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我国以道德约束权力机制的失灵与补救

　　一、以道德约束权力的思想和机制

　　权力天然具有扩张和膨胀的倾向，如果失去制约则必然导致权力的滥用和腐败。翻开历史，人们不难发现各国历史在某种意义上几乎都是一部权力腐败史。因此，法国的大思想家孟德斯鸠说：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万古不易的一条经验。英国的大史学家阿克顿爵士也说：权力容易腐败，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为防治权力腐败，人们设计了各种机制。有人将人类历史上出现过的权力制约机制归纳为三种：以权力制约权力、以道德制约权力和以权利制约权力。

　　以道德约束或制约权力的思想在人类历史上源远流长。在我国，它是儒家传统德治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儒家的德治思想有以德化民的意思。例如孔子说：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但是，儒家的德治思想绝不仅限于此，它更重要的目的在于使道德能够发挥约束统治者行为的作用，使统治者能够严于律己，以身作则，为世人垂风立范，并对百姓广施仁政。孔子说：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f15丨他还说“为政以德'“修己以安百姓。”孟子提倡仁政，强调“内圣”是“外王”的条件。他说：以德行仁者王“人皆有不忍人之心，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矣。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运之掌上。”孟子还从反面论述了不为政以德的后果：天子不仁，不保四海;诸侯不仁，不保社稷；卿大夫不仁，不保宗庙。181可见，儒家的德治主张与其说是针对普通百姓的道德教化，毋宁说是对包括最高统治者在内的统治阶级的道德要求。郭道晖先生认为，以道德来约束统治者的权力，这正是我国传统德治思想的主要锋芒所在。秦汉以后，儒家所倡导的以德治天下的思想逐渐成为各代封建王朝治理国家的主导思想，儒家的伦理准则和道德训诫在缺乏权力的分立与制衡的中国也成为权力制约与社会调节的主要力量。

　　在西方，以道德约束权力的思想也是古己有之。早期的倡导者有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等人。柏拉图主张贤人政治，认为最高统治者应当是掌握了善的理念的“哲学王'亚里士多德则对统治者的品行提出了具体要求，认为统治者需要具备明哲、节制、正义、勇毅四种品德。后来，随着城邦道德的日益堕落，他们感到己经无力实现德治的理想时，才退而求其次，将注意力转到“第二等好”的法治。到了中世纪，基督教大行其道。随着教会势力的不断强大，宗教道德和宗教教规对世俗权力的制约在欧洲达到了空前绝后的程度。再后来，随着资产阶级启蒙运动的开展，自由主义和理性主义占了上风，众多的西方思想家基于对人性中恶劣一面的悲观认识和出于对个人自由与权利的保护，致力于在制度层面寻求制约权力的办法，于是宪政主义得以诞生。而宪政主义者在美国的成功实践又使宪政主义成为近代以来世界范围内最重要的政治思潮，立宪制度也成为各国争相仿效的政制，以权力制约权力和以权利制约权力遂成现代西方国家防止权力滥用的主要手段。尽管如此，道德特别是宗教道德对西方政治的影响依然存在，对政府官员的行为仍然具有一定的约束作用。

　　道德之所以能够在一定程度上约束掌权者的行为，是因为滥用权力的行为，特别是腐败行为，通常都是有违道德规范的；道德规范具有价值尺度的功能，掌权者的腐败行为通常会招致自己和他人的否定性评价;这种否定性评价可能通过行为人的理性和情感，特别是通过良心和耻辱感，而对行为人产生一定的惩罚作用；掌权者由于预见到这种潜在的惩罚而不得不自觉束缚自己的手脚。现实中的情况也正是如此。如果一个人接受了某种道德规范，那他在行事时就会受到这种道德规范的束缚；倘若他的行为违反了这种规范，那他就会受到自己良心的谴责。对于那些道德感比较强的人来说，这种自我谴责是很痛苦的，有时甚至比任何外在惩罚都厉害。此外，如果一个人的违反道德的行为被别人发觉并遭到了社会舆论的否定性评价，那他就会感到羞耻和抬不起头来。对于那些比较注意自己公众形象的人来说，这种惩罚是巨大的，有时甚至无法承受。我国古代常以君子与小人和荣与辱作为道德与不道德行为的责任后果。《周易?恒爻》说：不恒其德，或承之羞。孟子也说：“仁则荣，不仁则辱。这种道德责任机制在今天仍然发挥着一定的作用。当然，对于那些既没良心又不知耻的人来说，道德的这种约束作用可能会显得十分有限。

