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中国美术的原始起源--------------------------------------------------------------------------------对于人类绘画艺术的起源问题的研究，国内外有“游戏说”、“宗教说”、“摹仿说”、“潜意识说”、“天性说”等等多种学说。从整体上分析，这些学说其中大部分属于观念的学说。缺乏具体的绘画作品的实证，有些虽然提出原始美术作品作为证据，但其作品的年代大都远远晚于我们所要重点研究的旧石器时代。如果我们今天能够沉潜下来，认真地分析历史和现代艺术作品和阅读历史和现代艺术理论，那么，旧石器时代石器作为最古的美术作品完全有站的住脚的充分理由。而且，我们可以完全有信心地得出如下结果：中国美术是旧石器时代石器作为劳动工具源起而发展下来的。世界上所有的事物都是从最简单、最原始的形态开始发展的，中国美术也是这样。旧石器时代是人类主要使用打造石器向大自然展开艰苦卓越抗争的漫长时代。旧石器不仅是人类劳动技能发展的测量器，也好似人类造型能力发展的指示物。因此要了解造型艺术的历史就必须从旧石器造型的发展他起。我国旧石器时代初期前段的石器造型，这是指早期猿人制作的石器。元谋猿人用石英制作粗糙的刮削器。山西芮城西侯度早更新世中部地层中发现具有初步类型分化的石器，是用比较大的石片，用单向打击的方法加工而成的，西侯度石器的发现证实了我国有十分悠久的石片技术传统。我过旧石器时代初期后段，蓝田猿人制作的石器类型增多，北京猿人制作的石器形状渐渐趋向规整。在《2002年中国重要考古发现》一书中载：浙江安吉上马炊旧石器遗址，出土一百余件石制品。该遗址的文化内涵，在华东乃至中国南方地区旧石器时代中都是罕见的。其年代可能始于距今50万~ 60万年前，背面片疤和台面后缘可见修理痕迹，显示当时的石片技术已相当娴熟。到我国旧石器时代中期，早期智人制作的石器，石器类型显著分化，形式日趋稳定，其中大荔人的刮削器，器型很小，开启了后来小型石器的先河。他们选择石材注意用料用色，为出现石器准备了条件。山西省汾河流域丁村人的石器继承了早期石器的石片技术传统，这时制作的三棱大尖状器，锋尖锐利，三棱棉队称，器型厚重，显示了古人的高度技巧。晋北地区许家窑人的石器，型体变小，形状对称，原料中出现了少量色彩优美的玛瑙。到我国旧石器时代晚期，这时晚期智人制作的石器采用间接打击石片方法，更加使石器种类增加，形状更为均匀对称，刃部更为锐利。例如，宁夏灵武水洞的尖状器以器型周正对称而著称，山西朔县峙峪以及河北原虎头梁遗址的部分小型石器以色彩缤纷之石髓、玉髓为原料，中间穿孔做装饰品用。北京周口店山顶洞发现一枚骨针，加工精致，具有极高的工艺水平。同时发现大量钻孔石坠、石珠、磨孔海蛰壳、钻孔兽牙、青鱼眼上骨等佩饰物，在骨骼化石上还发现尸骨旁撒有赤铁矿红色粉末。以上事实证明：中华民族的远古文化有着脉络清楚、源远流长的传统。经过漫长的发展过程，到旧石器时代晚期，终于产生了加工精致、类型丰富、色彩鲜明、形式对称的打制石器。这些劳动工具在功利前提下，实际上是体现着一定程度的装饰活动。我们远古祖先的造型技能与审美观念，就是这样从制作劳动工具，主要是打制石器的过程中锻炼培养起来的。由于劳动工具不断改进，生产力迅速提高，人们的物质生活有了一定的保障和改善，人们终于开始了独立于物质生产之外的精神生产。为了美化自身和美化生活而制作了装饰品，并且使用燃料。探索和了解艺术的起源，对我们今人的艺术实践活动有着深刻的意义。寻本溯源，探究人类对美的初始需求，会更加深刻地理解，随着人类的文明进步和文化发展，今人的造型技能和审美观念已经发展到了如此的高华水平。精神的审美需要是人类与生俱来的，随着科技水平的提高，随着物质生活的发展，人类必然对美提出愈来愈高的要求。先秦、秦汉美术（一）先秦美术先秦美术的成就主要体现在青铜艺术、玉器雕刻等方面。1、青铜器艺术先秦青铜器在商代后期和西周前期达到繁盛，出现大批制作精美、系列不同的青铜器物。青铜器的造型庄重典雅，体现出实用性与艺术性的完美结合。青铜器纹饰富于时代特征，主要有兽面纹，凤鸟纹等想象中的动物形象。商代青铜器具有酒器多、铭文短、造型凝重结实、纹饰繁密雄奇的特征。代表《司母戊方鼎》《四羊方尊》西周青铜器延续商代风格，食器增多，铭文加长，中后期的造型与纹饰开始趋于简率，出现了朴实舒畅的明朗风格。代表《毛公鼎》春秋青铜器适应社会的需要，出现了模印、失蜡等新工艺，形成了形制奇巧富丽、纹饰繁密剔透的特征。代表《莲鹤方壶》战国青铜器以日用品为主，具有富丽堂皇、光彩夺目的风格。2、玉石雕刻新石器时代晚期，玉从石器中分离出来成为工艺品。商周玉器有“礼玉”“佩玉”等。3、战国帛画我国现今发现最早的独幅绘画实物是湖南长沙楚墓出土的两幅帛画。《人物龙凤图》《人物驭龙图》（二）秦汉美术秦朝与两汉是我国民族艺术风格确立和发展的时期。秦汉统治集团将雕塑和绘画作品用于政治思想教化，具有宣扬统治者功业，表彰功臣，显示王权威严等功能。1、秦汉雕塑秦汉雕塑使统治者宣扬威严，统一人民意志，昭示后代的重要方式与手段。（1）秦兵马俑 发现于陕西临潼西杨村。秦兵马俑是秦代近卫军的写照，起着守卫陵园的象征作用，其非凡的气势和规模，体现出对秦始皇统一中国这一历史功业的纪念。兵马俑利用雕塑群巨大的体量和空前的数量，形成排山倒海、震撼人心的雄强气势，使人产生畏而难忘的印象。（2）汉代石刻我国现存最早的大型石刻雕像，是陕西长安常家庄北的牵牛像和斗门镇内的织女像。霍去病墓石刻 共有立马、卧马、跃马、卧虎等14件，全部用花岗岩雕成。是一座富有意境的英雄纪念碑。代表《马踏匈奴》（3）汉代陶俑俑是古代用于殉葬的物品。起于春秋战国时期，秦汉盛行，题材多是卫士、奴仆、乐舞伎或牲畜等。代表：山东济南无影山出土的《乐舞杂技陶俑盘》。东汉作品四川成都天回山出土的《击鼓说唱俑》（4）青铜铸像《马踏飞燕》 甘肃武威擂台东汉墓出土。雕塑将奔马飞鸟两者巧妙的结合在一起，以鸟的疾飞衬托马的神速，构思巧妙，造型精美，富于想象力。奔马的重心通过一足集中在鸟背上，达到力学上的平衡稳定。2、汉代绘画汉代绘画题材内容大致可分为三类。1、社会生活。2、古圣先贤。3、神仙灵异。题材内容包罗万象，目的只是劝善戒恶，宣扬儒家的伦理纲常思想。汉代的绘画以帛画和墓室壁画最具代表性。马王堆汉墓帛画 出土于湖南长沙马王堆1号墓和3号墓。在墓的内棺棺盖上，覆盖着T形旌幡帛画。画面主题思想是引魂升天。画中神禽异兽，姿态矫健生动，富有奇特的想象力，画面勾线挺拔，线条流畅韵致，设色庄重典雅，以暖色为基调产生诡异、华丽的效果。汉代墓室壁画 兴起于西汉早期，流行于东汉。代表：望都一号东汉墓壁画，内蒙和林格尔东汉墓壁画3、汉画像石与画像砖画像石画像砖是汉代厚葬习俗的产物。画像石产生于西汉，盛于东汉，魏晋之际实例很少，故称汉画像石。画像砖起源于战国晚期，盛于汉代，三国两晋南北朝时继续流行。画像砖的艺术高峰期为东汉。画像石重要作品：山东长清孝堂山石祠画像石。山东嘉祥武氏祠画像石。画像砖重要作品：《弋射收获》《荷塘渔猎》4、秦汉工艺美术汉代青铜工艺向着世俗日用方向发展，最有代表性的器物为铜镜和铜灯。《长信宫灯》 河北满城窦绾墓出土。作为灯具，它有独特的实用功能。作为工艺雕塑，它设计精巧，宫女造型优美，有极高的艺术水平
先秦经典美术教育思想之基本内容及对后世之影响 论文关键词：先秦时代 美术教育的雏形 六艺 孔子 信而好古 美术教育思想基础 论文摘要：先秦经典美术当始于原始文明时代，其形象朴拙生动，其影响披泽后世。至于西周咸康之世，六艺已经做为教学的基本内容：礼、乐、御、书、数。“信而好古”的观念，通过艺术理论反映出来，形成中国古代以典范为宗的美术教育思想基础，成为重要的美术教育理论思想和原则。先秦经典美术思想对于后世之影响，宏观且具体而微，盖无限深远矣。 先秦经典美术当始于原始文明时代，其形象朴拙生动，其影响披泽后世。 至今，甘肃贺兰山岩壁上仍遗留有大量的血红色岩画，历万千年而色泽如新， 栩 栩 如生。表现了先民狩猎、祭祀、契约、爱情等真实的远古人类生活场景，和他们对于自然的朴素的敬畏与诠释，先民之情感思想存焉。这些原始文明时代的岩画，线条简约、流畅、质朴、生动、画面表现力感染力强烈，无疑当视为价值极高的艺术品。乃迄今中国境内现存的最原始的美术作品之一，其刻画笔触令我们啧啧称道，知悟甚多。 近代以来，经考古发掘亦获属于原始时代的文物不少。较为典型的类别有陶和玉器（新时代时期）出土时，已年逾五千。这些文物，以时代和地域分类，就有了规律性的样式，主要表现在造型和纹样上。如庙底沟类型陶中的花瓣纹，马宗室文化陶中的涡线纹，均有明显的特征。这就说明，其中蕴含有一的文化观念，也有造型规律性，必然也是一种工艺样式传承的结果。那么，其工艺样式传承的途径而言，自然是原始美术教育的雏形。这是贯穿于整个中国古代美术教育历史，成为工艺匠作系列的美术教育基本形态。 先民对于玉的尊崇情结，发展至于将原始玉器作为礼器，对于工艺样式有严格的规范性恒定性，玉璧、玉 琮 、玉璜、玉缺等，莫不恒定有仪，是为代表作品。 然后中国文明礼制日臻成熟，到了周代，几乎一切器物形制，尽被礼仪典章制度囊括之，包括形式、纹样、色彩、材质、尺度等，均作了工艺样式上的详尽规定，把它们均纳入中国文明的基本表象范畴，以宗旨“文物昭德”。 《左传》桓公二年，臧哀伯劝谏国君，言辞大意是：作人君的应该发扬美德，避免违背礼制的过失。来给群臣作榜样。要从行为举止，饮食起居，佩饰旗色诸方面遵制合度，使百官内心警戒。 礼仪典章制度的规范，成为先秦 工艺样式传承为主的百工美术教育最基本的要求，其具体内容见于《考工记》。 五帝时代，中国古代已设立学校。至于西周咸康之世，六艺已经做为教学的基本内容：礼、乐、御、书、数，是也，说明学校教育制度业已完备。 六艺中最主要的内容是礼、乐。 礼是尊卑等级名份的规范，并通过相应的礼仪制度，在社会生活各个方面体现出来，以工艺样式传承为主的先秦百工美术教育，所遵循的礼仪典章制度即系于此。《论证•阳货》云：“子曰，礼之礼之，玉帛之乎哉！乐之乐之，钟鼓之乎哉！”正所谓如《乐记•乐论》云“乐由中出，礼自外作。”礼、乐是先秦文明教化相辅相成的两个方面，礼是外在的规定，乐是通过钟鼓歌舞，五音八声，来陶冶内心，以通伦理。 “六艺”教育中的乐教，主旨在于以乐风德，同时也是主要的艺术教育形式，对于艺术，艺术品味等素养的造就有重要作用。乐的内容包括音乐，歌舞等，是中国古代艺术中成熟的最早的门类。乐教在先秦时代已经发展得很完善，在先秦教育中占主导地位。由于艺术形式和性质不同，乐教与美术教育没有直接关系，但乐教对于艺术规律的'揭示和艺术素养的培养，以及对雅俗正邪艺术品格区别的强调，以及对于后世艺术教育均有广泛的影响。从孔子“闻韵乐而三月不识肉味”，“诗”有“风”、“雅”之别，到后世文人以琴棋书画为一体，精博通达则为雅的标准，也都可以说明“六艺”与美术思想的关系。 “六艺”中与美术教育有重要关联者为“书”。 “书”的教学内容包括文字的认识与书写。由于汉字特殊的形象和意态特征，以及在中国文化传承中的重要位置，故识读和书写对于中国视觉文化习惯的形成，具有根本性的教化作用，因此，“六艺”中“书”的教学，对于中国古代美术教育的意义非常深远。 而且“六书”中的其中二种造字的方法：象形，指事，基本上就是指物作画，不过是简单的象征意义的画罢了。 殷商甲骨文单字近五千个，殷商时期，对于文字识读和书写的传授和教学，在王室贵族和巫史阶层中以一定规模进行，是可能而且必需的。有一件殷商甲骨，重复五行契刻甲子十干支名。其中一行字形明显地书刻熟练，而其余四行刻划生拙，笔划错落几不成字。这清楚地说明这件甲骨即可能是书契示范和练习的遗物，可视为古代美术教育历史的遗物和实证。《说文解字》称：“周室文太史liu，著大篆十五篇，与古人或异。”这部《史liu篇》是所知最早的识读书写教材之一。其书虽不传，但大篆liu书这种字体，可以从周宣王时期的《毛公鼎》等周室重器铭文以及石鼓文中见其大概。张怀懽《书断》称liu书“其迹有石鼓文存焉，盖讽宣王田猎所作。”文字内容具体，时间准确。字体较前甲骨文有所变化。这也翔实地证明古代书法美术教育的具体内容以及其延续性影响。 《礼记》则记载了以“六艺”为主要内容的一般教育程序：“六年，教之数与方名，七年，男女不同席，不共食。八年，出入门户及即席饮食，必为长者，始教之让。九年，教之数日。十年，出就外傅，居宿于外，学书，计……十有三年，学乐、诵诗、舞勺。成童，舞象，学射，御。二十而冠。始学礼。”郑玄注云：“肆，习也。谅，信也。请习简谓所书篇数也。请习信谓应对之言也。”可知当时“六艺”教育中，文字的识读，书写，以及文辞表达的修习，是在学童十岁时，延请老师来进行的。 公元前770年，东迁虽邑，春秋始。越三百年进入战国时代。周室既衰，西周完备的宫学教育体制逐渐颓废，所谓“天子失官，学在四夷”，原来宫廷中主持乐礼的祝失乐师和言学中教授“六艺”的老师四散流出，促成了各地私学的兴起。同时，招贤纳士百家争鸣的风尚，促进了教育思想的充分发展，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主张尚礼好古，以经典为宗的教育理论。 《论语•述而》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凡古训，古典，古雅，古义，古意，古风之谓，不惟在时间上追溯仰慕古人，更重要的是强调其典则经典，肃正，典雅，雅正的品格，并归乎于礼。孔子“信而好古”之古，要义在此。孔子的这一教育理论，传播渗透至于中国古代美术教育理论中，成为重要的美术教育理论思想和原则。 汉代王允《论衡》曰：“画之好画上代之人。”有信而好古的文化理想。商周鼎彝之铭文，始皇泰山之勤石，皆为万世洪钟，意在传诸久远，其时固然自尊，今日唯见高远。欧阳修云：“古画画意不画形”，乃借“古”以树立品格典范。后世论画论书，凡所鉴评，古雅，古邈，古香，古风，古意，俱为上品。 这种信而好古的观念，通过艺术理论反映出来，形成中国古代以典范为宗的美术教育思想基础，并通过遵循典章仪轨， 摹 拓临写样范法帖和粉本白画等美术教育途径，来达到师授传习的教育目的。无论百工伎匠，宫廷画师，轩冕贵胄，士子文人，莫不以模范经典为入手法门，以贯通于中国古代美术教育历史，成为最基本的原则和最普遍的观念。 先秦教育思想大化而之，至于美术领域，具体表现内容物象万端。先秦经典美术思想对于后世之影响，宏观且具体而微，盖无限深远矣。 参考文献 ： [1]李永林：中国古代美术教育史纲。先秦典章仪轨规范下的美术教育论文相关查阅： 毕业论文范文 、 计算机毕业论文 、 毕业论文格式 、 行政管理论文 、 毕业论文 ;
30年前，兵马俑博物馆还是一片田地，1974年3月29日，陕西省西安市临潼县西杨村的农民在打井时挖出了秦俑的陶片，从此，这里便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法国总理希拉克参观后说：“世界上有七大奇迹，秦俑坑的发现堪称第八大奇迹。” 30年过去了，可是这里仍有许多未解之谜。 陕西省骊山北麓，茂密的林木掩映着一组规模宏大、外观别致的建筑，这就是闻名遐迩的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秦兵马俑坑发现于1974年，位于秦始皇陵以东公里处，经考古工作者连续多年大规模钻探及研究考证，这里是中国第一个封建皇帝秦始皇之陵园中一处大型从葬坑。从此，这块曾是乱石堆积，偏僻冷寂的荒漠田野热闹起来。它像一块巨大的磁石吸引着无数中外游客纷至沓来……前不久，记者又一次重访这里。 奇迹制造三十年未解之谜 如果把兵马俑和古希腊、古罗马的雕塑放在一起，可能看不出兵马俑在艺术方面的精美，兵马俑胜在“奇”上。它究竟是怎样的奇法？兵马俑博物馆老馆长袁仲一先生曾经说过，“为什么说兵马俑是个奇迹？我总结出了三个字：大、多、真。大就是陶俑像真人真马一样大小，过去在博物馆里经常看到一些陶俑，但都比较小，一般都二三十厘米，最多也就六七十厘米。兵马俑真人一样大小，在感官上超过了人们的想象。量达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在感官上发生一定变化，它会自然地产生一种力量和艺术上的崇高感。兵马俑1、2、3号坑出土的秦俑达到8000多件，仅1号坑就有6000多件，大气磅礴，邓小平当年看到后一直感叹‘不得了，不得了’。” 记者了解到，从兵马俑发现开始，袁馆长就一直没离开过这个地方，别看挖出来的文物有8000多件。可他都能如数家珍般说得很具体。他介绍说：“兵马俑都是一个个雕出来的，不是用模子做出来的，雕塑的人很多。据我初步统计，发掘和修复过程中，发现制作者的名字有87个，这些人都是老师傅了，下面还有一些徒弟，我推算一下，一个老师傅带着10个徒弟，就是870个人。我估计有上千人参加了这个工作，在中外雕塑艺术史上这都是奇迹。由于制作的人很多，一个人一种风格，有中央宫廷的工匠，也有来自全国各地的工匠。一般人看兵马俑觉得都差不多，由于我们搞的时间长，能看出是什么人做的，宫廷工匠制作的作品从形象来说都是大力士，非常英武，来自民间的工匠制作的风格比较清新活泼，高矮胖瘦都有，这和他们的生活环境有关系。从整体看，宫廷工匠的技艺水平高一些，比较熟练一些。民间工匠水平有高有低，这主要体现在身体的比例上，比如胳膊的长短不一，手的大小不一样。另外从面部表情上也可以看出水平的高低。所以，希拉克提出了是世界第八大奇迹，全世界的人都接受了。” 当然，出土文物在证实一些史实的同时，也同样给专家学者带来更多的问题，兵马俑由于其特殊时代、背景和出土量之大，它制造出的未解之谜也远远多于任何出土文物。这些谜团涉及到政治、社会、科技、文化等方方面面。 过去认为中国的雕塑艺术是在南北朝以后佛教传入中国才真正发展起来的。兵马俑发现以后，可以看出中国的雕塑艺术远在秦代就已经达到了很高的成就。古代民间雕塑有六法，堆塑捏贴画刻，兵马俑上都有。另外从雕塑风格上讲，秦的雕塑艺术与西方有所不同，西方是高度的写实，秦俑不是这样，它写实，但带着一定的写意。 在兵马俑出土的青铜剑上，可以看到，这些剑出土时候都非常锋利，基本上光亮如新，有的根本没有生锈，制作得也非常规整，经过检测，它表面上经过了铬盐氧化处理。根据以往的记录，这种技术德国在1937年发明，美国在1950年发明，但两千多年以前，中国就掌握了这门技术，真是冶金史上的奇迹。 出土的青铜剑在古代到底是怎样的工艺流程？有人做过各种模拟性实验，北京冶金技术研究院做过一个实验，用老陈醋、土硝和铬矿石加在一起加热，加热到800度，变成液体，涂在剑的表面。有人还用蓝宝石在剑的表面上摩擦，可以把铬涂在剑的表面上。另外，像出土的铜马车，一辆车有三千多个零部件，组合起来非常复杂。它的车盖有2平方米，薄度有2～4毫米，是浇铸而成的，这对温度的要求非常严格，过高过低都会“千疮百孔”，还有车上的伞，首先要浇铸成铜块。边上用锻造技术，这涉及到合金量的比例，如果含锡量过多或过少都不行。 记者了解到，兵马俑的制作也是个问题，这么大是怎么制作出来的？现在做都是分节做的，烧出来之后堆在一起的。那时候是整个烧出来的，有两个问题不好掌握，泥巴从湿到干的收缩比怎么掌握？烧制过程中软化到硬结的收缩比例怎么掌握？还有兵马俑有的地方厚，有的地方薄，薄厚同时放到窑里烧，怎么掌握火候？还有泥巴，掺和石英砂的比例怎么掌握？诸如此类的技术问题，在当时都是怎么解决的？至今依然没有搞清楚。 发现“奇迹”，富了周围农民 在兵马俑博物馆的西侧，有两个村子，一个是西杨村，一个是下河村。兵马俑发现30年后，现如今的西杨村由于兵马俑的发现和兴建秦陵遗址公园，已经“缩水”得所剩无几，不少农民搬到了兵马俑博物馆的东侧居住。记者在这两个村子采访时发现，这里的耕地不多，据村民介绍，原来耕地有很多，虽然现在每家都有耕地，但面积比以前少多了，大部分农民都借助兵马俑和秦皇陵一带的旅游景点做起了生意，有开饭馆的，有开车的，有做建筑工的，有做导游的，有卖纪念品的。总之，不管他们做什么，都跟当地的旅游有关。靠着旅游业，农民逐渐富裕了。 在秦陵遗址公园看管树木的西杨村农民杨钰告诉记者说：“兵马俑没有发现前，这里很穷，农民一天的工分是7分，当时外地姑娘都不愿嫁到这里，这里年年都没粮食吃，而且还极度缺水。”30年的旅游经济发展让这两个村子发生了巨变，有的农民买了两辆汽车，村里所有人都住上了两层小楼。在村子里，记者遇见一位老太太，她在缝制手工艺品，她说一天能缝5个，一个可以卖5元钱，而且这个工艺品很好卖。“买的全是外地人，还有许多高鼻梁的外国人呢。”老太太笑眯眯地比划着告诉记者。 