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伦理思想的觉醒与当前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
当前生态伦理思想的觉醒,是对全球范围内突出的生态环境问题的一种反映。生态伦理思想历来是人类伦理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人类伦理思想发展的各个阶段都不同程度地得到丰富和完善。特别是近代工业革命以来,环境问题成为影响社会发展进程的一个关键性因素,生态伦理思想逐渐形成了一个较为独立的思想体系。人类生活生态伦理思想的觉醒,反映的是生态环境问题从影响社会发展进程的关键性因素跃升为决定性的因素,生态伦理以一种全新的姿态呈现在人们面前。
一、生态文明与生态伦理的关系
在生态伦理研究的过程中,一个重要的课题就是生态文明概念的提出。学界对于生态文明比较普遍的看法是,把它当做继狩猎与采集文明、游牧文明、农业文明、工业文明之后的一种新的文明形态o“愈演愈烈的生态危机以超出人类意愿的方式逼迫人们做出的一个重大判断是:人类已经进入了一个与以往不同的新的历史时期,一个新的文明阶段,即生态学时代。”生态文明形态不仅意味着生态伦理的深刻变化,也意味着整个伦理思想的整体性变革,意味着生态伦理在伦理结构中将处于新的更加重要的地位。
目前,生态文明主要关注的是人类社会发展与资源环境的相互关系问题;同时,也关注人类社会对于未来发展状况的展望。生态文明未来前景的描绘必然是与生态伦理的价值追求相联系的,是人们对于生态伦理价值的具体化和现实化。生态伦理价值除了对于未来前景的具体化和现实化,还包括对现实状况的伦理约束。运用技术批判理论是研究生态文明建设联系未来前景与现实状况的结合点。
技术批判理论涉及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领域。但是,从生态文明的角度来说,技术批判的重点在于自然科学领域。20世纪70年代末期开始,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观念逐渐在世界范围内成为共识,新技术革命推动着世界的面貌日新月异,科技创新成为了经济社会发展的决定性因素。与此同时,技术批判理论也开始逐渐兴起。人们对于工具理性的反思,促进了技术批判理论在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领域都取得了重要成果。虽然从生态文明的角度来说,技术批判的重点在自然科学领域,但是不能就此否定社会科学领域的技术批判对生态文明的作用。无论是自然科学,还是社会科学“作为人类理性能力象征的科学技术并非万能的,在大自然面前它终究有着不可逾越的局限。”
法兰克福学派的“社会批判”理论是影响广泛的技术批判理论流派。法兰克福学派对于技术的批判主要在于两个维度,即作为意识形态的技术和意识形态的技术化。前一个维度的主要在于对工具理性的批判,后一个维度在于对文化工业的批判。虽然‘‘社会批判”理论的研究对象在于社会科学领域,但是其观点对于认识科学技术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并进而认识人与自然的关系依然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无论是自然科学领域,还是社会科学领域,技术批判的理论焦点均在于对工具理性的批判。工业革命促使工具理性在自然科学领域取得主流地位,而工具理性在自然科学领域的发展又推动了工业生产的进步。工具理性是工业主义核心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现代化进程中,工具理性在社会科学领域逐渐取得主导地位,其集中表现就是文化工业的形成和发展。以工具理性为技术基础的文化工业,剥夺了人们的精神自由,成为法兰克福学派社会批判理论的中心议题之一。技术批判理论在自然科学领域的批判直接推动了自然科学的伦理化转向,促成了科学技术哲学的产生。美国学者安德鲁?芬博格(Andrewfeenberg)提出,在当前应用伦理的方法中,‘伦理的论证通常将现有的技术作为固定的背景,没有质疑技术设计和发展的社会根源。在我看来,哲学必须处理的价值问题恰恰涉及到技术和技术体系的这些社会根源。”