　　我国传统的治国方略很重视道德对权力的约束作用，甚至认为道德约束是比法律约束更为根本的约束机制。那么如何使这种约束机制发挥作用呢？方法就是通过教育来培养官吏的官德，帮助他们树立正确的权力观，培养他们的勤政廉政意识和习惯，增强他们抵御外部诱惑的能力。我国历史上历朝历代的开国皇帝，由于深切感知到前朝衰亡的原因，往往都非常重视对官吏进行官德教育。唐太宗就曾告诫群臣：大丈夫岂得苟贪财物，以害及身命，使子孙每怀愧耻耶f1111朱元璋也曾讲过：诸衙门官到任，朕常开谕:无作是非，显尔祖宗，荣尔妻子，贵尔本身，以德助朕，为民造福，立名于天地之间千万年不朽，永为贤称。1121我国封建社会有一整套培养官德的办法，除了皇帝的训诫外，还通过学校教育、家庭教育、颁布官箴、考课等多种形式来培养官吏的道德素质。历朝历代的“官箴”就是专讲为官之道的，如《百官箴〉、《臣轨》、《政训》、《为政九要》等，其中就包括了官吏应当恪守的政治道德准则。清正廉明、奉公守法是历代官员从政道德的核心内容，也是官员在普通百姓心目中理想的人格形象。汉代马融讲道：在官惟明，莅事惟平，立身惟清。清则无欲，平则不曲，明能正俗。”113武则天在亲撰的《臣轨》中，单列‘廉洁”一章，对为官之清廉作了较为全面的论述。考课也是一项重要的考核和教育制度，其中考廉是关键性的内容，在考课的清、政、才、年四格中排在首位。|14]总的说来，我国古代培养官吏从政道德的方法是有一定效果的，对我们今天的干部教育也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二、领导干部道德教育实践

　　中国共产党人继承并发扬了我国的德治传统，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和社会主义建设初期将党的思想政治工作的作用发挥得淋漓尽致，以至于思想政治工作成为我党的巨大优势，不论对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还是对社会主义建设成就的取得以及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发展，都起到了巨大的推动和保证作用。

　　在干部教育方面，我党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其中之一就是培养干部的革命道德。这种革命道德的核心，就是在利益问题上坚持以人民的利益为重。中国共产党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党。中国共产党从成立之日起，就把谋求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的彻底解放作为自己的奋斗目标，明确要求共产党人无论何时何地都应以个人利益服从于民族利益和人民利益。因此，坚持以人民的利益为重，也是由我们党的性质和宗旨决定的。1944年5月，毛泽东为纪念张思德写了《为人民服务》，进一步在党内提倡这种新道德。从党的七大开始，我们党更加明确地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作为党的根本宗旨写进了党章。在革命战争年代，党的干部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密切联系人民群众甘于为人民的利益牺牲自己的一切，谱写了一曲曲高尚和正气之歌，在党内和革命队伍内形成了以为人民服务为核心的良好道德风尚。解放后，中国共产党人以及党所领导的人民军队，又把为人民服务的精神带到了每座城市和乡村，传播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使为人民服务的道德思想同社会主义制度联系起来，并为广大的人民群众所接受，成为社会主义道德的核心内容和集中表现。

　　毛泽东对这种一切以人民利益为重的道德精神在理论上进行了阐述，把它概括为“无产阶级的革命功利主义'他说：世界上没有什么超功利主义，在阶级社会里，不是这一阶级的功利主义，就是那一阶级的功利主义……我们是以占全国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最广大群众的目前利益和将来利益的统一为出发点的，所以我们是以最广和最远为目标的革命功利主义者，而不是只看到局部和目前的狭隘的功利主义者。毛泽东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和“一切从人民利益出发”视为崇高道德行为的出发点和最高标准，尤其是共产党人行为的最高标准。他尤其赞赏那种勤勤恳恳为人民服务的平凡而高尚的人格精神，他说一个人的能力有大小，但只要有这点精神，就是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

