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析中国民主治发展的新视角

　　政治发展是从传统政治走向现代政治的一个过程，它涉及政治观念的更新、政治结构的合理以及政治制度的完善等内容，其中，民主是政治发展的重要标志。民主作为一种“普世价值”是现代国家与人民追求的目标，但对于实现民主的具体道路而言，它又是特殊的，在各个国家会有不同的模式，这就意味着中国在实现民主化的道路和方式上会有自身的特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治发展既不同于过去的传统模式，也没有实现西方所期待的自由民主模式，而是逐渐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思想观念的变化是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前提，正如邓小平所提出的，只有解放思想，打破教条与思想观念的束缚，生产才能发展、社会才能进步。对于民主政治而言，同样只有在解放思想的前提下，我们才能更深刻地认识和体味到民主对我们而言，究竟意味着什么。

　　一、纵向民主理论的来源

　　1.思想解放与重新审视民主

　　人类发展史表明，思想观念的更新是人类社会进步的前提。中国改革开放是从思想领域开始的，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一文中，邓小平将解放思想提升到重大政治问题高度，指出“只有思想解放了，我们才能正确地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解决过去遗留的问题，解决新出现的一些列问题”。在此之后，邓小平从不同的方面阐述了民主思想，他认为，不能简单地将民主视为一种工具，民主更是一种目标。从制度变迁理论来看，思想观念影响制度结构并改变制度安排，制度结构影响制度安排，制度安排决定制度绩效。正是思想观念的变化，尤其是意识形态领域的更新使得中国民主政治有了长足的发展，例如依法治国、政治文明、和谐社会、公民社会等理念无不促使民主制度的变迁。在民主本土化过程中，学者们从不同的维度阐释了民主的价值理念，无论是俞可平先生的“民主是个好东西”，还是蔡定剑先生的“民主是一种现代生活”，都表明了学者们把作为“普世价值”的民主原则运用到中国政治制度土壤中的尝试，并且结出了丰硕的果实。但是在这一过程中，由于不同的研究偏好、不同的研究方法使得民主这一古老的概念在中国政治生活中更加模糊了，对于“什么是民主”这一问题分歧如此之大恐怕也是学者们所始料不及的。

　　从全球化的角度来看，民主已经成为当今时代政治合法性的重要标志，许多新兴国家也致力于实现本国民主政治。比较研究表明，“第三波”民主化从1974年在葡萄牙开始后的15年间，新兴民主政权在欧洲、亚洲和拉丁美洲30个国家取代了威权政权。但是在这波民主化过程中却呈现了回潮的现象，一些拉美民主政权出现了动荡并引发了各种危机。在西方发达国家，自美国“9*11”事件后，恐怖袭击的范围和目标引发了公众的脆弱感，也加强了公众对国家安全防御的关注，安全问题便成为这些国家考虑的首要问题，以至于“民主，这个在20世纪90年代看起来相对没有麻烦的制度，正面临着来自国内外的巨大压力”。这些现象更加引发我们对于民主的思考:作为新兴国家而言，是否能够采用西方自由民主模式来实现本国政治发展?作为西方民主国家而言，民主能否给他们国家带来安全？安全问题考虑是否限制了公众的自由？对于处于现代化的中国而言，如何重新审视民主？如何处理和协调改革、发展、稳定之间的关系？这些都成为我们所面临的重大现实问题。要想更好地将民主的一般原则与当代中国政治环境相结合，首要的前提必须解放思想。只有解放思想，才能够更好地把握民主。

　　2.“历史的终结”与纵向民主

　　30年的改革开放使中国经济取得了飞速的发展，更加引起了国内外的广泛关注。2004年，美国高盛公司高级顾问、清华大学教授乔舒亚?库珀?雷默发表了一篇题为《北京共识》的报告，成为在全世界范围内关于“中国模式”理论研究领域最具权威发言人之一。中国学者也纷纷从经济、政治等维度对“中国模式”进行了研究，有学者认为，中国改革开放只是在经济领域取得成功，而在政治体制方面没有任何重大变化。与此同时，在一篇题为《日本要直面中国世纪》中，“历史的终结”始作俑者弗朗西斯?福山肯定了“中国模式”的优越性，而被一些学者误解为福山的一次“思想巨变”。事实上，福山只是承认中国文明的独特传统并对亚洲其他地区现代化的深远影响，但没有抛弃他的“历史终结论”。福山认为西方国家的自由民主制度也许是“人类意识形态发展的终点”和“人类最后一种统治形式”。正如福山所言，“人类历史长河中出现过各种制度，从君主和贵族制到宗教、神权政治，再到本世纪的法西斯和极权主义专政，但只有自由民主这种制度才维系到20世纪的终点”。