兵马俑所处的秦陵镇农民如今绝大多数都在博物馆附近做生意，他们谁都会说上几句外语，靠旅游吃饭使很多农民确实富起来了。 究竟是谁发现了兵马俑 1998年，时任美国总统的克林顿在参观兵马俑时，说了一句话：“兵马俑很了不起，发现兵马俑的人也了不起。”到兵马俑参观的外国元首有很多，但是像克林顿这样指名道姓要见发现人还是头一次。于是，当年兵马俑发现人之一的杨志发有幸见到了克林顿。关于兵马俑的发现人问题，时隔30年，依然有多种不一的说法。 当时发现兵马俑是什么情况呢？据兵马俑袁馆长回忆，1974年3月，西杨村打井，当时在场的有三个生产组，每个组两个人，西杨村农民杨新满当时是政治队长。陶俑挖出来之后，他们也不认识，到处乱丢，后来临潼县文化馆的赵康民把这些东西收集起来，让农民用架子车拉回去。当时送到县文化馆的农民就有杨新满。在此之前，当地农民曾三十多次看到过陶俑，但就不知道是什么东西。1974年还是这个情况，村里的老太太还烧香磕头，说是瘟神，把俑头敲碎了，有的放到田地里当成稻草人赶鸟。老袁当时去的时候，从马路边上、垃圾堆里拣出很多陶俑残片，从废品收购站里收回了很多铜箭头。 兵马俑博物馆一位女讲解员告诉记者，“这么多年来，人们比较认可的兵马俑发现者就是西杨村的农民杨志发。”不久前的一个下午，记者在她的带领下，找到了正在兵马俑博物馆签名售书，如今已71岁的杨志发，当记者提出要对他进行采访时，没想到被他摇头拒绝。问他为什么不接受采访，老人家只嘟囔着说了一个字：“烦”。究竟是什么让这位老人如此烦心呢？显然当地其他农民竞相争夺发现权让他感到了不快。有人提议，与他一起照相。他一口答应，不过照一次相，要收50元人民币。尽管老杨要收钱，可要与他合影的游客仍然不少。记者从侧面了解到，除了克林顿接见过他，日本NHK电视台还曾把他请到日本，专门讲述当年发现兵马俑的过程。但由于其他农民对发现人的异议，让这位整天坐在博物馆商品部悠闲地签名售书的老人如今变得有些不安。 记者随后又在秦陵国家遗址公园找到了杨新满，67岁的他如今在一位私人老板开的玉器店里签名卖书，老板一个月给他1000块钱，记者见到他时，他的面前除了摆着临潼县（今临潼区）文化馆给他颁发的一张发现兵马俑证明书外，还在旁边墙上悬挂了一幅巨大的他和兵马俑的合成像，这位老人同样表示出不满，他说，当年发现兵马俑的人一共有9人，现在只剩下4个了，他希望有生之年能得到一个让他满意的结果。杨新满想得到的是什么结果？为什么这些人对“发现人”这么看重？陕西省文物局负责人说：“还是利益的驱动。”他们提出的要求是在1号坑当年打井的地方标明发现人的名字。颁发发现认证书，并给予他们一定的物质奖励和补偿。对此，兵马俑博物馆的负责人强调说：“我们只能说，是农民当年打井时集体发现的，别的什么都不会做，而且国家从来没有做这样的先例！” “发现人”之利，搅乱旅游市场 记者在兵马俑博物馆采访时发现，“发现人”签名售书已经成了当地的一道景观，但也常常因此引起一些不必要的纠纷。比如在采访杨新满的时候，由于签名问题，导致游客与玉器店的服务员争执起来，引起众人围观，严重影响西安的形象。还有就是在兵马俑博物馆，一些“野导”（即没有经过培训考核和颁发上岗证的导游）利用种种欺和暗示手段让游客去买杨志发签名的书。在博物馆内，记者跟随在一个旅行团的后面，听到导游如此介绍：“这里就是当年农民打井发现兵马俑的地方，当年发现兵马俑的人，现在只剩下杨志发一个人了，他现在已经退休，是咱们馆的名誉馆长，享受馆长的待遇。杨先生平时特别忙，要参加学术活动和接见外宾，偶尔到馆里签签名，不知道他今天在不在（其实杨志发差不多天天都在），我们一会儿到后面看看。”之后“野导”删繁就简，没一会儿就把游客带到了杨志发签名的地方，一进来就惊呼：“你们今天真幸运，他在这里。”之后“野导”介绍，杨志发面前摆的关于兵马俑的画册只印了3000本，马上就卖光了。实际上，这本没有标出定价的画册在西安的旅游点到处都是，而且每个地方定价都不一样。记者从兵马俑博物馆了解到，博物馆迄今只有袁仲一一个名誉馆长。按理说，杨志发作为兵马俑的发现的人之一，完全可以光明正大地在馆里签名售书。但是经过一些“野导”的蛊惑，这里面便多少有了一些欺的成分，因为每卖出一本书，导游有数额不等的回扣。 在这里，不仅是“野导”在吃“发现人”，就是正宗的导游，也参与其中。如此抢吃“发现人”，让好多热心的游客大呼上当！
转自王亚洲书画试析秦汉美术特点及其表现[内容摘要]：秦汉是中国历史上早期社会体制最发达定型的朝代，由于国家的统一，社会较为稳定，统治者采取的休养生息政策，客观上促进了生产的恢复和发展，使经济日趋繁荣，封建社会得到全面发展。处于上升期的时代精神和囊括千里的广褒疆域都是不可忽视的强大气势，因之，在秦汉广泛的文化艺术尤其美术里，也饱满地透射着并体现着这种恢弘的特点。[关键词]：秦汉美术；特点；艺术表现引言鲁迅说：“遥想汉人多闳放”。依秦汉社会在历史上总体情况而言，它的社会制度、物质财富、精神追求都倾向着蓬勃旺盛的气象。公元前221年秦王赢政灭了六国，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多民族的中央集权制封建国家。到公元前206年，秦朝灭亡，其统治时间虽只有短暂的十几年，但由于国家的统一，人力、物力、财力的集中，社会生产力的提高，统治者拥有了极大的物质财富和极高的权利。为宣扬统一的丰功伟业、显示王权威严至高无上的政治目的服务，追求奢豪的生活享受，并希望死后仍然能同生前一样的安富尊荣，统治阶级更是高度重视造型艺术。“生不极养，死乃崇丧”的厚葬陋习，逐使壁画墓、画像石及画像砖墓广泛流行。于是大兴土木，不惜伤财劳民营建宫苑、陵墓，这些建筑成为集中体现这一时期美术发展的重要场合。这种集权政治制度化的运作，反映在美术上则呈现出它的统一性和巨大性的面貌。同样，美术反映现实生活的广度与深度因之显著增强。秦亡后，刘邦建立了西汉政权，西汉初期统治者吸取秦速亡的教训，采取了轻徭薄赋、安抚百姓等缓和阶级矛盾的措施，改变秦朝统治者思想禁锢的方针，复活战国以来的“百家之学”。而且将道家的“无为而治”的思想设为汉初的统治思想，起到了休养生息，恢复和发展社会生产的作用。到汉武帝时期，提倡儒学以加强统治，并采纳董仲舒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政治思想，凭借强盛的国力，反击匈奴，开辟了“西域通道”，促进了民族间的大融和，中外文化经济的交流日益密切。其意识形态发生了极大的变化，在封建贵族的直接控制下，美术创作是为了不断满足政治上和生活上的享受。武帝、昭帝、宣帝时期，视美术为表彰功臣的有效方式，在大型纪念型雕塑、宫殿壁画等方面，颇有建树。各种美术制品越加讲究，极其华美，技术水平也日益提高。这一时期中央和地方还设立专门机构，负责管理手工业生产，加上生产技术的提高，使工艺美术在前代的基础上获得了全面的发展，其中的某些门类取得了较为突出的成就。此段时间的美术不仅在美术传统的形式上，也在古代社会生活和人民的精神生活的发展中起着一定的积极作用。一、书法篆刻艺术的发展和表现文字起源于现实生活实用的需要，起源于对大自然现象的勾摹和抽象的再现。经历了甲骨、金文、篆书、隶书、楷书等几个演进阶段。早期的文字可用“文字画”来形容，正如“ （山）”“ （水）”“ （日）”“ （月）”等等，形成了“以形示意”的突出特点，即我们所说的象形文字。中国文字变迁最为剧烈的时期当属秦汉，中国书法作为一门艺术，主要是在这一时期确立起来的。大篆经过简化而创造了小篆，隶书发展达到成熟，草书发展形成章草，楷书和行书也在萌芽阶段。人们已经把书法视为“艺事”，出现了李斯（小篆的整理者）、赵高、胡毋敬、程邈等第一批姓名载诸史册的书法家。现在可见到的秦汉书法墨迹有帛书、简牍书以及壁画、陶瓶上的题字，还有金属器铭文、漆器上的书迹、砖刻、石刻等，其中以石刻的数量最为丰富。正所谓“振叶寻根，观澜索源”，即书画同源之说。从篆书而言包括先秦的大篆，到秦统一后的小篆，直至汉隶的成熟，可以说秦汉时期的文字艺术为后来的中国书画艺术的发展起到了基石作用。当然文字艺术也带动着其他一些艺术的产生与发展。如篆刻艺术是我国的一门古老而独特的传统艺术，在方寸之间展现人对自然的认识、宣泄内心的情感、表达某种思考。它的出现和发展，直至完型，与书法艺术有着骨与肉的联系，至今有着三千余年的发展史。到了秦汉时期，为加强中央集权，在政治、经济、文化各个领域，由于社会交往繁复，印章的凭信用途日渐广泛。在各个方面都采取了推动统一的措施，秦始皇在典章制度方面，改变了商周时的祭祀礼仪中使用的礼器——鼎作为王权的象征的传统做法，以制造印章取而代之。在制定典章制度时对印章的名称，使用材料、形制、印纽式样等，都做了严格的等级序列规范。秦始皇规定皇帝的印称“玺”，一般人的则称“印”，以后的帝王一直延用了这个规定，汉代官印中有称“章”或“印章”，私印中有称“印信”或“信印”，现在通用的“印章”一词既来源于此。就印文内容而言除了官印、私印外，还有成语入印，已开后世闲文印之先河。汉代在隶书的影响下形成了一种新的篆书字体，称之为“谬篆”，其字体特点是结体简化，笔画平整方直，规整茂美，粗细疏密多变，呈现出新的时代风貌。谬篆以外，还有以装饰的鸟虫书入印的，不同于东周，比较强调书法意味。西汉的鸟虫篆印比较具象，东汉的多为单线回旋的曲形印文。汉代印材为铜，有铸和凿两种。西汉印章多为铸造，惟新莽印制作最为精致，庄重洪厚；东汉以凿印见称，适宜临时急就，印文不假修饰，奇肆健拔。这两种不同的基本风格，对后世篆刻艺术和洪厚、博大的审美意识都产生了极大的影响。随着封建官制的发展和逐渐健全，审美观的变化和审美情趣的上升，篆刻艺术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无论作为凭信的用印，还是封俭等，表现形式多样，富于变化，所以秦汉时期是篆刻艺术发展的第一个高峰时期，也为后来的“印尊秦汉”奠定了基础。二、绘画的突出代表及表现秦汉时期的绘画艺术，大致包括宫殿寺观壁画、墓室壁画、帛画、工艺装饰画等门类。秦汉时代建筑物装饰构件有与画像石相类似的画像砖，是遗存丰富、很有特色的秦汉美术资料。艺术家以刀代笔，在坚硬的砖石上创作了众多精美的图画，它兼有绘画与雕刻两种特点。秦代的画像砖用模印和刻划两种方法制成，形状分大型空心砖和实心的扁方砖两类。