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篆刻发展史商对于印章的起源，历来就有不同的说法。早在唐代，杜佑在 《通典》上曾有"三代之制，人臣皆以金玉为印，龙虎为钮"之说，然而未有实物可证之前，却难以为据。比较通常的说法认为，印章起源于殷商时期。其根据，首先是殷商已有书契刻制，另外;当时还出现过一种类似印章的"字范"。实际上，它根本不是什么"范"，而是工匠在制作器物时，按压在初成的器壁或底部的印记，印记的内容多为陶工名，或者是主人的姓氏。其实，这些留置在陶器上的印记，即是人们常称的"印陶"或"陶印"。而真正以陶瓷作印材刻制的陶印瓷印，在唐宋以后方始出现。这些印子的文字简陋粗率，尽管大体上已具备了我国印章的某些表现特征，但由于实际应用范围狭窄，社会涉及面也极其有限。因此，参照流传和出土的印章实物，印学界一般多认为印章出现于西周晚期，至春秋战国时已普遍使用。春秋战国人们一般把秦代以前的印章归称为古玺，现存古玺大多为战国时代的遗物。在中国历史上战国是一个比较特殊的时代，诸侯列国各霸一方。各国之间既相互联系，又各自发展，尤其在文字书体上不尽相同，形成了战国玺奇古诡异、天真烂漫、变幻莫测的基本格调，因而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当时，社会各阶层在政治、经济等活动中·，印章的应用相当普遍，"尊卑共之"。就是说，统治者与百姓庶民均可拥有和使用，并没有具体的规定和等级之分。各国诸侯摆脱周王室的依附她位，各自称王，逐渐形成割裂局面，最初主要有齐、楚、燕、韩、赵、魏、秦等国。国君在行使权力时，军事上一般使用"虎符"，而在政治经济上则使用"印玺"了。秦印章，从广义上讲就是篆刻。它的起源，至今已有二千多年的历史了。印章的出现，并不是一开始就被称为"印章"的，而是称之为"玺"。到了蓁代，始皇为了显示其至高无上的尊严，立出规定----只有皇帝所用的可称玺，而平民百姓所用的，只可称为"印"。于是，便又有了"印"这个名称。秦始皇统一中国之后，印章即被法定为代表当权者权益的信物。其制规定天子之印称"玺"，其材用玉;其余的只能称"印"，且限用其他印材。自此，印章的名称、质料、钮制，甚至绶色，都有了相当严格的界定。秦始皇所制的螭虎钮"六玺"，开了后世封建帝王玉玺制度的先声。秦统一中国之前，东方六国齐、楚、燕、韩、赵、魏，使用的文字并不完全相同。尽管都是同源汉字，但由于地域差异，它和现今能见的最早汉字----甲骨文有许多不同，和钟鼎器物上的铭文差异也相当悬殊。反之，它和当时东方六国流通的货币文字以及兵器、陶器及木简上的文字却十分相近。学术界普遍认为这是介于甲骨文、钟鼎文和秦小篆之间的六国古文，有时也将它归入大篆的范畴。秦统一中国以后，为加强中央集权统治，命令丞相李斯改革文字，以秦国文字为基础，废除与秦国不相同的文字，并将繁复的文字简化，使文字整齐划一;又因社会发展需要，增加了一批新字，编制成一套统一的文字，下令让全国通用。这就是著名的秦小篆，它在形体结构上更趋规范化，虽还保留了部分文字象形的意味，但已经趋于符号化，是上承甲骨钟鼎上古文字和下启隶楷现今文字的重要文字形式。小篆在秦印中的表现，也是有明显特色的。在印材质地上，仍是铜质居多。在制作时铸造和凿刻都有，从现存的古印来看，秦时印章凿刻的较多。印钮比较简单，一般多为鼻钮，是战国古玺印钮的沿用和继承，只是钮体略为高耸而已。印面则也多方形、长方形、圆形或椭圆形。印文也是朱、白文兼有。方形印都刻有田字界，长形或圆形印，多加日字界，以隔开印面文字，这是秦印玺印文的特定格式。印文字体都取秦小篆，齐整秀丽，凿刻圆润，笔势挺拔有力，刀法纯熟，耐人寻味。印面的切分并不成等比，使印面结构天然浑成。隋唐隋唐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个经济文化全面发展的时期，然而这一时期的印章，在经历了秦汉时期的高度发展和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衰落以后，并未再次出现复兴的高潮。其原因，似乎与纸张的大量出现关系密切。隋唐时期的官印和私印，一般都称"印"，只有皇帝才称"玺"。武则天称帝后，认为"玺"字与"息"字读音相同，而息又和息灭、死亡有关，因此在改制后的延载元年(694)将"玺"改为"宝"，而官租印章申特有的"记"字也出现了。宋宋代官印有一个显著特点，那就是印文多用"九叠篆"。其笔划来回曲折重叠，叠数不定，或三四叠，或七八叠，多的可至十叠。九叠篆的运用能使印面饱满，整齐雅致，但笔折繁复，难以辨认，有预防伪造的作用，正因为此，宋、元、明、清官方印章，大都仿此不疲，如"教阅忠节第二十三指挥第三都朱记"、"通远军遮生堡铜朱记"等，都是典型之例。另外，此时已有以楷书入印的，如"州南渡税场记"、"壹贯背合同"(使用于纸币)等。元元世祖忽必烈于1279年灭南宋后人主中原，推行歧视汉人的蒙古族政策，在官方文书和官印中多使用八思巴文。八思巴文是元世祖帝师八思巴奉命依据藏文字母创制的蒙古新宇，并于至元六年(1269)通过法令颁行。元人在沿袭汉印制度的同时，将八思巴文用入印章，如"管军千户印"、"隆镇卫亲军都指挥司经历司印"和"威州军兵千户印"等。由于灿烂的汉文化的影响，八思巴文不可能取代汉文字，又由于汉人不认识也不愿识八思巴文，使元人在行使权力时感到极大的不便。因此又在八思巴文背刻上汉文楷书供人辨识，有的则直接换成了汉文。元末画家王冕(字元章)，首先创用浙江青田花乳石自刻印章，由于花乳石脆软适于刀刻，致使文人们可以不依赖专业刻工而自由创作。当时人们纷纷仿效，使篆刻艺术得以迅速普及和发展，秦汉印章风范得以发扬光大。壬冕自刻章有"王冕之章"、"王元章"、"文王子孙"和"会稽佳山水"等。明印章的发展在汉代之后，经历了魏晋南北朝和唐宋元的"低潮"时期。到了明代，随着石质印材的大量发现和广为应用，文人自篆自刻印章蔚然成风，以往只有印工治印的漫长历史宣告结束，真正意义上的篆刻艺术从此揭开了崭新的篇章。元末明初人王冕(1287一1359，字元章)在一个偶然的场合，发现了一种质地松脆、易于镌刻、当时被称为"青田花乳石"的石料，于是把它引作篆刻，由此受到了篆刻界的普遍青睐。这一发现，为日后文人相继登上印坛和光大篆刻艺术，作出了历史性的贡献。中国印坛从明代中叶文彭、何震起，至晚清吴昌硕、黄牧甫，出现了一个堪与秦汉媲美的辉煌时期。在这段时期内，印坛名家辈出，名作如林，流派纷呈，形成了中国篆刻艺术发展的第二个高峰。作为这一时期的开山人物，明代的文彭和何震所创的印章艺术流派，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文彭(1498一1573)字寿承，号三桥，江苏苏州人。他是明朝书画大家文征明的长子，诗文、书画、篆刻无一不精，对六书研究尤深。他主张篆刻以六书为准则，以秦汉印为宗师。文彭篆刻以小篆为主，圆劲秀丽，古朴醇正;白文印直追汉意，方正平稳，流丽浑厚，颇具新意。他的双刀行草边款独树一帜，为后人所效法。何震（？一约1604)字主臣，一字长卿，号雪渔山人，江西婺源人。与文彭同时而年稍幼，两人亦师亦友，常在一起切磋印艺，关系密切。何震在继承文彭的基础上，强调取法秦汉的艺术主张，讲究人印文字的正确性和严肃性。 吴昌硕 纵观我国印学史，自流派印章崛起以来，凡在篆刻艺术上能独树一帜成大家者，无不诗、书、画、印俱精，清末民初的吴昌硕就是这样一位典型人物。其书画艺术本文不作赘述，这里只介绍他的篆刻艺术。吴昌硕(1844一1927)初名俊、俊卿，字昌硕、仓石，别号缶庐、缶翁、苦铁、破荷、大聋、老缶等。浙江安吉人，后定居上海，他是我国近代印坛上最为显赫的代表人物之一。缶翁刻印，初学皖浙两派，早期曾对吴让之、钱叔盖用功较深，所以作品大多留有皖浙两派踪迹。中年后上溯秦汉，并从石鼓、封泥中汲取养料，从而渐渐摆脱了皖浙派的影子，印风转为厚实苍劲，个人风格初见成熟。由于他有精深的书画功底，并能将之融入印中，晚年作品日臻完美，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境界，最终开创了浑朴苍莽、气势恢宏的吴派风格。
篆刻是一种特有的传统艺术，从古至今已有二、三千年的悠久历史。 篆刻，顾名思义，即是用篆书刻成的印章，是一种实用艺术品。它又称为“玺印”、“印”或“印章”等，这些称呼都因时而异。早在殷商时代，人们就用刀在龟甲上刻“字”（即我们现在称为甲骨文）。这些文字刀锋挺锐，笔意劲秀，具有较高的“刻字”水平。在春秋战国至秦以前，篆刻印章称为“玺”。秦始皇统一六国后，规定“玺”为天子所专用，大臣以下和民间私人用印统称“印”。这就形成了帝王用印称“玺”或“宝”，官印称“印”，将军用印称“章”，私人用印称“印信”。 篆刻的「篆」字，古时写作「瑑」，从玉字旁。凡是在玉石上雕琢凹凸的花纹，都叫做“瑑”。后来竹帛成为通行的书写用具，于是篆字的形符，也由“玉”改为“竹”。其实在古代凡属于雕玉、刻石、镂竹、铭铜的范围，都可称为“篆刻”，印章的刻制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而已。到了秦始皇时，将全国书体作综合整理，书分八体，印面上的文字叫“摹印篆”；王莽定六书时，称为“缪篆”，从此便明定篆书为印章印文的使用字体。唐宋之际，由于文人、墨客的喜好，虽然改变了印章的体制，但仍以篆书作印，直到明清两代，印人辈出，篆刻便成为以篆书为基础，利用雕刻方法，在印面中表现疏密、离合的艺术型态，篆刻也由广义的雕镂铭刻，转为狭义的治印之学。而此治印之学也有人直接称为“刻印”、“铁笔”、“铁书”、“刻图章”等。 【篆刻起源】 篆刻，自起源至今的二千多年的漫长历史中，历经了十余个朝代。在这个长期的发展过程中，篆刻艺术出现了两个高度发展的历史阶段。一个是战国、秦汉、魏晋六朝时期，这一时期的篆刻用料主要为玉石、金、牙、角等。它被称为“古代篆刻艺术时期”，它的篆刻艺术特点主要是以时代来划分。篆刻发到了唐、宋、元时期，则处于衰微的时期。在这一时期，由于楷书的应用取代了篆书，同时官印和私印根本上分家，篆刻艺术走上了下坡路。这种形势到了元末出现了转机，画家王冕发现了花乳石可以入印，从而使石料成了治印的理想材料。到了明代，篆刻艺术进入了复兴时期。明清以来，篆刻又迎来了它的第二个发展高峰期，它的篆刻艺术特点主要是流派纷呈。在这一时期文彭、何震对流派篆刻艺术的开创起了重大的作用。文彭系文征明的儿子，是他在一次偶然的机会，发现了“灯光石”冻石可以当做治印材料。经过他的倡导，石材被广泛的应用。在这以后的一段时期内篆刻艺术流派纷呈现，出现了程邃、丁敬、邓石如、黄牧甫、赵之谦、吴让之等篆刻艺术家，一时间篆刻艺术呈现出了一派繁荣的景象。直至近现代篆刻大师吴昌硕、齐白石，从而形成了一部完整的中国篆刻历史。篆刻艺术是书法、章法、刀法三者完美的结合，一方印中，即有豪壮飘逸的书法笔意，又有优美悦目的绘画构图，并且更兼得刀法生动的雕刻神韵。可称得上“方寸之间，气象万千”。 中国文字随著时间的绵延、空间上的歧异发展，蕴涵了动人的多样风貌，在印面之内跌宕生姿，以一种有情、有致的方式呈现出来，小小方寸之内充满了时间的古朴和空间的浑厚，虽几经更迭，仍能以温润的光泽、古雅的韵趣，引人玩味，这就是篆刻的艺术。 在我们游心赏玩之前，先要弄清楚篆刻的定义。篆刻是什么呢 ? 它的解释，有广义与狭义的两种。篆刻的“篆”宇，古写作“瑑”，从玉(说文的注释上说明:“圭璧起兆，瑑也。”)，凡是在玉、石上雕琢凹凸的花纹都叫做“瑑”，后来，竹帛成为通行的书写工具，于是篆字的形符也由“玉”改从「竹」。 篆刻印章起源甚早，据《汉书 祭祀志》载：“自五帝始有书契，至于三王，俗化雕文，诈伪渐兴，始有印玺，以检奸萌”。 远在三千七百多年前的殷商时代，便盛行刻字艺术。但印面并无本来意思的文字，只有象征血缘集团的记号，附加在同时代的青铜器或旗子上。虽说是记号，确有一定的读音。到了周代，以青铜质为主的“周玺”大为兴起。各种大小形状都有，一般分为白文，朱文两种。秦代是中国文字由“籀书”演变成为篆书的时期，印的形式也更为广泛，印文圆润苍劲，笔势挺拔。 汉代印章到达兴盛，史称汉印，字体由小篆演变成“缪篆”。汉印的印形制、印纽亦十分精美。西泠八家的奚冈曾说：“印之宗汉也，如诗文宗唐，字文宗晋”。 唐宋之际，由于文人墨客的喜好，虽然改变了印章的体制，但仍以篆书作印。 直到明清两代，印人辈出，篆刻便成为以篆书为基础，利用雕刻方法，在即面中表现疏密、离合的艺术型态，篆刻遂由广义的雕镂铭刻，转为狭义的治印之举。 传统认为，篆刻必先篆后刻，甚至有"七分篆三分刻"之说。篆刻本身是一门与书法密切结合的艺术。篆刻家的作品与刻字铺师傅刻出的领工资用的印章的根本区别，在于前者是"写"的，讲究章法篆法，后者是靠“描的”，并不计较章法篆法。不研究篆刻不讲究章法刻出的印必然十分僵板。故学习篆刻的同时一定要十分认真地选择篆书碑贴临写，经过一个阶段的训练，便会明显觉得篆印时的便利，不少初学者重刻轻写，往往事倍功半。 章法就是一个字或一个组字在印面上排列的艺术、比较复杂而变化多端，实在是篆刻艺术中最重要的一环。如果一方印光有熟练的刀法而无高明的章法，必无佳作可言。尤其是成套成组的创作，必须方方有变化，更要显示作者在章法上的功底。故在设计印稿时应反复构想。这一点，篆刻大师吴昌硕慎重的创作态度是值得我们学习的。要根据文字具体的笔画、笔势、形体及字与字之间的相互关系设计出相宜的形式。 【篆刻种类】 周玺印 秦朝以前，不论官印或私印都不称为印，统称为“玺”。 这是中国印章最早的名称。玺有大有小，大的几寸见方，小的只有几分。印质有铜有玉。玺印采用大篆、籀文，布局松而不散，舒展自如，气势雄健挺拔。小玺则比较清丽。 秦汉官印 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对混乱的六国文字作了改革，制定了统一的字体─小篆。在当时社会，小篆是规范用字，因此也是印章上的规范用字。 秦印的形式与以往不同：四周多采用“田”形框。印文平均分配在框内。 唐宋以来的官私印 唐代印章仍用篆体，但和六朝以前有很大区别。 秦汉印印文多用谬篆，刻白文。 唐代因用印色直接盖在棉纸上，官印一律采用朱文，当时也有人用隶书入印。 宋代官印接近唐代。但到金代则用「九叠篆」入印。宋元私印变化很多，用途广泛，质地除铜、玉外，又增用象牙、犀角之类。当时并且以能看到朱红印泥印在书画作品上，产生艺术效果。 明代官印也沿用“九叠篆”，尺寸比宋代、元代更大。多数是阔边粗朱文。 清代官印半边用汉篆，半边用满文。常设正规官，官印是方形；临时派遣的官，官印是长方形，叫做“关防”。
