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农村伦理道德问题与对策，以四川泸州为例

　　改革开放以来，四川泸州大部分农村经济发展迅速，农民的生活水平得到极大提高,其伦理道德现状究竟怎样？有无问题？如有问题，其产生原因何在？治理对策有哪些？带着这些问题，我们开展了泸州农村伦理道德现状调査。调查选择了泸州江阳区、龙马潭区、纳溪区、泸县、合江县、叙永县、古蔺县的15个自然村，主要采取随机抽样问卷形式，共发放问卷500份，回收有效问卷423份，有效率为84.6%;同时结合入户访谈，每村随机采访10-20位村民。样本村农民年人均收入悬殊，12000元以上的有4个,在8000-12000元之间的有3个,在4000-8000元之间的有6个，4000元以下的有2个,从中也可以窥见泸州农村地区经济发展的不均衡性。被调查者性别比例为5：4，男多于女；文化程度分别是：文盲和半文盲7%,初中及以下68%,高中文化20%,大专及以上5%。

　　―、现状与问题

　　在农村现代化进程中，许多泸州农民在有了一定程度的流动自由后，凭着自己过人的胆量和魄力，走南闯北，以自己的简单服务劳动满足市场的点滴需求，成就了今天比较满意的生活状态;在市场经济的大潮中，他们历尽千辛万苦，挣得所需钱财,创造了今天新农村建设成就。泸州农村多聚族而居，单姓、主姓村居多，社会关联度强，因此，泸州农民有朴素的集体主义价值理念,表现为重老乡义气，有团结互助精神。泸州农民也重视人际交往，当调查组问及他们“平时你跟谁来往最多？”68%的人选择“与朋友来往最多”,被调查者都认可“多一个朋友多一条路“在家靠兄弟、出门靠朋友”的说法。这表明,集体主义、团队合作意识等理念在泸州农民中有较高的认同率，泸州农民企业家们搏击市场多年，在竞争中取胜的原因之一就是善于团结协作，喜欢抱团打拼，信奉“众人拾柴火焰高”。更可贵的是，先富起来的泸州民营企业家们一边经营企业,一边回馈社会,他们大多慷慨大方、助人为乐，热心于捐资助学、扶贫帮困等公益事业。

　　但是,在调查中,我们也发现了诸多伦理道德问题,主要表现为:家庭伦理水准提升缓慢，利己心重,社会责任意识不强，公德意识和环保意识缺乏等,这些问题在一定程度上阻滞了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一)家庭伦理水准提升缓慢

　　泸州经济发展和体制转换使泸州农民原有的一些旧传统、旧道德、旧观念开始动摇，小农的狭隘观念和家长制观念被破除，与市场经济和社会发展相适应的市场观念、信息观念、时间观念、竞争意识、公平意识、效率观念、民主科学、平等互利等新思想、新观念逐步形成。与经济快速发展和观念更新加快相比,泸州农村道德水准提升缓慢，某些方面甚至出现倒退。家庭是社会的细胞，家庭道德现状能较好地反映社会道德状况。鉴于此,我们的调查先从家庭开始。我们围绕家庭道德问题,对赡养老人、夫妻关系、子女教育等内容进行调查，结果显示：22%的农户伦理道德状态较佳，表现为一家三代或四代同堂,父慈子孝、民主宽松;夫妻和睦、男女平等、互敬互谅;重视子女教育,对男孩女孩一视同仁,泸州农村无重男轻女之陋习；与邻里相处和睦融洽。如泸县一张姓老人说:“我有两个儿子一个女儿，两个儿子办厂，每人每年至少能赚十几万。我喜欢旅游的，子女给我钱，让我每年去旅游，到处玩。”调查中我们发现，家庭伦理道德水平的高低不在于经济收入的高低，关键在于家庭成员的文化教育水平和道德观念,往往会出现成员素质低但收入高的家庭关系紧张,而成员素质高收入低的家庭也能相濡以沬。如古蔺一李姓老人说:“我的两个儿子书没读出来，都在外面打工,工作辛苦,钱不多,但对我们两个老的很孝顺,有空就回家看我们，还给我们买吃的穿的。”57%的家庭，处于一般水平。泸州农村的已婚子女一般都分家另过,子女都成婚后，老人往往单独生活，子女或每月提供粮食和生活费,至少能让老人吃饱，有衣穿，至于老人的精神需求，就没考虑了，如村民说:“父母老了，基本都靠我们养，不让他们饿着冻着，就算尽子女的责任了。”21%的家庭,处于道德低下甚至是恶劣水平,表现为不但不赡养老人,甚至虐待老人;夫妻吵架是家常便饭,有的还存在家庭暴力;对子女教育不够重视,眼光短浅,让未成年的孩子做工挣钱;与邻里矛盾多,人际关系差。从以上数据看,理想型的家庭与低下型家庭几乎持平,不好不坏的占很大比例，说明泸州农村家庭文明道德水准还有待于提升。我国的社会保障体系至今还未完全覆盖农村，农村老人的晚年生活在很大程度上要依赖子女的供养。但调查显示,泸州农村老人的养老问题令人堪忧，尊老敬老的良好社会风尚亟待建立。