秦砖常饰以菱形、方格、回纹、卷云、三角云圆壁、绳、粗布等纹样，手法为花模印花。而秦瓦则以卷云纹为主，瓦当已由半圆发展为圆形。汉砖以河南、四川等地所产最佳，前者产的长方形空心砖，用模印各种几何纹和动物、人物及建筑图案；后者多产方砖，常饰以各种图案，表现出一定的主题内容，多为生产劳动、车骑出行、社会风俗、神话传说、庭园建筑等。如弋射收获砖、盐井砖、庭园砖等，均具代表性。秦汉时期的宫殿衙署，普遍绘制壁画，或以精美的图案和阔绰的画面，显示统治阶级的威严；或以借物寄情的手法，标榜吏治的“清明”；或图绘历史典故，作为成败得失的借鉴；或是绘制当朝的功臣肖像，作为臣僚励志的楷模。汉代美术作品可分为壁室挂画、画像石和画像砖、漆画、铜镀装饰、石雕和泥塑等五项。以望都汉墓壁画及四川的一部分画像石及画像砖为代表。另外汉代画像石，以人物、动物、植物为主要纹饰，古朴生动，矫健大方。其方法多为剔地突起的浅浮雕法，也有采用线刻的形式，画像石以山东、河南两地出土最多。另外玉雕的制作技艺也大有提高，发展了透雕、刻线、浮雕等加工方法，所雕物品多精巧玲珑。琉璃、木器、漆器、编织等也各具特点。汉代建筑内部及外檐多有装饰及其壁画，墓室壁画虽现在发现的不多，内容和数量上都不及画像石和画像砖那样丰富，但是因为这是真正的绘画，而且是大幅的，直接代表着汉代壁画流行的事实，可以说有特殊意义。画像石和画像砖是汉代美术史中最重要的材料，数量多，内容也最丰富。特别是汉代对人的重视是夹杂在儒家“经学”和“谶讳迷信”中的一些特殊观念。从帛画人物描写注重类型化个性特点及其所达到的绘画水平，在“文以载道”的儒家正统思想影响下，中国人物画以“明劝戒，著升沉”，“善以诫后”的功能而先于山水、花鸟画，备受到统治阶级的重视，得以迅速发展起来。从考古发现的大量汉代墓室壁画和文献记载的秦汉时期的许多绘画盛举可知当时画事之胜。其间较能展现出这一时期绘画卓越水平的是1976年出土于湖南长沙马王堆1号墓的帛画“铭旌”，是覆盖在内棺上的保存最完整，绘制精美，且有较高艺术水平的。从图的内容可知其主题是祈求死者的灵魂升天，精心刻画墓主人尊贵持重的仪容和庄重富态的神情，表现死者的显赫地位。造型写实而又夸张，显得刚健雄浑，线条匀细遒劲，色调沉着典雅而庄重鲜明，具有浓郁的装饰意味。就其艺术构思和表现技巧上，都显示出比战国楚墓的帛画更高的艺术水平。但绘画艺术活动真正进入活跃期、繁荣期却是魏晋南北朝时期才真正开始。大量天竺式的佛教传入中国，在这一时期诞生了诸如中国第一位画佛的大画家曹不兴等一些书画家。汉代绘画技术虽处于发展的早期阶段，但表现效能却发挥到了最大程度，造型能力不高，却表现出丰富的内容，在表现主题时，善于运用绘画的艺术特点。在汉代一些绘画作品中，可见到一些为了表达主题所作的种种努力和探索，利用不断的重复，并在重复中求变化，以便有利的明确表达主题。在表现动态方面，拟人的运动、舞蹈，云气的动荡飘逸和动物的奔驰等，也极大地发挥了绘画的装饰特点，它的美术创作重点在于题材意义，注重思想的表现和人们对自然现象及自身特点的表现及加工。三、雄伟浩大的建筑、雕刻艺术建筑方面，秦朝阿房宫、汉代的未央宫和官僚的坟墓、官衙、私宅建筑等大型的建筑豪华空前，都是永垂青史的，隆重的雕塑和装饰品应运而生。秦汉时期进行的大规模的宫廷和祠庙及陵墓建筑中雕塑艺术作品，现在所存无几。1974年发现的陕西临潼秦始皇陵兵马俑，以其硕大的形体和精良的塑制技艺，表明了秦代制陶工艺和雕塑艺术已取得空前成就。其六千余件于真人真马等大的陶塑兵马俑，布局严谨，陶塑兵马俑面向东方，一幅气势磅礴、威武雄壮的军阵场面，再现了秦军奋击百万、战车千乘、军容整肃、勇于功战的宏伟气派，而成为秦代造型艺术划时代成就的标志。崇尚写实，手法严谨；性格鲜明，形象生动；在总体布局上，利用众多直立静止体的重复造成排山倒海的巨大气势，给人以敬畏而无法遗忘的深刻印象则是秦兵马俑的主要艺术特点。西汉霍去病墓前的石雕是最重要者，“马踏匈奴”的雕刻是汉代的历史现象的有力概括，也是西汉纪念性质的一组大型石刻的代表作之一。作者运用循石造型的艺术手法，巧妙的将圆雕、浮雕、线刻等技法融合在一起，刻画形象以恰到好处、足以表现客体特征为读，决不做自然主义的过度雕镂，从而加强了作品的体积感和力度感，其雕像别出心裁，一匹气宇轩昂，庄重雄强的战马腹下巧妙的雕成一个仰面朝上，手持弓箭做垂死挣扎的匈奴败将，不但保持了四肢的稳定，且让人感到浑厚的体积感，其主题显明。在马的神态刻画上更为传神逼真，仿佛久经沙场的战马时刻高度警惕，其神情果断，借此体现出霍去病“匈奴未灭、无以家为”的坚定意志。这种有浪漫主义的象征性的艺术手法，揭示出寓意深刻的主题，使思想性和艺术性达到完美的统一，堪称“汉人石刻，气魄深沉雄大”的杰出代表。汉代建筑“汉承秦制”，在承袭前制的基础上又进一步发展。汉代建筑物石阙作为古代宫室、陵墓、庙观门前的特殊建筑，常呈对称形式立于行道两旁。这些石阙作为建筑物前屹立的艺术装饰作品，不仅在细部结构及其装饰上，而且整个造型都显示了汉代建筑艺术恢弘博大的特色。这一时期的建筑装饰和附件，除壁画、画像石、画像砖以外，还有非常重要的瓦当艺术。瓦当作为我国古代建筑物中特有的房屋上筒瓦出檐一端的圆形或半圆型装饰物，也是十分典型的建筑装饰工艺品，它融实用与装饰效果于一身。早在西周时期瓦当已在建筑物上运用，而秦汉时期是瓦当装饰艺术发展的全盛时期，其图案丰富多采，由秦汉云纹和葵花纹演变而来的云纹瓦当最为流行，其构图更为严谨且富于变化。纹饰以卷云、动物、四神和文字为主，多含吉祥意味，形状多为圆形，也有少数为半圆形。另外还有植物纹、昆虫纹、鸟兽纹。两汉最流行卷云瓦当及吉祥文字瓦当，西汉末年到新莽时期尤以“四神”(青龙、白虎、朱雀、玄武)形象最为出色，其形象矫健活泼，瓦当中央的半球形图案越来越显著。汉人擅长将表意的汉字，变成庄重典雅的装饰艺术品，因此在陕西栎样阳、周至等县曾出土“汉并天下”、“长乐未央”等西汉文字瓦当；在长安汉城遗志，还发现“延年益寿，与天相持，日月同光”为内容的12字瓦脊。内蒙古包头市出土的东汉时期“单于和亲”瓦当，内容极具鲜明的时代与地方特色。汉代宫廷已经有了专职工匠，在工艺美术上，汉代的铜镜，其装饰和瓦当一样，在汉代装饰美术中占有重要地位，也成立了专门的研究对象。结论汉代美术的题材广泛地来自社会现实生活的各个方面。在艺术表现上，技法古拙而风格鲜明。由于绘画形式的局限，虽然单线勾勒是汉代绘画的主要表现手法，但在写实能力上已经达到较高的水平。秦汉时期的美术装饰题材不外乎三个方面：人的社会生活、神仙世界和动物世界。其中人的世界是表现的中心所在，所以绘画中趋向满足统治阶级强烈主观愿望的基本精神。在美术各类形式完全独立的初始阶段，可以看到一个普遍现象，正如人类文化发展必然要带有脱胎而出的那个社会文化的痕迹一样，在美术开始独立的历史阶段中美术形式却不可避免地带有多多少少强调装饰的特点。由书法篆刻、绘画、建筑和雕塑表明，秦汉造型艺术中表现了广阔无垠的宇宙意识，体现了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相结合的精神，它那深沉雄大的气魄，在中国美术史上放射着夺目的光彩。这一历史时期展现在美术上沉雄博大的泱泱大国气度，铺张华丽的艺术风格，彰显国力物力雄厚的社会基础。美术品所流露的气魄宏大，风格瑰丽气息，反映了创作者丰富的想像力和卓越的技巧及神与物游的审美境界。可以说，在秦汉广泛的文化艺术尤其美术里透射着的这种恢的特点，对中国美术史的发展起到了极其深远的影响，它的艺术价值无可估量。参考书目：《中国历史》、《中国书法史》、《中国艺术精神》、《中国美术史及作品鉴赏》、
毕业论文题目的选定不是一下子就能够确定的，若选择的毕业论文题目范围较大，则写出来的毕业论文内容比较空洞。下面是我带来的关于古代文学方向论文选题的内容，欢迎阅读参考! 古代文学方向论文选题(一) 1. 论《聊斋志异》中的华妖狐魅形象 2. 论元杂剧中的水浒杂剧 3. 论《西游记》的游戏笔墨 4. 论近代改良主义文学的创作特征 5. 论《儒林外史》对八股制艺弊端的反思 6. 论《红楼梦》的悲剧意义 7. 论明清传奇的曲词艺术 8. 论《红楼梦》玉石崇拜的文化心理 9. 论孙悟空的孝义 10. 论《红楼梦》中诗歌之功能 11. 《牡丹亭》的人文主义精神探析 12. 论李贽思想对晚清小说世俗化倾向的影响 13. 对生命的漠视——试论水浒传〉叙述的暴力化倾向 14. 《莺莺传》主题嬗变浅议 15. 论关羽艺术形象的悲剧色彩 16. 试论《金瓶梅》的文学史地位 古代文学方向论文选题(二) 1、中国古代神话所体现的民族精神刍议 2、论中国古代神话的演变 3、中国古代神话的美学意义 4、中国古代神话与原始观念 5、论《诗经》中政治讽谕诗所表现的忧患意识 6、论《诗经》的婚恋诗 7、论《诗经》中的妇女形象 8、论《诗经》的讽刺艺术试论 9、《诗经》大小雅怨刺诗之异同 10、孔子与《诗经》 11、先秦诸子书寓言研究 12、浅析《左传》中关于“梦”的叙述 13、论《左传》的战争描写艺术 14、《左传》与《战国策》行人辞令比较研究 15、《战国策》的寓言艺术 16、论《战国策》的纵横家形象 古代文学方向论文选题(三) 1. 西蜀词与南唐词艺术特色比较研究 2. 论春秋笔法的内涵与外延 3. 庄子《逍遥游》本义考 4. 论春秋战国时代行人在先秦文学发展中的作用 5. 唐代咏侠(或僧，或道)诗创作论 6. 初唐宫体诗与南朝宫体诗异同论 7. 陈子昂文学史地位浅论 8. 李白歌形体诗艺术成就浅论 9. 李白咏月诗浅论 10. 白居易闲适诗浅论 11. 韩愈文学主张得失论 12. 晚唐咏史诗浅论 13. 白居易《长恨歌》多重意蕴浅探 14. 浅谈杜甫对李商隐诗歌创作的影响杜甫咏史怀古诗研究 猜你喜欢： 1. 古代文学论文选题方向 2. 古代文学方向论文 3. 古代文学论文题目 4. 文化方向论文题目 5. 2017文化方向论文选题
本人看过。总的感觉同意鲁迅先生的评价。鲁迅称《山海经》为“古之巫书”，并不为过。当然，里面也有山川、河流、植物、动物、飞禽走兽的记载。但光怪绿离的故事太多了，让人对其它史料也产生怀疑。大致情况如此。建议先看看鲁迅先生的相关文章。
可以用百度文档搜索找点素材
中国古代文学论文的选题方向这个就太多了呀，因为中国古代的话，它的这个文学范围是很广的，它的诗词歌画都是孩子在这个文学里面的。
