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查良镛先祖中，最有名望的当算是查慎行、查嗣庭兄弟。查慎行原名嗣琏，字夏重，后受《长生殿》案牵连改名慎行。康熙间进士，特授翰林院编修，入直内廷。他曾追随邑人远征云贵，讨伐吴三桂残部，故有不少诗作反映战争残酷和民间疾苦。入京为官后，深悉官场内幕，看破世情，厌倦仕途，于是归田家居。赋闲作诗，著有《敬业堂诗集》等著作，是清初最有成就的诗人之一。查嗣庭乃查慎行的弟弟，官至礼部侍郎。雍正四年（1726年），他主持江西省试，出了一道考题：“维民所止”。这本来是《诗经》里的一句话，但有人却向皇帝报告：“维”、“止”两字是“雍正”两字去掉上半截，岂不是暗示要砍掉皇帝的头吗？另外，他们还向皇帝告查嗣庭所出的其他试题亦“皆远其辞文”，别有用意，如首题“君子不以言举人，不以人废言”，显然与当今国家取士之道相违背；《易经》次题“正大而天地之情可见”，《诗经》次题“百室盈止，妇子宁止”，前用“正”，后用“止”字，明显是与去年正法之年江景棋文稿《历代年号论》中指“正”字有“一止”之象，凡有“正”字者皆非吉兆等语相同。雍正听完，勃然大怒，大发龙威，立即下令逮捕查嗣庭入狱，又下令查抄他的诗文笔记，认为其中语多悖逆，心怀怨望，谤讪朝廷，因而钦定“大逆不道”之罪。查嗣庭在狱中病死后，还被戮尸枭首。其亲属有的被杀，有的被流放，有的被捕，如其兄长查慎行，就被定为“家长失教罪”，被逮入京，一年后放归，不久就逝世。及至现代，除查良镛外，他的同族远房如在台湾的、曾做过师范大学校长的查良钊和做过“司法行政部长”的查良鉴，在香港的商界人士、社会活动家查济民，以及在大陆的、以诗闻名的查良铮（穆旦），说来都是知名人士。在查良镛来说，家人中对他后来成长影响最大的是他的祖父。查良镛的祖父名查文清，是光绪丙戌年进士，曾在江苏丹阳任知县。因政绩良好，加了同知衔，后因“丹阳教案”而辞官回乡。当年，不少外国传教士纷纷涌入中国，尤以沿海省份为甚。这些传教士并非只事传教，常常藉西方势力欺压中国百姓。而官府方面慑于西方列强的淫威，往往视而不见，等同于姑息养奸。终于，忍无可忍的百姓便愤起反抗外国传教士的欺压。各地与传教士的摩擦时有发生。在丹阳，数百愤怒的群众围攻了建于当地的教堂，并一把火将其焚烧，成为轰动一时的“丹阳教案”。熊熊大火解了百姓们的心头之恨，却也不可避免地惹下了事端。事发后，查文清的上司为了向外国传教士交代，准备将丹阳烧教堂的为首两人捉拿处斩。此事让身为丹阳知县的查文清颇感为难。一方面，作为下级他不好违抗上司的命令；而另一方面，作为中国人他与百姓们一样痛恨外国传教士的劣行，因而十分不愿看到那两人被捉拿处斩。思来想去，查文清终于寻得一个两全之策。他先差人秘密通知为首那两人迅速逃走，得知确已逃脱后，他才一身轻松地前去上司那里汇报。面对恼羞成怒、坐立不安的上司，查文清语气平和：事件乃因外国人欺压良民引起公愤，数百人一涌而上，焚烧教堂，当中并无为首之人。不待上司细究，查文清又道：“丹阳教案”，本官难辞其责，故请求辞去官职。说罢，扬长而去。辞官回乡后的查文清，心境清朗，读书赋诗之外，又着手编纂《海宁查氏诗钞》，达数百卷之多；可惜，未等到《诗钞》雕版付印，查文清便去世了。查文清的丧礼极尽哀荣。出丧之日，丹阳有十多位绅士前来吊祭，而当时带头火烧教堂的两个人，也一路哭拜而来，每走一里路，就磕一个头，从丹阳一直磕到袁花。
原籍安徽婺源，系出春秋查子，以地为氏。元至正十七年(1357)查瑜因避兵乱迁居海宁袁花。自第三世，分南、北、小等三支，明清以来是“文宦之家”。明代查约、查秉彝、查继佐，清代查慎行、查嗣僳、查升、查揆等著名文人学者，及近现代著名人士查人伟、查猛济、查济民、查良钊、查良鉴、查良铮、查良镛(金庸)等均为其族人。自第七世起的排字辈分为：秉志允大继嗣克昌，奕世有人济美忠良，传家孝友华国文章，宗英绍起祖德载光。（今存《海宁查氏族谱》20册）人所共知，在封建王朝中，能获皇帝御题对联者，必是于朝廷有功，在乡党有名的家族。
北京宛平查氏支谱八卷，首一卷、末一卷，（民国）查禄百纂修，民国三十年（公元1941年）铅印本四册。现被收藏在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中央民族大学图书馆、吉林大学图书馆。江苏常州毘陵查氏宗谱二十卷，（清）查氏族人续修，清光绪四年（公元1878年）清容堂木刻活字本二十册。现被收藏在中国国家图书馆。江苏常州毘陵查氏续修宗谱二十四卷，（民国）查师春等修，民国三年（公元1914年）清容堂木刻活字本二十四册。现被收藏在中国国家图书馆。江苏常州毘陵查氏宗谱二十二卷，（民国）查邦定、查邦正董修，查廷扬主修，民国三十五年（公元1946年）报本堂木刻活字本，今仅存十二卷。现被收藏在江苏省常州市图书馆。浙江海宁查氏族谱十九卷，（清）查克敏重编，查元俏增修，清道光八年（公元1828年）木刻活字本二十册。现被收藏在中国国家图书馆、中国科学院图书馆、上海市图书馆、浙江省图书馆。浙江海宁查氏族谱十六卷，（清)查克敏重编，清光绪六年（公元1880年）木刻活字本十六册。现被收藏在中国科学院图书馆、人民大学图书馆、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河南郏县查氏家乘，著者待考，木刻活字本。现被收藏在河南省郏县查庄。婺源查氏族谱八卷，首两卷、末十二卷，（清）查庆曾纂修，清光绪十八年（公元1892年）木刻活字本四十册。现被收藏在中国家谱网站档案馆。泾上查氏宗谱五卷，（清）查铎等编，明万历年间木刻活字本五册。现被收藏在中国家谱网站档案馆。江苏常州毗陵查氏宗谱，（民国）查世元纂，民国三十七年（公元1948年）清容堂修木刻活字本二十六册。现被收藏在中国家谱网站档案馆。黄山祁门查氏族谱：
查良铮与查良镛之关系海宁查氏 原籍安徽婺源，系出春秋查子，以地为氏。元至正十七年(1357)查瑜因避兵乱迁居海宁袁花。自第三世，分南、北、小等三支，明清以来是“文宦之家”。明代查约、查秉彝、查继佐，清代查慎行、查嗣僳、查升、查揆等著名文入学者，及近现代著名人士查人伟、查猛济、查济民、查良钊、查良鉴、查良铮、查良镛(金庸)等均为其族人。自第七世起的排字辈份为：秉志允大继嗣克昌，奕世有人济美忠良，传家孝友华国文章，宗英绍起祖德载光。今存《海宁查氏族谱》20册。[来源] 氏族。浙江海宁查氏是当地望族，代代书香，乃楚人之后。查氏宗祠有康熙皇帝曾亲笔题封：“唐宋以来巨族，江南有数人家”。到金庸本人这一代，查氏又添辉煌，现代文学史上的著名诗人穆旦，本名查良铮（1918—1977年），乃是金庸族兄，近年被许多现代文学专家推为现代诗歌第一人。这对兄弟，文名可说是超过了祖辈。金庸（1924— ）原名查良镛，笔名林欢。浙江海宁人。当代香港武侠小说家，北京大学特聘教授。曾任《大公报》记者，1950年代开始创作新派武侠小说，主要作品有《书剑恩仇录》、《笑傲江湖》、《射雕英雄传》、《神雕侠侣》、《倚天屠龙记》、《天龙八部》、《鹿鼎记》等。其作品情节曲折生动，富有浪漫色彩和象征意味，深受广大读者的欢迎，并多次被改编为电影和电视剧。——————————————————————————————查良铮简明档案查良铮（1918—1977），笔名穆旦，浙江海宁人，著名诗人和诗歌翻译家。中学时即开始写诗著文。1948年赴美国在芝加哥大学攻读文学，回国后在南开大学任教。主要译著有《普希金叙事诗选集》、《欧根·奥涅金》、《雪莱抒情诗选》、《拜伦诗选》等。他的译诗韵律和谐，忠实传达了原著风格。诗歌《赞美》入选教材。[2] 查良铮生平简介穆旦，原名：查良铮，著名诗人和诗歌翻译家。祖籍浙江海宁，1918年生于天津。中学时即开始诗歌创作，17岁考入清华大学外文系。1937年“七•七”事变后随大学南迁长沙，后又徒步远行至昆明。1939年开始系统接触现代主义英诗、文论，创作发生转变，并走向成熟。1940年毕业于西南联大外文系，留校担任助教。1942年从军，参加入缅抗日，历经艰险。1943年回国后经历了几年不安定的生活。1945年创办沈阳《新报》，任主编。1947年参加后来被称为“九叶诗派”的创作活动。1949年8月赴美留学，获芝加哥大学文学硕士学位。1953年初回国，任南开大学外文系副教授，致力于俄、英诗歌翻译。1958年被指为历史反革命，先后十多年受到管制、批判、劳改，停止诗歌创作，坚持翻译。1975年恢复诗歌创作。1977年春节因病去世。1979年平反。主要著作有：诗集《探险队》(1945)、《穆旦诗集(1939-1945)》(1947)、《旗》(1948)、《穆旦诗选》(1986)等，及《欧根•奥涅金》(1957)、《唐璜》(1980)、《英国现代诗选》(1985)等大量译诗。[3] 查良铮翻译研究在穆旦翻译艺术研究方面，纪念文集中香港学者马文通、大陆学者孙剑平分别有专文论述，王佐良、周珏良、杜运燮等人的文章中也有专门的文字予以介绍和评价。马文通称查良铮（穆旦）是“一个杰出的诗歌翻译家，迄今为止中国诗歌翻译史成就最大的一人”。他在文中将查良铮诗歌翻译质的发展概况作了鸟瞰式的考察，并对其翻译艺术作了总体的评述。孙剑平的《查良铮译〈欧根·奥涅金〉的艺术成就》则从一部作品入手，分析和总结查良铮的翻译艺术。他认为，在《欧根·奥涅金》的五个译本中，“若以诗味浓郁、才气横溢而论，当首推查译本”。王佐良则认为在《唐璜》这部巨著中，“译者的一支能适应各种变化的诗笔，译者的白话体诗歌语言，译者对诗歌女神的脾气的熟悉，译者要在文学上继续有所建树的决心——这一切都体现在这个译本之中”，他认为穆旦翻译《唐璜》所取得的成就是空前的。杜运燮则在他的文章中辟专节谈到了穆旦的译诗原则。另外早在1981年，周珏良和杜运燮先后在《读书》上撰文，谈到了穆旦的翻译艺术。——————————————————————————坎坷诗人路，传奇文曲星六十六年前，由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和南开大学组成的长沙临时大学西迁昆明，在师生参加的“湘黔滇旅行团”的队伍中，有一个男生的举动引起周围同学们的特别注意：他每天从一本小《英汉词典》上撕下一页或者几页，一边行军，一边背上面的单词及例句，到晚上，背熟了，也就把那词典的一部分丢掉。据说，到达目的地昆明时，那本词典也就所剩无几了。他，就是已经在新诗坛上崭露头角的青年诗人穆旦，在学校里大多数同学只知道他叫查良铮。早在1930年代，在南开中学就读的查良铮，就积极为校刊《南开高中学生》撰稿，仅1933—1934年间，他就发表论文4篇，新诗8首，大部分署名“良铮”或“查良铮”，并首次用了笔名“穆旦”。穆旦——意味追求光明，而在以后的中国现代诗歌史上，这个名字本身就将闪现出灿烂的光辉——他将成为中国现代诗派的杰出先驱和著名诗歌翻译家。查良铮出身于浙江海宁查氏名门，其先辈查慎行，中过进士并担任过康熙皇帝的文学侍从。查良铮的祖父虽为清末官僚，家道却已没落，其父始终做小职员，家中清贫以至常典卖旧物。母亲虽是一位家庭妇女，却常常教育子女要好好读书，奋发向上。查良铮五岁入天津北马路城隍庙小学，很早便显出过人聪慧，二年级时的作文就被发表在邓颖超等人主办的《天津妇女日报·儿童花园》上。十一岁时查良铮以优异成绩考入南开中学，六年后考入清华大学外文系，那时候人们常常在《清华周刊》、北平《文学》上看到他才华横溢的诗篇。抗日战争爆发后，查良铮作为护校队队员随清华大学南迁长沙，1938年春又和三校师生两千余人一起步行西迁昆明，1940年毕业并留校任教。1942年，查良铮怀着“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热血之志，参加中国远征军，任司令部随军翻译，出征缅甸抗日战场。在激烈战斗后的大撤退中，他与战友失散，自己的战马又负伤而死，在日军追击下他不得不孤身一人逃亡在胡康河谷的热带雨林中。他被蚂蟥和麻雀似的大毒蚊子叮咬着，患上了疟疾。他忽而大汗淋漓，忽而浑身抖得如“筛糠”一般，眼前、耳中不断出现幻视幻听：遍地是战友的尸体，四周传来与敌人的厮杀声……他饿了就吃些热带浆果，渴了就喝点树叶上聚集的雨水，令人不可思议的是，他竟然拖着濒临死亡的身体到达了印度，并凭着难以想象的生命意志顽强地活了下来。后来他专门写诗回忆这段战争经历，他的诗作直面战争的残酷与人性的永恒矛盾，可以说是“中国现代诗史上的‘海明威’”。1949年8月，查良铮赴美国芝加哥大学攻读英美文学、俄罗斯文学等课程。留学期间，祖国解放后激动人心的变化时刻牵动着他，一种渴望回国参加建设的热切心情在他的心中涌动。当时的留学生活非常艰苦，他必须靠半工半读来维持生活和学业，为了少占用学习时间、多挣钱，他选择了深夜为邮电局送邮包的重体力活，每天当他浑身酸痛、精疲力竭地回到宿舍，已经是凌晨三、四点钟了。在这种艰苦的生活中，写诗成了他唯一的休息和精神享受，他笔耕不辍，常有诗作在美国的报刊杂志上发表，渐渐地他在美国也小有名气了。当时，著名诗人赫伯特编选的《世界名诗库》中就收录了他的诗《饥饿的中国》和《诗八首》（节选），集中仅有两个中国诗人入选，另一个是何其芳。他完全可以靠写诗在美国生活得很好，但他却坚持认为：“在异国他乡，是写不出好诗的。”是啊，祖国——祖国的大好河山和诗人的赤子之心，才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诗歌源泉啊！1952年夏，查良铮和妻子周与良拒绝了去台湾或者印度德里大学任教的聘请，决定返回祖国。当时留学生拿的还是国民党政府颁发的护照，又值朝鲜战争时期，美国不批准他们回大陆。