篆刻艺术的欣赏中国文化源远流长，而最具传统的中国书画又以诗、书、画、印“四绝”著称于世。其中的印，即印章堪称中国艺林的一株灵草，方寸之间、气象万千。经过历代的流传和文人墨客的继承发扬，如今它已形成为一门篆刻艺术，由于其有独特的实用价值和艺术价值，深受广大人民群众的喜爱。我们这里所讲的“印章”，不是诸如个人私印或单位用的公章等具有实用意义上的工艺学概念的工具，而是基于诗、书、画、印，具有精神取向的艺术欣赏的篆刻符号。是人们感悟艺术美的一种形式，因而篆刻作品作为一门艺术受到世人钟爱。随着人们物质生活的丰富和多样化，人们对精神生活有了更高的要求。如何理解和欣赏篆刻艺术作品，感悟篆刻作品的内在精神美，笔者认为可从下面几点入手：一、深入浅出、溯流求源 印章一道，始于殷商，兴于秦汉、盛于明清。篆刻印章的鉴赏，简言之，宋元以前以时代论风格，明清以后以流派论成就，重在个人风格。作为篆刻艺术欣赏的前提，我们应遵循“深入浅出、溯流求源”的法则。我们所欣赏的篆刻艺术，从表面上、视觉上感受到的是一枚枚朱红的印迹。然而它却有着丰富的内涵和渊源，它集中表现了中国书法、印学学理、特殊的材质等诸多内容，而后由特殊的人枛枛有着较高的传统艺术修养以及印学修养的人充当主体，使这种形式变成了一种纯粹的审美行为。透过印章的表面，体现出中国艺术家博大精深的审美精神与审美情感，幅射着中国艺术之魂。所谓深入浅出，就是要先从识别中国古文字起，特别是识别篆书字体、结构，观摩陶器花纹枛枛铜鼎器铭文枛枛秦砖汉瓦、封印枛枛竹简枛枛碑文古玺等作为提高欣赏能力的知识积累，培养艺术欣赏的兴趣。因为印章的出现，最初并非因为可爱好玩，而是因为有用。从殷商交换的凭证，到秦汉时代政治权力的标志，它的功能是实用的。唐宋之际，收藏风兴起，于是出现了签藏印、斋馆别号印等，印章似乎跻身于审美领域了。印章发展到明清之际，形制日趋完善，但篆与刻还是有分工的，明代文彭的出现，起到主导由艺术家代替匠人的作用，自篆自刻，跳越了艺术创作的龙门，悠然腾身于诗、书、画之间，在操作上完成了从篆到刻一气呵成的直接创造；在性质上实现了从实用到赏玩的价值转换，从此，篆刻以纯艺术的身份参与到我国的审美历史中。可以这样认为，印章的历史，始于殷商；印学的历史则始于明代的文彭。文彭之后，我国的艺术领域中才有了一个新的独立学科枛枛印学，方才有众多的痴痴耕石的篆刻家，使印章这古老之树春意盎然。既然篆刻进入到艺术领域中，那么它的艺术价值就必须具有欣赏性，即“可爱玩”。一方好印必定要“耐玩”才行。而“耐玩”的东西不仅要美，更要有“气味”。绘画求“气韵生动”，而印将“气”、“韵”都落实到“味”上。具体的讲落实到篆与刻的两个过程之中，我们欣赏一方印章，不在乎是闲章还是官印，不在乎是吉语印还是鉴藏印，关键在于：印文、章法、刀法这些要素，因为由此可见到作者的天赋与修养功底。综上所述，我们得知篆刻的欣赏要从溯流求源入手，即从了解，认识汉印开始。一般来讲，自刘邦兴汉至魏晋、南北朝这个时期，流传下来的印章从风格到采用的字体，无论形式、内容变化都不大，根据近代印人的习惯，就形而论，一概视为“汉印”。汉印的艺术风格和特征表现在：１、逐渐取消了印的界格；２、印文使用了形体屈满、方正、线条平直、变化有致的缪篆。通过笔画的申张、盘回、增减、挪移、穿插、变形等不同的处理设计，把印面上没有界格的大小、长短和方园不等的印字，根据印的不同形状调理得非常妥贴。３、在一方印章中篆法是表现章法的主要组成部分，使汉印成为肥不臃肿，瘦不枯槁的形态。展现出一副布局严谨、布白匀称、虚实均衡、气势雄壮的构图。通过掌握上述汉印的特征，增加了欣赏水平，最后归纳为鉴赏三部曲，即书法、刀法、章法。概括的讲，欣赏篆刻作品，章法是关键、书法（指篆书）是基础，刀法是技巧。优秀的篆刻作品，首先在视觉上给人的印象是章法即朱白分布，文字结构与整个印文的会意贯通。从其中可以透射出作者的审美观和创造才能。可以说是“方寸之间，气象万千”。篆刻家的艺术素养及悟性跃然纸上。这样的作品，其章法、书法、刀法所蕴含的内质就高，风格也就传统、独特，形式上也就耐人寻味，因而有着源源不竭的生命力。二、超凡脱俗，返璞归真 在艺术发展史上，无数事实表明，智者对美的感悟力都是相近的。在基本掌握了篆刻作品的欣赏能力之后，如何深刻理解篆刻作品的功力及内涵就摆在了我们的面前。由于“诗、书、画、印”被称为中国艺术的四绝，所以对印章的欣赏就要扩大提高理论水平，即不但要从印章的表面形式探讨技法、章法，还要借鉴，学习其它艺术的欣赏方法，如观摩书法、绘画、雕塑、音乐、文学等，要阅读这些诸如“篆刻学”、“汉印文字徵”之类的专业书籍，藉以提高个人的艺术修养素质，达到超凡脱俗、返璞归真的境界。所谓超凡脱俗，就是在欣赏印章时注意到作品的情感空间；是浑厚、雄壮还是萧散、悲切，是紧张凝重还是轻松、自由。能够看出作品由疏缓到急促的流变，由外到内的、骤然的、活动点与静态块面的波动，而最终归向原始情感。沃尔特·佩特曾说“所有的艺术都在不断地向着音乐的境界努力”。当时间形式由远近不同的跳跃，表现为有规律的节奏；空间形式由粗砺与优雅、不安与宁静的组合演变为对称、呼应的节奏，我们的美的感受则极为自然地由对音乐的感受移向对装饰趣味的感受。它不但唤起了视觉的欲望，更激发了大脑思维的欲望，从而触发引导读者的艺术想象。这样的作品就达到了“取精用宏、印外求印”的新境界，完成了“追摹古人得高趣，别出新意成一家”的创作过程。这一最终结果也就是篆刻艺术在进行冷静的思考后，通过艰难的风格蜕变周而复始，返璞归真的历程。综上所述，篆刻艺术的欣赏，已经涉及到了印章艺术的实质，并以汉印为例，分析了构成汉印艺术的一些基本特征，使人们认识到篆刻何以具有深厚质朴美的原因所在，完成了印章的审美过程。总之，篆刻艺术作为一门专门艺术受到世人越来越多的关注，得到国内外众多爱好者的欣赏，为了便于理解和欣赏，现将篆刻艺术作如下归纳，作为共同的探讨。仔细写印，结构严紧。疏可跑马，密不容针。方中有园，运刀稳准。外柔内刚，绵里藏针。肥不臃肿，瘦中有筋。宁拙勿巧，浑厚圆润。快狠奏刀，痛快漓淋。不加修饰，自然天真。小玺神定，巨印雄浑。继承传统，推陈出新。
（1）联系工作实际选题要结合我国行政管理实践（特别是自身工作实际），提倡选择应用性较强的课题，特别鼓励结合当前社会实践亟待解决的实际问题进行研究。建议立足于本地甚至是本单位的工作进行选题。选题时可以考虑选些与自己工作有关的论题，将理论与实践紧密结合起来，使自己的实践工作经验上升为理论，或者以自己通过大学学习所掌握到的理论去分析和解决一些引起实际工作问题。（2）选题适当所谓选题要适当，就是指如何掌握好论题的广度与深度。（3）选题要新意所谓要有新意，就是要从自己已经掌握的理论知识出发，在研究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善于发现新问题，敢于提出前人没有提出过的，或者虽已提出来，但尚未得到定论或者未完全解决的问题。只要自己的论文观点正确鲜明，材料真实充分，论证深刻有力，也可能填补我国理论界对某些方面研究的空白，或者对以前有关学说的不足进行补充、深化和修正。这样，也就使论文具有新意，具有独创性。选题技巧：技巧—：依据学术方向进行选题。论文写作的价值，关键在于能够解决特定行业的特定问题，特别是在学术方面的论文更是如此。因此，论文选择和提炼标题的技巧之一，就是依据学术价值进行选择提炼。技巧二：依据兴趣爱好进行选题。论文选择和提炼标题的技巧之二，就是从作者的爱好和兴趣出发，只有选题符合作者兴趣和爱好，作者平日所积累的资料才能得以发挥效用，语言应用等方面也才能熟能生巧。技巧三：依据掌握的文献资料进行选题。文献资料是支撑、充实论文的基础，同时更能体现论文所研究的方向和观点，因而，作者从现有文献资料出发，进行选题和提炼标题，即成为第三大技巧。技巧四：从小从专进行选题。所谓从小从专，即是指软文撰稿者在进行选则和提炼标题时，要从专业出发，从小处入手进行突破，切记全而不专，大而空洞。[3]
阿尔贝·加缪（1913-1960）Albert Camus生平及作品阿尔贝·加缪，法国作家，1913年11月7日生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的阿尔及利亚的蒙多维——法属阿尔吉利亚，父亲是欧洲人，母亲是西班牙血统，自己却在北非的贫民窟长大。父亲作为一战的士兵战死疆场，加缪直接参加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抵抗运动。从少年时代起，贫穷与死亡的阴影就与加缪长相伴，这使加缪更能深切地体会人生的荒谬与荒诞，在他的一生中，无论是他的作品还是他的现实人生，他都在与荒诞作斗争。处在思潮动荡的时代，加缪一直纠缠在艺术家和政治家之间。1942年，加缪离开阿尔及利亚前往巴黎，他开始秘密地活跃于抵抗运动中，主编地下刊物《战斗报》。在这个时期，加缪不躲避任何战斗，他反对歧视北非穆斯林，也援助西班牙流放者，又同情斯大林的受害者……他的许多重要作品如小说《局外人》、《鼠疫》，哲学随笔《西西弗神话》和长篇论著《反抗者》都在这个时期出世。1957年，他因为“作为一个艺术家和道德家，通过一个存在主义者对世界荒诞性的透视，形象地体现了现代人的道德良知，戏剧性地表现了自由、正义和死亡等有关人类存在的最基本的问题”，被授予诺贝尔文学奖。 加缪1935年开始从事戏剧活动，曾创办过剧团，写过剧本，当过演员。戏剧在他一生的创作中占有重要地位。主要剧本有《误会》（1944）、《卡利古拉》（1945）、《戒严》（1948）和《正义》（1949）等。除了剧本，加缪还写了许多著名的小说。中篇小说《局外人》不仅是他的成名作，也是荒诞小说的代表作。该作与同年发表的哲学论文集《西西弗的神话》，在欧美产生巨大影响。长篇小说《鼠疫》（1947）曾获法国批评奖，它进一步确立了作家在西方当代文学中的重要地位，“因为他的重要文学创作以明彻的认真态度阐明了我们这个时代人类良知的问题”，1957年加缪获得诺贝尔文学奖。1960年，在一次车祸中不幸身亡。 加缪在荒诞的车祸中丧身，实属辛辣的哲学讽刺。因为他思想的中心是如何对人类处境做出一个思想深刻的正确回答……人们毫不感到意外，我们的时代接受了加缪的观点。血腥的再次世界大战，可怕的氢弹威胁，这一切使现代社会能够接受加缪严肃的哲学，并使之长存于人们的心中。 ——《纽约时报》对加缪之死的评论 加缪在50年代以前，一直被看作是存在主义者，尽管他自己多次否认。1951年加缪发表了哲学论文《反抗者》之后，引起一场与萨特等人长达一年之久的论战，最后与萨特决裂，这时人们才发现，加缪是荒诞哲学及其文学的代表人物。 加缪的创作特色是用白描手法，极其客观地表现人物的一言一行。文笔简洁、明快、朴实，保持传统的优雅笔调和纯正风格。他的“小说从严都是形象的哲学”，蕴含着哲学家对人生的严肃思考和艺术家的强烈激情。在短暂的创作生涯中，他赢得了远远超过前辈的荣誉。他的哲学及其文学作品对后期的荒诞派戏剧和新小说影响很大。评论家认为加缪的作品体现了适应工业时代要求的新人道主义精神。萨特说他在一个把现实主义当作金牛膜拜的时代里，肯定了精神世界的存在。 作品：《误会》、《卡利古拉》、《戒严》、《正义》、《局外人》、《西西弗的神话》、《鼠疫》等。 小说简介： 小说《局外人》是加缪的成名作。加缪把《局外人》的主题概括为一句话：“在我们的社会里，任何在母亲下葬时不哭的人都有被判死刑的危险。”这种近乎可笑的说法隐藏着一个十分严酷的逻辑：任何违反社会的基本法则的人必将受到社会的惩罚。翻开加缪的《局外人》，我们看到的第一句话是“今天，妈妈死了。”可是陡然一转：“也许是昨天……”一折一转，看似不经意，却包含了无限意味。“妈妈……”，这样亲昵的口吻分明只会出自孩子的口中，可是说话人恰恰不是孩子，而是一个叫默而索的年轻人。默而索不用成年人说的“母亲”而说“妈妈”，这首先就让我们感动。我们会想：他在内心深处该是对母亲蕴藏着多么温柔多么纯真的感情啊！可是他接到母亲去世的电报时没有哭，就是在母亲下葬时也没有哭，他糊里糊涂地看着母亲下葬，甚至不知道母亲的年龄……尤其令我们感到愤慨的是：在母亲下葬后的第二天，他就去海滨游泳，和女友一起去看滑稽影片，并且和她一起回到自己的住处。这就是那个看起来对母亲饱含深情的默尔索么？可是不止于此，当名声不好的邻居要惩罚自己的情妇，求他帮助写一封信，他竟答应了。老板建议他去巴黎开设一个办事处，他毫无热情。对于巴黎这个国际大都市，他说：“很脏。有鸽子，有黑乎乎的院子……”对自己的婚姻大事，他表示无论什么都行。最后，他迷迷糊糊地杀了人，在法庭上他一点也不关心法庭对自己的审判。在就要被处死的前夜，他居然感到他“过去曾经是幸福的”，“现在仍然是幸福的”。他大概觉得这还不够，他又说了这样一句让人莫名其妙的话：“为了使我感到不那么孤独，我还希望处决我的那一天有很多人来观看，希望他们对我报以仇恨的喊叫声。”默而索的消极、冷漠、无动于衷、执着于瞬间的人生等无疑具有一种象征的意义：荒诞，这个存在主义作家们一直念念不忘的关键词。《局外人》正是荒诞人生的一幕。莫尔索也是西西弗的兄弟。而加缪在为美国版《局外人》写的序言中说：“他远非麻木不仁，他怀有一种执着而深沉的激情，对于绝对和真实的激情。”这也许是不错的，莫尔索就是加缪心目中那种“义无反顾地生活”、“尽其可能地生活”的人，他声称自己过去和现在都是幸福的。这正符合加缪的想法：“幸福和荒诞是同一块土地上的两个儿子”，幸福可以“产生于荒诞的发现”。默而索是在监狱里获得荒诞感的，一声枪响惊醒了他。于是，默而索成了荒诞的人，也就是加缪所以为的幸福的人。 《局外人》是法国作家加缪的成名作，同时也是存在主义文学的杰出作品之一，该书以一种客观记录式的”零度风格”，粗《局外人》线条地描述了主人公默而索在荒缪的世界中经历的种种荒缪的事，以及自身的荒诞体验。从参加母亲的葬礼到偶然成了杀人犯，再到被判处死刑，默而索似乎对一切都无动于衷，冷漠的理性的而又非理性的存在着，他像一个象征性的符号，代表了一种普遍的存在，又像是一个血红色的灯塔，具有高度的警示性。主要因为这部小说加缪获得1957年的诺贝尔文学奖。 《局外人》的主人公莫尔索是阿尔及尔一个公司的法国职员，一个年轻的小伙子。小说通过自述形式来表现出莫尔索对一切都似乎漠不关心，无动于衷。具体的细节不加赘述。小说分两个部分，第一部分叙述莫尔索回到乡下参加母亲的葬礼，以及到他莫名其妙地在海滩上杀人。这一部分按时间顺序叙述，像记流水帐，显得有些啰嗦。我们看到的莫尔索是那么冷漠，简直只是个纯感官的动物，没有思考。莫尔索杀人仅仅是因为太阳，这看起来真的显得荒谬，可事实就是如此。 