晁错的政论散文主要有《守边劝农疏》、《论贵粟疏》、《贤良文学对策》、《言兵事疏》、《论削藩疏》。贾谊的散文如《过秦论》、《论积贮疏》、《陈政事疏》等都很有名；辞赋以《吊屈原赋》、《鵩鸟赋》最著名魏征的《谏太宗十思疏》杜甫的《阿房宫赋》被鲁迅称为"西汉鸿文"的有贾谊的《治安策》、《过秦论》和晁错的《贤良文学对策》、《言兵事疏》、《守边劝农疏》。
《一本好书》里老年万历皇帝的演绎者王劲松先生说，要用平常心去看万历皇帝。也正是看了《一本好书》对《万历十五年》的演绎，我决定重新好好读一读这本书。 万历是个可怜的人。万历十岁就登上皇帝的宝座，从此他就必须对各种礼仪照章办理。往后的十五年，他曾经祭天地，祀祖庙，庆元旦，赏端阳。十五年后，他也才刚二十五岁。万历的童年是很辛苦的。万历自己说过，他五岁时就能读书。1572年秋天，万历每天的功课有三项：经书，书法，历史。学习完经书后，老师可以休息，但万历还要批示本章。下半天时间，仍被嘱咐复习功课，练习书法。第二天张居正先生会对功课进行提问，背的结巴，张先生会严厉斥责，使万历无地自容。万历的学习任务可比我们小时候繁重多了。 万历的书法进步突出。万历不满十岁，就能书写径尺以上的大字。但张先生却取消了书法课。张居正说：圣君当以德行治理天下，艺术的精湛，对苍生并无补益。像汉成帝、梁元帝、陈后主、隋炀帝和宋徽宗、宁宗，他们都是大音乐家、画家、诗人和词人，只因为他们沉湎于艺术之中，以致朝政不修，有的还身受亡国的惨祸。小皇帝只能听从。从此，他的日课中就取消了书法而只留下了经史。想起自己的字，甚觉羞愧。放之今日，孩子喜欢书法，家长定是万分支持，百感欣慰。 想来不光学习，写字，吃饭睡觉也同样由不得自己喜好。饭不能多食，觉不能多睡。不仅如此，连雨下的多或少，某个星象发生变化，也都是他的错。想来放之今日，恐没有几人愿与之交换身份的。 1578年皇帝大婚，当时皇帝年仅16岁。万历对皇后并不感兴趣，并且他对其他妃嫔同样没兴趣。这时他感到空虚和烦躁。在按着固定节奏流逝的时光之中，既缺乏动人心魄的事件，也缺乏令人企羡的奇遇。 万历二十岁时，他迎来了爱情。更不寻常的是，他们的热恋终生不渝。郑氏和万历具有共同的读书兴趣，同时又能给万历以无微不至的照顾。她在最恰当的时机来到了他的生活，填补了他精神上的缺陷。她看透了他虽贵为天子，富有四海，但在实质上柔弱，也没有人给他同情和保障。她把他当成一个有血有肉、既会冲动又会感伤的人。她毫无顾忌，敢于挑逗和嘲笑皇上，同时又倾听皇上的诉苦，鼓励皇上增加信心。她撒娇讥讽的说他：“陛下，您真是一位老太太。”他们俩人的爱情，是罗曼蒂克式的爱情。而郑氏之所以能赢得万历的欢心，对我们今日女性也有启迪作用。虽然今日我们倡导女性地位，我们不去刻意讨谁的欢心，但对夫妻恋人相处及女性自我提升方面也有益处。不论是单身女性，还是恋爱关系夫妻关系，修饰容貌当然必不可少，但有趣的灵魂、丰富的精神世界，才是长久打动人心的所在。 从1582年的冬天到1583年的春天的几个月之间，万历的情绪陷于紊乱。万历非常信任的张居正已死，反张运动风起云涌。这一切使万历感到他对张居正的信任是一种不幸的历史错误。这十年来，他身居九五之尊，但被限制到没有钱赏赐宫女，张居正却言行不一，口是心非的占近实利。冯保也在清算运动中被一起清算了。 元辅张居正死后被清算，大伴冯保被驱逐出京，万历至此已经实际掌握了政府的大权。但不久后，他就会发现他摆脱了张、冯之后所得到的自主之权仍受到种种约束，即使贵为天子，也不过是一种制服所需要的产物。 到了1587年，万历皇帝还只有二十五岁，但登上天子的宝座却已经十六年了。对他来说，这十五年似乎显得特别漫长，因为有许多重复的事件和不变的礼仪要他去应付。接近他的人可以看出，他正在越来越感到生活的单调和疲劳。在上一年的殿试，他出的题目是“无为而治”。他对生活的厌倦已经越出了内心世界而要开始见诸行动了。
对于一个朝代的研究，不外乎几点：行政模式、军事制度、国家环境、社会形态。然后没一点给你几个题目，再稍微发散一下，供你选取。1，行政上的问题，比如科举的变革，明朝的科举与宋朝还是有很大的不同的。最基本的点就是宋朝不用考秀才，而是直接推荐之后考州试，过了就是举人，然后去考进士。明朝却有童生试，要先在县里考秀才。又比如党争问题，明末东林党之类的，对于国家的影响。2，军事制度。明朝的卫所制，导致了许多问题。军户世世代代都是军户，许多原因造成了这个卫所制度下的士兵战斗力低下的问题。也间接促成了将军的私兵。3，国家环境。草原上的鞑靼，辽东的满人。开始来贸易的洋人，东南亚的战争，等等。其中可以主要关注明朝对于蒙古人的分化政策，以及土木堡。还有嘉靖前后与洋人的贸易。4，社会形态。可以谈论国家税收制度，对于有功名之人免税问题，带来的土地兼并问题。还有经济的发展对社会的影响，这个查阅《金瓶梅》中的描述与记载。以上都是大方向，可以在大方向中选取一个小支脉，认真查阅之后动笔，必然是一篇好论文。附上一个小建议，若是我自己写。大概会写经济发展对于社会的影响。明朝中后期，经济发展到一个阶段的时候，社会其实并非传统的“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而是与现代的社会很相似，金瓶梅之中对此有很多描述。比如寡妇改嫁的普遍性，商人的社会地位，运河的影响，家长里短的琐碎，人与人交往的形势等等。也可以阐述土地兼并的问题根源，从功名科考之上开始，再到避税逃税，造成国家税收大面积流失的现象。也可以就谈城镇的生活水平问题，这个问题也可以在金瓶梅中找到答案。就是随便想想，希望对你有帮助。
西汉贾谊的《过秦论》，西汉桓宽的《盐铁论》
其在位期间，围绕太子发生的“国本之争”，更是将朱王朝进一步推向深渊。以下内容由读后感栏目我精心整理，欢迎浏览。
对于明朝，特别是万历年间的历史，是极其枯燥无味的，主要原因就是这个王朝，大部分时间都处于黑暗时期，而至于好皇帝，更是屈指可数。
万历这个年号本身过去的就很平庸，除了万历末年与努尔哈赤的几场决定性战役，几乎可以略过，而至于万历十五年这一年则更是可有可无。但聪明的历史学家就能发现其中奥妙，其实在后来，发生的一系列大事都与这一年有很大机缘。
黄仁宇老先生，主张从技术的角度看历史的大历史观。关于这个,确实让我有些丈二的和尚----摸不着头,因为这个对我来说实在是有些深奥，令我费解。而从书中内容来看，也是比较枯燥的，然而要深知，像这样的一类书，并不是说一昧地去看故事情节，这不是小说，也不是故事书，而是纯粹的历史书籍，也有着教科书的意思。既然这样，那就应以一名学习者的身份来挖掘它的精华，品味其意思所在。
此书分七章，每一章中都介绍一个人物，以每个人物来反映这段历史;它从万历皇帝﹑张居正、申时行、海瑞、戚继光、李贽这些人的角度来写的。反映当时从皇帝、首辅、地方官员、将军、哲学家的方方面面，冷暖人生。
从这些朝廷中各种人中，我们可以看出，明朝的太阳早已成夕阳，灭亡也只是时间问题了。从军事上来说，戚继光——这个孤独的将领，带领戚家军平倭寇之后，并没有因此受到重用，也许是因为明朝的重文轻武，导致戚继光在此后黯然死去，他的死也没有得到什么重视，而后军事掌控于庸才之手，军事力量也逐渐下滑，到了努尔哈赤起兵之时，明朝的军事力量早已成为不堪一击的“纸老虎”了。
再加上朝中无人可用，自然而然的被满族的铁骑埋没。而从统治阶级中，上至皇帝，下至芝麻小官，更是政治黑暗，歪风邪气盛行，一些忠义之臣也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消逝。像这样的朝廷难道还能长治久安?只能等着灭亡了。而万历十五年，恰恰为此埋下了深远的伏笔!
这本书阅毕，到有一种愤慨之情，热血喷张的感受，与对世道苍凉的哀叹!即使是那么平凡、枯燥的文字，却使我情不自禁，历史的确有它的魅力啊!对此我也嗟叹不已!我还得到了题外的启示：黄仁宇善于着手于小事当中，而发现大症结;那我在生活当中不也应处处留心，从小事做起，善于发现问题与观察思考。而我自己也正是缺乏这一点啊!
《万历十五年》使我受益匪浅啊!
对于明神宗朱翊钧，历来人们大多持否定态度。其实不仅如此，说起明朝的皇帝，人们都没有好感：他们不理朝政，就像一个个败家子，折腾着祖宗的基业。在朱家统治时期，虽然写就了不少的辉煌，也留下了无数的骂名。鲁迅先生在论及明朝时曾说：“唐室大有胡气，明则无赖儿郎。”
但在《万历十五年》这本书中，黄仁宇先生则明显地表达了他对朱翊钧的同情与悲叹。当然，黄先生也从他的“大历史”观向我们展示了万历皇帝的一生，以及万历出发，追溯封建统治的源头，着重剖析了明朝的政治、经济以及文化，全面给我时期的文臣武将、思想家。
在高中历史课上，我们都接受了这样的观念：封建集权统治在明清空前强化，皇权至高无上。但在万历皇帝身上，我们似乎看到了皇权的旁落或者弱化。尤其在立储这个问题上，万历皇帝前前后后奋斗了三十几年，终也没有实现立他最宠爱的皇三子常洵为皇太子的梦想。
我想，其实，这也是万历皇帝的可悲之处。封建统治从秦朝到明朝，已经有了一千五百多年的历史，它所推崇的文官制度，这时已经完备成熟。皇帝，在这个以程朱理学为根本太子思想的国度里，已经成为一种象征货体制。
万历皇帝，只要努力扮演好他的这个皇帝角色，按时参加各种典礼活动，批准内阁大臣的奏议，在全体文官以及程朱理学的协调下，整个国家基本上就可以正常运转了。皇帝，似乎已经成了礼制的象征，国家的精神领袖，倒有点类似于英国君主立宪制下的君主。但这怎么可能呢?在长达一千五百多年的封建社会里，皇帝基本上都是呼风唤雨，独揽大权，说一不二的。
可是，在明朝，在以理学为一切工作活动的指导原则的国家里，熟悉掌握了理学的文官集团，却逐渐壮大成熟，甚至达到了与皇权对峙的地步。万历皇帝想立皇三子为皇太子，朝臣竭力反对，双方苦苦斗争了三十几年。最后，万历皇帝被迫立皇长子常洛为太子，但这是以六七位阁臣的离职，上百名大臣被降级为沉重代价的。
从此以后，万历皇帝心灰意冷，深隐后宫，消极怠工。朝臣的奏议，他不予批准，也不加反对，就一直搁着，拖着，让朝臣的目的也大不到。这很像小孩子的斗气行为。但一国之君这样做，却是以一个国家的没落为代价的。
其实，我们都有这样的疑问：立谁为太子，谁为下一任皇帝，作为臣子的，和他们有多大关系，他们为什么非得拥护皇长子，甚至不惜和皇帝对着干?在以嫡以长不以贤的礼法原则下，常洵为长子，就应该为太子。万历皇帝立常洛为太子，就是违反礼法的行为。在以礼法为根本原则的社会里，这是关系国家根本的问题，是不能允许的，即使皇帝也得遵守。
在历史上，神宗皇帝偏激逆反，昏庸无能。亲政初始，清算张居正。他晏处深宫，声色犬马，荒废政事，又大肆兼并土地，溺志于财货。其在位期间，围绕太子发生的“国本之争”，更是将朱王朝进一步推向深渊。
如此可憎之人，必有其可怜之处。在《万历十五年》这本书中，我们看到了万历皇帝如何从勤勉政事，励精图治，逐渐堕落退化。
朱翊钧自幼聪慧过人，读经史过目不忘，而且颇为早熟。九岁即位，在生母李太后以及张居正的教导下，也算是一位少年英主。张居正亲自教导他，安排课程，指导读书，选拔贤能的大臣辅导他，培养他治国安邦的本领。虽然十分严厉，却也不妨碍他们建立了深厚的师生情谊。
在张居正生前，皇帝一直支持他的改革。但张居正的正直，却得罪了不少人，触动了守旧势力的利益。在他死后，反对他的人开始反扑。他们纷纷上奏，要求清算张居正。随着年龄的增长，万历皇帝对昔日威炳震主的张居正日益不满，对他的严格管理也感到了厌倦。
于是他从维护张居正，到顺水推舟地开始了对张居正的清算。这也是在他树立自己的权威，彻底摆脱张居正的影响。于是，生前忠贞不二的“元辅张先生”，变成了谋国不忠的大奸臣。虽然清算成功，但这对朱翊钧来说，这肯定是个不小的打击。
为什么他敬爱的老师就成了乱臣贼子，曾经受过张居正提拔的人为什么反而要陷害他，这些问题也使皇帝迷茫困惑。于是，他对朝臣的反复奸诈深恶痛绝。尤其是长达三十几年的立储问题，慢慢磨尽了万历皇帝的雄心壮志，迫不得已地立长子为储，也加剧了万历皇帝对朝臣的厌恶，以及对政事的热情。在这一转变过程中，万历皇帝的优柔寡断的性格也起了不少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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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历十五年的读后感精选5篇
细细品完万历十五年后，大家一定对生活有了新的感悟和看法，何不静下心来写写万历十五年读后感呢？下面是我为大家精心整理的万历十五年的读后感精选，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历史沧桑，到头来什么也剩不下，永生的愿望随同历史的波涛一起消逝在我们目光尽头。又是一个长假，终于又拿起了读了一半的《万历十五年》，重新翻开读到孤单的将军——戚继光，读到首辅张居正，读到万历皇帝。曾有人感叹道：“历史竟然可以这么写!”是的，在读本书时，我也有同感，这本书不是单纯的描述历史，而是生动的分析历史。本书的英文名字叫做1587，“A Year Of No Significance”，直译到英文就是“1587，无关紧要的一年”，这正是这本书的读到所在，我想本书说到的末端小结也许正是某些重大的历史事件的结证。
整本书读起来很有意思，作者黄仁宇先生由于为了写一个论文从此结缘于明史，而他的著作更是让读者对历史长胜了浓厚的兴趣。在书中我也看到了一位皇帝的无奈，虽然贵为一国之君，但是有很多东西去不由他抉择。旁人可能觉得皇帝是一个十全十美的职务，但是在立储这件事上它却无法平自己的意愿行事，这体现出了皇帝的苦恼。
由此，万历皇帝走上了怠政的道路，他是在和文官集团怄气，但他应该知道，实际上文官集团的力量是一个皇帝难以约束的。我终于知道，一个不好的皇帝往往是由于一些原因。从书中我们不难看出，万历少年是一个有为的君主，他曾经励精图治，打算开创一个“万历中兴”，但由于一件件事的不能决断，他终于无法忍受。而立储之事就成了他的一个爆发。他终于在这件事上开始怠政。而一个王朝也由于君主的怠政而渐渐走向没落的深渊。