他们四处奔波，托人疏通，才得到批准返到香港。查良铮很有感慨地对朋友说：“美国的物质文明虽然发达，但那是属于蓝眼睛、黄头发的美国人的，而我们是黄皮肤、黑头发的中国人，中国再穷，也是我们自己的国家啊！”朋友看到他回大陆的执著劲头，以为他是***员，周与良笑着解释道：“他什么也不是，他只是热爱祖国，热爱祖国的人民。”1953年初，他们夫妇终于辗转回到祖国大陆。回国后查良铮被分配到南开大学外文系任教，面对求知似渴的学生和翻译方面的学术空白，他仿佛浑身有使不完的力量，立刻全力投入到教学和翻译工作中，他用惊人的速度翻译出了普希金、拜伦、雪莱、济慈等国外著名抒情诗人的作品，还翻译了不少文学理论著作。他一工作起来就废寝忘食，顾不上吃饭就以花生米代之，顾不上睡觉就凑乎打个盹儿……尽管回国后的物质生活是简朴的，查良铮还是感受到了在国外时所没有的那种快乐——南开需要他，学生需要他，中国的文学事业需要他！但是这种快乐的日子没有持续多久，反右运动开始了，他因参加过中国远征军而被打成右派，到南开大学图书馆进行管制劳动。每天在整理图书、抄录索引甚至打扫厕所之类的繁重劳动之余，他依然坚持着翻译工作，在恶劣的环境和抑郁的心境下，他热爱的文学就是他的精神支柱。接着“文革”爆发，他又被抄家，批斗，关入“牛棚”劳改。第一次批斗抄家那天，他午夜才被放回家，一进门，他就看到散乱满地被撕毁的书和文稿，他顿时面色铁青，瞪大了双目，怔了一怔，突然奔到一个被砸烂的书箱前，从木头板子底下抽出了一叠厚厚的稿纸，拍拍上面的木屑和尘土，看清了第一页稿纸上的字——拜伦《唐璜》译稿，他赶紧把稿纸搂在怀里，哆嗦着，长出了一口气：这是他几年来的心血，是他的生命啊！但是后来一次次的“扫荡”，这部译稿还是被抄得七零八落。难能可贵的是，尽管受到多年的不公正待遇，查良铮从来没有流露过丝毫对从美国回来的后悔情绪，也没有动摇过对新中国和***的信念。当他的妻子也受到株连时，他总是劝她，要相信我们的国家不会永远这样下去，以后会好起来的。他总是抱着“人活着总是要为社会做点有益的事情”的人生态度，在残酷的现实中顽强地生活着，默默地工作着，“虽九死其犹未悔”。1976年唐山大地震后，在防震棚中他仍坚持伏案写作，家人劝他休息，他说：“不让我工作，就等于让我死。”他似乎知道自己的时间不多了，像百米冲刺一样地译着、写着。1977年2月，查良铮因心脏病突发，永远离开了这个世界，永远离开了他挚爱着的祖国和文学事业。1981年，他的冤案终于彻底平反昭雪，南开大学在天津烈士陵园举行了“查良铮同志骨灰安放仪式”。近年来，查良铮和他的诗日益受到文学界和诗歌爱好者的关注，各种版本的穆旦诗集和译著也相继出版，他和历代生前失落的文人雅士一样，赢得了煌煌身后名，这颗被历史的浓云所遮蔽、过早陨落的诗界巨星，终于重新绽放出璀璨耀眼的光芒。
耿姓的来源和历史是：
耿姓源于姬姓，出自周朝王室同姓贵族的封地，又为诸侯国，属于以国名为氏。耿地原为商王朝耿国，在周惠王姬阆十六年，晋献公吞灭耿国，之后有周朝王室贵族被封于其地，为姬姓小诸侯国，其后裔子孙中有以国名作为自己姓氏者，称耿氏，成为耿氏家族的另一支。
迁徙：
魏晋南北朝至隋唐，耿姓人在河东、高阳、扶风等地繁衍得颇为兴盛，并在上述三地形成耿姓郡望。此际之耿姓也有徙居今江苏、安徽等江南之地者。
宋元之际，耿姓在江南之地分布更广，但族小势微。明初，山西耿姓作为明朝洪洞大槐树迁民姓氏之一，被分迁于河南、河北、山东、北京、天津等地。明末，耿仲明由山东迁居辽东盖州马兰峪。
清康乾年间及以后，冀、鲁、豫等地的耿姓伴随闯关东的风潮入迁东北三省。如今，耿姓在全国分布较广，尤以江苏、安徽、河北、河南、山东、山西、黑龙江、辽宁等多此姓。
上述八省之耿姓约占全国汉族耿姓人口的百分之七十七。耿姓是当今中国姓氏排行第一百四十八位的姓氏，人口较多，约占全国汉族人口的百分之零点零七三。
以上内容参考 百度百科—耿姓
耿姓在古代多以高阳(今属河北)为郡望，当代则以河北、河南、江苏、安徽、山东、山西、黑龙江、辽宁等省为主要居住区。
历代名人，主要有汉太守耿夔、大司农耿寿昌、东汉开国名将、军事家，云台二十八将第四位耿弇，唐诗人耿湋、宋名将耿京、清蕃王耿精忠、近代 *** 革命家耿青当代外交家耿飚等。
耿姓的来源主要有两支，其中较早的一支与地名有关。
相传在今河南温县东部一带，在商朝时被称为邢，由于与耿字的读音相近也称耿。
在其第14任国王祖乙在位时，因为不满于国都相的残破，将国都迁到这里，使之一度成为商王朝的统治中心。
后来，由祖乙六传至盘庚，才将国都从这里迁走，定居于殷。
在盘庚南迁时，一部分商朝王族不愿南迁，因而留居下来，并以地名为姓氏，成为历史上最早一批以耿为姓的人。
另一支出自春秋时期的耿国是由国名而来的姓氏。
另外，在古今的一些少数民族中，也有一些以耿为姓的人。
耿（Gěng）姓源出有四：
1、出自子姓，以地名为姓。
据<姓氏考略>、<史记·殷本纪>及<辞源>等所载，商代有君王名祖乙，他的国都从相迁到邢（又称耿）邑，后来的盘庚又把都城迁到毫。
邢邑，在今天的河南省温县东。
邢的读音，古代读做耿。
盘庚迁都后，一部分商朝的公族没有跟随他南迁，仍然留在了邢。
这一部分人就把邢作为自己的姓氏。
后来为了与读做（Xíng）的邢姓相区别，将这个姓的写法改做耿。
2、出自姬姓，以国名为氏。
据<通志·氏族略·以国为氏>所载，商代末年有耿国（一名耿乡城），在今天的陕西省龙门县南，周朝建立后耿国灭亡，耿国子孙奔楚为大夫，以国为氏。
3、亦出自姬姓，周室封同姓人于耿，又为诸侯国，春秋时又被晋国灭掉。
原耿国公族多以原国名“耿”作为自己的姓氏，成为耿氏的一支（疑与“2”说为同一源）。
4、出自他族或他族改姓：
①清高丽人有耿姓，世居博川郡。
②清满洲人有耿姓，世居沈阳。
③裕固族各尔格兹氏汉姓为耿。
④羌族耿家志（房名），后改姓耿。
⑤今满、蒙古、土家、锡伯等民族均有此姓。
耿姓之发祥地为今河南温县，历商、周至秦，耿姓逐渐散居于今河南、河北、山西、陕西等地。
西汉时，耿姓人始崭露头角，其中以耿寿昌最为著名，他被赐爵关内侯，子孙遂留居长安（今陕西省西安），另有耿育、耿丰、耿昌、频阳（今陕西省富平）人耿定见诸史册。
汉武帝时，迁徙郡国吏民豪杰到扶风茂陵（今陕西省兴平东北），时巨鹿（今属河北省）耿姓一支以二千石官吏身份迁于该地。
此支耿姓下传至东汉耿况时，耿姓历史上最为显赫的家族诞生了，其膝下六子：耿弇、耿舒、耿国、耿广、耿举、耿霸。
在中兴汉室的战争中，个个军功显赫，威震四夷，而且其子孙后代，亦不遑多让，竞现于史。
自光武中兴迄于汉末建安，此支家族出了大将军二人，将军九人，卿十三人，列侯十九人，娶皇家公主三人，嫁于皇家并贵为皇后一人，中郎将、抚羌校尉及刺史二千石数十百人。
此支耿姓光芒四射，压倒了同时期的巨鹿宋子（今河北省赵州）人耿纯家族（其封东光侯，堂兄弟三人及子皆封侯，可谓一门五侯）。
东汉末期，此支耿姓几乎遭受灭顶之灾，耿国曾孙耿纪，被曹操诛灭三族，耿霸玄孙耿援亦被灭族，只存耿援孙耿弘一支。
另耿纯起事时，率有宗族宾客两千多人，后其家族被留居蒲吾（今河北省灵寿西南）。
魏晋南北朝至隋唐，耿姓人在河东、高阳、扶风等地繁衍得颇为兴盛，并在上述三地形成耿姓郡望。
此际之耿姓也有徙居今江苏、安徽等江南之地者。
宋元之际，耿姓在江南之地分布更广，但族小势微。
明初，山西耿姓作为明朝洪洞大槐树迁民姓氏之一，被分迁于河南、河北、山东、北京、天津等地。
明末，耿仲明由山东迁居辽东盖州马兰峪（今辽宁省盖县境内）。
清康乾年间及以后，冀、鲁、豫等地的耿姓伴随闯关东的风潮入迁东北三省。
如今，耿姓在全国分布较广，尤以河北、河南、江苏、安徽、山东、山西、黑龙江、辽宁等多此姓，上述八省之耿姓约占全国汉族耿姓人口的百分之七十七。
耿姓是当今中国姓氏排行第一百四十八位的姓氏，人口较多，约占全国汉族人口的百分之零点零七六。
自己查资料吧幸亏是浅谈，谈谈表面就行，不用太深
诗歌进入唐代，文质彬彬，蔚为大观。三百年间，诗家辈出，除了李白、杜甫、白居易这些辉耀千古的巨星之外，还有“初唐四杰”、陈子昂、王维、孟浩然、高适、岑参、刘长卿、韦应物、李商隐、杜牧、温庭筠等等数不清的璀璨的星星。可以说上自帝王将相，下至士子僧尼。三百年间，名篇浩瀚，据不完全统计，有五万五千多首。诗歌反映生活面之广阔，内容之丰富，情感之饱满，技巧之纯熟，音律之严整和谐，达到前所未有，后人也难以攀越的高度。诗在唐代，是一个鼎盛的时代！一个黄金的时代！ 然而，关于唐诗兴盛的原因，却没有一致的见解，虽争论不断，然难归于统一，其观点主要有下列数种。 刘大杰《中国文学发展史》（古典文学出版社1957年版）提出了三个方面的原因： 一、 诗人地位的转移。认为唐诗的内容之所以丰富，涉及到各个方面，一方面是因为诗人的地位有了变化。唐以前的诗坛大部分掌握在君主贵族手中，而唐代诗人大多出自民间，他们都有丰富的生活经历并对现实社会有深切的体验。譬如高适、岑参、王昌龄、李白、杜甫、韩愈、柳宗元、孟郊、张籍、元稹、白居易等等，大都是从穷困或是从流浪中奋斗出来的。“唐代用科举考试，打破了过去几百年的门阀制度，使得中下层知识分子，通过考试，可以登上政治舞台。这不仅在政治上反映出进步性，同时在文学上也反映出进步性，这是一个文化普及的解放的新时代。从此被压迫的中下层的知识分子，在政治上文化上得到自由发展的机会，于是文学的创作，就冲破了六朝贵族文学的束缚，深刻广泛地反映了人们的生活与感情，丰富和提高了文学的内容与形式。从君主贵族掌握的诗坛，转移到中下层知识分子的手里，实在是使唐诗发达起来光辉起来的最重要的原因。” 二、 统治阶级的提倡。刘大杰先生举太宗、高宗、武后、中宗及玄宗为例，说明唐统治者无不爱好文艺音乐，提倡风雅，尤其是在科举中，把诗歌的创作作为一项考试的内容，使诗歌一门成为“文人得官干禄的终南捷径”和“青年的必修科目”。这种大力的提倡，使诗歌的兴盛发达与普及成为“必然的现象”。 三、 诗体进化的规律所致。六朝开始形成七言古诗和律、绝新体诗，在形式、音律和词藻各方面均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唐代诗人正是在这个基础上大显身手，“来完成诗歌本身尚未完成的生命”，从而造成光辉灿烂的成就的。另外，南北文风的融合与民族的创造力量也是唐诗繁荣的不可忽视的因素。在南北朝时，两个政权虽然相互对立，但文化与血液交流的激荡，一刻也不曾停止。到了唐代统一，南北文风，得到进一步的融合，形成新的风格，表现出民族强大的创造力量。 北京大学中文系专业1955级集体编著的《中国文学史》，从多方面分析了唐诗兴盛的原因，然最为强调的是唐代的经济繁荣与阶级斗争。书中说： 如前所述，国家的富强昌盛，社会的和平安定，生活的富裕安乐，不仅使诗人们能够“仗剑去国，辞亲远游”，丰富了生活经历，扩大了眼界，而且培养了诗人乐观的精神以及为祖国建立功业的理想，激发了对祖国山河的热爱。而阶级社会不可避免的内在矛盾，以及诗人个人政治上的失意，又直接或间接地使诗人接触现实，正视现实，从而孕育了他们对现实的叛逆精神，或批判现实的精神。 这种分析问题的“视角”显然带着时代的政治特点，但不无道理。北京大学1955级的《中国文学史》所揭示的其它原因约略同于刘大杰先生的。 吉林大学中文系编著的《中国文学史稿》更加重视从社会政治经济基础上寻找原因，他们认为的原因主要有：一、统治者吸取历史教训，对农民采取一些让步政策，阶级矛盾有所缓和，使生产力得以恢复和发展，封建经济相对繁荣，文化艺术亦随之欣欣向荣；二、唐王朝不断巩固边防，并扩张疆土，促进了中外贸易和文化的交流；三、商业城市的兴起和市民阶层的形成；四、由于实行科举制度，中小地主阶层的知识分子成为统治的基本依靠力量。这四个方面都对唐代文学发展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编写的《中国文学史》（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年版）所述的原因中有一个原因是之前学术界未提到的，即“文禁松弛”。书中说： 就整个唐代来说，是封建社会中的繁荣上升时期，统治者对自己的统治力量还具有一定的信心，在文禁方面也比较松弛，不像以后的宋、元、明、清的统治者那样在文禁上一代比一代更加严密而残酷。 该书认为，这一个原因对于文学的发展相当的重要。 游国恩等人主编的《中国文学史》（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年版）所揭示的原因与他人略有不同，不同之处有两点：一是说唐代诗人对文学遗产采取批判继承、推陈出新的态度，他们既不拜倒在古人脚下，又能虚心地向古人学习。二是诗歌在人民群众中广泛流传，这固然是唐诗繁荣的结果，但反过来又促进了诗歌创作的发展。 马茂元在《唐诗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年版）中也探讨了唐诗繁荣的原因，他主要讲了三点：一是唐代诗人继承和发扬了过去诗歌的优秀传统，二是对民间文学高度重视，从民间文学中吸取营养，三是“诗不言法”，“他们没有被任何害人的文学教条主义和艺术教条主义所束缚，被嵌在一个模子里，而是每个诗人，都能以自己独有的面貌与我们相见。”马氏因为没能从社会基础——政治经济的视角去分析，还遭到了时人的批评。 1979年之后，文学批评的禁区被打破，唐诗繁荣原因的讨论又活跃了起来。《文学评论》于该年第1期刊登了梁超然的文章，对之前的看法提出了商榷。认为将诗歌的繁荣与经济的繁荣直接联系起来是一种“庸俗化倾向”，亦与唐诗发展的实际情况不符。