第二部分是莫尔索被审讯的过程。这一部分主要通过莫尔索在监狱里的生活，他逐渐习惯了失去自由，靠回忆打发日子。他想的东西很多，但是他对死并不感到恐惧和悲哀，他认为30岁死或70岁死关系并不大。他拒绝神甫为他祈祷，他因为不耐烦而终于爆发。“他人的死，对母亲的爱，与我何干？……他所说的上帝，他们选择的生活，他们选中的命运，又都与我何干？”死亡的前夜，莫尔索第一次向这个世界敞开了心扉，他觉得自己过去是幸福的，现在仍然是幸福的，他至死都是这个世界的“局外人”，他感受到了自己生之世界的荒谬，他至死幸福。 《卡里古拉》讲述的是古罗马时代的故事。古罗马皇帝卡里古拉在一个偶然的机会悟到了人生的真理－－人难逃一死所以并不幸福。世界的荒诞令人无法容忍，而人们却偏偏缺乏认识，生活在假象中。在荒诞面前，在恶的命运面前，人们麻木不仁，于是他采取极端的办法，把自己装扮成命运的模样，实行暴政，任意杀戮，使人们深感难以活下去从而清醒，认清命运的真正面目。可悲的是卡里古拉自己倒成了恶的化身，荒诞的代表，最终走向了毁灭。 《西西弗的神话》：西西弗是个荒谬的英雄。他之所以是荒谬的英雄，是因为他的激情和他所经受的磨难。他藐视神明，仇恨死《西西弗的神话》亡，对生活充满激情，这必然使他受到难以用言语尽述的非人折磨。他以自己的整个身心致力于一种没有效果的事业。而这是为了对大地的无限热爱必须付出的代价。”当加缪这样看这个古代神话中的人物时，存在主义的哲学之眼就进入了那个古代的神话。他赞美西西弗这个抗拒荒谬的英雄。加缪的一生也可以这么看，在悲观中乐观地生存，积极地介入生活与社会，与命运抗争，与政敌抗争，与一切不正义的现象抗争；他爱生命，爱艺术，他承认生命的荒谬，但是他绝不是一个单纯的虚无主义者。 《鼠疫》是一部寓言体的小说。它是一篇有关法西斯的寓言。当时处于法西斯专制强权统治下的法国人民———除了一部分从事抵抗运动者外———就像欧洲中世纪鼠疫流行期间一样，长期过着与外界隔绝的囚禁生活；他们在“鼠疫”城中，不但随时面临死神的威胁，而且日夜忍受着生离死别痛苦不堪的折磨。加缪继续他的存在主义主题：世界是荒谬的，现实本身是不可认识的，人的存在缺乏理性。加缪自己曾这样说：“《局外人》写的是人在荒谬的世界中孤立无援，身不由已；《鼠疫》写的是面临同样的荒唐的生存时，尽管每个人的观点不同，但从深处看来，却有等同的地方。”但是从《局外人》到《鼠疫》加缪的思想已经发生了变化。里厄医生不再如莫尔索那样对一切都漠不关心，他与不知从何而来的瘟疫展开斗争，而且在斗争中，他看到爱情、友谊和母爱给人生带来的幸福。里厄医生的人不是局外人，他看到了只有道德高尚、勇于奉献画的人联合起来战胜瘟疫，人类社会才有一线希望。小说结构严谨，人物性格鲜明，对不同处境中人物心理和感情的变化刻画得深入细致；人与瘟神搏斗的史诗篇章、生离死别的动人哀歌、友谊与爱情的美丽诗篇、地中海的奇幻画面，增加了小说的艺术魅力。[编辑本段]思想与哲学人道主义思想 加缪的思想，其核心就是人道主义，人的尊严问题，一直是缠绕着他的创作、生活和政治斗争的根本问题。《西西弗斯神话》和《局外人》构成了加缪文学创作的母题，包含着加缪未来作品的核心问题。书中，西西弗斯的幸福假设的提出，其本质动机，不在荒诞，荒诞既不能告诉我们幸福，也不能告诉我们不幸，之所以加缪假设西西弗斯是幸福的，是因为他认为只有幸福的生活才符合人的尊严，被责为永罚，却幸福，这绝对是一种反抗，也是在这种条件下唯一可能的反抗形式，而反抗才能体现尊严。加缪在假设西西弗斯幸福的时候，充分运用了想象和独断，其潜台词，却是人类尊严的需要。由荒诞的出发点，萨特走向焦虑和不安，而加缪走向幸福，萨特是思辨后的结论，加缪却是激情洋溢的独断。 二元对立 加缪的创作存在大量的二元对立的主题，其中有一些直接作为书名如反与正，流放和王国等，荒诞和理性，生与死，堕落和拯救，阳光和阴影，有罪和无辜这些二元对立的主题经常成对出现，而且互不取消，甚至有相反相成的意思，这是他的一大特点和魅力之所在，加缪在他的随笔中数次使用这样的修辞方式：用一片黑暗来形容明亮的阳光。随笔中也许不过是一种修辞，但这种修辞代表的思维方式却贯穿了加缪几乎全部的创作，成为他的重要特色。无论是他的小说还是戏剧，或是哲理随笔，都看不到逻辑的一贯性，到处都隐含着矛盾，这在别的作家那里，这可能是个致命的弱点，可从加缪的作品中体现的却是复杂的深刻，丹麦物理学家玻尔说过："和小真理相对的当然是谬误，可是和伟大的真理相对的仍然是伟大的真理。"正是在这样对矛盾的正视当中反映了人类思维的局限及其和世界的断裂。二元对立的两极互相为对方的存在而存在，形成强大的张力，悖论和歧义性、多义性在此从生，这也成为加缪难以被定义的地方，其间人道主义一以贯之，然而人道主义本来就是意义含混的词。 二元对立其实是西方的传统思维习惯，但是传统的二元对立主要是主客关系，善与恶，美与丑等一系列概念，但在加缪那儿，这些传统的理念被抛弃了，善恶美丑问题被诸如流放和王国，阳光和阴影这样的形象所取代。甚至在讲述一桩杀人案的《局外人》中，传统的罪与无辜的问题竟消解于无形之中，只是作为一个背景存在。加缪的这些悖论性的理念没有给他找到理论上的出路，却使他的小说和戏剧有了令人捉摸不定的多义性，成为意义之源。在美学的意义上，则是用简单，毫不修饰的语言产生让人困惑的效果，这在《局外人》和《堕落》中最为明显。 存在主义 加缪是一个存在主义者吗？加缪一贯反对别人给他加上的存在主义的标签，但是，在他接受诺贝尔文学奖的时候，颁奖词中依然称他为存在主义者，这说明存在主义绝非空穴来风。事实上加缪是存在主义者。理由如下： 1、存在主义不是一种理论体系严密的流派，而是一种包容了各种各样思想的一种思潮，在各种公认的存在主义思想之间也存在着尖锐的矛盾。那么判断某种思想是否属于存在主义就不应该看它们是否有相同的方法论和公理预设。存在主义反映的是人面对世界感到的一种情绪，孤立无援，个人承担无意义的世界，荒谬而没有尽头，人处于一种"被抛"的境地，也就是说，每个人都是西西弗斯，差别只在是否认识到这一点，就象西西弗斯神话中说的，"起床，电车，四小时办公室或工厂的工作，吃饭，电车，四小时的工作，吃饭，睡觉，星期一，星期二，星期三，星期四，星期五，星期六，大部分的日子一天接一天按照同样的节奏周而复始地流逝。可是某一天，'为什么'的问题浮现在意识中，一切就都从这略带惊奇的厌倦中开始了。'开始'，这是至关重要的。厌倦产生在机械麻木的生活之后，但它开启了意识的运动。"在加缪的作品中，对于存在的恐惧，荒诞的感受，都得到了很好的表现，存在主义的重大主题在加缪那儿都有表现，而且用的是存在主义的方式。 2、加缪不是萨特式的存在主义，但存在主义不是萨特的专利，况且萨特也曾经拒绝过存在主义这个标签。加缪反对存在主义这个标签主要也是为了和萨特划清界限，因为当时的舆论界基本上认为所谓存在主义就是萨特式的存在主义。加缪与萨特的思想有分歧，但也有不少共同点，尤其是荒诞的思想，和面对荒诞的态度，虽然加缪不强调自由选择。俩人的分歧主要是对待革命和历史，以及对苏联的态度。而分歧的根源在马克思主义，萨特战后受马克思主义影响，而加缪一贯反对马克思主义，尤其是历史主义。萨特是个哲学家，更多的被理念所缠绕，抽象得多，加缪的哲学思想更多来源于感性生活，直接体验，这一点在加缪的散文里体现的最为明显，他深深热爱的阿尔及利亚对他而言就是这种感性生活的代表，他一生都没有放弃地中海式的生活方式的理想，西西弗斯神话和存在与虚无是两本截然不同的书，这种不同不是表现在观点的分歧上，而是表现在思考问题的方式上，同样是荒谬，萨特通过一系列的论证说明你不可能不荒谬，而加缪却说，我就在这儿，这就是荒谬，萨特的荒谬意识来源于书斋，加缪可能则来源于山顶上的一阵风。 3、两者的另一重大区别在于萨特强调行动，而加缪老在犹疑不定，在他的小说中，除了鼠疫外，行动几乎没有什么意义，特别是《局外人》中，更为明显。这本书在二战中出版，当时就有人发出这本书出得是不是时候的疑问，莫尔索和加缪亲自投入的抵抗运动看起来有点格格不入。而强调了行动的《鼠疫》，我却认为写得不好，和《局外人》不在一个档次上，在深刻性上差一些，虽然它取得了很大的成功。加缪和萨特都反对虚无，宣扬反抗，然而加缪的反抗和萨特的反抗是不同的，加缪的反抗更多的是精神上的，即不在于你怎么做，而在于你怎么想，有点精神胜利法的味道，但这种办法使反抗成为一种绝对可能的东西。而萨特恰恰相反，不在于你怎么想，而在于你怎么做。加缪的英雄西西弗斯和萨特的英雄奥莱斯忒（Oreste）是两种不同的英雄。而正是在"反抗"问题上的分歧导致两人几十年的友谊破裂，1951年《反抗者》出版后，加缪和萨特的矛盾发展到顶点，以后他们至死未再见面。 加缪离开人世已经有数十年，当年的纷纷扰扰不再，我们也能以更超脱的方式重新理解他的作品和他的生活方式，回答他在近半个世纪前提出的种种问题，我们也会对他那些谜一般的作品有种种猜想，无论如何，我们都无法想象将加缪置于我们思考的视野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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篆刻是一门独特的艺术，有悠久的历史，是优秀的中国传统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下面是由我整理的关于篆刻的学术论文，谢谢你的阅读。
浅谈清代篆刻艺术
摘要：篆刻艺术是一门独特的艺术，有悠久的历史，是优秀的中国传统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体现“金石味”、以刀代笔、在仅有的“方寸天地”之内抒发文人的情怀、表现天地万物是篆刻艺术对人类文明的一大贡献。文章以清代篆刻艺术为研究对象，探讨清代篆刻艺术兴盛的原因和代表人物、作品及影响。
关键词：篆刻艺术;清代;代表人物
篆刻艺术，就是在金属、象牙、犀角、玉、石等材质上雕刻篆体文字的艺术。因以制作印章为主，故而又称印章艺术。虽然历代有隶书入印、图形入印、楷书入印等，但在历史的选择中均没有成为制印的主流，因其印面多用篆书体，所以习称篆刻。
一、篆刻艺术的发展历史
我国篆刻艺术博大精深、源远流长。自先秦古玺、秦汉印开始至今，出现了许多印人大家及风格流派。然就其整个发展过程来看，如同社会发展，是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繁荣、衰落、繁荣的循环往复的历史过程。
(一)印章艺术的发展
自商代出现印章，在春秋战国时，因政治经济的发展，手工业逐渐发达，印章的用途也逐渐扩大。到秦汉，印章艺术进入第一个繁荣时期。由于国家的统一和政权组织的扩大，社会昌盛，官私印章的使用更为广泛，佩印成为普遍风气，从而促进印章工艺空前发展。印章的文字、形制也发生了重大转变。在印文书体上，由体势趋于平正端和的小篆、摹印篆代替了六国文字，布局均衡严谨和富有装饰，并形成了多样的因势布白手法和构图形式，线条挺劲浑厚，气势雄强，达到很高的艺术水准。秦汉时期还奠定了完整的官印制度。
(二)篆刻艺术的出现
魏晋时期的印章风格多受汉代影响，到了唐宋时，篆法开始衰微。魏晋以后因真行草书盛行，篆书脱离了实用功能，印篆中掺进了隶楷笔法，这种现象越到后来越严重，以致随意改动笔画，篆法错写比比皆是，所以，篆印艺术的衰微似乎也是历史使然。不过唐宋时期的书画艺术逐渐发展起来，开始把印章用于书画。文人士大夫官场不得志，或不满社会，消极厌世，或寄情于山林，致力诗文书画。印章因而也成了他们抒发闲情逸志、诉诸喜怒哀乐的“方寸天地”。特别是宋元以来的中国画越来越明显地趋向于“诗、书、画、印”四位一体的“文人画”形式，更加促进了篆刻艺术的发展。唐宋元是印章发展从实用向欣赏发展的过渡时期。
(三)篆刻艺术繁盛
我国真正的篆刻艺术是从明代兴起，文彭以汉印规范印学，推广石质篆刻材料，广收门徒，普及篆刻艺术。到了清代，篆刻艺术在形式和内涵上超越了前代，出现了万紫千红、派别林立、百家争鸣的局面。像皖派、浙派、邓派、吴派、赵派等众多的印学学派，造就了赵之谦、吴让之、邓石如、吴昌硕等一大批印坛巨匠，成就卓著。清代的印风一直支配和影响着中国印学的发展，对当今的篆刻家来说，仍有继承和借鉴之意义。
二、清代篆刻艺术兴起的原因
进入清代，在金石、文字学迅速复兴并推动书法界好古风气的同时，篆刻艺术也获得了极大的提高。大家为了深入研究、把握第一手实物资料，一时汉碑、汉印、金文款识等的收集、整理之风随之而起，这就大大推动了书法、篆刻艺术的繁盛，同时清朝时期相对安定的社会环境、繁荣的国内经济、清廷注重文化的政策，清代主流学术的影响，以及其它艺术对篆刻艺术的滋养均对篆刻艺术的繁盛起了重要作用。
(一)文字的影响
从乾隆朝开始，书法的发展异军突起，一批长于金石古刻的书家从帖学的包围中突围而出，举起了振兴篆隶的大旗。篆书和隶书在历史上都曾有过辉煌的年代，邓石如、钱坫、桂馥等，他们的成就可以说直接秦汉远在唐人之上了。在“帖学”之外为清代书法的发展另辟蹊径，篆书和书法的结合引起了清朝书法艺术的复兴，有了“篆隶中兴”的成功经验，书法界学习古碑刻的热情进一步高涨，在新书法形成的发展浪潮中，清朝的篆刻艺术也进入了一个全面振兴的新时代。篆刻离不开篆书，清代篆书的复兴，为篆刻艺术提供了必要的艺术载体和肥沃的生长土壤。
(二)金石学的影响
金石之学始于宋，它的任务是“研究中国历代金石之名义、形式、制度、沿革，以及所刻文字图像之体例、作风。清代金石学的兴盛对当时篆刻的发展也产生了重要影响，金石学还有玺印的研究在清朝这一形势下，治印者与学者们一样，也接触了大量金石文字，并在赏鉴、研究过程中触发了艺术的灵感，提高着印章的审美能力，并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他们的篆刻实践。金石学对古代印章的研究，加深了人们它的理解，也直接丰富、深化了篆刻艺术的各种风格，金石学中各门类的研究，扩大了篆刻艺术以资取法的范围，直接孕育了“印外求印”理论。从现象上看，清代著名篆刻家数量之多，成就之高在印史上都是空前的，而且他们常常是篆刻家、金石家、书法家、画家等双重甚至多重身份集于一身，也统一于一身。
(三)其它影响因素
清朝篆刻艺术的兴盛从更深的层次去探讨，与清朝的文化背景、政治质素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首先，清王朝的建立，割断了明末诸贤所形成的浪漫书风，把偏离主线的书法革新局面重新扳回到中和体系上来。石质印材引入制印领域对篆刻艺术的发展也起到了推动作用。同时还有清代稳定的社会经济和文化生活的丰富、发展对篆刻艺术产生了需求。另外作为篆刻主体的制印者，他们在社会中的地位不断提到，文化层次的提高对篆刻艺术的发展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三、清代篆刻艺术代表人物、作品及影响
