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助土族“花儿”与丹麻土族“花儿”会概述

　　青海省互助土族自治县是我国唯一的土族自治县，它位于青海省东北部，地处青藏高原与黄土高原的结合部，北依祁连山支脉大坂山，南临湟水河，东接甘肃省，西望青海湖，全县总面积3424平方米。气候北部寒冷，南部温和。县境内无湖泊，有大小天然河流8条，均属黄河流域、湟水水系。在这片洒满阳光的金土地上，居住着土、藏、汉、回、蒙古等民族，其中土族约占总人口的17％。由于互助土族青年妇女崇尚穿“七彩花袖衫”服饰，又为互助赢得了“彩虹故乡”的美誉。

　　作者：王国林，马俊(东乡族)

　　互助县境内山川秀美，自然生态环境十分迷人。原始的北山国家森林公园，山峦叠峙，岭谷相间；百年古木参天，奇景迭出。公园植物资源丰富，多达千余种，居全省之冠，是青海境内难得的自然文化遗产。南门峡水库天水一色，碧波荡漾。始建于明崇祯十五年的古典庙宇建筑五峰寺，泉眼清清，雾披云裹，景色诱人，在清代被列为“西宁八景之一”。每年农历六月六在举行朝山庙会时，也有传统的五峰寺“花儿”会，和丹麻土族“花儿”会互为犄角，成为以土族群众为主登山对歌的一座平台。美丽富饶的土地养育了勤劳智慧、能歌善舞的互助土族儿女。

　　互助县境内的土族在我省土族中占的人口最多，他们有自己的语言，无文字，语言属于阿尔泰语系蒙古语族河湟语群中的互助土族语。互助土族的文化既受到藏汉文化的影响，同时又保持着鲜明、独特的本民族特征。土族文化艺术的核心价值很大程度受制于宗教影响，互助土族全民信仰藏传佛教格鲁派，境内有许多藏传佛教寺院，其中始建于明万历年间、坐落于互助县龙王山麓五十乡哲加地方的佑宁寺最为有名。佑宁寺地处土、藏、汉族聚居地，僧人以土族居多，故亦称之为青海的土族寺院，由于佑宁寺属寺众多，在历史上被誉为“湟北诸寺之母”，也是格鲁派在青海的五大寺院之一，寺中土族高僧倍出，声震佛坛。佑宁寺每年举行四次祈愿大法会，其中“六月法会”是纪念释迦牟尼在印度鹿野苑首次向信徒讲经传法的法会，同时也是祈愿未来佛弥勒出世的祈愿会。六天的法事活动结束，参加法事活动的群众也自发集中在寺对面的山坡树林中，拉开了一幕先娱神后娱人的“花儿”会。

　　太阳上来照经堂，喇嘛爷红成个火了：

　　人家都有了好心肠，孽障了你待我了。

　　互助土族人民生活在浓厚的宗教氛围和神灵世界之中，他们的生产生活、衣食住行、婚丧嫁娶、习俗礼仪、文化娱乐等都无不与宗教、神灵有着密切联系。

　　互助土族的民间艺术很多成分体现出人类早期艺术中诗、歌、舞三位一体的特征。其浓郁的民族气息、鲜明的艺术个性、独具特色的表现风格，深深地反映出互助土族厚重的文化蕴含和特有的审美价值。互助土族的民间艺术首先体现在民间歌谣的丰富性。互助土族从孩提时的记忆，到人生的终极，无不与歌谣相伴。互助土族传统民间歌谣《唐德格玛》调演唱的“古然那斯布勒(意为三岁小孩)”捉黄牛、驾铁犁，开荒原、夺丰收的曲折、坎坷经历，是互助土族先民早期艰辛生活的记录。而在互助土族中流传很广的《合尼之歌》则通过艺术的想象，把与土族生活中密切相关家庭、畜牧，羊的喂养、宰杀描述的生动、细腻、入情入理，反映出从游牧民族向农耕文明的交替。互助土族著名的叙事长歌《祁家延西》反映明代土族将领祁元帅为国家统一、疆土安宁，率兵征战的故事。互助土族民间叙事长调《拉仁布与吉门索》，歌唱的是一对土族青年男女为争取婚姻自由双双殉情，演绎了一出土族的《梁山伯与祝英台》，成为互助土族人民世代相传，最受互助土族群众喜爱，用血写成的歌。这种对爱情的执着、坚贞，是我国各民族民歌最为出彩之处，我国早期民谣《汉乐府・上邪》就唱出：“上邪，我欲与君相知，长命无衰竭。山无陵，江水为竭，冬雷震震夏雨雪，天地合，乃敢与君绝。”

