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论马克思物质变换理论及其对生态文明建设的

　　　[摘要]马克思受李比希和摩莱肖特思想的影响，创造性地赋予“物质变换”概念以生态和社会双重意义，并运用它分析人与自然的关系，形成了其物质变换理论的基本思想：物质生产实践(劳动)是引起、调整和控制人与自然之间物质变换的中介；人类不合理的生产实践是导致物质变换断裂即生态环境失衡的根本原因；循环再利用和减量化生产是物质变换顺畅进行的有效手段；生产者联合起来的未来社会是合理地调节人与自然之间物质变换的前提。考察马克思物质变换理论的渊源和基本思想，对于澄清理论是非，领悟其独特内涵，建设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具有重要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关键词]马克思；物质变换；自然异化；生态文明；循环经济；绿色消费
　　当今全人类生存和发展面临着“生态危机”的威胁。20世纪产生的生态自然观是系统自然观在人类生态学领域的具体体现，是辩证唯物主义自然观的现代形式之一。作为20世纪生态自然观的重要理论来源，马克思所创立的物质变换理论是生态学和唯物主义自然观相结合的一种生态自然观，其思维方式的特征是基于生产和生活实践的人、自然、社会三者的辩证统一。考察马克思物质变换理论的渊源和基本思想及其对当代生态文明建设的指导意义，在当代中国已成为马克思哲学思想研究领域的一个极富挑战意义的重要课题。
　　一、马克思物质变换理论的渊源
　　在物质变换理论方面，马克思所受德国古典哲学的影响，笔者将另作专论加以阐述。这里，主要分析马克思如何受李比希和摩莱肖特思想的影响，创立了有独特内涵的物质变换理论。考察马克思物质变换理论的渊源，有助于澄清是非，拓展马克思哲学思想来源的研究视域。
　　“物质变换”，原本是一个生物学用语，是指“生命活动过程中有机体从外界摄取营养和从体内排出废料的过程。”马克思在德语中用“Stoffwechsel”一词表达“物质变换”概念。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一版)中，根据语境的不同，德语“Stoffwechsel”有“物质变换”和“新陈代谢”两种译法，通常“物质变换”概念的外延更宽广一些，可以涵盖“新陈代谢”这层含义，因而在大多数情况下，“Stoffwechsel”被翻译成“物质变换”。近年来，有些学者也把“StoffwechsEi”一词译作“物质代谢”。
　　关于马克思物质变换理论的思想渊源，目前国内外学者有两种不同的观点。以法兰克福学派的A，施密特(Schmidt Alfred，1931－)为代表的一些学者们认为，“马克思在物质变换概念这点上追随摩莱肖特”的自然哲学；以日本农学家椎名重明(1925－)为代表的另一些学者则认为，马克思物质变换理论源自李比希的自然哲学。
　　摩莱肖特(JacobM01eschott，1822－1893)，荷兰生理学家、哲学家、庸俗唯物主义代表之一。施密特发现摩莱肖特早就描述了“物质变换”现象：“人的排泄物培育植物，植物使空气变成坚实的构成要素并养育动物。肉食动物靠草食动物生活，自己成为肥料又使植物界新的生命的胚芽得到发展。这个物质交换名之为物质变换。”摩莱肖特强调指出：“物质变换的理论是使今日之哲学绕着它转动的轴心”，并在其《在植物以及动物中物质变换的生理学》(1815)、《生命的循环》(1857)、《生命的统一》(1864)等着作中以大量丰富的资料论述了自然物质变换过程。施密特认为，摩莱肖特自然科学的唯物主义在德国的广为蔓延，对马克思物质变换理论的产生具有重要的影响，因而马克思在物质变换概念上追随了摩莱肖特的自然哲学。