例如唐太宗贞观时期的经济高涨就并没有带来诗歌的高潮。再者，作者也不同意把庶族地主阶级视为唐代诗坛的主要阶级基础和唐诗繁荣的决定力量，认为那种说法夸大了世、庶斗争的意义，夸大了庶族地主的进步性。实际上，“庶族地主”是个极其复杂的概念，是否是一个统一的阶层以及能不能形成一种独立的政治力量都值得怀疑。同一期的《文学评论》上，还发表了皇甫煃的《唐代以诗赋取士与唐诗繁荣的关系》一文，该文对于把以诗赋取士的科举制度视为“促成唐诗繁荣的一个直接原因”提出了不同的意见，认为“科举制度只是一种考试制度，庶族地主可以利用它，世族地主也可以利用它。”“笼统地说唐代以诗赋取士因而促成了唐诗的繁荣，那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因为初唐这一百年间，不用说还没有以诗赋取士，连律诗的最后定型也要到沈佺期、宋之问那时候，更不用说像后来那样用五言排律来考试进士了。然而初唐时期还没有以诗赋取士而诗歌已相当繁荣，这说明唐诗繁荣还有其它更重要的原因。” 之后，许多专家仍坚持经济繁荣与唐诗兴盛有直接的关系。王水照《再谈唐诗繁荣的原因》（《文学评论丛刊》第7辑）一文，分析了其关系的具体内容：① 经济的繁荣为诗人创作提供了必要的物质条件和良好的创作环境。② 经济繁荣造成的国力强大，直接影响到唐诗的创作精神，那就是“蓬勃向上、奋发有为的理想”、“表现于不同题材、体裁中的开阔境界和昂扬的气象”。③ 经济繁荣所造成之交通、旅游和商业的发达，促进了诗歌内容的丰富和题材范围的扩大。④ 经济繁荣为诗歌的发表和流传提供了物质手段（“发表和流传”指驿寄、投赠、“温卷”、题壁等）。 最近出版的章培恒等人编著的《中国文学史》（复旦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1版）强调了多种思想并存的局面对唐诗繁荣的积极影响。该书说：显然儒家思想在唐代是公认的正统思想，儒家经典是士人必读的书籍，在进士科和明经科的科举考试中，也都要考经书。而且，自唐立国以后，一些文人要求重兴儒学的呼声时起时伏，从未停止。这些都证明，儒学的地位在唐代较之魏晋和南朝有所提高。但是，儒学却并没有获得统治性的地位。道教和佛教，无论在统治集团还是在整个社会中，受重视的程度都不低于它。这种思想多元化的状况，使得思想界较为自由活跃，文学创作也很少禁区。 仁智之见，都不无道理。但是独取哪一家之说都显得不够全面，可否将上述各点全部列上，都算作兴盛之原因呢？（朱恒夫，见《中国文学史疑案录·诗赋词曲编》）
浅论唐代送别诗的特点论文
摘要: “黯然销魂者，唯别而已。” 千百年来，故国乡土之思，骨肉亲人之念，挚友离别之感，牵动了多少人的心弦，“离别”也就自然成为我国古典诗歌中歌咏的重要内容。从先秦《诗经》到两汉的乐府，从唐代诗歌到宋元词曲以至明清的诗文，离别之情唱之不尽，犹如长江之水源远流长。特别是唐代，由于波澜壮阔的社会生活、由于跌宕起伏的人生际遇，更使得“送别诗”成为唐代诗歌中的重头戏。本文从诗歌类型、抒情方法、艺术特色等来浅论唐代送别诗的特点。
关键词 ：唐代 送别诗 类型 抒情手法 艺术特色
“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 自从有了人类，有了社会，便有了分离，许多本该是天长地久的，却不得不天隔一方。唐代自然也是如此。这个中国封建社会的鼎盛时期，经济繁荣，疆域广大，国内和国际交流频繁，所以人们的活动场范围也在不断扩大，人口的流动性增强，上至达官贵人下到黎民百姓，都有机会主动或被动地离开自己的家。所以，送别的种类很多，涉及领域广泛，而且又都是一往情深。而特殊的社会背景，特别的人格追求等，又使得唐人的送别诗有了自己独特的特点。
一、送别诗的类型之多，情感之深
孟郊的《古别离》、杜甫的《新婚别》写的是夫妻间的离别，那份别离的幽怨与痛苦，自是感人至深的。李益的《喜见外弟又言别》和柳宗元的《别舍弟宗一》则是兄弟间的骨肉分离，难舍之情溢于言表。而孟郊的《古怨别》、杜牧的《赠别》则极写情人间的缠绵悱恻。这些可算是亲人间的、情人间的离别，而在唐人的送别诗中，抒写更多的则是同僚间的、朋友间的离别之情。
（一）友人的离别，直接抒写离别之情的送别诗
友情是世上最真挚，最复杂的情感之一。诗仙李白的一句“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伦送我情”。以水深比情深，形象地道出了这段友情真实质朴，“不及”二字更形象的说明彼此的友情深厚。可见诗仙的神来之笔是多么的精妙，化无形的思念之情为有形的流水，诗中毫无悲伤之情。而卢纶的诗虽是直接抒写离别之情，却多了一层浓郁的悲情色彩。“故关衰草遍，离别自堪悲”，在这一萧瑟，冷清的景象中，离别的悲情格调格外沉重。
他们有的是写送好友到外地去做官的，如王勃的《送杜少府之任蜀川》、王维的《送元二使安西》和《送梓州 李使君》、李白的《送友人入蜀》等，好友外出做官，诗人摆酒相送，其间充满了殷殷的叮嘱和深深的情谊。
有的是送好友到外地做官的，但际遇不同，与前者相比，他们的友人或同僚却都是被贬的，这类诗歌，在唐人的送别诗中占了很大的份量，如王勃的《别薛华》、宋之问的《送别杜审言》、刘长卿的《送裴郎中贬吉州》、柳宗元的《重别梦得》等，诗人在送别好友的同时，或表达政治上的失意，或渲泄对朝廷的不满，或表明对友人遭遇的同情与宽慰，感情深切而感受人。
还有一类，也与做官有关，那就是送友人去远征的，如陈子昂的《送魏大从军》、岑参的《送李副使碛西行军》等，这些多是边塞诗人的作品，充满豪情壮志，感情慷慨激昂。
相比之下，下面的这类送别诗，可能会让人的心情轻松一些，那就是送友人去远游的，也可能是诗人多半不愿把“柴米油盐”放在诗中表现出来，所以，我们读不到多少他们为生计而四处奔忙的句子，更多的倒是游山玩水的闲情逸致。如杜荀鹤的《送友人游吴越》、李白的《送孟浩然之广陵》、刘长卿的《饯别王十一南游》等，这些诗毫无悲酸之态，也不故作豪放语，意境高远，情深意浓。
（二）借诗吐心中的激愤或借诗明志的送别诗
我们学过李白的《梦游天姥吟留别》就是这类诗，其中最典型的句子“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这一句是全诗感情高潮的句子，表明了作者对权贵的蔑视，诗人以诗歌明志，也是全诗的主旨所在。诗仙不愧是诗仙，神来之笔一扫官场的压抑之情，向往名山仙境，是出于对当权者的抗争，这一句道出了多少怀才不遇的仁人志士的心声。在这一类送别诗中，往往穿插意愿与现实，理想与现实的矛盾。在诗中掺杂着诗人对世事的愤懑，对人生失意的抑郁不平，因此，激愤的色彩十分明显，但是这些诗人不愿沉沦，仍想建功立业。王昌龄的《别刘婿》“身在云海上，云连京国深，行当务功业，策马何锓锓”，虽然未被君王任用，屡遭贬谪，但仍胸怀大志，一心想建功立业，这类诗人的情感是复杂的。
在送别诗中，若是两人一贬再贬，其心境更是别有一番滋味。柳宗元和刘禹锡是患乱之交，二人因在改革中力革时弊，二人同时遭难，远谪边地。去国十年之后，又召回京，未料二人再次遭贬，柳宗元贬为柳州刺史，刘禹锡贬为连州刺史，他们一同赴任在中途离别。在这样的背景下，柳宗元作了《重别梦得》这首诗“二十年来万事同，今朝歧路各西东”。皇恩若许归田里，晚岁当为邻舍翁。复杂的感情寄寓在朴实无华的语言中表现出来，不言悲情而自有悲情，不言激愤而自有激愤。这一类诗往往清新自然，读来明白晓唱，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
（三）重在劝勉，安慰，鼓励的送别诗
俗话说“人生得一知己足矣”，漫漫人生路，正是因为有了好友的鼓励，安慰，才使我们有信心去迎接挑战。在这一类送别诗歌中，被后人誉为“诗家天子”的王昌龄，不仅以边塞诗著称，其笔下的送别诗不论对自己，还是对友人都以一种积极的心态去对待。那首脍炙人口的《送柴仕御》“流水通波接武冈，送君不觉有离伤。青山一道同云雨，明月何曾是两乡。”离别之即，劝慰友人，对离别之事轻描淡写，以化远为近的诗句缩短自己与朋友之间的距离，以其情深意长而熨帖人心。语言明快自然，一洗哀伤之气。一句明月何曾是两乡，表明了诗人之间心心相应的感情，同时也反映了委婉的劝说之意。在这一类送别诗之中，王唯《送元二使安西》和高适《别董大》则是千古绝唱。
（四）抒发一种复杂的思想感情的送别诗
这一类送别诗，情感比较复杂，既有离别的伤感，又有自己的身世命运之感，意境宏大，基调慷慨。其代表是享有边塞诗派代表美誉的岑参。他笔下的送别诗，豪气冲天，构思奇妙，将边塞景观化入诗中。为代表的这一类送别诗意境宏大，往往有一种独特的神韵。他这类送别诗将边地风光写入诗中，为送别诗开拓了一片新的领域。代表作如《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这首诗抒写塞外送别、客中送客之情，但并不令人感到伤感，充满奇思异想，浪漫的理想和壮逸的情怀使人觉得塞外风雪变成了可玩味欣赏的对象。“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这壮美的画面，使人宛如回到了南方，见到了梨花盛开的繁荣壮丽之景，心中的喜悦可想而知。“纷纷暮雪下辕门，风掣红旗冻不翻”，帐外那以白雪为背景的鲜红一点，更与雪景相映成趣。那是冷色调的画面上的一点暖色，一股温情，也使画面更加灵动。全诗内涵丰富，意境鲜明独特，具有极强的艺术感染力。
二、运用多种手法，表达深情真挚的感情
送别诗首先是抒情诗，诗人们在抒发心中的情感时，有的直抒胸臆，有的借景抒情，有的使用比喻......那么，在唐代的送别诗中，表现出来的手法也是多种多样的。
（一）直抒胸臆
好友分别，离情别绪自是深重，深情厚谊不吐不快，所以，在唐人的送别诗中，有很多是直抒胸臆的作品。如高适的《别董大》：千里黄云白日曛，北风吹雁雪纷纷。莫愁前路无知已，天下谁人不识君。前两句直写落日之景，后两句直写真诚情谊，全是肺腑之言而毫无保留阻碍，慷慨悲歌，一吐为快。
（二）借景抒情
直抒胸臆是一种坦诚，是深情厚谊的最直接的体现，但是，深挚的情感又往往是说不尽道不完的，所以有很多诗人不愿去仰声长呼，而是借助别的方式表达出来，于是他们找到了借景抒情这一法宝。王国维说：“一切景语皆情语” 的确，景物在有情人的眼中是会变的，它会因人的情绪的不同而不同。所以，在送别诗中，诗人们在送别时眼前的景物也都往往附上了浓重的情感色彩。唐代的诗本就重情趣，重意趣，他们在表现“情”与“意”的时候，往往都要借助“景”或“境”，这一点在唐代的'送别诗中也有深刻的体现，是唐代送别诗的一个相当显著的特点。
如李白的《送友人》：青山横北郭，白水绕东城。此地一为别，孤蓬万里征。浮云游子意，落日故人情。挥手从兹去，萧萧班马鸣。首联写送别的地点在郊外，青山白水，景色如画，但一“横”一“绕”就把不愿分离的惜别之情借助山水表达出来。中间两联更写离别的深情，颔联想象别后友人的行程，表达了对友人的殷切关怀，颈联“浮云”象征友人行踪不定，“落日”隐喻诗人依依惜别的深情，情景交融，扣人心弦。尾联情意更切，马犹如此人何以堪。整首诗借景抒情，新颖别致不落俗套，感情真挚而感人。
（三）融情寓景、情景交融
借景抒情这种艺术手法，自从产生以来，一直都是最常用的抒情手法之一，用在诗歌中的更是俯拾即是，因为离开了景而纯粹去谈情，仿佛这情便没有了着落。所以，在唐代的送别诗中，几乎每首诗都有借景抒情的例子。但借景抒情的最高境界则是：融情入景，把一段浓浓的深情，深婉含蓄地藏在简淡的、似乎是不经意间得来的景中，只留下若隐若现的一截丝头，让读者去发现、去抽取，越抽越多，牵出一腔心事，跌宕起伏，意味深远，一如醇酒，虽清洌而味厚，时愈久而愈香。
如：刘长卿的《送灵澈上人》：苍苍竹林寺，杳杳钟声晚。荷笠带夕阳，青山独远归。这首诗即景抒情，情在景中，写景有一种淡淡的意境，精美如画，竹林寺远，钟声触动思绪，归影勾起诗人的归意，但诗人形象隐于诗外，在闲淡的意境中，我们可以看到诗人不遇而闲适，失意而淡泊的情怀。但这种情怀全在意境之中，诗人一句也没有说，却深得融情入景之三味。
三、健朗高昂的格调
“多情自古伤离别”，这是柳永式的、带着浓重伤感情绪的离别，也是和他有着相同感触的许多人的离别。唐代的送别诗中，这类诗不在少数。王勃的《送杜少府之任蜀川》与柳永的这句诗在格调上迥然不同，一洗送别的悲酸之态，意境开阔而音调爽朗。
如王维的《送元二使安西》：渭城朝雨浥轻尘，客舍青青柳色新。劝君更进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这场深情的离别，我们看不到有丝毫黯然销魂的样子，诗人借送别的时间、地点，巧妙地布置环境，使得景色色调清新、明朗，轻快而富于情调。
如李白的《鲁郡东石门送杜二甫》：醉别复几日，登临遍池台。何时石门路，重有金樽开。秋波落泗水，海色明徂徕。飞蓬各自远，且尽手中杯。此诗以醉别开始，以干杯结束，首尾呼应，一气呵成，充满豪迈不羁和开朗乐观的感情，格调爽朗，毫无缠绵哀伤的情调，且诗中自然美与人情美相互映衬，充满诗情画意，特别是结尾两句，干脆有力，言有尽而意无穷。
这些在分别时唱出的豪放旷达的诗句，正体现了唐代诗人那种豁达的胸襟和乐观向上的人生态度，一扫悲情哀语，而成为送别诗中的一道风景。
四、造句精审、言浅情深
真正的文学是纯粹的，真挚的情感也是纯粹的。古往今来，朋友之情不断被人们歌之咏之，颂之赞之，正是因为朋友之间那种心与心交融的真挚的情感让人们激动不已。那是一种醇正地人情美，真正的友情美，而真正的美从来都是不用雕琢的，“豪华落尽见真淳”，在送别友人的时候，诗人们往往把自己的一颗真心，用最朴素的语言捧出，化成千古绝唱。