自然科学的伦理化转向,是当代自然科学发展的现实状况所要求的必然结果。自近代工业革命以来,科学技术对于社会发展的革命性影响已经显现,工业生产的每一次飞跃式的发展都是以自然科学领域的重大技术突破为前提的。工业革命以来的技术发展带有局部性的特点。虽然局部的个别的技术突破往往会引起整个技术结构的整体性变革,但是这种变革通常不具有整体的伦理意义。因此,技术伦理在科学技术的发展中处于从属的地位只具有个别意义。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新技术革命,具有不同于工业文明时期技术发展的新的特点。这也就决定了技术伦理在科学技术发展,乃至整个社会的发展中具有不同以往的重要性。安德鲁?芬博格认为:“在马克思所处的时代,生产是技术应用的主要领域。随着技术中介渗透到社会生活的每一个领域,随之产生了技术的矛盾和潜能。”
生态文明是以科学技术革命为基础,人、社会、自然形成有别于工业文明时代的相互关系的一种人类社会发展形态。在生态文明形态中,自然科学领域的技术发展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决定性因素。工业文明时代,技术发展具有革命性的作用,但是对于社会发展的进程还不具有决定性的作用。在生态文明形态中,科学技术的发展不是局部的个别的突破,而是依靠各个局部的创新共同作用实现的整体的跃升。这与工业文明时代在局部的个别的创新基础上实现的整体变革具有根本的不同。在生态文明形态中,科学技术创新发展的速度使整个社会的发展日新月异,人与自然的关系时刻处于发展变化之中。科技创新具有主动性的地位,推动着社会的发展。而在工业文明时代,社会的发展具有主动地地位,唤起着科技创新。生态文明形态科学技术发展的上述特点,决定了自然科学要实现伦理化的转向,与社会科学相结合,在自然科学领域每一次整体性技术创新之前,从人与自然关系的角度,对技术创新的进行整体性的生态伦理价值选择,从而使各个局部的技术创新能够符合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要求。
二、中西方关于天人关系的阐释
中西方文化对于天人关系都从各方面形成了丰富的思想。在这些认识中,中西方文化却有着不同的侧重点,并因此影响了中西方文化不同的发展趋势和路径^
“天人合一”思想是中国文化中认识人与自然关系的基本观念。所谓“天人合一”,就是把人和自然看做一个整体,把自然之法看做人类生活所应该遵循的基本法则。在“天人合观念的基础之上,儒家思想又形成了对于社会的“天人感应”观念,认为政治社会的发展会在自然天象上表现出来。中国文化中的‘‘天人合一”观念,反对人类活动对于自然的过度干预,推崇“无为而治”的价值观念。西方文化在人与自然的关系方面注重人对于自然的改造,即人化自然,强调人的责任,重视人对于自然界本质的认识,并且以这种认识来规范人类生活的秩序。不能简单地认为中国文化中就没有人化自然的思想,西方文化中就没有把人与自然看做一个整体的观念。中西方两种文化发展的主流趋势和倾向不同,形成了不同的发展路径。
对于中西方理解天人关系的不同路径的认识,既来自于对中西方思想文化发展进程的解读,也来自于对中西方社会实际发展的历史状况的考察。中西方思想文化和经济社会发展发展的不同路径,在近代社会表现得特别明显。
西方历史的近代时期,大致与中国清朝的统治时期相当。中国自宋明以后直至1840年鸦片战争,宋明理学始终处于文化的主流位置。宋明理学主张的‘‘存天理,灭人欲”的思想观念深刻地影响了这一时期及其后包括中国近代的社会经济发展。马克思认为自然是人的欲望的对象,是人类实践活动的对象,是人的实践活动改造的对象。而宋明理学“存天理,灭人欲”的主张,在把“天人合一”观念中遵循自然法则的价值观念推向极致的同时,也窒息了人们改造自然的愿望,遏制了社会经济的发展。当清王朝于‘‘天朝大国”的幻觉中止步不前的时候;西方文化推崇探索自然,改造自然的理性精神促使西方文明走向世界的中心。
工业革命是西方文化中理性精神的重大成就。工业革命不仅改变了西方文明的状况,改变了整个世界的面貌,而且使西方文明成为世界历史发展潮流的领导者。马克思对于西方资产阶级领导的工业革命给予了高对的赞扬,认为它在100年时间里所创造的财富超过了过去一切时代的总和。但是,马克思对于工业革命及西方现代化进程中自然的异化,人的异化现象也进行了深刻地剖析和批判。马克思认为,西方的工业革命和现代化进程,在取得了认识自然和改造自然的巨大成果的同时,也存在着与西方的人道主义和自然主义价值观念相违背的异化现象H。马克思对于西方现代化进程中异化现象的考察时符合历史实际的,同时,西方现代化的进一步发展更加显现了异化现象的存在。
