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国民主制度脆弱性之根源探析

　　1932年泰国完成资产阶级革命，在名义上确立起了民主政治和宪政制度，民主化进程至今已有70余年的历史。但是，长期的军人干政使得泰国的民主政治发展一度受阻。从1932年至1992年,泰国共发生了19次军事政变，可以说是一个有军事政变传统的民主国家。从1992年至2006年，泰国经历了平稳的文人政府时期，4年的黄金时期使人们暂时淡忘了泰国军人干政的历史，以至西方国家一度认为泰国是东南亚国家中实行民主最彻底的国家。但是2006年9月发生的军事政变以及政变以来持续四年的政治动荡，改变了世界的看法。从他信到素拉育,从沙玛到颂猜,直到现任的阿披实，在三年内泰国就先后更迭了五位总理。民选上台的他信、沙玛和颂猜,都被非民主方式赶下台。在这个已经实行民主制度的国家里，民主似乎是最容易遭到否定的东西。再看2007年反对党联合抵制民主选举结果,2008年民盟黄衫军集会围攻国际机场,2009年反独联红衫军冲进东亚峰会会场，最终导致2010年4月的大规模流血冲突，尽管双方争斗实质是“挺他信”派与“倒他信”派之争，却也清晰地折射出泰国民主制度的脆弱与宪政观念的淡漠。人们不禁要问，为何在这个有着较长民主政治历史的东南亚国家，民主制度却总是显得这么脆弱不堪？本文将从传统文化、民众意识、政党制度、军队与王室几个方面全面分析泰国民主制度不成熟的根源,并对泰国民主进程的加以展望。

　　一、泰国传统文化意识对民众民主观念的影响

　　1. 由“萨迪纳”制度派生的传统意识制约民主政治的施行

　　一个成熟的民主社会需要公民具有较强的民主意识，民众享有平等的地位和自主的人格，不依附于他人,拥有独立地表达自己意志的能力。然而跟大多数东南亚国家一样，泰国也经历了漫长的封建社会,历史上长期存在的“萨迪纳”制度,使得“家长制’、“等级制’、“依附关系”等传统社会意识延续至今。“萨迪纳”制度是指国家根据个人占有土地的多少,将公民分为不同等级，国王为最高等级，其次为王亲贵族，高官显贵，直至平民，处于高层的人需要保护下属阶层的利益以此稳固自身安全和权力，较低层的民众则要对其上一层表示忠诚，并要有绝对的服从，以此保证自身利益得到满足。“萨迪纳”制度虽然已废除，但这种上下级的庇护和依附关系意识已变成社会大众所接受的人际关系模式,从农村民众到中产阶级，从政府机构、军队到社会各行各业,无不存在着庇护关系，承认并遵循这样一种行为规则。

　　在广大农村地区，这种传统意识更是占据主导地位。政客们利用这一点,在选举前使用大量金钱分发给自己庇护圈下的家族,再由他们往下层层分发金钱，拉选票。农村民众大多受教育不高,只会考虑眼前利益,没有独立表达民主意识的能力。泰国的金钱贿选已是一个公开的秘密，泰语中的一个俚语“买票”指的便是这种情况。前总理他信能够赢得大多数选票,也是依靠了他的新兴家族产业集团对农村民众的影响，众所周知，他的票仓便在家乡泰北清迈。此外，泰国中产阶级也深受此传统意识影响。中产阶级被认为是民主政治的重要支持力量，是民主社会的稳定器。然而，泰国的中产阶级从来没有获得独立的政治地位，总是用寻求当权者庇护的方式来维护自身利益，⑷当自身利益得到满足,他们便拥护当权者的统治，当既得利益被破坏,便会联合起来加以反对。正是在这种意识的影响下，当他信的政策向农村倾斜、城市精英们利益受损时,泰国中产阶级便和军方一起，以非民主的方式推翻了他信政权。不可否认,他们以此得到了更大的庇护和利益。

　　诚如泰国学者塔内博士所指出的：“家庭成员如子女、弟妹、女儿的权力和自由受到制约，不准妻子与丈夫争论，不准孩子反驳大人,孩子要上什么学，学什么专业听由父母决定，弟妹要服从哥姐……”。⑸大量的例子说明，在传统文化意识成为泰国民众主流思想的社会背景下，民主的基本思想在泰国没有得到普遍的实践。

　　2.传统佛教的影响

　　佛教是泰国的国教,90%的泰国民众信仰小乘佛教“国家、王室、宗教”是泰国的立国三原则。小乘佛教中“德行’、“因果报应’、“前世来世轮回”等佛教教义已深入人心。渗透到社会的每一个毛孔。这些教义告诉民众“人生来不平等’、“不平等的原因即前世的因果报应’、“须接受现实”等。这些教义与民主思想倡导的“人生而平等、积极进取”等处世观相冲突,在这种传统文化价值观的影响下，民众民主意识的脆弱性也就显而易见。