如孟浩然的《留别王维》：寂寂竟何待，朝朝空自归。欲寻芳草去，惜与故人违。当路谁相假，知音世所稀。只应守寂寞，还掩故园扉。全诗既没有优美的画面，也没有华丽的词藻，语句平淡近乎口语，对偶不工，语出天然，但深挚动人的感情却挥之不去，言浅情深，余味悠长。
再如柳宗元的《重别梦得》：二十年来万事同，今朝歧路各西东。皇恩若许归田里，晚岁当为邻舍翁。寓复杂的情绪和深沉的感慨于朴实无华的语言之中，语似质直而意蕴深婉。
送别自是有情人的事，是有真情的人的事，所以每一首送别诗都是发乎真情的至真至纯之语，语出天然，不用修饰，我们自会被那份深挚的友谊感动了。
作为唐代诗歌大观园中的一朵奇葩，唐人的送别诗在其思想内容上，大大丰富了唐代诗歌的题材和内容；在艺术表现上，格调或豪放或含蓄，或旷达或深婉，抒情或直露或蕴籍，或借景或托物，用语浅近，不事雕琢，真正体现了“境近意远，词浅情深”的艺术特点。
唐诗宋词是中国文学史上的两颗明珠，唐代被称为诗的时代，而宋代则被称为词的时代。词源于民间，始于唐，兴于五代，盛于两宋。在宋代，随着城市的发展和市民阶层的兴起，物质生活的丰富，人们对文化生活的追求也更加强烈。 在宋词的发展繁荣过程中，整个社会的导向作用同样十分明显。如果说唐代的诗人在某种程度上还只是供皇室及其统治者御用的工具和玩物而已，那么宋代的词人已由被别人欣赏而一跃登上了政治舞台，并成为宋代政治舞台上的主角。宋代皇帝个个爱词，宋代大臣则个个是词人。宋代政治家范仲淹、王安石、司马光、苏轼等都是当时的著名词人。在封建社会中从不出头露面的女子李清照也成为一代词宗，名垂千古。在当时的科举考试中，流传着这样的谚语：“苏文熟，吃羊肉；苏文生，吃菜羹。”由此足见词人苏轼被崇拜的程度。正是全社会的认同和推崇，宋词才得以佳篇叠出，影响久远。 原因如下: ① 两宋城市手工业、商业经济的繁荣，是宋词兴盛的物质基础. ② 市民阶层的扩大，生活水平的提高，要求丰富的文化娱乐生活. ③ 两宋社会矛盾尖锐，文学家用词更能表达自己的思想情感 先讲宋词的成就。词源于唐代的曲子词，句子有长有短，和乐曲紧密结合在一起，可以歌唱。由于宋代商业发展、城市繁荣，市民数量不断增加，能够歌唱的词比其他形式的文学作品更适应市井娱乐生活的需要，而当时的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又很尖锐，句子长短不齐的词也更便于抒发人们忧国忧民的思想，因此便逐渐兴盛起来，取代诗而成为文学的主流。课文按北宋前期、北宋中后期和南宋四个阶段，分别介绍了柳永、苏轼、李清照、辛弃疾与陆游的词作风格及其成就。柳永是北宋词坛婉约派的重要代表。他长期在都市里生活，作品多表现城市的繁华和男女的悲欢离合之情，尤长于抒写羁旅的孤寂与乡愁。他的词作，多采用俚俗口语，通俗生动，“凡有井水处，即能歌柳词”（叶梦得：《避暑录话》），因而流传很广。他的词作，还大量融入铺叙的成分，不仅扩大词的境界，也为元曲的发展开启了门径。苏轼是北宋中后期豪放派的开创者和主要代表，他的词作题材十分广泛，大大拓展了词的内容，并以豪迈奔放的感情，为词注入了强大的生命力。两宋之交的李清照，是杰出的婉约派女词人，她提出“词别是一家”的主张，善于用白描手法、浅白词句，表达内心的真实情感。南宋的辛弃疾和诗人陆游，主张积极抗金，作品都以豪放为主，深刻地表达了恢复中原的强烈愿望，苏轼和辛弃疾是宋代最具代表性、成就最高的词作家，教材还在“历史纵横”小栏目和图注中分别介绍了他们的生平。必须指出的是，宋代的豪放派作家，作品以豪放为主，但也写出一些非常动人的婉约词，并非只是一味地豪放。 词是一种诗歌艺术形式，是中国古代诗体的一种，亦称宋词、曲子词、诗余、长短句。始于中国南北朝时期的南朝梁代，形成于唐代，在宋代达到其顶峰。一开始伴曲而唱，所以写词又称作填词、倚声。后来逐渐独立出来，成为一门专门的诗歌艺术。 词牌，也称为词格，是填词用的曲调名。词最初是伴曲而唱的，曲子都有一定的旋律、节奏。这些旋律、节奏的总和就是词调。词与调之间，或按词制调，或依调填词，曲调即称为词牌，其通常根据词的内容而定。宋后，词经过不断的发展产生变化，主要是根据曲调来填词，词牌与词的内容并不相关。当词完全脱离曲之后，词牌便仅作为文字、音韵结构的一种定式。 按长短规模分，词大致可分小令(58字以内）、中调(59一90字)和长调（91字以上，最长的词达240字)。一首词，有的只一段，称为单调；有的分两段，称双调；有的分三段或四段，称三叠或四叠。 按音乐性质分，词可分为令、引、慢、三台、序子 、法曲、大曲、缠令、诸宫调九种。 按拍节分，常见有四种：令，也称小令，拍节较短的；引，以小令微而引长之的；近，以音调相近，从而引长的；慢，引而愈长的。 按创作风格分，大致可以分成婉约派和豪放派 一、宋词对唐诗的继承关系 “唐诗宋词”一语，宋词与唐诗并称，不唯标示“一时代有一时代之文学”之义，而且也说明，宋词是庶几可与唐诗媲美的一大诗体。宋季承唐，然而如鲁迅先生所言，好诗差不多已被唐人作完了。所以，到了宋代，宋人在诗歌创作方面，要不落唐人的窠臼，确乎很难。但是，唐人所留下的丰富的文学遗产，宋人也并不有白白浪费，而是将它们更多更灵活运用在“词”这一诗歌体式上，使词在宋代获得了空前绝后的发展。 我们在论宋词与唐诗的关系时，往往更多的注意于宋词与唐诗的区别。差别的确是主要的也是重要的，在本书的宋词部分，笔者也主要着眼于宋词最主要的艺术特征（当然也是与唐诗的不同之处）来展开论述。但在此绪论中，就像我们在论述唐诗的艺术特性前必须先说明唐诗对前代的继承关系一样，我们也必须先说明宋词对唐诗的继承关系。 可以肯定地说，宋词能取得如此显赫的成就，如果不是建立在唐诗如此卓越的成就和如此纯熟的技巧之上，是绝对不可想象的。从后来挖掘出来的敦煌曲子词来看，词在进入文之手以前，除了它的句式长短参差不齐外，与此前的民间歌谣并没有什么两样，一样的主要是采用那种简单、质朴、直率的表现方法。到中晚唐文人开始实验填词以后，就像一切民间文学向文人的文学的转变一样，词也就不知不觉地发生着变化，渐渐地带有了文人的因而也是更艺术化的色彩（当然，也会有负面影响，例如少了质朴和直率，但这比竟是次要的）。最早实验词的创作的白居易、刘禹锡，尤其是后来大量进行词的创作的温庭筠、韦庄等，他们本就是唐的重要诗人，他们的加入，必然地会把他们在诗歌创作中的种种技巧，带到词的创作中来。另外，五代、宋的词作者，也几乎都是诗人，他们一面作诗、一面填词，唐诗的各种技巧自然就会融汇、渗入到词的创作中去，使词的创作更加精美。实际上，我们只要对宋词的艺术稍稍加以分析，就会发现，宋词在意象、写景抒情手法的运用方面，在词的境界营造方面，甚至在语言的锤炼、借代、典故等手法的运用方面，与唐诗都有着明显的继承关系。倒如下面秦观的名词《八六子》： 倚危亭,恨如芳草,萋萋铲尽还生.念柳外青骢别后,水边红袂分时,怆然暗惊. 无端天与娉婷,夜月一帘幽梦. 春风十里柔情,怎奈何、欢娱渐随流水.素弦声断,翠绡香减,那堪片片飞花弄晚. 蒙蒙细雨笼晴,正销凝,黄鹂又啼数声.相对于诗，这是一首地道的词，它的情韵、它的色泽、它的意境，都是地道的词味儿的。但是如果我们再仔细一品味，却发现它在很多方面，与唐诗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例如首句的“倚危亭”，看似是诗人的独创，但实际上，登高抒怀、寄愁正是唐诗人常用的写法，此类例子可以说是举不胜举，例如杜甫的“花近高楼伤客心，万方多难此登临”（《登楼》）、杜牧的“楼倚霜树外，镜天玩一毫”（《长安望秋》）、李商隐的“迢递高城百尺楼，绿杨枝外尽汀州”（《安定城楼》）、许浑的“一上高楼万里愁，蒹葭杨柳似汀州”（咸阳城东楼）；甚至是“危”字的用法，也找得出唐诗的渊源，如杜甫的“细草微风岸，危樯独夜舟”、李商隐的 “江风扬浪动云根，重碇危樯白日昏”（《赠刘司户贲》）至于接下来的以“芳草”比喻“恨”，以“萋萋”形容“芳草”，那更是唐诗中常见的意象和写法；甚到 “铲尽还生”一语，也并非完全没有借鉴，例如白居易的“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赋得古原草送别》）、孟浩然的“林花扫更落，径草踏还生”。下面的“柳外”、“青骢”也一样，单纯的“柳”的意象就不用说了，就是以“柳外青骢”来暗示恋情、离别的写法，也不是完全无所本的，如李商隐的《无题》中就有“斑骓只系垂杨岸，何处西南待好风”、储光羲的《钓鱼弯》中就有“日暮待情人，维舟绿杨岸”，虽然它们之间有较大的区别，但也不能说它们完全没有联系。至于“青骢”代车马、“红袂”代女性的写法，也是唐诗中庞大的借代体系中所有的。至于下片中“夜月、春风、飞花、细雨、黄鹂”的意象，以及用大量的类似意象来渲染愁绪的写法，以及它所创造的迷朦的意境，与唐诗都有着直接的借鉴关系。例如下面韦应物的《寒食寄京师诸弟》：“雨中禁火空斋冷，江上流莺独坐听。把酒着花想诸弟，杜陵寒食草青青。”也运用了大量的这类意象来渲染愁绪，其意境也有些相似。就是“娉婷、一帘、十里柔情”这些词语及其组合，应该说与唐诗也是有关系的，如杜牧的《赠别二首》（其一）中，几乎就包含了所有这些意象和句式，其诗如下：“娉娉袅袅十三余，豆蔻梢头二月初。春风十里扬州路，卷上珠帘总不如。”笔者选择秦观这片词来说明宋词对唐诗的继承关系，并不是它与唐诗有特别多的雷同处、借鉴得特别多，这实在是宋词创作中的一个普遍现象。这并不足怪，下如唐诗是在前代巨大遗产的基础上创新、 发展一样，宋词亦是在唐诗丰富的遗产的基地上进行创造的。 论到这种继承性，这里自然就产生了一个问题，即，宋诗与宋词都继承了唐诗这一遗产，那么，为什么宋诗的成就远在唐诗之下，亦不及宋词呢？其中的原因可能是多种多样的，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即，诗与词不同的体式是造成这一差异的重要原因之一。为了更好地说是这一问题，我们不妨先打一个也许不十分恰当的比喻：唐诗的创作艺术好比是一种专利，宋诗人把这种专利拿来制作同一种东西，尽管他们并非完全没有创造、没有革新、没有增补，但是他们制作的毕竟是诗，是同一种东西，因此，这些东西一上市，就会被人窥见雷同处、摹仿处、剽窃处，被人控告侵犯了唐人的专利。正国为此（当然还会有别的原因），宋诗就希望有一点自己的东西，例如诗的议论化和散文化等，但不幸的是，这些东西新则新矣，但却或多或少地违背了诗的艺术规律。但宋代的词人则不同，虽然他们也继承了唐诗的创作艺术，但是，他们制作的却是另一种东西，是长短句的词，尽管明眼人也能窥见它们之间的某种继承关系，但这却不会被人视为侵犯了专利。有一种也许较为极端的现象可以证明这一点：宋词中也有很多摹仿、点化、甚至照搬唐人的诗句的，这种情总如果出现在宋诗中，是万万逃不掉蠹鱼之讥的。但它出现在宋词里，情况却大不一样，由于词的长短句式的不同框架、不同的韵味，却仿佛给唐人原句注入了新的生命。例如晏几道的《蝶恋花》： 醉别西楼醒不记,春梦秋云,聚散真容易.斜月半窗还少睡,画屏闲展吴山翠. 衣上酒痕诗里字,点点行行,总是凄凉意.红烛自怜无好计,夜寒空替人垂泪.在这首精彩的词中，不要说意象、写景抒情、比喻等技巧的运用上继承了唐诗的艺术技巧，就是在字面上也有几处与唐人的诗句有些关系的，最末两句，几乎就是杜牧的成句。杜牧《赠别》诗：“多情却总似无情，唯觉樽前笑不成。蜡烛有心还惜别，替人垂泪到天明。”若单以个别的句子来对照，晏几道是万万逃脱不掉书袋之名的。但若从词的整体来衡量，杜牧的这两句诗被稍加变化，放在一首结构、韵味全新的词中，却并不给人以多少摹仿、陈旧之感。如果借用系统论的观点来看这样的现象，就一点也不奇怪：词对于诗而言，是一个不同的系统，即使同样的诗句进入词中，它也会获得新的系统质。对于这种现象，前人实际也有所认识，例如明王世贞说：“‘寒鸦千万点，流水绕孤村’，隋阳帝诗也。‘寒鸦数点，流水绕孤村’，少游词也。语虽蹈袭，然入词尤是当家。”又如清胡薇元也说：“晏元献《珠玉词》集中《浣溪沙?春恨》：‘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本公七言律中腹联，一入词即成妙句，在诗中即不为工。此诗词之别，学者须于此参之，则他词亦可由此会悟矣。”为什么“语虽蹈袭”的句子，“然入词家尤是当家”呢？为什么“在诗中即不为工”，“一入词即成妙句”呢？这便是因为词是一不同于诗的新的系统，同样的诗句一进入词，就获得了新的系统质。至于更巧妙无痕迹的化用，那更可以视为一种全新的创造。如此词中的“春梦秋云，聚散真容易”可以说是化用了白居易的《花非花》中的“来如春梦不多时，去似秋云无觅处”。但晏词化用后，不仅更凝炼，更由于句式的变化，使它比原诗获得了更深长的韵味。这种现象在宋词中很多，可以说举不胜举。 当然，我们说宋词继承了唐诗的遗产，也并不是说宋词就没有自己的创造。前面我们说宋词继承唐诗的创作艺术生产了一种新的东西，这新的东西之“新”，当然就是唐诗中所没有的。它最大的新，就是它长短交错、变化多端的句式，这种句式，打破了唐诗（也打破中国古诗）齐言的传统，为更自由、委婉、更有韵味的抒情带来了极大的方便，它的“言长”的艺术特性，就主要是由其句式、韵律及其所带来的其他艺术技巧所造成的。其次，它之“新”还表现在它的“诗余”功能上、它的“诗余”题材的选择上。