读到张居正是，我更是感到了世态炎凉，生前的荣华和身后的悲凉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在清算张居正的行动中，凡是和他有关的人都受到牵连，不是流放边关就是把官回乡，其中戚继光就是其中之一，戚继光是一个大英雄，但是它也蒙逃脱历史的惯性发展，它便是牺牲品。
戚继光和张居正一样是很有作为的，戚继光发明的战法确实令人惊叹，这让我知道早在明代就有人发明了各兵种协同作战，并使用火器。弗朗基和大将军炮，在当时也有一定的应用，但是他们哪里知道，西方国家已经有了大船，火炮。1587年，这一年正值西欧历史上西班牙舰队全部出动征英的前一年。
黄仁宇写的《万历十五年》这本书的核心思想就是“万历十五年平淡无奇，明朝注定灭亡。”也就是说，在平淡无奇的一些日常生活背后，导致了一个不平凡的大帝国的灭亡，这实在是非常经典的。你仿佛看到冰山上面的一角，然后感觉到底下有一个巨大的冰山，在支撑着它，使你认清一个历史的必然性，明朝的灭亡并不是决定在李自成打进北京城，而是决定在万历十五年。
我们可以把万历十五年这个时期的明朝看作是一个家族企业，万历皇帝就是这个家族企业的继承人、董事长;把第二章所写的首辅申时行当做是他任命的CEO;把第三章写的张居正这个人，当作是一个前任的CEO，你可以比较前面的CEO跟后面的CEO做法有什么不一样，从而影响了什么样的一个未来;第四章，“活着的祖宗”，你可以看作是这个家族企业所遗留下来的一些企业文化、企业的价值观，所带来的一些制约，祖宗虽然已经死了，可是仿佛活着，你的权力和限制都是来自祖宗，但是到底对一个人影响有多大，又与这个人的能力有关系，如果万历是唐太宗或者康熙这样的皇帝，把他摆在同样一个地方，做的肯定是不一样的事情。
第五章所写的海瑞，是一个低阶别的政府官、地方官，有点像我们分公司、办事处的主管。他们直接接触客户，立即服务，为当地服务。然后他也会产生书中所讲的困惑：到底是听朝廷的，还是要听老百姓的?类似这种矛盾。像以服务为导向的部门，自然是以客户为先。但是，朝廷的意愿与百姓的心声，永远是两难的选择。
接下来戚继光。戚继光是一个将领，他去打倭寇，这比较像行销部门，跟竞争对手作行销的战争。例如我从台湾被派到大陆来，就是一个外派的将领，就是要来攻打这个市场。而在打仗的过程当中，必须要用掉公司大量的资源，但这个仗要怎么打，公司就要因此决定怎样去分配资源。
如果说“活着的祖宗”代表了历史的包袱、历史的价值观、或者是朝廷上层的价值观，第七章讲到的李蛰正好相反，代表的是下层平民文化的价值体系和思想体系，他比较接近老百姓，可是跟上层的思想体系有一些冲突，是“自相冲突的哲学家”。这就好像刚进公司的大学毕业生，感觉公司的上层，就像是“被腐化的知识分子”，权力很高，已经萎靡了。
从第一章念到第七章，从“公司董事长”内心的转变，一直看到普通人的思想。然后你会慢慢醒悟，平淡的“万历十五年”如何决定了几十年后明朝的灭亡。把它归到你现在的企业里面，或许这一周也是平淡无奇，和以前一样，但可能公司未来的五年就决定在这一周，不是因为这个礼拜产生了什么惊天动地的大变局，不是!而是在这一周背后，有一个很大的冰山、一个很大的体系在运作，有形的官僚体系，加上无形的思想体系在运作，而导致了你五年后的景况。
这本书的价值就在于，当我们观察身边周遭组织里的这些人，从他们日常的做法、想法、看法当中，可以看到企业未来的兴衰，从而培养出一种对未来的洞察力。所以很值得我们去品读。
《万历十五年》是一本很有意思的书，作者选取万历十五年作为一个分界线，介绍了神宗万历，首辅张居正，申时行以及清官海瑞，将军戚继光，哲学家李贽等人的经历，挖掘出这些看似风光的人物各自的经历中隐含的的悲剧，从中看出他们所处的大明王朝表面繁荣下的无奈。
关于明朝，说句惭愧的话，如果不是因为这本书是写的万历年间的事情，我对它的理解最多也只是停留在万历是明朝的一个皇帝，明朝有段时间是万历年间而已。至于戚继光，李贽，海瑞，张居正这些人在看这本书之前也只是知道他们都是明朝的，但不知他们其实是一个时代的人物。更不清楚，其实中国古代对于社会机制的设计已经十分成熟，成熟到，就算皇帝徒有其名，不做任何动作。下面的文官机制也能基本上照常运行，它已经将自身内部的人训练成了它自己的齿轮，不会因为某一个人或者某几个人的不合作就乱了套，哪怕这个制度是封建皇帝制。
万历十五年吸引我的，是能认识到里面几个真实的人。在黄仁宇先生夹叙夹议的文字里，我看到了他们内心的挣扎。印象最深的是万历皇帝，书里虽没有万历心理活动的描写，但作者对一件件事原因的分析，还是把万历个人的形象很完整的呈现出来了，虽贵为天子，但他终其一生都无法掌控自己的命运。很多时候，他企图用个人的力量和传统习俗做抗争，但强大的阻力将他推回。
万历在十岁那年登基成为大明帝国的主宰，由于年纪尚小，大部分的决定背后都有张居正的协助。他曾经励志做一个圣明的皇帝，但得知张居正的真实面目之后，他才知道自己被最尊敬的老师蒙这么久，他的世界观受到了强大的冲击，在随后数次与朝廷文官的争斗中，也让他心灰意冷。他发现了自己虽贵为九五之尊，但实质上不过是封建礼教的一面旗帜，是文官集团为了保护其所有权而创造的符号象征。
一个国家的最高权力者尚且如此，这个王朝还能走多远呢？
万历十五年，张居正已死，死后被大清算，家产抄了，儿子革职，所有的荣耀都被剥夺，甚至差点开棺戮尸。一个厉行改革的大官，一度掌握举国的重大决策的大权，却沦落至此，子孙都不得保全，之前有多荣耀多尊贵，现在就有多卑微，多惨淡。
其实张居正所厉行的改革，总的来说，对明朝还是好的，但是他的位高权重和锋芒毕露，威胁到其他文官的利益和升迁，于是反张派必除之而后快，张居正怎么也不会想到，是他亲手为大明帝国走向衰败埋下了伏笔。
读史思今，时至今日，凡有争议之事发生，道德就时常被人提起，而法律却是陌生的，我们很少用法律的武器来保护自己，道德却成了人们口中的舆论导向和判断是非的标准，由此观之，这和几百年前的万历十五年又有何不同？儒家的“仁义礼智信”，却有教化之处。然而，受过教育的人应有独立之思想，能够明辨是非。愿你我能以史为鉴，审视自身和社会，不做随波逐流的跳蚤。
万历十五年，即公元1587年，在中国，在这看似平平淡淡的一年中，发生了若干为历史学家所易于忽视的事件。书中着重写了万历皇帝、改革家张居正、调和者申时行、清流海瑞、武将戚继光、哲学家李贽等六人的事迹和思想，从正面或侧面描绘了该王朝的面貌，让今人读来，能够感知那个年代，也对明代的政治、经济、文化有一个较为直观的认识。
对明王朝道德的认识：
明王朝没有西方一样强大的宗教力量，他们只有以四书五经为代表的儒家文化，规范着帝国的道德，儒家文化是明王朝的根本，成为指导人们的唯一的道德标准，进而成为治国标准。道德规定着包括皇帝在内的所有人的行为和思想。地方乡绅自治用传统道德为标准;官员判案以“四书”为准绳;皇帝欲废长立幼也要受到伦常的制约。道德纲常为国之根本，它不仅可以指导判案，甚至可以替代法律。用传统的儒家道德文化治国，缺乏“公正性”。道德至高无上，它不仅可以指导行政，而且可以替代行政。没有了“公正”的法律，用“人治”的方式，社会的腐败容易滋生，腐败者本人，多数为人治的执行者。
对明王朝政治的认识：
尽管明王朝的皇权在历朝中已经非常强大，但是书中则反复强调文官集团和皇权的博弈，文官集团拥有相当大的权力。万历皇帝坐姿不雅，他们会立马批评，万历皇帝喜爱书法，他们会加以限制，万历皇帝欲立三皇子为太子，他们则坚决反对。以至后来万历仅为皇权的象征，其权力的行使，在很大程度上受到文官的制约。万历本人可以免去或诛杀冒犯他的文官，但却对整个文官集团无能为力。万历皇帝和文官集团因缺乏调和者而导致万历长达二十年的消极怠工。
《万历十五年》给予我的启示：
1、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见兴替，以人为镜，可以知得失。
2、一个国家体制僵化，发展停滞，没有活力，必须改革。成功则兴旺发达，不彻底则江河日下，不改革或改革失败则坠入深渊。
3、人有两面性，阴面和阳面，人是自私的。明朝一直依靠儒家思想、四书五经的原则来管理人民是行不通的。
4、历史自古就是强者的天堂，弱者的地狱，所谓胜者王侯败者寇。
5、当皇帝也有当皇帝的无奈，万历皇帝虽然为一国之君，但其实活的也很不自在。
最近看完了《万历十五年》，明朝万历年间的重臣，张居正、戚继光、申时行、海瑞……无一不以悲剧收场。甚至万历自己，在这种文官集团体制之下，也只能无为而治。由此可以看到一种强大体制惯性所带来的悲哀。他们每个人都各有特点，亮光闪闪，也试图做出改革，但最终失败，大部分人还落得个革职、入狱、自杀的下场。一群文官为了整个集团的平衡，国家的武备、科技的革新、商业的发展都陷于停滞。
黄先生的大历史观是指：以一个时间基点为原点，前后各推一段时间，梳理整个大历史段的重要事件，最终要有“站在隧道外的观感”。具体到万历十五年，即为1587年为基点，以万历皇帝、张居正、申时行、戚继光、海瑞和李贽等历史关键人物为代表，着重挑选具备后世参考价值和社会历史性的事件进行阐述。
明清两代为中国封建制度画上了一个句号。政治上，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达到顶峰，从明成祖设立内阁，到清雍正帝设立军机处，明清政治达到专制顶峰。明代的“仁宣之治”、隆庆新政和张居正改革为后世治国者所称道。经济上，从张居正改革的一条鞭法开始，到清代中期的摊丁入亩政策，农业人口激增，农业生态环境显著改善，农耕文明达到极盛。
在江浙一带，则出现了以雇佣关系为代表的资本主义萌芽，制造业、纺织业等成为解决地方人口就业的重要产业。军事上，统一多民族国家背景下的边防矛盾呈现由内向外转移的过程。制度得以完善，中国疆域空前辽阔。
北方诸镇的边防措施万里长城得以修复，火器越来越多的应用于军事领域。募兵制和地方武装在镇压内部起义时发挥了重要作用。文化上，程朱理学高度统一，八股制度一方面选拔出了大量的优秀人才，同时也钳制了知识分子的思想。
万历十五年读后感怎么写5篇
读完万历十五年后，大家对人生或者事物一定产生了许多感想，这时候，最关键的万历十五年读后感怎么能落下！下面是我为大家精心整理的万历十五年读后感怎么写，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万历十五年》这本书的评价很高，作者是黄仁宇。它的重要在于，这本书提供了一种对当时的中国人来说，具有颠覆意义的叙述历史的新方式。在此之前，国人的历史写作，是意识形态的一部分，是政治宣传的一部分。几乎所有的历史书都是一种模式，一种口吻，一种角度，只提供了一种画面。黄仁宇的这本书，简直是给我们开放了另一个世界，每一位阅读这本书的大陆人都会震惊，原来历史可以这样写，原来历史是如此的有趣、复杂、丰富，原来历史人物并不像我们的教科书上讲的那样单调、格式化。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本书就像一道匕首，撕开了由意识形态统治历史写作的铁幕。
谈到这本书先说说黄仁宇先生其人。黄仁宇，湖南长沙人，曾经学过工科，在报社工作过，当过兵，后来又在美国攻读历史。丰富的人生经历使他对历史有了自己独特的思考。看完《万历十五年》之后的感觉就是佩服作者对历史的所用观察视角。通常一般的作家，不管是哪类作家写历史总要从整个朝代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来找这个朝代的衰落过程，然后再从这些研究结果来证明这个朝代的各式人物或成或败的原因。但是黄仁宇老先生却不同，他是反着来。他是从各式的人物命运的起落中梳理出当朝的政治，经济和文化脉络，是以是一种以小见大的研究方法。并且以历史上比较有名的各式人物(如张居正、戚继光、海瑞等)的悲剧结局来推导出当时政治、经济、文化等社会各方面所存在的问题，且里面引经据典，用的都是在史料中有真实记载的文献资料作为本书的大部分内容，这就保证了它的可靠性和学术性和来源。
《万历十五年》的英文名直译过来就是“1587，无关紧要的一年”，这正是这本书的独到所在，本书也正是紧紧围绕万历十五年发生的一些事一些人对从前和将来的发展展开详细，独到的诉述。一般来说，记载、研究历史的书籍都大凡枯燥乏味，但此书却不同，黄仁宇老先生的妙笔，读起来既又不枯燥也不乏味，反而读起来像侦探小说一样一气呵成，让人深入其中。本书中最有趣的莫过于那些例子，这些例子不但闻所未闻，而且完全颠覆了我们一般在影视作品或者文学作品当中所见到的历史。在这里历史总是很有趣甚至是幽默甚至是不可能，根本不像是真的历史，倒像是作者杜撰的小说。比如戚继光也会向张居正行贿，万历皇帝和当时的朝臣是对立的两派，最惊讶的莫过于当时倭寇的入侵并非单纯的外敌入侵，而是由于万历皇帝关闭了当时的海关大门，实行闭关锁国政策，致使原来沿海经贸比较发达的对外贸易关系受到重创，农民不堪其苦便纷纷联合海盗里应外合反抗朝廷，万历皇帝的这一举措最严重的后果就是导致了本来已经产生的资本主义萌芽又被消灭了。这些都跟一般历史书上的记载和坊间流传的完全相反，但从作者对这些看似小说里才会出现的例子的中又可以让我们找到史料上的出处，这些例子的确都是有文献的真实史料，而非作者杜撰或者臆造的。
作者认为，中国二千年来，以道德代替法制，至明代而极，这就是一切问题的症结。写作本书的目的，也重在说明这一看法。为了使历史专题的研究大众化，因而本书采取了传记体的铺叙方式，共分七章，每章的标题分别为万历皇帝、首辅申时行、世间已无张居正、活着的祖宗、海瑞——古怪的模范官僚、戚继光——孤独的将领、李贽——自相冲突的哲学家。作者在文末总结，“1587年，是为万历15年，岁次丁亥，表面上似乎是四海升平，无事可记，实际上我们的大明帝国却已经走到了它发展的尽头。在这个时候，皇帝的励精图治或者晏安耽乐，首辅的独裁或者调和，高级将领的富于创造或者习于苟安，文官的廉洁奉公或者贪污舞弊，思想家的极端进步或者绝对保守，最后的结果，都是无分善恶，统统不能在事实上取得有意义的发展。因此我们的故事只好在这里作悲剧性的结束。万历丁亥年的年鉴，是为历史上一部失败的总记录。”“书中所叙，不妨称为一个大失败的总记录。其中叙及的主要人物，有万历皇帝朱翊钧，大学士张居正、申时行，南京都察院都御史海瑞，蓟州总兵官戚继光，以知府身分挂冠而去的名士李贽，他们或身败，或名裂，没有一个人功德圆满……这种情形，断非个人的原因所得以解释，而是当日的制度已至山穷水尽，上自天子，下至庶民，无不成为牺牲品而遭殃受祸……”(作者自序) 此书重点描述了几个的人物：万历皇帝，首辅张居正，申时行，模范官僚——海瑞，将领——戚继光，哲学家——李贽。万历皇帝少年是一个有为的君主，他曾经励精图治，打算开创一个“万历中兴”，但由于一件件事的不能决断，他终于无法忍受。而立储之事就成了他的一个爆发。他终于在这件事上开始怠政。而一个王朝也由于君主的怠政而渐渐走向没落的深渊。
