考》，载《晋阳学刊》1996年第5期，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中国古代、近代文学研究》1997年第2期转载；6.《关汉卿籍贯考述》，载《晋阳学刊》1997年第4期；7.《双赴梦：一部复仇型抒情悲剧》，载《艺术百家》1997年第1期；8．《西厢记：一部悲喜剧》，载《美学艺术学研究》（汝信、张道一主编）第2辑，江苏美术出版社1997年版；9．《元代社会变革与中国古典文学》，载《东南大学社会科学论丛》（刘道镛主编，徐子方副主编）第2集，东南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10．《悲剧之生命，生命之悲剧：〈三国〉、〈水浒〉作家作品比较论》，载《明情小说研究》1997年第2期；（以上1997年） 1.《两部令人心酸的感伤喜剧——试析关汉卿杂剧〈调风月〉、〈拜月亭〉》，载《艺术百家》1996年第2期；2.《情韵深深，诗家之曲：析关汉卿散曲的传统风格》，载《漳州师院学报》1996年第2期；3．《错落有致，简而传神——说〈长生殿·惊变〉》，载《剧影月报》1996年第5期；4．《〈西游记〉艺术手法综论》，载《东南大学社会科学论丛》（刘道镛主编，徐子方副主编）1996年第1集；（以上1996年）1.《戏曲学——中国戏剧学论纲》，载《艺术学研究》（张道一主编）第1集，江苏美术出版社1995年版；2.《关汉卿研究》，载《文献》1994年第4期，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戏剧、戏曲研究》1995年第2期转载；3．《从关汉卿现存作品看〈西厢记〉杂剧作者问题》，载《江海学刊》1995年第5期，《新华文摘》同年第11期转摘；(以上1995年)1995-19871.《关汉卿考异》，载《河北师院学报（社会科学版）》1994年第3期，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中国古代、近代文学研究》同年第10期转载；2．《明前期宫廷北杂剧略论》，载《河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1994年第2期，《高校文科学报文摘》同年第4期转摘；3．《关于洪升生平思想的两大问题》，载《东南文化》1994年第4期；（以上1994年）1.《戏曲小说与中外文化》，载《陕西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3年第1期，同年第4期《高校文科学报文摘》转摘；2．《重写文学史的大胆尝试——评〈文化建构文学史纲〉》，载《中国图书评论》1993年第5期；3．《新编全唐五代文整理札记》，载《古籍整理研究学刊》1993年第3期；（以上1993年）1．《作家的经历体验与作品的悲剧意蕴：〈三国〉、〈水浒〉比较研究初探》，载《淮海工学院学报》1991年第1期；（以上1991年）1.《关汉卿在世界戏剧和文学史上的地位》，载《河北学刊》1990年第3期，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中国古代、近代文学研究》同年第9期转载，《高校文科学报文摘》同年第10期，《中国语言文学资料信息》同年第5期转摘；2.《“初为杂剧之始”符合历史真实——关汉卿行年史料辨析》，载《江海学刊》1990年第5期，《高校社科情报》1991年第3期转摘；（以上1990年）1．《明代南杂剧略论》，载《陕西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9年第3期，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中国古代、近代文学研究》1989年第12期转载，《高校文科学报文摘》1990年第1期转摘；（以上1989年）1．《试论杂剧入明后的两次重大转变》，载《江海学刊》，1988年第5期；（以上1988年）1.《中国戏曲晚熟之非经济因素剖析》，载《陕西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7年第1期，同年第4期《高校文科学报文摘》、同年第7期《文史知识》“文史信息”均予转摘；（以上1987年）
那个时期也是中国文化很繁华的时段，建议你从秦汉时期的历史著作入手，通过写他们的成就来反映先秦两汉的文学，下来可以一石二鸟！
秦汉散文 秦王朝作为一个中央集权的统一封建国家只存在15年。这期间除皇帝的诏令和臣下的奏疏等实用文字外，没有散文名篇传于后世。而在文学发展中起过一定影响的是完成于秦统一前秦王政八年（公元前 239）的《吕氏春秋》和李斯作于秦王政十年的《谏逐客书》。前者由秦丞相吕不韦主持，由其门客集体编著，它同先秦其他诸子散文一样，有不少地方借寓言故事说理，富于文学意味；书中还保存了大量先秦时代的文献和佚文遗闻，是后世研究先秦历史文化的重要资料。后者是李斯为谏阻秦王拟驱逐六国来客而作。文章揆之以事理，说之以利害，排比铺张，有战国纵横家说辞的气势；而在文辞的修饰整齐、音节的和谐流畅等方面，又是汉代政论文和辞赋的先声。 两汉散文中最先发展起来的是政论文。西汉初年，战国时代诸子百家争鸣的余风犹存。一些作家继承先秦诸子的优良传统,关心国家和社会的发展,面对现实，分析形势，勇于表示自己的政治见解和主张，使汉初政论文具有鲜明的时代色彩。贾谊和晁错是这一时期政论文的代表作家。他们的政论文作品或针砭时弊，分析社会实际存在的矛盾；或总结秦王朝短期覆亡的原因，借古喻今，都写得深切著明，有很强的说服力和感染力。就文章风格而论，贾谊、晁错各有特点，鲁迅在《汉文学史纲要》指出：贾、晁为文皆疏直激切，尽所欲言，贾谊有文采而比较疏阔,晁错则见识深远,他们的政论“皆为西汉鸿文，沾溉后人，其泽甚远”。 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经学成为士人仕进的工具，而经学家的家法森严，章句烦琐，许多士人皓首穷经，日益脱离现实而不切实用。西汉末年，谶纬之学兴起，东汉大盛，使空疏的经学又增加了神学色彩，一般士人也无不受到影响。所有这一切，使一般政论文也蒙上了空疏神秘的经学雾障，迂腐板滞而缺少生气。但少数作家能够冲破经学的束缚，继承贾谊、晁错的传统，对封建社会中日益尖锐的种种矛盾，统治阶级的腐化侈靡以及神学化的经学作了揭露和抨击。在文章风格上因受到辞赋创作的影响，有趋于整饬、排比的特点，但思想内容则与辞赋相反，绝少对封建统治阶级的颂扬。 西汉宣帝时的桓宽根据昭帝始元六年(公元前81)盐铁会议的文献，剪裁、组织而成的《盐铁论》，不仅保存了西汉中叶的经济思想史料，也对当时的社会面貌有具体生动的反映，其中对时政的批评，对社会不合理现象的揭露,对不切实际、迂腐经生的讽刺,都很深刻。在形式上，《盐铁论》是汉赋主客问答形式的改造和变化，有创新意义。东汉政论文较著名的有王符的《潜夫论》、崔□的《政论》和仲长统的《昌言》。它们对东汉中叶以后的社会有不少深刻的揭露和尖锐的批评，文章结构严密，语言质朴，并常以历史故实和生动的比喻增强其论点的说服力。但就文章气势和文采而言，一般不如西汉的政论文。 东汉初年的王充是中国古代杰出的唯物主义的思想家，所著《论衡》（85篇）是中国思想史上一部重要著作,他高举“疾虚妄”的旗帜,批判了当时统治阶级所提倡的对于天道神权命运的迷信，并对传统的思想提出了大胆的怀疑。他批评当时儒者“好信师而是古，以为贤圣所言皆无非”的错误态度，并在《问孔》、《非韩》、《刺孟》等篇中，对被儒家奉为圣人的孔孟的言论做了分析，并指出其荒谬的地方。由此出发，王充还对当时以辞赋为主的正统文学的华而不实，伪而不真的文风进行了尖锐的批判，并在《艺增》、《超奇》、《佚文》、《案书》、《自纪》等篇中提出了自己的正面主张。 汉代散文中的史传文成就突出，在中国古代文学发展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史记》、《汉书》在整个封建时代，都被史学家及文学家奉为典范。 