　　此外,泰国的大部分民众,特别是城市中产阶级，对领导者的认同同样充满了宗教色彩，普遍崇尚有“德行”的政治家，即要正直、清廉，可以能力平平，但一定要身家清白，具有个人魅力。反观前总理他信,他在发展国家、恢复经济上的成就有目共睹,但却存在贪污腐败、徇私舞弊，反对派便以这个最能引起广大城市中产阶级共鸣因素将之赶下政坛。

　　塞缪尔•亨廷顿1989年曾提出，决定民主政治成败的最关键因素是文化因素，即态度、信仰、价值观等。反观泰国，在传统宗教文化的土壤下,其民主政治只是采用了西方民主的形式和机制,本质的脆弱与不成熟显而易见。

　　二、不成熟的政党制度增加民主制度脆弱性

　　现代民主制的一个核心内容是政党,任何国家要有一个成熟的民主体制,可靠的政党制度都是必需的。泰国1932年资产阶级革命之后建立起了初步的政党制度,但一直步履蹒跚,未能建立起一个真正成熟的能推动民主前行的政党制度，其中既有泰国政党内部自身的原因，也有政党制度之外的原因。

　　泰国政党自身的不成熟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多党林立的政治格局难以改变。从1932年以来,泰国政坛一直处于多党林立、小党众多的局面。据内政部统计，1932年至1996年期间，泰国正式申报组建的政党总数为155个，到1996年大选前,政党仅存13个，⑻到2007年大选前又出现了40多个政党。除了少数几个政党（如民主党）外,大多数政党存在时间很短。由于泰国宪法中规定众议院议员的候选人必须隶属于政党，因此绝大部分政党都是为了大选匆匆注册组建,选举结束后转眼间便解散。第二,持续的多党格局，使得泰国历届文人政府，除了他信时期实现了一党执政以外,均为多党联合执政。各党派只是为了各自利益才结合在一起，而并非建立在共同的思想理念基础之上，因此联合政府由于要平衡各党派之间的利益,难以推行长期的规划和政策,也难以建立稳定、高效的政务机构与公务员体制。第三,政党无系统正规的党纲，无长远的目标规划，政客们可以随时加入或退出某一政党，一切都是为了大选的需要。政党基本是政客们谋求自身利益的工具。第四，政党区域性强，没有一个全国性的政党。由于泰国社会广泛存在的庇护关系，可以说政党就是一个大的庇护圈，各党派的发展局限在已有的势力范围之内，如泰爱泰党基地在泰北地区，民主党票仓在中部及南部地区。

　　泰国政党除了自身存在的弱点外，还不时遭遇外部的干扰，尤其是军队的频繁干政。一次次的政变使得已有的政治局面与政党格局不得不重新洗牌，使得本来就混乱的政党制度雪上加霜。泰国1997年宪法为发展大党派奠定了法理基础,1998年泰爱泰党应运而生,到2005年成为泰国第一大党,实现一党执政，然而2006年的政变使得泰爱泰党遭遇解散的命运,泰国重回小党林立局面。泰国政党由于军队的干涉无法控制自己的命运，更无法开展正常的政治活动。

　　军队的干政毫无疑问阻碍了泰国政党的成长与发展，但政党自身的弊病也为军人干政提供了便利。正如亨廷顿指出的：“一种政治制度遭受军人干涉的几率正与其政党的力量成反比……_对泰国来说,加强政党自身建设与完善是推动民主前行的必要条件。

　　三、民众的民主意识训练不够

　　现代民主政治思想发源于西方国家，距今已有数百年的历史,是在西方社会特定的经济政治文化传统下产生的。当这一舶来品逐渐传入东方，开始在社会文化环境完全不同的泰国传播时,就必然需要经历一个被当地民众了解、认同、接受乃至自觉实践的曲折过程。对泰国来说，七八十年的民主尝试还远远不能摆脱以王权、宗教为中心形成的社会秩序。对于产生于西方社会的民主政体,泰国民众显然还没足够的理解和准备，时时表现出不适应之感,或者说民众民主意识的训练还远远不够，这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首先,不尊重民主规则。在成熟的民主社会，有民主意识的公民普遍赞同一条原则：任何一种民主体制都不可能照顾到各方利益,启用投票程序产生的结果必须受到无条件的尊重，少数必须服从多数。然而在泰国，作为这个国家最有民主意识的阶层——中产阶级,率先踢翻了投票箱。2006年他信被政变赶下台以后,接管的素拉育军政府答应重新举行大选，当亲他信的沙马政府赢得大选上台后，城市中产阶级联合反对派以大选舞弊为由不承认选举结果,继而黄衫军举行集会游行甚至围攻国际机场,泰国的国际形象一落千丈，给国家造成了无可估量的损失。随后当阿披实上台后，支持他信的红衫军仿照黄衫军，也走上街头集会抗议,冲击东盟峰会会场，制造一轮又一轮的动荡。既然街头示威可以成为否决民主结果的工具，谁还会真正尊重民主规则呢？泰国仅仅移植了西方民主的外壳，却未能掌握民主的精髓——妥协与尊重投票结果。