　　应当承认，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所提倡并身体力行的这种无产阶级革命道德整整教育了几代共产党人。它不仅对我国的革命和建设发挥了巨大的作用，而且，从权力制约的角度看，它在很长的一段时期里一直发挥着遏制个人私欲膨胀、防止权力腐败的巨大作用。只是到了近些年，随着非公有制经济成份的不断增长、人们私欲的逐渐膨胀以及革命信仰和道德的渐渐迷失，道德对权力的约束作用才遇到了挑战。

　　道德对权力的约束力的疲软，导因于道德规范的神圣性己被亵渎，人们内心的良知和耻辱感己经弱化，道德约束权力机制的某个或某些环节己经出了问题。如果一个干部的权钱交易行为己经不能使他自己进行自责，社会舆论的否定性评价也不能使他感到羞愧或对他产生丝毫压力，那么道德的约束作用对他而言就己经不存在了。更为可怕的是，如果他的权钱交易行为甚至也不能引起社会舆论的否定性评价，那就说明他的这种行为目前己经是合乎道德了。与法律可以分为‘活法”和“死法”一样，道德也可以分为“活道德”，和“死道德’。如果某种我们曾经拥有的道德己在我们心中消失，那么这种道德就不会再具有任何规范我们行为的能力；如果某种我们试图建立的道德一直也没能建立起来，那么它也不会产生调控人们行为的效果。因此，问题的关键在于发现我们到底还在信守哪些道德标准，或过去的“活道德”现在是否还是活的道德。在谈到党内的腐败现象时，我们经常看到或听到这样的描述：当前党的干部队伍内还存在着一些消极腐败现象，主要表现是:一些党员干部为人民服务的意识淡化，拜金主义、享乐主义、个人主义有所滋长，善恶、美丑、荣辱界限混淆;有的把经济活动中的商品交换原则引入党的政治生活和国家机关的政务活动中，把为人民服务变成了“为人民币服务”，把个人和小团体利益摆在国家利益之上，甚至为了个人利益损害国家和集体利益，见利忘义、唯利是图，等等。这段描述己经说明了一个问题：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创立的、以为人民服务为核心和鲜明特征的无产阶级革命道德，对于现在的有些党员干部来说，己经不是活道德了。相反，讲排场、比阔气、讲潇洒、比风流，一人得道、鸡犬升天，对于这些党员干部来说即便不是什么“活道德”，也是一种颇为执著的价值追求了。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我们还指望无产阶级的革命道德能够对这些干部的权力有所制约，就不免有些自欺欺人的味道了。

　　因此，痛恨腐败的人们越来越将注意力转移到制度建设特别是法制建设上来。西方的宪政主义的设防学说，引起了不少人的兴趣，以法治吏的呼声越来越高。然而，经过20年的法制建设，我们发现法治的实现在中国绝非轻而易举之事，司法领域出现的腐败现象也提醒人们人的因素和制度因素对于遏制腐败同样重要。经过痛苦的文化反思和前后左右的仔细考量，此时的人们又一次将目光转向了道德建设。应该说，在今日之中国社会，不是道德己经失去了对权力的约束能力，而是我们失去了道德。因此，要恢复道德对权力的制约，首先要恢复道德；或说要建立道德对权力的制约，首先要建立道德。这恐怕是当前以德治国的首要任务。