中国史官的建置极早，他们掌管国家的典册，记言记事,积累并整理了大量文献,供统治者咨询和使用。现存的儒家“五经”及《左传》、《国语》等，其初大都出于史官之手。战国以后，特别是经过秦火，至汉王朝建立时，史官制度已名存实亡，典籍图书的散失更加严重。经过六、七十年的休养生息，至汉武帝时，社会经济、文化才出现了繁荣的景象。与思想文化上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政策一致，总结、整理历史资料就成为文化思想的必然趋势。《史记》就是在这样的社会条件下出现的。《史记》是中国史学中一部继往开来的伟大著作，作者司马迁创造的以人物为中心的纪传体，在汉以后一直是历代王朝正史所沿用的体制。而《史记》的人物传记,由于作者的匠心独运,使之成为中国古代历史传记文学的开山之作，后代的文学家从中受到的影响是多方面的。宋代郑樵说：“百代而下，史官不能易其法、学者不能舍其书。”鲁迅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都说明司马迁对中国文学发展的伟大贡献。 汉宣帝以后，有不少文人缀集时事续补《史记》。 东汉初年班彪“继采前史遗事,傍贯异闻,作《后传》数十篇”（《后汉书?班彪传》）。其子班固在此基础上，撰成《汉书》。《汉书》的体制虽承袭《史记》，但它是中国第一部断代史,记载了汉高祖元年(公元前206)至王莽地皇四年(公元23)共 229年的断代历史，是继《史记》之后又一创造和发展，对后代史学和文学都产生了重大影响。长期以来，史学界均以班马、史汉并称。 汉代散文，据《汉书?艺文志》著录还有小说一类，《艺文志》载“小说十五家千三百八十篇”（实为一千三百九十篇）。班固说:“小说家者流，盖出于稗官,街谈巷语，道听途说者之所造也。”(《汉书?艺文志》)桓谭也说:“小说家合丛残小语,近取譬论,以作短书,治身理家,有可观之辞。”(《文选》江文通《杂体诗》李善注引《新论》)汉代小说作品大都亡佚,现存题为汉人所作者,如《十洲记》、《西京杂记》、《汉武帝内传》等,均出后人伪托。但据班固、桓谭所论,及汉代小说佚文、伪书所记,推测其内容当系志怪、志人之类,实为魏晋小说之滥觞。由于这些著作“大抵或托古人，或记古事,托人者似子而浅薄,记事者近史而悠缪”，“不本经传,背于儒术”（鲁迅《中国小说史略》）,因而为当世儒者所轻贱,以至无法流传于后世。汉人小说虽不存,但现存的汉代散文著作中亦有类似小说者，如刘向的《说苑》、《新序》、《列女传》。作者编纂这三部书的本意是用历史故事来宣扬封建的政治思想和伦理道德观念，但其中除有先秦至汉代的史事外，也有一些流行于民间的轶事、传说和寓言，颇与后世小说相近。此外，《吴越春秋》、《越绝书》,旧时书录均入史部,称之为“杂史”、“载记”。两书都是叙述春秋末年吴越争霸史实，主要根据《国语》，亦兼采《左传》、《史记》的记载，但其中也融入了有关的民间传说，《四库全书总目》称《吴越春秋》中“处女试剑,老人化猿,公孙圣三呼三应之类，尤近小说家言,然自是汉晋间稗官杂记之体”,其写法对后世历史演义小说是有启发的。
先秦散文有一个特点，那就是文史哲三位一体。你可以从这方面下笔
这一时期，无论是历史还是思想，文章，都是很丰富的，建议你以专题来写，那样范围不是很多，例如解析诗经，九首古逸歌谣九首也是很能反映当时社会民风的，历史散文方面，从尚书，左转，国语，到战国策，在到史记，汉书，这些史家经典是很值得研究的，写起来范围内容也都很丰富，诸子百家是我最喜欢的，思想性，艺术性都是没的说的，美学方面，建议你看些辞赋吧，两汉时期的赋文是很多的
浅析中国历代服饰与文化 服饰是人类特有的劳动成果,它既是物质文明的结晶，又具精神文明的含意。人类社会经蒙昧、野蛮到文明时代，缓缓地行进了几十 万年。几乎是从服饰起源的那天起，人们就已将其生活习俗、审美情趣、色彩爱好，以及种种文化心态、宗教观念，都积淀于服饰之中，构筑成了服饰文化精神文明内涵。本文章将从中国历代服饰的介绍，探讨服饰文化体现的本色品味的经典风情和人类智慧的相通、相容性以及阶级观念在服装上的体现。原始社会服饰从出土文物方面考察，服饰史的源头，可上溯到原始社会旧石器时代晚期 。在北京周口店山顶洞人（距今万年左右）遗址中，发现有1枚骨针和141件钻孔的石、骨、贝、牙装饰品。中华服饰文化史由此发端。在纺织品出现之后，贯头衣已发展为一种定型服式，在相当长时期、极广阔的地域和较多的民族中普遍应用，基本上替代了旧石器时代部件衣着，成为人类服装的粗型。新石器时代除有笼统式服装外，还从一些陶塑遗物发现有冠、靴、头饰、佩饰。商周服饰由商代到西周，是区分等级的上衣下裳形制和冠服制度以及服章制度逐步确立的时期。西周时，等级制度逐步确立，周王朝设“司服”、“内司服”官职，掌管王室服饰。根据文献记载和出土文物分析，中国冠服制度，初步建立于夏商时期，到周代已完整完善 ，春秋战国之交被纳入礼治。从周代出土的人形文物看，服饰装饰虽繁简不同，但上衣下裳已分明，奠定了中国服装的基本形制。春秋战国服饰春秋战国时期织绣工艺的巨大进步，使服饰材料日益精细，品种名目日见繁多。工艺的传播，使多样、精美的衣着服饰脱颖而出。春秋战国时期，不仅王侯本人一身华服，从臣客卿也是足饰珠玑，腰金佩玉，衣裘冠履，均求贵重。古人佩玉，尊卑有度，并赋以人格象征 。影响所及，上层人士不论男女，都须佩带几件或成组列的美丽雕玉。春秋战国时期的衣着，上层人物的宽博、下层社会的窄小，已趋迥然。深衣有将身体深藏之意，是士大夫阶层居家的便服，又是庶人百姓的礼服，男女通用。春秋战国时期的衣服款式空前丰富多样，不仅表现于深衣和胡服。乐人有戴风兜帽的，舞人有长及数尺的袖子，有人还常戴鸱角或鹊尾冠，穿小袖长裙衣和斜露臂褶的下裳。这些都与多彩的社会生活相关。秦汉服饰这一时期的衣料较春秋战国时期丰富，深衣也得到了新的发展。特别在汉代，随着舆服制度的建立，服饰的官阶等级区别也更加严格。秦汉服装面料仍重锦绣。西汉建元三年、元狩四年，张骞奉命两次出使西域，开辟了中国与西方各国的陆路通道，成千上万匹丝绸源源外运，历魏晋隋唐，迄未中断，史称丝绸之路。于是，中华服饰文化传往世界。自秦而汉，深衣有了一些发展和变化。从东汉社会上层来看，通裁的袍服转入制度化。秦代服制与战国时无大差别，保持深衣的基本形制。西汉男女服装，仍沿袭深衣形式。不论单、绵，多是上衣和下裳分裁合缝连为一体，上下依旧不通缝、不通幅；外衣里面都有中衣及内衣，其领袖缘一并显露在外，成为定型化套装。下着紧口大裤，保持“褒衣大裙”风格。秦代服制，服色尚黑。汉代有了舆服制度。史书列有皇帝与群臣的礼服、朝服、常服等20余种。服饰上的等级差别已十分明显。主要表现在：冠服在因袭旧制的基础上，发展成为区分等级的基本标识；佩绶制度确立为区分官阶的标识。魏晋南北朝服饰魏晋和南北朝时期 ，等级服饰有所变革，民族服饰大为交融。冠帽已多用文人沿用的幅巾代替。魏初，文帝曹丕制定九品官位制度，“以紫绯绿三色为九品之别”。这一制度此后历代相沿杂而用之，直到元明。晋代的首服除幅巾为社会沿用之外，有官职的男子还戴小冠子，而冠上再加纱帽的称漆纱笼冠，本是两汉武士之制，传之又传，不仅用于男官员，并流传民间且男女通用。南北朝时，北方少数民族入主中原，人民错居杂处，政治、经济、文化风习相互渗透，形成大融合局面，服饰也因而改易发展。北方民族短衣打扮的袴褶渐成主流，不分贵贱、男女都可穿用。女子衣着“上俭下丰”。东晋末至齐、梁间，衣着为襦裙套装，原始于汉代，晋代时具有了上衣短小、下裙宽大的特色，流行一时。另一方面，少数民族服饰受汉朝典章礼仪影响，穿起了汉族服装。魏孝文帝推行华化政策，改拓跋姓氏，率“群臣皆服汉魏衣冠 ” 。原来鲜卑族穿着夹领小袖衣服这次改革旧俗，史称孝文改制，使秦汉以来冠服旧制得以赓续，推动了中华服饰文化的发展。隋唐服饰隋唐时期，中国由分裂而统一 ，由战乱而稳定，经济文化繁荣，服饰的发展无论衣料还是衣式，都呈现出一派空前灿烂的景象。隋唐时期男子冠服特点主要是上层人物穿长袍，官员戴幞头，百姓着短衫。直到五代，变化不大。