　　现代民主发源于西方，资产阶级通过革命推翻了封建政权并建立了代议制政府，这种民主制度的内核是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它主张通过自由、平等的选举来维护政治统治的合法性，因此，竞争性选举就成为测量民主政体的最主要甚至是唯一的标准。但拉里?戴蒙德指出，自由民主国家不仅仅举行选举，同时还包括一系列旨在限制政府的权力与保障公民的权利等方面的制度安排。然而，更多的学者们倾向于选举是民主的本质，并坚信自由民主最终会在全世界范围内取得胜利。正如福山雄心勃勃地认为，目前还没有任何一种自称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意识形态能与自由民主相抗衡。这只是道出了部分真理，一个国家民主的性质与限度必须与该国环境、社会经济进程相联系，因此，民主的模式是多样的。从某种意义上说，“历史的终结”只不过是一种“历史的偏见”。

　　如果说自由民主制度是现代西方民主的主要模式，那么我们现在所建设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是何种模式呢？未来学家约翰?奈斯比特在《中国大趋势》一书中给出了答案：纵向民主。在该书中，奈斯比特提出了中国新社会的八大支柱，其中纵向民主则构成了重要支柱之一，他认为这种政治模式也许可以证明福山所谓的“历史的终结”只不过是人类历史道路的一个阶段而已。奈斯比特将中国政府自上而下的指令与中国人民自下而上的参与所形成的模式，称之为“纵向民主”。他指出，“支撑中国新社会长治久安最重要、最微妙也是最关键的支柱就是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力量的平衡。这是中国稳定的关键，也是理解中国独特的政治理念的关键”。纵向民主为我们开启了思考民主模式的又一扇大门，虽然这种模式还处于一种初级阶段，但是如果中国继续坚持自己的道路并完善其制度，那么会建立一种不同于西方的新型模式。

　　二、纵向民主的价值理念

　　奈斯比特把纵向民主概括成一种政治框架。在这种框架中，国家的长远目标是通过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的程序形成的，它不同于西方那种“横向民主”，主要体现在它摆脱了西方自由、平等选举的思维，这种纵向民主是经过30年改革开放而逐渐形成的一种新型模式。虽然奈斯比特敏锐地洞察到中国民主政治发展的独特道路，通过搜集大量经验材料而将其归纳为“纵向民主”，需要说明的是，本文更倾向于把这一概念作为分析性术语。一方面，通过纵向民主来分析当代中国政治发展道路的独特性；另一方面，通过与西方横向民主比较来发现纵向民主的优势与不足。当然，纵向民主的提出引发了各种争论，为了避免这种争论，把纵向民主视为一种分析性术语而不是经验性的总结可以更好地把握中国民主政治的发展趋势。与西方“横向民主”不同，支撑纵向民主的价值理念主要是社会秩序与和谐。

　　1.秩序与自由

　　如果说自由是西方民主的核心理念，那么秩序则是中国民主政治发展的首要前提。自由主义大师哈耶克把自由描述成一种状态，“在此状态中，一些人对另一些人所施以的强制，在社会中被减至最小可能之限度。这就意味着，个人可以按照自己的意志行事，同时表明个人必须独立于他人的专断意志。自由涉及了个人与他人之间的关系，并预设了个人具有某种得到保障的私域，从而划分了政府权限的范围，表明政府行使权力不能干涉个人私域。

　　对于中国社会而言，自由与秩序并不是对立分开的，这深受中国传统文化中儒家思想的影响。儒家思想崇尚整体主义观念，认为个人是集体中的一员，如果社会能够良好的运行，那么秩序是首要的前提;没有秩序，个人按照自己的意志行事会导致社会的不稳定，自由将无从谈起。从这个角度来看，秩序并不抑制自由，反而为自由提供了保障。正如邓小平所提出的“稳定压倒一切”，如果社会不稳定，那么无论经济体制改革抑或政治体制改革都是不会取得成功的。因为现代化的发展首先需要一个新的稳定秩序体系，以整合现代化过程中的社会分化，平衡经济与社会变迁中的多元失衡，保证变迁与发展的基础秩序的存在。秩序的本质是有效地平衡各种利益的冲突，并使不同的利益各自都获得实现的空间。如果我们赞同伊斯顿提出的关于政治是围绕政府实现社会价值的权威性分配观点的话，那么秩序是保证权威性分配的必要条件。当然，这种秩序的提供并不是有的学者所认为必须以专制与暴力为手段，而是通过一种“不需要暴力的权力”来实现。事实上，改革开放30年来，随着政府权力的下放、公民社会的兴起以及思想观念的转变，自由不但从宪法、法律上得到了保护，个人自由的空间也大大拓展，而这种自由是在一种稳定秩序中实现的。现代化研究同样表明，后发国家在民主化过程中，如果政治领导者能够为社会提供稳定的政治秩序，那么可以减少民主进程的一些障碍，这可以避免出现亨廷顿所谓的“普力夺政体”。当然，一个稳定、和平的国际环境对处于民主化过程中的国家而言也是必不可少的因素。