　　而歌唱山盟海誓的爱情“花儿”则数不胜数：

　　牛拉车子轱辘辘转，车头上扎下的牡丹；

　　若要我俩姻缘散，三九天，冰滩上开一朵马莲。

　　牛拉车子轱辘辘转，车头上扎下的牡丹；

　　若要我俩姻缘散，昆仑山摇给的动弹。

　　可以说互助土族生活离不开歌，从婚礼歌到安昭舞曲，从赞歌到问答歌，从叙事长歌到宴席曲，从儿歌到劳动歌和神秘宗教音乐，土族群众就生活在歌的海洋、舞的世界中。有了这样绚丽多彩的民间歌谣音乐为背景，最能表达土族人民炽烈情感的情歌，自然会占据互助土族音乐重要的一席之地。互助土族有本民族的古老情歌(山歌)，用土族语歌唱，而且都委婉缠绵，下滑音婉转，恰似高山流水，这些古老歌谣，无论从行腔、运气、调式、旋律、曲式结构和音乐风格及演唱技巧，特别是歌唱时的下滑音以及华彩型节奏连在一起的现象，都对土族花儿的形成，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互助古老的情歌有《阿柔洛》、《兴加洛》、《洽日洛》、《玛森戈》等曲调。这些古老的情歌基本是单乐句结构，不仅音乐特征和调式都与“花儿”接近，唱词基本格律、押韵都符合河湟“花儿”唱词。

　　像《阿柔洛》：栽树的人很多浇水的人没有，交朋友的人很多知心的没有。

　　“花儿”里类似这样的唱词不胜枚举：

　　大路上走的人没有，小路上有着的人多；

　　姻缘说成的人没有，挑拨是非的人多。

　　杨大郎领兵过雪山，过去的多，回来的没有几个；

　　阳世维人的千千万，哄人的多，实心的没有几个。

　　由于土族是生活在青海高原上古老的民族之一，在浩瀚历史长河中，以其淳朴、善良、热情、博大的胸襟，汲取各种优秀文化的养分。河湟“花儿”(也称“少年”)就是在这种流程中被土族群众所容纳、接受、光大。互助土族语称“花儿”为“哈达过道”，意为外面唱的歌。这跟河湟地区其他演唱“花儿”的民族一样，都是把“花儿”视作野曲，唱“花儿”有一定禁忌，只能在野外、“花儿”会和特定环境中去唱。

　　互助土族群众对“花儿”喜爱丝毫不亚于其他演唱“花儿”的民族。并在长期的歌唱实践中创造出了具有土族音乐特色的“花儿”曲令。在青海传统的“花儿”会一般都在春暖花开，绿草茵茵的农历四月八踏青季节才开始。而在互助威远镇农历二月二，即进入春播之际，就有了传统的威远镇“花儿”擂台赛，这是整个河湟“花儿”流传区一年最早的“花儿”盛会。互助各族群众就是用唱“花儿”来表达自己的企盼，祈求风调雨顺，五谷丰登。

　　二月二到了龙抬头，王三姐打了个绣球；

　　漫罢了“少年”种田走，就盼个丰收的年头。

　　在进入了农历四月八以后，互助土乡到处飘溢着“花儿”的歌声。热爱生活的互助土族群众，从田间劳动到山野牧羊，从河滩踏青到祭祀拜佛，都离不开“花儿”歌声。只要“花儿”与您常相伴，便是土乡好时节。