天子、百官的官服用颜色来区分等级，用花纹表示官阶。隋唐女装富有时装性，往往由争奇的宫廷妇女服装发展到民间，被纷纷仿效，又往往受西北民族影响而别具一格。隋唐时期最时兴的女子衣着是襦裙，即短上衣加长裙，裙腰以绸带高系，几乎及腋下。唐代妇女的发饰多种多样，各有专名。女鞋一般是花鞋，多用锦绣织物、彩帛、皮革做成。唐人善于融合西北少数民族和天竺、波斯等外来文化，唐贞观至开元年间十分流行胡服新装。宋辽夏金元服饰宋代基本保留了汉民族服饰的风格 ，辽、西夏、金及元代的服饰则分别具有契丹、党项、女真及蒙古民族的特点。各民族服饰再度交流与融合。宋代服饰大致有官服、便服、遗老服等三式。宋代官服面料以罗为主，政府因五代旧制，每年要赠送亲贵大臣锦缎袍料，分七宋代灵鹫球纹锦袍等不同花色。官服服色沿袭唐制，三品以上服紫，五品以上服朱，七品以上服绿，九品以上服青。宋代官服又沿袭唐代章服的佩鱼制度，有资格穿紫、绯色公服的官员都须在腰间佩挂“鱼袋”，袋内装有金、银、铜制成的鱼，以区别官品。辽、西夏、金分别为中国古代契丹、党项、女真民族建立的政权，其服饰反映了在与汉民族进行长期文化交流中，各自发扬民族传统的发展轨迹。党项族妇女多着翻领胡服，领间刺绣精美。契丹、女真族一般穿窄袖圆领齐膝外衣，足下着长统靴，宜于马上作战射猎；妇女穿窄袖交领袍衫，长齐足背，都是左衽，正与汉人相反，所习惯穿用的钓墩传到内地曾广为流行。辽金政权考虑到与汉族杂处共存的现实，都曾设“南官”制度，以汉族治境内汉人，对汉族官员采用唐宋官服旧制。辽代以丝绸官服上山水鸟兽刺绣纹样区分官品，影响到明清官服的等级标识，金代则以官服上花朵纹样大小定尊卑，品级最低的用无纹或小菱纹的芝麻罗。契丹、女真男服因便于行动，也为汉人采用。元代参酌古今蒙汉服制，对上下官民服色等作了统一规定。汉官服式仍多为唐式圆领衣和幞头；蒙古族官员则穿合领衣，戴四方瓦楞帽；中下层为便于马上驰骋，最时兴腰间多褶的辫线袄子，戴笠子帽。元代每年举行10余次大朝会，届时万千官员穿同一颜色、式样并加饰纳石矢金锦珠宝的高级礼服，称作质孙服，糜费为历朝少有。这种服式到明代却被用作差役服装。明清服饰明代以汉族传统服装为主体 ，清代则以满族服装为大流。而两代上下层社会的服饰均有明显等级。上层社会的官服是权力的象征，历来受到统治阶级的重视。自唐宋以降，龙袍和黄色就为王室所专用。百官公服自南北朝以来紫色为贵。明朝因皇帝姓朱 ，遂以朱为正色 ，又因《论语》有“恶紫之夺朱也”，紫色自官服中废除不用。最有特色的是用“补子”表示品级。上层妇女中已着用高跟鞋，并有里高底、外高底之分。明代普通百姓的服装或长、或短、或衫、或裙，基本上承袭了旧传统，且品种十分丰富。服饰用色方面，平民妻女只能衣紫、绿、桃红等色，以免与官服正色相混；劳动大众只许用褐色。一般人的帽，除唐宋以来旧样依然流行外，朱元璋又亲自制订两种，颁行全国，士庶通用。一种是方桶状黑漆纱帽，称四方平定巾；一种是由六片合成的半球形小帽，称六合一统帽，取意四海升平、天下归一。清王朝时，以暴力手段推行剃发易服，按满族习俗统一男子服饰。顺治九年，钦定《服色肩舆条例》颁行，从此废除了浓厚汉民族色彩的冠冕衣裳。明代男子一律蓄发挽髻，着宽松衣，穿长统袜、浅面鞋；清时则剃发留辫，辫垂脑后，穿瘦削的马蹄袖箭衣、紧袜、深统靴。但官民服饰依律泾渭分明。清代官服主要品种为长袍马褂。官帽与前朝截然不同，凡军士、差役以上军政人员都戴似斗笠而小的纬帽，按冬夏季节有暖帽、凉帽之分，还视品级高低安上不同颜色、质料的“顶子”，帽后拖一束孔雀翎。翎称花翎，高级的翎上有“眼”，并有单眼、双眼、三眼之别，眼多者为贵，只有亲王或功勋卓著的大臣才被赏戴。皇帝有时还赏穿黄马褂，以示特别恩宠。影响所及，其他颜色的马褂遂在官员士绅中逐渐流行，成为一般的礼服。四、五品以上官员还项挂朝珠，用各种贵重珠宝、香木制成，构成清代官服的又一特点。丝纺绣染及各种手工专业的进步，为清代服饰品种的丰富创造了条件。清代女装，汉、满族发展情况不一。汉族妇女在康熙 、雍正时期还保留明代款式，时兴小袖衣和长裙；乾隆以后 ，衣服渐肥渐短，袖口日宽，再加云肩，花样翻新无可底止；到晚清时都市妇女已去裙着裤，衣上镶花边、滚牙子，一衣之贵大都花在这上面。满族妇女着“旗装”，梳旗髻，穿“花盆底”旗鞋。至于后世流传的所谓旗袍，长期主要用于宫廷和王室。清代后期，旗袍也为汉族中的贵妇所仿用。现代服饰 （1912年以来）辛亥革命结束了2000多年的封建君主专制，中华民族的服饰进入了新时代。在此之前，改良主义者康有为于1894年、外交大臣伍廷芳于宣统初年，曾上书改革服制和服式；中国留学生也改穿西装。随着中外交流的加强，五彩纷呈的服装终于冲垮了衣冠等级制度。传统的袍、衫、袄、裤、裙越来越多地接受西方服饰影响，并被许多新品种新款式取而代之。男装，民国初年出现西装革履与长袍马褂并行不悖的局面。穿着中西装都戴礼帽，被认为是最庄重的服饰。20年代前后出现中山装，逐渐在城市普及。广大农村一直沿用传统的袄裤，头戴毡帽或斗笠，脚着自家缝纳的布鞋。女装，辛亥革命带来了多样化，一身袄裤之外，又多穿用袄裙套装。20年代以来，妇女喜爱旗袍，旗袍逐渐成为时装而不衰。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服饰崇尚简朴实用 。50～70年代，中山装渐成男子主体服装，此外流行过军便装，人民装；女装受苏联影响，连衣裙风靡城市，此外还流行过列宁装等。但在农村，上衣下裤一直是大多数农民的传统装束。1978年后，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体现时代精神，具有中华民族特色的服饰如雨后春笋般发展起来，面貌簇新。
自己去汉服吧看看吧
走进汉朝的服饰文化《汉武大帝》一剧充分展现了汉朝的服饰文化。汉武帝时期，服饰色彩搭配多样，款式大气，面料华丽，无不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也使我从中了解到一些中国汉代服饰文化的特点。汉武帝时期的服饰风格古朴庄重，妇女上衣下裙的日常服装成为后世汉族妇女着装样式的模本。秦统一中国后，建立了严格的衣冠制度；后，汉取而代之，服饰大体沿袭秦制。汉初连年征战，给民生带来了极大的压力。文、景二帝审时度势，提出了“与民休息”的政策。于是乎，汉初逐渐显示了繁荣昌盛的局面。汉朝的服饰，也在这个过程中得到了发展，并呈现森严的等级制度。汉代以冠帽作为区分等级的主要标志。皇帝与公卿大夫等参加祭祀大典时，都戴冕冠，穿冕服，并以冕旒的数量、质地的优劣、服色与章纹的相异来区分等级尊卑。长冠及委貌冠均为参加祭祀的官员所戴，武冠是各级武官朝会时所戴的礼冠。皇帝的侍从及宦官，也戴着插着貂尾、饰有蝉纹金王当的武冠。法冠，顾名思义，是执法者所戴的冠。进贤冠，则为儒士所戴。汉代的男子大多穿宽松的袍服。这种宽衣大袖的袍子不仅祭祀、朝会等重要场合能穿，其它场合也都可穿着。也就是说，先秦时期仅仅作为士大夫所着礼服的内衬或家居“休1/2页闲装”的深衣，到了汉朝就演变为袍服，并作为官员朝会和礼见时穿着的正式礼服。汉代女子的礼服，其特点是衣襟绕转层数繁多,衣服的下摆很大。她们在穿着这种服装时，总喜欢将一条漂亮的绸带系在腰间，将腰身紧紧裹起，显出女性婀娜多姿的线条美。文景之治使西汉的经济日益强大；武帝攘外安内，打败了强敌匈奴，加强了中央集权。且武帝时期，张骞出使西域，开通“丝绸之路”，使西汉走向了一个民族的鼎盛时期。在经济繁荣和政权稳固的基础上，内外交流日益活跃，汉代的衣冠服饰也就日趋华丽。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出土的柔纱禅衣，薄如蝉翼、轻如烟雾。整个衣服的重量还不足一两，实为稀世之品。虽然历经两千多年，质地依旧坚固，色泽依然夺目，由此可见我国古代劳动人民的精湛技艺非同一斑。从《汉武大帝》一剧中，我们了解到：汉朝服饰文化也体现了其社会风尚。那是民风淳朴，百姓安居乐业，人民生活幸福美满，令人神往。
Who is Miss Li? 为你解答,如有帮助请采纳, 如对本题有疑问可追问,Good luck!