　　一石激起千层浪，施密特的观点遭到了众多学者的质疑与批判。日本农学家椎名重明的《农学的思想——马克思和李比希》一书强调，施密特对马克思的物质变换理论的解释纯粹是“胡说八道”，马克思在其着作中曾经多次批评和嘲笑摩莱肖特，说明马克思从未肯定摩莱肖特的物质变换概念，因而马克思的物质变换概念决不可能来自摩莱肖特，事实上，马克思的物质变换理论来源于李比希。日本经济学家吉田文和(1950－)因袭椎名重明的基本判断，并以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着作与书信中曾30多次提及李比希的事实，试图证明马克思的物质变换理论源自李比希的“补偿学说”。美国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者约翰·贝拉米·福斯特(John Bellamy Foster，1953－)基于椎名重明、吉田文和对待摩莱肖特和李比希的立场，误以为“施密特关于摩莱肖特直接影响马克思的推论在逻辑上和证据上都缺少现实基础”，赞同椎名重明、吉田文和关于马克思物质变换理论源自李比希而非摩莱肖特思想的观点。
　　笔者认为，虽然大多数学者赞同马克思物质变换理论源自李比希，但人们还没有足够的证据断定马克思的物质变换理论仅仅源自李比希而不可能来自摩莱肖特的“物质变换”概念。椎名重明的“嘲笑论”与施密特的“追随论”具有各执一端的片面性。马克思的物质变换理论与李比希和摩莱肖特思想之间的关系，实质上是一种扬弃、超越、批判、借鉴和创新的关系。
　　第一，摩莱肖特和李比希一样，事实上都是马克思同时代人，他们所提出的物质变换思想都有可能对马克思物质变换理论的形成产生一定的影响。因此，人们很难断定马克思没有受到摩莱肖特的启迪与影响。事实上，在讨论营养物的吸收与人类废弃物或排泄物的生产之间相互依赖的生物化学过程时，马克思整合和抽象概括摩莱肖特的生理学和李比希的生物化学思想后，提出了“物质变换“概念。
　　第二，施密特关于马克思追随摩莱肖特物质变换概念的观点，有比较可靠的文本依据，决非纯粹的“胡说八道”。施密特援引大量文献资料，采用文本解释学方法，阐释和揭示了马克思与摩莱肖特在物质变换概念上的逻辑相关性。因此，椎名重明、吉田文和、福斯特等人完全否认马克思在物质变换概念上受到摩莱肖特的影响，是一种缺乏充分事实根据的偏见。

　第三，椎名重明、吉田文和、福斯特等学者的研究重点和兴奋点，在于更多地关注马克思和李比希思想的关联，对摩莱肖特的一些重要文本缺乏全面把握，这些文本所持的立场和观点恰恰与马克思思想之间有着直接关联。因此，椎名重明、吉田文和、福斯特等人坚持马克思物质变换概念来自李比希而不是来自摩莱肖特，这一观点未免失之偏颇甚至流于武断。
　　第四，椎名重明的“嘲笑论”与施密特的“追随论”针锋相对，各执一端，具有诡辩论思维方式的基本特征，迷失于绝对同一或非此即彼的思维陷阱。因而从理论实质上说，无论“嘲笑沦”还是“追随论”，这些“诡辩论是一种排斥差异和对立的抽象同一性思维方式”。椎名重明的“嘲笑论”仅仅以马克思文本有批评甚至嘲笑摩莱肖特的话语为根据，强调马克思的物质变换概念来自李比希，企图否证马克思有对摩莱肖特的借鉴和肯定之处。施密特的 研究重点和兴奋点则在于更多地关注摩莱肖特，没有涉及李比希，因而其“追随论”也有另一种的局限性，它试图确证马克思对摩莱肖特思想的借鉴和吸纳，忽视了马克思对摩莱肖特的批评和讽刺。其实，马克思对摩莱肖特思想采取了扬弃的态度。的确，马克思曾经多次批判了摩莱肖特将生物学和生理学等自然科学领域的唯物主义庸俗化的错误观点，摩莱肖特主张人脑产生意识犹如肝脏分泌胆汁一样，不理解人类意识的本质是人脑的机能和属性、是客观世界的主观映象，因而受到马克思的多次讽刺和批评，但马克思没有简单地抛弃摩莱肖特生理学思想中关于“食物链和营养物循环”这一有价值的“物质变换”思想。中西方哲学思想发展史一再表明，人类哲学思想发展，既是后人对前辈思想家的批判、继承和超越的过程，又是同时代学者之间争鸣、借鉴和最终实现自主创新的过程。无论是椎名重明，还是施密特，似乎都没有意识到，马克思的“物质变换”理论对摩莱肖特和李比希思想的扬弃和超越，是批判、借鉴和自主创新的辩证思考。马克思所持的那种扬弃的辩证思维方式，实质上是一种包含差异和对立的具体同一性思维方式。
　　从哲学立场和物质变换内涵上考察，我们不难发现李比希对马克思的影响，或者说，马克思物质变换理论如何在扬弃李比希思想基础上获得创新发展和丰富内涵。