建议从网上分别去详细看看，或许这样更好
一、历代史书：梁‧沈 约：《宋书》，北京：中华书局，1973年5月出版。梁‧萧子显：《南齐书》，北京：中华书局，1973年5月出版。唐‧姚思廉：《梁书》，北京：中华书局，1973年5月出版。唐‧姚思廉：《陈书》，北京：中华书局，1973年5月出版。齐‧魏 收：《魏书》，北京：中华书局，1973年5月出版。唐‧李百乐：《北齐书》，北京：中华书局，1973年5月出版。唐‧令狐德棻：《周书》，北京：中华书局，1973年5月出版。唐‧李延寿：《南史》，北京：中华书局，1973年5月出版。唐‧李延寿：《北史》，北京：中华书局，1973年5月出版。唐‧魏 徵：《隋书》，北京：中华书局，1973年5月出版。二、古代典籍（包含近人所辑校、点校、校注之古代典籍）：清‧严可均辑：《三代先秦两汉三国六朝文》，北京：中华书局，1958年。清‧丁福保：《全汉三国晋南北朝诗》，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出版。清‧逯钦立辑校：《先秦魏晋南北朝诗》上中下三册，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9月出版。梁‧僧 佑：《弘明集》，台北：新文丰出版社。（未详出版年）唐‧道 宣：《广弘明集》，台北：新文丰出版社。（未详出版年）魏‧刘 劭：《人物志》，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梁‧刘 勰，周振甫注：《文心雕龙注释》，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明‧张 溥：《汉魏六朝百三家诗题解》，人民文学出版社，1960年。清‧丁福保辑：《历代诗话续编》，台北：木铎出版社，1983年。杨守敬、熊会贞：《水经注疏》，江苏古籍出版社。王利器：《颜氏家训集解》，北京：中华书局，1993年。顾绍柏：《谢灵运集校注》，中州古籍出版社，1987年8月。三、近人研究著作：《第二届魏晋南北朝文学与思想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成功大学中文系主编，台北：文津出版社，1993年。《第三届国际辞赋学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国立政治大学文学院编，国立政治大学发行，1996年。《第三届魏晋南北朝文学与思想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成功大学中文系主编，台北：文津出版社，1997年。王力坚：《六朝唯美诗学》，台北：文津出版社，1997年7月出版。刘大杰：《魏晋思想论》，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9月第2次印刷。宁稼雨：《魏晋风度——中古文人生活行为的文化意蕴》，东方出版社， 1996年12月第2次印刷。徐公持编著：《魏晋文学史》，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年9月。王力坚：《由山水到宫体》，台湾商务印书馆，1997年12月出版。王国璎：《中国山水诗研究》，台北：联经出版社，1988年4月出版。王梦鸥：《古典文学论探索》，台北：正中书局，1987年8月出版。王 瑶：《中古文学史论》，长安出版社，1982年。宋李昉：《文苑英华》，台北：华文书局，1967年出版。柯庆明、曾永义编辑：《两汉魏晋南北朝文学批评资料汇编》，台北：成文出版社，1978年9月出版。洪顺隆：《六朝诗论》，台北：文津出版社，1985年3月出版。洪顺隆：《由隐逸到宫体》，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84年7月出版。唐欧阳询：《艺文类聚》，台北：中文出版社，1980年出版。张师蓓蓓：《汉晋人物品鉴研究》，台北市：中文研究所，1984年。张师蓓蓓：《东汉士风及其转变》，台北市：国立台湾大学出版委员会，1985年。张师蓓蓓：《中古学术论略》，台北市：大安, 1991年。张师蓓蓓：《魏晋学术人物新研》，台北市：大安, 2001年。简宗梧：《赋与骈文》台北市：台湾书店, 1998年。张少康：《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发展史》，北京市：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张少康：《中国古代文学创作论》，台北市：文史哲出版社，1991年。张少康：《文心雕龙研究史》，北京市：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张少康：《文赋集释》，上海市：上海古籍社出版：新华发行，1984年。张少康：《古典文艺美学论稿》，淑馨出版社，1989年。曹道衡：《中古文学史论文集》，洪叶出版社，1996年。曹道衡：《中古文学史论文集续编》，文津出版社，1994年。曹道衡：《南朝文学与北朝文学研究》，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年。梅家玲：《汉魏六朝文学新论——拟代与赠答篇》，台北：里仁书局，1997年。郭绍虞主编：《中国历代文学论著精选》，台北：华正书局，1991年8月出版。傅 刚：《魏晋南北朝诗歌史论》，吉林教育出版社，1995年12月出版。童庆炳：《中国古代心理诗学与美学》，台北：万卷楼，83年8月。童庆炳：《文学审美特徵论》，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6月。萧 驰：《中国抒情传统》，允晨文化实业有限公司，1999年1月。周勋初：《魏晋南北朝文学论丛》，江苏古籍出版社，1999年11月。逯钦立：《汉魏六朝文学论集》，陜西人民出版社，1984年出版。叶 朗：《中国美学史大纲》，台北：沧浪，1986年。廖蔚卿：《六朝文论》，台北：联经出版社，1985年三版。廖蔚卿：《汉魏六朝文学论集》，台北：大安出版社，1997年。刘师培：《中古文学史》，台北市：世界，1962年。刘跃进、范子烨编：《六朝作家年谱辑要》，哈尔滨市：黑龙江教育，1999年。刘跃进：《中古文学文献学》，南京市：江苏古籍，1997年。刘跃进：《门阀世族与永明文学》，北京市：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年。王钟陵：《中古文学诗歌史》，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陆侃如：《中古文学系年》，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张可礼：《东晋文学系年》，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1992年。葛晓音：《山水田园诗派研究》，沈阳：辽宁大学出版社，1993年。葛晓音：《汉唐文学的嬗变》，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年。葛晓音：《八代诗史》，陜西：陜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林文月：《中古文学论丛》，台北市：大安，1989年。林文月：《山水与古典》，台北市：纯文学，1976年。蔡英俊：《比兴物色与情景交融》，大安出版社，1995年。郑毓瑜：《六朝文气论探究》，台湾大学出版委员会，1988年。郑毓瑜：《六朝情境美学综论》，学生书局，1996年。郑毓瑜等人：《古典文学与性别研究》，里仁书局，1997年。萧统编、李善注：《文选》，台北：石门图书有限公司，1976年1月出版。骆玉明、张宗原：《南北朝文学》，安徽教育出版社，1991年出版。钟 涛：《六朝骈文形式及其文化意蕴》，东方出版社，1997年。颜昆阳：《六朝文学观念丛论》，台北市：正中书局，1993年。罗宗强：《魏晋南北朝文学思想史》，北京：中华书局，1996年。胡令远：《人的觉醒与文学的自觉—兼论中日之异同》，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年9月。四、期刊论文：蔡钟翔：〈典论论文与文学的自觉〉，《文学评论》第5期，1983年。王兴华：〈人的自觉与魏晋南北朝的美学思想〉，《美学》第4期，1986年。魏正申：〈论陶渊明“文学的自觉”——从立德立功到立德立言的转变〉，《九江师专学报》，1993年3-4期合刊。王力坚：〈从觉醒到迷误－六朝文人生命意识对唯美诗歌创作的影响〉，《广东社会科学》，第五期，1994年。卢佑诚：〈曹丕文学价值观新论〉，《西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第1期，1994年。俞灏敏：〈陆机与魏晋文学自觉的演进〉，《阴山学刊》（社会科学版），第四期，1994年。金化伦：〈论汉代文学的自觉性及其意义〉，《中国古代、近代文学研究》，1994年第12期。吴瑞霞：〈“六朝是文学的自觉时代”初探〉，《湘潭大学学报》，1995年第5期。王力坚：〈自我的觉醒与文学的自觉 〉，《学术交流》（第四期，1995年4月高人雄：〈魏晋“文的自觉”与山水田园诗的产生、发展〉，《西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5年第1期。袁 峰：〈文学的自觉与玄学理论〉，《人文杂志》第6期，1995年。卢佑诚：〈姗姗来迟的中国文学的“自觉时代”〉，《中国文学研究》，第4期，1996年。解德枫：〈个体生命的自觉—《古诗十九首》主题意义阐释〉，《南都学坛》（哲学社会科学版）第16卷1996年第2期。孙明君：〈建安时代「文的自觉」说再审视〉，《北京大学学报》第6期，1996年。张少康：〈论文学的独立和自觉非自魏晋始〉，《北京大学学报》第2期，1996年。詹福瑞：〈文士、经生的文士化与文学自觉〉，《河北学刊》1998年4期。