　　(二)利己心重,社会责任意识不强

　　在泸州农村，随着农民的生产和经济活动领域的不断扩大,利益的多元化，形成了许多不同的利益主体，一部分农民对物质、金钱的占有、享受欲望增长过快，功利主义、利己思想观念过于膨胀，如一些农民过于看重个人利益，自私自利，与他人的利益冲突频繁，争水、争地、争权、争生意，斤斤计较，闹得亲戚朋友反目、邻里不和、鸡犬不宁;一些农民无社会责任感,对公共事务不关心，事不关己,高高挂起;一些农民对政治、社会和他人极为漠然，荣辱观、是非观混乱,不关心他人的好坏评价，这样就会使村落里的道德与舆论的约束功能减弱，极大地影响农村良好道德风尚的建立。同时，不少农村封建迷信活动抬头,修庙宇、修坟墓、算命、看相、占卦、做道场成风，非法宗教活动频繁;请客送礼，大操大办,人情风、攀比风很盛;偷盗、抢劫、赌博、卖淫嫖娼等社会丑恶现象滋生;部分农民还有聚众闹事、欺行霸市行径,甚至还形成地方黑势力，危害乡里。

　　(三)社会公德意识和环保意识缺乏

　　泸州富裕农村的农民大多喜欢自建房屋，90年代中期以后掀起了第一个建房热潮，农民们盖起了前有庭院、后有花园、砖木或钢筋混凝土结构的的两层楼房;家电配备齐全，摩托车纷纷进入农家,在传统节日热衷于“自驾游”;中青年男女衣着考究，时兴彩发，扮靓中充满草根气息，个性化消费如旅游、度假、健身等也渐成时尚，向人们展示着富裕农民的生活追求。但一部分泸州农民的社会公德意识却很欠缺,表现为:公共场所举止不文明:大喊大叫、粗言秽语、随地吐痰,“穿着睡衣上街去”,直至“路边墙根可小便”;不爱护公物，爱贪便宜:部分农民会为一些蝇头小利不惜破坏国家的交通、通讯、能源等重要基础设施,以至于“大多窨井没有盖”、沿街“牛皮顽癣铺天盖”ra。遵守环境伦理是当代社会对人们提出的最起码的道德要求。