清代是篆刻艺术发展史上的又一座高峰，风格各异，流派独立，特别是在清代碑学盛行时，碑学家无不兼擅篆刻，可以说清代的碑学与篆刻学是相辅相成的。在清代，最有影响者当属浙派、邓派和黔山派。浙派为丁敬首创。以古玺和秦汉印为宗，有刚劲朴茂、雄健苍古之目。邓派亦称新皖派，以邓石如为代表。石如工四体书，“书自印出，印由书出”，推崇阴柔，以圆取胜，作品苍劲质朴，恢弘酣畅，洒脱清新，自成面目。对吴让之、赵之谦、吴昌硕等后学晚辈有较大影响。黔山派，为黄士陵所创。士陵早年学吴让之，取法古玺，于浙、皖两派之外另辟蹊径。布局峻峭，用刀凌厉，平洁光滑，静中见动，古雅秀美。承继者有黄石、李尹桑、乔大壮等。现着重介绍两个颇具代表性的派系―浙派和邓派。 (一)丁敬和浙派
浙派兴起于清代乾隆嘉庆年间，由丁敬创始，继起的有蒋仁、黄易、奚冈等人。四人篆刻风格较近，但又各具特色，蒋仁以朴拙取胜，黄易和奚冈则以秀逸著称。与陈豫钟、陈鸿寿、赵之琛、钱松继合称为“西冷八家”。“西冷八家”是浙派的代表，反映了国人对乡先贤的尊崇，因都是浙江杭州人，后人就把他们及效法他们艺术风格的印家，总称为“浙派”。浙派崇尚秦汉玺印，应用坚挺的切刀来表现秦汉风貌，以其古朴雄健的风格有别于柔美流畅的皖派诸家，所以有“皖派阴柔，浙派阳刚”的评论，浙派艺术支配清代印坛这一个多世纪，影响极深远。
丁敬远承何震，博采众长，不主一家。著有《武林金石录》、《砚林印谱》等，以“碎刀”为技法，千变万化，强调节奏起伏，锋颖明快，线条呈现轻重疾涩的变化，能有效的克服明人浮华的风气、纤巧的弊端。丁敬的篆法特点在于简洁工稳，自然平淡，不假华饰，达到脱尽豪华见真淳的境界。他的“两湖三竺万壑千岩”、“洗句亭”、“采菊东篱下”、“心无妄思”、“启淑私印”诸白文印，篆法逐渐删繁就简，参以隶法，简古平淡，尚率真而厌华巧，颇有高古含蓄、大智若愚之风度。如其中的“水”字旁，多参用隶书写法，“无”字写法则完全借用隶书结体，“启”字则参用简体字。尤令人惊异的是，丁敬在五十五岁时为其诗友大恒和尚所刻祝寿印，以佛教的一个吉祥标志“�”来代“万”字，此符号本梵文“吉祥万德之所集”之义，丁敬将此字置于印的中部，取佛典所云“如来佛胸现大人相”之义，蕴义甚深。自此，后世多有模仿者。
蒋仁诗书画兼工，印风师丁敬，朴拙苍劲，洗练简古，自有创格，别具情趣。因性情耿介，不轻易奏刀，流传作品不多，其代表作有 “真水无香”“邵志纯字曰怀粹印信”等。
黄易著有《小蓬莱阁金石文字》、《秋景庵印谱》等。专研金石学，善山水画，书法以篆隶名世。其治印受业于丁敬，而以稳中求变、灵动清劲出之，章法注重虚实对比，耐人寻味。有“蒋仁尚拙，黄易尚巧”之说。他的“小心落墨，大胆奏刀”，深得个中三昧。
奚冈著有《蒙泉外史印谱》，诗词书画皆有声于当时。篆刻服膺丁敬，印风能拙中见放，透落秀逸之气。篆法方圆互见，更得自然率真。
总之，蒋、黄、奚三家从不同方向对丁敬平方正直一路的朱文印和仿汉白文印有所发挥并走向精熟稳定的阶段，碎刀、短切的刀法进一步强化，呈现出浙派上升期的勃勃生机。
(二)邓石如和与邓派
在清代的印坛上，邓石如是一位别开生面的杰出巨匠，有《完白山人印谱》传世。清代魏锡曾对其作过“书从印入，印从书出”的评论，可以说是对他的艺术特征及其形成因素的深刻剖解。在书写工具上，他突破“秉笔烧毫”之法，充分发挥羊毫刚柔相济的特性，形成体势方圆互见，结构宽阔开张，意态千变万化，线条富有笔情墨趣的雄浑朴茂的篆书新体。篆书风格的变革，为他印风的更新奠定了基础，在书法和刀法、笔意和刀味完美统一上，邓石如大大超越了他的前辈和同时代的人。
他的代表作“意与古会”、“江流有声断岸千尺”、“淫读古文甘闻异言”，具有“古不乖时，今不同弊”的独特印风。前二方在章法上颇有特色，“意”印三密一疏，构图自有空灵之处;“江”印篆法流动自然，婀娜不失刚健，拿浙派驻涩势切刀相异，对角虚实交叉，读来饶有起伏，堪称绝胜之作。“淫”印可以视为邓氏的基本风格，以小篆作白文，颇为大胆，不落陈规。无显匠意，一气呵成，流露明确的自然主义倾向。在刀法方面，此期作品则开始走出徽派印人讲求笔画匀整、工致的习尚，以较为自由的运刀手法表现线条，走刀如笔、转运轻浅的特点已经形成。从这一点上看，邓石如刀法的“写意”性格也已经十分鲜明。
邓石如的篆刻美学思想，直接催生了他的艺术新面目并启迪了后世印人。他提出“刻印白文用汉，朱文用宋”，阐发了不同形式的印章用篆的差异性：他以“刚健婀娜”这一审美境界作为自己追求的目标。他在章法上强调“计白当黑，奇趣乃出”、“疏处可以走马，密处不使透风”的对比效应。以求生动出奇趣，呼应得平衡的视觉效果。
三、结语
篆刻艺术作为国粹之一，它经历了漫长的发展过程，记载着厚重的悠久传统。篆刻是书写、刻印、转印相结合的艺术，是浓缩的、有蕴含的美，其融万千气象于方寸之间，篆刻艺术作为中华民族多种艺术形式中的奇葩，除了它具有实用价值以外，还有独特的审美价值。寸方天地、刀石生趣的篆刻艺术，以其独特的创作形式和艺术魅力，深受历史文人雅士的青睐。千百年来，传承演进、异彩纷呈、经久不衰。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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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褚晓琼()，女，浙江嘉兴人，本科，副研究馆员，浙江省嘉兴市文化馆，群文专业书法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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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隋唐宋金元印章 隋代统一南北，年代虽短，印章制度却产生了非常大的变动，印章以实用为主，印面变大，朱文印增多，印文线条开始缠绕折叠等等。自此，随着文人的参与，官印与私印开始彻底地分化了，并产生了许多全新的印章类型。 1、 官印 。这一时期的官印以实用为目的，一般用铜质印材，并以印面的大小来区分官吏的等级。所不同的是大凡少数民族入主中原后，官印中有的会加入本民族的文字。一般而言，唐代官印的印文线条较为均匀，与边框线条的粗细的差别不大，显得疏朗、空灵，它作为一种古代实用印章的新的表现形式，从某种意义上讲是朱文印式发展的先河。宋代及宋以后，官印的边栏日渐加宽，文字则以“九叠篆”为主，显得繁琐造作，少有天趣。而有一种低下职位的官印——“朱记”印，由于不拘成法，自然真率，在篆刻艺术发展史上独树一帜。 2、 私印 。隋唐私印传世极少。唐宋时期，由于皇帝雅好书画，富于收藏，出现了专门的书画鉴藏印。文人士大夫也开始使用并介入印章的制作，他们既不属于一般官印的“板”，又不甘于一般私印的“俗”，当然也不满足于先前印章的形式与使用方法，从而逐渐产生了许多全新的印章形式。除了姓名印外，还出现了收藏印、斋馆印、字号印、词句印等等。这些印，在形式上大致存在两种追求，即对唐阳文官印的模仿和对汉白文印的效法，前者与唐代篆书的复兴有关，后者则与金石学的兴起有关。元代以赵孟睢⑽崆鹧芪淼脑煳挠∈胶头潞郝孜挠∈降某鱿郑蚩戳俗桃帐醯男率贝曛咀抛桃帐醯木跣选 作为实用的私印，唐宋以后，特别是到了元代，隶书印、真书印愈来愈为人们所使用，并逐渐演化为最简朴的“元押”，它作为私印以极端简单的形式表现，具有独特的审美趣味。 隋唐官印 隋唐至宋元,乃至南北朝，是中国印章艺术的相对低潮时期。隋唐官印存世极少。隋朝短祚，唐代制度据宋人宋敏求《春明退朝录》记载，规定要上缴废印。一律送至礼部员外郎，先在厅前的大石上碎其字然后在销毁，故传世唐印更少。清以前甚少有这方面的资料，清人瞿中溶《集古官印考》收录了唐以来的官印一百多方，但只有考证，不见印文。1916年罗振玉著《隋唐以来官印集存》录有二百八十多方，有关隋唐以来的官印方有专书著录。 隋唐官印的一个特点是尺寸明显增大,一般在5至6厘米见方。另一个特点是改用朱文,这是因为南北朝后纸张代替了竹木简,废除了泥封之制,开始用印色直接钤盖在纸帛上。在纸帛上钤印,朱文的清晰醒目优于白文。又由于纸用面积都较大,以往的小印很难与之协调,印面自然也较汉魏时放大了许多。尺寸的扩大,细朱文篆体布白易失之疏散,所以隋唐以后的官印逐步脱离了汉篆风貌。为了追求章法上的匀整,对疏处以屈曲盘绕的笔画充实之,萌发了“九叠篆"的早期形态。 隋唐官印的印文仍以标准小篆为宗,篆法圆劲朴茂,结体行刀自然流畅,体势较为自由,显得拙朴生动。它即不像汉魏时代那样方正取势、印画布满,转折角度非常分明,也不像宋元以后官印那样过于追求“九叠文”形式,而是较少模式化,印的边栏也与印文基本相同,整体上谐调统一,气势浑然,有一定的艺术价值。 朱记>>>> 南齐.永兴郡印 隋.广纳府印 隋.观阳县印 唐.平琴州之印 唐.唐安县之印 唐.静乐县印 唐.齐王国司印 唐.瓜沙州大金印 唐.中书省印 唐.涪娑县之印 唐宋宫廷印 宫庭在书画作品上钤印,应该说始于唐而盛于宋。唐太宗曾自书“贞观”二字的联珠朱文印,命玉工刻成后,专门盖在内府珍藏的书画典籍上。之后,唐玄宗有“开元"长方印专门用作鉴藏名迹的记号。张彦远《书法要录》引窦皋《述书赋》载:“贞观、开元,文止于二”。 宋朝皇帝徽宗赵佶雅好书画,喜欢在御府收集的名书画之上和自画的作品上加盖鉴藏印。因此,宋徽宗时代御府装卷,常常钤有许多印章,琳琅满目。特剧是手卷形式,在绫天头、前后隔水、本幅和贉尾纸等位置上,内府各印的钤印几乎成为一种固定的模式。最多见的有“大观”、“颐和”、“宣和”等联珠形式的小玺印和一枚圆形双龙印。宋高宗也有“绍兴”、“御书之宝”等鉴藏印。 唐宋文人士大夫印>>> 唐.贞观 五代南唐.建业文房之印 宋.宣和 宋.宣和 宋.政和 宋.绍兴 宋.绍兴 宋.绍兴 宋.双龙玺 宋.内府书印 隋唐官印 隋唐至宋元,乃至南北朝，是中国印章艺术的相对低潮时期。隋唐官印存世极少。隋朝短祚，唐代制度据宋人宋敏求《春明退朝录》记载，规定要上缴废印。一律送至礼部员外郎，先在厅前的大石上碎其字然后在销毁，故传世唐印更少。清以前甚少有这方面的资料，清人瞿中溶《集古官印考》收录了唐以来的官印一百多方，但只有考证，不见印文。1916年罗振玉著《隋唐以来官印集存》录有二百八十多方，有关隋唐以来的官印方有专书著录。 隋唐官印的一个特点是尺寸明显增大,一般在5至6厘米见方。另一个特点是改用朱文,这是因为南北朝后纸张代替了竹木简,废除了泥封之制,开始用印色直接钤盖在纸帛上。在纸帛上钤印,朱文的清晰醒目优于白文。又由于纸用面积都较大,以往的小印很难与之协调,印面自然也较汉魏时放大了许多。尺寸的扩大,细朱文篆体布白易失之疏散,所以隋唐以后的官印逐步脱离了汉篆风貌。为了追求章法上的匀整,对疏处以屈曲盘绕的笔画充实之,萌发了“九叠篆"的早期形态。 隋唐官印的印文仍以标准小篆为宗,篆法圆劲朴茂,结体行刀自然流畅,体势较为自由,显得拙朴生动。它即不像汉魏时代那样方正取势、印画布满,转折角度非常分明,也不像宋元以后官印那样过于追求“九叠文”形式,而是较少模式化,印的边栏也与印文基本相同,整体上谐调统一,气势浑然,有一定的艺术价值。 朱记>>>> 南齐.永兴郡印 隋.广纳府印 隋.观阳县印 唐.平琴州之印 唐.唐安县之印 唐.静乐县印 唐.齐王国司印 唐.瓜沙州大金印 唐.中书省印 唐.涪娑县之印 “朱记”官印 唐宋官印中还有末尾不用“印”,而用“记”或“朱记”的,后人谓之“朱记”。当然,这个“朱记”与泛指唐宋以后印章蘸红色印泥,钤于纸帛上,显得殷红醒目的那个“朱记”是两回事,可以说这两个“朱记”的概念是完全不同的。 唐宋朱记,具有特定的格式,它的主要特征为:不全用篆书入印,而出现以隶书或楷书入印；印文较少盘曲折叠,章法结构拙朴自然,不作刻意安排；四面多是长方形状的；最后一条,也是最显著的一条,印文最末均有“记”或“朱记"的字样。这类官印是中下级官印的专利品，其文字朴实、稚拙,自然真率,绝无一般官印排叠装饰、基本布满的特征,给人以满不在乎、不经意而为之的感觉,甚而影响北方的辽、金。但正是这种不事雕饰的风貌,倾倒了后世无数篆刻家。结构随意恣肆,笔画欹斜参差,体势屈伸，无所顾忌,字字体现出童稚之趣,给人以憨态可掬、忍俊不禁的诙谐感。但这种似跌跌撞撞的不成熟的个体,被有机地组合在一起后,整体无不包含内在的和谐与均衡。它的美正在于有着活泼灵动的气息,在篆法上不沿袭一般官印的规整、排叠之陈习,不追求横平竖直,布白均匀的模式,在欹斜与挪让中配合默契。有时将笔画隶化或楷化,增加了线条的变化。它的无拘无束,也使不加修饰的章法布白构成那种极端无序,反而有更高层次的意境之美。它既不同于官印的整肃,也与文入印的典雅相去甚远,而与下层百姓的质朴之风一脉相承,是传统民间艺术在印章上的反映。 朱记的独特趣味和意境,为丰富印章艺术做出了贡献,其与众不同的形制,在洋洋大观的篆书印林中独树一帜,开了隶、楷书入印的先河,启发了后世篆刻家不拘成法,勇于创新的思路。 辽宋官印>>> 五代.右策宁州留后朱记 五代.通远军遮生堡铜朱记 宋.都亭新驿朱记 宋.寿光镇记 宋.驰防指挥使记 宋.拱圣下七都虞侯朱记 宋.都检点兼牢城朱记 宋.州南渡税场记 宋.乐安逢尧私记 宋.义振左第一军使记 南宋.建炎宿州州院朱记 辽.开龙寺记 辽.安州绫锦院记 金.北京楼店巡记 唐宋文人士大夫印 唐宋文化艺术兴旺发达，上层社会盛行雅好书画之风。这一时期,文人、书画艺术家辈出,书法、绘画等艺术珍品繁多。印章作为一种独特的艺术样式，与之密切相关,自然要进入他们的行列。因此出现了鉴藏、室名、别号印等“收藏鉴赏”印并不突兀。 唐宋官印相对于秦汉官印而言,已成日薄西山之势。因为官印形制单一呆板,不完全属于艺术,它所体现出来的艺术欣赏性质,只是一种不自觉的行为,而非主观上的追求。官印以外的名印、字号印、闲章,形式多样,尤其是字号印、闲章,则为宋代文人艺术家所独创,已具有相当高的艺术成就。这些文人士大夫用印,一般仍由印工制作,但不拘泥于官印的宽边朱文,而是朱白文并举,多种风格兼容,在文字的使用上表现出很大的灵活性,容纳了大篆、小篆、摹印篆等多种字体，和官印以九叠篆为唯一标准相比,丰富多了。其中体现出这类人群的审美取向。虽然流传不多,但它对篆刻艺术的贡献应该说大得多。