詹福瑞：〈从汉代人对屈原的批评看汉代文学的自觉〉，《文艺理论研究》2000年第5期。王红蕾：〈魏晋风度与文的自觉〉，《佳木斯师专学报》，第3期，1997年。李文初：〈从人的觉醒到“文学的自觉” ——论“文学的自觉”始于魏晋 〉，《文学理论研究》（第二期，1997年2月）。李文初：〈再论我国“文学的自觉时代”——“宋齐说”质疑 〉，《学术研究》（第十一期，1997年11月）。刘晟等：〈魏初文学自觉说质疑〉，《中国古代、近代文学研究》第4期，1998年。刘明今：〈魏晋南北朝时期文学批评的自觉意识〉，《辽宁师范大学》（社科版），第3期，1998年。李文初：〈三论我国 “文学的自觉时代”〉，《文学理论研究》（第六期，1999年6月）。赵彩芬：〈略论魏晋玄学与文学的自觉〉，《邢台师范高专学报》（第十四卷第四期，1999年12月）。李德平：〈六朝文人的群体自觉与文学社团〉，《洛阳师专学报》（第十八卷第一期，1999年2月）张少康：〈刘勰的文学观念—兼论所谓杂文学观念〉，《北京大学学报》第4期，2000年。段吉方：〈“人之自觉”与六朝美学观念的新变〉《怀化师专学报》（第十九卷第六期，2000年12月）。吴宏聪：〈人的觉醒与文的自觉—重读鲁迅《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四十一卷第六期，2001年6月）。力 之：〈文学自觉与骈文之兴起—魏晋南北朝文学思想史论之六〉《柳州师专学报》（第十六卷第三期，2001年9月）。闵 虹：〈文学的自觉时代—魏晋文学创作与文学观念的自觉〉《内蒙古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第三十三卷第六期，2001年11月）。范卫平：〈“文学自觉”问题论争评述—兼与张少康、李文初先生商榷〉，《甘肃社会科学》，第5期，2001年。刘毓庆：〈论汉赋对文学自觉进程的意义〉，《中州学刊》，第三期，2002年5月。徐国荣：〈中国文学自觉的契机及其代价〉，《学术研究》。林继中：〈文学自觉与诗赋的消长〉，《东南学术》2002年1期。杨德贵：〈汉赋的创作标志著文学自觉时代的到来〉，《信阳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3期，2001年7月。王力坚：〈西晋文学与建安文学承传关系论〉，《学术论坛》，第一期，1996年。关於曹丕的讨论：寇效信：〈曹丕文以气为主辨〉，《陜西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23卷第2期，1994年6月。张文生：〈文学自觉时代的第一声号角－《典论‧论文》〉，《锦州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3期，1995年。吴怀东：〈建安诗歌型态论〉，《安徽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2期，1996年。刘伯严：〈论曹丕诗歌的抒情特徵〉，《湖南教育学院学报》，第14卷总63期，1996年。王佑江：〈曹丕文学理论的系统描述〉，《黄冈师专学报》（社会科学版），第16卷第3期，1996年。孙明君：〈曹丕典论‧论文甄微〉，《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13卷第1期，1998年。其他：陈良运：〈「诗缘情」诗学意义新识〉，《文艺理论研究》4期，1990年。程千帆：〈关於魏晋南北朝文学研究的一点想法〉，《程千帆全集》，石家庄 : 河北教育出版发行，新华经销，2000年。章培恒：〈关於魏晋南北朝文学评价〉，《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1期，1987年。高友工：〈文学研究的美学问题〉，《中外文学》7卷11期，1987年。陈寅恪：〈陶渊明之思想与清谈之关系〉，《陈寅恪先生论文集补边编（上卷）》，台北 : 九思，1977。简宗梧：〈从汉到唐贵游活动的转型与赋体变化之考察〉，《中国古典文学研究》，民 页59-78。简宗梧：〈生锈的文学主环--赋〉，《国文天地》，民 页7-11。颜昆阳：〈论汉代文人「悲士不遇」的心灵模式〉，《汉代文学与思想学术研讨会论文及汉代文学》，台北市：文史哲，1991年。颜昆阳：〈从「言意位差」论先秦至六朝「兴」义的演变〉，《清华学报》，民 页143-172。颜昆阳：〈六朝文学「体源批评」的取向与效用〉，《东华人文学报》，民 页1-35。王国璎：〈李白的名士形象〉，《汉学研究》，民 页257-273。王国璎：〈陶渊明对声名的重视〉，《中国文哲研究通讯》，民 页49-65。王国璎：〈陶诗中的隐居之乐〉，《台大中文学报》，民 页93-119。洪顺隆：〈论「洛神赋」对六朝赋坛的投映〉，《国立编译馆馆刊》，22:2，1994年12月，页1-29。洪顺隆：〈论六朝叙事诗〉，《华冈文科学报》，民 页65-97。洪顺隆：〈六朝异类恋爱小说刍论〉，《中国文化大学中文学报》，民 页25-81。洪顺隆：〈六朝家族史诗论略〉，《中国文化大学中文学报》，民 页13-54。洪顺隆：〈六朝咏怀题材诗论〉，《汉学研究》，民 页265-288。洪顺隆：〈汉魏六朝文学丛考‧续篇〉，《华冈文科学报》，民 页93-120。洪顺隆：〈中外六朝文学研究文献目录(上)〉，《汉学研究通讯》，民 页548-562。洪顺隆：〈中外六朝文学研究文献目录(中)〉，《汉学研究通讯》，民 页95-104。洪顺隆：〈中外六朝文学研究文献目录(下)〉，《汉学研究通讯》，民 页221-247。洪顺隆：〈六朝杂歌题材类型论 (上)〉，《中国文化大学中文学报》，民 页15-51。洪顺隆：〈六朝杂歌题材类型论 (下)〉，《中国文化大学中文学报》，民 页1-13。洪顺隆：〈六朝杂诗题材类型论〉，《华冈文科学报》，民 页19-91。林丽真：〈魏晋人对传统礼制与道德之反省——从服丧论、同姓婚论与忠孝论谈起〉，《台大中文学报》，2000年5月。林丽真：〈论魏晋的孝道观念及其与政治、哲学、宗教的关系〉，《台大中文学报》，1991年6月。林丽真：〈王弼玄学与黄老学的基本歧异〉，《台大中文学报》，2000年5月。林丽真：〈「列子」书中的「圣人」观念及其思维特徵〉，《台大中文学报》，2000年6月，页119~140。林丽真：〈张湛「贵虚」论及其与玄佛思想之交涉〉，《台大中文学报》，2001年12月，页61~89。林丽真：〈魏晋人论「情」的几种面向〉，《语文、情性、义理—中国文学的多层面探讨国际学术会议论文集》，1996年4月。郑毓瑜：〈文学典律与文化论述--中古文论中的两种「原道」观〉，《汉学研究》，37 民， 页285-318。郑毓瑜：〈直谏形式与知识分子--汉晋辞赋的拟骚、对问系列〉，《中国文哲研究集刊》，2000年3月，页151-212。郑毓瑜：〈知音与神思--六朝人周旋交错的生命情识〉，《台大中文学报》，1994年6月，页129-170。郑毓瑜：〈六朝文学审美论探究〉，《中外文学》，1992年10 月，页77-125。郑毓瑜：〈六朝书论中的审美观念〉，《台大中文学报》，1991年6月，页307-339。郑毓瑜：〈六朝文学审美论探究〉，《中外文学》，1992年10月，页77-125。郑毓瑜：〈由话语建构权论宫体诗的写作意图与社会成因〉，《汉学研究》，1994年12 月，页259-274。康正果：〈辞赋论述及其策略——评郑毓瑜著《性别与家国——汉晋辞赋的楚骚论述》〉，《中国文哲研究通讯》，2002年3月，页161-172。杨兴华：〈六朝形式主义文风的历史作用〉，《衡阳师专学报》（社会科学），第18卷第2期，1997年4月。刘昆庸：〈论陆机的《拟古诗》〉，《福建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4期，1998年。刘勰：〈刘勰与文的自觉时代〉，第4期，2000年。王文生：〈「诗言志」——中国文学思想的最早纲领〉，《中央研究院中国文哲研究集刊》第三期，1993年3月。王金凌：《先秦两汉文学理论研究》，私立东吴大学中国文学研究所博士论文，1986年4月。王梦鸥：〈陆机文赋所代表的文学观念〉，《中外文学》第8卷第2期，1979年7月。王梦鸥：〈魏晋南北朝文学之发展（下）〉，《中华文化复兴月刊》，第十四卷第九期，1981年7月。王梦鸥：〈魏晋南北朝文学之发展（上）〉，《中华文化复兴月刊》，第十四卷第七期，1981年7月。王梦鸥：〈魏晋南北朝文学之发展（中）〉，《中华文化复兴月刊》，第十四卷第八期，1981年7月。古 风：〈建构「诗言志」的理论体系〉，《文明探索丛刊》第六期，1996年7月。吕正惠：〈物色论与缘情说〉，《文心雕龙综论》，台北：学生书局，页285-312。林丽真：〈魏晋人论「情」的几种面向〉，语文、情性、义理－中国文学的多层面探讨，国际学术会议论文集，页，1996年4月。施淑女：〈汉代社会与汉代诗学〉，中外文学10卷10期，1982年3月，页70-107。张少康：〈谈谈关於文赋的研究〉，《文献》第2辑，1980年。张 亨：〈陆机论文学的创作过程〉中外文学1卷8期，1973年1月，页6-29。梅家玲：〈毛诗序〉「风教说」探析－兼论其与六朝文学批评之关系－，台大中文学报第3期，1989年12月，页489-526。梅家玲：〈刘勰神思论与柯立芝想像说之比较与研究〉，中外文学12卷1期，1983年6月，页140-154。陈良运：〈魏晋南北朝文学中的个性和情〉，《复旦学报》第5期，1988年。彭彦琴：〈文赋之文艺心理学思想探析〉，《九江师专学报》，1999年第2期。黄景进：〈论儒学对魏晋至齐梁文论之影响－兼论六朝文艺美学之特徵〉，中华学苑第36期－庆祝高仲华教授八秩华诞。郑毓瑜：〈诗歌创作过程的两种模式--「诗缘情」与「诗言志」〉，《中外文学》第十一卷第九期，1983年2月。邓仕梁：〈释「放荡」--兼论六朝文风〉，《香港地区中国文学批评研究》，陈国球主编，台北：学生书局，1991年5月。钱 穆：〈论文选〉，《新亚学报》第3卷第2期，1958年。