在书中我看到了世态炎凉，做一个好官特别是做好一个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首辅是多么的困难。由于万历皇帝继位时非常年幼，张居正又当老师，教育培养小皇帝，又为了国家呕心沥血、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他大力改革以其非凡的魄力和智慧，整饬朝纲，巩固国防，推行一条鞭法，使奄奄一息的明王朝重新获得勃勃生机。但由于居官高位，独揽大权，有时候也难免有一些错误和问题。但这些个人的私欲，缺点引起的问题在张居正死后被朝中大臣利用，翻出各种证据使皇帝无法容忍，张居正一生为国任劳任怨的功德，换来的竟是家族子孙的大难。神宗于是下令抄居正家，并削尽其宫秩，迫夺生前所赐玺书、四代诰命，以罪状示天下，还差点开棺戮尸。他的家属饿死的饿死，自杀的自杀，流放的流放，逃亡的逃亡，一代能相之家竟落得如此可悲的下场。人亡而政息，居正在位时所用一批官员有的削职，有的弃市。而朝廷所施之政，也一一恢复以前弊端丛生的旧观。致使刚刚中兴的明朝，又走开下坡路。整个神宗一朝，没有人敢为居正呼冤。然而国衰而思良臣。直到天启二年(1622年)，明熹宗为激励臣下，才想起昔日的大功臣张居正，予以复官复荫。然一切俱已晚矣，世间已无张居正!作者在书中末段指出：“当一个人口众多的国家，各人行动全凭儒家简单粗浅而又无法固定的原则所限制，而法律又缺乏创造性，则其社会发展的程度，必然受到限制。即便是宗旨善良，也不能补助技术之不及。”作者一语点出我们这个庞大的帝国王朝的症结所在也是我们大明王朝乃至我们所有的封建王朝的晚期所需要改革的地方。
《万历十五年》英文直译为“1587，无关紧要的一年”，这本书是黄仁宇通过不同的人物从不同的侧面来看当时的社会。其中各个阶级、各种性格，上至皇帝，下至百姓，无不成为当时制度的牺牲品。作者以1587为基点，从小事着眼，辅以当时人物，描写了藏在表面和平下的制度危机。
首先提到的是万历皇帝。万历十五年时，皇帝已心灰意懒，多年没有上朝了。万历曾经也是一个野心勃勃，希望通过励精图治达到”万历中兴”的有为的皇帝。而文官集团只希望皇帝做一个象征，一个毫无主见的傀儡，在各种繁琐的近宗教式的仪式中扮演一种道德上的楷模，以之教化百姓、团结官僚集团。我过去以为皇帝无所不能，什么事都可以按自己的想法去办，但历史告诉我不是这样的。万历是一只囚禁笼内的鸟，而这只笼子是成熟的文官集团。万历在笼中失去有天性之爱的正常人的生活，母亲的感激不能慈爱地表达，妻子妃嫔对万历仅是畏惧，儿子在争储中疏远，连唯一有心灵交流的郑妃也无法使她的儿子立储，来讨心爱的人的欢心和保证她的未来。他面对的是“讪君卖直”的口是心非的官员，这些人只是把正直当商品。用诽谤和所谓“敢谏”来获取名声，他们所的也不只是名节，还有伴随道德楷模所带来的还乡后的权威。万历的不作为是对官僚集团的反抗，高级官员不增补，以致六部部长都有多位空缺。
首辅张居正是向现实妥协的人，不过他不是随波逐流，而是个认清潜规则、利用潜规则的现实主义者，如果说当时的文官大多是阴阳的两面派、阴谋家，那么张居正毫无疑问是其中玩弄阴阳的佼佼者。张居正当上首辅也是一次次玩弄阴谋权术的结果。就方法上看张居正的手法肮脏，但是张居正做的事又是为了百姓和国家，一条鞭法的大胆改革旨在将繁琐的税赋简化，以减少其中猫腻，对官员的考察法提高了行政效率，尽管这提高效率的方法仍是上级向下级施压而没有从体制上解决根本问题。张居正的改革充实了国库为万历三大征打下了坚实的经济基础。在我看来张居正要获得成就，在朝中扶植亲信，是无法避免的，没有那些亲信的支持，没有把握到方方面面的实际权力，没有下级办事官员的执行，张居正位置再高，帽子再大，也只能是万历第二。张居正是个改革家，但他面对的社会积重难返，改革不是一朝一夕，张居正苦心十年后操劳而死，其改革方案也被一一废除。
申时行是个与张居正不同的首辅。他是深谙文官心里者，懂得在皇帝与文官间调和。申时行是文官制度下楷模，看似没有什么功绩却办成了很多大事，只是他可以为治黄河选择正确人选却无法保证正确的人选一直被选择。最后他也无法逃脱个人的悲剧命运，被百官弹劾驱逐。他期望通过当时的官僚政治推动仁政建立和谐社会，也是失败告终。
海瑞是个悲剧。文官集团认为海瑞和万历一样用来作为官僚集团的装饰就可以了，这样的顽固人用不得。海瑞的悲剧不止于被官僚集团抛弃而无法实现人生理想。同样在于海瑞即使处要职也无法实现理想。从海瑞经理的案件来看，海瑞因为技术手段的不足无法凭证据等判断，海瑞做不到公正，他能做的只是偏袒穷人，而百姓也绝不都是善类，海瑞也曾抱怨刁民假称富人强占田，导致案件变复杂。海瑞以儒家要求自己，也要求别人，但这已经不是那个遥远的时代了。官员的贪污腐化也不能以现今标准来看，那些“常例”是朝廷默许的，也可以说是中央对地方的财政需求一种妥协和放权，比如支付吏的工资。甚至可以说海瑞是在向当时的经济制度发起挑战。比如“不少小说和笔记都写到，一个人得中进士，立即有人前来出谋划策，如何买田放债，如何影响诉讼，如何利用权势做额外收入的资本。”可见土地牵扯到方方面面的利益，甚至不只是王公大臣，还有平民百姓。官职不止是一个行政上的职位同时还是获得财富身份地位的工具，而这利益收益的不是官员一人，还有官员背后的整个家族。一个家族中的贫民常常是靠官老爷接济，获得教育机会的。另一方面看海瑞看似为民做了公道，但那些地主难道就不是民吗，他们取得的财产就可以任意处置吗，制度上的悲剧也就在此，正规经营得利者因其能力积累财富成为地主往往代表先进生产力，而这部分人一直是被历史舆论打压丑化的。兼并为何不能是社会发展的产物，英国工业化前也有圈地运动，可能是当时没有没有解决失业农民生计的方法，比如工场或工业化的工厂，所以失业农民成为社会不稳定的因素，然后发起席卷帝国的风暴，最后简单打败复杂，一切又回复单元的均匀的状态，开始新一轮的帝国兴衰。总的来看，海瑞个人道德之长，不能补救组织和技术之短。
以上三人或是要改革，或是要保持现状，或是要回到洪武年代的吏治，但都失败了。包括万历皇帝在内他们面对的是深刻的制度问题。
读完这本书最大的收获是看到历史的复杂性。张居正、戚继光、海瑞都不是单纯能用善恶评价的。其行为的复杂是因为其背后历史环境的复杂，要妥当评价一个人不能脱离他所处的环境。除了善恶之外，还有很多事不是想当然的，例如万历皇帝的权力范围不大，不能随心所欲，没有金融机构做中间调节造成的社会经济畸形（如全民高利贷），现在不合理的东西在当时可能就是合理的，甚至是必然出现或者必需的。
读完这本书仍稍感不足，虽然《万历十五年》从小事着眼，其中有部分民间经济的叙述，但对理解作者的大历史观仍感不足，当然也可能是我本人读书不足。我感觉中国历史对于上流人士给予了过多关心，而忽略了下层百姓如何求生存求发展，对农民常常一个小农经济的印象贯穿始终，但各时各地的小农经济定有不同，富裕的土地和贫瘠的土地，山地和平原水乡，北方还要面对游牧民族的抢掠，南方要和少数民族融合，各地情况不同，经济发展形式也应当不同，数字管理是否有其需要，又是发展到何时需要，为何不能自行产生，都是问题。作为一个农业大国，不了解农村就是不了解这个国家。但从《万历十五年》中窥见的民间经济无正规银行而不得不借高利贷，甚至稍富裕者都可能是高利贷者；无法宏观调节的货币流通及后果；通货紧缩；科举制与平民获得财富地位的紧密结合等等经济状况仍是我不菲的收获。
1587年，在近三百年的大明历史中，只是一个小小的插曲，只是历史长河流淌的一瞬，它没有1368年开国的波澜壮阔，也没有1644年国破的哀伤，这一年，万历发现他不管怎样都难斗过手下的文官集团，他开始消极怠工了；这一年，是张居正去世后的第五个年头；这一年一代名将戚继光走了，随后不久一个奇人海瑞也跟他去了，对于一个王朝来说，死几个人是极其平常的，然而这个普通的一年却是整个大明王朝走向死亡的转折点。明朝在我整个历史上是极其重视考试的一个王朝，考取功名是万千学子为其奋斗一生的路，文治在这个朝代发展到了极盛，而这个极盛的点，又让万历碰到了，经历了近二百年的发展，从嘉靖后期，经过了徐介，高拱，张居正的历位首辅不懈努力，在皇权与文官的拔河比赛中，皇帝终于发现，他已经再也没有取胜的可能了，文官集团成为了这个国家真正的主人。
这一年，世上已经没有了张居正，到这一年，经过对他的反倒清算，他的幕僚已经清算的差不多了，万历从小时候像神一样敬畏这个老师，到认为他是玩弄权力的大奸，对已经去世的他投去了最大的愤恨，然而到这一年，万历终于明白，他满以为那些大臣的对张居正的反倒清算是为了大明的礼仪，大明的前途而努力的，原来所有的礼仪道德全是空的，他们也只是为了权力，没有了张居正对他的限制，这些大臣对他的限制更厉害了，所有的斗争无非是披着道德的外衣而为获得权与力的斗争，于是万历失望了。
这一年，所向披靡，无敌于战场的戚继光去世了，横行战场四十载，打的倭寇闻风丧胆，吓得蒙古骑兵十几年，不敢犯境的战魂消失了，他享有作为军人的最高荣誉，然而这样一位将领却是，孤独的！看到自己的上司俞大猷及下属的不幸结局，他迷茫了，他是一个战争的强者，然而面对着文官集团的统治，他却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弱者，武将在文官眼中终究只是一群不懂礼法的匹夫，文官集团希望通过道德的控制使天下太平，如果不能则就是丢脸的事情，那么好战的武将必定不会得到他们的青睐！戚继光费尽心机的找到了张居正这个后台，给张居正送美女以来保安稳，对官员大肆宴请，送礼走动，对于一个武将来说，算是极其悲哀的事情，他只是懂得一个法则，要想实现自己的理想，首先要做的就是保护好自己，只有留着性命，才能去做自己想做的事情。
然而，对于海瑞这个奇怪的人，却似乎永远不懂这一点。海瑞是一个精神的领袖，在道德的这块土地上，他无疑站在了制高点，他绝对的洁身自好，绝对的不贪一文，然而这样的一个人却是无用的，这位对于官员来说是“海阎王”，对于百姓来说是“海青天”的人，无论对与谁来说，都会承认他是道德的楷模，在精神的领域无不佩服，他把嘉靖骂的暴跳如雷，他骂满朝文武皆服人也，把自己推向了风口浪尖，他能得到什么呢，毫无疑问的是打击，一再的打击，不要说在当时的官场他混不下去，就是到一千四百多年的今天官场他任然混不下去，因为它忽略了一个极其重要的东西，那就是人性。海瑞是个好人，然而这个好人却没什么用，因为他脱离了物质的承载限度。
人都会有阴阳两面，“阳”的一面就是我们可以到处标榜的礼义廉耻的道德，“阴”的一面就是我们想获得的私利，“阳”与“阴”的关系相辅相成，道德建立在物质基础之上，如果当把道德升的越来越高，物质降的越来越低的时候，那么也就违背了人性，必然构造出一堆道貌岸然的人。大明王朝是一个基本上完全靠道德的约束维持统治的朝代，所有的法制完全要给道德让路，所有评判的标准不是，是不是违法，而是是不是合乎礼仪，当这套制度发展的顶端的结局，必然是造成一滩死水的和气，有人扔个石头，波澜一起，一切也就要开始烟消云散了。在这个时候，皇帝的励精图治或者宴安耽乐，首辅的独裁或者调和，高级将领的富于创造或者习于苟安，文官的廉洁奉公或者贪污舞弊，思想家的极端进步或者绝对保守，最后的结果，都是无分善恶，统统不能在事业上取得有意义的发展，有的身败，有的名裂，还有的人则身败而兼名裂。
当一个人口众多的国家，各人行动全凭儒家简单粗浅而又无法固定的原则所限制，而法律又缺乏创造性，则其社会发展的程度，必然受到限制。即便是宗旨善良，也不能补助技术之不及。
《万历十五年》，由历史学家黄仁宇所着，作者将眼光放在1587这个“无关紧要”的年份，利用万历皇帝朱翊钧、学士张居正、申时行，南京督察院都御史海瑞、蓟州总兵官戚继光，以知府身份挂冠而去的名士李贽这六个人物分别代表着帝国的最高统治者、行政首脑、官僚阶层、模范官员、军事将领、思想界的翘楚，通过对他们的描述和点评，侧面描绘出明王朝的衰败。文中六个人物都试图有所突破和改变，但被制度所禁锢着的他们，只能成为制度的牺牲品，所以作者也在文中指出，这是“一个大失败的总记录”。黄仁宇以“大历史观”而闻名于世，在《万历十五年》也能充分地体现出来，他认为以道德为标准来评判历史有失它的合理性，于是他另辟蹊径，从技术的角度，从制度框架来进行分析明朝一步步走向衰落的原因，黄仁宇拓宽了历史研究视野，从历史的小细节出发，探究宏观的历史问题，这也是他所说的“叙事不妨细致，但是结论却要看远不顾近。”黄仁宇更加注重历史为什么会发展至此，所以他通过联系比较、归纳等等方法来得出结论。那么，在中学历史教学中，黄仁宇的“大历史观”又能起到什么样的作用呢？结合《文艺复兴》一课的教学案例，来探索一下在“大历史观”的指导下，历史教师应当如何提高学生的历史思维能力。
以“问题”开始，以“问题”结束黄仁宇以“中国社会为什么不能实现代化”这一问题，而展开一系列对几千年历史的探索，在《万历十五年》亦是如此，为了解释为什么明王朝会一步一步走向衰落，他从各个角度，各个细节来论证它。以前的我们一直被框死在历史是怎样的，而不去寻求历史为什么是这样的，所以，对于历史，学生需要建立起问题意识，只有脑中有疑问，有了好奇心才会去探寻原因，带着问题去寻找史料，才会对历史有着更深刻的理解。而于历史教师而言，创设问题情境，不仅会激发学生的求知欲，还能有效提升历史课堂教学质量。以《文艺复兴》为例，在进行历史教学设计时，可以设计“文艺复兴是如何产生的”，“文艺复兴是简单的古希腊罗马文化的复兴吗”这些问题来贯穿课堂教学，引导学生一步一步发现文艺复兴的核心思想是人文主义，对古典文化并非是简单的“复兴”，这其中有继承，更有创新。利用问题来建构课堂教学，不仅可以帮助学生树立问题意识，同时也能使学生对于历史课堂中学到的历史有更深的理解，也利于师生一起挖掘历史课堂教学的深度。培养学生的史料运用和分析能力《万历十五年》采用了纪传体的铺叙方式，黄仁宇用通俗易懂的语言来记叙史实，增强了可读性和趣味性，虽然结论看似平白无奇，但是它的背后，需要大量的史料来支撑，第一章《万历皇帝》所参考的书目，便有《神宗实录》、《穆宗实录》、《大明会典》等等。