另一方面它们沿袭古人风尚,反映出对金石学与印章的关系以及对印章自身的艺术美的追求,无疑与战国、秦汉玺印一脉相承。从艺术这一角度看,它们才是宋代印章的主流。 元文人印>>> 唐.端居室[李泌] 宋.卢渊 宋.张同之印 宋.野夫 宋[木印] 宋.张安道氏 宋.六一居士[欧阳修] 宋.索 宋.秋壑珍玩[贾似道] 宋.楚国米芾 宋.赵明诚印章 宋.云壑主人[吴琚] 宋.齐周氏[周密] 宋.公堇夫[周密] 辽宋官印 宋代官印的尺寸也较大,这是沿袭隋唐以来官印的特点。因文多九叠篆,也叫上方大篆,九叠的“九"字在中国古代常常是代表多的意思,并非九的确数。一般小篆书体,往往有疏有密,结体不易布满。所以就把篆字笔画来回弯曲盘绕,使得四面充实,布白对称饱满,产生均匀整齐,具有装饰性的美感。另外,这种繁复重叠的印文又使人难以辨认,有防奸辨伪的作用,加上巨大的形制,配以比印文宽出三至四倍的粗边栏,显示出官府衙门的庄重整肃、森严而不容轻视的气势。另外“九"为数之终极,也有“乾元用九"的含义,以此暗示皇权的至高无上和“久远”,这种带有封建文化背景的印章形式,迎合了封建统治者的心态。所以,从宋元到明清时期的官印,一直沿用九叠篆印文。 宋代的官印,字形清晰,易于辨认,从其叠篆格式看,虽较唐代进了一步,但却远未达到金元时期叠绕环曲,不留空隙的地步。这种官印本身就具有较强的艺术气质,加上当时铸印的匠师们以此为职业,在无数次的制作中,必然要发现盘曲环绕的文字的艺术美(其实任何一种形式都有其内在的艺术魅力,关键在于作者是不是善于去发掘和展示)再综合自己的艺思浸润进去,使美的东西得以升华，更有一些职位较低的官印，如“军资库印”等篆字极少盘曲，线条圆润浑厚、自然流畅，甚为可爱。因此宋代官印所具有的篆法自然流畅,讲究线条丰润圆通的独特风貌,蕴藏着无数工匠不自觉的审美情趣和追求,蕴藏着他们在长期实践中迸发出的艺术火花。在中国篆刻艺术史上,它完全能据占据一席之地。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宋代官印的款识,其字体凿刻得歪歪斜斜,自然朴拙,有的带有明显的落刀起刀、刀锋偏侧的特征;粗细顿拙变化多端,这些出自当时工匠之手的凿款,开了印章刻款的先河,这一形式的崛起和流行,打开了边款艺术的大门,成为印章艺术不可缺少的一个组成部分。这是宋代官印对篆刻艺术的一个不可磨灭的贡献。 辽官印形式同宋官印基本相似。 金元官印>>> 宋.新浦县新铸印 宋.宜州管下羁縻都黎县令 宋.平定县印 宋.都纲库给纳部 宋.仗库会同 宋.军资库印 宋.上明图书 辽.清安军节度使之印 元文人印 元文人印以元朱文为主。所谓元朱文印实际上是萌发于宋代,至元代吾丘衍、赵孟畛甲盍Φ囊恢侄捞赜∈健N崆鹧芩堆Ч疟唷,对古印的篆法、格式等作了论述。其中《三十五举》,叙列汉印篆体与印式的纲要,是最早研究印章艺术的专著。不仅如此,吾氏还有“小篆精妙,当代独步,不止秦唐二李间”之美誉。赵孟钏淙换共皇且晃患纯逃谝簧淼淖碳,但是他的书、画方面的精深造诣和对印章艺术的深刻思考,引导印章艺术步入传统的正道上来。他十分推崇汉魏印的典型质朴之意境。他亲手篆写印文,交由印工完成的印章,形态优美,风格典雅,一反当时印章刻意追求形式主义的流弊,使宋代任何一位文人的印章均相形见绌。我们从赵孟钜帕粝吕吹淖槭旨,对照他的书画作品所用印章的文字可以看到,这类印章的篆文书体,与古玺印尽管形貌不同,却有其精神,可谓在传统印学基础上,变革当时印风,闯出的一条新路。其篆节风格明显受到李阳冰篆法的影响,笔势圆转流畅,线条工细劲健,无疲软之病,章法布白匀称稳妥,婉丽娟秀中透出高贵雅静的气质,一洗唐宋以来九叠篆的旧习,正是这种独特印式,影响了元一代朱文印的形式,而且为后世篆刻家所效法,并称这种风格为“元朱文”,亦称“圆朱文”。这些文字秀丽的印章蘸上朱红色印泥,钤盖在书画作品上,与书法、绘画相映衬,实开文人在书画等各方面全面用印之先河。体现了赵孟钫馕淮笠帐跫叶喾矫娴男扪投杂≌乱帐跏榉篮驼路赖淖非蟆 正是由于吾丘衍与赵孟畹木薮笥跋,以传统印为正宗的审美观在元代士大夫文人中被普遍接受,元代文人用印朱文采用“元朱文”格式成为一大趋势。至今依然为许多篆刻家所效法。 文人真正自己动手刻印，相传始于王冕。王冕(1287一1359）字元章,号煮石山农、饭牛翁、会稽外史、梅花屋主。浙江诸暨人。出身农家,幼贫好学,当过牧牛娃,也在僧寺做过工。曾夜坐佛膝上映长明灯读书。会稽韩姓得知十分惊异,收为弟子,遂成通儒。王冕游京都时,客秘节卿泰不华家。泰不华拟荐以馆职,力辞不就,归隐故里九里山,以卖画为生。朱元璋攻下婺州后,招为谘议参军,未等建立大明,因病卒。 王元章以画墨梅名扬天下,作品花密枝繁,笔墨简捷淡雅,气息清新。亦工诗,精篆刻。著有《梅谱》、《竹斋诗集》。他用花乳石刻印的篆刻家,花乳石脆软细腻,容易受刀,表现刀法韵昧效果极佳。从而把篆刻创作从写篆到奏刀两个过程用一手来完成,这一印材的发明使治印艺术很快在文人当中普及开来,为以后流派篆刻艺术高潮的到来,奠定了基础。 王冕的同里刘绩在《霏雪录》中载:“初无人,以花药石刻印者,自山农始也。”又言:“山农用汉制刻图书,印甚古。汪古熊¤巾萄所蓄颇夥,然文皆陋俗,见山农印大叹服,且曰:‘天马一出,万马自喑,于是尽弃所有'”。 王冕传世的绘画作品中钤有画家自刻自用的印章,如“王冕私印"、“王元章氏”、“方外司马”、“会稽佳山水”等印,从中我们可以看出这些印颇有汉代铸凿之味,这几方印不仅吸取汉人法度,表现了汉印的神采,而且也能刻出他自己的风恪。可塑性极好的花乳石,通过王冕精深的笔墨技法和挥运自如、痛快淋漓的刀功,的确如刘绩所言,令观者大为叹服，是隋唐以来的印章无法与之相比的。 元花押印>>>>
隋唐官印印式的转换是缘于纸的普遍使用，由此带来了印章尺寸的变化和使用功能的转变。而且官印的印文多屈曲盘绕，与隋代的官印属同一印系。
唐代办事机构有尚书省、门下省、内史省、秘书省、内侍省以及御史台、都水台、大常寺、光禄寺、卫尉寺、大理寺、鸿胪寺、司农寺、国子寺、将作寺等。每一处所都配有官署印。
比如“中书省之印”，印面厘米×厘米，通高厘米，铜质，鼻钮。中书、门下、尚书三省是共同辅助皇帝处理朝廷事物的机构。中书省决策，门下省审议，尚书省履行。但理论上，中书、门下两省长官只存滥调，只有尚书省才是权力机构。
唐代还出现了公私图籍、书画鉴藏用印。当时，私印及公私鉴藏用印并不与官印的变化同步，私印传世极少。隋唐时期私印仍效法汉印，以缪篆入印，印面则逐渐放大。入印字体除篆书外，隶书也开始构入印中。唐代的私印依旧沿用秦汉以来的白文印传统，而且还出现了文人使用的有斋、堂、馆、阁之名的印章。
唐代以后，文化艺术渐渐兴盛发达，私印的范畴也从姓名章发展为包括官职印以外的所有印章，成为一个独立的艺术门类，在方寸左右的印面上展现出篆刻艺术的魅力。
中国篆刻发展史商对于印章的起源，历来就有不同的说法。早在唐代，杜佑在 《通典》上曾有"三代之制，人臣皆以金玉为印，龙虎为钮"之说，然而未有实物可证之前，却难以为据。比较通常的说法认为，印章起源于殷商时期。其根据，首先是殷商已有书契刻制，另外;当时还出现过一种类似印章的"字范"。实际上，它根本不是什么"范"，而是工匠在制作器物时，按压在初成的器壁或底部的印记，印记的内容多为陶工名，或者是主人的姓氏。其实，这些留置在陶器上的印记，即是人们常称的"印陶"或"陶印"。而真正以陶瓷作印材刻制的陶印瓷印，在唐宋以后方始出现。这些印子的文字简陋粗率，尽管大体上已具备了我国印章的某些表现特征，但由于实际应用范围狭窄，社会涉及面也极其有限。因此，参照流传和出土的印章实物，印学界一般多认为印章出现于西周晚期，至春秋战国时已普遍使用。春秋战国人们一般把秦代以前的印章归称为古玺，现存古玺大多为战国时代的遗物。在中国历史上战国是一个比较特殊的时代，诸侯列国各霸一方。各国之间既相互联系，又各自发展，尤其在文字书体上不尽相同，形成了战国玺奇古诡异、天真烂漫、变幻莫测的基本格调，因而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当时，社会各阶层在政治、经济等活动中·，印章的应用相当普遍，"尊卑共之"。就是说，统治者与百姓庶民均可拥有和使用，并没有具体的规定和等级之分。各国诸侯摆脱周王室的依附她位，各自称王，逐渐形成割裂局面，最初主要有齐、楚、燕、韩、赵、魏、秦等国。国君在行使权力时，军事上一般使用"虎符"，而在政治经济上则使用"印玺"了。秦印章，从广义上讲就是篆刻。它的起源，至今已有二千多年的历史了。印章的出现，并不是一开始就被称为"印章"的，而是称之为"玺"。到了蓁代，始皇为了显示其至高无上的尊严，立出规定----只有皇帝所用的可称玺，而平民百姓所用的，只可称为"印"。于是，便又有了"印"这个名称。秦始皇统一中国之后，印章即被法定为代表当权者权益的信物。其制规定天子之印称"玺"，其材用玉;其余的只能称"印"，且限用其他印材。自此，印章的名称、质料、钮制，甚至绶色，都有了相当严格的界定。秦始皇所制的螭虎钮"六玺"，开了后世封建帝王玉玺制度的先声。秦统一中国之前，东方六国齐、楚、燕、韩、赵、魏，使用的文字并不完全相同。尽管都是同源汉字，但由于地域差异，它和现今能见的最早汉字----甲骨文有许多不同，和钟鼎器物上的铭文差异也相当悬殊。反之，它和当时东方六国流通的货币文字以及兵器、陶器及木简上的文字却十分相近。学术界普遍认为这是介于甲骨文、钟鼎文和秦小篆之间的六国古文，有时也将它归入大篆的范畴。秦统一中国以后，为加强中央集权统治，命令丞相李斯改革文字，以秦国文字为基础，废除与秦国不相同的文字，并将繁复的文字简化，使文字整齐划一;又因社会发展需要，增加了一批新字，编制成一套统一的文字，下令让全国通用。这就是著名的秦小篆，它在形体结构上更趋规范化，虽还保留了部分文字象形的意味，但已经趋于符号化，是上承甲骨钟鼎上古文字和下启隶楷现今文字的重要文字形式。小篆在秦印中的表现，也是有明显特色的。在印材质地上，仍是铜质居多。在制作时铸造和凿刻都有，从现存的古印来看，秦时印章凿刻的较多。印钮比较简单，一般多为鼻钮，是战国古玺印钮的沿用和继承，只是钮体略为高耸而已。印面则也多方形、长方形、圆形或椭圆形。印文也是朱、白文兼有。方形印都刻有田字界，长形或圆形印，多加日字界，以隔开印面文字，这是秦印玺印文的特定格式。印文字体都取秦小篆，齐整秀丽，凿刻圆润，笔势挺拔有力，刀法纯熟，耐人寻味。印面的切分并不成等比，使印面结构天然浑成。隋唐隋唐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个经济文化全面发展的时期，然而这一时期的印章，在经历了秦汉时期的高度发展和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衰落以后，并未再次出现复兴的高潮。其原因，似乎与纸张的大量出现关系密切。隋唐时期的官印和私印，一般都称"印"，只有皇帝才称"玺"。武则天称帝后，认为"玺"字与"息"字读音相同，而息又和息灭、死亡有关，因此在改制后的延载元年(694)将"玺"改为"宝"，而官租印章申特有的"记"字也出现了。宋宋代官印有一个显著特点，那就是印文多用"九叠篆"。其笔划来回曲折重叠，叠数不定，或三四叠，或七八叠，多的可至十叠。九叠篆的运用能使印面饱满，整齐雅致，但笔折繁复，难以辨认，有预防伪造的作用，正因为此，宋、元、明、清官方印章，大都仿此不疲，如"教阅忠节第二十三指挥第三都朱记"、"通远军遮生堡铜朱记"等，都是典型之例。另外，此时已有以楷书入印的，如"州南渡税场记"、"壹贯背合同"(使用于纸币)等。元元世祖忽必烈于1279年灭南宋后人主中原，推行歧视汉人的蒙古族政策，在官方文书和官印中多使用八思巴文。八思巴文是元世祖帝师八思巴奉命依据藏文字母创制的蒙古新宇，并于至元六年(1269)通过法令颁行。元人在沿袭汉印制度的同时，将八思巴文用入印章，如"管军千户印"、"隆镇卫亲军都指挥司经历司印"和"威州军兵千户印"等。由于灿烂的汉文化的影响，八思巴文不可能取代汉文字，又由于汉人不认识也不愿识八思巴文，使元人在行使权力时感到极大的不便。因此又在八思巴文背刻上汉文楷书供人辨识，有的则直接换成了汉文。元末画家王冕(字元章)，首先创用浙江青田花乳石自刻印章，由于花乳石脆软适于刀刻，致使文人们可以不依赖专业刻工而自由创作。当时人们纷纷仿效，使篆刻艺术得以迅速普及和发展，秦汉印章风范得以发扬光大。壬冕自刻章有"王冕之章"、"王元章"、"文王子孙"和"会稽佳山水"等。明印章的发展在汉代之后，经历了魏晋南北朝和唐宋元的"低潮"时期。到了明代，随着石质印材的大量发现和广为应用，文人自篆自刻印章蔚然成风，以往只有印工治印的漫长历史宣告结束，真正意义上的篆刻艺术从此揭开了崭新的篇章。元末明初人王冕(1287一1359，字元章)在一个偶然的场合，发现了一种质地松脆、易于镌刻、当时被称为"青田花乳石"的石料，于是把它引作篆刻，由此受到了篆刻界的普遍青睐。这一发现，为日后文人相继登上印坛和光大篆刻艺术，作出了历史性的贡献。中国印坛从明代中叶文彭、何震起，至晚清吴昌硕、黄牧甫，出现了一个堪与秦汉媲美的辉煌时期。在这段时期内，印坛名家辈出，名作如林，流派纷呈，形成了中国篆刻艺术发展的第二个高峰。作为这一时期的开山人物，明代的文彭和何震所创的印章艺术流派，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文彭(1498一1573)字寿承，号三桥，江苏苏州人。他是明朝书画大家文征明的长子，诗文、书画、篆刻无一不精，对六书研究尤深。他主张篆刻以六书为准则，以秦汉印为宗师。文彭篆刻以小篆为主，圆劲秀丽，古朴醇正;白文印直追汉意，方正平稳，流丽浑厚，颇具新意。他的双刀行草边款独树一帜，为后人所效法。何震（？一约1604)字主臣，一字长卿，号雪渔山人，江西婺源人。与文彭同时而年稍幼，两人亦师亦友，常在一起切磋印艺，关系密切。何震在继承文彭的基础上，强调取法秦汉的艺术主张，讲究人印文字的正确性和严肃性。 吴昌硕 纵观我国印学史，自流派印章崛起以来，凡在篆刻艺术上能独树一帜成大家者，无不诗、书、画、印俱精，清末民初的吴昌硕就是这样一位典型人物。其书画艺术本文不作赘述，这里只介绍他的篆刻艺术。吴昌硕(1844一1927)初名俊、俊卿，字昌硕、仓石，别号缶庐、缶翁、苦铁、破荷、大聋、老缶等。浙江安吉人，后定居上海，他是我国近代印坛上最为显赫的代表人物之一。缶翁刻印，初学皖浙两派，早期曾对吴让之、钱叔盖用功较深，所以作品大多留有皖浙两派踪迹。中年后上溯秦汉，并从石鼓、封泥中汲取养料，从而渐渐摆脱了皖浙派的影子，印风转为厚实苍劲，个人风格初见成熟。由于他有精深的书画功底，并能将之融入印中，晚年作品日臻完美，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境界，最终开创了浑朴苍莽、气势恢宏的吴派风格。