最好是自己写是比较，要是没有时间再去找别人去写也是可以的。但是一定是要找正规的。
现代汉语语法十讲 (名家专题精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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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语法要借助于相关学科的理论和方法，语法研究者必须具备广博的知识背景。本书对心理学、逻辑学、符号学、信息论、交际学、韵律学等相关学科和语法分析的关系给予了充分的论述，同时对现代汉语语法研究中的诸如词类问题、语法分析方法问题、词语的结构分析问题、词的用法问题、汉语语法研究的历史规律问题等热点和难点提出了独到的看法。本书是作者半个多世纪以来研究汉语语法心血的结晶。作者研究汉语语法的思路、视点、方法等，对后来者进一步研究现代汉语语法有极大的启发作用与参考价值。
语法问题 语法意义是语法的内容,其实质是语义关系。语法的一些基本问题如虚词、词类、结构都能用语义关系来解释。虚词只是语义关系的一种表现形式。词类不过是对词按语法意义进行的一种分类。结构是词语组合去掉词汇意义后剩下的语义关系框架。语法实质是语义关系的观点有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汉语的语法特点,建立符合汉语实际的汉语语法学。 研读古籍应该具备一些古汉语语法知识 我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其中有许多值得后人学习效法。大家如果能够多了解传统文化，继承其中优良的遗产，进而了解我国先民为世界文明所作的许多贡献，就必定能够建立国人的自信心与荣誉感，加强民族的凝聚力量。如何方能达致上述的目标？我认为通过古籍研读是一种必要而且是有效的途径。古籍是用古代汉语书写成的，它不同于今语，语音、语义、词汇和现代汉语都有许多差异，在阅读上产生了一定的难度，所以读者必须具备一定程度的古代汉语知识，如识其文字、晓其音韵、通其训诂、明其语法，了解当时的典章制度和民情风俗等等。本文拟就其中的语法部分，略加申论。我们在阅读古籍时，有时会有这种现象，就是一篇文章摆在眼前，大部分的字也都认识，可是就是不懂它的意思。这其中的原因当然很多，但主要是两点：一是词汇，一是语法。关于词汇可以检查各种工具书，大致上能够解决；倒是语法，需要在平时就具备一定基础，若是临时抱佛脚，那真有无从下手之感。例如下面两个句子： (1) 尔贡苞茅不入，王祭不共，无以缩酒，寡人是征；昭王南征而不复， 寡人是问。(《左传．僖公四年》) (2) 岂不谷是为？先君之好是继。(《同上》) 例 (1) 中的 "寡人是征"、"寡人是问" 和例 (2) 中的 "不谷是为"、"先君之好是继" 四句中都有一个 "是" 字，句法结构也完全一致，如果把它们作同样的了解，那是大错特错的。例 (1) 中两个 "是" 字是指示代词，意思是 "这个"，在结构上是 "征" 和 "问" 的前置宾语，"寡人是问" 是 "寡人责问这个" 的意思 ( "征" 与 "问" 同意 ) 。例 (2) 中的两个 "是" 字是结构助词，没有实际的意义，只是个宾语提前的标志， "岂不谷是为" 就是 "岂为不谷"，"先君之好是继" 就是 "继先君之好"。如果不在语法上把它们弄清楚，不是看不懂原文，就是可能会错了意思。如《论衡．问孔》： "末如也巳，何必公山氏之之也？" 这两个句子没有一个字不认识，要解释的话也只有"末"是无指代词，作"没有地方"讲， "如" 作 "去" 讲，"巳" 是 "罢了" ，"公山氏" 是 "公山弗扰" ，鲁国大夫季氏的家臣。但句子还是看不懂，问题出在两个 "之" 字上。这在语法上看，也是个宾语前置的句子，前一个 "之" 字是结助词，无义，后一个 "之" 字是动词，作 "往" 讲，"何必公山氏之之也" 就是 "何必之公山氏也" ，全文的意思是 "没有地方去就罢了，何必去公山氏那里呢？" 语法的问题一弄清楚，文意也就自然明白了。又如： 文帝复遣宗人女翁主为单于阏氏，使宦者燕人中行说傅翁主。说不欲行， 汉强使之。说曰："必我也，为汉患者。"《汉书．匈奴传》 颜师古对于最后一句的注解是："言我必于汉生患。" 意思还是不大清楚。其实这是一个主语和谓语前后次序颠倒的句子，中行说这个人本来不愿意到匈奴去，朝廷强迫他，所以气愤地说："为汉患者，必我也。" 因为强调 "我"，就把谓语提前了。 古代汉语语法是讲解古代汉语词语和句子的构造种种规则的，是了解古代汉语的利器，是学习古籍的津梁，在研读古籍时，掌握必要的古代汉语语法知识，那是一定的。下面提出三点来讨论，藉以显示具备古代汉语语法知识对于了解古籍的重要性。 一 词类与句子成分的非对应关系 古代汉语词类基本上可以分为名词、代词、形容词、数量词、动词、副词、介词、连词、语气词、助词、叹词、应答词等十二类，句子成分则有主语和谓语、述语和宾语、定语及其中心语、状语及其中心语、补语及其中心语等五组。各种词类在句子里虽然基本上也有一定的功能，作某种句子成分；但词类和句子成分并不是绝对的对应关系，某种词类一定作某种句子成分而不能作其它的句子成分，它们是灵活的，一种词类除了基本上作某种句子成分，往往也有其它的功能，这在阅读古典文献时要细细体会分别。 名词在句子里经常充当主语、宾语和定语，这是它的基本功能。比较特别的是还可以用做状语，例如： (1) 豕人立而啼。(《左传•庄公八年》) (2) 秦穆公以来，稍蚕食诸侯。(《史记•始皇本纪》) 例(1)中的"人"和例(2)中的"蚕"都是名词作状语，用来形容动词"立"和"啼"，这是一种比喻的表示，拿用做状语的名词所表示的人或事物的行动特征，来描绘动词所表示的行动的方式或状态。"人立"是说"像人站立似的站着"，"蚕食"是说"像蚕食桑叶似的慢慢侵略"。 (3) 彼秦者……虏使其民。(《战国策•赵策》) (4) 今而后君之犬马畜伋。(《孟子•万章下》)例(3)中的"虏"和例(4)中的"犬马"也都是名词作状语，用来形容动词"使"和"畜"，这是用来表示对人的态度，把动词宾语所代表的人，当做用作状语的那个名词所表示的人或事物来对待。"虏使其民"是说"像使用奴隶那样使用他的人民"，"犬马畜伋"是说"像畜养犬马般的对待伋"。 (5) 失期，法皆斩。(《史记•陈涉世家》) (6) 黔无驴，有好事者船载以入。(柳宗元（黔之驴）) 例(5)中的"法"和例(6)中的"船"也都是名词作状语，用来形容动词"斩"和"载"，指出动词所表示动作的依据或工具。"法皆斩"是说"依据法律，都应当斩首"，"船载以入"是说"用船载运进来"。 名词的特殊用法，除了用作状语，还可以活用为动词作句子的谓语，例如： (1) 许子冠乎？(《孟子•滕文公上》) (2) 左右欲刃相如。(《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 "冠"在这里是"戴帽"的意思，"刃"是"刺杀"的意思，本来都是名词，但都活用为动词作句子中谓语的中心词了。 名词不但可以活用为动词作谓语，它还可以作述语，后面直接带宾语，例如： (3) 北风其凉，雨雪其雱。(《诗经•邶风•北风》) (4) 乃使其从者衣褐。(《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 (5) 乘势，则哀公臣仲尼。(《韩非子•五蠹》) (6) 是欲臣妾我也，是欲刘豫我也。(胡诠（上高宗封事）) 例(3)的"雨"是"降"的意思，例(4)的"衣"是"穿"的意思，本来都是名词，在这里用作支配性的述语，对后面的宾语产生支配作用。例(5)的"臣"和例(6)的"臣妾"、"刘豫"则是名词的使动用法，"臣仲尼"是"使仲尼为臣"，"臣妾我"、"刘豫我"是"使我为臣妾"、"使我为刘豫"。 其它的词类，譬如形容词最广泛的用途是用作定语，其次是作谓语和状语，这三者是形容词的主要功能；但除此而外，形容词也可以充当补语、主语、宾语和述语。