同样，在学生学习历史知识的过程中，也要牢牢抓住史料，提升对史料的整理和理解能力。在《文艺复习》为例，在讲述到文艺复兴的背景时，便可利用史料进行引导。如“意大利，那里最早出现资本主义萌芽。这客观上需要促使一种不同于封建文化的新文化产生并且发展起来……”通过这则材料，历史教师可以让学生联系材料和书本内容进行思考，从经济的角度的出发，文艺复兴产生的原因。根据材料，学生可以总结出工商业已经有了一定的发展，一些城市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在历史教学过程中，历史教师有意识的培养学生对史料的阅读和剖析能力，能够帮助学生培养“论从史出”的治史精神，形成历史学习的正确方法。
无论是从黄仁宇的“大历史观”出发，还是新课程标准的要求，都对学生的历史思维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而在具体的历史课堂教学实践中融入“大历史观”，对教学方式、教学手段、内容组织的丰富和发展有着重要意义。在这一过程中，不仅可以提升学生的发现、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提升学生史料分析能力，同时也有助于增强学生对历史的思考意识和整体意识。
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在史学界地位颇高。他不是二十四史那样诉说着单一历史事件，也不是《明朝那些事》用现代口吻调侃过去，它通过万历十五年这一看似平淡历史年份为支撑点，从各色人物悲剧结局，梳理当朝政治、经济和文化脉络，剖次明王朝甚至是封建社会没落的制度、体制原因。曾经平面的历史人物，通过阅读此书之后变得立体而丰满：阅读之前，我以为万历不过是个懒惰至极的昏君，但纵观全书后，我懂得万历消极怠工的背后有他皇权与礼教抗争的无奈；阅读之前，张居正被视为雄心满怀励精图治的政治家，但我看到在其大刀阔斧的改革背后，也有着与整个文官集团不合时宜的矛盾；阅读之前，我以为首辅申时行不过是个和稀泥的的何事佬，但透过他左右示好我看到了他大局的权衡；阅读之前，我以为海瑞是位模范的“青天大老爷”，但剥去个清官楷模的外衣，海瑞也有他愤青般的悲哀……
中华五千年文明，儒家孔孟，道家庄老，为何到沦落至今却成为余秋雨口中的“无信仰、无道德、无感恩”国人素质？也许，黄仁宇在《万历十五年》中，拨开历史迷雾给了我们一个解释，历朝历代，通过庞大的文官集团，来统治全国。在文官集团和万千小民之间，明朝所采用的就是以礼和道德来维持国家秩序，也可以理解为，明朝并没有真正以《大明律》来维护他们的统治秩序，而是靠道德和礼教，而道德和礼教又是比较抽象的一些准则，在私欲面前，不堪一击。道德以阳的一面存在，而私欲则以阴的一面存在。当道德可以代替管理国家的时候，文官集团里的官员，则会打着道德的幌子满足自己的私欲，仿佛海瑞，成为了文官集团的标签，每个人仰望着他，但是，没有人愿意做海瑞，那些文官们内心深处有着尴尬和不安，一方面是圣贤书的教导，一方面是现实里必须接受的官场潜规则。一个个充当着纸笔上的巨人，行动上的矮子。正是这腐朽的制度，才造就了一幕幕惨绝人寰的改朝换代的悲剧。
绿窗明月在，青史古人空。历史是一条时间的大河，拥有大量史籍的中国人可以从中得到更多历史的启迪，读史以明志，我们如何来建设我们的国家，不走礼与法的脱节，体制与道德相脱离的老路，值得探究与考量。从微观说，确立“法”的思想、树立“法治”观念，摆脱人情因素或许是公务员工作的基础，千里之行始于足下，制度理念贯穿于心中将带我们远行。
一代大帝，雍正王朝摘要：上承康熙，下接乾隆，作为一代伟帝，雍正是那么引人注目，而千秋功过，在雍正身上又显得如此诡秘，他是如何获得王位？又有哪些功过？又是如何死去？就让我们一同简单的探讨雍正的一生。 一：简介 雍正，名爱新觉罗�6�1胤禛，清圣祖玄烨（即康熙）第四子，号雍正,死后葬于清西陵之泰陵,谥号敬天昌运建中表正文武英明宽仁信毅睿圣大孝至诚宪皇帝，庙号世宗。 对于雍正，历史界向来褒贬不一，有人说是一世伟才，也有人说是暴帝昏君，而雍正在位究竟做过哪些事？ 二：雍正之功 雍正在位对康熙晚年的积弊进行改革整顿，一扫颓风，使吏治澄清、统治稳定、国库充盈、人民负担减轻，而其主要的功绩在以下方面。一：摊丁入亩。是一项重要的赋税改革，中国自古就有人丁税，成年男子，不论贫富，均须缴纳人头税。雍正实行改革，将人丁税摊入地亩，按地亩之多少，定纳税之数目。地多者多纳，地少者少纳，无地者不纳。是谓"摊丁入地",一举取消了人头税。这项措施有利于贫民而不利于地主，是我国财政赋税史上的一项重大改革。二：耗羡归公。我国古代以银、铜为货币，征税时，银两在兑换、熔铸、保存、运解中有一定损耗，故征税时有一定附加费。此项附加费称"耗羡"或"火耗",一向由地方州县征收，作为地方办公及官吏们的额外收入。耗羡无法定征收额，州县随心所欲，从重征收，有的抽正税一两、耗羡达五六钱，人民负担甚重。雍正实行"耗羡归公",将此项附加费变为法定税款、固定税额，由督抚统一管理，所得税款，除办公费用外，作为"养廉银",大幅度提高官吏们的俸入。这样，既减轻了人民负担，又保证了廉政的推行。故雍正说:"自行此法以来，吏治稍得澄清，闾阎咸免扰累。" 三：改土归流。我国西南及其他一些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区，实行土司制度，其职务为世袭，仅名义上接受清朝的册封。土司们生杀予夺、骄恣专擅。这种制度妨碍了国家的统一和地区经济文化的发展。雍正即位后，废除了云南、贵州、广西、四川、湖南各地的许多土司，改成和全国一致的州县制度。"改土归流"是一场严重的斗争，许多土司武装反抗，雍正坚决派兵平定。在平叛战争中虽然也累及无辜，给少数民族造成伤害，但从长远来说，"改土归流"是进步的措施，打击和限制了土司的割据和特权，对民族地区的经济文化发展有利。四：创立军机处。它是古代君主集权到达顶峰的标志，而且其功过还有待商议。军机处的在雍正用兵西北平叛葛尔丹所建，清雍正通过军机处把权力进一步集中在皇帝手中，而作为皇帝的秘书班子，军机处为皇帝出主意、写文件，理政务，"军国大计，罔不总揽"。其特点是处理政事迅速而机密。军机大臣直接与各地、各部打交道，了解地方情形，传达皇帝意旨。而它的出现使皇帝独裁，错误增多，而且阻碍了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的产生。 三：雍正之过 若是论过，雍正造孽也不少。一：苛政残酷镇压。雍正的镇压措施十分严厉。不论具体情节，抗官者即以反叛论处，斩杀不赦。甚至拒捕时，有人"共在一处，虽非下手之人，在旁目观，即系同恶共济",均斩立决。对民间秘密结社，嘱咐官吏们"时时察访，弋获首恶，拔树寻根，永断瓜葛"。苏州手工业工人要求增加工资，罢工叫歇，雍正严加惩处，立碑永禁叫歇。雍正时文字狱日益频繁，汪景祺因"谄附"年羹尧而立斩枭首，查嗣庭因趋奉隆科多而戮尸示众，陆生楠因议论时政而被军前正法。二：重农抑商。雍正遵奉重农业、轻工商的信条。他说"农为天下之本务，而工贾皆其末也。市肆之中多一工作之人，即田亩之中少一耕稼之人。群趋为工，则物之制造者必多，物多则售卖不易，必至壅滞而价贱，是逐末之人多，不但有害于农，而并有害于工也"。根据这一理论制定的政策必然不利于工商业的发展。他又认为:开矿"断不可行"。因为开矿将引诱人们离开农本，追求末业，而且矿工聚集一地，易于闹事。 三：外交错误。虽然雍正英明果断堪比康熙，但他的世界眼光却和乾隆一样，逊色不少。当时外国商人来华贸易，日益增多，但雍正却不许中国商人出洋贸易，设置种种障碍，声言"海禁宁严毋宽，余无善策"。后来，在沿海各省的再三要求下，虽稍稍放宽海禁，但仍加以种种限制。尤其对久住外国的华侨商贩和劳工，"逾期不归，甘心流移外方，无可悯惜，不许其复回内地"。当时，西方先进国家正在鼓励海外贸易，而中国即使是杰出的君主也缺乏世界眼光，限制对外交往，故而成为国际潮流中的落伍者。 四：雍正继位 而雍正的继位问题，是史学家乐此不疲的研究对象。学术界历来有两种意见，一种认为他受康熙遗诏继位，是合法继承;一种认为康熙并未传位与他，雍正是矫诏夺位。由于雍正即位，篡改了历史，销毁了档案，现在已找不到他矫诏夺位的确凿证据。斧声烛影，已是千古的疑案，但从各种迹象推断，他的继位确实存在很多疑点。一：康熙死前是谁侍立，尚成疑问。康熙晚年，太子废立，诸子争位，闹得乌烟瘴气，储位虚悬，人心不定。史说隆科多为惟一顾命之大臣，而其他谕旨中却说，康熙死时隆科多不在御前，又说康熙传诏时皇十七子胤礼在寝宫外侍候。而其他史料证明，胤礼时在皇宫内值班，并不在畅春园寝宫外，如此等等。因此，是否存在这一临终传位的现场，实属疑问。二：王储是谁，亦是迷离。当时因准噶尔入侵西藏，康熙命皇十四子胤禵（读ti第二声）为抚远大将军，统兵援藏，给以大权，用正黄旗�，称大将军王，礼仪隆重，规格极高，康熙当是意有所钟。康熙称赞胤禵的才能"大将军是我皇子，确系良将，带领大军，深知有带兵才能"。很多人心目中也以胤禵为接班人，如皇九子胤禟说胤禵"聪明绝世","才德双全，我弟兄内皆不如";"十四爷现今出兵，皇上看的也很重，将来这皇太子一定是他"。可是，康熙在畅春园猝然去世，雍正与时任步军统领，掌管京师兵权的隆科多勾结密谋，夺取了帝位，而胤禵远在青海，鞭长莫及，故而帝梦成空。 五：雍正之死 而雍正又是如何死亡的？历史上也无确凿证据证明。关于雍正之死，清宫档案中雍正朝的《起居注》是这样记载的：雍正十三年八月(公元1735年)，雍正皇帝住在圆明园，八月十八那天他与大臣们商量处理少数民族事务，八月二十他召见宁古塔的几位地方官员，第二天仍然正常办公，说明这时他的身体仍然很好。但到了八月二十二，他却突然得病，当天晚上，已经奄奄一息的雍正便宣布传位给儿子乾隆。第二天，58岁的雍正就在圆明园咽下了最后一口气。对雍正皇帝的突然死亡，清朝官方只有如此简单的记载，也没有说明任何原因。这就很容易引起人们的猜测。于是，关于雍正死因的种种说法便产生了。民间传说又三种版本。一：当时有一位侠女叫吕四娘，她的父亲和爷爷都因文字狱被雍正杀害。为报仇，吕四娘砍去雍正的头。因此，在安葬雍正时，只好铸造了一颗金头。而且此金头在今清朝博物馆中。二：《红楼梦》作者曹雪芹有个恋人叫竺香玉，是林黛玉的化身。竺香玉后被雍正霸占，成为皇后。曹雪芹想念恋人，就混入宫中，与竺香玉合谋，用丹药将雍正毒死。三：还有的野史传闻，说宫女与太监串通一气，用绳子把雍正勒死了。可毕竟是传说，不免奇怪。“官方”给出的结论是——崇尚丹药。丹是道教的一种修炼方法，为的是长生不老。丹药，也就是仙丹，是道士们用铅砂、硫磺、水银等天然矿物做原料，用炉鼎烧炼而成。相传，吃了这种丹药就可以长生不老。雍正没当皇帝的时候，就对丹药产生了兴趣。他曾写过一首《烧丹》诗：“铅砂和药物，松柏绕云坛。炉运阴阳火，功兼内外丹。”从中可以看出，雍正早年就对炼丹有了相当的研究和兴趣。雍正当上皇帝后，极力推崇金丹派南宗祖师张伯端，把他封为“紫阳真人”，雍正特别赞赏张伯端发明了金丹要领。至少从雍正四年(公元1726年)开始，雍正就经常吃道士炼制的一种叫“既济丹”的丹药。从他对田文镜奏折的批语中，可以知道他感觉服后有效，还把丹药作为礼品赏赐给鄂尔泰、田文镜等大臣。事实上，炼丹所用的铅、汞、硫、砷等矿物质都具有毒性，对大脑和五脏侵害相当大。雍正死前的12天，《活计档》中曾记录：“总管太监陈久卿、首领太监王守贵一同传话：圆明园要用牛舌头黑铅二百斤。”黑铅是有毒金属，过量服食可使人致死。100公斤黑铅运入圆明园，之后不久雍正在这个园子内突然死去，史学家认为这不是偶然巧合，而是直接证明了雍正之死，完全有可能是丹药中毒造成的。于是这一代伟帝，最后仅以58岁享年，突然抛弃了金銮殿，永远躺在了泰陵的地宫里。 六：结语 历史本就错综复杂，而染上政治的历史就更加扑朔迷离，究竟事实如何，功过孰定，也须时间的考定。
我最近在研究清朝历史，大清帝国，在我们中华民族的历史长河中，是一部波澜壮阔的恢宏史诗，只是晚清时期，以慈禧为首的末代皇族，没有承启前人的雄浑乐章，一帮败家子，毁掉了大清的江山基业！ 纵览大清十二帝，其中不乏雄才大略的康、雍、乾三帝，开创了大清盛世。十二皇帝，千秋功罪，史家自有评说。以在下看来，康熙皇帝，乃是最为了不得的一代帝王。真可谓“秦皇汉武，稍逊风骚。唐宗宋祖，略输文采。清代康熙，雄才为略，无人可比”。在我开来，历代帝王，屈指数来，其文采武略，无出其右。清史记载，康熙皇帝十分重视科学家。康熙年间，西洋的自然科学传入中国不久，一般读书人都看不起。康熙却笃爱之极，以至到了废寝忘食，痴迷如狂的地步。康熙于数学、天文、历法、物理、生物、外语、工程技术等自然科学，无一不懂。 同时，他十分重视科学，尊崇科学人才。 当他看到科学家梅文鼎著的《历学疑问》时，欣喜地说：“我留心历算多年，此事我能决其是非，将书留在这里，让我阅览后再发吧。”他仔细阅读，亲加批注，给予高度评价：“甚细心，且议论也公平，此人用力很深。”公元1705年，康熙在南巡途中，在船上亲自召见梅文鼎，一连晤谈三次。事后康熙对别人说，他自己虽然留心历象、算学方面的学问，但“此学如今通晓的极少，像梅文鼎这样精通的人真是罕见。”因此，他亲书“绩学参微”四个大字赠给梅文鼎，表彰他的成就。连康熙亲自主持编纂的《律吕正义》成书后，也立即寄给梅，请他审阅和指正。 康熙还把一些才华出众的中青年人才放在自己身边，亲加教导。他把通晓天文历法的进士陈厚耀召到南书房，“命至旁座”，亲自教授“西洋定位法”、“虚拟法”,又将陈厚耀召至渊鉴斋，“问难反覆”。另一位著名科学家明安图，是蒙古正白旗人，在历象方面很有成就，官至钦天监监正。康熙帝发现他的才智与众不同，十分宠爱，外出巡幸时命他随行。一路上，康熙对明安图耳提面命，像老师和弟子一样，“受数学于圣祖仁皇帝，精奥异人”。康熙把梅文鼎、梅珏成召至宫中，令他参加历法和算学编纂工作，又教他“借根法”。梅珏成自称“供奉内廷，蒙圣祖仁皇帝授以借根之法 。敬爱而读之，其法神妙。” 康熙经常让大臣推荐民间有奇技博学者，“凡有一技之能者，往往直召蒙养斋”。由于康熙重视科技人才，这个时期的自然科学得到了发展。在中国科学史上具有重要地位的几项，也是这时完成的。其中《数理精蕴》一书，对当时引进的西方数学知识作了很有条理的编排，绘图立表，又同古代数学进行了比较性的研究，是一部“贯彻中西之异同，而辩订古今之长短”的著作，被称为“实为从古未有之书，虽专门名家，未能窥高深于万一”，代表了当时数学发展的水平。