印章是一门历史悠久的传统艺术。至于印章是在什么时候，以及怎样的情况下产生的，几千年来谁都没有说清楚，它始终是一个谜，而人们又总想解开这个谜。于是，从早先富有神奇色彩的传说，到近代具有科学精神的探讨，演绎出一个漫长的认知过程。 印章的神话传说 关于印章的起源问题，我们现在能见到的文字记载是在汉代编写的纬书《春秋运斗枢》和《春秋合诚图》中。《春秋运斗枢》是这样说的：“黄帝时，黄龙负图，中有玺者，文曰‘天王符玺’。”《春秋合诚图》说得更有声有色：“尧坐舟中与太尉舜临观，凤凰负图授尧，图以赤玉为匣，长三尺八寸，厚三寸，黄玉检，白玉绳，封两端，其章曰‘天赤帝符玺’。” 上述两种说法，显然把印章的起源归之于神灵的创造与赐予了。今天看来当然是十分幼稚和荒谬的，但在我国古代，由于社会和文明发展还处于初级阶段，人们对于许多问题都不可能作出科学的解释。 此外，还有把印章说成是起源于殷墟甲骨的契书和青铜铸造的铭文，这就比较现实一些。把印章与甲骨文和青铜器铭文的刻制联系起来加以分析，是不无道理的，因为甲骨文、青铜器铭文和印章三者之间的关系是密切的，从材料的制作、镌刻一直到书法艺术的表现，都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可以这样说，没有甲骨文和青铜器铭文，就没有印章。但这仅表明它们之间的联系，却没有阐明作为一种独立形式出现的印章究竟是怎样产生的。此外,还有诸如印章起源于“徵识图腾”；起源于“宗教”，起源于“生殖崇拜”和“劳动工具”等诸说，它们都从不同的角度探讨了此一问题。 +=+> 印章起源 印章的产生源于制陶 中国陶器产生于新石器时代早期，距今有八千多年历史，而最原始的制陶即模制法，就是在模子里置竹篮条或绳子，接着用泥涂在模子里，待半干后取出，陶坯的表面就留下清晰的篮或绳的印纹。受如此印纹的启示，先民们后来直接在陶拍上刻纹饰。陶拍原先是以拍打方式弥合泥坯裂缝的简单工具，其上雕纹饰之后，就成为我国装饰图案和印章艺术的渊源，陶经即由此脱胎而出。陶玺应该有两种涵义。其一指玺印的质地为陶，由粘土的混合物经成型、干燥、烧结而成；其二指用以戳压泥陶上文字或徽记的经印。这些文字或徽记往往是器物主人或家族的名称或标记。 印玺是私有制出现以后的产物 印玺的形成与货物、与属于私有财产的奴隶密切相关。《后汉书·祭祀志》指出：“三皇无文，结绳以治，自五帝始有书契。至于三王，俗化雕文，诈伪渐兴，始有印玺以检奸萌，然犹未有金玉银铜之器也。”“三王”指夏禹、商汤、周文王。“诈伪”、“奸萌”显然是私有制出现后的、冒认、偷盗、侵夺等不正当的行为。因此，能在器物上戳压记号，以证明物归谁主的印章便应运而生。殷商时代的经印就仅仅起到了这样的作用。到了西周，随着“工商食宫”为特征的商品经济（即工匠和商贾都是贵族的奴仆，他们主要为封建领土贵族的政治或生活需要而从事工商活动。由于商品经济不发展，当时独立经营的手工业和商业极少）的出现，玺印跻身于符节一类行列，才有了凭信的作用。 +=+>印章的分类 1.战国古玺 古玺是先秦印章的通称。我们现在所能看到的最早的印章大多是战国古玺。这些古玺的许多文字，现在我们还不认识。朱文古玺大都配上宽边。印文笔划细如毫发，都出于铸造。白文古玺大多加边栏，或在中间加一竖界格，文字有铸有凿。官玺的印文内容有"司马"、"司徒"等名称外，还有各种不规则的形状，内容还刻有吉语和生动的物图案。2.秦印 秦印指的是战国未期到西汉初流行的印章，使用的文字叫秦篆。看其书体和秦汉量，秦石刻等文字极相近，所有较战国古文容易认识。秦印多为白文凿印，印面常有"田"字格，以正方为多，低级职官使用的官印大小约为一般正方官印的一半，呈长方形，作"日"字格，称"半通印"。私印一般也喜作长方形，此外还有圆和椭圆的形式，内容除官名、姓名、吉语外还有"敬事"、"相想得志"、"和众"等格言成语入印。3.汉官印 广义地说是汉至魏晋时期的官印的统称。印文与秦篆相比，更为整齐，结体平直方正，风格雄浑典重。西汉末手工业甚为发达，所以新莽时代，(?"新"为王莽的朝代名)的官印尤为精美生动，汉代的印章艺术登峰造极，?因而成为后世篆刻家学习的典范。 两汉官印以白文为多，皆为铸造。只有少数军中急用和给兄弟民族的官印凿而不铸，这在后面还要介绍。4.汉私印汉私印即为汉代的私人用印，是古印中数量最多、形式最为丰富的一类。不仅形状各异，朱白皆备，更有朱白合为一印，或加四灵等图案作为装饰的，进而有多面印、套印(子母印)、带钩印等。印文除了姓名之外，往往还加上吉语、籍贯、表字以及“之印”、“私印”、“信印”等辅助文字，钮制极为多样，充分显示了汉代工匠的巧思。两汉私印仍以白文为多，西汉以凿印为主，东汉则有铸有凿。5.将军印 将军印也是汉官印中的一种。这些印章往往是在行军中急于临时任命，而在仓促之间以刀在印面上刻凿成的，所又称"急就章"。将军印风格独特，天趣横生，对后的艺术风格有很大影响。汉代的将军用印，普通都不称"印"而叫做"章"，这是军印的一大特点。6.汉玉印 两汉玉印在古印中是十分珍贵稀少的一类。"佩玉"在古代也是名公贵卿和士大夫的一种高雅风尚。一般玉印制作精良、章法严谨、笔势圆转，粗看笔划平方正直，却全无板滞之意。由于玉质坚硬，不易受刀，也就产生了特殊的篆刻技法，即所谓的"平刀直下"的"切刀法"。又由于玉质的不易腐蚀受损，使传世下印得以比较好地保留了它的本来面目。7.魏晋南北朝印 魏晋的官私印形式和钮制都沿袭汉代，但铸造上不及汉印精美。传世的给兄弟民族的官印，文字较多，用刀如刻如凿，书法风格表现为舒放自然，从而成为一个时期篆刻风格的代表。南北朝各国传世印章不多，官印尺寸稍大，文字凿款比较草率，官印未见铸印。8.朱白文印 朱白文相间的印式在汉印中很见巧思，据说起自东汉。它的方式极为多样，朱白文字的位置安排及字数均可灵活变化不受局限。这里例举的数印就可见一斑。朱白的原则大致根据笔划多少而定，朱文大多笔划多少而定，朱文大多笔划较少，白文则相反，从而达到朱如白，白如朱的和谐效果，这类印大多工稳的私印，未见用于官印。9.字母印 子母印又称"玺印"，起于东汉，盛行于魏晋六朝，是大小两方或三方印套合而成的印章。人印腹空，可以合宜地套进一方或二方小印，形成母怀子的形状。也有套进一方两印(如右栏"郭意"印)成一组三方的。在一方印章的体积中，兼备了几方印的使用价值，古代印匠的工艺水平由此见。10.六面印 传世六面印实物较少。这种呈"凸"字形的印章，上面的印鼻有孔，可以穿带而佩，鼻端作一小印，连同其余五个印面故称六面印。传世六面印的一种典型风格为带边白文，每字为一行，密上疏下，印文竖笔多引长下垂，末端尖细，犹如悬针，所以有"悬针篆"的俗名。这种风格虽然尚有笔意舒展、疏密相映的好处，但很容易流于庸俗，远不及汉印的相茂，故历来篆刻家只偶一为之。11.缪篆印(附鸟虫书) 传世六面印实物较少。这种呈"凸"字形的印章，上面的印鼻有孔，可以穿带而佩，鼻端作一小印，连同其余五个印面故称六面印。传世六面印的一种典型风格为带边白文，每字为一行，密上疏下，印文竖笔多引长下垂，末端尖细，犹如悬针，所以有"悬针篆"的俗名。这种风格虽然尚有笔意舒展、疏密相映的好处，但很容易流于庸俗，远不及汉印的相茂，故历来篆刻家只偶一为之。12.杂形玺 战国以来的印章中，杂形玺也是甚为别致的一类。其式样没有定例，大小从数寸至数分不等，变化极为丰富，除了方圆长宽更有凹凸形印、方、圆、三角合印，二圆三圆联珠，以及三叶分展状等，朱白都有，不胜枚举。杂形玺因其独特的谐趣与官印的庄严、沉着的要求不同，故只用于私印。返回13.图案印 图画入印自战国到汉魏都有，以汉代为最多。又称肖形印或象形印。形式多样，简练生动，除了人物、鸟兽、车骑、吉羊、鱼雁等图案外，常见以吉羊的四灵(?龙、虎、雀、(凤、龟)入印的，这类印又称为"四灵印"。14.成语印 成语印自战国开始就有，使用的格言、成语达百余种。如"正行"、"敬事"、"日利"、"日入千万"、"出入大吉"等，成语字数不等，自一、二字始，多达二十字，其用途除了表示吉祥之外，也有为死者殉葬之用。15.花押印 花押印又称"押字"，兴于宋，盛于元，故又称"元押"。元押多为长方，一般上刻楷书姓氏，下刻八思巴文或花押。从实用意义上说历代印章大都有防奸辨伪的作用，作为个人任意书写，变化出来的"押字"（有些已不是一种文字，只作为个人专用记号），自然就更难以摹仿而达到防伪的效果，因而这种押字一直沿用到明清时代。16.封泥 封泥又叫做"泥封"，它不是印章，而是古代用印的遗迹——盖有古代印章的干燥坚硬的泥团——保留下来的珍贵实物。由于原印是阴文，钤在泥上便成了阳文，其边为泥面，所以形成四周不等的宽边。封泥的使用自战国直至汉魏，直到晋以后纸张、绢帛逐渐代替了竹木简书信的来往，才有可能不使用封泥。后世的篆刻家从这些珍贵的封泥拓片中得到借鉴，用以入印，从而扩大了篆刻艺术取法的范围。基本训练与创作17.钮制 古代的玺印大多有钮、以使在钮上穿孔系绶，系在腰带上，这就是古代的"佩印"方式。自汉代开始，以龟、驼、马等印钮来分别帝王百官。例如高级官史使用龟钮、驼钮、蛇钮则是汉魏晋时授与兄弟民族等官印常见的钮制。历代钮制形式为丰富，其中以坛钮、鼻钮、复斗钮为最常见，现将部分钮制列举于右，以见一斑。18.隋唐以来的官印 官印到了隋唐时代，印面开始加大。随着纸的普遍应用，朱文逐渐替了白文。许多官印印背上开始有年号凿款。在文字上隋印多用小篆，并开始运用屈曲的"九叠文"入印(古代的"九"为数的终极，故有此名，并不一定要九叠，?可以随笔划的繁简而变化)以便填满印面。唐宋时代开始以隶楷入印，清代官印满文，?汉文两体兼用，同刻于一印之中。无明清代各代农民政权留下的官印，也是值得我们珍视的革命文物。19.宋元圆朱文印 魏晋以来，纸帛逐渐代替竹木简札，到了隋唐，印章的使用已直接用印色钤盖于纸帛，到文人画全盛时期的元代，由文人篆写，印工携刻的印章已诗文书画合为一体，起到了鲜艳的点级作用，为书画所喜爱。在这个阶段，首先是宋未无初的书画家赵孟fu 对篆刻艺术人力提倡，由于书法上受李阳冰篆书的影响，印文笔势流畅，圆转流丽，产生了一种风格独特的印章一"圆朱文"的印，为后世的篆刻家所取法。20.兄弟民族文字的印章 宋以来的兄弟民族在汉民族文化的影响下，曾依据汉字书法创造了本民族文字，并把他们的文字仿效汉字篆体用于官印，传也较少，所见的印文有金国(女真)书和元代八思巴文及西夏文篆书，其中有许多文字还不认识。21.今体字印章 在汉字书法中，篆书由于具备很强的装饰性成为印章艺术的主体至今不衰。但秦汉以后，随着书体的演变篆书已不是印章使用的唯一的书体。除了唐宋的隶楷印章和元代的押字，在魏晋时代就出现了隶楷入印的先例。清以来的篆刻家亦好尝试以今体(隶、楷、行草)入印，其中不乏佳作。由此使我们认识到，印章艺术的体现并不限于某一书体的使用，关键在于章法、书法、刀法的高度运用能力。22.收集印、斋馆印、闲章 印章发展到了唐宋两代，作为欣赏艺术的一支日益发展。用以收藏、鉴赏、校订的专用印记开始出现。钤之于书画藏品，种类繁多。"斋馆印"是以文人书房、住室的雅称刻制的印章，如"楼、阁、馆、巢、院、斋、轩、堂"不胜枚举，其实许多有名无实的(文征明就说过，他的书屋大都是建筑在印章上的)只不过是知识分子思想性灵的表现方式罢了。闲章源出古代吉语印，这些以诗文、成语、名言、俗谚入印的作品，进一步使篆刻由以往单纯的镌刻官职，名号的实用艺术，发展成为独立的具有文学含义的欣赏艺术、与诗文书画交相辉映。 +=+>材料鉴别 按材质分可分为：夀山石，巴林石，青田石，鸡血，朝鲜石等其中尤以寿山石为上品又以寿山石中的田黄为极品。 按刻工分：薄意，圆雕，巧色，透雕等又以巧色，薄意最难。 印章一出现便与中国绘画结下不解之缘，它为绘画增色。同时随着文人的加入也使印章的装饰日渐精美，刻制越来越精湛，艺术性越来越高成为艺术品。鉴赏一块印章优劣先看材质，好的材料看上去色纯有玉的质感，材质内无结晶，放在手中有一种凉中带温的感觉，表面有滑腻感。然后，检验适刀性（石料对刀的接受力，好石料刻上去力量适中柔韧性强）经过上述鉴定一般来说应鉴别出材质的优劣了。 一幅好的画，从艺术上来说，主要从三个方面来看：一是画的本身，如风格、构图、笔墨、色彩。二是落款，如位置、字体、大小，与画本身的搭配一致性，具有一定的书法水平。三是印章，如风格、大小、流派、阴阳文印章的搭配、盖印的位置、文字的正确与书画的统一。 自明清以来，印章作为书画的重要组成部分，已成为定式。 一个全面的画家，应该有书画的理论，通晓书法、画法、篆刻，而且具有娴熟的技法。一些著名的画家即是这样，如张大千、傅抱石、齐白石、吴昌硕、赵之谦、高凤翰等。 他们不仅精书画，而且自己也会治印，由此他们使用的印章更能与自己的绘画作品相配合，达到更完美的和谐、统一。 书画上的印章，主要分为三类：一、作者本人的印章。二、题跋人的印章。三、收藏、鉴赏人的印章。在这些所使用的印章中又分为三个方面：一、姓名、字号、斋馆、堂号印．二、闲文、吉语、警句印。三、收藏、鉴赏印。 姓名、字号印：一般盖在作者名字的下方或左右。斋馆、堂号印一般盖在款字的四周或款字的下方，也有用作迎首，盖在右上角。闲文、吉语、警句印，一般盖在书画的左右下角，作为押角，也有用作迎首。收藏、鉴赏印一般盖在书画的左右下角空处，或无碍书画作品本身的空白处，也可以盖在书画以外的装裱上。也有盖在书画最显著的位置，以示自己的权威，如乾隆、嘉庆皇帝等。 ; 鉴赏书画，主要从作品的风格、笔墨、色彩、构图、章法、画法、印章、纸张、装裱、题跋等方面来观察，其主要的方面还是书画的本身及书法、印章。 印章作为鉴定书画的一个主要方面，是必须重视的，因为每幅画上大多有印。 凡印章与现在我们定为真迹作品上印章完全一致的，就存在了真迹的可能性。当然这不是惟一的标准，只是鉴定的一个方面，特别是自清末以来，西方照相制版传入我国，使得复制、翻版印章可以与原印几乎完全一致，这就不能仅以印章方面来鉴别书画。如果一幅清中期或以前时期的作品上的印章与可知确为真迹上的印章完全一致，其他方面又无疑问，基本上就可以定为真迹。因为在一般情况下临摹复制印章，人工的仿刻总会多少与原印有所不同，印章是极难仿制得与原印一模一样的。如果是清末以后的书画作品，就要从多方面，更加慎重地鉴别。 从印章鉴别上，会出现所见印章与真迹印章的一些差异。 如印文的粗细，边框的宽窄、破损，印迹的清晰与模糊等不同。 