　　第一，从哲学基本立场看，马克思和李比希一样在自然观上坚持唯物主义立场。尤斯图斯·冯·李比希(JUStLlS Von Liebig，1803－1873)作为德国着名农业化学家和农学家，在自然观上坚持了唯物主义立场，认为自然界是由一系列物质性事物(包括生物与非生物)构成的相互制约的有机整体，人类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变动强化了自然事物之间的相互影响。马克思受到李比希这一思想启发，从人类改造自然的物质生产出发，理解自然界的物质本性以及人与自然的物质变换关系，在自然观上同样坚持了唯物主义立场。
　　第二，从物质变换内涵看，马克思受李比希思想启发而形成了“物质变换”理论。李比希发现，伴随农业生产方式变动和城市化生活方式演进，城市环境遭到污染，农地物质循环被中断。在《动物化学》(1842)一书中，李比希第一次赋予“物质变换”以农业化学和生理学的双重含义，使“物质变换”概念在更加广泛的意义上被应用。李比希大力提倡采用有机肥料以提高农业产量，宣称广施化肥的英国集约化农业是一种掠夺性农业；从英国农业掠夺的大量食物和纤维，经过长途运输进入城市，最终形成人类和动物的消化排泄物，既造成城市社区的环境污染，又造成农业土地所损失的氮、磷、钾等营养成分无法得到循环补给。马克思从李比希对英国农业生产的生态学分析中得到启发，基于劳动是人与自然之间物质变换过程的基本观点，赋予“物质变换”概念以既定的生态意义和广泛的社会意义，并运用它分析人和自然关系变革与资本主义社会制度下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变革的耦合关系，强调物质变换(生态循环)与经济循环密切关联，从而阐释了有独特而丰富内涵的人与自然之间“物质变换”理论。可见，马克思的物质变换理论是一种把生态学和唯物主义自然观相结合的生态自然观，已成为20世纪产生的生态自然观的理论来源。按照福斯特的观点，“马克思的世界观是一种深刻的、真正系统的生态世界观”(前言)，其“彻底的生态学分析同时需要唯物主义和辩证法两种观点”。
　　二、马克思物质变换理论的基本思想
　　从物质生产实践(劳动)的社会本质出发，马克思阐述了有独特而丰富内涵的物质变换理论。马克思认为，物质生产实践(劳动)是引起和调控人类与自然之间物质变换的中介；人类不合理的实践(即人类过度干预自然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导致物质变换断裂即生态环境问题的根本原因；循环再利用和减量化生产是物质变换顺畅进行的有效手段；生产者联合起来的未来社会是合理地调节人与自然之间物质变换的社会前提。
　　(一)生产实践活动是人与自然之间物质变换的中介
　　在《资本论》第一卷中，马克思指出：作为生产物质资料的实践活动，“劳动首先是人和自然之间的过程，是人以自身的活动来引起、调整和控制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的过程。”马克思的这一论断蕴含了如下两个层次的内涵。
　　第一，物质生产实践(劳动)是引起人与自然之间物质变换的中介。一方面，通过生产活动，人类不断向自然界索取各种资源。人类借助于人身自然力索取和占有物质、能量等身外自然力，使这些自然资源转化为社会的物质财富，以满足自身生存和发展的需要。马克思说：“人自身作为一种自然力与自然物质相对立，为了在对自身生活有用的形式上占有自然物质，人就使他身上的自然力——臂和腿、头和手运动起来。当他通过这种运动作用于他身外的自然并改变自然时，他就同时改变他自身的自然。”可见，“劳动就是为了满足人的需要而占有自然因素，是促成人和自然间的物质变换的活动”。另一方面，通过生产消费和生活消费活动，人类向自然界排泄各种“废弃物”。人类利用各种自然资源生产人们需要的物品时，由于技术原因所产生的废弃物，马克思称之为“生产排泄物”；人类进行新陈代谢的生命活动所产生的排泄物、“消费残留物”和日常生活垃圾，马克思称之为“消费排泄物”。这些生产和生活排泄物最终回归自然界。由上可见，人类不断地向自然索取生产生活资源和向自然排泄废弃物的双向活动过程，实现了人和自然之间物质变换的持续运动。

第二，物质生产实践(劳动)是调控人与自然之间物质变换的中介。劳动不仅是引起人与自然之间物质变换的中介，而且是“调整”和“控制”人和自然之间物质变换的中介。人类社会产生以前，当生态系统陷入无序状态时，生态系统依靠自我调节机制达到新的有序状态。但是，人类社会产生以后，尤其是工业社会以来，人类大规模地滥用自然资源，导致了生态失衡和环境污染，仅仅依靠生态系统的自我调节机制就难以恢复正常状态。人作为生态系统的调控者，通过改造自然的实践活动，调整和控制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过程。