清太宗皇太极曾向喀尔喀汗王宣称：“昔辽金元三国之主，当征战时，西伐厄讷忒黑，东抵朝鲜，北及黑龙江，南至于海。朕今日正与相等也。”120 年后的乾隆中期，他的子孙们已经完成了他的未竟之业，这时，皇太极的后继者乾隆是否会就此止步，在乾隆心目中，这“无远弗届”有没有最后的界限呢？乾隆二十二年（1757）春夏间，投诚复叛的准噶尔辉特部首领阿睦尔撒纳在清军追击下遁往哈萨克，清军遂深入哈萨克逐捕，哈萨克兵迎战不敌，哈萨克汗阿布赉及其弟阿布勒比斯遣使至军营，“问安请罪”，右部哈萨克阿布赉汗“情愿以哈萨克全部归顺，永为大皇帝臣仆，随具托忒字《表文》并进马四匹，遣使亨集噶尔等七人入觐”。事闻，乾隆大喜过望，认为准噶尔全局奏功在望，就此宣谕国中曰：“哈萨克即大宛也，自古不通中国。昔汉武帝穷极兵力，仅得其马以归，史册所载，便为宣威绝域。今乃率其全部倾心内属，此皆上苍之福佑，列祖之鸿庥，以成我大清中外一统之盛，非人力所能与也。”（注：参见《清高宗实录》卷五四三，乾隆二十二年七月丙午；《平定准噶尔方略》正编卷四十一。） 对收纳逋逃、对抗入境清军而战败的哈萨克，借国家全盛兵威，一举将其纳入中国版图，易如探囊取物，更何况阿布赉汗“情愿以哈萨克全部归顺，永为大皇帝臣仆”；但乾隆认为，哈萨克与内属的喀尔喀与厄鲁特背景不同，无须也不应纳入中国版图，而宜以外藩属国相待。他的思路在上述明发谕旨中表述得十分清晰：哈萨克越在万里之外，荒远寥廓，今未尝遣使招徕，乃称臣奉书，贡献马匹，自出所愿，所谓归斯受之，不过羁縻服属，如安南、琉球、暹罗诸国，俾通天朝声教而已，并非欲郡县其地，张官置吏，亦非如喀尔喀之分旗编设佐领。即准噶尔初归时，不过欲分为四卫拉特，令自为理，哈萨克自非准噶尔近接西陲之比也。（注：参见《清高宗实录》卷五四三，乾隆二十二年七月丙午；《平定准噶尔方略》正编卷四十一。）乾隆对哈萨克的政策是经过深思熟虑的，是前后一贯的。两年前，当西北两路出师准噶尔，就已确定政策的大致方向：“大功告成后，若哈萨克人等投诚前来，将伊大头目酌量赴京入觐，赏给官爵，其所属之人，仍于原游牧安插，不必迁移；倘竟不归诚，亦不必用兵攻取。”（注：《清高宗实录》卷四八三，乾隆二十年二月癸酉。） 简言之，归顺固当受之，否则，亦悉听其便。当清军深入哈萨克并取得对哈萨克军决定性胜利之后，情况比预计的顺利得多，但乾隆没有滋长吞并哈萨克对外征服扩张的念头，仍循着原有的政策思路，比照“安南、琉球、暹罗诸国”，将哈萨克作“藩属国”对待，“不过羁縻服属”“俾通天朝声教而已”。随后，循照右部哈萨克“照旧安居，不易服色，不授官爵，不责贡赋”（注：《清高宗实录》卷五五五，乾隆二十三年正月丙辰。） 之例，陆续归附清朝的左部哈萨克、东西布鲁特、巴达克山、爱乌罕等也成为清朝的“外藩属国”（注：《清高宗实录》卷七二二，乾隆二十九年十一月戊申。）。乾隆二十八年（1763），乾隆赐书爱乌罕爱哈默特沙汗称“朕为天下共主，中外一视”（注：《清高宗实录》卷六七八，乾隆二十八年正月己巳。），这里“中”即大一统中国，“外”则是包括藩属国在内的一切外国，也就是作为“天下共主”的清朝皇帝心目中“天下”的第二重空间，此前雍正对西藏边外的巴尔布三汗称“朕为天下主，一视同仁”（注：《清世宗实录》卷一二二，雍正十年八月庚午。） 与此后嘉庆针对英吉利使臣不行中国之礼说“中国为天下共主”（注：《清仁宗实录》卷三百二十，嘉庆二十一年七月乙卯。），都是同一概念。第二重空间的国家中，大部分系中国周边国家，也有部分海外之国，清朝皇帝经常将那里来中国的人称为“远人”（注：《清高宗实录》卷一四三五，乾隆五十八年八月己卯。）。如果说，第一重空间随着大一统逐步推进而陆续由“天下”转化为中国的一部分，那末，清朝皇帝把第二重空间视为外国的观念则是始终如一的。这里涉及到清朝皇帝心目中中国边界的最终界限，故下面稍加展开分析。康熙中成书的《会典》在“朝贡通例”下对当时“中国”四周形势作了这样表述：“国家一统之盛，超迈千古，东西朔南，称藩服者，不可胜数”。按“藩服”既包括理藩院所统“岁时必有至阙下”贡献的“率先归附”“悉隶版图”的漠南蒙古四十九旗和“岁时奉职贡”的“蒙古部落”（喇嘛、喀尔喀和厄鲁特）以及兵部所统“各番土司”，也包括“礼部·主客清吏司”所统的朝贡“外国”——朝鲜国、琉球国、荷兰国、安南国、暹罗国、西洋国，以及土鲁番等国。（注：参见康熙《大清会典》卷七十二《礼部·主客清吏司》；卷七十四《礼部·给赐》；卷八十五，《兵部五》；卷一四二《理藩院一》；卷一四四《理藩院三·柔远清吏司》相关记载。） 看起来“藩服”一词似乎宽泛而模糊，其实，细加审视，层次还是分明的：最里层是已隶版图“犹视一体”的四十九旗，往外一层是称“国”称“部”“各守其地”的喇嘛、厄鲁特、喀尔喀，最外层是朝贡的“外国”（当然“外国”的内涵并不十分清晰）。与“外国”区别的喀尔喀、厄鲁特等，同四十九旗虽与清廷有远近之分，但同属“蒙古部落”，且“专设理藩院以统之”，而朝鲜国等“外国”事务则由“礼部”管辖，这足以证明清朝皇帝并未将尚未纳入版图的喀尔喀、厄鲁特等以“外国”视之。质言之，清初皇帝心目中中国与外国的界限是判然分明的。乾隆中喀尔喀、青海蒙古、西藏、厄鲁特、回部已陆续纳入国家版图，并取得与漠南蒙古等同、有如内地郡县的地位，中国概念的内涵和外延随着版图的确定和国家对边疆地区的有效管辖而最后确定下来。乾隆《会典》关于外国的表述，在“礼部·主客清吏司·朝贡”条下记“朝鲜、琉球、苏禄、安南、暹罗、西洋、缅甸、南掌”为“四夷朝贡之国”。乾隆中同为“外藩属国”的“西北番夷”（注：乾隆《大清会典》卷五十六，《礼部·主客清吏司·朝贡》。） “哈萨克左右部、布鲁特东西部、安集延、玛尔噶朗、霍罕、那木干四城、塔什罕、拔达克山、博罗尔、爱乌罕、奇齐玉斯、乌尔根齐诸部落”，以其地缘关系附在奉旨增修的《理藩院·徕远清吏司》诸回城之后，文字的表述颇费斟酌，说嘉峪关以外诸回城“棋布星罗，同属内地”，说哈萨克、布鲁特等部则“列我藩服”（注：乾隆《大清会典》卷八十。）。“藩服”概念的内涵随着中国一词外延的扩大而逐步缩小，最后只留下了周边或海外“朝贡之国”；“中外”的使用，也由大中国框架下“华夷”，即“中国”与“四夷”对称，转化为大一统中国与外国的对称；“四夷”的称谓还保留下来，专门戴在了所有外国的头上；所谓“天子有道，守在四夷”，清朝皇帝把屏卫中国安全的“藩篱”已经推进到了中外边界之外，视毗邻的周边国家为“藩属”了。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出现了对中外边界如何认定的问题。最早是与“从古未通中国”（注：《清圣祖实录》卷一百六十，康熙三十二年十月丁酉。） 而由于迅速向东方扩张开始进入中国领土的俄罗斯划定中俄东段边界。乾隆中，随着平准大业的完成，“自古不通中国”的哈萨克等原与准噶尔毗邻的中亚各国陆续成为中国藩属国，这些国家与中国边界划分的原则是什么？请看乾隆的有关谕旨。乾隆二十二年（1757）诫谕哈萨克阿布赉汗：“当知准噶尔全部悉我疆域，宜谨守本境，勿阑入侵扰；厄鲁特等或间有率游牧窜入尔境者，尔缚献首恶，收其属人，尚属可行。”（注：参见《清高宗实录》卷五四三，乾隆二十二年七月丙午；《平定准噶尔方略》正编卷四十一。） 乾隆二十五年（1760）秋，又敕谕阿布赉汗，“戒其约束部众，勿侵入乌梁海，即如当年与准噶尔接壤时既有旧地向为准噶尔所取者，亦不得越境游牧”（注：《平定准噶尔方略》续编卷六。）。乾隆二十三年（1758）初冬， 布鲁特入觐使臣恳请将特穆尔图诺尔赏给布鲁特，乾隆谕以“此地虽尔等旧游牧，久被准噶尔所侵，岂可仍视为尔土？但尔等既为臣仆，此地颇属宽闲，或附近游牧之处，酌量赏给，以裨生计，尚属可行。”（注：《清高宗实录》卷五七二，乾隆二十三年十月丁巳。） 从中可以看出，乾隆确认并认真践行自守的中国疆界不是无限的，昔日准噶尔与毗邻中亚国家的边界，即为中国边界的最后的界限；另一方面，也要求对方国家约束部众，不得侵入中国领土。乾隆关于中国边界的立场是坚定的有原则的，也是合情合理的。为什么准噶尔故地所至就是中国疆域的最后界限呢？因为清朝皇帝从来不把准噶尔等周边少数民族所建立的“国家”视为外国，准噶尔等周边少数民族也从来没有自外于“中华”。中国古代儒家“华夷之辩”的命题确有歧视“四夷”的糟粕，但正如唐人李大亮所言“中国百姓，天下本根；四夷之人，犹于枝叶”（注：《二十四史·旧唐书》卷六十二，列传第十二，《李大亮传》。），古代有识之士从来都认为“四夷”和“中国”是同根共生、连为一体的一棵大树。乾隆确认中国边界的原则，从渊源上说，既传承和发扬了其列祖列宗的家法，又具有深厚的中国历史文化内向性的古老传统，事实上也与自古以来中国就是多民族国家的历史相符合。清朝皇帝推进的国家大一统事业不过是重整故国河山，把理应属于中国的土地和人民纳入中国的版图；一旦大一统实现，一旦大军在特殊情况下越界推进到外国境内并完成既定目标后，则立即主动撤军回到自我约束的中国疆界之内，而专注于国家疆域内的巩固与各民族的凝聚。当中国强盛的岁月，康熙谆谆告诫他的后世子孙：“外藩朝贡，虽属盛事，恐传至后世，未必不因此反生事端。总之中国安宁，则外衅不作。故当以培养元气为根本要务耳。”（注：《清圣祖实录》卷一百六十，康熙三十二年十月丁酉。） 这段话说得何其好也！不仅足以廓清指责清朝对外侵略扩张种种说法的谬误，对后世之人也可谓明鉴高悬，警钟长鸣。“天下一统，华夷一家”清开国时期，在与明朝进行军事较量的主战场之外，实际已揭开了关于“华夷之辩”和“夷狄”统治中国合法性思想交锋的序幕。迨明桂王被俘杀于昆明，特别是三藩之乱的平定，清朝凭借武力已确立了在汉族居住的中国内地的统治，但如何在思想理论上战胜大汉族主义歧视少数民族的“华夷之辩”命题，确立“夷狄”统治中国的合法性，则成为清朝皇帝面临的严峻挑战。在胜利地推进国家大一统伟业的同时，雍正和乾隆不失时机地对儒家思想体系的“华夷之辩”命题和正统论进行了意义深远的论战。康熙亲政以后，在相当长的一段历史时期，对不与新朝合作的“胜国遗民”采取了优容有加的怀柔政策，紧张的满汉民族矛盾得以舒缓。不料雍正六年（1728）竟发生了曾静策动岳钟琪反清案。这个突发案件证明，武力征服只能激化汉人的同仇敌忾，而怀柔政策也无法消弭根深蒂固的汉民族的敌对情绪。雍正不循帝王治术的常规，毅然决定利用曾静反清案与“华夷之辩”命题展开一次公开的正面交锋。雍正的基本论点和论证逻辑是这样展开的：满洲是夷狄无可讳言也不必讳言，但“夷”不过是地域（雍正用“方域”一词）的概念，孟子所讲“舜，东夷之人也；文王，西夷之人也”（注：《清世宗实录》卷一百三十，雍正十一年四月己卯。） 即可为佐证，如此则“满汉名色，犹直省之各有籍贯，非中外之分别”（注：《清世宗实录》卷一百三十，雍正十一年四月己卯。），吕留良、曾静之辈妄生此疆彼界之私，道理何在？（注：《清世宗实录》卷八十六，雍正七年九月癸未。） 也无须一般地反对“华夷之辩”，韩愈有言“中国而夷狄也，则夷狄之；夷狄而中国也，则中国之”（注：《清世宗实录》卷八十六，雍正七年九月癸未。），由此证明华夷之分在于是否“向化”（注：雍正在《大义觉迷录》中说：“自古中国一统之世，幅员不能广远，其中有不向化者，则斥之为夷狄。”），即是否认同并接受“中外一家”的共同的文化传统。（注：应该说这也不违华夏与夷狄的分野不在民族而以文化定位的先儒的本义，即以孟子而言，他以为东夷的舜和西夷的文王虽有先后远近之不同，然在中国推行之道则符合若节，是为先圣后圣（《孟子·离娄》），反之，杨朱与墨翟虽是华夏人种，但“杨氏为我，是无君也；墨氏兼爱，是无父也；无父无君，是禽兽也”（《孟子·滕文公》。） 雍正进而理直气壮地说：“我朝肇基东海之滨，统一诸国，君临天下，所承之统，尧舜以来中外一家之统也，所用之人，大小文武，中外一家之人也，所行之政，礼乐征伐，中外一家之政也”（注：《清世宗实录》卷一百三十，雍正十一年四月己卯。）。“今逆贼（吕留良）等于天下一统、华夷一家之时而妄判中外，谬生忿戾，岂非逆天悖理、无父无君、蜂蚁不若之异类乎？”（注：《清世宗实录》卷八十六，雍正七年九月癸未。） 雍正愤慨激昂，必欲将“华夷之辩”彻底颠覆不可，不得已也。“内中国而外诸夏，内诸夏而外夷狄”中歧视周边少数民族的一面为历代儒者所发挥，对中国古代的民族观和国家观影响深刻。所谓“自古明王，化中国以信，驭夷狄以权，故《春秋》云：‘戎狄豺狼，不可厌也；诸夏亲昵，不可弃也’”，（注：《二十四史·旧唐书》卷六十二，列传第十二，《李大亮传》。） 主张对不脱豺狼本性的夷狄，要驭之以权诈。以夷狄未“向化”，不懂儒家伦理而加以蔑视和践踏，这是古代浸透着大汉族主义优越感的汉族士人士大夫对周边四夷的具有代表性的看法。明清易代，在明遗民看来，是“夷狄窃夺天位”，其严重性岂止一姓王朝的更迭，而是“中原陆沉”，“日月无光”，纲常名教荡然无存，整个社会沉沦于漫漫长夜。反抗清朝民族征服与民族压迫的正义性与“华夷之辩”的偏执与荒谬纠结在一起，于是吕留良借宣传“华夷之别”高于“君臣之义”，暗中鼓动汉人起来推翻清朝统治。雍正为维护满族皇帝统治中国的合法性，势不能不挺身而起，挟专制统治的政治优势，向根深蒂固的“华夷之辩”展开论战。但雍正的论辩并未走向另一极端，通过辩论，他真诚地向汉族臣民表示了对“尧舜以来”文化传统的认同，有助于化解与汉族臣民的文化隔阂。雍正顺应历史发展的潮流，高标“天下一统，华夷一家”堂堂正正之大旗以对抗挟儒家思想优势的“华夷之辩”命题，志在颠覆大汉族主义自我优越的民族观，争取夷狄与汉人平等的地位。雍正一生好辩且雄辩，而大概这一番辩论最令人击赏。乾隆也辩华夷，但无非“东夷西戎，南蛮北狄，因地而名，与江南河北，山左关右何异？孟子云，舜为东夷之人，文王为西夷之人。此无可讳，亦不必讳”（注：《清高宗实录》卷一一六八，乾隆四十七年十一月庚子。） 