这种新的功能与新的题材选择，与它特定的体式、句式相结合，又带来了宋词一系列新的东西，例如它委婉、倾诉式的抒情韵味、细腻而多层折的描写、对内心生活更细腻而深入的把握、装饰设色的艺术、轻丽婉约的风格等。这种种之新，就造成了宋词与唐诗很不相同的面目。对于宋词与唐诗的区别，王国维有一段虽然简约而不失精当的论述，他说：“词之为体，要眇宜修，能言诗之所不能言，而不能尽言诗之所能言。诗之境阔，词之言长。”这段评述，可以说包含了笔者以上所言宋词之“新”，包括了它的体制、它的功能、它的题材特点等。在本书中我们探讨宋词的艺术，主要就抓住这些新的方面来进行研究。当然，对于它对唐诗艺术的继承，我们也会给予适当的关注。 （二）、宋词的艺术成就十分突出：首先，宋词不同于一般宋诗的散文化、议论化，善于将抒情与写景完美结合。在唐五代小令的基础上，宋代演为许多中调和长调，在曲折动宕、开阖变化中，使情景紧密交融，其细致、具体、微妙处，有的甚至胜过唐诗。其次，宋词又长于比兴，多以微妙而又细致的比兴手法，藉景物表达内心复杂而隐幽的感情，常以香草美人的传统来寄托政治上的感慨，感人至深。再次，宋词形成了众多的艺术风格。宋词虽沿袭着唐五代的传统以抒发感情、性灵为主，形成“诗庄词媚”的分野，以婉约为宗，但后来由于时代生活的变化，题材的扩大，艺术个性得到重视，艺术手法渐趋多样，所以使宋词风格在婉约和豪放之外，兼有真率明朗、高旷清雄、典雅精工、骚雅清劲、密丽险涩等多种风格。 唐代是我国诗歌发展的黄金时代。强大的国力、兼收并蓄的文化精神与丰厚的文化积累，为唐诗的繁荣准备了充足的条件。众多伟大、杰出的诗人把我国诗歌艺术的发展推向高峰。今天可考的唐诗作者三千七百多人，可见存世唐诗五万四千余首。这不过是唐诗的一部分，但我们从中已经可以大略窥见当时诗歌繁荣的面貌。 唐代初期，诗歌创作仍受南朝诗风的影响，题材较为狭窄，追求华丽词藻。待到被称为“四杰”的王勃、杨炯、卢照邻、骆宾王出现，才扩大了诗的表现范围，从台阁走向关山和塞漠，显示出雄伟的气势和开阔的襟怀。他们无论写边塞，还是写行旅、送别，都有着这样的情思风貌。在诗的体式上，这时完成了五七言律体的定型。律诗属于近体诗，是相对于古体诗而言的。古体分四、五、七言和杂言，平仄没有限制，也不求对偶。近体诗平仄和押韵有一定的体式，也要求对偶。律体的定型，对我国诗歌的发展影响深远，它成了我国古代诗歌的一种主要体式。 在初唐的后期，出现了两位重要诗人：陈子昂和张若虚。陈子昂主张诗应该有所寄托。他的38首《感遇》诗，就是这一主张的实践。但他写得最好的诗是那首《登幽州台歌》：“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抒写不遇的悲怆，但其中蕴含的是自信和抱负，情怀壮伟，有一种得风气之先而不被理解的伟大孤独感。张若虚的《春江花月夜》，写月夜春江明丽纯美的境界，融入浓烈情思和深刻哲理，婉转的音调，无穷的韵味，创造出了非常完美的意境。陈子昂和张若虚艺术上的成熟，透露出盛唐诗歌行将到来的信息。 盛唐是唐诗发展的高峰。此时诗坛群星辉映。王维和孟浩然善于表现山水田园的美，表现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那种宁静平和的心境。王维的山水诗融诗情画意于一体，把人引向秀丽明净的境界，那境界里洋溢着蓬勃生机。《山居秋暝》：“空山新雨后，天气晚来秋。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竹喧归浣女，莲动下渔舟。随意春芳歇，王孙自可留。”雨后的松林间月色斑驳，流泉琮 。浣纱女踏着月色从竹林间喧闹着归来；渔人正分开荷叶摇舟远去。山村之夜，如诗如画。他还有一些诗，宁静中带几分禅意。在唐代的重要诗人中，他是受佛教思想影响最为明显的一位。但他不是一位完全遁世的诗人，有些诗写得慷慨激昂，有的诗表现出浓烈的人间情思。那首《送元二使安西》，由于写出了人们深情惜别时的普遍感受，后来被编入乐府，成为离筵上反复吟唱的歌曲《阳关三叠》。孟浩然善于用最省净的笔墨，写山水田园的秀美。《过故人庄》写做客田家的喜悦，恬静的农舍，真挚的友情，充满浓郁的生活情趣。《春晓》写春日那种明媚静美舒畅的感受。那首《宿建德江》，只用20个字，便写出了无尽的情思韵味：“移舟泊烟渚，日暮客愁新。野旷天低树，江清月近人。”暮烟笼罩中的一抹树林，一轮水中月影。在这朦胧而明净、深远而静谧的境界中，弥漫着一缕淡淡的乡愁。孟浩然的许多诗，都这样以极俭省的文字，表现多重境界和情思。这时和王维、孟浩然的诗歌风格相近的还有常建、储光曦等人。 盛唐有一些诗人，善于写边塞生活，如王昌龄、高适、岑参、祖咏等。他们大都到过边塞，领略过边塞的壮丽景色，向往边塞立功。在他们的诗中，祖国山河的壮美与保家卫国的豪迈情怀表现得淋漓尽致。王昌龄写了二十几首边塞诗，最有名的是《出塞》《从军行》。他的边塞诗有一种深厚的历史感和清刚的风格。其他题材的诗他也写得很好，七言绝句有极高的艺术成就。高适的诗风趋于雄壮慷慨：“万里不惜死，一朝得成功。画图麒麟阁，入朝明光宫。大笑向文士，一经何足穷!古人昧此道，往往成老翁。”(《塞下曲》)从这首诗里我们可以感受到他的豪侠气质。边塞诗人的代表，还有岑参。他写边塞风物的雄奇瑰丽，写军人的豪雄奔放。荒漠与艰苦，在他笔下都成了充满豪情的壮丽图画。 最能反映盛唐精神风貌、代表盛唐诗歌高度艺术成就的，是伟大诗人李白。李白是一位性格豪迈、感情奔放、不受拘束而又向往建功立业的诗人。他的诗充分表现了盛唐社会士人的自信与抱负，神采飞扬，充满理想色彩。他的诗的成就是多方面的，极大地丰富了古体诗的表现技巧，把乐府诗的写作推进到一个新的高度。他的七言绝句和王昌龄的七言绝句一起被后世推为唐人七绝的代表作。他的诗有着鲜明的艺术个性：爆发式的抒情、变幻莫测的想像和明丽的意象。他把乐府和歌行写得有如行云流水，感情喷涌而出时，便如黄河之水，奔腾千里，一泻而下。他生于盛唐，感受着盛唐昂扬的时代精神，晚年又亲眼看到唐代社会的衰败，理想和现实之间产生巨大反差。他的诗里既有建立不世功业在指顾之间的信心，又常常有愤慨不平和对于朝廷黑暗的抨击。他曾经奉诏入京，供奉翰林，得到唐玄宗的赏识，他以为建功立业的时候到了，得意扬扬。不久被权臣毁谤，被逐出朝廷，他才明白朝政其实已经腐败不堪。他说自己是“吟诗作赋北窗里，万言不值一杯水”，有才华而不得重用；而痛斥那些庸才却春风得意，“骅骝拳不能食，蹇驴得意鸣春风”，直骂那些奸佞之徒“董龙更是何鸡狗!”即使处在失意的境况中，他也不忘报国。安史乱起之后，他前后两次从军就是证明。他的诗想像瑰奇，常常想人所想不到处。前人评他的诗，说是“发想无端”，《蜀道难》《梦游天姥吟留别》都是例子。在想像之中，又常常带着夸张的成分，写愁生白发，说是“白发三千丈”；写庐山的五老峰，说是：“青天削出金芙蓉”；写黄河，说是“黄河落天走东海，万里写入胸怀间”。他是一位富于想像的诗人，他的诗常常带着强烈的主观色彩。又由于他性格开朗豪放，他的诗意象明丽清新、色彩鲜艳。他纯然是一位天才的诗人。 当时另一位伟大诗人，是被后人称为“诗圣”的杜甫。杜甫比李白小11岁，两人的深厚友情成为千古传颂的文坛佳话。杜甫的青年时代，和许多盛唐诗人一样，都有过“裘马轻狂”的漫游生活。但是他的主要活动是在安史之乱以后。他深受儒家思想影响，有“致君尧舜”的抱负，而一生却穷愁潦倒，因此在感情上更能体验到民众的疾苦。安史之乱给唐代社会带来巨大的破坏，半个中国沦为丘墟。杜甫在战火中流离转徙，写下了《北征》民生疾苦的诗作。战争中许多重大事件、战争带来的破坏、战火中百姓的心态，在杜诗中都有极为生动的反映。唐代没有任何一位诗人，像他那样深广地反映安史之乱的历史，因此他的诗被称为“诗史”。他由于自身的坎坷遭遇，对百姓的苦难深有感触，发为歌吟，家国之痛与个人的悲哀也就融为一体。《春望》《登楼》《登岳阳楼》都是这样的诗。“戎马关山北，凭轩涕泗流”，“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百感交集，既是身世之感又是家国之悲，已经很难分开了。唐诗到杜甫是一大转变，题材转向写时事、写底层百姓的生活；写法上采用叙事和细节描写，在叙事和细节描写中抒情。为便于写时事，他多用古体，但他的更高的成就是律诗。在他一千四百多首诗中，律诗占百分之七十以上。他的律诗的成就，主要是拓宽了表现范围，尽力发挥律诗这一体式的表现力，既严格遵守格律规则，又打破格律的束缚。变化莫测而又不离规矩，写得出神入化。像《春望》诗，都是例子。有时为了更完整地表现一个事件或由某一事件引起的感想，他采用组诗的形式。用组诗写时事，是杜甫的创造。律诗，尤其是七律，到了杜诗，是高度的成熟了。在艺术手法和艺术风格上，杜甫与李白不同，李是感情喷涌而出，杜是反复咏叹；李是想像瑰奇，杜是写实；李是奔放飘逸，杜是沉郁顿挫。一般认为，在中国的诗歌发展史上，杜甫带有集大成的性质，对于后来者有着极为深远的影响。 唐代中期，诗歌的发展走向多元化，出现了有明确艺术主张的不同流派。韩愈、孟郊和他们周围的一些诗人，在盛唐诗歌那样高的成就面前，另寻新路。他们追求怪奇的美，重主观，常常打破律体约束，以散文句式入诗。在这一派的诗人里，李贺是一位灵心善感、只活了27岁的天才诗人。在他的诗里，充满青春乐趣的五彩缤纷的世界，以及人生寥落的悲哀，与过早到来的迟暮之感交织在一起。他的诗，想像怪奇而丰富，意象色彩斑斓，而且组合密集。在这个诗派里，他的诗有着特别鲜明的风格特征。这时的另一个诗派，以白居易、元稹为主。他们主张诗应有为而发，应有益于政教之用。白居易提出“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元、白都写有新题乐府，表示了对于国家的关心、对于黑暗现象的抨击和对于生民疾苦的同情。白居易的50篇新乐府，有写得好的，如《卖炭翁》等。在艺术表现上，白居易主张要写得通俗易懂，趣味与韩、孟诗派正好相反。白居易既写有大量的讽喻诗，也写了不少闲适诗，而艺术上最成功的，是长篇歌行《长恨歌》和《琵琶行》。中唐的著名诗人还有柳宗元和刘禹锡，他们的艺术趣味既不同于韩、孟，也不同于元、白，而有着自己的特点。 晚唐诗歌又一变。中唐的那种改革锐气消失了，诗人们走向自我。这时出现了大量写得非常好的咏史诗，杜牧、许浑是代表。杜牧是写咏史诗的大手笔，对于历史的思索其实是对于现实的感慨，历史感和现实感在流丽自然的形象和感慨苍茫的叹息中融为一体，《江南春》都是咏史佳作。晚唐艺术成就最高的一位诗人是李商隐。唐诗的发展，到盛唐的意境创造，达到了意象玲珑、无迹可寻的纯美境界，是一个高峰。杜甫由写实而走向集大成，是又一个高峰。中唐诗人在盛极难继的情况下，另辟蹊径，或追求怪奇，或追求平易，别开天地，又是一个高峰。诗发展至此，大有山穷水尽之势。李商隐出来，以其深厚的文化素养、惊人的才华，开拓出一个充满朦胧、幽约的美，让人咀嚼回味的诗的境界，达到了新的高峰。他是一位善于表现心灵历程的诗人，感情浓烈而细腻。他的爱情诗深情绵邈，隐约迷离，刻骨铭心而又不易索解。他的不少诗(特别是无题诗)情思流动是跳跃式的，意象组合是非逻辑的，意旨朦胧而情思可感，往往可作多种解释。他的艺术技巧，达到了出神入化的境界，极大地扩大
神韵说 中国古代诗论的一种诗歌创作和评论主张。为清初王士禛所倡导。在清代前期统治诗坛几达百年之久。 神韵说的产生,有其历史渊源。“神韵”一词,早在南齐谢赫《古画品录》中说已出现。谢赫评顾骏之的画说：“神韵气力,不逮前贤,精微谨细，有过往哲。”这里以“神韵”与“气力”并举，并未揭示出“神韵”的意蕴。谢赫还说过：“气韵，生动是也。”这里以“生动”状“气”，对“韵”也未涉及。唐代张彦远在《历代名画记�6�1论画六法》中所说“至于鬼神人物，有生动之状,须神韵而后全”,也未超出谢赫的见解。唐代诗论提到的“韵”，大多是指诗韵、诗章的意思，不涉诗论。如武元衡《刘商郎中集序》说：“是谓折繁音于弧韵”，指诗韵;司空图《与李生论诗书》所说“韵外之致”,即指诗章。他的《诗品�6�1精神》中所说“生气远出”,却可以看作是对“韵”的一种阐发。今人钱钟书说:“‘气’者‘生气’，‘韵’者‘远出’。赫草创为之先，图润色为之后，立说由粗而渐精也。曰‘气’曰‘神’，所以示别于形体。曰‘韵’所以示别于声响。‘神’寓体中，非同形体之显实，‘韵’袅声外，非同声响之亮澈，然而神必讬体方见，韵必随声得聆，非一亦非异，不即而不离。”（《管锥编》）这段话对“气”、“神”和“韵”的概念以及它们的关系，作了很好的说明。 宋代谈“神韵”者历来以严羽为代表，他在《沧浪诗话》中说:“诗之极致有一,曰入神。”实际上,在范温的《潜溪诗眼》中就有论“韵”的内容（《永乐大典》807卷《诗》字引《潜溪诗眼》佚文,钱钟书《管锥编》予以钩沉、阐述），洋洋上千言,从各个方面对“韵”作了精辟而周到的分析，不仅表征了从齐梁开始的由画“韵”向诗“韵”的重大转变，而且“融贯综核，不特严羽所不逮，即陆士雍、王士禛辈似难继美也”。“范温释‘韵’为‘声外’之余音遗响，及言外或象外之余意，足徵人物风貌与艺事风格之‘韵’，本取譬于声音之道”（《管锥编》）。这是非常值得注意的。 明清时期，“神韵”一词在各种意义上被普遍使用。胡应麟的《诗薮》有20处左右谈到“神韵”，如评陈师道诗说:“神韵遂无毫厘。”评盛唐诗说:“盛唐气象混成。神韵轩举。”王夫之也多次谈到“神韵”，如《明诗评选》评贝琼《秋怀》说:“一泓万顷,神韵奔赴。”《古诗评选》评《大风歌》说：“神韵所不待论。”评谢朓《铜雀台》说:“凄清之在神韵者。”他们标举“神韵”都在王士禛之前。