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中国闭关锁国的状态被打破,被迫纳入了世界现代化的历史体系之中。由此开始,西学东渐,中国的思想文化开始受到西方文化的猛烈冲击。西方的理性精神和认识自然、改造自然的思想观念开始被中国文化所接纳,而中国的文化传统在发生重大转折的同时,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也在曲折发展中前行。
中国的现代化发展有四次高潮时期:第一次是19世纪六七十年代;第二次是20世纪二三十年代;第三次是20世纪五六十年代;第四次是20世纪八九十年代。1840年之后,中国已经纳入了世界现代化发展的体系,中国现代化发展的几次高潮时期,与世界现代化发展的状况基本一致。中国现代化是在西方坚船利炮打破国门之后被动开始和发展的。因此,中国在现代化进程中出现的自然的异化、人的异化问题等,与西方相比,往往有过之而无不及。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新技术革命推动的现代化浪潮,深刻地改变了人与自然的关系,生态文明作为一种形态出现在人们的视野里,生态伦理将发生革命性的变化,中国和西方将共同面临生态文明建设的挑战。
三、生态伦理思想的觉醒
当前,人类社会生态伦理思想的觉醒,意味着生态伦理将发生革命性的变化。这种变化是什么,现在还没有明确的答案。有关生态伦理,现在只能说,虽然资源环境问题是生态问题的集中体现,但是,生态伦理关注的将不仅仅是人类社会发展与资源环境的矛盾问题。明确生态文明觉醒的理论背景和时代背景是寻找和发现生态伦理的革命性变化的前提。
(_)理论背景
生态伦理思想觉醒的理论背景主要表现在:生态文明理论的兴起与传播;人们对马克思生态伦理思想的重新认识;对中国古代天人关系尤其是道家思想的再挖掘;西方生态伦理思想精华的影响。
20世纪90年代末期,生态文明理论开始兴起和广泛传播。生态文明理论的兴起,意味着对于生态环境问题的关注从解决具体问题开始进入系统的理论化阶段。生态文明理论关注的核心问题是新科技革命所催生的伦理问题。新科技革命所引发的伦理问题,主要是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工业文明以来长期存在的环境问题,是生态文明理论研究的重要范畴,但是,已经处于从属的地位。不过,环境问题仍然是生态文明理论研究的出发点和立足点。生态文明理论实际上就是伦理化的新科技革命理论。
对于中西方生态伦理思想的研究是生态文明理论研究的理论前提。马克思主义作为人类思想文化发展中的重要成果,在当今世界依然具有蓬勃的生命力。在中西方各种生态伦理思想中,马克思主义以其所具有的思想领导力,展示了它独有的当代价值。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自然本质,人与自然的相互关系,资本主义社会人与自然关系的异化,处理人与自然关系的价值理想的论述,对于认识生态文明理论中人与自然的关系,分析当即世界存在的各种现实矛盾,树立正确的生态文明价值观念都具有指导性意义。
在当今世界生态伦理思想的研究中,中国文化中关于人与自然关系,人类正确地利用和开发自然的思想也是其重要的内容。中国文化的转流经典文献中有丰富的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记述《周礼》中提出:‘‘凡服耜,斩季材,以时入之。”《礼记》中提出:“国君春田不围泽,大夫不掩群,士不取麇卵。”《老子》中提出:“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论语》中提出:“道千乘之国,敬事而信,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这些中国早期文化中的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思想,是以后‘‘天人合一”观念提出的思想基础。中国文化中的“天人合观念,在以后逐渐发展为处理君民关系和人与自然关系两个方面的内容。其中关于处理人与自然关系方面的内容对于当今世界的生态文明理论构建仍然具有启发意义。