颜昆阳：〈关於文学史上的指称与断代--以六朝为例〉，收於《第三届魏晋南北朝文学与思想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杨玉成：〈乡村共同体: 陶渊明「劝农」诗〉，《大陆杂志》，民 页22-33。杨玉成：〈世纪末的省思:「桃花源记并诗」的文化与社会〉，《中国文哲研究通讯》，民，页79-100。杨玉成：〈田园组曲：论陶渊明「归园田居」五首〉，《国文学志》，民 页193-231。文学史参考著作：胡 适：《中国文学史选例》（台北：台湾商务，1963 年）。胡 适：《中国新文学运动小史》（台北市：启明，1958 年）。胡 适：《文学与革命》（台北县板桥市：骆驼出版社出版，台北县新店市：学欣经销，1998 年）。胡 适：《白话文学史》（香港：启明，1962 年）。胡 适：《胡适古典文学研究论集》（上海市：上海古籍社出版：新华发行，1988年）。周作人：《中国新文学的源流》，（上海市：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5 年）。周作人：《周作人随笔集》，（东京市 ：改造社，昭和13（1938））。周作人：《秉烛谈》，（石家庄市：河北教育, 2002 年）。羊达之：《中国文学史提要》，（台北市：正中，1970 年）。宋海屏：《中国文学史》，（台北：学生书局，1974 年）。胡云翼：《中国文学史》（台北：第一文化社，1962 年）。童行白：《中国文学史纲》。黄公伟：《中国文学史》（台北市：帕米尔，1967 年）。叶庆炳：《中国文学史》（台北市：台湾学生，1987 年）。刘麟生：《中国文学史》（台北市：中新，1977 年）。郑振铎：《插图本中国文学史》（北京市：人民文学出版：新华发行，1982 年，1957 年版权）。1968年）。西 谛：〈研究中国文学的新途径〉，《中国文学研究》（台北市：国泰文化，1980年）。吴文祺：〈文学革命的先驱者——王静庵先生〉，《中国文学研究》（台北市：国泰文化，1980年）。戴 燕：《文学史的权力》，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3月。
上面举的那些核心期刊，特别是进入2004中文核心期刊大多对学历、职称和单位级别有较高要求，比如直接写明收受博士、教授来稿，或拒绝本科以下院校教师来稿等）。相对来讲较好发的，个人觉得是《名作欣赏》，版面费如果不通过中介，直接和编辑部联系可能便宜点。一般核心期刊版面费都比较贵，各刊物不等，大概千字四五百元左右。
秦代由于始皇帝焚书坑儒，导致后来历史上称只有李斯一人。汉代大儒董仲疏的天人感应，还有就是郑玄是今文经和古文经的集大成者。以马融为代表的古文经派在历史上很有影响。
以下是有关先秦文学的研究论文范文衔接地址，希望对你的论文写作有所帮助和借鉴
如果以西方哲学的解释模式与框架来看待中国哲学史上的庄子哲学，庄子的人格理想内容似乎并不见容于西方“哲学”这一学科的尺度标准。因此胡适之先生在他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这本中国哲学史学科的奠基之作中谈到庄子哲学，竟取了《庄子》中的“万物皆种也，以不同形相禅”，比附于达尔文的进化论思想，胡适说：“这十一个字竟是一篇‘物种由来’。他说万物本来同是一类，后来才渐渐的变成各种‘不同形’的物类。却又不是一起首就同时变成了各种物类。这些物类都是一代一代的进化出来的，所以说‘以不同形相禅’。”⑴这种以西方哲学为标准裁剪中国思想内容，起了削足适履的不良后果。事实上，中国哲学的主要着重点始终不像西方历史上特别是近代以来的哲学那样，主要重于形而上的冥思，正如牟宗三先生所概括的，“中国哲学，从它那个通孔所发展出来的主要课题是生命，就是我们所说的生命的学问。它是以生命为它的对象，主要的用心在于如何来调节我们的生命，来运转我们的生命、安顿我们的生命。”⑵由此对中国哲学的解释，便更应该有自己的侧重点，方能避免使中国哲学史沦为西方哲学观念的一个异域变种。庄子的思想在中国两千多年的历史中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从汉、魏晋“黄老”并称转而为“老庄”并称，老庄之学在魏晋玄学中扮演了一种重要的角色，并且真正开始渗进中国文人的骨髓。《庄子》以其汪洋恣肆、瑰丽多姿的文辞深深地吸引了历代文士，而庄子所提出来的人格理想，超然适己的生活精神，更是深刻地参与构建了中国传统文人的内在精神世界。本文以《庄子》的内七篇思想为主，旁及外杂篇中与内七篇思想相契合、印证的文字，从对庄子的人格理想的产生原因开始，分析庄子的出世隐逸型人格的特征，讨论庄子的人格理想的哲学基础，具体内涵。一、政治动荡与礼崩乐坏背景中的人格理想 庄子所处的战国时代，适“道术将为天下裂”的时代。庄子说：“天下之人，各为其所欲焉以自为方。悲夫，百家往而不返，必不合矣。后世之学者，不幸不见天地之纯，古人之大体，道术将为天下裂。”⑶这一时期，也是世界文明的“轴心时代”（axialage）。雅斯贝尔斯说，公元前一千年内，希腊、以色列、印度和中国四大古代文明，都进行哲学的突破性发展，人类文明从原始阶段进入高级文化阶段，并各自形成特殊的文化传统。⑷“轴心时代”的中国，大体在春秋战国时期，表现为政治社会上的政局动荡，与文化思想上的礼崩乐坏。在人类历史上，大凡社会转型，矛盾加剧，必然激发人新的创造力与想象力，催生新的文化体系与人格精神。这一时代，正如孟子说的，“圣王不作，诸侯放恣，处士横议”，儒道墨等百家蜂起，纷纷建立自己的思想体系。儒家的刚健有为人格，道家的适己无为人格，也各有其代表性之典型人物。庄子正是在这样的时代提出他的人格理想并践行他的人格理想。庄子所处的战国中晚期，以周礼为根本制度而延续了数百年的政治格局，早在春秋时期便已经开始崩坏，而到了庄子时代则到了最后溃亡的前夕，社会处于激烈动荡之中，诸侯战争，臣下弑君之事层出不穷，道义被赤裸裸的暴力代替。这样的时代，容易让人产生对政治的憎恶感，乃至对生命变幻，人生无常的绝望感。庄子的无为适己，与这样的政治局面直接相关。当政治暴力发展到可以极大地随意地摧残个人生命的时候，个人的抗争变得微不足道形同尘芥，这时便只有被逼转入个人的内在精神世界，以求得精神世界的舒展与张扬。庄子以后的历史上，中国文人拥抱老庄之学，走向上水田园的时候，往往就是在面对政治，个人的力量苍白无力，由拯救的激情转入绝望的时候。现存的《庄子》一书中，多次写到战争、内讧、弑君。《逍遥游》、《齐物论》、《人间世》、《让王》诸篇，都有战乱记载的痕迹，可见时代现实对庄子思想的刺激及其形成的影响之大。庄子对这一系列的战争以一句著名的话作为总结：“窃钩者诛，窃国者为诸侯“！他说：“田成子一旦杀齐君而盗其国，所盗者岂独其国耶？并与其圣知之法而盗之。故田成子有乎盗贼之名，而身处尧舜之安；小国不敢非，大国不敢诛，十二世有齐国，则不乃窃齐国，并与圣知之法以守其盗贼之身乎？……彼窃钩者诛，窃国者为诸侯。”⑸面对这样的政治局面，庄子愤怒而且无奈。他的理想社会，是现实社会的反动。在《马蹄篇》中，描述了庄子的理想社会：“故至德之世，其行填填，其视颠颠。当是时也，山无蹊隧，泽无舟梁；万物群生，连属其乡；禽兽成群，草木遂长。是故禽兽可系羁而游，鸟鹊之巢可攀援而窥。夫至德之世，同与禽兽居，族与万物并。恶乎知君子小人哉！同乎无知，其德不离；同乎无欲，是谓素朴。”⑹ 这种思想，根源于老子所说的理想世界。老子的理想世界描述为：“小国寡民。使有什伯之器而不用。使民重死而不远徙。虽有舟舆无所乘之。虽有甲兵无所陈之。使民复结绳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⑺庄子的“至德之世”，没有政治与道德规范的约束，它是一种原始的、自然的、亲切的生活状态，没有生活的负累，更没有政治，没有战争，人的精神世界是原始的、朴实无华的。老子庄子对他们心目中的理想社会的描述，我们不能理解为那是他们真的认为可以达到的状态，而应该理解为，那是他们心目中与他们的精神世界相契合的理想环境与理想状态。从庄子对“至德之世”的描述我们可以极其明显地感受到他对现实政治的憎恶，乃至对政治本身的憎恶。政治与文化上的礼崩乐坏之后出现的是百家争鸣的局面。新兴的“士”这一阶层纷纷提出政治理论进入政治实践，“当是之时，秦用商君，富国强兵；楚、魏用吴起，战胜弱敌；齐威王、宣王用孙子、田忌之徒，而诸侯东面朝齐。”⑻百家诸子的理想，大多是获用于王侯将相，以推行他们的治国理论与道德教诲。孔孟在诸侯国之中奔走游说仁义道德，墨子学派辗转列国劝说兼爱非攻。而庄子则开辟了一条彻底为己适己之路，把人生的意义与目标转向内在，转向精神世界的超越。《史记》记载，庄子“其言洸洋自恣以适己，故自王公大人不能器之。”庄子曾经拒绝过楚威王的招揽。“楚威王闻庄周贤，使使厚币迎之，许以为相。庄周笑谓楚使者曰：‘千金，重利；卿相，尊位也。子独不见郊祭之牺牛乎？养食之数岁，衣以文绣，以入大庙。当是之时，虽欲为孤豚，岂可得乎？子亟去，无污我。我宁游戏污渎之中自快，无为有国者所羁，终身不仕，以快吾志焉。’”⑼这种以政治为污泥浊水，宁可“游戏污渎之中自快，无为有国者所羁”的超然洒脱的精神境界，极为深刻地影响了后世文人。人们往往把这种反政治的隐逸精神，上溯到许由洗耳，伯夷叔齐采薇，老子出关的隐逸传统。反政治的人格导向是隐逸的文化心态。即“出世”。在赵国时代的政治理论中，健康的政治生活不外乎兴教化与立法度。而庄子齐万物，否认教化的意义，因此正如钱穆先生所说的，“在庄周思想中，政治事业遂若成为多余之一事。”⑽《庄子》中的政治理想，为反政治的。司马谈论六家之要旨曰：“阴阳、儒、墨、名、法、道德，此务为治也。”⑾其中道家老子多有治国之言，而庄子“务为治”的色彩似乎最淡。孔子虽然不满于“今之学者为人”，追求“古之学者为己”，但是其“为己”之学与庄子的“适己”之学不同，在于孔子还是强烈地希望他的学说能够运用于政治，以拯救礼崩乐坏，战乱频仍的局面，仍“知其不可而为之”。孔子以其其后学的理想人格，主要集中在“君子”理想上。“君子”的本质，是“仁”。君子不但要自我解脱，而且要推己及人。《论语》记载：“子路问孔子。孔子曰：‘修己为敬。’问：‘如斯而已乎？’曰：‘修己以安人。’曰：‘如斯而已乎？’曰：‘修己以安百姓。修己以安百姓，尧舜其犹病诸？’”