　　二、伦理道德问题产生的原因

　　上述道德问题的存在是有其深刻的社会文化根源的，概括起来主要有：

　　(一)社会转型时期的复杂性

　　社会转型时期，农村发生巨大变迁,旧的道德体系在市场经济的冲击下不断瓦解，新的道德体系未能及时建构，维系社会秩序的伦理道德链条容易出现松脱，往往会成为矛盾和问题的多发时期。这一时期，农民思想道德会有一段无序期，表现为理想信念缺乏，开放与保守、求新与守旧、奉献与贪欲、繁荣与无序、科学与迷信等杂糅在一起,形成激烈的思想冲突，形成先进与落后并存、封建与现代共生的复杂社会道德心理，这种道德伦理上的复杂和多元，又会带来农民价值观念和道德行为选择上的差异与分殊。贪求财富的物质冲动和牟利动机使农民拒绝传统道德的约束，农村传统伦理积淀中的负面因素与西方资本主义思想文化价值观念，如极端个人主义、利己主义和拜金主义等结合起来，会形成一股农村道德文化的逆流，从而滋生诸多社会道德问题。

　　(二)思想道德和文化教育不扎实

　　调查中，我们得知，近年来，泸州农村在县、乡、镇指导下开展过各种形式的依法治村检查和普法教育，内容多为村级事务,很少涉及家庭美德和社会公德问题;在手段上多表现为重法治、轻德治，重处罚、轻教育。这对农村中较多存在的介于法律与道德之间的,如一些干部办事不公，损公肥私，少数村民是非、善恶界限模糊’大错不犯,小错不断等问题,就显得有些无可奈何,这也影响了这些活动的实际效果。文化宣传是提高农村道德素质的一个重要途径。我们发现，泸州农村经济建设抓得紧，但不少乡村忽视农民的精神文化需求。我们调查的15个村中只有3个是“文明示范村”，能经常性地开展农村道德和法律教育，如选择与农民有关的法律法规、道德规范，编写成小册子发给农民;村里有文化站、活动室;开展了文明户、五好家庭、遵纪守法户等的评比活动，村风也比较好。其余村落则或多或少地存在着农村伦理道德教育和文化宣传教育工作不扎实的现象,主要表现在：1.文化设施投入普遍不足,村里无文化站、图书室、农民活动中心;2.道德文化的宣传教育薄弱，往往是“热闹在县里，冷淡在乡里，遗忘在村里”;3.目前农村开展的文化活动,多为“政府包办式”、“被动式”，由于脱离群众，没有贴近农民真正的精神需求，内容、方式、手段上都显得十分空洞；4.干部思想上不够重视,农民也不把道德教育当一回事。如何通过文化活动达到“思想上解惑、精神上解闷、文化上解渴、心理上解压、能力上解弱”的农村道德教育和文化宣传目标，的确是一个非常现实的课题。

　　(三)法制观念欠缺,相关制度有待完善

　　现代化进程中,“洗脚上田”奋力冲进市场经济浪潮中的大部分泸州农民，逐渐摆脱了狭隘的小农意识，法制观念也有所提高,学会了用法律手段保护自身合法权益。但是，由于一家一户的生产方式,也使部分农民产生“无拘无束”的自由主义观念，其法制意识相当欠缺。问卷中，我们发现有一些农民一旦与人发生纠纷或出了问题，一般不愿通过法律途径来解决，喜欢“私了'找亲戚朋友来摆平。道德作为意识形态的一种类型，能对社会风气的整肃起一定作用,但绝不是万能的，它需要有制度作坚强的后盾。邓小平同志就曾反复告诫我们，制度问题比思想作风问题更重要，“制度问题不解决，思想作风问题也解决不了。”13]社会中存在的问题都要当作制度问题、法制问题提出来,作进一步的研究，因为“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4]道德是一种自律,是通过人们的内心信念和社会舆论起作用的,道德约束对于那些利欲熏心、不讲信用、不择手段牟取暴利、贪污腐化的人来说是无力的。因此,农村道德问题的出现，要从制度层面去找原因。