西方的自然主义和人道主义传统对于当前世界范围生态伦理思想的觉醒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在当前的生态伦理思想觉醒中,马克思主义、西方的自然主义和人道主义传统是两个发挥了领导性作用的思想路径。马克思主义也主张通过自然主义和人道主义相结合来理解人与自然的关系。只是这两种在理解人与自然关系的过程中形成了不同的认识范畴。20世纪六七十年代开始,西方文化从自然主义出发提出了动物权利论等主张,反对人类中心主义,又从人道主义出发反对工业主义对于自然的破坏,进而逐渐形成了对于现代性的全面反思。也就是说,西方的自然主义和人道主义从不同的角度推进了人们对于人与自然关系的理解。
(二)时代背景
生态伦理思想觉醒的时代背景主要表现在:生态问题严重影响人类的生存和生活,而且正在进一步深入发展;人类为生态文明建设所付出的努力取得了积极的成果;中国的生态保护活动与科学发展观的现实意义。
自从工业革命也来,生态问题就一直是困扰人类社会发展的重要因素。在现代化进程中,生态问题主要表现为环境污染问题,以及伴随现代化发展而进一步恶化的水土流失问题。工业革命以人们对于无机物质的开发利用为物质基础。在人们开发利用无机物质的过程中,由于人们认识能力的局限和社会制度的不合理,造成了不利于人类生存和生活的无机物质大范围散播,形成了环境污染。其主要污染途径是水源和食物。这种生态问题今天依然存在,有时还相当严重。新科技革命使人们认识和改造世界的能力在宏观和微观层面不断深入,从无机世界扩展到包括人在内的有机世界,其中所涉及的人与自然关系的矛盾和伦理问题,使生态问题在广度和深度上不断延伸。
虽然自工业革命以来,生态问题是人类社会所面临的-个严重问题,对人们的生存和生活产生着种种不利的影响,有时还形成了极为严重的恶果。但是,人类从来也没有放弃解决生态问题的努力,逐步解决着发展进程中的各种生态问题。欧洲近代工业革命以后的现代化进程中,环境问题一直是批判资本主义社会的重要方面。20世纪以前,现代化进程是在资本主义制度内进行的,而这一时期人们改造自然的手段依然有限,因此,人们必然要从社会的层面揭示环境问题的原因。经过不断地批判和努力,恩格斯晚年也承认,资本主义现代化过程中出现的严重环境问题已经明显地得到了改善。20世纪六七十年代出现的以反对工业主义为宗旨的生态运动,是一场世界范围的环境保护运动。生态运动促使环境保护形成了比较完善的组织和理论。20世纪90年代末期以来,生态文明理论的兴起,标志着生态运动和理论进入新的阶段。而对于气候问题的关注也显示生态运动更加具有了世界性的意义。
建国后,中国大规模的工业建设也导致了比较严重的环境问题,主要表现为工业化进程中对于土地的过度开发所形成的水土流失问题和对于森林的过度砍伐。针对这个问题,中国政府在相当长的时间内,进行了持续的以农田水利基本建设为主要内容的国土整治活动,有针对性地进行了植树造林,遏制了土地的沙漠化进程,形成了人进沙退的局面。进入20世纪90年代,针对水域污染严重的局面,开展了治理水域污染的活动,通过广泛地建设污水处理设施,减少了水源污染物的排放,使中国的水源质量得到了根本性的好转。在西部植被覆盖率低的地区,推行退耕还林,退耕还草的政策,使中西部地区的植被状况得到明显的改善。20世纪90年代末期以来,生态文明理论研究逐渐成为理论研究的热点领域。这既是中国生态文明建设得到广泛重视的一个反映,也是生态文明成为世界范围内经济社会发展的重点问题的一个反映。科学发展观所提出的构建和谐社会的理论主题和以人为本的价值主题,从生态文明建设的角度来说,不仅是针对中国国内的生态文明建设,而且具有世界性的意义。
四、当前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进展与困境
生态文明建设是当前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内在要求,在全社会各方面的努力下,正在逐步取得积极的进展。
中国共产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把生态文明建设作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目标。报告提出:“建设生态文明,基本形成节约能源资源和保护生态环境的产业结构、增长方式、消费模式。循环经济形成较大规模,可再生能源比重显著上升。主要污染物排放得到有效控制,生态环境质量明显改善。生态文明观念在全社会牢固树立。”[4生态文明与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将一起成为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内容。执政党在思想和政治上对于生态文明建设的认同,是推动生态文明建设成为全社会的共识的前提。生态文明建设的理念,对于人们正确认识发展道路,形成更加科学的发展观念提出了新的课题。生态文明理念的提出,将改变人们片面追求经济增长,忽视经济增长的社会效益的发展观念,帮助人们树立正确的经济增长观念,深刻理解经济增长的科学内涵。