而钟嵘《诗品序》中所提出的诗应有“滋味”；严羽《沧浪诗话》中所提倡的“入神”以及“空中之音，相中之色，水中之月，镜中之像”和“羚羊挂角,无迹可求”;司空图所倡导的“味外之旨”、味在“咸酸之外”，以及明人徐祯卿《谈艺录》中所谈到的“神韵”，都是神韵说的滥觞。王士禛曾说：“余于古人论诗，最喜钟嵘《诗品》、严羽《诗话》、徐祯卿《谈艺录》。”(《带经堂诗话》)虽然他也说过“钟嵘《诗品》,余少时深喜之，今始知其踳谬不少”（《渔洋诗话》），但他的意见主要是对钟嵘以三品评诗的做法，而不是对《诗品序》所提出的理论本身。王士禛对司空图和严羽的诗论，也曾多次表示称赞，如说“表圣（司空图）论诗，有二十四品。予最喜‘不著一字，尽得风流’八字。又云‘采采流水，蓬蓬远春’二语，形容诗景亦绝妙，正与戴容州‘蓝田日暖，良玉生烟’八字同旨”(《带经堂诗话》);又说自己“于(司空图、严羽)二家之言，别有会心”,并按照二家论诗的原则，选编唐代王维以下42人诗为《唐贤三昧集》。还有明末南宗画家董其昌关于南宗山水画的论述，也影响到王士禛的诗论。如王士禛在《芝廛集序》中，就曾论述了诗与南宗画的关系,并对董其昌高度推崇,誉之为明代“二百七十年”间画家“之冠”。在《香祖笔记》中，他还认为诗的妙处要象南宗大画家荆浩所说的“远人无目，远水无波，远山无皴”那样，“略具笔墨”即可，以为闻此可得诗家三昧。 王士禛之前，虽有许多人谈到过神韵，但还没有把它看成是诗歌创作的根本问题，而且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由于范温论韵之文不传，神韵的概念也没有固定的、明确的说法，只是大体上用来指和形似相对立的神似、气韵、风神一类内容。到王士禛，才把神韵作为诗歌创作的根本要求提出来。 他早年编选过《神韵集》,有意识地提倡神韵说,不过关于神韵说的内涵，也不曾作过专门的论述，只是在许多关于诗文的片断评语中，表述了他的见解。归纳起来,大致可以看到他的神韵说的根本特点,即在诗歌的艺术表现上追求一种空寂超逸、镜花水月、不着形迹的境界。神韵为诗中最高境界，王士禛提倡神韵，自无可厚非。但并非只有空寂超逸，才有神韵。《沧浪诗话�6�1诗辨》:“诗之法有五”;“诗之品有九：曰高、曰古、曰深、曰远、曰长、曰雄、曰浑、曰飘逸、曰悲壮、曰凄婉。……其大概有二：曰优游不迫，曰沉着痛快。诗之极致有一：曰入神。诗而入神,至矣尽矣,蔑以加矣。惟李、杜得之。”可见神韵并非诗之逸品所独有，而为各品之好诗所共有。王士禛将神韵视为逸品所独具，恰是其偏失之处。 从神韵说的要求出发，王士禛对严羽的“以禅喻诗”或借禅喻诗深表赞许，同时更进一步提倡诗要入禅，达到禅家所说的“色相俱空”的境界。他说:“严沧浪(严羽)以禅喻诗,余深契其说；而五言尤为近之。如王(维)、裴（迪）《辋川绝句》，字字入禅。”“唐人五言绝句，往往入禅,有得意忘言之妙,与净名默然,达磨得髓,同一关捩”。还说:“诗禅一致,等无差别。”认为植根于现实的诗的“化境”和以空空为旨归的禅的“悟境”，是毫无区别的。而最好的诗歌，就是“色相俱空”、“羚羊挂角，无迹可求”的“逸品”(《带经堂诗话》)。从诗歌反映现实不应太执著于实写这一点讲，他的诗论有一定的合理因素；但从根本上来说，他是以远离现实为旨归的。 从神韵说的要求出发，王士禛还一再强调创作过程中“兴会神到”的重要性 (即严羽所谓“兴趣”，参见“兴趣说”)。他说:“大抵古人诗画,只取兴会神到。”又说：“古人诗只取兴会超妙。”认为创作是“一时伫兴之言”，“伫兴而就”的（《带经堂诗话》、《渔洋诗话》）。诗歌创作不是理念的产物，当然应该“兴会神到”，有感而发；但一时的“兴会”只有来自于广博深厚的生活阅历，才是有意义的。离开了这些根本条件仅仅强调一时的“兴会神到”,便只可能是无本之木,无源之水，也必将导致艺术远离现实的倾向。 从神韵说的要求出发，王士禛还特别强调冲淡、超逸和含蓄、蕴藉的艺术风格。关于冲淡、超逸，如他曾赞扬孔文谷“诗以达性，然须清远为尚”的主张，于明诗特别推崇以高启等为代表的“古澹一派”，评论诗人标举“逸气”、“逸品”（《带经堂诗话》、《渔洋诗话》）等。他对司空图的《二十四诗品》，也专门推许其中“冲淡”、“自然”、“清奇”三品，强调“是三者品之最上”，而根本不提“雄浑”、“沈著”、“劲健”、“豪放”、“悲慨”等品，这就更加发展了《二十四诗品》中注重冲淡、超逸的美学观点。关于含蓄蕴藉，如他反对诗歌“以沈著痛快为极致”，一再强调严羽的“言有尽而意无穷”和司空图的味在“咸酸之外”，“不著一字,尽得风流”等,并认为“唐诗主情，故多蕴藉;宋诗主气,故多轻露”(同前)。最明显的是他对几首咏息夫人诗的评论，认为杜牧的“至竟息亡缘底事？可怜金谷坠楼人”,是“正言以大义责之”,颇不赞成；认为只有王维的“看花满眼泪，不共楚王言”，“更不著判断一语，此盛唐所以为高”。这就更进一步发展了严羽的“不涉理路，不落言铨”的观点。 正因为如此，所以王士禛选《唐贤三昧集》，竟不选李白、杜甫的诗。名之曰仿王安石《百家诗选》之例，实际上是不欣赏李、杜的诗。赵执信的《谈龙录》就曾说他“酷不喜少陵”,“又薄乐天”。翁方纲的《七言诗三昧举隅�6�1丹春吟条》也说他“独在冲和淡远一派，此固右丞之支裔，而非李、杜之嗣音”。这是有充分根据的。如他曾反复推崇王维、韦应物诗“趣味澄夐”，并说过:“韦如菩萨语，王右丞如祖师语也。”据李重华《贞一斋诗说》的记载,他曾见到王士禛私下信手涂抹杜诗,因此曾指斥他为“矮人观场”。不仅对于李、杜，对于其他许多现实性较强的诗人如白居易、元稹、刘禹锡、杜牧、杜荀鹤、罗隐等，也都一概采取排斥、指责的态度。如他借司空图的话，指斥元、白“乃都市豪估”；认为刘禹锡的名句“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等句“最为下劣”；认为杜牧、杜荀鹤的诗都是“恶诗”(《带经堂诗话》)等等。这充分体现了他的论诗旨趣。 在王士禛之前，由于明代前后七子的复古主义运动，言必汉、魏、盛唐,造成了诗走向肤廓、貌袭的流弊,而公安派矫正前后七子之失，其弊又流于浅率。王士禛企图矫正两派之失,提倡神韵说,倡导诗应清远、冲淡、超逸,在表现上应含蓄、蕴藉,出之于“兴会神到”或“神会超妙”，片面地强调诗的空寂超逸、镜花水月的境界，反对现实性强的诗歌及沈著痛快、酣畅淋漓的风格，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吸收并进一步发展了司空图、严羽理论中所包含的消极因素，导致诗歌走上脱离生活、脱离现实的道路，抹煞了诗歌的积极的社会作用。王士禛曾赞扬有些诗“皆无香火气”以为可贵。别人对他的称赞也有不少集中在这一点上，如施愚山曾对他的弟子称赞他说：“子师言诗，如华严楼阁，弹指即现，又如仙人五城十二楼，缥缈俱在天际。”（《带经堂诗话》）这些，正好说明了王士禛神韵派诗论的实质。王士禛自己的创作也证明了这一点。他的诗，多描绘自然景物，如《真州绝句》、《藤花山下》、《江上》等，刻画景物很工致，并富有诗情画意；但是，除早期作品外，反映人民疾苦或现实性较强的诗很少，而且常常有意无意讴歌升平景象。这与他的诗论是完全一致的。 翁方纲曾说：“渔洋所以拈举神韵者，特为明朝李、何一辈之貌袭者言之。”(《复初斋文集�6�1坳堂诗集序》)但是以这样的理论和创作实践，企图纠正明代七子之弊，是不可能将诗歌引向康庄大道的。因而他的诗和诗论曾遭到当时和后人众多的批评和讥议。吴乔曾说他是“清秀李于麟”（《答万季□诗问》），意谓其诗作不过比后七子之一的李攀龙较为清秀而已。袁枚也为说他“喜怒哀乐之不真”；并说他的诗和方苞的散文一样，“俱为一代正宗而才力自薄”（《随园诗话》）。甚至连同样标举神韵、不同意对“口熟渔洋诗，辄专目为神韵家而肆议之”的翁方纲，也不赞成王士禛关于神韵的见解，批评他“犹未免滞迹”(《复初斋文集�6�1坳堂诗集序》)，“不免堕一偏也”（《复初斋文集�6�1神韵论》）。翁方纲认为“神韵者，彻上彻下，无所不该”，王士禛仅以空寂言神韵，“徒自敝而已矣”（同前）。这个评语应该说是中肯的。各种风格的诗，都应有神韵，并非只有“逸品”才有神韵。 格调说 格调说由清康乾年间的沈德潜所倡导。“格凋”渊于严羽，主张思想感情是形式格调的决定因素。主张创作有益于温柔敦厚“诗教”，有补于世道人心的“中正和平”的作品，故而归之于有法可循、以唐音为准的“格调”。 因此其诗论具有维护封建统治的色彩，有一定保守性。而其创作多为歌咏升平、应制唱和之类。但另一方面他也提倡“蕴蓄”、“理趣”、诗的化工境界及重视作品主导作用等具有审美理论价值的有益观点。 格调说出现于所谓康熙盛世，比“神韵说”说更加适合于统治阶级的需要，由于明显排斥诗歌怨刺一面，因此对诗歌创作起了束缚作用。 肌理说 中国清代翁方纲提出的诗论主张。肌理本来是指肌肉的纹理。翁方纲借用肌理论诗，理是指义理和文理，肌理是指儒家的经术和学问，有时也兼指文理。他把儒家经籍和学问看作诗歌的根本。翁方纲的肌理说实际上是王士禛神韵说和沈德潜格调说的调和与修正。他用肌理给神韵、格调以新的解释，目的在于使复古诗论重振旗鼓，与袁枚的性灵说相抗衡。 性灵说 中国古代诗论的一种诗歌创作和评论的主张，以清代袁枚倡导最力。它与神韵说、格调说、肌理说并为清代前期四大诗歌理论派别之一。一般把性灵说作为袁枚的诗论，实际上它是对明代以公安派为代表的“独抒性灵，不拘格套”（袁宏道《序小修诗》）诗歌理论的继承和发展。 性灵说的核心是强调诗歌创作要直接抒发诗人的心灵，表现真情实感,认为诗歌的本质即是表达感情的,是人的感情的自然流露。袁宏道曾说好诗应当“情真而语直”（《陶孝若枕中呓引》）,“非从自己胸臆流出,不肯下笔”（《序小修诗》）。袁枚所说的“性灵”，在绝大多数地方，乃是“性情”的同义语。他说：“诗者，人之性情也。”“凡诗之传者，都是性灵，不关堆垛”(《随园诗话》)。又说“诗难其真也，有性情而后真”（《随园诗话》）。“诗者，心之声也，性情所流露者也”（《随园尺牍·答何水部》）。认为诗是由情所生的，性情的真实自然表露才是“诗之本"《答施兰□论诗书》）。 性灵的本意是指人的心灵。刘勰在《《文心雕龙》·原道》中说：人之所以是“有心之器”，而不同于自然界的“无识之物”,即在于人是“性灵所钟”,有人的灵性。《《文心雕龙》·序志》中所说“岁月飘忽,性灵不居”,亦是指人的心灵。《原道》篇所谓“心生而言立，言立而文明”，就是说文章乃是人的心灵的外在物质表现。其后钟嵘在《诗品》中突出诗歌“吟咏情性”的特点，强调“直寻”，抒写诗人“即目”、“所见”，使之具有“自然英旨”之“真美”，以及赞扬阮籍诗可以“陶性灵，发幽思”等，和后来性灵说的主张是接近的。所以袁枚说：“抄到钟嵘《诗品》日，该他知道性灵时。”（《仿元遗山论诗》）颜之推在《颜氏家训·文章》中所说“标举兴会,发引性灵”,亦是此意。唐代皎然、司空图一派的诗歌理论，也很重视诗歌表现感情的特点。皎然说：“但见情性，不睹文字，盖诣道之极也。”又说：“真于情性，尚于作用,不顾词采,而风流自然。”（《诗式》）李商隐也曾说：“人禀五行之秀，备七情之动，必有咏叹，以通性灵。”(《献相国京兆公启》)这些都被袁枚所汲取。他在《续诗品》中所说“惟我诗人，众妙扶智，但见性情,不著文字”,即由此而来。而《续诗品》的写作，也是出于他“爱司空表圣《诗品》，而惜其祗标妙境，未写苦心”的缘故。宋代杨万里反对江西诗派模拟剽袭、“掉书袋”的恶习，主张“风趣专写性灵”，也对性灵说产生了很大影响。袁枚对杨万里也是相当推崇的。 性灵说虽有源远流长的历史，但是作为明清时期广泛流行的一种诗歌主张，它主要是当时具体的社会政治条件和文艺思想斗争的产物。因此它和历史上这些有关论述，又有很大不同。明清时期诗歌理论批评中的性灵说的主要特点如下： ①性灵说是在李贽童心说的直接启发下产生的，是当时反理学斗争在文学理论上的具体表现。明代中叶以后，随着封建专制制度走向崩溃，资本主义萌芽的出现，学术思想界展开了对程朱理学的批判和斗争。李贽在著名的《童心说》一文中指出，儒家理学的最大特点是“假”，而他提倡的是“真”，以真人真言真事真文反对假人假言假事假文，他主张文学要写“童心”,即“真心”,是未受过虚伪理学浸染的“赤子之心”，认为凡天下之至文，莫不是“童心”的体现。文学要写“童心”，实质就是要表现“真情”，反对描写受儒家礼义束缚的“伪情”。这就为性灵说的提出奠定了思想理论基础。李贽最相知的焦□，在他的童心说的影响下，曾明确指出：“诗非他，人之性灵之所寄也。”（《雅娱阁集序》）主张诗歌创作应当“沛然自胸中流出”（《笔乘》），“发乎自然”，“自道所欲言”（《竹浪斋诗集序》，如果“感不至”、“情不深”，“则无以惊心而动魄”(《雅娱阁集序》)。对李贽十分崇敬的戏剧家汤显祖,在文学思想上和李贽也是一致的。汤显祖突出地强调“情”，反对“理”，认为“情有者，理必无,理有者,情必无”(《寄达观》),其矛头直指程朱理学“存天理,灭人欲”的说教。汤显祖所说的“情”，实际上也就是“性灵”，如他在《新元长嘘云轩文字序》中就称赞文章“独有灵性者,自为龙耳”。作为李贽和焦□弟子的公安“三袁”──袁宗道、袁宏道、袁中道所提倡的性灵说正是由此而来的。袁枚强调性灵，在一定程度上继承了前人的反理学传统，他在《答沈大宗伯论诗书》中，反对以温柔敦厚论诗，认为“温柔敦厚,诗教也”是“孔子之言,戴经不足据也”。在《再答李少鹤书》一文中，他又明确地说：“孔子论诗，可信者，兴、观、群、怨也；不可信者，温柔敦厚也。”他认为写诗而讲温柔敦厚，必然要妨害真实性灵的表达。从主张性灵出发，他还大胆地肯定了男女之间的爱情诗，一反道学家的“淫奔”之说，认为“阴阳夫妇，艳诗之祖也”(《再与沈大宗伯书》)。这对封建礼教、特别是程朱理学具有明显的叛逆意义。