　　三、构筑从政者的道德底线

　　道德重建不只是国人今天才面对的话题，诚如万俊人先生所言，建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道德，这是自“五四”以来一直摆在我们面前的一项未完成的文化使命。然而，道德重建在今天又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显得更为紧迫，因为在今天不但我国传统道德己经远离我们而去，而且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和建国初期形成的革命道德精神也正在消解。面对这样一种局面，如何建设我们的道德，己成为政府和社会共同关注的重大课题。许多人希望传统的道德文化能成为我们今天道德建设的资源。“五四”新文化运动对旧道德采取的全盘否定的态度也因此受到了越来越多的人质疑和批判。然而光有批判是不行的，甚至也是不合适的，因为那一代人毕竟有那一代人行动的条件和理由。而且，实事求是地讲，那一代人己经比较成功地解决了他们那个时代的问题，而我们解决自己时代问题的能力是否就高于我们的前辈还是个疑问。因此，对于我们来说，重要的是我们能否从前辈人的身上学到些什么和借鉴些什么。既然我们己经深深懂得道德的传统不是可以随便丢弃的，那么对于以人民利益为重的革命道德传统，我们也应持同样的态度。中国有产生集体主义的文化土壤。从一定意义上讲，马克思主义也是因其集体主义的价值取向易与中国文化衔接而被中国人所接受。在当前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共产主义道德依然是我国精神文明建设的目标，一切从人民利益出发、一切以人民利益为重的集体主义道德观依然是我国社会主义道德建设的基本原则。对于广大共产党员来说，集体主义的道德原则就更不是什么高标准，而是一种最基本的道德要求。离开了这一原则，我们党就会背弃自己的宗旨也将无法从根本上防止由社会公仆变成人民的主人。但是近些年来，我们没有对集体主义原则进行严肃的理论论证和解释，没有提供具有足够逻辑力量和现实说服力的理论证明，而只是做了些形式化、教条化和绝对化的宣传，因而在一定程度上减弱了集体主义作为道德基本原则的规范力量。这一点是我们在社会主义道德建设过程中需要努力改进的。

　　职业道德建设是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道德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中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职业道德建设又具有特别重要和特别紧迫的意义。针对目前的实际状况，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职业道德建设或说从政道德建设应从两个层面同时着手。一方面要进一步提倡社会主义、集体主义的道德原则；一方面还要从最低处和最基础的地方做起，利用传统的道德资源，构筑从政者的道德底线。道德底线构成一个人道德大厦的基础，没有它们就谈不上道德，更不用说以道德约束权力了。这条道德底线应当包括以下内容：同情、诚信、知耻、负责。

　　同情是道德的基础。孟子的性善说所说的每个人生来都具有的一种基本的道德意识就是指同情心，正是同情心，为每个人完善自己的道德人格提供了基础。德国的叔本华也很重视同情，他的伦理学就是以同情为理论原点建构起来的。从人性的角度看，同情还是人性的基本点，丧失了同情心的人也就丧失了人性。从选拔干部的角度看，缺少同情心的人是不可以做官的，因为这样的人做了官很可能给人们带来更大的祸害。某市曾发生过一个女中学生为给市长的车队让路而掉进河里、因无人及时救助而溺水身亡的事，着实让人不寒而栗了一阵了。当前我国社会存在的比较严重的贫富分化现象，也可以从同情的角度找一找原因。假如干部们的同情心都很丰富，弱势群体可能就会得到多一些的救助，贫富分化的矛盾可能就会有所缓解。

　　诚信是最基本的道德准则。我国古代的思想家非常重视诚信的作用，把诚信视为统治天下的重要手段之一。魏征曾把诚信说成是“国之大纲'封建王朝都规定有“欺君之罪'西方人也很重视诚信。西方的民法中有一条位阶最高的原则就是“诚信原则”，人称“帝王条款'“人无信不立”诚信直接关系到人的名誉和威信。对于一个党来说，它的全体党员尤其是党员干部的诚信度直接关系到党在人民群众心目中的形象和威信。因此，诚信应当是选拔干部的一个基本的道德标准，也是每一个党的干部终生应当恪守的道德原则。然而，现在的干部的诚信度并不十分让群众满意。有些干部谎报政绩，上报假情况，脸不红，心不跳，似乎己习以为常；有些干部上台就开始许诺，直到下台也没有兑现，也不为此感到难堪;更有甚者，竟然出具假证书、假鉴定，为别人或自己开脱罪责。这种弄虚作假、欺上瞒下、失信于民的现象己经严重影响到党和政府的形象，不大力去除不足以挽回影响、确立威信。