国家“十一五”规划纲要把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作为纲要的指导原则,纲要提出:“必须加快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要把节约资源作为基本国策,发展循环经济,保护生态环境,加快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促进经济发展与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H这体现了中国国家最高权力机关对执政党提出的生态文明建设的理念的认同,生态文明建设的执政理念已经上升为了国家意志。建设生态文明,就要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把经济增长的基点放到依靠科技创新上来。科技创新不但是新型经济增长方式的力量之源,而且治理历史上形成的工业化进程中产生的环境污染问题,也必须依靠科技创新。科技创新的立足点在于自主创新,促进自主创新就必须加强知识产权保护。纲要对于这些方面的相关问题都做了具体的阐释。
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已经成为全社会的共识,一个重要的表现就是绿色GDP理念的传播。绿色GDP是对GDP指标的一种调整,是扣除了经济活动对于自然环境的负面影响所形成的社会经济成本之后的国内生产总值。虽然绿色GDP指标存在实际操作的困难,但是对此问题的广泛讨论和关注,却反映出人们对于传统经济增长方式的质疑的普遍性。促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有实际意义的措施是政绩考核标准的变化。通过在政绩考核标准中增加有关生态文明建设的内容,必然会对经济增长方式产生导向性的作用。
生态文明建设是一个世界性的课题。生态文明理念正在促使全球伦理体系的重构,进行生态文明建设离不开国际的合作。当今世界,生态文明通常都是世界性的问题,不可能依赖一个或几个国家的努力而实现问题的解决。而且,即使是那些区域性的局部的生态问题,也通常引起国际性的关注。因此,生态文明建设就世界的范围来说,对一个国家是一种义务。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的大国,在积极解决本国区域性的生态问题的同时,在生态文明建设领域的国际合作中,也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积极承担义务。例如在有关气候问题的国际合作中,中国政府作为《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和《京都议定书》缔约方,积极履行自己的义务,推动气候问题的国际合作。在2009年12月的哥本哈根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上,中国政府总理温家宝做出了庄严承诺,将以对中国人民和全人类负责的态度,根据中国国情确定中国政府减缓温室气体排放的目标,而且不附加任何条件,不与任何国家的减排目标挂钩。
生态文化建设是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方面。在全社会传播生态文化是建设生态文明的重要前提。可以说,生态文明的实现程度依赖于生态文化的传播程度。当前,生态文化的传播正在深度和广度上不断取得进展,生态文明正在逐渐得到社会各方面的认同,逐步成为社会发展的导向性目标。青年学生是未来社会发展的主导力量,青年学生的生态文明观念对于社会未来的发展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因此,帮助青年学生树立正确的生态文明观念,是一项重要而迫切的任务。当前,生态文明教育已经走进青年学生的课堂。通过课堂这个教育传播途径,必然会促使青年学生牢固树立正确的生态伦理观念。