这可能有以下的原因：一方印章初用和久用会有所不同，初用的印章，字迹会清楚一些，印用久了，由于擦拭、磨损、磕碰，会使印章的清晰程度发生变化。印泥的好坏、质量、新旧、浓淡、干湿等也会使印章钤盖后产生不同的变化。边框的宽窄与盖印时的用力和下垫物有关，有时会产生宽窄不同的变化。印章石质较软，用久了会有磨损或磕碰，也会使印章边框四周，产生一定的变异。印迹的清晰程度又与使用印章的人手法有一定的关系，有人盖印用力大，有人用力小，有人稍加摇晃，下垫物的质量与多少，天气的冷暖印泥的变化，久置不用的印泥与经常使用的印泥，这些都会使钤出的印章效果不同，有的人还在刚盖过印章的印迹上撒上一些白粉或色粉，以防止书画作品挤压时的沾污。使用的印章，经常擦拭或刷洗也会与不经常擦拭、刷洗的印章盖出的印迹有所不同。 所需鉴别的印迹，只要与已知真迹印章大小一致、印文的文字笔画位置一致，基本上就可以了。 一幅名家的书画作品，其印章也应该具有一定的艺术水平。如果印章很差，则有赝品的可能。印章的艺术水平，主要从书法、章法、刀法上来辨别，特别是文字上不能有错误，一个著名的书画家，是不可能经常出现写错字，用错字的现象。 鉴别印章还要看印泥的色泽，一幅古画印章的颜色，虽然可能是鲜艳的，但它还会有饱经岁月，历尽沧桑的变化，颜色会变得浑厚而沉着，印泥由朱砂制成，朱砂颜色稳定，但历久的印迹也会发生一些变化，虽然变化很小。黄金性能是稳定的，但新制品的黄金与传世多年的黄金还是会有所不同。所以古代书画上印章的色泽不可能与现代人作品上的印章色泽相同。 还有一些古书画上的印章，找不到真迹作品上的印迹来参照。这就要从印章的篆刻水平上来分析，是否与书画作品的时代风格相一致，还要从印章的新旧程度和内容上来分析。如果这些方面都没有问题还要从印章以外的各个鉴定方面综合评定，最后得出结论。 现代的很多书画家，往往继承传统不够，基本工较差，总想标新立异自创风格，只重构图，不重笔墨，没有书法的基础，更对篆刻没有研究，通过印章来分析作品，几乎是极困难的，他们的印章由别人代刻，盖在自己的作品上，至于风格是否协调一致，那就只有因人而异了。现代的印章照相制版技术已达到了真假难辨的地步，因此单单通过印章来鉴别某件书画作品，几乎是不可能的事了。 每个时代的艺术品有每个时代的风格特征，印章也是这样，书画上的印章必须与时代风格相一致，如不这样，必然是赝品。如清代中期以前的书画作品，不可能出现甲骨文字的印章。 现代的印章，大部分犹如现代的书法，字数少，变化大，怪诞，变形，只重变化，缺少传统，也许是时代节奏的加快，也许是受到海外的影响等因素，使现代大部分印章，只重刀法，不求对称，只求均衡，不重功力。现代印章能否在中国历史上留下灿烂的一页，还有待历史的评说。
【李阳冰简介】
李阳冰(生卒年不详)，约生于唐玄宗开元年间。唐代书法家。字少温，谯郡(治今安徽亳州)人，出自赵郡李氏南祖。李白族叔，为李白作《草堂集序》。
初为缙云令、当涂令，后官至国子监丞、集贤院学士。世称少监。兄弟五人皆富文词、工篆书。初师李斯《峄山碑》，以瘦劲取胜。他善词章，工书法，尤精小篆。自诩"斯翁之后，直至小生，曹喜、蔡邕不足也。"他所书写的篆书，"劲利豪爽，风行而集，识者谓之苍颉后身。"甚至被后人称为"李斯之后的千古一人"。
唐代宗宝应元年(762)十一月，李白一病不起。在病榻将自己的诗文草稿交给李阳冰，请他编辑作序。
【人物生平】
李阳冰(生卒年不详)，唐代书法家。字少温、仲温，谯郡(治今安徽亳州)人，一说合州(今重庆合川)人(见《一统志》)，祖籍赵郡平棘(今河北赵县)，为赵郡李氏南祖之后。
唐肃宗乾元年间(758-759)，曾任缙云县令。上元二年(761)，迁当涂县令，有政绩。
唐代宗大历初(766)，擢任集贤院学士。建中初年(780)，领国子丞，官至将作少监。
【人物关系】
与李白的来往
古籍记载:"宝应元年，为当涂令，白往依之，曾为白序其诗集。历集贤院学士，晚为少监，人称李监。"
唐上元二年(761)，晚年的李白穷困潦倒，从金陵(今江苏南京)来到当涂，投奔从叔李阳冰。起初，李阳冰不知道李白的窘境和来意，当李阳冰送李白上船告别时，见到李白的《献从叔当涂宰阳冰》诗后，才又把他挽留下来。诗中首先对李阳冰的才华进行了赞扬，说:"吾家有季父，杰出圣代英，虽无三台位，不借四豪名。激昂风云气，终协龙虎精。弱冠燕赵来，贤彦多逢迎。鲁连擅谈笑，季布折公卿。"他认为李阳冰为人耿介，才高出众，从小就受到家乡贤士的器重和赏识，许多贤达名士都愿意与他交往，说他既不依附权贵，又具有英豪之气。接着他又在诗中对李阳冰在当涂的政绩进行了颂扬与评价。说"宰邑艰难时，浮云空古城。居人若薙草，扫地无纤茎。惠泽及飞走，农夫尽归耕。广汉水万里，长流玉琴声。雅颂播吴越，还如太阶平。"他认为李阳冰在安史之乱后来到当涂，临危受命，治理有方，惠泽遍施，政绩卓著。最后才在诗中陈述了自己无所依归的困难处境，说:"小子别金陵，来时白下亭。群凤怜客鸟，差池相哀鸣。各拔五色毛，意重泰山轻。赠微所费广，斗水浇长鲸。弹剑歌苦寒，严风起前楹。月衔天门晓，霜落牛渚清。长叹即归路，临川空屏营。"从诗里看出李白分明是在冬天由金陵来当涂访问阳冰的，因为在金陵靠朋友的周济已不能维持生活，所以才来当涂求靠。而李阳冰则气度轩朗，竭力相助，待友以仁，使李白晚年终于有了一个栖身之所和归宿之地。
李白寓居当涂后，与李阳冰在县署和山间时相过从，屡有聚会。他看到当时的李阳冰，是"高歌振林木，大笑喧雷霆。落笔洒篆文，崩云使人惊。吐辞又炳焕，五色落华星。秀句满江国，高才 天庭。"说阳冰不仅书法有独到之处，而且所写的诗文也十分艳丽华美。为了表达对李阳冰的敬慕，他还专为李阳冰写了一篇《当涂李宰君画赞》，赞云:"天垂元精，岳降粹灵。应期命世，大贤乃生。吐奇献策，敷闻王庭。帝用休之，扬光泰清。滥觞百里，涵量八溟。缙云飞声，当涂政成。雅颂一变，江山再荣。举邑 舞，式图丹青。眉秀华盖，目朗明星，鹤矫阆凤，麟腾玉京，若揭日月，昭然运行。穷神阐化，永世作程。"这篇赞文不仅表达了李白对李阳冰怀着十分敬慕的心情，而且为李阳冰这样有谋略、有胆识、有政绩的人，在国家动乱、世道衰微的情况下，不能大显身手、施展抱负而惋惜。
唐代宗宝应元年(762)十一月，李白一病不起。在病榻将自己的诗文草稿交给李阳冰，请他编辑作序。后来李阳冰将其诗文辑成《草堂集》十卷，并为之作《序》。阳冰在《序》中说他"临当挂冠，公又疾亟，草稿万卷，手集未修，俾予为序"。这是说李阳冰在"临当挂冠"正要罢职的情况下，还为李白编了集子，写了序言。他在序言中除对李白的家世、生平、思想、性格、交游等情况作了扼要记述外，同时对李白的著述情况和诗文成就作了高度评价。他称李白是"千载独步，唯公一人"，"唯公文章，横被六合，可谓力敌造化欤!"
【人物成就】
阳冰善词章，"秀句满江园";工篆书，"笔法妙天下"。论者以"虫蚀鸟迹语其形，风行雨集语其势，太阿龙泉语其利，崇高华岳语其峻"，赞其书法，谓"唐三百年，以篆称者，唯公独步。"
李阳冰所书的石刻很多。其中如浙江缙云的《城隍庙记》、福州乌石山的《般若台题记》、广西桂林的《舜庙碑》、湖北鄂州的《怡亭铭》、陕西西安的《颜帷贞庙碑额》等。尤其安徽芜湖十二中学校园的《谦卦碑》，是李阳冰在任当涂县令期间，应友人之请所书而刻于石的。此碑为篆书，气势犀利，风骨遒劲，笔法雄健。唐时散落民间，明初芜湖王氏于当涂城内获得，将碑转至芜湖秘藏家中。至明嘉靖四年(1525)，始由芜湖关监督张大用从王氏家中移立于学官，并为之题跋云:"阳冰篆书祖秦相斯，而笔力过之，舒元舆辈论之详矣。是刻藏芜湖王氏，国初得之当涂县治，风骨雅健，卓越有古意。"可惜这"题跋"碑石在"文革"动乱中毁坏无存，而《谦卦碑》至今仍存。
代表作品
《三坟记》，唐大历二年(767年)刻。李季卿撰，李阳冰书。《三坟记》为李阳冰代表作。在唐代篆书中，李阳冰是成就最高的。谓之"铁线描。"《三坟记碑》承李斯《峄山碑》玉筋笔法，以瘦劲取胜，结体修长，线条遒劲平整，笔画从头至尾粗细一致，光滑洁净，婉曲翩然。
清孙承泽云:"篆书自秦、汉以后，推李阳冰为第一手。今观《三坟记》，运笔命格，矩法森森，诚不易及。然予曾于陆探微所画《金滕图》后见阳冰手书，遒劲中逸致翩然，又非石刻所能及也。"清康有为认为《三坟记》以"瘦劲取胜"。当代书法家王南溟先生曾撰文评介李阳冰的小篆:"线条或如垂柳之摇曳，或如流云之舒卷，洋溢著一种抒情的气息，代表著小篆书法在唐代复兴的文采风流。"传世刻帖有《三坟记》《城隍庙碑》《谦卦铭》《怡亭铭》《般若台题名》《吴季札墓志》等，均为后世翻刻本。
石刻书法
李阳冰性喜刻石，颜真卿所书之碑多请他篆额。他的著名书作有《三坟记》《怡亭铭并序》《城隍庙碑》《易谦卦》《滑台新驿记》等。其中《易谦卦》笔法尤为瘦健。清代王漱《竹云题跋》称它:"运笔如蚕吐丝，骨力如绵裹铁。"
【艺术成就】
李阳冰主编李白诗集《草堂集》并为序。李阳冰在唐代以篆学名世，精工小篆，圆淳瘦劲，为秦篆一大变革，被誉为李斯后小篆第一人，对后世颇有影响。自秦李斯整理规范小篆，历两汉、魏、晋至隋、唐，逾千载，学书者惟真草是攻，而篆学中废。李阳冰尝叹曰:"天之未丧斯文也，故小子得篆籀之宗旨。"李阳冰曾刊定东汉许慎所著《说文解字》为二十卷，但对原书的篆法和解说都大加改动。此后，许慎的原本渐渐消失，而李氏刊本则盛行。直至宋代初年，徐铉奉诏校订《说文解字》，对原书内容进行了整理，才大致恢复许著原貌。
李阳冰以篆书为己任，始学李斯《峄山碑》，承玉筋笔法，然在体势上变其法。线条上变平整为婉曲流动，显得婀娜多姿。《金壶记》称"阳冰尤精书学，豪骏墨劲，当时人谓曰笔虎。"张旭的笔法也曾得到李阳冰的传授。暮年所篆，笔法愈见淳劲。自称:" 斯翁(李斯)之后， 直至小生。曹喜、蔡邕不足道也。"康有为《广艺舟双辑》称其为:"以瘦劲取胜，若《谦卦铭》，益形怯薄，破坏古法极矣。"
当时颜真卿所书之碑，必请李阳冰用篆书题额，可见其篆书影响的深远。大诗人李白有诗云:"吾家有季父，杰出圣代英"、"落笔洒篆文，崩云使人惊"，说明李阳冰的篆书确实取得了较大的成就。清代孙承泽在《庚子消夏记》中也称，篆自秦汉而后，推李阳冰为第一手，可见对其评价之高。
【身世争议】
关于李阳冰的身世，新旧唐书无传，其他史料也没有准确记载，现在见诸报刊和网络的论述多出自书法理论著作，但多语焉不详，以致其身份之说五花八门，同时也矛盾重重。
1、唐书法评论家窦皋《述书赋》下:通家世业，赵郡李君。峄山并鹜，宣父同群。洞于字学，古今通文。家传孝义，意感风云。(李阳冰，赵郡人，父雍门湖城令，家世住云阳，承白门作尉。冰兄弟五人，皆负词学，工于小篆，初师李斯《峄山碑》，后见仲尼《吴季札墓志》，便变化开阖，如虎如龙，劲利豪爽，风行雨集，文字之本，悉在心胸，识者谓之苍颉后身。澥子腾，冰子腾，并词场高第。幼子曰广，勤学孝义，以通家之故，皆同子弟也。)
2、李阳冰，唐朝书法家，初任当涂县令，其次子李援居缙云，后无传。
3、《李白诗集》：李阳冰，字少温，广汉人，宝应初为当涂令，李白来依之，赠诗云:华(宰)邑艰难时，浮云空古城。居人若薙草，扫地无纤茎。惠泽及飞走，农夫尽归耕。广汉水万里，长流玉琴声。雅颂播吴越，还如泰阶平。
4、李阳冰，(生卒年不详)，唐代文字学家、书法家。字少温，赵郡(治今河北赵县)人。为李白祖叔。曾为缙云令、当涂令。历集贤院学士，晚为少监，人称李监。
5、明袁中道《游居柿录》卷三:"李阳冰，即李潮子，子美甥。"
6、元人吾丘衍曾提出李阳冰即李潮的观点，他在《学古编》中称:"阳冰名潮，杜甫甥也，后以字行，因以为名，而别字少温。木玄虚《海赋》有云:'其下阳冰不治，阴火潜然，则知与潮，又且有理'。"(吾丘衍《学古篇》，《历代印学论文选》第20页，西冷印社出版社，1999年8月第二版)清人刘熙载在其《艺概》中亦支持此说，并从李阳冰兄弟的名、字及李阳冰和李潮作品传世的情况等方面提出支持意见。(刘熙载《艺概》，《历代书法论文选》第699页，上海书画出版社，1979年10月第一版)他们这种观点虽得到一些人的认可，但大多数人是不认同这种提法的，清顾炎武即对此进行了详尽的反驳:"阳冰赵郡人，太白族叔，其字少温，见于《宣和书谱》，与其名相应。若为潮，而以阳冰、少温为字，于义旨无取。阳冰工篆书，潮工八分，观赵氏《金石录》载《城隍神祠记》《忘归台铭》《孔子庙记》《先茔碑》《三坟记》等为李阳冰篆书而《慧义寺弥勒像碑》《彭元曜墓志》为李潮书，则非一人明矣。" (顾炎武《金石文字记》)。朱关田先生为此还专门著《李阳冰、李潮小议》进行了详细论辨，重新确立李阳冰和李潮不是同一个人的事实。(朱关田《唐代书法考评》第193-196页，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1992年2月第一版)
7、按《北史·李灵附曾孙元忠传》记载，李显甫开李鱼川时似乎是举族南迁，实际情况却远非如此。为便于说明问题，先据《魏书》卷49《李灵传》《北齐书》卷22《李元忠传》、《北齐书》卷22《李义深传》《北齐书》卷29《李浑传》《北齐书》卷43《李秩廉传》《北史》卷33《李孝伯传》《北齐书》卷48《外戚传》《隋书》卷77《李士谦传》等，将赵郡李楷一支部分后裔世系列表于下:
又据《赵郡李氏世系》之李騊駼至李阳冰世系为:騊駼子政藻、政起、政期，政藻子行敦，行敦子怀一，怀一子雍门，雍门子阳冰。可以看出，李阳冰的五世祖是李騊駼而非李善权。此表又有"南祖之后有善权，后魏谯郡太守，徙居谯。生延观，徐梁二州刺史，生续。"续子显达，显达子迁，迁子孝卿，孝卿子敬玄，敬玄子思冲、守一。从这里可以看出，李善权的五世孙是李孝卿而非李阳冰。 可见，"李阳冰五世祖李善权为后魏谯郡太守"毫无根据。
8、李阳冰，字仲温，赵郡人。
9、李阳冰﹙721-785﹚本名李潮，字阳冰、少温。赵郡(今河北邯郸)人，祖上官袭云阳﹙今陕西淳化﹚随迁，遂为云阳人。李阳冰出身望族，族中为官者尽多。他是左相李适之与工部侍郎李适的侄子、李白族叔、杜甫外甥。父雍门(一为问)，湖城令。三子李潮，字阳冰，少温，仕途坎坷，几经跌宕沉浮，曾任江宁、缙云、当涂三地县令，二次隐居缙云。
10、《四川通志》卷八:唐李阳冰【合州人，开元中为当涂令，有政绩。宗人李白常往依之。善篆书，州治景厚堂有所书，"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八字石刻尚存】
11、古诗文网:李阳冰(生卒年不详)，唐代文字学家、书法家。字少温，谯郡(治今安徽亳州)人，祖籍赵郡(治今河北赵县)。李阳冰五世祖李善权为后魏谯郡太守，将家徙至谯郡(治今安徽亳州)，于是在安徽亳州一带有了赵郡李氏的后裔。 但这与赵郡李氏世系和《新唐书》"宰相世系表"相矛盾，李善权七世孙李敬玄生于615年 ，不可能到唐玄宗开元年间(713-741)还有李阳冰这个五世孙，且宰相世系表中"阳冰，将作少监"根本就不在"(南祖之后有)善权"名下。