　　知耻是每个人应当具有的一种起码的道德感。一个人如果还有良知，就能判断善恶美丑；还想维护自己的形象，就会知道什么是羞耻。对于为政者而言，知耻是道德所以能够对权力产生约束力的心理基础。如果一个干部己经发展到不要脸面、恬不知耻的地步，道德就不再会对他的腐败行为产生任何约束。索贿就是一种不知耻的行为。作为一个人民公仆，为人民服务是其本分，怎么可以张口向群众要钱呢？嘴一张开，就说明羞耻二字己忘。跑官要官也是一种不知耻的行为。官是干出来的。德才兼备、政绩突出、贡献卓著，才是被提拔重用的理由。如果一个人没什么德行和才能，对人民也没什么贡献，那就不要总想着当官或升官。假如这个人通过自己的‘活动”真的当了官或升了官，而且面对周围那么多方方面面都比自己强、又知道自己底细的群众和其他干部竟然没有脸红，甚至还敢频频露面、到处发表水平低劣的讲话，那就说明这个人己经没有了丝毫廉耻之心，或者对自己的丑态己经不能自觉，其个人的文明程度己经大大退化。

　　责任意识也是一种起码的道德意识。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讲责任是个人道德修养的核心内容。一个有道德的人一定是一个负责任的人。如果一个人竟然不想对自己的言行负责，那他的道德水准肯定不高。责任意识对为官者至关重要。权力是与责任相对的，有多大权力就有多大责任。如果哪个干部只想拥有权力、使用权力，甚至滥用权力、以权谋私，而不想承担任何责任，那他就一定是一个不道德的人。眼下大量存在的权力非责任化现象是一种比较典型的腐败。据2002年4月11日的《南方周末》：某县县委书记力排众议并强迫命令农民种下了根本不适合当地种植的黄姜，结果弄得农民血本无归，而那位县委书记却毫无愧色，“干工作总比什么都不干强吧!”这样的人便缺少了起码的责任意识。这样的共产党员还不如古代皇帝。汉武帝就敢于承担责任，针对自己的过失颁布过一篇罪己诏。缺乏责任意识的现象在当前党的干部队伍中还不是个别问题。现在各级政府不同程度存在的短期行为就是各级主要领导干部缺乏责任意识的突出表现。许多领导干部在捞取政治资本、使自己迅速获得升迀还是踏踏实实做事、认认真真为当地经济和社会的长久发展着想的矛盾冲突中选择了前者。

　　以上四点构成了从政者的道德底线，也就是说如果不具备这四种品质就根本不配从政。每个领导干部都应当经常想一想自己是否具备和保持了这几种品质，是在线上还是线下。如果不具备这几种最基本的品质，就不要奢谈清正廉明、奉公守法、勤政爱民和为人民的利益鞠躬尽瘁、死而后己等等。

　　道德是社会的财富，也是人类文明的标志。对于个人来说，它应是每个人追求的人生目标和获得幸福的源泉。每个有能力、有志向并想对国家、民族和人类有所贡献的人，都更应当不断提高自己的道德修养，培养自己的高尚人格和浩然之气。《大学》讲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其中修身是前提，也就是说做官要先做人。修身是中国的伟大传统，也可以说是一种国粹。在某种意义上讲，儒学就是一门关于修身和做人的学问。杜维明先生认为，儒家做人的学问有内在的双轨的逻辑：扩充和深化。扩充是指个人的生长过程是由自我扩展到家庭、邻里、社区、国家、世界和宇宙的过程，也就是作为一个开放体系的自我充分开发其内在的资源、把自己培养成一个关心他人的、有责任感、目光远大的自我实现的过程。深化是指具体的个人要不断地经历道德的转化，经历自我意识和自我实现的不同层次，其体验要超越感官上的满足。上述二元过程的整体化的结果就是人格的造就。也就是说，当我们成长成熟的时候，我们不仅扩大了自己在人类群体中的参与的幅度，而且也深化了我们对于人类的美好憧憬和崇高抱负的个人理解与赞赏。这两个方面的发展应当是同步的，不能顾此失彼。如果只注意不断扩充，忽视了道德意识的不断深化，则‘易于流为个人权利和影响的一种肤浅的、一元的扩张”；如果只注意到了深化，忽视了人际交往的扩展，则“很可能导致一种我行我素的孤立主义儒家的这种做人的学问值得我们每个人特别是每个领导干部认真地学习和领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