　　(二)人类不合理的物质生产实践是导致物质变换断裂的根本原因
　　马克思在解释“自然的异化”的实质的基础上，进一步分析了人类历史上各时期出现物质变换断裂即生态环境失衡问题的根本原因。马克思认为，从根本上说，人类历史上各个时期出现物质变换断裂(自然的异化)即生态环境问题，是由人类不合理的物质生产实践活动(即人类过度干预自然秩序和追求利润最大化的资本主义工农业生产方式)造成的。
　　第一，“自然的异化”的实质。马克思所谓“自然的异化”，是指人类改造自然界所获得的成果反过来成为统治人类自身的盲目力量，由于人类过度干预自然秩序的不合理的劳动活动造成人与自然物之间物质变换断裂。正如有的学者所言：“马克思把人与自然关系的分离，即自然在人类的过度干预下出现的对人类的背离和惩罚现象称为自然的异化。”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是一个不断循环的双向过程。在人类劳动活动的基础上，通过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能量的双向流动，实现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的永续循环。如果人类只向自然索取而未返还给自然，或者返还给自然的因素超过自然的承受能力，就会造成人和自然之间物质变换断裂，产生生态环境失衡问题。人类改造自然的各种实践活动，是为了创造更多的物质财富，进而创造更加优美的、更适宜人居的良好环境，实现人类社会的理想追求。我们很难想象“在一个生态危机频繁发生、生态环境遭受极大破坏的国家或区域如何实现经济发展，以及如何寻求社会进步”。人们往往片面追求经济的增长速度、物质财富的积累程度，过度向自然界索取资源，导致自然界自我恢复能力和环境承载能力超出其最大限度，产生“自然的异化”现象。人类好像在一夜之间突然发现自己正面临着史无前例的大量危机：诸如人口危机、粮食危机、能源危机、原料危机、环境危机等，实质上都是人与自然之间物质、能量变换发生断裂。可见，人类不合理的物质生产实践活动是导致“自然的异化”的中介。
　　第二，资本主义社会产生之前“自然的异化”。人类过度干预自然秩序的无知行为，必然造成人与自然之间物质变换断裂，马克思称之为“原发性的自然的异化”。1868年3月25日，马克思致恩格斯的信又提出了“原发性的自然的异化”概念，并极力向恩格斯推荐弗腊斯的《各个时代的气候和植物界，二者的历史》一书，认为这本书是“十分有趣的”。显然，马克思对弗腊斯有关“耕作的最初影响是有益的，但是，由于砍伐树木等等，最后会使土地荒芜”的思想产生了极大的兴趣，并进一步补充道：“耕作如果自发地进行，而不是有意识地加以控制，接踵而来的就是土地的荒芜，像波斯、美索不达米亚等地以及希腊那样。”这里，马克思揭示了人类实践活动的双重影响，人类实践活动可以产生积极的后果，使荒原变成良田、解决人们的温饱问题，但如果人类对人与自然关系的真相缺乏深刻认识，过度干预自然秩序，就会产生“自然的异化”的消极后果，最终导致人与自然之间物质交换断裂即生态环境失衡问题。
　　第三，资本主义社会产生以后的“自然的异化”。资本主义工农业生产方式的目的在于追求利润最大化，造成人与自然之间物质变换断裂，马克思称之为“人为性的自然的异化”。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列举了大量事实，分析了资本主义工农业生产导致物质变换断裂进而造成了在城乡之间日趋严重的生态环境失衡问题。在马克思看来，资本主义“大工业和农业”造成农村和城市、工业和农业之间物质能量变换断裂，“自然的异化”表现为在城乡之间新陈代谢出现了“无法弥补的裂缝”。资本主义“大工业和农业”使越来越多的农村人口汇集在城巾，被城市人口所消耗的食物和纤维等生活资料来源于农村土地转移的大量物质和能量，并没有相应返还给农利土地，不仅导致农村土地肥力下降，还造成城市环境污染严重。