　　其次，民众法制观念淡薄。一个完善的宪政制度与公民较强的法制观念是构建成熟民主社会的基础，也是民主政治文化中的重要内容。成熟的民主制度是宪政的民主，即崇尚宪法权威,在宪法框架下,依法、依程序来施政与参政,执政者与普通民众均要受其约束。无约束的统治者可以破坏宪政，无约束的民众同样可以破坏宪政,泰国近年来的持续动荡就说明了这一点。军队可以无视法律随时发动政变,政客们可以无视法律抵制选举结果,愈演愈烈的街头政治更是体现了民众法制观念的淡薄。公民享有法律规定的合法权利,但不得要求法外之权,任何一个民主国家,上街集会进行政治诉求都必须在法律的框架下进行,必须以不危害他人自由和利益为前提。泰国的红衫军与黄衫军上街游行示威的要求是正当的,但冲击东亚峰会会场、围攻国际机场是违法的，不仅极大损害了本国人民的利益，更是危及到别国民众的安全与利益,是对自己权利的滥用。然而参与其中的泰国民众对此却充满自豪：“你看我们多民主，想冲总理府就冲总理府,想围机场就围机场，你们可以吗？”由此可见,泰国民众的法制观念是多么淡薄。稳固泰国民主制度所需要的是一个保持警觉的、确保严格履行宪法条款和机制的公民社会。

　　不可否认,泰国具有民主意识的社会精英分子是存在的,但毕竟是少数,从全国总体来说，民众的民主意识与法律观念是远远不够的。其原因主要有两点：一是泰国经济严重失衡，虽然在2002年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已达到1800多美元,但财富基本集中在曼谷，占人口60%以上的大部分农村地区依旧贫困，生存问题尚未解决,如何谈及参与民主建设。泰国只在城市形成了一个中产阶级,农村地区并没有出现中产阶级。二是农村民众受教育程度普遍偏低，大部分人只有小学毕业水平，因而对“民主”的认知是有限的,现代民主政治思想难以被大多数泰国民众确切理解。

　　无疑,要提高泰国民众的民主意识与法制观念，尤其是宪政观念,必须逐步强化民主意识的训练,并在此基础上构建起一个健康的民主法治社会,而这又依赖于泰国经济的不断发展以及全体人民受教育程度的不断提高。

　　四、军队与王室的特殊地位阻碍了民主的发展

　　1.军队的特殊地位导致政变频发与民主受损。

　　从1932年至今,泰国共发生了20次军事政变,期间军人统治时间为52年，文人政府为25年。从这些数据可以看出，泰国军队长期处于政治的主导地位，形成了独立的、强大的政治势力。按照西方民主的标准,一个成熟的民主国家，军队要尊重军令与政令的统一,成为维持国家安定的基础。然而泰国军队一直享受着额外的独立性,是独立于政府体系外的一个权力结构，并没有被纳入国家的结构体系,也就是说军队国有化没有完成，政府往往指挥不动军队。前总理他信曾经进行过军队国有化改革的尝试,结果便是触动了军队旧有势力的利益而被政变赶下台。军队的频繁干政使国家日常的政治竞争不能公平地展开，政党无法正常工作,政变的威胁始终存在,就像泰国学者猜阿那所说的那样“旧的军人并没有死去，他们只是被忽视了而己。”例如，最近的这次（2006年）由颂提将军所领导的政变就是军队利益受损时的正常表现。

　　军队作为一股参政势力长期存在，一是由于历史原因造成的，另外也是泰国法律至今未能将之国有化、职业化的结果。泰国1997年宪法中不仅没有规定军队与内阁的关系，还赋予军队保护民主体制的任务，明确国王是武装力量的领导。军人出身的枢密院主席炳•廷素拉暖于2009年曾多次在对军队发表讲话时提到,他们的职责是效忠王室，而不是政府。泰国军队这种特殊的地位使得历届文人政府处于相对弱势的局面，也对社会发展发展造成诸多的负面影响，大大影响了民主化进程，阻碍了泰国社会与民众的民主训练,体现了泰国民主的尴尬与脆弱，以及民主实践经验的缺乏。