性灵说要求诗歌能自由地表现诗人的个性，真实地体现自己的欲望感情。这是受明代中叶以后，由资本主义因素的萌芽而产生的初期的个性解放要求影响的结果，在当时是有进步意义的。 ②性灵说的提出，也是针对当时文艺上反对复古模拟的风气而发的。明代前、后七子倡导“文必秦汉，诗必盛唐”的复古主义,给文艺创作带来了严重的恶果,使诗文普遍陷入了模拟蹈袭的死胡同。李贽在《童心说》中就提出“诗何必古《选》,文何必先秦”的问题,认为只要写出了“童心”即是好作品，这是对复古主义文艺思想的有力的抨击。公安派正是进一步发挥了李贽这个思想，提出了一个“变”字，指出每个时代文学都有自己的特点,必须具有独创性,才是好作品。袁宏道在《雪涛阁集序》中所提出的“穷新极变”的原则和前、后七子的蹈袭拟古，从创作原则说，是根本不同的。而公安派“变”的思想正是建立在性灵说的理论基础上的。因为诗文都是性灵的表现，而性灵是人所自有，不同时代不同的人都不一样，所以评论文学作品的标准，不能以时代论优劣，而应以能否写出真性灵为依据。正如王夫之所说：“盖心灵人所自有，而不相贷，无从开方便法门，任陋人支借也。”（《□斋诗话》）袁枚所处的时代，复古主义已不象明代那么猖獗，但其余绪为沈德潜格调说所继承。因此，袁枚从性灵说出发对沈德潜的格调说作了尖锐的批判。他在《答沈大宗伯论诗书》中明确指出：“诗有工拙,而无今古”；因为“性情遭遇,人人有我在焉”。他并且认为：“有性情，便有格律，格律不在性情外。”（《随园诗话》）他不是一概否定格律，而是主张以性情为主的自然的、活的格律，而不是束缚人性情的死格律。袁枚比公安派可贵的地方是不绝对化，他认为古人创作也要学习，但是不能泥古，要以自己性灵为基本出发点：“平居有古人,而学力方深;落笔无古人，而精神始出。”（同前）他是主张“多师”的：“少陵云：多师是我师,非止可师之人而师之也,村童牧竖，一言一笑皆吾之师。”（《随园诗话》）他还坚决反对以唐诗或是宋诗来衡量诗歌优劣的流行观点，说：“诗无所谓唐宋也。唐宋者一代之国号耳，与诗无与也。诗者，各人之性情耳，与唐宋无与也。若拘拘焉持唐宋以相敌，是己之胸中，有已亡之国号，而无自得之性情，于诗之本旨已失矣。（《答施兰坨论诗书》） ③性灵说从真实地直率地表达感情的要求出发，在诗歌艺术上提倡自然清新、平易流畅之美,反对雕章琢句、堆砌典故，反对以学问为诗。公安派强调诗歌的“真”、“趣”、“淡”，认为这是“真性灵”的体现。他们提倡质朴，反对铅华：“夫质犹面也，以为不华而饰之朱粉，妍者必减，□者必增也。”（袁宏道《行素园存稿引》）主张文学语言要接近口语：“信心而言，寄口于腕。”（袁宏道《叙梅子马王程稿》）“口舌代心者也，文章又代口舌者也。”（袁宗道《论文》）但是，公安派又有流于浮浅之病。袁枚则和公安派有所不同，他主张由藻饰而达到自然之美：“熊掌豹胎，食之至珍贵者也。生吞活剥，不如一蔬一□矣；牡丹芍药，花之至富丽者也，剪□为之，不如野蓼山葵矣。味欲其鲜，趣欲其真，人必知此，而后可与论诗。”（《随园诗话》）强调由功力、磨炼而达到平淡、自然：“明珠非白，精金非黄，美人当前，烂如朝阳。虽抱仙骨,亦由严妆,匪沐何洁，非熏何香。西施蓬发,终竟不臧。若非华羽,曷别凤皇。”（《续诗品·振采》）认为“诗宜朴不宜巧，然必须大巧之朴；诗宜澹不宜浓,然必须浓后之澹”;并引叶书山的话说:“然人工未极,则天籁亦无因而至。”（《随园诗话》）袁枚“性灵说”与公安三袁性灵说也有差异。袁枚之“性”如果说即是“情”，那么“灵”则近于才，如“用笔构思，全凭天分”,“人可以木,诗不可以木”（同前）等，“木”即缺乏才灵的表现。 性灵说的倡导者都是反对以学问为诗的“掉书袋”风气的。钟嵘在《诗品序》中就批评过这种“虽谢天才，且表学问”的倾向。袁枚在对翁方纲以“掉书袋”为特征的肌理说的批评中，很清楚地表达了自己的看法。他指出：诗以抒发性灵为主，不是“为考据之学”，如果“误把抄书当作诗”，则又何必写诗？这并不是说诗中不能用典，只是不应“将诗当考据作”，如对李商隐的诗，他就认为虽“稍多典故，然皆用才情驱使，不专砌填也”（《随园诗话》）。 ④性灵说由于把能否抒发真情实感作为评价诗歌优劣的标准，因此打破了传统的轻视民间文学的封建阶级偏见，大大提高了通俗文学的地位。袁宏道就说：“今闾阎妇人孺子所唱《擘破玉》、《打草竿》之类，犹是无闻无识，真人所作，故多真声。”（《序小修诗》）袁枚亦赞扬《诗经》“半是劳人、思妇率意言情之事”，“妇人女子，村氓浅学，偶有一二句,虽李、杜复生,必为低首者”（《随园诗话》）。他们对戏曲、小说也都很重视。他们认为不论是官僚大夫还是士女百姓，只要能咏得真性情便是好作品。 性灵说也存在着严重的缺点。首先，性灵说的哲学思想基础是唯心主义的，它把心或心灵看作是文学的源泉。袁中道说，由于袁宏道的文学思想影响，“天下之慧人才士,始知心灵无涯,搜之愈出，相与各呈其奇，而互穷其变”(《袁中郎先生全集序》)，这和李贽在《童心说》中把“童心”看作是文学的源泉是一致的。袁枚虽然也讲到学识的作用，但从根本上还是强调“诗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随园诗话》），并未能突破唯心主义的文学观。其次，性灵说突出文学是感情的表现，反对受儒家礼义的束缚，这是正确的；但是，他们往往又走向另一个极端，认为凡是真实地表达了感情的便是好作品，而不管是什么样的感情，不对感情加以进步的政治道德规范，结果是对色情宫体之作亦加以肯定。如袁枚就说“艳诗宫体，自是诗家一格”（《再与沈大宗伯书》）。明代中叶以后，文学中色情、低级内容大量出现，与性灵说这种文学思潮的流弊是有一定关系的。性灵说的上述缺点对后世曾产生了不好的影响，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二、三十年代有些作家就曾推崇性灵说，而把文学变为小摆设和玩物。
文章简介：摘要：在进行古代诗歌鉴赏的时候，注意关注题干中提供的朝代信息，关注诗歌的题目，尽可能全面的了解作者，解读诗句的具体含义，合理地补充、想象，总结明了诗人的思想感情，关注所设问题的具体指向等鉴赏方法，可以提高对古代诗歌的鉴赏能力。关键词：古代诗歌；鉴赏方法诗歌鉴赏是具体的一系列的过程，下面我们按照一首诗…摘要：在进行古代诗歌鉴赏的时候，注意关注题干中提供的朝代信息，关注诗歌的题目，尽可能全面的了解作者，解读诗句的具体含义，合理地补充、想象，总结明了诗人的思想感情，关注所设问题的具体指向等鉴赏方法，可以提高对古代诗歌的鉴赏能力。关键词：古代诗歌；鉴赏方法诗歌鉴赏是具体的一系列的过程，下面我们按照一首诗以及诗后的问题的顺序来详细的讲解诗歌鉴赏的具体操作方法。一、关注题干中提供的朝代信息试卷中的题干表述形式往往是“阅读下面一首×（朝代）诗，然后回答问题。”朝代的不同，国力的差别，往往会影响诗人的艺术风格，乃至形成相应的诗歌流派，表达类似的思想情怀。比如唐朝分为初唐、盛唐、中唐、晚唐四个时期，在初唐时期，由于国体初建，百废待举，浮艳淫糜的南朝齐梁诗风不能适合时代的要求，诗人肩负时代使命，积极开拓诗歌的题材领域，创建清新刚健的风格成为诗人的追求。盛唐时期，唐帝国达到了繁荣昌盛的顶峰，一方面小康人家，一方开疆拓土，清秀的山水田园诗派和豪迈的边塞诗派应运而生。中唐时期，直面现实，兴利除弊，诗人仍然向往盛唐的强大。晚唐时期，兴国无望，诗人哀伤的情绪笼罩诗坛。试题中诗歌的作者，大多出自唐朝，知名度也比较高，学生一般不会陌生，所以对唐朝的历史一定要了解清楚，其他朝代的国家势力、民族矛盾等也应有所了解。了解朝代乃至某一时期的特点，就对诗歌的总体风格有了一个宏观上的了解，解答诗人的思想感情就有了一定的基础。二、关注诗歌的题目有相当数量的学生，看到一首诗歌后，马上就其诗句进行分析，根本不去关注诗歌的题目，结果往往答非所问。如：《春夜洛城闻笛》（唐·李白）“谁家玉笛暗飞声，散入春风满洛城。此夜曲中闻折柳，何人不起故园情。”诗后问题是：诗中“折柳”的寓意是什么？如果我们关注了题目中的“闻笛”，再加上第三句中的“闻”字，肯定会明白“闻”的对象——“折柳”是一种曲子名。再联想到“柳”与“留”的谐音关系，“折柳”的“惜别怀远”之意就会十分明了，如此，本诗所抒发的思乡之情也就不言而喻了。《近试上张水部》（唐·朱庆余）“洞房昨夜停红烛，待晓堂前拜舅姑。妆罢低声问夫婿，画眉深浅入时无？”诗后的问题是：本诗抒发了怎样的思想感情？运用了怎样的表现手法？如果我们不关注诗歌的题目，只是关注闺中琐事，那回答恐怕就差之千里了吧！同时本诗运用“比喻现意”的表现技巧也就无从谈起！《观书有感》（宋·朱熹）“半亩方塘一鉴开，天光云影共徘徊。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诗后的问题是：这首诗采用了怎样的表现手法？表达了怎样的“理趣”？如果只看诗句，无视题目，就无法正确回答采用了何种表现手法.
古代诗歌鉴赏技巧 作者： 刘凯 凤凰出版社 古老的中国有着灿烂辉煌的文化，为世界文明的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中国古代诗歌就像中国文化浩瀚海洋里的一颗明珠，熠熠闪光。璀璨的光辉映照你我，以它那或阔大或深曲的意境、或澎湃或温婉的情韵、或典丽或朴质的语言怡养着我们的性情，影响着我们的人生。 由于社会环境、人文环境、语言环境的变迁，普通读者尤其是中学生，鉴赏古代诗歌仍有一定的困难。作为每年的高考专项，古代诗歌的鉴赏正日益爱到大家的重视。不过从每年的高考成绩看，古代诗歌鉴赏得分不高。虽然花的时间不少，但收效甚微。究其所以，固然和中学生的知识面狭窄、人生阅历不足有关，但最为主要的还是方法不当。因此，掌握一定的鉴赏技巧也就显得益发重要。这也就是编纂此书的目的。~~~~~~~~~~~~~~~~~~~~~~~~~~~~~~~~~~~~~~~~~~~~~~~~~~~~~~~~~~~~~~~~~~~~~中国古代诗歌散文鉴赏指南作者：万禾 浙江大学出版社 为了积极配合高中新课程教材《中国古代诗歌散文欣赏》和《中国现代诗歌散文欣赏》的教学要求，适应新课程高考的要求，参照《普通高校招生考试方案》，特组织教学经验丰富的一线教师编写《中国古代诗歌散文鉴赏指南》和《中国现代诗歌散文鉴赏指南》两本配套用书。本丛书有以下特色： 一、首家推出“自主模块综合运用题”自主模块综合运用题是考取第一层次（重点本科）必考内容，又属“史”无前例的新题型。我们参考部分高校自主招生试卷、台湾高考卷以及具有探索性质的海南等省高考卷，确定自主模块综合运用题以有一定限制性的开放性主观题为主，其难度略大于常规高考题，题目细分为中国古代诗歌、中国古代散文、中国现代诗歌、中国现代散文四个板块，具有很强的针对性。二、选文针对性强，试题原创性强我们根据近年浙江省高考语文试题和各省市高考卷所选诗文的特点与趋势编选诗文，注重选文质量，侧重名家文章。试题编制强调原创性、独创性，答案参照权威鉴赏辞典并经过学生实践后制定，确保试题与答案的准确性。另外试题、分值按照高考卷惯例设置，便于使用。~~~~~~~~~~~~~~~~~~~~~~~~~~~~~~~~~~~~~~~~~~~~~~~~~~~~~~~~~~~~~~~~~~~~古代诗歌与名句名篇(高中语文)/龙门专题作 者： 蒋念祖，陈国林 主编，孙国强 本册主编出 版 社： 龙门书局龙门专题》是针对中等程度及中等程度以上的学生研究开发的，尤其是对尖子生来讲，《龙门专题》是必备图书！这套书在设计上全面贯彻循序渐进的学习方法，中等程度的学生要特别注意：“知识点精析与应用”部分侧重夯实学生基础，重点在把基础知识讲细、讲透，适合为中等程度的学生奠定扎实的基础；“能力拓展”部分重点在于拓展学生思维，直接与中高考的难度、题型接轨，适合中等学生提高成绩。同步学习使用：《龙门专题》每一节内容都是按照教材的顺序编排的，因此可以随着教学进度同步使用，老师讲到哪里，就紧跟着做透哪一本专题。中高考复习：“基础篇”适用于第一轮全面复习，全面梳理知识点，从这一角度，专题比任何高考复习资料都要详细、全面：“综合应用篇”适用于第二轮专项复习，尤其是跟其他专题、其他学科进行交叉综合时，事半功倍。“万变不离其宗！”考试题目都是由基础知识演化而来的，因此基础知识是极其重要的，只有准确地理解、牢固地掌握基础知识，才能灵活、轻松地应用和解题！使用《龙门专题》打基础，重点注意每节的“知识点精析与应用”，它分为三个小部分：知识点精析：可帮助学生更全面的理解重点，突破难点；解题方法指导：通过经典和新颖的例题帮助学生掌握解题规律和技巧： 基础达标演练：可以即学即练，便于巩固。“能力拓展”栏目是在牢固掌握基础的前提下，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和应试能力的，它同样包括三个小部分：释疑解难：以综合性，关联所学知识，并作深度的拓展和延伸；典型例题导析：最具代表性的例题、全面的思路分析、有的放矢的总结和反思，培养学生的解题技巧和方法：思维拓展训练：完美的拓展训练设计，提升学生的学科思维能力。“知识点精析与应用”用于梳理知识脉络，掌握基本知识点；复习时侧重使用“能力拓展”栏目，这部分立足于教材，对中高考必考内容进行拓展提升，也包括了一些难点和失分率较高的内容。此外，“本书知识结构”、“本讲知识网络图”能帮助学生迅速快捷地掌握全部知识体系，提高复习效率。在中高考的复习备考中，还要注意：近年本专题知识在高考（中考）中所占分数比例，紧跟第二轮专项复习节奏使用。