　　(四)基层政权弱化，社会控制力下降

　　调查中，我们发现,一些基层组织存在着执政能力不强的现象：如党支部班子的思想观念和执政理念与时代不相适应，领导方式、执政方式、工作机制不切合实际，党员干部思想境界、综合素质不高，解决问题、协调关系的能力不强，个别基层领导干部私心杂念重,事业心和责任心不强等等。部分农村的基层组织不同程度地存在着人治现象、权力弱化趋势、社会控制力下降,管理软弱乏力等问题，表现为：1.人治现象:村庄公共事务管理大多为精英控制，“能人村治”现象较普遍,大部分村委会能照章办事，成为农民致富奔小康的领头人。但是也存在着一些不良现象,如有的村干部私心杂念重,在治理、决策、处理问题时以权代法,依个人好恶办事，而普通农民不参与政治或参与无力,使村民自治流于形式,对村干部行为缺乏有效的监督约束机制，使人治现象得以存在;某些乡镇将政府权力私有化,到村里来不是要钱就是要物，吃吃喝喝，成了农民侧目以对的“掠夺性政府”。2.权力弱化：80年代初期，人民公社制度被废止,村落从国家行政组织转变为自治组织，政府对村民的控制能力减弱;家庭获得自主经营权后，重新成为经济与社会活动的主体，村级组织的经济管理职能减少。3.管理乏力：泸州各县市的经济发展并不平衡，农民人均年收入从1200到16000元不等，无论是经济发达的还是不发达的，大多存在着农村思想道德和文化宣传教育薄弱的现象,这与“村两委”的疏于管理有直接关系。富裕村的村干部大多身兼“政治人”和“经济人”的双重角色，村干部自己也是老板，有的还办了两三个厂，生意上的忙碌占用了他们的许多时间,使他们疏于村务管理;贫困村的村干部大多没有工资，一年只有300-500元不等的补贴,平时在家务农,终曰为一家老小的生计忙碌,在村务管理上无积极性可言。在贫困村，我们还发现，党员老化严重，有的村党员平均年龄为51岁，有的村已有十几年没发展党员’政权组织活动经费捉襟见肘，长期无组织生活,党员思想境界下降，无人愿意当干部，更无精力去搞道德教育。

　　三、措施与对策

　　针对泸州农村伦理道德的现状及存在的问题，我们觉得应当有针对性地加以治理，具体有以下对策：

　　(一)加强思想引导

　　各级基层政权组织要加强对农民的思想引导，消除社会转型时期出现的矛盾和问题。这就要做到：1.坚持不懈地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和习近平系列思想教育基层干部和农民，牢固树立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共同理想和精神支柱；深入开展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思想教育，增强农民的社会责任感、使命感。2.大力弘扬中华民族精神，倡导为实现跨越式发展而不懈奋斗的时代精神,在农村营造振奋精神、统一思想、凝聚力量的社会舆论环境,培养农民积极向上的精神状态。3.用社会主义道德占领农村思想阵地,使农民们的思想和言行符合社会主义道德要求,净化农民心灵,约束其行为，塑造其品格，规范农村社会道德秩序。4.在现有泸州朴素的“集体主义”价值观上,建立起市场经济下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发挥它良好的社会导向作用，引导广大农民正确处理国家、集体和个人三者之间的关系，以减少因我国当前社会转型期价值冲突而引起的行为失范。