　　因此,泰国若要保持正常的政治与民主发展,走出随时可能的政变阴影,就必须促进军队的职业化与非政治化,处理好军队与文人政府的关系,但是这将是艰巨和长期的任务。

　　2.国王至高无上的威信掩盖了泰国民主的脆弱。

　　在泰国，国王和王室的地位在民众心目中自古以来便是崇高无比无法撼动的，泰国国旗的红、白、蓝三色中，居中的蓝色代表国王的至高无上。经常修改的泰国宪法中有关国王的条款至今未变,例如泰国1997年宪法第8条规定“国王至高无上,任何人不得以任何形式冒犯、指控国王”；第10条规定“国王是国家元首、军队最高统帅”等。传统文化与法律已经赋予国王无比的威望,而现任国王普密蓬•阿杜德不可否认更是一位好君主，他自1946年登基之日起就勤政爱民，为泰国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做出了巨大努力，因此在泰国民众心目中有着无可比拟的道德威望，是人民的精神支柱,被称之为“国父”。这位“父亲”，一直小心谨慎地充当着泰国民众的“守护者”，并和泰国民众一起见证和经历了64年的政治变革和社会动荡，期间，普密蓬国王多次依靠个人威望力挽汪澜,解决政治危机,在动乱中拯救自己的国家，比如众所周知的1973年“十月十四日”事件以及1992年的“五月流血事件”。

　　每次国王依靠个人威望结束双方争斗,化解危机,表面看来这是人民之幸,细细想来,任何一个民主法制健全的国度，解决问题的方式和方法都要以法律为依据，泰国却屡屡依靠国王一己之力解决问题,这样的民主制度，怎么能称为真正的民主呢？民众对国王这个家长的“殷切期待”与依赖掩盖了泰国民主制度的脆弱性，限制了民主的锻炼与发展,每当出现政治争端泰国民众也有了这样一种思维定式：没关系，最后都会解决，因为我们有国王。但同时大家也都清楚一个问题:后普密蓬时代,泰国该何去何从？国王在民众中的神一般的崇高地位与宪政要求的民主相违背,但与“民意”在不经意间耦合了，可以说是民主的一种变异。

　　泰国国王就像一位处处呵护子女的家长，包办了任何事情，子女却无法得到应有的锻炼。正所谓授之以鱼不如授之以渔，泰王出面平息动乱犹如饮鸩止渴，虽能解一时之危,但泰国民主的脆弱性却被掩盖起来,逐渐累积,终会引起下一次的爆发。

　　五、泰国民主进程展望

　　2006年以来的持续政治危机对于泰国民主政治的负面影响相当显著，同时也反映了泰国民主的脆弱性。无论从社会文化、民众意识、政党制度还是军队王室等方面来看，泰国都不具备成熟民主社会的条件。然而，自1932年实现君主立宪制以来,泰国在民主的道路上虽然历经风雨，但也取得了一定的进步,特别在这次持续的政治危机期间，民主的改善还是有所体现。首先是军队,军人集团民主观念有所增强,不管是出于舆论需要还是其他利益关系，至少军人集团信守承诺“还政于民”在政变后不久便如期举行了大选,这与1992年军人集团出尔反尔最终酿成流血冲突形成鲜明对比。其次是农村民众民主参政意识有所提高,他们已经意识到手中选票的重要性，已经可以根据自己的判断来选择执政者,投票率特别是农村投票率明显提高。同时广大农村民众也懂得通过街头政治来进行政治诉求，虽然方式有所欠妥,但至少已经具备了民主诉求的思想与行动，不得不说是民主进程中的进步。最后，泰国首次以全民公决的方式通过了《2007年宪法》,体现了对法制的尊重。

　　从历史进程来看,泰国的民主虽然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但总体呈现一种螺旋式的前进态势,2006年政变以来的社会危机可以称之为“民主的回潮”此次危机对于泰国的民主政治建设既是挑战,也是契机,可以当做一次民主演练，也许终将帮助泰国民众找到适合他们的途径与方式,构建起符合泰国国情的民王体制。

　　总之,一种理想的民主政治，不仅与社会和经济发展水平、地缘政治、国际环境相关,而且与国家的政治文化传统、国民素质、公民的生活习惯等密切相关。对泰国来说,如何在传统文化意识中普及民众的民主思想,如何健全政党制度、处理好军队王室与政府的关系，是建设健全稳固的民主制度的关键，泰国若要以最小的政治社会代价，取得最大的民主效益,需要政治家和民众的集体智慧和共同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