之类乃父用熟之逻辑和语汇，只有针对汉人“未闻以夷狄居中国治天下者”（注：1367年明太祖朱元璋命将北伐，“檄谕齐鲁河洛燕蓟秦晋之人曰：‘自古帝王临御天下，中国居内以制夷狄，夷狄居外以奉中国，未闻以夷狄居中国治天下者也。’”《明太祖实录》卷二十六，吴元年十月丙寅。） 的偏见所讲的“夫天下者，天下人之天下也，非南北中外所得而私”（注：《清高宗实录》卷一二二五，乾隆五十年二月辛丑。），词气犀利尖锐，最见论战的锋芒。就大中国观念的理论框架的构建而言，乾隆的贡献不在辩华夷，而在辩正统。从乾隆三十三年（1768）开始，乾隆开始关注正统偏安、天命人心的问题，至乾隆五十年代，辨析正统的谕旨连篇累牍，核心在于清朝是否得中华统绪之正，实质则是夷狄是否有资格为中国之主。古代史家最讲书法，而正统之归属，则首先必须分辨明白。中国历史上王朝鼎革、正统改易，屡见诸史，而由夷狄完成这一进程则惟元与清两朝。清朝统治者族属满洲，究竟能否承继明之正统？传统史家以“尊王黜霸”“所以立万世之纲常”的春秋大一统之义为依归，形成如下正统史观：周、秦、汉统绪相承，三国不以魏吴之强，夺汉统之正，东晋以后，宋齐梁陈虽江左偏安，而承晋之正统，至隋统一中国，至唐之末季，藩镇扰乱，宋以前仍以正统属之梁唐晋汉周，宋则承五代之正统。朱熹《通鉴纲目》关于正统偏安即作如是观。麻烦发生在五代两宋之际，其时辽、金、元相继兴起于北边，梁唐晋汉周及南宋之主或称臣称儿称侄称孙，中华正统究竟谁属？元明之际的杨维桢著《宋辽金正统辨》，大旨以元承宋统而排斥辽金。四库馆臣揣摸皇上意指，删去陶宗仪《辍耕录》所载杨维桢《正统辨》，在他们看来，女真为满洲先世，以清承辽、金、元正统，于理更顺。乾隆大不以为然，认为杨维桢“其论颇正”，理由是“辽金皆自起北方，本无所承统，非若宋元之相承递及，为中华之主也”。辽金元虽同样起自北方，虽同为“夷狄”一系，但辽金未能“奄有中原”，而元“为中华之主”。乾隆认为“主中华者为正统”，故以杨维桢为是。关于宋以后正统所属，乾隆的结论是“宋南渡后，偏处临安。其时辽金元相继起于北边，奄有河北，宋虽称侄于金，而其所承者，究仍北宋之正统，辽金不得攘而有之。至元世祖平宋，始有宋统当绝、我统当续之语”。明朝承元正统，清朝较之元朝则统绪更正。乾隆驳回四库馆臣的意见，强调对“中华”地位的尊重，他自诩为“执中之论”。（注：以上参见《清高宗实录》卷八百二，乾隆三十三年正月己亥；卷一千三十四，乾隆四十二年六月丙午；卷一千四十二，乾隆四十二年十月己亥；卷一千一百四十二，乾隆四十六年十月甲申；卷一千一百四十三，乾隆四十六年十月乙酉；卷一千一百六十八，乾隆四十七年十一月庚子；卷一千二百二十五，乾隆五十年二月辛丑。）正统本来是与偏安一词相对立而出现的，中国历史上只有多个国家并立时，才格外讲究正统之辨。在清朝统治中国已逾百年，特别是大一统政治理想的实现，清朝的正统地位本无可置疑，乾隆为什么主动把这件事郑重地提出来加以讨论呢？表面上看是反驳四库馆臣以清承辽金元正统之说，实际上他要阐发的是“主中华者为正统”的观点。“中华”一词，清前中期诸皇帝一般都作为与“中国”同义词来使用，而细加揣摩，不用“中国”用“中华”，似乎更强调中原汉族国家的意味。乾隆比较元朝和清朝的正统地位时就说：“元虽一统，而主中华者才八十年，其时汉人之为臣仆者，心意终未浃洽。我国家承天庥命，建极垂统，至于今，百四十年矣，汉人之为臣仆者，自其高曾逮将五世，性情无所不通，语言无所不晓。”（注：《清高宗实录》卷一一五四，乾隆四十七年四月辛巳。） 上文提到乾隆不同意辽、金为正统的理由也是未“奄有中原”（注：《清高宗实录》卷一千二百十，乾隆四十九年七月乙卯。）。 如果说乾隆对古代史观的正统论有所矫正有所发展的话，应该是他继承雍正“天下一统，华夷一家”的思想，进一步提出了一个皇朝是否正统的新标准，这个新标准的核心在于不问其开国皇帝是否身为夷狄，只要“奄有中原”而主中华者即为正统。乾隆完成了融通传统史家正统理论体系的构建，从而确立清朝在中国历朝正统序列中的合法地位。清朝皇帝的中国观，是在对大汉族主义“华夷之辩”的民族观的理论批判中明晰起来并最终确立的。雍正的辨华夷，乾隆继之辨正统，主观上在于争身为夷狄的清朝皇帝统治中国的合法性，而在客观上，强调“中外一家”的逻辑延伸必然是昔日被视为近于禽兽的夷狄的少数民族具有与汉族完全平等的地位，必然是把生存繁衍在中国版图之下语言、文化、宗教、习俗不同的各民族各部落视为一个大家庭，必然是把中国看成既包括中原内地，又包括广阔的边疆地区的“中外一家”的大中国。这种理论勇气，中国历史上大概只有不分“中华”“夷狄”、“朕独爱之如一”（注：《资治通鉴》卷一九八，《唐纪》十四，太宗贞观二十一年五月庚辰：“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中华书局1989年版。） 的唐太宗可以与之前后相望，引为同调；而饶有趣味的是，雍正是纯正的夷狄，唐太宗的血管里也流淌着夷狄（鲜卑）的血液。从唐太宗到雍正皇帝，从反对“贵中华，贱夷狄”到“中外一家”，中国和中华民族逐渐整合成型的历史轨迹清晰可辨。“合满蒙汉回藏五族完全领土为—大中华民国”持续百余年之久的康雍乾三位皇帝执政时期，取得了军事上政治上完成国家大一统和思想上批判儒家“华夷之辩”民族偏见这两条战线的决定性胜利，清朝皇帝成为事实上“中外一家”的大一统中国之主。尽管说当时清朝皇帝很少用“中国”以表达其新的内涵，而更多地仍沿用“大清”“天朝”之类居高临下的词汇，但随着西洋国家对大一统中国版图下凝聚为一体的各民族的威胁日益紧迫，清朝皇帝及其治下各族臣民对大一统国家的认同得到迅速强化，昔日内地汉族与边疆地区少数民族的区别与对立的“华夷之辩”被中国各民族与西方国家的区别与对立的新“华夷之辩”所替换，清朝文献中，中国与外国，特别是西洋各国对称日益频密。作为中国历史内在逻辑与外力影响交互作用的结果，最后展现在世人面前的是，当清朝即将覆亡之时，竟由满族统治者提出“合满、蒙、汉、回、藏五族完全领土为—大中华民国”这一逻辑严谨、内涵明确的“大中华”、“大中国”的概念。康熙五十五年（1716）十月，康熙决策禁止中国商船前往南洋贸易，该谕旨结尾处说：“海外如西洋等国，千百年后中国恐受其累——此朕逆料之言”（注：《清圣祖实录》卷二百七十，康熙五十五年十月壬子。）。当国人刚开始感受到盛世气象时，康熙就向他治下的臣民敲响了的警钟：西洋国家将来可能会成为中国主要对手。西洋，清初以来一般指大西洋欧洲国家。康熙对西洋有相当了解，他说，中国与西洋地方，俱在赤道北四十度内。自西洋至中国，有海路和陆路可通。海洋行船，南行八十度，至大狼山，始复北行入广东界，通常要走六个月；陆路遥远，因隔俄罗斯诸国，行走不便，故皆从水路而行。（注：《清圣祖实录》卷二五三，康熙五十二年二月甲寅。） 当时令康熙感到的西洋威胁主要是来自占据南洋噶喇巴（今印度尼西亚雅加达）的荷兰殖民势力，皇帝忧虑沿海汉人可能在西洋人的庇护下建立海外抗清基地，于是从国家战略安全考虑，断然决策，禁止南洋贸易。时间过了不到80年，康熙关于中国前途的预言便显露出了最初的模糊轮廓。乾隆五十八年（1793）西洋最强大国家英吉利首次遣使访华，英国使臣马戛尔尼态度的傲慢与倔强，英王礼物反映出来的科学技术水平之高，给予乾隆强烈的震撼。当年八月二十六日乾隆从避暑山庄返回京城，立即前往圆明园参观马戛尔尼使团的“贡品”。据使团副使乔治·斯当东记载，乾隆帝对装有110 门大炮“皇家号”军舰模型颇感兴趣，“他详细问到当时在场帮助安装的使节团人员关于军舰上许多零件的问题，以及有关英国造船事业的一般问题。”（注：据《英使谒见乾隆纪实》第406页。此军舰模型系英王赠送乾隆帝的礼品之一，据斯当东介绍，“礼品中加配一付全套装备的英国最大的军舰模型。有110门重炮装备的巨大军舰上的各个微细部分俱在模型上表现无遗”（第250页）。商务印书馆1963年版。） 隔一日，乾隆帝即密令军机大臣传谕两广总督长麟等：“英吉利在西洋诸国中较为强悍，且闻其向在海洋有劫掠西洋各国商船之事，是以附近西洋一带夷人畏其恣横”（注：《清高宗实录》卷一四三五，乾隆五十八年八月戊子。）。九月一日，再次密令军机大臣传谕沿海各督抚等：“该国夷人虽能谙悉海道，善于驾驭，然便于水而不便于陆，且海船在大洋亦不能进内洋也，果口岸防守严密，主客异势，亦断不能施其伎俩！”（注：《清高宗实录》卷一四三六，乾隆五十八年九月辛卯。） 面对称霸海上的英国军舰，乾隆深知中国的制海权已沦于英人之手。如何应对咄咄逼人前来叩关的“红毛夷”？乾隆采取的对策是，全面断然拒绝英国的一切要求。值得注意的是，针对英国使臣似有传教之意，乾隆以“华夷之辩甚严”拒绝西洋人“妄行传教”（注：《清高宗实录》卷一四三五，乾隆五十八年八月己卯。）。这可能是清朝皇帝第一次以民族意义上的“中华”与中国各民族的潜在敌人——外夷相对称。乾隆昧于世界大势，一厢情愿地以“华夷之辩”反制西方国家，固然不足称道，但这中间隐含着面临日益迫近的西洋威胁，中华民族的自我认同已呼之欲出了。西方列强侵略即将到来，中国各民族凝聚力的加强，各民族对隶属其下的统一国家的认同，无疑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中英鸦片战争前夕，鸿胪寺卿黄爵滋奏称：“近年银价递增，每银一两，易制钱一千六百有奇。非耗银于内地，实漏银于外夷。盖自鸦片烟土流入中国，粤省奸商，勾通巡海兵弁，运银出洋，运烟入口”（注：《清宣宗实录》卷三百九，道光十八年闰四月辛巳。），道光随即特派钦差大臣林则徐前往广东查办，并命传谕林则徐：“想卿等必能体朕之心，为中国祛此一大患也。”（注：《清宣宗实录》卷三百十六，道光十八年十一月丙辰。） 面对“外夷”，满汉君臣共同站在“中国”立场，风雨同舟，忧患与共。在中国几千年历史即将开始发生空前巨变的前夜，禁烟运动所体现的中国人民共同利益和民族精神，极具象征意义。“兄弟阋于墙，外御其务”（注：《十三经注疏》，《毛诗正义》卷九，《小雅·常棣》。），这一“华夷”对立的全新格局不仅成为近代中国历史发展的一条主线，而且为中国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和巩固的历史进程又注入了新的助推力。
我最近在研究清朝历史，大清帝国，在我们中华民族的历史长河中，是一部波澜壮阔的恢宏史诗，只是晚清时期，以慈禧为首的末代皇族，没有承启前人的雄浑乐章，一帮败家子，毁掉了大清的江山基业！ 纵览大清十二帝，其中不乏雄才大略的康、雍、乾三帝，开创了大清盛世。十二皇帝，千秋功罪，史家自有评说。以在下看来，康熙皇帝，乃是最为了不得的一代帝王。真可谓“秦皇汉武，稍逊风骚。唐宗宋祖，略输文采。清代康熙，雄才为略，无人可比”。在我开来，历代帝王，屈指数来，其文采武略，无出其右。清史记载，康熙皇帝十分重视科学家。康熙年间，西洋的自然科学传入中国不久，一般读书人都看不起。康熙却笃爱之极，以至到了废寝忘食，痴迷如狂的地步。康熙于数学、天文、历法、物理、生物、外语、工程技术等自然科学，无一不懂。 同时，他十分重视科学，尊崇科学人才。 当他看到科学家梅文鼎著的《历学疑问》时，欣喜地说：“我留心历算多年，此事我能决其是非，将书留在这里，让我阅览后再发吧。”他仔细阅读，亲加批注，给予高度评价：“甚细心，且议论也公平，此人用力很深。”公元1705年，康熙在南巡途中，在船上亲自召见梅文鼎，一连晤谈三次。事后康熙对别人说，他自己虽然留心历象、算学方面的学问，但“此学如今通晓的极少，像梅文鼎这样精通的人真是罕见。”因此，他亲书“绩学参微”四个大字赠给梅文鼎，表彰他的成就。连康熙亲自主持编纂的《律吕正义》成书后，也立即寄给梅，请他审阅和指正。 康熙还把一些才华出众的中青年人才放在自己身边，亲加教导。他把通晓天文历法的进士陈厚耀召到南书房，“命至旁座”，亲自教授“西洋定位法”、“虚拟法”,又将陈厚耀召至渊鉴斋，“问难反覆”。另一位著名科学家明安图，是蒙古正白旗人，在历象方面很有成就，官至钦天监监正。康熙帝发现他的才智与众不同，十分宠爱，外出巡幸时命他随行。一路上，康熙对明安图耳提面命，像老师和弟子一样，“受数学于圣祖仁皇帝，精奥异人”。康熙把梅文鼎、梅珏成召至宫中，令他参加历法和算学编纂工作，又教他“借根法”。梅珏成自称“供奉内廷，蒙圣祖仁皇帝授以借根之法 。敬爱而读之，其法神妙。” 康熙经常让大臣推荐民间有奇技博学者，“凡有一技之能者，往往直召蒙养斋”。由于康熙重视科技人才，这个时期的自然科学得到了发展。在中国科学史上具有重要地位的几项，也是这时完成的。其中《数理精蕴》一书，对当时引进的西方数学知识作了很有条理的编排，绘图立表，又同古代数学进行了比较性的研究，是一部“贯彻中西之异同，而辩订古今之长短”的著作，被称为“实为从古未有之书，虽专门名家，未能窥高深于万一”，代表了当时数学发展的水平。