动词最主要的语法功能是作句子的谓语，但也常用作定语、状语、补语，也可以作主语和宾语。我们如果能充分认识这些情况，对于了解古籍的文意一定大有帮助。二 句子结构的语序变化 和现代汉语一样，古代汉语句子的结构基本上也是主语在前，谓语在后，述语在前，宾语在后；不过在一些特别的情况下，它们的顺序也可以前后颠倒，这是我们应该了解的。 主语和谓语的次序颠倒，作用是为了强调谓语而把谓语移到主语前面去。这种情况大多发生在感叹句和疑问句中。例如： (1) 甚矣，吾衰也！(《论语•述而》) (2) 大哉，尧之为君也！(《孟子•公孙丑》) (3) 何哉，尔所谓达者？(《论语•颜渊》) (4) 谁与，哭者？(《礼记•檀弓》) 述语在前，宾语在后，这是一般的正常情况，但是下列几种情形，宾语的位置在述语之前。 (一) 在比较早的古代文献里，代词作宾语时，往往放在述语的前面。例如： (1) 惟我事，不贰适。(《尚书．多士》) (2) 赫赫师尹，民具尔瞻。(《诗经•小雅•节南山》) "惟我事"就是"惟事我"，"民具尔瞻"就是"民具瞻尔"。不过这种在一般句子里把代词宾语前置的语法结构，在周代巳经是一种残迹了，如下面的句子里也是代词作宾语，但是述宾的顺序并没有变动。 (3) 天惟畀矜尔。(《尚书•多士》) (4) 惠而好我，携手同行。(《诗经•邶风•北风》) "矜尔"、"好我"的顺序都没有变动。这种宾语有时前置有时不前置的情形，读者应该有所了解。 (二) 在用"不、未、毋、莫"等否定词构成的否定句里，如果宾语是代词，这个代词宾语通常不放在述语之后，而放在述语之前。 (1) 子不我思，岂无他人？(《诗经•郑风•褰裳》) (2) 仲尼之徒无道桓文之事者，是以后世无传焉，臣未之闻也。(《孟子• 梁惠王上》) "子不我思"就是"子不思我"，"臣未之闻也"就是"臣未闻之也"，"之"指桓文之事。 (三) 在疑问句里，如果宾语是疑问代词，这个宾语也要放在述语的前面。例如： (1) 臣实不才，又谁敢怨？(《左传•成公三年》) (2) 孟尝君曰："客何好？"(《战国策•齐策四》) "又谁敢怨"是说"又敢怨谁"，"客何好"是问"客好何"，如果宾语不前置，反而不合乎古代汉语语法的实际情形了。 (四) 有时为了强调宾语，也把宾语提前，并且在提前了的宾语之后加结构助词"是"、"之"、"焉"、"斯"、"为"等字作为提前的标志。例如： (1) 将虢是灭，何爱于虞？(《左传•僖公五年》) (2) 宋何罪之有？(《墨子•公输》) (3) 我周之东迁，晋郑焉依。(《左传•隐公六年》) (4) 周公居东二年，则罪人斯得。(《尚书•金滕》) (5) 武骂律曰："汝为人臣子，……为降虏于蛮夷，何以汝为见？" (《汉书•苏武传》) "将虢是灭"就是"将灭虢"，"宋何罪之有"就是"宋有何罪"，"晋郑是依"就是"依晋郑"，"则罪人斯得"就是"则得罪人"，"何以汝为见"就是"何以见汝"。在这些句子里，要知道"是"、"之"、"焉"、"斯"、"为"都没有意义，只是宾语提前的标志罢了定语的位置一般在定语中心语的前边，但有时为了强调、特出定语，或者定语比较长，为了行文方便，便把定语移到它的中心语的后边，而在中心语与定语之间及定语的末尾分别加结构助词"之"字和"者"字，作为定语后置的标志。例如： (1) 今天下之君子之欲为仁义者，则不可不察义之所从出。 (《墨子•天志中》) (2) 马之千里者，一食或尽粟一石。(韩愈（杂说四）) "君子之欲为仁义者"就是"欲为仁义之君子"，"马之千里者"就是"千里马"。有时"之"字也可省略，如： (3) 求人可使报秦者。(《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 (4) 天下吏士趋势利者，皆去魏其归武安。(《史记•魏其武安侯列传》) 例(3)是说"求可使报秦之人"，例(4)是说"天下趋势利之吏士"，皆把定语移到中心语的后边了。 三 述宾结构的多种语义关系 在正常情况下，述宾结构里边的述语都是及物动词，对宾语产生支配作用。例如： (1) 季氏将伐颛臾。(《论语•季氏》) (2) 魏安厘王攻赵救燕。(《韩非子•有度》) 例(1)中的"伐"是述语，"颛臾"是"伐"这个动词所表示的动作所支配的对象；例(2)中的"攻"和"救"都是述语，"赵"和"燕"分别是"攻"和"救"这两个动词所表示的动作所支配的对象。这种支配性的述宾结构是很容易了解的。问题是有些述宾结构，表面上和支配性的述宾结构完全相同，但是述语和宾语并不是支配和被支配的关系，而是多种不同的语义关系，解释各有不同，我们如果不能分别清楚，了解它们的内部的语义结构，不是无法理解文意，就是误解了文意。例如： (3) 纵江东父老怜而王我，我何面目见之！(《史记．项羽本纪》) (4) 求也退，故进之。(《论语．先进》) (5) 遂置姜氏于城颖而誓之，……(《左传．隐公元年》) (6) 提弥明死之。(《左传．宣公二年》) 以上四例中的"见之"、"进之"、"誓之"、"死之" ，结构相同，都是由动词加宾语组成，但是它们的语义关系不同。"见之" 是 "见江东父老"，"进之" 是 "使之 (冉求) 进"，"誓之" 是 "对之 (姜氏) 誓"，"死之" 是 "为之 (赵盾) 死" 。如果在语法上弄不清楚这些差异，就是猜对意思，那也是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 (一) 使动用法 所谓"使动"就是"使宾语动"的意思。在一般叙述句中，动词所表示的动作是由主语发出的，主语是动作的施行者，宾语是动作的承受者；但是在使动句中，动作不是由主语发出，而是主语使宾语发出，宾语才是动作的施行者。例如《左传．宣公二年》"晋侯饮赵盾酒"，不能了解为"晋灵公饮赵盾的酒"，正确的意思是"晋灵公使赵盾饮酒"。饮酒的不是主语所代表的人物晋灵公，而是宾语所代表的人物赵盾。其它的例子如： (1) 外连横而斗诸侯。(贾谊（过秦论）) (2) 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杜甫（春望）) "斗诸侯"是"使诸侯斗"，"溅泪"、"惊心"是"使泪溅"、"使心惊"。使动用法的述宾结构和一般叙述句里及物动词带宾语在形式上没有两样，我们如何去区别呢？只能从语义上去了解。第一，一般及物动词宾语是动词所表示的动作的承受者，而使动宾语是动作的施行者，并且是受主语的致使而发出动作。第二，使动用法可以转换成兼语式而意义不变。试比较以下三组例子： a1 武丁朝诸侯。(《孟子．公孙丑上》) a2 孟子将朝王。(《孟子．公孙丑下》) b1 欲因此降武。(《汉书．李广苏建传》) b2 涉间不降楚。(《史记．项羽本纪》) c1 宁许以负秦曲。(《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 c2 命夸娥氏二子负二山。(《列子．汤问》) 例a1"朝诸侯"中的"诸侯"不是"朝"这个动作的对象，而是动作的施行者，武丁是天子，不会去朝见诸侯，"武丁朝诸侯"是"武丁使诸侯来朝"的意思，所以这是一个使动句，"朝"是一个使动动词。例a2"朝王"中的"王"是"朝"的对象，是"朝"这个动作的承受者，"孟子将朝王"不能理解为"孟子将使王来朝见"，孟子是平民，不可能叫王来朝见他，所以这是一般叙述句，"朝"是一个纯粹的及物动词。其它两组例子也是如此，b1是使动句，"降武"是"使苏武投降"，b2是一般叙述句，"降楚"是"投降楚"；c1是使动句，"负秦曲"是"使秦国承担理亏的责任"，c2是一般叙述句，"负二山"是"背走那二座山"。二) 意动用法 所谓意动，就是"主语认为(以为、觉得)宾语如何如何"。例如： (1) 是以君王无羞亟问，不愧下学。(《战国策．齐策四》) (2) 今之众人，其下圣人亦远矣，而耻学于师。(韩愈（师说）) "无羞亟问，不愧下学"是"不认为亟问和下学是羞耻"，"耻学于师"是"觉得向老师学习是耻辱"，述宾之间都不是支配和被支配的关系而是意动关系。 (三) 为动用法 所谓"为动"，就是述语所表示的动作，是为宾语而动的。