⑿ 在孔子看来，理想的人格，一方面要向内“修己”，一方面则要由“修己”外推到“安人”，“安百姓”，这一外推的过程就是进入社会生活，进入政治生活的过程。孔子本人“一以贯之”之道是“忠恕”。《论语》说：“子曰：‘参乎！吾道一以贯之。’曾子曰：‘唯。’子出，门人问曰：‘何谓也？’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⒀ 对这句话，朱熹在《四书集注》中的注解是：“尽己之谓忠，推己之谓恕。”⒁清代刘宝楠在《论语正义》中发挥道：“是故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己立己达，忠也；立人达人，恕也。二者相因，无偏用之势。”⒂由此可以看出，孔子的以“仁”为本质核心的“君子”型人格，必须完善自身道德修养，并且凭借自身道德修养进入国家社会，做出自己的努力。“君子”型人格的实际体现，正在于孔子、孟子这些大儒为了挽救苍生于水火，不惜栖栖惶惶奔走于列国之间，以仁义道德游说各诸侯国君主。而庄子的“适己”之学，是知其不可而不为，彻底转向自我内在精神的超越。在庄子的思想中，似乎没有一个足以像“君子”概括儒家人格理想一样的称号可以概括他的人格理想，在庄子这里，强调的始终是“修己”而不求于“安人”与“安百姓”。二、庄子理想人格的内涵 出世的隐逸人格、自然人格是庄子理想人格的主要表现，适己之学是庄子在出世精神支配下的人生取向。而这种理想人格的背后，则有其深刻的思想内涵。1、庄子之“道”延生的理想人格大凡一种人格理想，总植根于其背后的哲学根基。这一哲学根基是人对整个社会人生的最后态度，也是回答“为什么要做这样的人”的深层答案。庄子的理想人格的哲学基础是“道”。从西方哲学观念看来，“道”是一个具有本体论意义的哲学范畴。庄子的“道”的性质，集中与《大宗师》中的这段话：“夫道有情有信，无为无形；可传而不可受，可得而不可见；自本自根，未有天地，自古以固存；神鬼神帝，生天生地；在太极之先而不为高，在六极之下而不为深，先天地生而不为久，长于上古而不为老。”⒃ 孔子的个人遭遇，也像是嘉年华游乐场的极限运动。今早还跟国君、权臣、上大夫们在一起谈笑风生，吃喝玩乐（孔子那一堆什么食不厌精、脍不厌细；割不正，不食；沽酒市脯，不食，46等等的穷讲究，估计就是那时落下的），他日流亡，在路上跟人打群架，绝粮七日，饿眼昏花中，怀疑颜渊偷食的（接着就惭愧地认错了），也是孔子。动荡变化的时代，大起大落的人生，容易失衡的心理，决定了孔子不可能是个单纯的人，而是一个自相矛盾的人，痛苦彷徨的人。
这里面有几篇关于先秦的论文，但是都是大篇幅的，不是名人的，是一些学生的论文~你自己下载下来在斟酌一下，去粗取精~希望能够帮助到你~
上新浪网教育去查有你想要的。
数学的发展史世界数学发展史 数学，起源于人类早期的生产活动，为中国古代六艺之一，亦被古希腊学者视为哲学之起点。数学的希腊语Μαθηματικ? mathematikós）意思是“学问的基础”，源于ματθημα（máthema）（“科学，知识，学问”）。 数学的演进大约可以看成是抽象化的持续发展，或是题材的延展。第一个被抽象化的概念大概是数字，其对两个苹果及两个橘子之间有某样相同事物的认知是人类思想的一大突破。 除了认知到如何去数实际物质的数量，史前的人类亦了解如何去数抽象物质的数量，如时间－日、季节和年。算术(加减乘除)也自然而然地产生了。古代的石碑亦证实了当时已有几何的知识。 更进一步则需要写作或其他可记录数字的系统，如符木或于印加帝国内用来储存数据的奇普。历史上曾有过许多且分歧的记数系统。 从历史时代的一开始，数学内的主要原理是为了做税务和贸易等相关多计算，为了了解数字间的关系，为了测量土地，以及为了预测天文事件而形成的。这些需要可以简单地被概括为数学对数量、结构、空间及时间方面的研究。 到了16世纪，算术、初等代数、以及三角学等初等数学已大体完备。17世纪变量概念的产生使人们开始研究变化中的量与量的互相关系和图形间的互相变换。在研究经典力学的过程中，微积分的方法被发明。随着自然科学和技术的进一步发展，为研究数学基础而产生的集合论和数理逻辑等也开始慢慢发展。 数学从古至今便一直不断地延展，且与科学有丰富的相互作用，并使两者都得到好处。数学在历史上有着许多的发现，并且直至今日都还不断地发现中。依据Mikhail B. Sevryuk于美国数学会通报2006年1月的期刊中所说，“存在于数学评论数据库中论文和书籍的数量自1940年(数学评论的创刊年份)现已超过了一百九十万份，而且每年还增加超过七万五千份的细目。此一学海的绝大部分为新的数学定理及其证明。”就这些了！O(∩_∩)O~
秦汉时开始出现“乐府”。它继承了周代的采风制度，搜集、整理改变民间音乐，也集中了大量乐工在宴享、郊祀、朝贺等场合演奏。这些用作演唱的歌词，被称为乐府诗。乐府，后来又被引申为泛指各种入乐或不入乐的歌词，甚至一些戏曲和器乐也都称之为乐府。汉代主要的歌曲形式是相和歌。它从最初的“一人唱，三人和”的清唱，渐次发展为有丝、竹乐器伴奏的“相和大曲”，并且具“艳——趋——乱”的曲体结构，它对隋唐时的歌舞大曲有着重要影响。汉代在西北边疆兴起了鼓吹乐。它以不同编制的吹管乐器和打击乐器构成多种鼓吹形式，如横吹、骑吹、黄门鼓吹等等。它们或在马上演奏，或在行进中演奏，用于军乐礼仪、宫廷宴饮以及民间娱乐。今日尚存的民间吹打乐，当有汉代鼓吹的遗绪。在汉代还有“百戏”出现，它是将歌舞、杂技、角抵（相扑）合在一起表演的节目。汉代律学上的成就是京房以三分损益的方法将八度音程划为六十律。这种理论在音乐实践上虽无意义，但体现了律学思维的精微性。从理论上达到了五十三平均律的效果。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由相和歌发展起来的清商乐在北方得到曹魏政权的重视，设置清商署。两晋之交的战乱使清商乐流入南方，与南方的吴歌、西曲融合。在北魏时，这种南北融合的清商乐又回到北方，从而成为流传全国的重要乐种。汉代以来，随着丝绸之路的畅通，西域诸国的歌曲已开始传入内地。北凉时吕光将在隋唐燕乐中占有重要位置的龟兹（今新疆库车）乐带到内地。由此可见当时各族人民在音乐上的交流已经十分普及了。这时，传统音乐文化的代表性乐器古琴趋于成熟，这主要表现为：在汉代已经出现了题解琴曲标题的古琴专著《琴操》。三国时著名的琴家嵇康在其所著《琴操》一书中有“徽以中山之玉”的记载。这说明当时的人们已经知道古琴上徽位泛音的产生。当时，出现了一大批文人琴家相继出现，如嵇康、阮籍等，《广陵散》（《荆轲刺秦王》）、《猗兰操》、《酒狂》等一批著名曲目问世。南北朝末年还盛行一种有故事情节，有角色和化妆表演，载歌载舞，同时兼有伴唱和管弦伴奏的歌舞戏。这已经是一种小型的雏形戏曲。这一时期律学上的重要成就，包括晋代荀瑁找到管乐器的“管口校正数”。南朝宋何承天在三分损益法上，以等差迭加的办法，创立了十分接近十二平均律的新律。他的努力初步解决了三分损益律黄钟不能还原的难题。隋、唐时期隋唐两代，政权统一。特别是唐代，政治稳定，经济兴旺，统治者奉行开放政策，勇于吸收外域文化，加上魏晋以来已经孕育着的各族音乐文化融合打基础，终于萌发了以歌舞音乐为主要标志的音乐艺术的全面发展的高峰。唐代宫廷宴享的音乐，称作“燕乐”。隋、唐时期的七部乐、九部乐就属于燕乐。它们分别是各族以及部分外国的民间音乐，主要有清商乐（汉族）、西凉（今甘肃）乐、高昌（今吐鲁番）乐、龟兹（今库车）乐、康国（今俄国萨马尔汉）乐、安国（今俄国布哈拉）乐、天（今印度）乐、高丽（今朝鲜）乐等。其中龟兹乐、西凉乐更为重要。燕乐还分为坐部伎和立部伎演奏，根据白居易的《立部伎》诗，坐部伎的演奏员水平高于立部伎。风靡一时的唐代歌舞大曲是燕乐中独树一帜的奇葩。它继承了相和大曲的传统，融会了九部乐中各族音乐的精华，形成了散序——中序或拍序——破或舞遍的结构形式。见于《教坊录》著录的唐大曲曲名共有46个，其中《霓裳羽衣舞》以其为著名的皇帝音乐家唐玄宗所作，又兼有清雅的法曲风格，为世所称道。著名诗人白居易写有描绘该大曲演出过程的生动诗篇《霓裳羽衣舞歌》。唐代音乐文化的繁荣还表现为有一系列音乐教育的机构，如教坊、梨园、大乐署、鼓吹署以及专门教习幼童的梨园别教园。这些机构以严密的考绩，造就着一批批才华出众的音乐家。文学史上堪称一绝的唐诗在当时是可以入乐歌唱的。当时歌伎曾以能歌名家诗为快；诗人也以自己的诗作入乐后流传之广来衡量自己的写作水平。在唐代的乐队中，琵琶是主要乐器之一。它已经与今日的琵琶形制相差无几。现在福建南曲和日本的琵琶，在形制上和演奏方法上还保留着唐琵琶的某些特点。受到龟兹音乐理论的影响，唐代出现了八十四调，燕乐二十八调的乐学理论。唐代曹柔还创立了减字谱的古琴记谱法，一直沿用至近代。
秦汉时期：【政治】秦朝时创建了以皇帝制度为核心的中央集权制度,地方上实行“郡县制”；西汉时为了加强君主专制,实行了“内朝制”,以皇帝的亲信为侍中、尚书令,参与军国大事以削弱相权.在地方上,西汉初年实行的是“郡国并行制”,就是郡县制与分封并存；武帝时颁布“推恩令”,之后正式实行“州-郡-县”的地方行政体系.选举制度上,西汉实行的是“察举制”.【经济】（1）农业：“铁犁牛耕”的耕作方式继续发展,西汉时发明了播种工具耧车.（2）手工业：在冶铸业方面,两汉时发明了高炉炼铁和炒钢技术；在制瓷业方面,东汉时已经能烧制出成熟的青瓷；纺织业方面,西汉的丝织业发达,此外还有麻织技术.（3）商业：秦汉时期的商业大都集中在城市,交易的物品大多是为贵族、官僚享用,由于政府实行“重农抑商”的政策,因此商业发展比较艰难.【文化】（1）文学：汉朝时,楚辞盛行,文学家以除此为基础创造了汉赋这一半诗半文的综合文体.（2）科学：西汉前期,纸出现；东汉时,蔡伦改进了造纸术,用树皮等便宜的原料造出了便于书写的纸；东汉时,数学上出现了十进位值制记数法；医学上,张仲景的《伤寒杂病论》奠定了中医临床学的理论基础.（3）绘画：秦汉时期的绘画门类很丰富,有壁画、帛画、木刻画、木版画、画像石和画像砖等.（4）书法：秦朝时通行文字为“小篆”；后来“隶书”出现,至西汉初年时成为通用字体.
首师大英国史国家重点学科。其它几个都是中国古代史，难度一样。 我去年报了这个学校的国际关系史。没上，只招了三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