清太宗皇太极曾向喀尔喀汗王宣称：“昔辽金元三国之主，当征战时，西伐厄讷忒黑，东抵朝鲜，北及黑龙江，南至于海。朕今日正与相等也。”120 年后的乾隆中期，他的子孙们已经完成了他的未竟之业，这时，皇太极的后继者乾隆是否会就此止步，在乾隆心目中，这“无远弗届”有没有最后的界限呢？乾隆二十二年（1757）春夏间，投诚复叛的准噶尔辉特部首领阿睦尔撒纳在清军追击下遁往哈萨克，清军遂深入哈萨克逐捕，哈萨克兵迎战不敌，哈萨克汗阿布赉及其弟阿布勒比斯遣使至军营，“问安请罪”，右部哈萨克阿布赉汗“情愿以哈萨克全部归顺，永为大皇帝臣仆，随具托忒字《表文》并进马四匹，遣使亨集噶尔等七人入觐”。事闻，乾隆大喜过望，认为准噶尔全局奏功在望，就此宣谕国中曰：“哈萨克即大宛也，自古不通中国。昔汉武帝穷极兵力，仅得其马以归，史册所载，便为宣威绝域。今乃率其全部倾心内属，此皆上苍之福佑，列祖之鸿庥，以成我大清中外一统之盛，非人力所能与也。”（注：参见《清高宗实录》卷五四三，乾隆二十二年七月丙午；《平定准噶尔方略》正编卷四十一。） 对收纳逋逃、对抗入境清军而战败的哈萨克，借国家全盛兵威，一举将其纳入中国版图，易如探囊取物，更何况阿布赉汗“情愿以哈萨克全部归顺，永为大皇帝臣仆”；但乾隆认为，哈萨克与内属的喀尔喀与厄鲁特背景不同，无须也不应纳入中国版图，而宜以外藩属国相待。他的思路在上述明发谕旨中表述得十分清晰：哈萨克越在万里之外，荒远寥廓，今未尝遣使招徕，乃称臣奉书，贡献马匹，自出所愿，所谓归斯受之，不过羁縻服属，如安南、琉球、暹罗诸国，俾通天朝声教而已，并非欲郡县其地，张官置吏，亦非如喀尔喀之分旗编设佐领。即准噶尔初归时，不过欲分为四卫拉特，令自为理，哈萨克自非准噶尔近接西陲之比也。（注：参见《清高宗实录》卷五四三，乾隆二十二年七月丙午；《平定准噶尔方略》正编卷四十一。）乾隆对哈萨克的政策是经过深思熟虑的，是前后一贯的。两年前，当西北两路出师准噶尔，就已确定政策的大致方向：“大功告成后，若哈萨克人等投诚前来，将伊大头目酌量赴京入觐，赏给官爵，其所属之人，仍于原游牧安插，不必迁移；倘竟不归诚，亦不必用兵攻取。”（注：《清高宗实录》卷四八三，乾隆二十年二月癸酉。） 简言之，归顺固当受之，否则，亦悉听其便。当清军深入哈萨克并取得对哈萨克军决定性胜利之后，情况比预计的顺利得多，但乾隆没有滋长吞并哈萨克对外征服扩张的念头，仍循着原有的政策思路，比照“安南、琉球、暹罗诸国”，将哈萨克作“藩属国”对待，“不过羁縻服属”“俾通天朝声教而已”。随后，循照右部哈萨克“照旧安居，不易服色，不授官爵，不责贡赋”（注：《清高宗实录》卷五五五，乾隆二十三年正月丙辰。） 之例，陆续归附清朝的左部哈萨克、东西布鲁特、巴达克山、爱乌罕等也成为清朝的“外藩属国”（注：《清高宗实录》卷七二二，乾隆二十九年十一月戊申。）。乾隆二十八年（1763），乾隆赐书爱乌罕爱哈默特沙汗称“朕为天下共主，中外一视”（注：《清高宗实录》卷六七八，乾隆二十八年正月己巳。），这里“中”即大一统中国，“外”则是包括藩属国在内的一切外国，也就是作为“天下共主”的清朝皇帝心目中“天下”的第二重空间，此前雍正对西藏边外的巴尔布三汗称“朕为天下主，一视同仁”（注：《清世宗实录》卷一二二，雍正十年八月庚午。） 与此后嘉庆针对英吉利使臣不行中国之礼说“中国为天下共主”（注：《清仁宗实录》卷三百二十，嘉庆二十一年七月乙卯。），都是同一概念。第二重空间的国家中，大部分系中国周边国家，也有部分海外之国，清朝皇帝经常将那里来中国的人称为“远人”（注：《清高宗实录》卷一四三五，乾隆五十八年八月己卯。）。如果说，第一重空间随着大一统逐步推进而陆续由“天下”转化为中国的一部分，那末，清朝皇帝把第二重空间视为外国的观念则是始终如一的。这里涉及到清朝皇帝心目中中国边界的最终界限，故下面稍加展开分析。康熙中成书的《会典》在“朝贡通例”下对当时“中国”四周形势作了这样表述：“国家一统之盛，超迈千古，东西朔南，称藩服者，不可胜数”。按“藩服”既包括理藩院所统“岁时必有至阙下”贡献的“率先归附”“悉隶版图”的漠南蒙古四十九旗和“岁时奉职贡”的“蒙古部落”（喇嘛、喀尔喀和厄鲁特）以及兵部所统“各番土司”，也包括“礼部·主客清吏司”所统的朝贡“外国”——朝鲜国、琉球国、荷兰国、安南国、暹罗国、西洋国，以及土鲁番等国。（注：参见康熙《大清会典》卷七十二《礼部·主客清吏司》；卷七十四《礼部·给赐》；卷八十五，《兵部五》；卷一四二《理藩院一》；卷一四四《理藩院三·柔远清吏司》相关记载。） 看起来“藩服”一词似乎宽泛而模糊，其实，细加审视，层次还是分明的：最里层是已隶版图“犹视一体”的四十九旗，往外一层是称“国”称“部”“各守其地”的喇嘛、厄鲁特、喀尔喀，最外层是朝贡的“外国”（当然“外国”的内涵并不十分清晰）。与“外国”区别的喀尔喀、厄鲁特等，同四十九旗虽与清廷有远近之分，但同属“蒙古部落”，且“专设理藩院以统之”，而朝鲜国等“外国”事务则由“礼部”管辖，这足以证明清朝皇帝并未将尚未纳入版图的喀尔喀、厄鲁特等以“外国”视之。质言之，清初皇帝心目中中国与外国的界限是判然分明的。乾隆中喀尔喀、青海蒙古、西藏、厄鲁特、回部已陆续纳入国家版图，并取得与漠南蒙古等同、有如内地郡县的地位，中国概念的内涵和外延随着版图的确定和国家对边疆地区的有效管辖而最后确定下来。乾隆《会典》关于外国的表述，在“礼部·主客清吏司·朝贡”条下记“朝鲜、琉球、苏禄、安南、暹罗、西洋、缅甸、南掌”为“四夷朝贡之国”。乾隆中同为“外藩属国”的“西北番夷”（注：乾隆《大清会典》卷五十六，《礼部·主客清吏司·朝贡》。） “哈萨克左右部、布鲁特东西部、安集延、玛尔噶朗、霍罕、那木干四城、塔什罕、拔达克山、博罗尔、爱乌罕、奇齐玉斯、乌尔根齐诸部落”，以其地缘关系附在奉旨增修的《理藩院·徕远清吏司》诸回城之后，文字的表述颇费斟酌，说嘉峪关以外诸回城“棋布星罗，同属内地”，说哈萨克、布鲁特等部则“列我藩服”（注：乾隆《大清会典》卷八十。）。“藩服”概念的内涵随着中国一词外延的扩大而逐步缩小，最后只留下了周边或海外“朝贡之国”；“中外”的使用，也由大中国框架下“华夷”，即“中国”与“四夷”对称，转化为大一统中国与外国的对称；“四夷”的称谓还保留下来，专门戴在了所有外国的头上；所谓“天子有道，守在四夷”，清朝皇帝把屏卫中国安全的“藩篱”已经推进到了中外边界之外，视毗邻的周边国家为“藩属”了。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出现了对中外边界如何认定的问题。最早是与“从古未通中国”（注：《清圣祖实录》卷一百六十，康熙三十二年十月丁酉。） 而由于迅速向东方扩张开始进入中国领土的俄罗斯划定中俄东段边界。乾隆中，随着平准大业的完成，“自古不通中国”的哈萨克等原与准噶尔毗邻的中亚各国陆续成为中国藩属国，这些国家与中国边界划分的原则是什么？请看乾隆的有关谕旨。乾隆二十二年（1757）诫谕哈萨克阿布赉汗：“当知准噶尔全部悉我疆域，宜谨守本境，勿阑入侵扰；厄鲁特等或间有率游牧窜入尔境者，尔缚献首恶，收其属人，尚属可行。”（注：参见《清高宗实录》卷五四三，乾隆二十二年七月丙午；《平定准噶尔方略》正编卷四十一。） 乾隆二十五年（1760）秋，又敕谕阿布赉汗，“戒其约束部众，勿侵入乌梁海，即如当年与准噶尔接壤时既有旧地向为准噶尔所取者，亦不得越境游牧”（注：《平定准噶尔方略》续编卷六。）。乾隆二十三年（1758）初冬， 布鲁特入觐使臣恳请将特穆尔图诺尔赏给布鲁特，乾隆谕以“此地虽尔等旧游牧，久被准噶尔所侵，岂可仍视为尔土？但尔等既为臣仆，此地颇属宽闲，或附近游牧之处，酌量赏给，以裨生计，尚属可行。”（注：《清高宗实录》卷五七二，乾隆二十三年十月丁巳。） 从中可以看出，乾隆确认并认真践行自守的中国疆界不是无限的，昔日准噶尔与毗邻中亚国家的边界，即为中国边界的最后的界限；另一方面，也要求对方国家约束部众，不得侵入中国领土。乾隆关于中国边界的立场是坚定的有原则的，也是合情合理的。为什么准噶尔故地所至就是中国疆域的最后界限呢？因为清朝皇帝从来不把准噶尔等周边少数民族所建立的“国家”视为外国，准噶尔等周边少数民族也从来没有自外于“中华”。中国古代儒家“华夷之辩”的命题确有歧视“四夷”的糟粕，但正如唐人李大亮所言“中国百姓，天下本根；四夷之人，犹于枝叶”（注：《二十四史·旧唐书》卷六十二，列传第十二，《李大亮传》。），古代有识之士从来都认为“四夷”和“中国”是同根共生、连为一体的一棵大树。乾隆确认中国边界的原则，从渊源上说，既传承和发扬了其列祖列宗的家法，又具有深厚的中国历史文化内向性的古老传统，事实上也与自古以来中国就是多民族国家的历史相符合。清朝皇帝推进的国家大一统事业不过是重整故国河山，把理应属于中国的土地和人民纳入中国的版图；一旦大一统实现，一旦大军在特殊情况下越界推进到外国境内并完成既定目标后，则立即主动撤军回到自我约束的中国疆界之内，而专注于国家疆域内的巩固与各民族的凝聚。当中国强盛的岁月，康熙谆谆告诫他的后世子孙：“外藩朝贡，虽属盛事，恐传至后世，未必不因此反生事端。总之中国安宁，则外衅不作。故当以培养元气为根本要务耳。”（注：《清圣祖实录》卷一百六十，康熙三十二年十月丁酉。） 这段话说得何其好也！不仅足以廓清指责清朝对外侵略扩张种种说法的谬误，对后世之人也可谓明鉴高悬，警钟长鸣。“天下一统，华夷一家”清开国时期，在与明朝进行军事较量的主战场之外，实际已揭开了关于“华夷之辩”和“夷狄”统治中国合法性思想交锋的序幕。迨明桂王被俘杀于昆明，特别是三藩之乱的平定，清朝凭借武力已确立了在汉族居住的中国内地的统治，但如何在思想理论上战胜大汉族主义歧视少数民族的“华夷之辩”命题，确立“夷狄”统治中国的合法性，则成为清朝皇帝面临的严峻挑战。在胜利地推进国家大一统伟业的同时，雍正和乾隆不失时机地对儒家思想体系的“华夷之辩”命题和正统论进行了意义深远的论战。康熙亲政以后，在相当长的一段历史时期，对不与新朝合作的“胜国遗民”采取了优容有加的怀柔政策，紧张的满汉民族矛盾得以舒缓。不料雍正六年（1728）竟发生了曾静策动岳钟琪反清案。这个突发案件证明，武力征服只能激化汉人的同仇敌忾，而怀柔政策也无法消弭根深蒂固的汉民族的敌对情绪。雍正不循帝王治术的常规，毅然决定利用曾静反清案与“华夷之辩”命题展开一次公开的正面交锋。雍正的基本论点和论证逻辑是这样展开的：满洲是夷狄无可讳言也不必讳言，但“夷”不过是地域（雍正用“方域”一词）的概念，孟子所讲“舜，东夷之人也；文王，西夷之人也”（注：《清世宗实录》卷一百三十，雍正十一年四月己卯。） 即可为佐证，如此则“满汉名色，犹直省之各有籍贯，非中外之分别”（注：《清世宗实录》卷一百三十，雍正十一年四月己卯。），吕留良、曾静之辈妄生此疆彼界之私，道理何在？（注：《清世宗实录》卷八十六，雍正七年九月癸未。） 也无须一般地反对“华夷之辩”，韩愈有言“中国而夷狄也，则夷狄之；夷狄而中国也，则中国之”（注：《清世宗实录》卷八十六，雍正七年九月癸未。），由此证明华夷之分在于是否“向化”（注：雍正在《大义觉迷录》中说：“自古中国一统之世，幅员不能广远，其中有不向化者，则斥之为夷狄。”），即是否认同并接受“中外一家”的共同的文化传统。（注：应该说这也不违华夏与夷狄的分野不在民族而以文化定位的先儒的本义，即以孟子而言，他以为东夷的舜和西夷的文王虽有先后远近之不同，然在中国推行之道则符合若节，是为先圣后圣（《孟子·离娄》），反之，杨朱与墨翟虽是华夏人种，但“杨氏为我，是无君也；墨氏兼爱，是无父也；无父无君，是禽兽也”（《孟子·滕文公》。） 雍正进而理直气壮地说：“我朝肇基东海之滨，统一诸国，君临天下，所承之统，尧舜以来中外一家之统也，所用之人，大小文武，中外一家之人也，所行之政，礼乐征伐，中外一家之政也”（注：《清世宗实录》卷一百三十，雍正十一年四月己卯。）。“今逆贼（吕留良）等于天下一统、华夷一家之时而妄判中外，谬生忿戾，岂非逆天悖理、无父无君、蜂蚁不若之异类乎？”（注：《清世宗实录》卷八十六，雍正七年九月癸未。） 雍正愤慨激昂，必欲将“华夷之辩”彻底颠覆不可，不得已也。“内中国而外诸夏，内诸夏而外夷狄”中歧视周边少数民族的一面为历代儒者所发挥，对中国古代的民族观和国家观影响深刻。所谓“自古明王，化中国以信，驭夷狄以权，故《春秋》云：‘戎狄豺狼，不可厌也；诸夏亲昵，不可弃也’”，（注：《二十四史·旧唐书》卷六十二，列传第十二，《李大亮传》。） 主张对不脱豺狼本性的夷狄，要驭之以权诈。以夷狄未“向化”，不懂儒家伦理而加以蔑视和践踏，这是古代浸透着大汉族主义优越感的汉族士人士大夫对周边四夷的具有代表性的看法。明清易代，在明遗民看来，是“夷狄窃夺天位”，其严重性岂止一姓王朝的更迭，而是“中原陆沉”，“日月无光”，纲常名教荡然无存，整个社会沉沦于漫漫长夜。反抗清朝民族征服与民族压迫的正义性与“华夷之辩”的偏执与荒谬纠结在一起，于是吕留良借宣传“华夷之别”高于“君臣之义”，暗中鼓动汉人起来推翻清朝统治。雍正为维护满族皇帝统治中国的合法性，势不能不挺身而起，挟专制统治的政治优势，向根深蒂固的“华夷之辩”展开论战。但雍正的论辩并未走向另一极端，通过辩论，他真诚地向汉族臣民表示了对“尧舜以来”文化传统的认同，有助于化解与汉族臣民的文化隔阂。雍正顺应历史发展的潮流，高标“天下一统，华夷一家”堂堂正正之大旗以对抗挟儒家思想优势的“华夷之辩”命题，志在颠覆大汉族主义自我优越的民族观，争取夷狄与汉人平等的地位。雍正一生好辩且雄辩，而大概这一番辩论最令人击赏。乾隆也辩华夷，但无非“东夷西戎，南蛮北狄，因地而名，与江南河北，山左关右何异？孟子云，舜为东夷之人，文王为西夷之人。此无可讳，亦不必讳”（注：《清高宗实录》卷一一六八，乾隆四十七年十一月庚子。） 之类乃父用熟之逻辑和语汇，只有针对汉人“未闻以夷狄居中国治天下者”（注：1367年明太祖朱元璋命将北伐，“檄谕齐鲁河洛燕蓟秦晋之人曰：‘自古帝王临御天下，中国居内以制夷狄，夷狄居外以奉中国，未闻以夷狄居中国治天下者也。’”《明太祖实录》卷二十六，吴元年十月丙寅。） 的偏见所讲的“夫天下者，天下人之天下也，非南北中外所得而私”（注：《清高宗实录》卷一二二五，乾隆五十年二月辛丑。），词气犀利尖锐，最见论战的锋芒。就大中国观念的理论框架的构建而言，乾隆的贡献不在辩华夷，而在辩正统。从乾隆三十三年（1768）开始，乾隆开始关注正统偏安、天命人心的问题，至乾隆五十年代，辨析正统的谕旨连篇累牍，核心在于清朝是否得中华统绪之正，实质则是夷狄是否有资格为中国之主。古代史家最讲书法，而正统之归属，则首先必须分辨明白。中国历史上王朝鼎革、正统改易，屡见诸史，而由夷狄完成这一进程则惟元与清两朝。清朝统治者族属满洲，究竟能否承继明之正统？传统史家以“尊王黜霸”“所以立万世之纲常”的春秋大一统之义为依归，形成如下正统史观：周、秦、汉统绪相承，三国不以魏吴之强，夺汉统之正，东晋以后，宋齐梁陈虽江左偏安，而承晋之正统，至隋统一中国，至唐之末季，藩镇扰乱，宋以前仍以正统属之梁唐晋汉周，宋则承五代之正统。朱熹《通鉴纲目》关于正统偏安即作如是观。麻烦发生在五代两宋之际，其时辽、金、元相继兴起于北边，梁唐晋汉周及南宋之主或称臣称儿称侄称孙，中华正统究竟谁属？元明之际的杨维桢著《宋辽金正统辨》，大旨以元承宋统而排斥辽金。四库馆臣揣摸皇上意指，删去陶宗仪《辍耕录》所载杨维桢《正统辨》，在他们看来，女真为满洲先世，以清承辽、金、元正统，于理更顺。乾隆大不以为然，认为杨维桢“其论颇正”，理由是“辽金皆自起北方，本无所承统，非若宋元之相承递及，为中华之主也”。辽金元虽同样起自北方，虽同为“夷狄”一系，但辽金未能“奄有中原”，而元“为中华之主”。乾隆认为“主中华者为正统”，故以杨维桢为是。关于宋以后正统所属，乾隆的结论是“宋南渡后，偏处临安。其时辽金元相继起于北边，奄有河北，宋虽称侄于金，而其所承者，究仍北宋之正统，辽金不得攘而有之。至元世祖平宋，始有宋统当绝、我统当续之语”。