　　互助土族“花儿”是青海“花儿”的重要组成部分，曲式基本分上、下两个乐句式，以五声音阶的商、微调式为主，音域宽大，旋律起伏跌宕，大部分歌手都用尖音或尖、苍音演唱。下滑音行腔及长音连在一起，是互助土族“花儿”中很独特的音乐风格。这种表现在音乐中的下滑音给人以委婉、凄苦之感，这就与互助土族曾有的艰难生活、民族性格、民族语言密不可分。土族的族源远可追溯到吐谷浑，在吸收、融合了蒙古、藏、汉等民族成分后形成了现代民族的土族。土族经历了由游牧文化到农耕文化的变迁，在新中国成立之前，互助土族群众的生活十分艰难，长期受到各种封建势力的盘剥，使得互助土族群众形成了厚重、压抑、忍辱负重、安分守己的民族性格。从语言方面，互助土族语言语调平稳柔和，有很多长音语调的最后字音有拖腔降调特征，语言除能说明音乐艺术上各种特征，其实也能最充分地代表本民族群众的性格、文化特征。

　　上述种种因素构成了土族”花儿”惯用下滑音来抒发凄婉、悲怆、含蓄的情感。另外，就整个河湟地区在新中国成立之前，群众的生存状况极端艰辛，“花儿”反映的是他们的心声，“诗言志，歌咏声”，包括在二十世纪80年代前，“花儿”的基调是苦音，所以来青海的内地人，听见青海人唱“花儿”，说是“走一路，哭一路”。

　　互助土族群众唱的“花儿”曲令主要还是继承河湟地区主要的传统曲令。在河湟地区，有的曲令是各地区、各民族所共同拥有的，这就应该是劳动人民创造的最早的“花儿”曲令，像《直令》《尕马令》《白牡丹令》等；有的则是属于某地区和某民族，在世代传唱“花儿”的过程中结合本地区、本民族的音乐风格、语言文化、地域特色、民族性格创造出了带有浓郁地域、民族特色的曲令，这是派生出来的。互助土族在河湟”花儿’传承弘扬中功不可没，她们创造、演绎出了很多种属于互助土族的曲令。像《梁梁上浪来令》《尕连手令》《好“花儿”令》《绿绿山令》《拔草令》《红“花儿”姐令》等，构成了蔚蔚壮观的互助土族“花儿”体系。还有一种特殊“花儿”现象就是在互助出现的《三闪令》《红花姐令》，她运用“花儿”上下旬过渡的衬词句反复加词演唱，形成了“花儿”演唱的多乐句形式。这里突出了“花儿”音乐的又一大特点――闪音，闪音的运用让“花儿”情感表现更加缠绵、委婉。

　　大河沿上的麻石头，一头尖尖、一头扁扁、一头弯弯。

　　当中还有个眼眼，尕磨上能当个底扇，

　　我背上走，手拿的皮绳太短。

　　尕妹妹给我绣个满腰腰转，面子是单单，里子是毡毡，

　　牛毛镶给的边边，羊毛扎下白牡丹，我就身穿上走。人前头显你的手段。

　　互助土族“花儿”的曲令都是由“花儿”演唱中的衬词句命名的。“花儿”曲式由一个乐句向另一个乐句过渡时都要用衬词句作为铺衬，承上启下，转句烘托。智慧、质朴的土族群众就把日常生活中最鲜活、最精练、最生动的口语填充进去，构成了富有诗情画意的衬词句，为“花儿”曲令的命名无形中埋下了伏笔。像《梁梁上浪来令》、《绿绿山令》等就最具典型性。久居闹市的都市人习惯逛繁华街区、超市、公园，而劳动生活在乡村田野的百姓习惯于徜徉在乡间田埂，羊肠小道，土族人将其称之为“梁梁”，而“浪”字青海话的意思就是“逛”，“梁梁上浪来”就这样鲜活地植入到“花儿”歌唱中，形成了《梁梁上浪来令》。《绿绿山令》也如此，互助土族大多家居湟水青山畔，对高山有特殊的情结，在歌唱时面对高山更是有感而发，称赞着绿绿的山，青海方言把绿读作(liǜ音)《绿绿山令》也就这样形象地产生了。可以说在青海境内演唱“花儿”的各兄弟民族中，“花儿”的曲令、风格、旋律等大致是相同的，只是受到地域、民族语言的影响略有差异，而只有互助土族的“花儿”风格独特，自成一体。互助土族“花儿”在兼收并蓄，继承创造发展中为河湟“花儿”增添了一道靓丽的风景线，而“丹麻”“花儿”会就是镶嵌在这条风景线上一颗璀璨的明珠。