~~~~~~~~~~~~~~~~~~~~~~~~~~~~~~~~~~~~~~~~~~~~~~~~~~~~~~~~~~~~~~~~~~~~~决胜高考－古代诗歌阅读技巧作 者： 田福春，杜静卉 主编出 版 社：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决胜高考—古代诗歌阅读技巧》是《决胜高考》丛书中的一本，由北京海淀区中学语文专家精心打造。作者精心挑选了与知识方法相匹配的历届高考题及与高考有关的习题供读者练习。书中另附有2008年各地高考古代诗歌题，可以帮助考生提前进入备考状态，在考试中取胜。 本书从古代诗歌的分类、意象的分析、意境的分析、写作手法的分析、思想感情的分析、语言风格的分析六章节对诗歌鉴赏中所涉及的问题加以分类解说。每一分类中都包括三个环节：锦囊妙计、小马过河、恍然大悟。 本书侧重实用，可操作性强，省去了教师整理知识点、挑选习题的过程，可拿来即用。学生即便没有老师辅导也可以独立完成古诗鉴赏的复习。 本书可供中学生、职业高中学生和中等专业学校学生及语言文字工作者使用，也适合中学语文教师备课时参考。 ~~~~~~~~~~~~~~~~~~~~~~~~~~~~~~~~~~~~~~~~~~~~~~~~~~~~~~~~~~~~~~~~~~~~~中国古代歌诗与当代歌词鉴赏作 者： 赵飞 编著出 版 社： 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本书共十二讲。导言讲述了古代诗歌与当代歌词承上启下的渊源关系，旨在引导学生溯千年文化之流，饱览我国民族精神人文风光。第一讲至第十一讲，着重探讨了十个时下大学生至为关注亦为之困惑的问题。比如：如何看待进取不息的人格力量在时空坐标上的悲剧意义？女性至美的社会价值以及古代女性形象留给我们今天的思考；如何才能真正坦然地做到笑对人生宠辱不惊？怎样处理对精神和生活有着重要支撑作用的亲情和翃？经得起时空跨度考验的爱情方为真爱、至爱；从伟人光彩中的瑕疵看人物个性的丰厚性；“大我”、“小我”完美集合于一体方为最高至善之境界……。为了充分发挥学生的主观能动性，给学生提供更大的自学空间，教材在最
晚清龚自珍（公元1792—1841年），字璱〔sè瑟〕人，号定盦〔ān安〕，浙江杭州人。在鸦片战争爆发之前，他就看清了官僚政治的腐朽，预感到危机的来临，呼吁进行社会改革，写了许多抨击现实的著作，诗歌也是他批判现实的武器。他的《咏史》一诗向来被人称道：金粉东南十五州，万重恩怨属名流。牢盆狎客操全算，团扇才人踞上游。避席畏闻文字狱，著书都为稻粱谋。田横五百人安在?难道归来尽列侯！“牢盆”是煮盐的器具。牢盆狎客指盐商即有钱人。“团扇”代指美人。团扇才人即专门吟咏淫辞艳赋的无聊文人。田横是秦末起义英雄之一，刘邦统一中国后他以自杀拒绝降汉，其500名部下也随他悲壮自杀。这首诗以悲愤的心情谴责社会的堕落。东南地方的人们整日过着奢侈淫靡的生活，上层社会的人们只知争名夺利勾心斗角。有钱人操纵社会，帮闲文人洋洋得意。人们谈起“文字狱”都吓得半死，不敢说真话；有人写书著文也只是为了养家糊口。最后作者愤激地指问：像田横及其部下那一类刚勇猛烈的中国人都哪里去了?难道都爬上官位享受荣华富贵去了吗?作者忧愤之情难以自抑，诗句铿锵有力，掷地有声。晚清魏源和龚自珍齐名的魏源也是一位思想家和诗人，其忧国爱民的诗作同龚自珍近似。鸦片战争中的民族英雄林则徐也有许多好诗传世。鸦片战争之际，出现过许多爱国诗篇，如诗人张维屏的长诗《三元里》就写得有声有色，表现了鲜明的爱憎，热情地歌颂了人民群众的抗英斗争：三元里前声若雷，千众万众同时来。因义生愤愤生勇，乡民合力强徒摧。家室田庐须保卫，不待鼓声群作气。妇女齐心亦健儿，犁锄在手皆兵器。乡分远近旗斑斓，什队百队沿溪山。真把乡民的义勇精神和壮大的气势活画出来了。接下来写英军的狼狈状态：众夷相视忽变色，黑旗死仗难生还。夷兵所恃惟枪炮，人心合处天心到：晴空骤雨忽倾盆，凶夷无所施其暴。岂特火器无所施，夷足不惯行滑泥。下者田塍〔chéng承〕苦踯躅，高者冈阜愁颠挤。老天也来帮忙下起大雨，火药淋湿，枪炮失灵，英军死伤惨重，眼看就要被全歼。可是腐朽无能的清政府阻止三元里民众进击，网开一面，使残余的英军得以逃遁，这使诗人无比愤慨。优秀诗人替人民说了话。到19世纪后期，清王朝内外交困，社会危机进一步加深。随着救亡运动的展开与发展，梁启超等人提出“诗界革命”的口号，要求“以旧风格含新意境”（梁启超语），也即以旧形式表达新思想，应该说这也是一种进步。也就在这时出现了杰出诗人黄遵宪。晚清黄遵宪（公元1848—1905年），字公度，广东嘉应州人。他是一名职业外交家，在东西各国居住多年，深受西方文化影响，但他一直是一位坚定的爱国者，并且是清末维新运动中的一员。他说：“我手写我口，古岂能拘牵?”就是主张写亲身经历，亲身感受，说自己要说的话，不要去当古人的奴隶。他经历多，“百年过半洲游四”，到过四大洲，见识深广，思想解放，所以他的诗内容开阔，手法灵活，真正实现了他“我手写我口”的主张。时移世易，人的思想也要随着世事的变化而进步，他的《感怀》诗就反映了他的这种思想：世儒诵诗书，往往矜爪嘴。昂头道皇古，抵掌说平治。上言三代隆，下言百世俟。中言今日乱，痛哭继流涕。摹写车战图，胼胝〔piánzhī骈枝〕过百 纸。手持井田谱，画地期一试。古人岂我欺，今昔奈势异。儒生不出门，勿论当世事。识古贵知今，通情贵阅世。卓哉千古贤，独能救时弊。贾生《治安策》，江统《徙戎议》。当世的儒生们迂腐、固执、僵化、无知，他们诵读古书仅是武装嘴巴，装点门面。他们动辄说古代如何如何，指手划脚高谈治国平天下的道理，开口就是夏商周三代，说百代以下只要效法三代就好了。说到今天的乱世，他们只会痛哭流涕。继而大讲古代车战的经验，累死累活写出长长论文；或者研究古代的井田制，并要拿到今天实行。诗人说，古人并不是存心我们，只是今天和古代已完全不同，古人那套东西怎能用于今天?儒生们对当今世界懵〔měng猛〕然无知，就没有资格评论当前世务。认识历史是为了认识今天，要了解今天更重要的是去观察世界。历史上的卓越人才都是能解决当前的实际问题的，像汉代的贾谊写《治安策》、晋代的江统写《徙戎议》那样。这些话在今天看来不算稀奇，但说在一百多年前，那是须有相当见识的。在他的《人境庐诗草》中，诗人还介绍了许多西方国家的历史和现实知识，讲到许多中国人闻所未闻的事物，开阔了当时人们的眼界。
. 海子的诗 作者 : 海子出版社 : 人民文学出版社2. 海子的诗 作者 : 海子出版社 : 中国书店3. 海子诗全编 作者 : 海子/西川 编出版社 : 三联书店上海分店4. 海子作品精选 作者 : 海子出版社 : 长江文艺出版社5. 海子 作者 : 海子出版社 : 人民文学出版社6. 海子传 作者 : 余徐刚出版社 : 江苏文艺出版社7. 海子的诗(中国文库) 作者 : 海子出版社 : 人民文学出版社8. 不死的海子 作者 : 崔卫平出版社 : 中国文联出版社9. 海子评传 作者 : 燎原出版社 : 时代文艺出版社10. 解读海子 作者 : 高波出版社 : 云南人民出版社11. 心灵深处的对话——海子诗集 作者 : 海子出版社 : 鹭江出版社12. 扑向太阳之豹:海子评传 作者 : 燎原出版社 : 南海出版社13. 海子诗全集 作者 : 海子 著/西川 编出版社 : 作家出版社
海子还是接近西方的，虽然他生活在中国，他的诗歌世界，伴随着他的所有诗作，都是一个巨大的出口和分裂点，所以你应该读很多书，西方的所有名著，以及那些填满时代的巨人著作。
梁实秋-----------早期主要是文学评论《冬夜草儿评论》《浪漫的与古典的》《文学的纪律》《偏见集》《约翰孙》---------------------中年晚年主要是散文主要是《雅舍小品》系列----------------------跟鲁迅的论战也比较重要《关于鲁迅》----------------------
理想主义的死亡绝唱——关于海子以及海子诗歌的特点；与那些风云一时随即又被遗忘的诗人相比，海子是幸运；海子在近乎疯狂的诗歌创作之中，不断创新，一方面继；（一）海子诗歌中的意象美；意象，是新诗中常用的一种表达方式；许多读者津津乐道海子的诗歌《面朝大海，春暖花开》；“麦地/别人看见你/觉得你温暖，美丽/我则站在你；“四姐妹抱着这一棵/一棵空气中的麦子/抱着昨天的；
理想主义的死亡绝唱——关于海子以及海子诗歌的特点
与那些风云一时随即又被遗忘的诗人相比，海子是幸运的，海子生前是寂寞的，处于艺术和生活的边缘，作品仅仅发表50首，死后却声名日隆，不但诗集连连出版，诗界频频纪念，而且被推举为20世纪为数不多的中国诗歌大师之一，甚至有人提议把他每年的祭日定为中国诗歌节。
海子在近乎疯狂的诗歌创作之中，不断创新，一方面继承我国诗歌的优秀传统，另一方面不断吸取西方文化的有利因素，使他的诗歌达到很高的境界。近来“海子热”升温不止，对于海子诗歌的价值，学术界有着不同的看法，但有两点是大家讨论得比较多的，一是海子诗诗歌中的意象美，再一个就是海子诗歌的精神世界。
（一）海子诗歌中的意象美。
意象，是新诗中常用的一种表达方式。海子的诗歌意象具有独特、成熟、贴切、内涵丰富、外延广泛等特点，值得人们关注。
许多读者津津乐道海子的诗歌《面朝大海，春暖花开》，其中的意象明显具有亲切、温暖的特点：“从明天起，做一个幸福的人/喂马，劈柴，周游世界/从明天起，关心粮食和蔬菜/我有一所房子，面朝大海，春暖花开”但是，这在海子的诗歌中，并不算特别突出的作品，诗歌中所嵌入的一些意象，大海，喂马，劈柴，春暖花开，闪电，河流等等，仅是些普通的意象。而在海子的许多诗歌中，却随处闪烁着他所独创的诗歌意象：大地，自然，麦地，麦子，月亮??这些活跃在他心灵深处的普通词汇，被他随手拿来，赋予其鲜活的意义。
“麦地/别人看见你/觉得你温暖，美丽/我则站在你痛苦质问的中心/被你灼伤”（《答复》）为什么诗人会被麦子所灼伤？一定是因为爱到了极致。
“四姐妹抱着这一棵/一棵空气中的麦子/抱着昨天的大雪，今天的雨水/明天的粮食与灰烬/这是绝望的麦子”（《四姐妹》）只因爱得太切，只因对其抱有太多的期望，所以就极易被其伤害。
海子生于农村，长于农村，农村养育了他，因此，诗人对农村怀着深厚的不可言说的感情。长久的农村生活及特殊的农村情感，使“麦子（麦地）”这一农村特有的事物深深地根植于诗人的内心。诗人笔下的麦子，并不等同于普通的麦子，它没有地点、没有具体时间的限定，好像在天空与大地之间，一片空灵，给人以联想的空间，形象单纯而又高度概括，它甚至超越了单调和贫乏，具有了母题的性质。麦子（麦地）在海子的笔下，时常转换角色，使诗歌具有了灵动和宏大的特性，并有意识地深化了诗歌的主题。
诗人西川曾说：要深入谈论海子其人其诗，以及他作为一个象征对于我们这个时代的诗歌与社会所产生的意义与影响，还需要很长的时间。是的，真正的诗人海子，一直就在思考着生存的本质与生存的意义，以自己才华横溢的诗歌诠释着人类生存的价值，在其长诗《传说》的题记中诗人写到：“在隐隐约约的远方，有我们的源头。磨难中，句子变得简洁而短促。那些平静淡泊的山林在绢纸上闪烁出灯火与古道。”无疑，海子的诗歌是我们这个时代宝贵的精神财富，他对诗歌意象创造性的使用，将对我们今后的写作有着非凡的启示。
二、海子诗歌的精神世界。
海子曾打过着这样的比喻，“海鸥是上帝的游泳衣，在飞。”“山楂树是高大女神的自行车”。海子用先知的口吻来写诗，他常常走到风景的背后，对生命进行描摩和畅想。在其诗中，生命用火来象征，“就像火走在柴中”。与火相对应的意象群有太阳、灯、黎明、黑暗、月亮、马、水、风等，这是能穿透一切，达到
一切的神秘的生命大磁场。海子在他的诗歌中传递了一种宗教的精神，一种审美的精神境界。从根本上说，这种视角是对整个人类文化的透视。这种创作视角，使他的诗歌意象很容易摆脱生活中一般形象的束缚，走向纯粹的诗。
在学术界，海子诗歌的哲学意义和美学贡献被不断发掘，研究成果层出不穷。其诗歌透露出的昂扬生命力、积极情怀和明亮色彩为中国诗坛带来了丰蕴的温暖感受，并在美学层面上实现了不小的超越。这正是他的诗作常被大声朗诵，而且不给人消极沉溺之感，反而对生命产生无限憧憬与向往的深刻原因。因此，海子诗歌有着宽博的精神世界，完全突破了大量浮光掠影的当代平庸之作，学术界也在为挖掘这位年轻诗人的精神财富做着极大努力。从九十年代至今，关于海子诗歌的解读和评论不断出现于各种书刊杂志，研究人员从能大量背诵其诗的青年学生到耄耋老学者，而研究的深度和广度也在逐年加大。
海子不仅使诗歌作为纯文学形式得到了新的美学提升，同时在字里行间思考了更宏大的主题。他对人类生命以及文明发展怀着深深的不满和焦虑，在日益物质化、欲望化的今天，海子通过诗歌的途径为拯救精神失落的生存状态做了一次带有终极性质的尝试。正因为如此，他的深刻反思和执著关注才具有了无上的价值和尊严。
1989年3月24日，年仅25岁的海子在自己的生日那天，选择了在山海关卧轨自杀。铁轨旁散落着一只书包，这只书包里装着他喜欢的四本书——《新旧约全书》、美国作家大卫?梭罗的《瓦尔登湖》、海雅达尔的《孤筏重洋》和《康拉德小说选》。朱大可先生在他的文章《先知之门》中说，海子的死“意味着海子从诗歌艺术向行动艺术的急速飞跃。经过精心的天才策划，他在自杀中完成了其最纯粹的生命言说和最后的伟大诗篇。”从某种意义上说，海子是以一种自我毁灭的方式来完成他的理想主义的死亡绝唱。今天，海子的诗歌如同他所选择的自杀一样，尽管还充满着争议，但从精神的层面上说，海子以及海子的诗，是一个时代的结束，也开启了一个新的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