　　2.信任与和谐

　　虽然和谐是中国传统思想的重要内容，和谐成为当代中国的主流价值却经历了一个漫长的思想解放过程。从新中国成立到“文化大革命”结束，阶级斗争长期以来是传统政治意识形态的主旋律。由于受到教条主义的影响，作为经典的马克思主义政治观中的阶级斗争被无限扩大化，从而严重地阻碍了中国民主政治进程。改革伊始，邓小平倡导的解放思想使人们摆脱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意识形态束缚，政治不但有阶级统治，更强调社会管理，阶级斗争是战争年代的主要政治方式，而在和平年代社会和谐则是政治文明的主要特征。和谐意味着和而不同，要求社会中的个体与周围其他人建立良好的关系，这与西方所强调的争论产生了鲜明的对比。从民主角度而言，如果说竞争性选举是西方横向民主的主要特征，那么自上而下的领导与自下而上的参与之间的互动则是中国纵向民主的应有之义。这主要是由于在西方人眼中争论与不和谐可以带来创新，而这种不和谐是不符合中国人心理，尤其是在执政这种严肃的问题上。

　　纵向民主理论认为，要保持自上而下的领导与自下而上的参与之间的良性互动，信任是维系这一系统过程的核心价值，其中政治统治合法性主要是通过被统治者的信任与认同获得的。正如选举是西方民主政治合法性的主要来源，政绩则是中国纵向民主合法性的重要因素。纵向民主的一个重要特征就在于能够使政治家们从为了选举的思维中解放出来，以便制定长期的战略计划，这种战略计划必须符合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同时，人民也相信这种规划能够带来更多的实惠。在西方议会制政府中，若得不到议会多数的信任，政府会出现频繁更迭的现象，虽然重新组阁的人员有时变化不大，但是从总体上看不利于政策的连续性。而在两党制国家里，两个主要政党为了争夺更多的选票而提出一些改革，一旦其中一个政党获胜，所提出的一些改革时常成为一张“空头支票”。更有甚者，“两大政党在掌权之前一直赞成根本性的变革，可一旦获得权力后‘它们就缩了回去，不再倡导诸如选举改革之类可能对其造成不利影响的变革’”W。因此，从某种程度上说，与其说通过选举赢得选民的支持，毋宁说通过政策让人民得到实惠更能获得人民的信任。社会信任关系形态、公民对政府的政治态度和社会关系的心理认同等因素，对公民能否积极地参与对公民政策的讨论和协商有重要的影响。只有公民对政府高度信任的前提下，不同阶层的公民才会以不同的形式参与到政策的讨论中，从而提供多方面的信息，进而增进政治过程中的公开、透明。

　　三、纵向民主的结构特征

　　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市场经济的完善与发展，中国政治体制改革也悄然地稳步推进。对于民主制度建设而言，中国民主政治发展是伴随着思想解放而不断向前推进的，民主建设应该与思想解放有机结合。通过批判地吸收西方政治文明的成果并结合中国当代政治制度特点，中国正在形成一种纵向民主模式，其结构特征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自上而下的政治领导；另一方面是自下而上的公民参与。事实上，纵向民主模式与眼下流行的治理理论所提出的社会管理模式在形式上不谋而合，这种社会管理模式主要体现在自上而下的政府管制与自下而上的社会自治。但两种理论也有不同之处，正如有学者指出治理理论的民主化被认为是一个“双边进程”一方面限制和约束公共权力，达到“控制国家”的目的；另一方面，建立和健全社会约束机制，实现“规制社会”的目的m。纵向民主的结构更重要的是强调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的互动与平衡。下面我们分别介绍纵向民主的两个结构特征，但需要强调的是，虽然我们从思维上将两者分开，而在实际运作中二者是紧密结合的。

　　1.自上而下的政治领导

　　民主的一个特征是，不强调国民而是强调公民。因此，民主化意味着将国家与民众问题作为政治的核心。林茨等人主张，现代民主治理不可避免地要与国家性发生联系。没有国家，就无所谓公民权；而没有公民权，就不可能有民主。中国近代以来所要处理的一个首要问题就是实现民族独立、建立现代国家，中国共产党成功地领导人民通过革命恢复了国家主权，开启了现代化建设之路，这为民主治理提供了有力的制度保障。