　　素有土族“花儿”故乡的丹麻镇，位于互助县东北部，距县城威远镇20公里，东西宽8公里，南北长22公里，总面积154平方公里，全镇辖17个行政村，土族占人口的41.3％，是互助的农业、人口、文化大镇。祁连山大坂山的余脉龙王山雄踞镇北，丹麻河发源于龙王山麓，贯穿丹麻镇，将丹麻分为东西两半，在流经哈拉直沟乡、高寨乡后注入湟水河。就在丹麻镇的丹麻河两岸，每年农历六月十三，17个自然村成千上万的群众都会身穿节日盛装，蜂拥而至，到丹麻河滩两岸的灌木林丛之中，举办一年一度的“花儿”会。据传说，传统丹麻“花儿”会已有四百余年的历史，可追溯到明朝后期。关于丹麻“花儿”会，在当地老百姓中还流传着几种不同版本的动人传说，其中流传最广的是：很早以前，丹麻是个山青水秀的好地方，可是这里有个土司依仗权势大兴土木，修下四合头的院落还不算，又在东丹麻山背后修起一座官强寺。年复一年的修建，砍光了山上的林木，生态遭到破坏，经常遭遇干旱之年。有一年庄稼刚出苗就遇上了大旱，要是再晒几天，庄稼苗就晒死了。当地群众为了求雨，杀猪献羊，组织祈祷仪式向老天爷求雨。祈祷的群众边说边唱，其中一对土族男女就向苍天唱起了“花儿”。诉说百姓的疾苦：

　　天不睁眼人吃人，百姓苦，锅盖儿揭不开了；

　　天不下雨地不生水，问老天，我们把啥良心坏了。

　　鹿羔落网双膝跪，眼睛里淌着泪水；

　　老天爷的面前下一跪，你可怜个阳世的姊妹。

　　他们一直唱了三天三夜，直唱得奄奄一息，他俩的虔诚感动了老天爷，顿时天空雷声大作，暴雨倾盆，这一对土族男女青年仍伫立在雨中唱道：

　　天上的云彩黑下来，雷声响，地上的雨点大了；

　　把“花儿”少年亏枉了，为百姓，我们双双舍了命了。

　　大雨停后，天边挂上了彩虹，人们发现这对土族男女青年不见了，在雨雾中出现了两棵挺拔俊秀的参天大树，因为这天是农历六月十三，为了纪念这对土族男女青年和感谢上苍的恩赐，后来在每年的农历六月十三丹麻群众就会自发举办“花儿”会，主会场就设在两棵大树周围，一直绵延到丹麻河两岸，这个传统一直延续至今：

　　丹麻滩里的鳏寡树，阴凉把人罩了；

　　不见的“花儿”可见了，心里的顽病散了。

　　丹麻“花儿”会的形成有着特殊的生成环境，就像浓烈的青稞美酒，生活在丹麻这片热土上的土族和其他民族群众对“花儿”有特殊情结。在互助土族自治县境内流传的各种“花儿”曲令、小调及土族古老的山歌，都在丹麻流传最集中、最广泛。在丹麻17个自然村中，几乎每个村都有各自独特的庙会和一些民间习俗活动，在这一系列丰富有趣的民俗文化活动中，唱“花儿”是群众最为常见必不可少的娱乐形式。而且能歌善舞的丹麻土族群众，不仅是歌唱好手，跳土族传统“安昭”舞，耍“轮子秋”都是他们传统的强项。这些固有的提炼于农耕文明的民俗活动的存在和沿续，就为丹麻土族“花儿”会的产生做好了铺衬，而这一系列精神文化活动不仅让丹麻人精神得到和谐，也越来越引外部的关注，丹麻镇索卜滩村被国家城建部命名为“中国古民俗村”。丹麻土族“花儿”会进入青海省国家级第一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丹麻的山来丹麻的水，丹麻的景色很美；

　　青稞酩溜把你没喝醉，阿姑的《好“花儿”》把你喝醉。

　　丹麻土族“花儿”会是互助土族“花儿”会里最具民族特色、文化特色的传统土族“花儿”会，很早以前它是祭祀，企求的庙会，庙会主要唱大戏，所以也在群众流传听丹麻戏之说，后因在听戏之后，群众自发聚集唱“花儿”，而唱“花儿”热情远胜过听戏，唱“花儿”，代替了听戏，现在，丹麻“花儿”会成为了集庙会、“花儿”演唱、商贸与群众集体性娱乐为一体的传统“花儿”会。