12、范震威多年缜密研究，细心考证，撰写出李白研究新著，近日由黑龙江人民出版社以《李白的身世、婚姻与家庭》为名出版。这部书共以七章的篇幅深入而广泛地研究了李白的家世和人生，对诗人的身境、心境及当时的社会环境，都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在李白研究中，他大胆地打通了文学与史学之间的壁垒，开辟了李白研究的新思路。他据《史记》《汉书》《旧唐书》《新唐书》等正史制成的《李氏族谱辑略表》，上溯几十代，以确凿的证据，考证出年龄小于李白的当涂令李阳冰是李白的从叔，李阳冰是兴圣皇帝、凉武昭王李暠的八世孙，从而反证出李白为兴圣皇帝的九世孙。匡正了郭沫若先生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在《李白与杜甫》一书中所说的李白对人的称呼"自相矛盾，毫无定准"，"不外是以势利眼光在看人说话"，所谓"李九世孙之说，看来是李白本人或其先人所捏造，目的就是抬高自己的门第"。"李真低李暠一辈，论李白与李阳冰同辈。他李白却称李阳冰为'从叔'，把自己降低了一辈"等谬说。
13、历代书法名家称:李阳冰，约生于开元九、十年(721-722)、卒于贞元初年(785-787)，字少温，原籍赵郡(今河北赵县)，后徒居云阳(今陕西泾阳)，遂为京兆人。
14、吴越的长篇历史小说《括苍山恩仇记》载:李阳冰--唐赵州人，祖籍陇西成纪( 今甘肃天水 )，字少温，乾元元年(唐肃宗李亨年号，公元758 年)出任缙云县县令，后迁当涂县令，是李白的从叔，也是李白诗集的第一个编纂者，篆书与李斯齐名，缙云县境有其摩崖石刻多处。
15、在五胡乱华时，出了陇西李氏第一个君主:李暠。当西凉被北凉灭后，其主要著名的后代分为两支:一支是西凉后主李歆之后，后来在北朝，柱国大将军李虎被封唐国公，也就是李渊的祖父。另一支是他弟弟李翻之子李宝，逃往北魏，后来成为北魏灭北凉的功臣。其后人李充这一支被称为唐皇族的武阳房。(唐朝史官为李渊的祖先做的考据，称之为"四公子房")。武阳房的后代中，最有名的，就是大诗人李白和大书法家李阳冰。
16、余绍宋的《书画书录解题》称李阳冰为"蜀之昌明人"。
17、书问网:《三坟记》，唐李季卿撰文，李阳冰(李季卿之子)书。
1李阳冰的篆书精妙，为李斯以来最高2李阳冰在篆书的低谷时期大力发展篆书，引起了习篆热，当时社会上以得李阳冰篆写碑额为荣，可见他的功绩是弘扬了篆书3李阳冰的书艺对别的书法流派也有影响，例如他曾经教导过张旭4李阳冰遵循篆书古体，发对随意更改篆书结构，他这种科学的，系统的学习方法也启发了后人~··· OK，自己想的，给分吧
李阳冰(生卒年不详)，约生于唐玄宗开元年间。字少温，赵郡(今河北赵县)人，李白族叔，为 李白 作《草堂集序》。善词章，工书法，尤精小篆。他所书写的篆书，"劲利豪爽，风行而集，识者谓之苍颉后身。"甚至被后人称为"李斯之后的千古一人"。 原文1 吾志于古篆，殆三十年，见前人遗迹，美则美矣，惜其未有点画，但偏旁摹刻而已。缅想圣达立卦造书之意，乃复仰观俯察六合之际焉。于天地山川，得方圆流峙之常；于日月星辰，得经纬昭回之度；于云霞草木，得霏布滋蔓之容；于衣冠文物，得揖让周旋之体；于须眉口鼻，得喜怒惨舒之分；于虫鱼禽兽，得屈伸飞动之理；于骨角齿牙，得摆拉咀嚼之势。随手万变，任心所成，可谓通三才之晶汇，备万物之情状者矣。 译文 我专心研究古代的篆书，大概有三十年了，观察前人的篆书遗迹，还是值得称赞的，但可惜的是这篆书缺少点画笔意，仅仅是偏旁部首的模仿刻制罢了。遥想圣贤达人立卦造书的初心本意，是从仰观天文，俯察地理，是总结宇宙万物而创造的啊。在天地山川之间，体会到方与圆，静与动的规律；在日月星辰之中，理解到经纬纵横，星辰光耀回转的法则；在云霞草木之间，觉察到云气分散，草木生长蔓延的状态；在人物事迹与风俗，制度之中，领悟到礼乐文德，交际应酬的体制；从须眉宇口鼻之间，明白了喜悦，愤怒，悲痛，舒畅的原因；从虫鱼鸟兽中，洞察弯曲和拉伸，飞跃和跳动的道理；从骨角齿牙中，领悟到摆动拉扯，咀嚼的姿态。然后融汇贯通，内化于心，随手的千变万化，任由心化所展现出来。书法的形成汇集了天，地，人，三才之所能，具备世间万物情景，形状，矛盾变化。 —————————————————————— 原文2 常痛孔壁遗文，汲冢旧简，年代浸远，谬误滋多。蔡中郎以“丰”同“豊”；李丞相将“束”为“柬”，亦鱼鲁一惑，泾渭同流，学者相承，靡所迁复，每一念至，未尝不废食雪泣，揽笔长叹焉。天将未丧斯文也，故小子得篆籀之宗旨。皇唐圣运，逮兹八叶，天生克复之主，人乐维新之命，以淳古为务，以文明为理，钦若典谟，畴咨故实，诚愿刻石作篆，备书六经，立于明堂，为不刊之典，号曰《大唐石经》。使百代之后，无所损益，仰圣朝之鸿烈，法高代之盛事，死无恨矣。 译文 我常常叹息藏在孔子古宅墙壁上的古经文，和晋代汲郡被盗古坟中先朝破旧的竹简文，因为年代的久远，岁月侵蚀，错误的地方，不可以识别地方滋生了很多。蔡中郎曾经把“丰（丰）”和“豊（礼）”作为同一个字，李丞相将“束”当做了“柬”，有的也把“鱼”和“鲁”混为一谈。文字就这样混杂在一起，学习的人就这样错误的相互继承，靡乱的状态一直持续着原来的样子，不曾改变。我每当想到这里，没有一次不是吃不下食物，掩泪流涕，揽着毛笔发出长长的叹息。然而要感恩上苍没有把这种文化消磨殆尽，所以让我有幸得篆籀的主要意旨。大唐皇帝，承天运，及至天下苍生，上天降临能够收复失地的明主，人民乐观接受新的朝代变旧法，行新政的诏命，以淳厚古朴作为追求，以文治昌明为根本，敬顺古代经典文籍，寻访历史事迹，希望书写篆书刻在石碑上，以六经为篆刻内容，将石碑立在宣明政教的地方，作为后世帝王不可磨灭的典制，这碑名为《大唐石经》。可以经历百代千秋后，不受到损坏，仰仗大唐的卓越功业，仿效前朝盛大事迹，死而无憾矣。 —————————————————— 原文3 王次仲，秦始皇时制八分，建初中，以隶草作楷法，字方八分，言有模楷。又萧子良云：灵帝时，王次仲饰隶为八分。二家俱言后汉，而两帝不同。又王次仲，始皇时载《序仙记》，始皇征不至，制槛车送之，于道化为大鸟，出在槛外，翻飞而去。又汉世祖有二王次仲，善隶书，始为楷法。至灵帝好书，时多能者，而师宜官甚矜其能，每书辄削其，梁鹄乃益板饮之酒，候其醉而窃其 。鹊亦工书，至选部尚书。曹操平荆州，假司马使在秘书，以勤书自效，曹公常悬帐中，及钉壁玩之，谓胜宜官。鹄字孟皇，魏宫题额，皆鹄书。秦烧先典，而古文绝矣。汉武帝时人，已不复知有古文，谓之“蝌蚪”。 译文 王次仲，秦始皇的时候始创八分书，建初中，用隶书草写作楷法，字方八分，当时都以这种书体为效仿对象。还有一种关于王次仲，萧子良说：灵帝的时候，王次仲变隶书为八分书。这两个人的说法都发生在后汉，然而，两个人所说的帝王却不是一个。另还有一种说法，秦始皇帝的时期《序仙记》中记载，始皇帝因政务繁忙，三次征召王次仲，他却不来，始皇帝发怒，认为他不恭。于是造囚车押送流放，在路上，王次仲化为一只大鸟，飞出槛外，翻飞远去。然而在汉世祖的时候又有一个王次仲，擅长写隶书，开始为楷法。到灵帝的执政时，灵帝爱好书法，当时也有很多擅长书法的人，而师宜官最是会自夸自己的才能，每当写过的字，都立即用刀削掉字迹，梁鹄于是置板请他饮酒，等师宜官醉的时候，窃取他写字的木板。梁鹄也擅长书法，官至选部尚书。曹操平荆州以后，梁鹄任曹操军假司马，掌管文书工作，以勤习书法为使命，曹操经常把他的书法挂在帐中，又钉在墙壁上细心赏玩，谈到梁鹄的书法，说已经超过了师宜官。梁鹄，字孟皇，曹操魏国的宫殿名字，全部都是梁鹄书写的。秦始皇焚书，把先朝典籍付之一炬，古代的文字也就绝迹了。到汉武帝时候的人们，都已经不再知道有古文的存在，就把古文叫“蝌蚪”。 —————————————————— 原文4 《尚书》，汉朝秘藏不得见，魏初传古文者，出于邯郸淳，敬侯写《尚书》，后以示淳，而淳不别。敬侯谓觊书其序篆书曰：秦时李斯，号为工篆，诸山及铜人铭，皆李斯书也。汉建初年，曹喜少异于斯，亦善书，邯郸淳师焉，略究其妙，韦诞师淳而不及，诞以能书，迁补侍中，魏氏宝器题名，皆诞书。末又有蔡邕，采斯、喜之法，为古今杂形，然精密理闲，不如淳也。 译文 《尚书》，是汉朝秘密私藏的典籍，看不到。在魏国开始传古文的人，出自邯郸淳，当时敬侯书写《尚书》后，给邯郸淳看，而邯郸淳却不能识别。敬侯说卫觊书上的序说篆书：秦朝时候李斯，号称擅长篆书，各座山上碑文和铜人的铭文，都是李斯书写的。汉朝建初年间，曹喜稍微不同于李斯，也擅长书法，是邯郸淳的老师，若简略追究其中的妙处，韦诞师法邯郸淳，而不及邯郸淳的妙，韦诞因为擅长书法，升官至侍中，魏氏家族宝贝器物的题名，都是韦诞书写。后又有蔡邕，蔡邕融合李斯、曹喜的笔法，是古今又一新体，然而精致细密，通理达意，不如邯郸淳。 —————————————————— 原文5 其序隶书有：上谷王次仲隶书，始为楷法，至灵帝时，好书多能者，而师宜官最，大则一字径丈，小则方寸千言，或时不持钱诣酒家饮，因书其壁，顾观者以售酒直，计钱足而灭之。梁鹄窃其本，以工书。其序草书曰：汉兴而有草书，不知作者姓名。至章帝时，齐相杜伯度号善作草。复有崔瑗、崔实。二人皆称习杜氏，然字甚多而体瘦，崔氏甚得笔势，而结字小疏。弘农张伯英者，因而专精甚巧，凡家之衣帛，必书而后练之。临池学书，池水尽黑。下笔必为楷则，号“匆匆不暇草书”，寸纸不见遗，至今世人为宝之，韦仲将谓之草圣。伯英弟文舒者，次伯英。仲将，伯英弟子，有名于世，殊不及文舒也。 译文 序中隶书有：上谷郡王次仲的隶书，开始用楷法，到汉灵帝时爱好书法的人多了，但是以师宜官为最好，他的大字一字直径一丈，小字则是方寸间千言，有时候不带钱到酒家那里饮酒，因为在酒家壁上写字，吸引众多参观者饮酒观看，师宜官向酒家说：若要收我酒钱，我便把字铲去。梁鹄窃取师宜官的书法，用来学习。序中有说到草书：汉朝兴盛有了草书，但不知作者姓名。到章帝时，齐相杜伯度（杜度）号称擅长草书。后有崔瑗，崔实。二人都称学习杜度，然而字多，字体瘦，崔氏深得杜度的笔势，而在结字上有小小的疏忽。弘农张伯英（张旭），专长精练草书，而深得巧妙，凡是家中衣服帛布，必然全都书写用。在池边临摹学书，池水全都染成墨色。下笔定为楷书法则，号称“匆匆不暇草书”，方寸的纸张不浪费，到现在世人以为宝贝，韦仲将称他为“草圣”。伯英的弟弟文舒，稍逊于伯英。韦仲将，是伯英的弟子，在世间有名气，他不及文舒出众。
李阳冰（生卒年不详），约生于唐玄宗开元年间。唐代文学家、书法家。字少温，汉族，谯郡（治今安徽亳州）人。李白族叔，为李白作《草堂集序》。初为缙云令、当涂令，后官至国子监丞、集贤院学士。世称少监。兄弟五人皆富文词、工篆书。初师李斯《峄山碑》，以瘦劲取胜。他善词章，工书法，尤精小篆。自诩“斯翁之后，直至小生，曹喜、蔡邕不足也。”他所书写的篆书，“劲利豪爽，风行而集，识者谓之苍颉后身。”甚至被后人称为“序言中除对李白的家世、生平、思想、性格、交游等情况作了扼要记述外，同时对李白的著述情况和诗文成就作了高度评价。他称李白是“千载独步，唯公一人”，“唯公文章，横被六合，可谓力敌造化欤！”
李阳冰人物成就阳冰善词章，“秀句满江园”；工篆书，“笔法妙天下”。论者以“虫蚀鸟迹语其形，风行雨集语其势，太阿龙泉语其利，崇高华岳语其峻”，赞其书法，谓“唐三百年，以篆称者，唯公独步。”李阳冰所书的石刻很多。其中如浙江缙云的《城隍庙记》、福州乌石山的《般若台题记》、广西桂林的《舜庙碑》、湖北武昌的《怡亭铭》、陕西西安的《颜帷贞庙碑额》等。尤其安徽芜湖十二中学校园的《谦卦碑》，是李阳冰在任当涂县令期间，应友人之请所书而刻于石的。此碑为篆书，气势犀利，风骨遒劲，笔法雄健。唐时散落民间，明初芜湖王氏于当涂城内获得，将碑转至芜湖秘藏家中。至明嘉靖四年（1525），始由芜湖关监督张大用从王氏家中移立于学官，并为之题跋云：“阳冰篆书祖秦相斯，而笔力过之，舒元舆辈论之详矣。是刻藏芜湖王氏，国初得之当涂县治，风骨雅健，卓越有古意。”可惜这“题跋”碑石在“文革”动乱中毁坏无存，而《谦卦碑》至今仍存。作品《三坟记》，唐大历二年（767年）刻。李季卿撰，李阳冰书。《三坟记》为李阳冰代表作。在唐代篆书中，李阳冰是成就最高的。谓之“铁线描。”《三坟记碑》承李斯《峄山碑》玉筋笔法，以瘦劲取胜，结体修长，线条遒劲平整，笔画从头至尾粗细一致，光滑洁净，婉曲翩然。清孙承泽云：“篆书自秦、汉以后，推李阳冰为第一手。今观《三坟记》，运笔命格，矩法森森，诚不易及。然予曾于陆探微所画《金滕图》后见阳冰手书，遒劲中逸致翩然，又非石刻所能及也。”清康有为认为《三坟记》以“瘦劲取胜”。当代书法家王南溟先生曾撰文评介李阳冰的小篆：“线条或如垂柳之摇曳，或如流云之舒卷，洋溢著一种抒情的气息，代表著小篆书法在唐代复兴的文采风流。”传世刻帖有《三坟记》、《城隍庙碑》、《谦卦铭》、《怡亭铭》、《般若台题名》、《吴季札墓志》等，均为后世翻刻本。石刻书法李阳冰性喜刻石，颜真卿所书之碑多请他篆额。他的著名书作有《三坟记》、《怡亭铭并序》、《城隍庙碑》、《易谦卦》、《滑台新驿记》等。其中《易谦卦》笔法尤为瘦健。清代王漱《竹云题跋》称它：“运笔如蚕吐丝，骨力如绵裹铁。”
李阳冰艺术成就李阳冰主编李白诗集《草堂集》并为序。李阳冰在唐代以篆学名世，精工小篆，圆淳瘦劲，为秦篆一大变革，被誉为李斯后小篆第一人，对后世颇有影响。自秦李斯创制小篆，历两汉、魏、晋至隋、唐，逾千载，学书者惟真草是攻，而篆学中废。李阳冰尝叹曰：“天之未丧斯文也，故小子得篆籀之宗旨。”李阳冰曾刊定东汉许慎所著《说文解字》为二十卷，但对原书的篆法和解说都大加改动。此后，许慎的原本渐渐消失，而李氏刊本则盛行。直至宋代初年，徐铉奉诏校订《说文解字》，对原书内容进行了整理，才大致恢复许著原貌。李阳冰以篆书为己任，始学李斯《峄山碑》，承玉筋笔法，然在体势上变其法。线条上变平整为婉曲流动，显得婀娜多姿。《金壶记》称“阳冰尤精书学，豪骏墨劲，当时人谓曰笔虎。”张旭的笔法也曾得到李阳冰的传授。暮年所篆，笔法愈见淳劲。自称：“ 斯翁（李斯）之后， 直至小生。曹喜、蔡邕不足道也。”康有为《广艺舟双辑》称其为：“以瘦劲取胜，若《谦卦铭》，益形怯薄，破坏古法极矣。”当时颜真卿所书之碑，必请李阳冰用篆书题额，可见其篆书影响的深远。大诗人李白有诗云：“吾家有季父，杰出圣代英”、“落笔洒篆文，崩云使人惊”，说明李阳冰的篆书确实取得了较大的成就。清代孙承泽在《庚子消夏记》中也称，篆自秦汉而後，推李阳冰为第一手，可见对其评价之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