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苏格拉底与中、西方思想之源

　　先秦和古希腊是中国与西方思想文化的源头，其间峰起云涌，气象万千；而孔子和苏格拉底则可谓是屹立于其峰巅的两位历史巨人，他们以其博大的思想和独特的精神分别开启了中国与西方传统思想文化的历史长河，并影响至今。

　　孔子与苏格拉底有诸多相似之处：都生活在所谓的“轴心时代”；都被奉为东方（或西方）思想文化的开山鼻祖；都是“博学多识”、“传道授业”、醒世济人、教育青年的教师；都述而不作，其思想学说却都是通过其学生等人广为传播，从而影响深远，声名流垂千古，因而人称孔子是东方的苏格拉底，苏格拉底是西方的孔子。但毕竟，这是两位分别矗立于中西方思想高峰的巨人，听其言，观其行，我们从中看到了东西方民族所具有的不同思想观念、思维方式和价值取向。

　　本文拟从孔子与苏格拉底之思想之比较中分析先秦与古希腊思想文化的主要特征，从中探究中、西方思想文化之源各具的特色，以及它带给我们的一些启迪。

　　(一）孔子与苏格拉底思想之比较

　　首先，都注重探讨道德、智慧等问题，但孔子强调用伦理道德治国，苏格拉底则执着于伦理道德意义的深入探索。

　　孔子生活在“礼崩乐坏”的春秋末，从求治的角度他冷眼审视当时急剧变革的社会，提出一系列政治主张，如“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而要实现“德治”（礼治），孔子又提倡“仁”学，其根本内涵便是“爱人”，即在积极方面要“己欲立而立人，已欲达而达人”，用字一概括为“忠”；在消极方面要“已所不欲，勿施于人”，用-?字概括为“恕”。所谓“仁”即忠恕之道，是指君子的道德修养。孔将这种“仁”进而推广，主张统治者要“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因民之所利而利之”，反映了重视人的生命，反对横征暴敛的思想。

　　由此可见，孔子政治思想的核心是“仁”（指伦理关系）和“礼”（指政治制度），孔子主张以礼治国，以仁修身，从而将伦理范畴的“仁”和政治范畴的“礼”密切结合在一起，形成了不可分割的统一体，其提倡“仁”的最终目的还在于“克已复礼”，即克制自己不合乎身份和道德规范的言行，以达到仁德；所以，孔子强调道德行为须与礼相配合，以礼为表达形式，从而通过外在的行为规范来实现内在的道德规范。

　　苏格拉底与孔子一样执着于伦理道德，都把道德看作是政治的基础，看作是政治的出发点和归宿。但不同的是，他更执着于对伦理道德意义的深人探索，面对当时雅典出现的民主政治危机，他决心做一只“牛虻”；他聱告世人，追逐世事成功同时，勿忘灵魂的完善。他总是在各种场合与各式各样的人交谈，讨论什么是正义与非正义，什么是美与丑，什么是政治、政府、统治者等关于社会，特别是关于道德之问题。从中他发展出一套卓越的辩证的技巧，一种探究真理的技巧（“助产术”）。通过不断探索，苏格拉底转向对人类自身的思考，用西塞罗的话来说就是“他把哲学从天上带到了人间”，使它在城邦落脚生根，进入家家户户，迫使它审视生命伦理与善恶。黑格尔也认为：“细说起来，苏格拉底是地道的道德学说”。苏格拉底关注的是人自身以及人生活的社会环境，即个人与他在社会中的位置，认为人的智慧是微不足道的，因此人应“务实自知”，努力追求知识。“美德即知识”是他的著名命题，色诺芬在论及这一命题时写道：他断言正义和其他一切美德都是知识，正义和一切借助于美德实现的东西是符合道德的、美好的东西，因此有知识的人宁愿不要其他一切而要符合道德的、美好的东西。“既然正义和一切符合道德的、美好的东西都要借助于美德来实现，那么很显然，正义和一切其他美德就是知识。”从这一命题出发，苏格拉底主张有知识和品德髙尚的人执政，因为在他看来，政治是最髙贵的才能，一种最髙贵的才艺。只有公正的人才能掌握这种技艺。苏格拉底认为，美德既然就是知识，因此应注意培育公民的美德，他认为自己就是一个负有培育美德责任的教师。“我试图说服你们每个人不要更多考虑实际利益，而要更多关心心灵的安宁和道德的完善，更多地考虑国家的利益和其他公共利益。”他教育人们成为高尚、正直的公民，他说:“最幸福的人和达到最理想目的的人，是那些养成了普通公民应具备的善良品质的人。这些品质就是所谓的节制和诚实。”