这种用法可以理解为"介词'为'+宾+述"。为动用法可以分为两种：第一种为动用法，"为"字当"给(替)"讲，表示主语给(替)宾语施行某一行为。这种用法的宾语大多指人。例如： (1) 邴夏御齐侯。(《左传．成公二年》) (2) 叔孙太傅称说古今，以死争太子。(《史记．留侯世家》) 例(1)是说"邴夏替齐侯驾车"，例(2)是说"叔孙太傅以死为太子争"。 第二种用法，"为"字当"为了"讲，表示宾语是施行某一行动的目的或原因，宾语大都指事物。例如： (3) 伯夷死名于首阳之下。(《庄子．骈拇》) (4) 陈胜吴广乃谋曰："今亡亦死，举大计亦死，等死，死国可乎？" (《史记．陈涉世家》) 例(3)的"死名"是说"为名死"，例(4)的"死国"是说"为国死"。 (四) 对动用法所谓对动用法，是指述语对宾语含有"对着宾语怎么样"或"向着宾语怎么样"的意思。这种用法里的述语对宾语没有支配作用，宾语只是述语所表示的动作行为的关联对象，可理解为"介词'对(向)'+宾+述"。例如： (1) 君三泣臣矣，敢问谁之罪也？(《左传．襄公二十二年》) (2) 使人属孟尝君，愿寄食门下。(《战国策．齐策四》)例(1)的"泣臣"等于"对臣泣"，就是"对臣哭泣"。例(2)的"属孟尝君"等于"向孟尝君属"，就是"向孟尝君请托"。 (五) 供动用法 所谓供动用法，是说述语对宾语含有"主语供给宾语什么"的意思，可理解为"介词'与(给)'+宾+述"。例如： (1) 道之云远，我劳如何？饮之食之，教之诲之。(《诗经．小雅．绵蛮》) (2) 勾践载稻与脂于舟以行，国之孺子之游者，无不哺也，无不歠也。 (《国语．越语》) 例(1)的"饮之食之"，毛传说"渴则予之饮，饥则予之食"，正是供动的解释；例(2)的"无不哺也，无不歠也"，"哺"和"歠"下都省略了宾语"之"字，"哺之"、"歠之"也是"予之食"、"予之饮"的意思。(六) 待动用法 待动用法主要是名词活用为动词用作述语，与宾语构成一种待动关系的述宾短语。这种关系主要是表示主语对待宾语是怎样的一种态度，也可以表示用什么方式来对待宾语。例如： (1) 费惠公曰："吾于子思，则师之矣；吾于颜般，则友之矣。"(《孟子．万章下》) (2) 扁鹊过秦，齐桓公客之。(《史记．扁鹊仓公列传》) "师之"、"友之"、"客之"都是待动用法。 (七) 被动用法 这是充当述语的动词直接表示主语被动或使宾语被动的用法。又分为两种：一是主语不是述语动词所表示的动作的主动者，而是被动者，反而宾语才是这个动作的主动者，这叫做"主被用法"；另一种是主语使宾语成为述语动词所表示的动作的被动者，这叫做"使被用法"。这两种用法，在形式上和一般表示主动的没有不同，也就是说，它是以主动形式来表达被动的意义。这种主动形式而能表达出被动的意义，是以述语动词用作表示被动意义而形成的，和那些要依靠诸如"被"、"为"、"所"、"见"、"于"等表示被动意义的标志所构成的被动式不同。 1 主被用法 主被用法简单的说，就是主语是述语动词所表示的动作的被动者，宾语却是这个动作的主动者的一种用法。这种句子可以理解为"主+被+宾+述"。例如： (1) 公朝国人。(《左传．定公八年》) (2) 章台柳，章台柳，昔日青青今在否？纵使长条似旧垂，亦应攀折他人手。(李尧佐（章台柳传）) "公朝国人"是说"公被国人朝"，"攀折他人手"是说"(章台柳)被他人手攀折"。 2 使被用法 所谓使被用法，就是使宾语被动的一种用法。被动者不是主语，而是宾语。这是因为述语动词既表被动又带致使性造成的。如果对译成白话，宾语就成为一个使动式的兼语，兼语对它前头的动词而言，是动作的承受者，对后头的动词而言是一个被动者。使被用法是使动用法与被动用法的一种结合形式。例如： (1) 杀御叔，弑灵侯，戮夏南，出孔仪，丧陈国。(《左传．成公二年》) (2) 惠王死，武王立，左右乃恶张仪曰："仪事先王不忠。" (《战国策．齐策二》) 例(1)的五句都不能作一般的主动句了解，它们都是被动，意思是"使御叔被杀，使灵侯被弑，使夏南被戮，使孔仪被出，使陈国被灭"。例(2)的"恶张仪"是"使张仪被(秦武王)所憎恶"的意思。 为了继承我国古代优良的文化遗产，了解我国古代代社会的各种面貌，了解我国先民为世界文明所作的许多贡献，有必要学习古代典籍；同时古籍中使用的虽然是一种过去了的文体，但其中却含有许多具有生命力的成分，为了丰富现代汉语，学好现代汉语，也有必要研习古籍。在研习古籍时，古代汉语语法的知识是一项不可或缺的工具，是入门的津梁，是必备的利器 （一）词类 汉语的词可以分为12类。名词、动词、形容词、数词、量词和代词是实词，副词、介词、连词、助词、拟声词和叹词是虚词。 名词：表示人和事物的名称的实词。如："黄瓜、白菜、拖拉机、计算机"。 表示专用名称的叫做"专用名词"，如"云南、上海、李白、白居易"。表示抽象事物的名称的叫做"抽象名词"，如"范畴、思想、质量、品德、友谊、方法"。表示方位的叫做"方位名词"，如"上""下""左""右""前""后""中""东""西""南""北""前面""后边""东边""南面""中间"等。 动词：动词表示人或事物的动作、行为、发展、变化。有的动词表示一般的动作，?quot;来、去、说、走、跑、学习、起飞、审查、认识"等。有的动词表示心理活动，如"想、重视、注重、尊敬、了解、相信、佩服、惦念"等，这样的动词前面往往可以加上"很、十分"。有的动词表示能够、愿意这些意思，叫做"能愿动词"，它们是"能、要、应、肯、敢、得（dei）、能够、应该、应当、愿意、可以、可能、必须"，这些能愿动词常常用在一般的动词前面，如"得去、能够做、可以考虑、愿意学习、应该说明、可能发展"。还有一些动词表示趋向，叫做"趋向动词"，如"来、去、上、下、进、出、上来、上去、下来、下去、过来、过去、起?quot;，它们往往用在一般动词后面表示趋向，如"跳起来、走下去、抬上来、跑过去"。"是""有"也是动词，跟动词的用法一样。 形容词：形容词表示事物的形状、样式、性质等，如"多、少、高、胖、死板、奢侈、胆小、丑恶"。 数词：数词是表示事物数目的词。如"一、二、两、三、七、十、百、千、万、亿、半"。 量词：量词是表示事物或动作单位的词。汉语的量词分为名量词和动量词 。名量词表示事物的数量，又可以分为单位量词和度量量词。单位量词表示事物的单位，如"个、张、、只、支、本、台、架、辆、颗、株、头、间、把、扇、?quot;等；度量量词表示事物的度量，如"寸、尺、丈、斤、两、吨、升、斗、加仑、伏特、欧姆、立方米"。动量词表示动作的数量，用在动词前后表示动作的单位，如"次、下、回、趟、场"。 副词：副词总是用在动词形容词前面做状语，如 "很、颇、极、十分、就、都、马上、立刻、曾经、居然、重新、不断"等。副词通常用在动词、形容词前面。如"就来、马上走、十分好、重新开始"，只有"很""极"可以用在动词、形容词后面做补语，如"高兴得很、喜欢极了"。 介词：介词总是同其他的词组合在一起，构成介词短语，做定语、状语和补语。如"把、从、向、朝、为、为了、往、于、比、被、在、对、以、通过、随着、作为"。 连词：连词可以连接词、短语、句子乃至段落。如"和、及、或者、或、又、既"。关联词语可以看成是连词，如"因为……所以、不但……而且、虽然……但是"。 助词：附加在词、短语、句子上起辅助作用的词。助词可以分为三类。一类是结构助词，它们是"的、地、得、所、似的"；一类是动态助词，它们是"着、了、过"；一类是语气助词，如"啊、吗、呢、吧、呐、呀、了、么、哇"。 叹词：表示感叹、呼唤、应答的词叫做叹词.喂、哟、嗨、哼、哦、哎呀。叹词总是独立成句。 拟声词：这是模拟声音的词。如"呜、汪汪、轰隆、咯咯、沙沙沙、呼啦啦"。
【论文主题词】 现代汉语语法;比较;解读
【论文摘要】 文言文，是古人用书面用语写成的文章。本文主要从现代汉语的句法和词法两个方面探讨了如何轻松、快速和准确地解读文言文。
文言文，是古人用书面用语写成的文章。运用现代汉语的语法知识，不仅可以清晰地透视文言文语法现象，快速准确地解读文言文，而且对初次大量接触文言文的初一、高一学生来说，运用这些方法可以更加轻松有效地学懂文言文，从而很好地传承祖国的文化遗产。