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三卷中，剖析了大土地所有制促进城市工业化进程从而导致在城乡之间物质变换过程断裂的现象。马克思说：“大土地所有制使农业人口减少到不断下降的最低限度，而在他们的对面，则造成不断增长的拥挤在大城市中的工业人口。由此产生了各种条件，这些条件在社会的以及由生活的自然规律决定的物质变换的过程中造成了一个无法弥补的裂缝，于是就造成了地力的浪费。”在《资本论》第一卷中，马克思在讨论“大工业和农业”时，强调资本主义生产在推动社会历史进步的同时必然破坏人与土地之间的物质变换。马克思写道：“资本主义生产使它汇集在各大中心的城市人口越来越占优势，这样一来，它一方面聚集着社会的历史动力，另一方面又破坏着人和土地之间的物质变换，也就是使人以衣食形式消费掉的土地的组成部分不能回到土地，从而破坏土地持久肥力的永恒的自然条件。”
　　(三)循环再利用和减量化生产是物质变换顺畅进行的有效手段
　　鉴于人类不合理的生产活动必然导致人与自然的分离，产生“自然的异化”，给自然生态环境造成严重破坏，马克思提醒人类应“合理地调节他们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以实现人与自然之问的可持续物质循环。在《资本论》第三卷中，当马克思讨沦生产排泄物的利用时，主张通过生产排泄物的循环再利用和废料减量化，改善人类向自然过度索取和超量排放的非常情况，实现人与自然物质变换的顺畅进行。
　　第一，依靠科学技术进步可以实现排泄物的循环再利用。
　　首先，排泄物对工农业生产具有重要作用。在马克思看来，排泄物分为生产排泄物和消费排泄物。其中，“生产排泄物，是指工业和农业的废料；消费排泄物则部分地指人的自然的新陈代谢所产生的排泄物，部分地指消费品消费以后残留下来的东西。”对于这些排泄物，不要轻易地把它“抛给”自然界，相反要加以循环再利用，因为这些“所谓的废料，几乎在每一种产业中都起着重要的作用”。对于工业来说，对“生产排泄物”的循环再利用可以降低生产成本，降低商品的价格，以增强市场竞争优势，因而马克思举证说“已经有数以千计的工人从事再生产呢绒的制造”。对于农业来说，“消费排泄物”的循环再利用，不仅可以改善土壤的质量，而且可以实现农业产品的无污染，促进生态农业的发展，因而马克思强调“消费排泄物对农业来说最为重要”，作为完整的“物质变换”循环的一部分，“消费排泄物”需要返还于土壤。

　其次，排泄物的循环再利用依赖于科学技术的进步及其应用。排泄物之所以能够循环再利用，是“因为每种物都具有多种属性，从而有各种不同的用途，所以同一产品能够成为很不相同的劳动过程的原料”，而事物的多种属性的发现，要依赖于科技的进步及其应用。马克思说：“化学工业提供了废物利用的最显着的例子，它不仅发现新的方法来利用本工业的废料，而且还利用其他工业的各种各样的废料，例如，把以前几乎毫无用处的煤焦油，变为苯胺染料，茜红染料(茜红)，近来甚至把它变成药品”；“机器的改良，使那些在原有形式上本来不能利用的物质，获得种在新的生产中可以利用的形式，科学的进步，特别是化学的进步，发现了那些废物的有用性质”；“人们使用经过改良的机器，能够把这种本来几乎毫无价值的材料，制成有多种用途的丝织品”。可见，事物具有多重属性和用途使废物的循环利用成为可能，科学技术的进步及其具体应用则使废物的循环利用成为现实。
　　第二，通过减量化生产可以控制生产过程伴生的污染。
　　在《资本论》第三卷中，马克思区分了两种不同的节约。马克思指出：“应该把这种通过生产排泄物的再利用而造成的节约和由于废料的减少而造成的节约区别开来，后一种节约是把生产排泄物减少到最低限度和把一切进入生产中去的原料和辅助材料的直接利用提到最高限度。”。实际上，前一种节约就是所谓“循环再利用”，后一种节约就是所谓“减量化生产”。在马克思看来，降低废弃物的污染，不 仅仅依赖于“末端治理”，而且要从源头上进行控制，在生产过程中减少废弃物排放，实现节能降耗的“减量化生产”。而实现减量化生产的途径，又取决于提高机器和工具的质量、原料本身的质量及其采掘工农业的发展水平和节约管理制度的完善程度。马克思说：“废料的减少，部分地要取决于所使用的机器的质量。机器零件加工得越精确，抛光越好，机油、肥皂等物就越节省。这是就辅助材料而言。但是部分地说，——而这一点是最重要的——在生产过程中究竟有多大一部分原料变为废料，这要取决于所使用的机器和工具的质量。最后，还要取决于原料本身的质量。而原料的质量又部分地取决于生产原料的采掘工业和农业的发展(即本来意义上的文明的进步)，部分地取决于原料在进入制造厂以前所经历的过程的发达程度。”