虽然我们在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方面已经取得了种种进展,但是,依然存在一些困境。如中国社会发展很不平衡,落后地区在解决生存发展与环境保护方面存在矛盾;中国人口众多,人均能源消耗量、污染量即使很小,但是总量会很大;生态文明的知识与意识还需要进一步普及加强;地方利益与生态文明建设有时有冲突和矛盾;历史上对生态的破坏在恢复中存在资金、经济发展等难题,等等。
五、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对策研究
中国的生态文明建设既要立足于中国生态问题的解决,也要着眼于全球生态问题的解决。所谓着眼于全球问题的解决,既包含着解决生态问题要有世界性的全局观念,也包含着解决生态问题要吸收借鉴世界各国生态文明建设的成功经验。当前,解决生态问题,总体上来说就是要实现生产力发展的生态化。对于生产力发展的生态化要在以下几方面的相互联系中来理解其基本内涵:价值理想、循环经济、自主创新、绿色消费、生态文化。
实现生产力发展的生态化,根本目的是实现以人为本,实现人的自由全面的发展,实现人与自然关系的和谐。马克思主义对于把的人的自由全面的发展作为人的价值实现的理想。人的自由全面的发展实际上是自然主义和人道主义的价值理想的统一。坚持以人为本就是在社会实践中从自然主义和人道主义的结合中,满足人的现实的物质文化生活的需要。这种需要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实现人与自然关系的和谐。
实现生产力发展的生态化,就目前来说,循环经济是其基本的生产模式。循环经济是一种通过优化工业生产中物质利用的效率,减少工业生产副产品对人类生活产生的负面影响的生产模式。这种生产模式的理想状态是通过生产活动,使自然存在物对人类的生活产生积极作用,同时,这个生产过程中的物质循环对于人类生活的负面影响趋于零。要实现这种理想状态,就必须从人是自然的一部分这个观点出发,把人作为物质循环的一个环节,通过对于包括人的自然的改造活动,实现人的理想价值。
优化工业生产的过程,以此实现循环经济的理想状态,必须依靠科技创新。在工业生产的状态下,工业生产技术已经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综合体。因此,优化工业生产过程,需要大量的复杂的科技创新活动。而且,由于工业生产必须依靠科技创新提高生产力,所以优化工业生产过程也不可能一次就完全结束,是一个持续的过程。在国际政治环境下,仍然存在国家之间、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利益矛盾。因此,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的大国要促进科技创新,必须坚持自主创新为主,引进技术为辅的原则。
优化生产过程的目的是提高人类生活的质量,而人类的生活是通过消费实现的。即优化生产过程是以消费方式为导向的。因此,明确什么样的消费方式是人类生活的最佳方式,是优化生产过程的前提。绿色消费的消费方式是建设生态文明的必然要求;绿色消费的根本追求是寻求人类改造自然与适应自然的动态平衡。人类改造自然的活动,在持续地改变着自然的状况;同时,这种改变既可能改善也可能损害人的生活状况。目前,人对自然变化的适应性也受到客观条件的限制。因此,人类必须通过对于消费方式的选择,使改造自然的结果在适当的范围类发生有利于人的生活状况的变化。所谓绿色消费,根本的要求就是节约资源。节约资源是优化生产过程,改善人类生活状况的基本前提。
生产力发展的生态化既是一种理想的追求。也是一种现实的价值选择。这种追求和选择,必须依靠广大社会成员的积极参与才具有行动的基础。建设生态文明,实现生产力发展的生态化,目前还主要是一种理想的讨论,必须在取得广大社会成员的认同的基础上,形成一种文化共同体,才能够成为现实的选择。文化共同体的形成,以一定的社会成员为基础,也必须依靠部分社会成员的积极建设才能够形成。因此,发展生态文化,建设生态文化共同体,是建设生态文明的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中国现仍然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文化发展存在区域不平衡,总体水平低的问题。因此,中国的生态文化建设需要付出更多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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