一、运用现代汉语句法知识，进行古今句式比较，正确理解句意
现代汉语中常式句一般表达形式为：
(状语)定语+主语+(状语)谓语+(定语)宾语(补语)
我们可以把现代汉语的常式句作为“标准句式”拿来与文言文的句式进行比较，可以很容易地发现古今句式的不同之处。从而识别文言文的特殊句式，正确理解和翻译文言语句。
下面以文言文“倒装句”为例来谈谈这一方法在教学中的运用。
文言文的倒装句，也叫“变式句”，就是句子的表达形式不同于现代汉语“常式句”的句子。
1、“大哉，尧之为君也!”此句中“尧之为君也”是个主谓短语，意思为“尧作为君主”。“尧作为君主”怎样呢?没有表达一个完整的意思，需要进一步陈述，说明，形容。而“大”是形容词，意为“伟大”，是要陈述，说明，形容某个对象的。这样“尧之为君”与“大”构成主谓关系，但句子形式是先谓语后主语，不符合我们现代汉语通常的表达习惯，明显属于主谓倒装。说话人为了强调谓语，把谓语前置了。学生有了这样的认识，在理解翻译时只需把主谓关系理顺即可。
2、“蚓无爪牙之利，筋骨之强”。让学生划分此句的句子成分可以发现：蚓(主语)+无(谓语)+爪牙(宾语)。主谓宾完整，“利”似乎多出来了。但依据词类知识，“利”是形容词，意思为“锋利”，在句中应作定语或谓语，“什么锋利呢?”，在句中该词语修饰的对象只能是“蚓”或“爪牙”，而“锋利的蚓(蚯蚓)”是讲不通的，只能修饰“爪牙”。因此，“利”是“爪牙”的定语，应该在“爪牙”的前面。该句是把定语后置了，这是个定语后置句。翻译时，学生只需把定语提放到中心语前面即可。
3、“青取之于蓝，而青于蓝”、“李氏子蟠，……不拘于时，学于余”、“形似酒撙，饰以山龟鸟兽之形”。以上三句中“于蓝”、“于余”、“以山龟鸟兽之形”都是“于(以)+名词”构成的介宾短语(介词结构)，均置于谓语动词的后面。用现代汉语的句法知识分析，它们处于谓语后面，既不能作宾语(介宾短语不能作宾语)，也不能作补语，而现代汉语中介宾短语一般作状语。实际上，三个介宾短语都修饰句中谓语作状语，分别表示比较、对象、方式，属状语后置。翻译时，学生只要把介宾短语提前，放置于谓语动词前即可。
4、①“沛公安在”;②“一言以蔽之”;③“古之人不余欺也”④“何陋之有”。以上所列四类句式是文言文中宾语前置的四种形式。不管哪一种形式的宾语前置，都可以用现代汉语的句法知识加以辨析。如“沛公安在”一句中“沛公”为名词，是句子的陈述对象。“安”是疑问代词，相当于“哪里”，“在”为介词，表示处所。该句本来要表达的意思是“沛公在哪里?”。在让学生认识这一语言现象时，我们可以举出一个相类的现代汉语常式句，如“你在哪里?”与“沛公安在”进行比较：“在哪里”与“安在”的意思一样，但前者是“介词+宾语(疑问代词)”，后者是“宾语(疑问代词)+介词”，显然后者把“宾语”前置了。同样“古之人不余欺也”一句中，构成该句的每个词的意思和现代汉语的意思一样，学生容易理解。但学生对“古代的人不我欺”这种说话的方式却大为疑惑，古人为什么要这样说话呢?教者可举一相类句式进行句法分析，如“他不欺我”，“他”是主语，“欺”是谓语，“我”是宾语。两相比较，学生会很容易发现“不我欺”是把宾语“我”放在了谓语动词前面，是宾语前置。这是古人语言表达的习惯之一，是为了强调宾语。可见，利用现代汉语语法知识认识文言文的特殊句式，从而正确理解句意，快速翻译句子，是一种既简便又实用的方法。
二、把现代汉语的词法与句法知识相结合，快速解读句子，全面理解文意
以苏轼《石钟山记》一文第一段为例。
《水经》云：“彭蠡之口有石钟山焉。”郦元以为下临深潭，微风鼓浪，水石相搏，声如洪钟。是说也，人常疑之。今以钟磬置水中，虽大风浪不能鸣也，而况石乎!至唐李渤始访其遗踪，得双石于潭上，扣而聆之，南声函胡，北音清越，桴止响腾，余韵徐歇，自以为得之矣。然是说也，余尤疑之。石之铿然有声者，所在皆是也，而此独以钟名，何哉?
理解这段文字时，教者可让学生有意识地与现代汉语进行比较，并用现代汉语语法知识加以分析。这段文字绝大部分实词含义和用法与现代汉语一致，只有“鼓”、“是”、“鸣”、“名”用法比较特殊。我们可以用词法知识进行分析。“鼓”现代是名词，而在“微风鼓浪”一句中，“鼓”处在主语和谓语之间，由名词活用为动词，陈述“微风”，支配宾语“浪”，意为“鼓动”。“是”现代是判断词，而在“是说也，人常疑之”一句中，“是说”是偏正短语，是“之”指代的对象，作“疑”的宾语，“是说”应是名词性偏正短语，“是”是代词，限制“说”，意思是“这个”。“鸣”是动词，“虽大风浪不能鸣也”一句中，“鸣”后省略代词“之”。补充完整后的句子应是“虽大风浪不能鸣之(钟磬)也”。按照现代汉语句子成分分析法提取该句主干为：浪鸣之。可以看出主语“浪”和宾语“之”之间产生了“主语使宾语怎样”的意味，据此可以判断“鸣”为动词的使动用法，可理解为“使……鸣”。“名”，现代是名词，在“而此独以钟名”一句中，用句子成分分析法可以看出：“名”处在谓语位置，作谓语。但依据现代汉语的词类知识名词一般不作谓语，由此可推断“名”是名词活用为动词，作谓语，意为“命名”。
同样，用句法知识比较分析这段文字，可以看出，大多数文言句式与现代汉语一致。而“得双石于潭上”、“石之铿然有声者，所在皆是也”两句的表达习惯就与现代汉语不一样。为了让学生清楚地认识古汉语的特殊句式，教者可用现代汉语的句法知识加以分析。“得双石于潭上”这个句子的主语是“李渤”，承前句省略，谓语是“得”，宾语是“双石”，这三个词按现代汉语常式句表达习惯组成一句话就是：“李渤得双石”。而原句中“于潭上”是个介宾短语，现代汉语中介宾短语一般作状语修饰谓语。据此，“于潭上”应作“李渤得双石”这个句子的状语，这样，该句的完整表达应是“李渤于潭上得双石”，把这个句子与“得双石于潭上”比较，学生自然可以发现原文句子介宾短语后置了，从而掌握状语后置句式。“石之铿然有声者，所在皆是也”一句中，“所在皆是也”意为“到处都是这样”，这是个缺少主语的句子，表达完整应该是：“(什么)到处都是这样”。“什么”是该句陈述说明的对象，这个对象就是“石”，“石”后“铿然有声”似乎与“石”构成主谓关系，但这样一来，原句就成为两个句子，这两个句子形成并列关系，表达两层意思，即：“石(头)铿然有声”、“石(头)所在皆是”，这显然不符合作者本来要表达的意思。那么“铿然有声”是不是作状语呢?用句法知识分析可以看出，“铿然有声”是动词性状谓短语，一般作谓语。据此，“铿然有声”只有作“石”的定语，意为“铿锵作响的石头”，是一个名词性偏正短语，正好与后面的“所在皆是”构成主谓关系。这样，学生就可以认识古汉语的定语后置句式。
论文摘要：用计算机来处理汉语信息包括“字处理”、“词处理”和“句处理”三个阶段。“句处理”是实现自然语言的处理与理解这一关键性的技术难关。其中遇到的问题比较多：词性的判断；短语、句子的结构分析；歧义现象分析等等，最根本的方法是语言学家尽可能地把语言中的这些现象通过归纳、分析、总结出规律，再用形式化的方式描述出来，以便利于计算机处理。 论文
关键词：中文信息处理 现代汉语语法 句处理
用计算机来处理汉语信息，就是汉语信息处理，又称中文信息处理。中文信息处理包括“字处理”、“词处理”和“句处理”。“字处理”、“词处理”分别与汉字和词汇有关，在此主要谈谈“句处理”。
句处理的主要内容是，怎样使计算机理解自然语言（如现代汉语）的句子的意思，又怎样使计算机生成符合自然语言规则的句子。“句处理”所需要的语言知识，将是一种涉及到语音、语义、语法、语用等诸方面的综合性知识。目前。大家都深感现有的关于汉语的知识远远不能满足中文句处理的需要。单就句法方面的情况说。在中文信息处理过程中将会不断遇到我们想象不到的问题，许多问题在人看来还是比较容易解决的，但计算机就解决不了。也有一些问题，本身在学术界就有不同的观点，那么，就给中文信息处理增加了更大的困难。
用计算机来处理中文信息，遇到了很多困难，从现代汉语语法的角度来看，主要有以下一些问题：
一、词性的判断