　　(四)生产者联合起来的未来社会是合理地调节人与自然之间物质变换的前提
　　在《资本论》第三卷中，马克思设想了人与自然之间物质变换能够顺利进行的社会前提——未来共产主义社会。随着共产主义社会对异化劳动即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私有制的扬弃，劳动已经不仅仅是谋生的手段，而且是生活的第一需要，是作为真正的人的存在方式。因此，只有通过共产主义社会的劳动，才能真正解决人和自然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不仅使自然界成为劳动对象，而且使自己和别人成为“社会化的人”、“联合起来的生产者”，从而合理地调控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防止自然作为盲目力量统治自己的异化现象。马克思深刻指出，在未来美好的共产主义社会，“社会化的人，联合起来的生产者将合理地调节他们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把它置于他们的共同控制之下，而不让它作为盲目的力量来统治自己；靠消耗最小的力量，在最无愧于和最适合于他们的人类本性的条件下来进行这种物质变换”；“共产主义，作为完成了的自然主义一人道主义，而作为完成了的人道主义一自然主义，它是人和自然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是存在和本质、对象化和自我确证、自由和必然、个体和类之间的斗争的真正解决。”
　　三、马克思物质变换理论
　　对生态文明建设的启示
　　当代人类面临的“生态危机”，主要表现为人口激增、资源短缺和环境污染。马克思物质变换理论为克服“生态危机”、实现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建设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提供了一系列重要启示。
　　(一)依靠科技进步，开发资源多重属性
　　占世界人口四分之一的科技发达国家消耗全球资源的四分之三，还把资源能源消耗高、环境污染严重的产业转移到发展中国家。在科学技术与资源开发的关系问题上，技术悲观论和马克思主义看法截然不同。前者认为，科学技术往往被人们当作滥用自然资源的手段，成为自然资源短缺的罪魁祸首。后者认为，不适当地应用科学技术导致自然资源短缺，但资源问题的最终解决，除了改变不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外，还必须依靠科学技术的进步，不断发现、开辟新的自然资源及其新的用途。在一定历史时期，受科技发展水平限制，自然资源的多重属性尚未被充分认识和综合利用，使原本资源短缺的问题更加突出，制约国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因此，应当依靠科技的进步，节能降耗，同时合理开发自然资源的多重属性，以缓解经济发展与资源短缺的矛盾。当前，大力发展科学技术，综合开发自然资源的多重属性，以再生能源代替非化石资源，有效缓解资源紧缺状况，必须加快建立国家创新体系，形成保障科技创新的组织制度，尤其在信息、生命、空间、海洋、纳米、新材料等战略领域，加大研发(R&D)投入力度、R＆D／GDP投入强度。
　　(二)发展循环经济，减轻生态环境污染
　　资源消耗型工业经济增长方式，必然造成日益严重的生态环境污染。而循环经济本质上是一种生态经济，是实现生产方式生态化、缓和资源紧张、减少环境污染的重要途径。人类社会经济形态的变迁经历了三种模式。第一种经济模式是“资源产品一污染排放”单向流动的线性经济模式，其特征是高投入、低产出、高污染。人们疯狂地开发与利用自然资源之后，将各种生产废弃物排放到自然生态系统中，导致资源紧缺和日益严重的环境污染。第二种经济模式：“资源产品