　　农历六月的丹麻，阳光灿烂，天高云淡。收获的前夕，满山遍野的菜子花金光灿灿，沉甸甸的燕麦穗垂首而立，笑迎远方宾朋；丹麻河流水潺潺，汩汩作响，像一条褐色的玉带系在丹麻腰间；河两岸的乔灌木、黄刺、黑刺，犬牙交错，杨柳树随着微风轻轻摇曳，野杜鹃、苦菜花散发出扑鼻的清香。在农历六月十二，“花儿”会序幕已徐徐拉开。近些年，由于当地政府对“花儿”会的指导，使得会场分布合理，秩序井然。来自各地的商家搭起临时型的帷帐，摆摊设点，等待着商机；丹麻镇附近村庄的百姓已耐不住寂寞，怀着一种久违的心愿，徜徉在主会场四周。现代化的传播媒体传出阵阵“花儿”歌声，引导着悠闲的人们哼唱出了心中的“花儿”：

　　羊肉下了面片了，清油了我炝了蒜了；

　　我年肆(青海方言：去年)盼着今年了，丹麻的“花儿”会到了。

　　农历六月十三是丹麻“花儿”会正日子，清晨已有四面八方的群众身着民族盛装赶到丹麻镇，整个丹麻镇车流滚动，人流如织，一派热闹、繁荣的景象。逛至晌午，攒三聚五，男男女女，事先相约，在河滩两岸，席地而坐，拿出事先准备好的熟食酒菜，品尝美味，猜拳行令，酒过三巡，菜过五味，酒撵肚中曲，自发的“花儿”演唱就开始了：

　　唱一个少年宽心哩，不唱我把她想哩；

　　老汉们听上年轻哩，娃娃们听上时长哩。

　　……

　　雀娃没毛着昨飞哩，大雀抬食着喂哩；

　　我们不唱个“少年”咋黑哩，心里头颇烦着累哩。

　　……

　　八十三万下江南，火烧了曹操的战船；

　　一年三百六十天，高兴者就闹着几天。

　　……

　　“花儿”会场上开始的演唱基本处于自娱式的，人们事先约好脾气性格相投之人扎成一堆，每一伙人中都会有“唱把式”，再加上大多数群众都会唱两下子，就形成了相约而鸣的歌潮。“花儿”的演唱较为自由，歌者擅长唱什么曲令就唱什么曲令，包括一些土族传统的山歌、叙事歌、民间小调都在歌唱范围之内，“花儿”会上弥漫着“花儿”温馨、浪漫、和谐的气氛。

　　墙头上开花碟子大，墙根里开花碗大；

　　漫个少年兴头大，晚夕里不喝个早茶。

　　时至正午，酒至半酣，歌者与听众逐渐进入兴奋状态。会场开始出现串场子，人们看哪有好唱家，纷纷攒集围拢一起，一饱耳福。“花儿”演唱呈现不同的状态，仍有个人的演唱，但更多是进入了对唱、抢唱、打擂台。“花儿”会上的对唱和打擂台是有一定区别的。“花儿”对唱可以在男女之间、男人和男人之间或女人之间进行。男女对唱内容一般都是相互赞扬，倾诉情意，缠绵相爱之情，“花儿”情歌作用凸显出来。但要特别强调的是，西北“花儿”情歌的作用，完全不同于我国西南地区一些少数民族，像苗族、彝族等民族的三月三歌节，这些歌节就是为男女青年谈情说爱、自由选择婚姻提供场合的，男女青年通过歌唱选中了意中人，就可以通过提亲来步入婚姻殿堂。而西北地区的人们唱“花儿”主要为了宣泄情感，寻找一种精神和心灵的满。因唱“花儿”走到一起或者出轨(青海人将之称为花事)的现象也存在，但毕竟是个别现象，对此“花儿”唱道：