　　政党是现代政治组织的独特形式，政党制度的建立与完善有效地推动了现代民主政治的发展，以民主为价值取向的政治发展有赖于政党的作用。用亨廷顿的话说，政党组织着政治参与，政党体系影响到政治参与扩展的速率。政党及政党体系的稳定和强大，取决于其制度化水平和政治参与水平。在中国现代化过程中，中国共产党是中国政治生活的核心，这是中国历史发展的必然逻辑，同时是社会主义建设的内在要求，从而就决定了中国民主化进程中战略计划设计的主体必然是中国共产党。

　　与西方民主制度安排诸如多党竞争、三权分立与制衡不同，中国民主制度的内核主要是党的领导、人民主权与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比较而言，无论是两党制抑或多党制，西方强调的是通过竞争性选举来执掌国家政权;而中国实行的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制度，中国共产党是执政党，各民主党派是参政党。一方面，民主党派通过各种制度性渠道参与到有关国计民生的决策上来；另一方面，中国共产党也有意识地吸纳各民主党派的意见，认真听取各党派的声音。这种民主决策方式不是西方所熟悉的竞争性决策，或者说本质上它不具有排他性，而是汇聚了各方面的信息与意见，并且各民主党派的意见从一定程度上体现不同群体的利益诉求。在横向民主体系中，任何超过任期的目标都存在两方面的问题：第一，竞选人可以毫无顾忌地许下诺言，然后因为时间限制而无须负责;第二，非常有意义的承诺可能因为其他政党的当选而被废弃。而中国共产党的连续性则保证了它会坚持自己的承诺。因此，从纵向民主角度来看，这种纵向的交流使得中国共产党的最终决策能够反映大多数人的利益。同时，通过党的领导有效地保证了政策制定的战略性与连续性，也防止了“选举至上谬误”。

　　2.自下而上的公民参与

　　改革开放主要是以下放权力为逻辑起点的。针对权力高度集中领导体制，邓小平提出应该有计划地大胆下放权力，充分调动群众的积极性，克服官僚主义。中国的政治发展在民主化的取向下，以权力结构调整为切入口，强调应该通过有效的权力结构调整，来改变旧有的领导体制，同时，通过积极的分权来调动和激发被旧体制限制的地方、企业和个体积极性和创造性。通过下放权力，中国政治制度环境也发生了巨大变化，中国社会出现了多元化的特征。同时在市场经济的推动和更自由的环境下，个人开始追求并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积极加入与自身利益相同或相近的民间组织，并通过各种渠道参与到政策制定中来，这开启了民主旋转的“陀螺”，促进了公民社会的兴起，从而改变了治理结构。正如帕特南指出，对于民主制度的绩效而言，至关重要的要素是普通公民参与到群众性基层活动。

　　民主政治的核心是公民的政治参与。民主意味着人民的统治，但是就现代民主国家而言，人民的统治总是间接的，因此有效的政治参与是实现民主的重要方式。有很多学者在研究政治参与时，很大程度上把注意力集中在参与水平上，尤其是集中在投票参与水平上。而亨廷顿则认为，投票参与只是政治参与的一种形式，即使在那些投票活动频繁的社会中也是如此[13]15。从纵向民主角度来看，公民自下而上的参与可以表达他们的利益诉求，而参与本身就是公民行使民主权利的表现。我国在宪法上规定了人民拥有行使民主的各项权利，十七大报告中突出强调了逐步扩大公民的有序参与。在十一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上，投票表决通过了关于修改选举法的决定，首次实现了我国城乡居民选举的“同票同权”，从而保证了自下而上的公民参与平等地实现。民主政治最为重要的是保证公民对政府决策过程的参与，在制定涉及公民切身利益的决策时，可以通过诸如听证会的方式听取公民或代表们发言。正如奈斯比特所言，政府对来自各个层面自下而上的意见采取更加开放的态度。高层领导之间讨论的重点已不再是意识形态上的教条，而是不同社会力量的不同需求。

　　四、结语

　　任何一种理论都不能涵盖事物的各个层面，赫尔德也意识到，对事物所作的任何一种特殊的阐释都不能被视为对某一现象的正确或终结的理解，每一种现象都可以从新的角度给以新的阐释。所以，对事物的阐释永远面对着新的挑战。纵向民主理论为我们提供了一种观察中国民主政治的视角，通过自上而下的政治领导与自下而上的公民参与的互动，从而调动了两方面的积极性。一方面，通过政府的科学规划、合理安排实现了政策的连续性；另一方面，有序的政治参与充分地调动了人民群众的主动性和创造性。当然，纵向民主面临着诸多的挑战，比如腐败、贫富差距导致的社会分化、群体性事件以及纵向信息流通不通畅、利益表达渠道狭窄等问题。但是，我们必须认识到，民主不是万能的，它只是解决现代政治问题的一种可选择的有效方式。因此，考察纵向民主如何使公民更好地组织他们的生活具有重要意义，我们对纵向民主在中国的发展充满了信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