由于汉语缺乏形态。汉语的词性判断主要是根据词的语法功能，不同的词，词性意义可能不同，同一个词出现在不同的地方，词性意义也可能不同，汉语中，大多数词有固定的词性，但有些词的用法比较特殊。例如：
1。他花了十块钱买了一盆花。
2。你用那个锁把门锁上。
3。他比雷锋还雷锋。
这三个句子中分别有两个“花”、“锁”、“雷锋”。但它们只是音同、形同，词性和意义都不同。句子1中的第一个“花”是动词，“花费”的意思，第二个“花”是名词，“植物”的意思。句子2中的第一个“锁”是名词，即“锁子”的意思，第二个“锁”是动词，是“锁住”的意思。句子3中第一个“雷锋”是名词，表示人名，第二个“雷锋”是形容词，表示“雷锋的精神、品质等”。具有一定语言知识的人大体上都能分清它们的区别。从传统语言教学的角度来讲，句子1中的两个“花”是词形、读音相同，但词性和意思都不一样，且两个“花”的意思之间没有联系，所以属于同音词。句子2中的两个“锁”，也是词形、读音相同，词性和意思都不一样，但两个“锁”意思间有联系，所以属于兼类词。句子3中的两个“雷锋”词形、读音相同，词性和意思都不一样，意思也有联系，但第二个“雷锋”属于词类活用。Ⅲ从教学的角度看，这种分类比较细致，便于人们的理解和掌握，但是，从中文信息处理的角度来看，这种分法太细，不便于计算机掌握。
目前，在中文信息处理中，是这样来定义兼类词的：亢世勇认为“兼类词有广义兼类词和狭义兼类词。广义兼类词就是中文信息处理中所说的现代汉语的同形词，对于计算机而言，只要词形相同，不管读音是否相同、意义是否相通，是同形异音词、同形同音词，还是一词多义、一词多种用法，都是相同的，都要从多个当中选一个。狭义的兼类词就是指一般的现代汉语着作定义的，‘同形同音、意义上有一定的联系，且具有两类或两类以上词的语法功能的词”’。陆俭明认为，兼类词是“指同字形、同音而意义不同或词性不同的词”。如果按这种定义理解，以上三个句子中的两个“花”、“锁”、“雷锋”都可以称之为兼类词。因为，中文信息处理的目的是让计算机能根据具体环境判断出词的词性，从而准确理解其中的含义就可以了。尽管如此，但是，汉语词类是多功能的，一类词不需要发生词形变化就可以充当不同的句子成分，不同类的词可以充当相同的句子成分，这样就给兼类词区分带来了更多的麻烦。因而，兼类词的选择是计算机词性自动标注的一个“瓶颈”。尽管信息处理专家运用了规则排歧、统计概率排歧或者两者结合起来等多种方法进行排歧，但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一种方法、一种系统能够彻底解决这个问题。
二、短语、句子的结构分析
由于汉语缺乏形态。所以。语序和虚词成了汉语中表示语法的主要手段。有些短语、句子的结构不好理解，需要形式和意义结合起来分析。例如：
A组：a。陕西+甘肃+宁夏 （“陕西+甘肃+宁夏”三者为联合关系）
b。中国+（北京+陕西）（“中国”与“北京陕西”是偏正关系。“北京”与“陕西”是联合关系）
C。中国（陕西（西安））（“中国”与“陕西西安”是偏正关系，“陕西”与“西安”也是偏正关系）这一组中的abe三个短语对人来说，都很容易分清楚，但计算机目前还很难区分，要让计算机分辨清楚，就得把三个处所名词组合在一起构成a类、b类、e类不同关系的条件与规则研究清楚，并将这些条件与规则加以形式化输入到计算机内。
B组：开始讨论（述宾关系）分析研究（联合关系）研究结束（主谓关系）
取下来（述补关系） 看完再说（连谓关系） 叫他回来（兼语关系）
生产管理（定中关系） 讽刺说（状中关系） 介绍写（不构成合法的句法关系）
这组是现代汉语里“动词性词语+动词性词语”构成的种种不同的结构关系，对人来说，通过讲解大致可以分辨，可是让计算机要分清楚，就非常难，因为我们至今还没有总结出“动词性词语+动词性词语”构成各种不同句法关系的具体规则。换句话说，“动词性词语+动词性词语”在什么条件下一定构成合法的什么句法关系，能构成什么样不同的句法关系，我们至今还说不清楚。
C组：天气好——好天气（主谓——偏正）很好——好得很（偏正——述补）
来人了。——人来了。（述宾——主谓）
一张票三元钱。——三元钱一张票。（主谓——主谓）这一组都是由于语序的不同而形成的结构和意义都不同的短语和句子。这些结构对人而言，稍加学习就可以理解，但这些给计算机理解意思增加了难度。需要人们把这些语序的`变化形成的不同的结构概括出规律来，再用形式化的方式描述出来。输入到计算机里。
三、歧义现象
现代汉语短语结构的歧义是进行汉语句法分析的一大障碍。“句处理”要解决的核心问题是排歧问题，计算机面对的歧义，不只是我们人所能感觉到的诸如下面这样一些句子的歧义现象：
（1）他正在输血。（他正给病人输血。／他病了，正输血。）
（2）看望的是病人。（你看望的那个人是病人。/看望你的那个人是病人。）
（3）我们急需进口产品。（我们急需进口的产品。/我们急需从国外进口产品。）
某些在人看来不存在歧义的句子计算机会认为有歧义。例如：
（4）a他被警察叫去罚了一百块钱。
b他被警察叫去写了一份检查。例（4）a句和b句，在人的眼里结构是不一样的。a句“被警察”这个介词结构一直管到底。全句意思是“他被警察叫去，他被警察罚了一百块钱”：而b句“被警察”这个介词结构只 管到“叫去”，管不着“写了一份检查”。可是，计算机分辨不清楚。要让计算机分辨清楚，我们就得将“PP+VPI+VP2”（PP代表介词结构，VP1和VP2分别代表紧挨着的不同的动词性词语）这种结构中的PP对后面动词性词语管辖的范围及其条件与规则进行充分、准确的描写，并加以形式化，“交给”计算机。而这一类现象与规则我们过去根本就没有考虑过，更不用说研究了。
其实以上所举的例子都存在歧义问题，因此，也可以这么说，“句处理”要解决的核心问题是排歧问题。
中文信息“句处理”的研究工作，上个世纪80年代就开始了，最早进行“句处理”研究工作就是基于规则展开的，但上个世纪90年代初，基于规则的“句处理”研究工作遇到了重重困难与难关，主要是语言学家所提供的语言规则远远不能满足信息处理的需要。目前，为了解决好中文信息处理中的“句处理”难题，出现了一个竞相研究、竞相发展的局面。对于句处理，提出的各种策略和途径，归纳起来。主要有基于规则和基于统计这两种策略。基于规则的研究者，一般求诸专家的理性知识，由人来对语言知识进行抽象：基于统计者，一般求助于计算机对大规模语料库真实文本的统计分析，由计算机来抽象出语言知识。各种策略和途径，目前，我们还很难说哪一种是唯一正确的。各种策略和途径，表面看不同，其实，最终都需要依赖可靠的汉语知识来驱动计算机正确处理自然语言（汉语）。因此，“无论是比较传统的基于规则的处理策略，还是90年代以来方兴未艾的基于统计的方法，在对语言知识的需求这一点上实际上都是共同的。所不同者，走规则路线的研究者一般求诸专家的理性知识，由人来对语言知识进行抽象（比如以带有合一条件的规则形式给出）。而走统计路线的研究者一般求助于计算机对大规模的语料库的统计分析，由计算机来抽象出语言知识（比如以一定的数据结构记录的统计结果等）。两种路线孰优孰劣，不能笼统判断，只能跟具体的应用目标结合起来，由实践结果来评价。”目前，越来越多的学者提倡把两种方法结合起来使用。因此，相信在不久的将来，我们会攻克难关，实现计算机对自然语言的处理与理解的目标，使中文信息处理技术处于世界领先地位。
参考文献：
1、兰宾汉、邢向东：现代汉语（下册）[M].北京：中华书局，2007，48.
2、亢世勇：面向信息处理的现代汉语语法研究[M].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4，177.
3、陆俭明：现代汉语语法研究教程（第三版），[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51.
4、詹卫东：面向中文信息处理的现代汉语短语结构规则研究[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