明朝承元正统，清朝较之元朝则统绪更正。乾隆驳回四库馆臣的意见，强调对“中华”地位的尊重，他自诩为“执中之论”。（注：以上参见《清高宗实录》卷八百二，乾隆三十三年正月己亥；卷一千三十四，乾隆四十二年六月丙午；卷一千四十二，乾隆四十二年十月己亥；卷一千一百四十二，乾隆四十六年十月甲申；卷一千一百四十三，乾隆四十六年十月乙酉；卷一千一百六十八，乾隆四十七年十一月庚子；卷一千二百二十五，乾隆五十年二月辛丑。）正统本来是与偏安一词相对立而出现的，中国历史上只有多个国家并立时，才格外讲究正统之辨。在清朝统治中国已逾百年，特别是大一统政治理想的实现，清朝的正统地位本无可置疑，乾隆为什么主动把这件事郑重地提出来加以讨论呢？表面上看是反驳四库馆臣以清承辽金元正统之说，实际上他要阐发的是“主中华者为正统”的观点。“中华”一词，清前中期诸皇帝一般都作为与“中国”同义词来使用，而细加揣摩，不用“中国”用“中华”，似乎更强调中原汉族国家的意味。乾隆比较元朝和清朝的正统地位时就说：“元虽一统，而主中华者才八十年，其时汉人之为臣仆者，心意终未浃洽。我国家承天庥命，建极垂统，至于今，百四十年矣，汉人之为臣仆者，自其高曾逮将五世，性情无所不通，语言无所不晓。”（注：《清高宗实录》卷一一五四，乾隆四十七年四月辛巳。） 上文提到乾隆不同意辽、金为正统的理由也是未“奄有中原”（注：《清高宗实录》卷一千二百十，乾隆四十九年七月乙卯。）。 如果说乾隆对古代史观的正统论有所矫正有所发展的话，应该是他继承雍正“天下一统，华夷一家”的思想，进一步提出了一个皇朝是否正统的新标准，这个新标准的核心在于不问其开国皇帝是否身为夷狄，只要“奄有中原”而主中华者即为正统。乾隆完成了融通传统史家正统理论体系的构建，从而确立清朝在中国历朝正统序列中的合法地位。清朝皇帝的中国观，是在对大汉族主义“华夷之辩”的民族观的理论批判中明晰起来并最终确立的。雍正的辨华夷，乾隆继之辨正统，主观上在于争身为夷狄的清朝皇帝统治中国的合法性，而在客观上，强调“中外一家”的逻辑延伸必然是昔日被视为近于禽兽的夷狄的少数民族具有与汉族完全平等的地位，必然是把生存繁衍在中国版图之下语言、文化、宗教、习俗不同的各民族各部落视为一个大家庭，必然是把中国看成既包括中原内地，又包括广阔的边疆地区的“中外一家”的大中国。这种理论勇气，中国历史上大概只有不分“中华”“夷狄”、“朕独爱之如一”（注：《资治通鉴》卷一九八，《唐纪》十四，太宗贞观二十一年五月庚辰：“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中华书局1989年版。） 的唐太宗可以与之前后相望，引为同调；而饶有趣味的是，雍正是纯正的夷狄，唐太宗的血管里也流淌着夷狄（鲜卑）的血液。从唐太宗到雍正皇帝，从反对“贵中华，贱夷狄”到“中外一家”，中国和中华民族逐渐整合成型的历史轨迹清晰可辨。“合满蒙汉回藏五族完全领土为—大中华民国”持续百余年之久的康雍乾三位皇帝执政时期，取得了军事上政治上完成国家大一统和思想上批判儒家“华夷之辩”民族偏见这两条战线的决定性胜利，清朝皇帝成为事实上“中外一家”的大一统中国之主。尽管说当时清朝皇帝很少用“中国”以表达其新的内涵，而更多地仍沿用“大清”“天朝”之类居高临下的词汇，但随着西洋国家对大一统中国版图下凝聚为一体的各民族的威胁日益紧迫，清朝皇帝及其治下各族臣民对大一统国家的认同得到迅速强化，昔日内地汉族与边疆地区少数民族的区别与对立的“华夷之辩”被中国各民族与西方国家的区别与对立的新“华夷之辩”所替换，清朝文献中，中国与外国，特别是西洋各国对称日益频密。作为中国历史内在逻辑与外力影响交互作用的结果，最后展现在世人面前的是，当清朝即将覆亡之时，竟由满族统治者提出“合满、蒙、汉、回、藏五族完全领土为—大中华民国”这一逻辑严谨、内涵明确的“大中华”、“大中国”的概念。康熙五十五年（1716）十月，康熙决策禁止中国商船前往南洋贸易，该谕旨结尾处说：“海外如西洋等国，千百年后中国恐受其累——此朕逆料之言”（注：《清圣祖实录》卷二百七十，康熙五十五年十月壬子。）。当国人刚开始感受到盛世气象时，康熙就向他治下的臣民敲响了的警钟：西洋国家将来可能会成为中国主要对手。西洋，清初以来一般指大西洋欧洲国家。康熙对西洋有相当了解，他说，中国与西洋地方，俱在赤道北四十度内。自西洋至中国，有海路和陆路可通。海洋行船，南行八十度，至大狼山，始复北行入广东界，通常要走六个月；陆路遥远，因隔俄罗斯诸国，行走不便，故皆从水路而行。（注：《清圣祖实录》卷二五三，康熙五十二年二月甲寅。） 当时令康熙感到的西洋威胁主要是来自占据南洋噶喇巴（今印度尼西亚雅加达）的荷兰殖民势力，皇帝忧虑沿海汉人可能在西洋人的庇护下建立海外抗清基地，于是从国家战略安全考虑，断然决策，禁止南洋贸易。时间过了不到80年，康熙关于中国前途的预言便显露出了最初的模糊轮廓。乾隆五十八年（1793）西洋最强大国家英吉利首次遣使访华，英国使臣马戛尔尼态度的傲慢与倔强，英王礼物反映出来的科学技术水平之高，给予乾隆强烈的震撼。当年八月二十六日乾隆从避暑山庄返回京城，立即前往圆明园参观马戛尔尼使团的“贡品”。据使团副使乔治·斯当东记载，乾隆帝对装有110 门大炮“皇家号”军舰模型颇感兴趣，“他详细问到当时在场帮助安装的使节团人员关于军舰上许多零件的问题，以及有关英国造船事业的一般问题。”（注：据《英使谒见乾隆纪实》第406页。此军舰模型系英王赠送乾隆帝的礼品之一，据斯当东介绍，“礼品中加配一付全套装备的英国最大的军舰模型。有110门重炮装备的巨大军舰上的各个微细部分俱在模型上表现无遗”（第250页）。商务印书馆1963年版。） 隔一日，乾隆帝即密令军机大臣传谕两广总督长麟等：“英吉利在西洋诸国中较为强悍，且闻其向在海洋有劫掠西洋各国商船之事，是以附近西洋一带夷人畏其恣横”（注：《清高宗实录》卷一四三五，乾隆五十八年八月戊子。）。九月一日，再次密令军机大臣传谕沿海各督抚等：“该国夷人虽能谙悉海道，善于驾驭，然便于水而不便于陆，且海船在大洋亦不能进内洋也，果口岸防守严密，主客异势，亦断不能施其伎俩！”（注：《清高宗实录》卷一四三六，乾隆五十八年九月辛卯。） 面对称霸海上的英国军舰，乾隆深知中国的制海权已沦于英人之手。如何应对咄咄逼人前来叩关的“红毛夷”？乾隆采取的对策是，全面断然拒绝英国的一切要求。值得注意的是，针对英国使臣似有传教之意，乾隆以“华夷之辩甚严”拒绝西洋人“妄行传教”（注：《清高宗实录》卷一四三五，乾隆五十八年八月己卯。）。这可能是清朝皇帝第一次以民族意义上的“中华”与中国各民族的潜在敌人——外夷相对称。乾隆昧于世界大势，一厢情愿地以“华夷之辩”反制西方国家，固然不足称道，但这中间隐含着面临日益迫近的西洋威胁，中华民族的自我认同已呼之欲出了。西方列强侵略即将到来，中国各民族凝聚力的加强，各民族对隶属其下的统一国家的认同，无疑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中英鸦片战争前夕，鸿胪寺卿黄爵滋奏称：“近年银价递增，每银一两，易制钱一千六百有奇。非耗银于内地，实漏银于外夷。盖自鸦片烟土流入中国，粤省奸商，勾通巡海兵弁，运银出洋，运烟入口”（注：《清宣宗实录》卷三百九，道光十八年闰四月辛巳。），道光随即特派钦差大臣林则徐前往广东查办，并命传谕林则徐：“想卿等必能体朕之心，为中国祛此一大患也。”（注：《清宣宗实录》卷三百十六，道光十八年十一月丙辰。） 面对“外夷”，满汉君臣共同站在“中国”立场，风雨同舟，忧患与共。在中国几千年历史即将开始发生空前巨变的前夜，禁烟运动所体现的中国人民共同利益和民族精神，极具象征意义。“兄弟阋于墙，外御其务”（注：《十三经注疏》，《毛诗正义》卷九，《小雅·常棣》。），这一“华夷”对立的全新格局不仅成为近代中国历史发展的一条主线，而且为中国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和巩固的历史进程又注入了新的助推力。
向那些可能置你于死地的对手敬杯酒，因为真正令我们咬着牙坚持到底获得成功的，往往不是朋友，而是他们.是谁在我们走向平庸与懒惰的时候，令我们奋发图强?是谁在我们丧失进取意志的时候，唤醒我们革故鼎新、锐意进取?又是谁给了我们清醒的头脑和警惕的眼睛，使我们不至于被社会淘汰?是我们的对手，一个令我们又爱又恨的角色。 康熙大帝在执政60年之际，特举行“千叟宴”以示庆贺。宴会上，康熙敬了三杯酒：第一杯敬孝庄太皇太后，感谢孝庄辅助他登上皇位，一统江山；第二杯敬众位大臣及天下万民，感谢众臣齐心协力尽忠朝廷，万民俯首农桑，天下昌盛；当康熙端起第三杯酒时说：“这杯酒敬给我的敌人，吴三桂、郑经、噶尔丹，还有鳌拜。”众人目瞪口呆。康熙为什么要向他的敌人敬酒?因为他明白，是对手给他的压力，逼迫他努力投入到“斗争”中，并想办法成为胜利者。在同对手的对抗中，才能真正地磨炼自己、强壮自己。从这一意义上说，你的对手是你前进的动力，是你成功的催化剂。善待对手，向你的对手敬杯酒吧。 在2001年7月3日国际奥委会第112次全体会议上，北京战胜多伦多、大阪、巴黎、伊斯坦布尔，获得第29届奥运会主办权，全国人民为之欢呼雀跃，而主持人水均益却说了一句令人难以忘怀的话：“我们要感谢对手。”是的，正是有了多伦多这样强大的对手，北京才有紧迫感、压力感，才使我们的申办工作做得更扎实、更细致、更完美。没有对手的人，就好比一艘帆船驶进了无风的大海，失去了动力，在海上苟延残喘。忍辱负重的勾践面对强大的对手夫差，他每天卧薪尝胆并在自己国家大力发展军队，终于创下“三千越甲可吞吴”的奇迹。 对手是成功者的陪练者，对手是失败者的良师：对手让康熙成为一代明君，对手令越王从低谷中爬起。现实生活中，许多人都把对手视为眼中钉、肉中刺。然而，仔细想一想，拥有一个强劲的对手，反倒是上天给你的礼物，他能激活你的内在潜能，使你拥有更旺盛的斗志去排除一切困难与险阻，超越自我，去夺取胜利。 感谢对手吧，他永远是让你成功的一块重要基石。
康熙不愧为千古一帝，他是在位最久的一位皇帝开创清朝盛世。并在日理万机之余还独创了一套地震学理论。
中国封建社会自秦始，自清终，浩浩荡荡2000多年的历史，全都湮没在辛亥革命的人民的愤怒呐喊中。
清朝作为我国封建社会最后的王朝，共有12位皇帝。在清朝前期也算得上是保持住了天朝上国的地位，并且当初清军入关军事实力也不算太差，那么最后到底是如何由盛转衰的呢？我们从清朝这12位皇帝的画像当中就可以窥探出一二。
清朝的历史开始于努尔哈赤建立后金，如果不是当初努尔哈赤在关外驰骋收复女真各部，后面的清朝自然无从说起；皇太极则是继承了努尔哈赤的骁勇善战，收复蒙古跟朝鲜，可惜卒于清军入关前夕。
清朝的第三位皇帝，也是入关后的第一位皇帝乃是顺治帝福临，说实话福临在政绩上没什么太大的作为，他作为皇帝的闪光点似乎只有2个，一个是有孝庄太后这么一个能撑得起江山的老妈，以及生了玄烨这么一个开创了盛世的儿子。至于他跟董鄂妃的爱情故事，对于皇帝而言不是好事，而是灾难。
清朝第四位皇帝，也是历史上清朝评价最高的一位皇帝，康熙大帝玄烨是也。康熙8岁登基，14岁亲政，是中国历史上在位时间最长的皇帝，共在位21年，实现了国土完整跟主权统一，攘外安内，除了晚年在九龙夺嫡之事上比较昏了头外，其他都是很不错的。
康熙、雍正、乾隆这祖孙三人，共同开创了中国封建社会最后一个盛世——康乾盛世。雍正夹在康熙跟乾隆之间似乎名声不显，但实际上雍正可以说是清朝所有皇帝当中最勤劳的那位，并且对于贪官污吏的整治非常用心，可惜晚年沉迷炼丹，终年58岁。
爱新觉罗弘历，我们熟悉的乾隆皇帝，是中国历史上实际掌权最长时间的皇帝，虽然在位60年后就为了尊重祖父康熙选择退位当了个太上皇，但当时实际掌权的还是他。他在位期间清朝版图达到了最大化，同时百姓生活安康富裕。但乾隆好大喜功，很多都是表面功夫，甚至为了维持表面的花团锦簇使得国库告急，为清朝灭亡埋下了祸患。
嘉庆在位期间人们印象最深的大概就是处死了和珅，实际上那个时候国内已经开始动乱，各地起义频繁，嘉庆没有意识到问题所在，只一味的镇压，同时国外列强发展突飞猛进，从而有了嘉庆帝之后的道光帝在位期间鸦片战争爆发，中国近现代史拉开了序幕。道光才能有限，明明问题就摆在眼前却拒绝变革，从而使得清王朝正式陷入危机。
咸丰帝奕詝是清朝的第九位皇帝，也是整个中国封建社会最后一位拥有实际统治权力的皇帝，自咸丰帝之后清朝的实际掌权人变成了慈禧太后。没错，慈禧太后就是咸丰帝的妃嫔。咸丰帝在位期间重用曾国藩等晚清名臣，也努力镇压太平天国起义，可心有余而力不足。
清朝的第十一位皇帝光绪帝并非同治帝的儿子，同治帝因为后妃都被慈禧太后把持，终其一生没有子嗣，英年早逝，慈禧就抱养了亲妹妹的儿子载湉立位皇帝。光绪可以说是跟慈禧抗争最久的一位皇帝，他在位期间列强频频来犯，他想变法、想改革，可始终拗不过慈禧太后，甚至戊戌变法后自己还被幽禁在中南海。
光绪帝38岁被幽禁而亡（有说法是被慈禧毒死的），慈禧仅晚其一天去世，临终前立年仅2岁的醇亲王之子溥仪为帝，溥仪成为了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位皇帝。1912年，隆裕太后代溥仪在《清帝退位诏书》上改下宝印，清朝就此终结。
纵观清朝这12位皇帝的画像，我们可以发现一件事情，那就是早先的几位能征善战的皇帝身上都有一股“杀气”，一看就是很威严，并且身上无过多装饰，很质朴；中间的几位开创了盛世的皇帝也自有一股气度；但是中晚期的那些皇帝身上有一股“暮气”，文弱且没有精气神。一个皇帝尚且如此，那百姓的精神面貌可想而知。清朝衰落的轨迹其实早已从这12幅帝王像中。
纵观清朝这12位皇帝的画像，早先的几位皇帝身上都有一股“杀气”，但是中晚期的那些皇帝身上有一股“暮气”，文弱且没有精气神。
在古代，只有皇帝或者身份显赫的人才有画像，一般人没有资格的。比如，唐朝的凌烟阁24功臣等。而在一些庙宇里，才有帝王或者大臣的塑像，比如刘备、关羽等，但这些塑像，似乎是一种神像的象征，不是普通意义上的雕像了。
我认为确实是这样，纵观清朝12位帝王，我们可以看到整体的趋势是从凶狠的面相到相对平和的面相，面相与其平时的性格也有关系，相对来说凶狠的人更能治理好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