　　污染排放一末端治理”的经济模式，其特征在于污染排放惯性巨大、治理成本很高、环境治理速度较慢。第三种经济模式是“资源一产品
　　再生资源”的反馈式的循环经济模式，其特征是低投入、高产出、低排放，最大限度地利用资源，减少自然生态环境污染。为此，必须完善与循环经济相关的法律法规、政策及激励机制，特别是建立合理的自然资源环境评价指标体系和自然生态环境补偿机制，通过发展清洁生产、绿色生产以及节能降耗技术等环保产业，以促进循环经济发展，降低生态环境污染程度。

　　(三)树立可持续发展观和绿色消费观，减少生产和生活废弃物排放量
　　以高能耗、高排放和低返还为特征的传统工业，造成了严重的生态环境失衡和气候异常问题，直接威胁着人类的生存和发展的根本利益。当前应对全球气候变化，无论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必须树立资源、经济和社会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观，共同承担减少生产废弃物排放量的责任和义务。2007年12月，在印尼巴厘岛召开的联合国气候变化公约缔约方大会(COPl3)达成的“巴厘岛路线图”，确定在2009年前达到减缓气候变暖的新协议。“‘巴厘岛路线图’明确规定《公约》的所有发达国家缔约方都要履行可测量、可报告、可核实的温室气体减排责任”。2009年12月，在联合国召开的哥本哈根气候变化大会上，由英国和美国起草的“丹麦文本”秘密协议，实质上“要求发展中国家承担更多的责任，而发达国家却不愿承担相应的责任”。这表明白巴厘岛会议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两大阵营在减排目标、资金和技术支持等关键问题上仍然分歧严重”，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坚持按照联合国确定的《京都议定书》、“巴厘岛路线图”和“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要求按历史和现实的生产和生活排放量，确定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共同承担但有区别的责任和义务”，加大减量排放资金的投入增量与先进技术的支持力度，有计划地实施减排目标和任务，正确处理全球气候变化中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的关系问题。2010年3月，中国政府总理******表示，通过制定和实施《消耗臭氧层物质管理法》、《大气污染防治法》等法律规范，承诺中国确保节能降耗目标的如期实现，切实保护人类生存家园使之永远置于“万绿丛中”。
　　当前国内外盛行时尚消费、面子消费、情绪消费等病态的异化消费行为，其目的不是追求商品和服务的使用价值，而是追求被技术激活的满足欲望的符号和象征意义。这种“过度扩张的超前消费行为引起资源有限性与欲望无限性之间矛盾，不仅直接导致了当前正在发生的世界经济危机，而且增加了生产生活废弃物的排放量，破坏了人与自然之间物质变换，给全球生态环境雪上加霜。”因此，当前

克服异化的消费行为，超越消费主义的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无论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必须树立科学消费观念，减少生活废弃物排放量，防止生态环境污染。首先，要转变非理性的异化的病态消费观念。由于各种病态消费行为都属于欲求消费范畴，满足欲求的异化消费必然造成资源浪费和环境污染。其次，要选择适度的可持续的绿色消费观念。自觉遵循经济伦理的“中道”原则，倡导衣食住行无污染消费，努力实现消费活动的代际公正德性。这就要求任何国家和地区的当代人在满足自身消费需要的同时，还要考虑为子孙后代预留满足其需要的广阔空间，切不可过度超前消费，寅吃卯粮，断绝子孙的生存和发展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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