　　其次,都具髙度的理性精神，但孔子重现世事功，求实用理性，而苏格拉底更具爱智慧、爱真理和反省、质疑精神。

　　作为那个时代的发言人，孔子的思想有先秦时期鲜明的时代特征：重人事，求实用。无论是作为政治家、思想家，还是教育家的孔子，始终以积极肯定的入世的人生态度执着于现实，关注人生，关注社会，关注治国。胸怀“克已复礼”的政治理想，孔子毕生以恢复天下为己任，他不仅注重道德修养，主张以伦理道德治理天下，还提倡“学而优则仕”，将学术与仕途挂钩，积极人世从政，使鲁成为其他国家的楷模；流亡他国期间，虽屡经坎坷，仍矢志不渝，执着现实，以期发挥其治国才能，大展宏图；教育方面，更以“诗书礼乐”教化学生。因为在孔子看来“六艺于治一也。礼以节人，乐以发和，书以道事，诗以达意，易以神化，春秋以义。”因此这些都被他视为其从教、治国的重要工具。在当时历史背景下，孔子对天命、神、生死这些虚无飘渺、不可知的东西敬而远之，而对人生现实积极进取、自强不息，乃至于被郑人指为“丧家之狗”仍不以为耻，被隐者讥讽仍执着现实。孔子这种政治思想和人生态度在其学生孟子那里进而发展为“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成为后世人们，尤知识分子的人生追求目标和处世箴言。

　　应该说苏格拉底更关心哲学而非政治，更关心真理而非各种政治意见。他称自己为“爱好智慧的人”（即后来所谓的“哲学家”--philoso?pher)。苏格拉底是热衷思考的人，他有一句名言：“没有反省过的生活乃是不值得过的。”因而人称其智慧是一种哲学的智慧，反省的智慧。终其一生，其言其行无不反映出爱智慧、爱真理和反省、质疑的精神：从早先关心对自然的探索和对宇宙的研究，到后来进而研究人这个小宇宙，小自然，他只是为了寻求真理，纯粹是为爱智慧，而不求做帝王之师；为了追求真理和智慧，他决不屈服；为了维护正义，他虽死不辞。“三十僭主”曾禁止他与30岁以下的人谈话，民主政府以蛊惑青年等罪名对他判刑，可他就是不放弃、不屈服、不妥协，因为言谈就是他的思考方式、生活方式，哲学就是他为之奉献毕生的神圣的事业。他宁愿坦然赴死，也不愿停止言谈，停止对真理的追求。苏格拉底以其追求真理的生活本身，决定了西方政治思想的基本性格：根据对真理的认识而行动。

　　可以说，这种“爱智慧”、“爱真理”的精神，不仅开创了日后的西方科学与人文研究并重的学术道路，而且成为西方思想史、科学史上一脉相承的特点：当攻城的罗马士兵刺刀逼身时，阿基米德仍守护着沙盘，髙喊“不要动我的圆”；布鲁诺为捍卫“日心说”而被烧死……因为在他们看来，真理是髙于生命的，是值得不惜一切代价去追求的。

　　另外，从哲学思想和人生观方面来看，孔子奉行“中庸之道”，主张“中立”，“不偏不倚”；孔子对人生始终抱着积极、执着的态度：“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即使生活处在极度困难之中，也“乐在其中”，甚至一点希望没有，也不放弃争取。这种执着的精神，正是孔子人生观中最亮丽的地方。孔子以其积极人世的人生态度，以身作则的君子形象，为后世人们树立了理想人格：不慕富贵，讲究仁义，注重道德修养，追求理想，自强不息等，从而成为一代宗师、万世楷模。

　　而苏格拉底则追求真善美，认为知识是最高的善行，美德即知识，他不关心世俗利益（用亚西比德的话来说，世俗所艳慕的东西都不在他的眼里。他瞧不起财富，权力，他一生都在讥嘲世界），过着独特而简单的生活（以致于安提丰说即使是奴隶，像他那样生活也会受不了，甚至会逃跑的），他把全副精力都投入到一种哲学的使命上--即追求真理，为正义而斗争。当然孔子与苏格拉底思想都有时代局限性，比如苏格拉底将当时人们所不能掌握的知识归为“神的智慧”，是人所不能及的，孔子虽“不语怪力乱神“敬鬼神而远之”，却提出“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等级伦理观念，以致于成为后世封建统治者半部<论语〉治天下的重要工具，等等，这就不逐一而论了。

　　(二）从孔子与苏格拉底看先秦与古希腊思想之特色

　　从以上孔子与苏格拉底思想比较中，我们可以看出，作为中、西方思想之源的先秦与古希腊思想文化各具特色?.前者强调个人的内在道德修养，重伦理轻科学，重人文轻自然，乐天安命，求实重用；而后者则信奉“知识即美德“，重科学爱智慧，人文、自然并重，积极进取、崇尚自由、追求真理等等。