　　(二)注重教育培养

　　在各村深入开展职业道德、社会公德、家庭美德教育，大力倡导“爱国守法、明礼诚信、团结友善、勤俭自强、敬业奉献”的公民基本道德规范，努力形成与农村发展目标相适应，为广大农民所普遍认同的价值观和道德规范,树立追求高尚、激励先进的文明村风。要加强对农民法律宣传，提高法制意识。在现代文明社会，法律已成为公民最根本的行为准则,成为社会思想道德评价的基本标准。加大制度和法制建设的力度，运用法律规范的广泛性、权威性、强制性、惩罚性和可操作性，预防、禁止、制裁那些与德相悖、于法不容的行为，能让公民养成良好的行为习惯,促进惩恶扬善、扶正祛邪的社会风气的形成。加强农村道德教育，重在寻找载体,组织让农民喜闻乐见并能广泛参与的活动，形成健康向上的文化氛围。如可组织村里的个体私营企业主签订“诚信生产、诚信经营承诺书”,评比“十佳文明家庭”，组织家庭签订“家庭赡养书”，积极开展敬老爱老、争做好媳妇、好)L女、好丈夫、好婆婆的活动。教育农民与“黄赌毒”划清界限，遏止社会丑恶现象的蔓延。泸州农村相对于全国而言,经济条件比较好，要把九年制义务教育落在实处;各村要建立文化站、图书室,开办农民培训学校，加强农民教育,不断提高其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结合农村爱国卫生运动，使农民充分认识“保护环境就是保护自己的家园”，自觉搞好环境卫生，清理房前屋后，栽花种果，美化人居环境;各村要建立垃圾集中堆放地，要有专人清理。这些，将有助于农民文明习惯的养成。

　　(三)挖掘治理资源

　　尊重农村几千年来形成的传统的非正式规则,做到法德并举。非正式制度包括社会中的价值观念、意识形态和宗教信仰等,这是一种超越性的软约束机制，其功效不在于一时一事，不能立竿见影,却是功在千秋的治本之策，能为道德建设铺垫深厚的精神底蕴。这就要在惩治犯罪活动中加强法制宣传，既引导农民用法律手段来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同时不忽视“忠、信、孝、悌、礼、义、廉、耻”等传统伦理道德思想在当代社会的人际调适作用，引导农民加强道德的内在修养,并使之转化为遵纪守法的心理制裁力，这将有利于农村良好民风村风的树立。加大制度和法制建设的力度，运用法律规范的广泛性、权威性、强制性、惩罚性和可操作性，预防、禁止、制裁那些与德相悖、于法不容的行为,让公民养成良好的行为习惯，促进惩恶扬善、扶正袪邪的社会风气的形成。这是因为，人自身的道德存在需要相应的制度来加以确认和张扬，“如果社会能够确立起保障那些道德形象存在的制度,人的道德存在就会显露出来,人在对道德形象的崇敬中就可以使自己的道德存在成为行为的向导，社会也就会因此而达到普遍道徳化的历史阶段。”完善以法律为核心的正式制度，建以法制为代表的硬性的道德运行机制，在视代化进程中的转型社会，显得异常重要。

　　(四)提高执政能力

　　基层党组织是党的战斗堡垒，加强农村基层党组织的执政能力建设，是提高党的执政能力的一个重要方面。加强基层组织的执政能力建设，是加强农村道德文化建设的关键。这就要大力加强乡镇和村级领导班子建设，选拔一批年轻有为、素质高、能力强的干部充实到乡镇领导班子，在农村能人中培养党员、在党员中培养能人、在能人党员中培养村千部，选好配好村党支部书记’发挥党支部的领导核心作用,建立“村两委”的良性互动机制。发展壮大集体经济,能够增强农村基层党组织凝聚群众的物质基础,也有利于发挥基层组织的社会协调功能。如可以根据各村实际，考察其自然人文环境，利用地理优势，甚至是宗族亲情文化,吸引港台客商前来投资;可通过兴办乡村工业区，搞开放式经营;可以利用集体公房如村办公楼,一些文化娱乐设施、其他一些设备等，对外搞租赁经营,走市场化道路;还可以挖掘山水资源、历史文化资源，积极进行旅游开发。村集体经济的壮大，既有利于增强基层组织的凝聚力和向心力’有利于村民积极参与村务管理，使民主意识得到提高,有利于道德教育的开展和文化公益事业的兴办,有利于良好村风村貌的形成。

　　                               喻维春

　                        　(泸州职业技术学院四川泸州646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