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文学爱情表达模式的心理机制
一、导论
中国文学宝库博大精深,历代文人的优秀作品为后世提供了丰富的精神文明基础。爱情作为文学作品经久不衰的主题,经过数千年的描写依然熠熠发光。从古到今的诗歌、散文、辞赋、词曲、戏剧、小说等以种种不同的爱情表达模式,为我们展现了绵长的中国社会发展史和爱情、婚姻解放史。究竟是什么样的心理活动驱使中国文学家前赴后继得抒写爱情、歌颂爱情?又是什么样的思想感情让他们对爱情有各色各异的语言表达?
二、以《诗经》为代表的先秦爱情诗表达模式的心理机制
以《诗经》为代表的先秦文学中有许多描写爱情的诗句,如《关雎》:
“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
通篇是写一个男子对女子的思念和追求过程,写求而不得的焦虑和求而得之的喜悦。其中值得注意的是,《关雎》中关于求而不得的焦虑,一方面是情窦初开的少年唯恐自己不能得到美好的女子的喜爱,另一方面则是在当时社会,少年在道德上需要对这种感情加以克制,使其符合于社会的美德。因此这种男子追求女子的爱情表达模式结合当时的社会特征后,呈现出一种矛盾与欣喜并重的心理机制,最原始单纯的情感通过男子复杂的心理活动过滤后,展示给我们的是最优美的唱词。
除此之外《诗经》中还有许多表达模式各相迥异的爱情诗,尤其是《郑风》,二十一篇中有十九篇都以爱情为主题。无论是女追男,还是男追女,都不约而同得将整个相思相恋的过程完整得描写出来,在此以普及度较高的一首《子衿》举例:
“青青子衿,悠悠我心。
纵我不往,子宁不嗣音?
青青子佩,悠悠我思。
纵我不往,子宁不来?
挑兮达兮,在城阙兮。
一日不见,如三月兮。”
这首诗描写一个女子在城楼等候恋人,前两章通过渲染恋人的配饰强调睹物思人的强烈情感,最后一章点明时间和地点。从本诗看出女子思念男子的爱情诗中基本呈现出“爱中有怨,怨源于爱”的心理机制,这种爱怨交加的情感不同于男子,男子由于社会责任和道德的限制,往往不会将爱情和婚姻的理想完整得寄托出去,而女子不同,旧社会女子地位不高,受到社会生产力低下的英雄,她们的人生幸福在客观上已经被婚姻限制。孔子虽然提出有教无类,拥有强大的学术包容心,但他仍然在《论语.卫灵公》中评论郑诗是“郑声淫,佞人殆”。从当时的社会舆论来说,郑声一直被冠以“亡国之音”的头衔。整个社会舆论的导向导致男子需要克制自己的情感,女子则更甚。
《郑风》中还有诸如《有女同车》、《女曰鸡鸣》等蕴意丰富的诗歌,生动得刻画了当地民众真实的爱情婚姻和夫妻日常生活,它们都有郑诗独具特色的爱情表达模式及心理机制。
三、以乐府诗为代表的两汉爱情诗
汉代由于儒学、经学的逐渐发展,社会对伦理道德的重视继续加深,爱情作为重要的文学主题依然被文学创作者青睐。最著名如一首惊天动地的《上邪》:
上邪!我欲与君相知,长命无绝衰。山无陵,江水为竭,冬雷震震,夏雨雪,天地合,乃敢与君绝!
本诗表达了女子忠贞不渝的爱情信念,从心理活动上分析,女子命薄如水,奋不顾身得抵抗无法抵抗的命运只有一个原因,那就是爱情,当她陷入爱情,便想尽一切办法付出所有,当她遭受爱情波折,便会抛下一切留恋来保持对爱情的单纯美好的愿望。古代爱情诗歌中所涉及的女性,如此刚烈和坚决的形象比比皆是。在这一类型的文学作品中,爱情表达通常形成一种“直来直往,言由心生”的心理机制。
四、从曹植《洛神赋》看魏晋爱情文学
进入魏晋时代后,最值得讲述的爱情诗歌作者当属占尽天下八斗才的曹植,他所写的《美女篇》、《洛神赋》深为后世文人信仰。曹植用幻觉一般的形式来渲染爱情的力量,用臆想一般的艺术来展示浪漫主义色彩,从寻常的写景铺垫到遇见美若天仙的女子,事情发生了偶然转变,曹植写道:“翩若惊鸿,婉若游龙;荣曜秋菊,华茂春松。”洛神之美不仅在于美貌和体型,更在于精神上的脱俗。曹植见洛神,一见钟情,再见倾心。“余情悦其淑美兮,心振荡而不怡。无良媒以接欢兮,托微波而通辞。”苦恨人神道殊,难以一亲女神芳泽,只能用眼神告诉她“我爱你”。尘缘本是难以实现圆满的,在纯属虚构的幻想中,把现实的苦闷尽情舒展在神话里,又让爱情悄悄绽放。这首诗也同《关雎》一样,写的是男子对女子的爱慕,他们都在心理上对自己的爱情感到苦闷,《洛神赋》的独特爱情表达模式所呈现的心理机制是因现实的无奈而反射到文学作品中热烈的情感。
五、唐宋元明清的爱情文学作品简析
唐诗中描写爱情的诗歌多如牛毛,短小清丽如《红豆》,宏大缠绵如《长恨歌》,情深切切如李商隐,苦涩悲凉如杜牧。其中最令人动容的是李商隐的爱情诗,他的《无题》系列、《锦瑟》中所传递的缠绵悱恻的爱情,在表情达意上可谓一绝。在诗歌极其繁盛的年代,他著许多爱情诗,笔者认为是出于对妻子的极度喜爱,首先他有丰富朴实的爱情,其次他拥有无限华丽的文采,两者结合就形成了李商隐爱情诗情感朴实语言优美的特色。
苏轼是中国诗歌史上最亮眼的明珠,首开诗歌豁达自然的先河。他的爱情诗也毫不逊色,“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被用于现代许多影视剧。在他的爱情诗中,他的其他诗歌均伴随释然的态度,唯独爱情诗,无论是描写或者怀念人生中某一个阶段的哪一个伴侣,都富含浓郁的凄凉和爱。这种表达与李商隐相似,都是无双文采与真挚情感的结合,不同之处在于苏轼心理活动更为直接,没有极多缠绵悱恻的描写,三言两语之间便是凄凄然的今非昔比。
元曲中的爱情十分奇妙,它的主题与上文如出一辙,要么是娇嗔愤怒的小女子情怀,要么是刚烈决绝的烈女形象,但是在表达方式上十分俏皮与灵活。元朝社会更进一步发展,文学创作更接近于戏曲创作,突破了文学的限制,似乎也突破了伦理道德的限制,言语上更加大胆奔放。从心理机制来分析,作者已经善于更加直接和坦然地面对自身的心理活动。
如果说前文中所提到的爱情文学都不同程度受到社会生产力、舆论、伦理道德或者政治现实的影响,那么在我看来,明清小说中的爱情直接得发源于生活,反射生活,与市井密不可分。从心理机制上说,此时的文学创作者的心理活动完全走出了“小我”的歌颂爱情,而走向了“大我”的歌颂爱情,他们歌颂爱情的目的是为了升华爱情,予时代以启发,予市井以情趣。
赖嘉琪,邓腾
(合肥学院经济系,安黴合肥2306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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