　　人们常说华夏文化是一源型文化，是内向型农业文化，是侧重于政治伦理型文化，古希腊文化是多源型文化，是外向型综合文化，是重自然科学型文化。先秦文明与其他古代文明不同：由于其相对遥远和封闭的地理环境，它与当时著名的尼罗河、两河、印度文明几乎是隔绝的；而辽阔丰饶的黄土平原孕育了它的早熟，培养了华夏发达的农耕经济和先进的礼仪文明；传统的集权主义和宗法制度强调的是服从，奉行的是专制。这样的地理和政治体制决定了先秦文化乐天安命的封闭以及求实重用的人文特征，也决定了华夏民族经验理性的思维方式，逐步养成了华夏人注重和顺应自然，尊重历史，軎爱和平，追求中庸，不愿冒险，提倡礼乐教化、关注伦理道德修养，注重内在的修身养性，讲究人际关系和群体意识等民族特性。作为国家伦理思想，强调个人从“修已”做起，以达到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人生目标。

　　相对先秦文化，古希腊文化属重自然爱智慧科学型文化。由于其晚熟，更由于处于地中海中部这一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使得它得以充分吸收周边古埃及、美索不达米亚先进文化，从而形成多源外向型综合文化；当时的古希腊又是各种城邦制并立（如民主制、贵族制、寡头制等），多种权力机构并存（如执政官、陪审团、公民大会等）的政治局面，这使得古希腊人得以接受多元政治、多元文化，并形成以民主为传统，以法律为规范，国家大事取决于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正是这种较为民主、平等的政治气氛，加上古希腊人较开阔的眼界和开放的胸怀，孕育了他们独立自主，性格外向，崇尚自由，富有冒险精神，喜欢标新立异的民族性格，他们不循古人、不畏权威，往往以否定前人来证明自己正确，逐渐形成了以演泽为基础的理性思维方式。总之，古希腊人重世界、爱智慧，研究自然，追求真理，不重功利，注重讨论和分析，对真理孜孜以求，强调独立思考，尊重个人权利，公开表达个人思想，根据个人良知采取行动，而绝不服从专制独裁。

　　(三）几点思考

　　其一，漫漫几千年思想史可谓是风云变幻，沉浮跌宕，而孔子与苏格拉底却始终是古往今来人们的一个永恒的话题，是人们必须仰视的两座髙峰。究其因，除其人格魅力等因素外，最主要的是他们的思想本身所具有的合理性、普遍性，比如他们对伦理道德的执着探讨，强调个人道德的完善，以及对人的关爱，等等，可以说这正是其思想学说具有普适性和现实意义之处，在世界面临和平与发展两大主题的今天，尤其具有重要指导意义。1993年在芝加哥起草的〈世界伦理宣言〉及后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伦理计划”中，都把孔子的“已所不欲勿施于人”作为一个基本的原则；而上个世纪80年代法国巴黎世界诺贝尔奖获得者大会一致认为：全世界人民要想在21世纪过上和平幸福的生活，必须回首向东方的大思想家孔子学习。

　　其二，众所周知，华夏文明与其他古代文明最大的区别是它从未有过断层。这是由于早从先秦时代，华夏文化在内向凝聚同时，对周边四夷及外来异族也不断外向辐射，逐渐形成大一统的政治文化，这期间，一直保持着对异质文化的开放、包容和兼收并蓄。而经过不断改造的僑家思想不仅成为历朝历代的正统思想和文化根源，其具体观念还沉淀为中国百姓的集体潜意识，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人们的思想意识和行为方式。时至如今，尽管受到西方文明几百年来的冲击，尽管经历历史上几次“打倒孔子”的喧嚣，但其根本伦理道德观念作为中华民族思想文化根基，从未受到真正动摇。可以说，几千年来中华文明正是在此基础之上得以几乎未间断地前行。

　　与之相反，多元观念的古希腊却终以多中心的极端民主化导致勾心斗角，四分五裂，而使其文化一度中断。但苏格拉底所倡导的通过累积性的个人探索，提出假设，定义或公理，在此基础上演绎和建构体系的思维方式，以及标新立异的精神，则深深影响西方并推动之在一次又一次的否定和超越中不断创新，从而发展到现代的高度文明。

　　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是否可以说孔子和苏格拉底思想的髙度理性化所规定的精神发展方向至今仍在延续。

　　其三，不论是东方的思想，还是西方的思想，都是人类社会发展智慧的结晶，是人类文明进步的重要指导力量。在世界经济一体化和我国加入WTO的新的历史条件下，我们应本着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原则，一方面要继承和弘扬祖国宝贵的思想文化遗产，认识并挖掘其现实价值，以从中吸取其精髄；同时也要学习和借鉴西方等一切人类优秀思想文化资源，以取长补短，推陈出新，从而建立适应新时代要求的民主、仁爱的新思想新文化新道德，以推动我国早日实现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宏图大业。

　                            　闫莉

　                     　(淮南师范学院政法系，安徽淮南232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