　　大豆花开哈的好张口，馒头花哈像个绣球；

　　唱罢少年我们一搭走，手领上手，我们是唱“花儿”维下的联手。

　　大豆杆杆是四楞子，豆花绾下的是纽子；

　　我俩不是夫妻的俩口子，这也是阳世有的。

　　但现象终究不能代替本质，在改革开放以前，未婚女青年即便会唱也不敢在大庭广众之下唱“花儿”，她们只是在私下悄悄地唱，“花儿”会上，一些公开场合的对唱都是已经成过家有了孩子的妇女，按民间说法她们已经是过来人，有了生活的体验，再加上完婚后繁重的农活和家务劳动，使她们的精神和体力长期承受着一种压抑和劳累，只有通过唱“花儿”来宣泄自己的苦闷，寻找到一种心灵的慰藉。而在青海过去传统观念中，把特别热衷于唱“花儿”的男人都看作是不务正业的五荤人(五荤：抽鸦片、喝酒、赌博、寻花问柳、唱“花儿”)。新中国成立后，党和国家十分重视民族民间艺术，特别是改革开放后，人们思想观念的转变，社会和谐气氛浓厚，全世界对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关注与保护，让“花儿”绽放的更加鲜艳。但是传统观念它还有着深厚的根基，在广大农村还是轻看唱“花儿”谋生的人，特别是女性所承受的压力更大。对此，一些歌手也唱出了无奈的怨叹：

　　嘉庆爷得了孙子了，三年的粮草免了；

　　穷光阴把我拿住了，才走了五荤的路了。

　　进去院门摘轮柏，后院里好少的刺梅；

　　五荤里钻给者真后悔，给下了哭笑不得。

　　当然，也有理直气壮为唱“花儿”鸣不平者：

　　王母娘拿着擦天布，擦明了看，月亮里有一颗树哩：

　　阎王爷撑着生死簿，识字人看，五荤里有条路哩。

　　更有大胆者唱道：

　　青石栏杆玉石的桥，桥底下没修个倒桥；

　　我们五荤人死了甭埋掉，图零干(青海方言：干净利索)，

　　价湟水河里扔(rè)掉。

　　总之，在“花儿”会或在大众场合男女对唱“花儿”所表达的相思、相恋、相爱，终极目的是宣泄情感，娱人娱己，唱归唱，唱罢贻笑大方，各自扬长而去，毫无干系。在“花儿”会上，还会有男人与男人之间、女人与女人之间的对唱，往往是相互夸奖对方，诉说生活的苦难：

　　甲：菜子的“花儿”黄死了，风吹着过河去了；

　　把我的朋友想死了，你阿着价发财去了？

　　乙：大年三十贴纸马，才知道要过年的；

　　挣不上光阴(指钱财)回不了家，才知道做人难的。

　　甲：薛平贵西凉十八年，五家坡挑菜的宝钏；

　　穷光阴好比打墙板，上下翻，摧老了我们这些英俊少年。

　　乙：一寸光阴一寸金，真寸金，黄金把光阴哈买了；

　　不为光阴是不成，为光阴，把“花儿”顾不上照应。

　　甲：我穿的衣裳尽补丁，我把它穿里嘛不穿；

　　提起难心我实话多，我给你说里么不说。

　　乙：清茶不喝奶茶喝，渴死了凉水甭喝；

　　阿么大的亏枉我哈说，亏死了外旁人甭说。

　　在“花儿”会的高潮时，“花儿”对唱很普遍，有些唱家来回串会场，发现别人在对唱时水平和自己也差不上下，就在人伙里相互抢唱，有时会出现几个歌手争先恐后抢唱：

　　松树长在石岭上，山丹花开在崖上；

　　谁的手长谁摘上，一把手遮不住太阳。

　　对此，有歌手担心艺不如人，只好用“花儿”歌声顺坡下驴：

　　宋朝的江山不稳了，它出了潘仁美了；

　　我俩的事情不成了，又出了骚毛鬼了。

　　而聪慧的歌手顺杆向上爬：

　　你架的黄莺我架上，你架的时候大了；

　　你维的“花儿”我维上，你维的时候大了。

　　在这些歌手们之间的对唱，有时能长达几小时，听众往往全神贯注一听几小时，在歌手唱到精彩处，歌迷都会情不自禁的发呕(呕：喝彩声)，青海人将其称为“打喽喽”。与“花儿”对唱不同的是“花儿”擂台赛。传统“花儿”会擂台赛都是组织者把男女名唱家组织到一起进行擂台赛，在“花儿”会场也有串把式，把“花儿”唱把式串到一起，面向广大观众开展打擂台，打擂台必须在男女歌手之间展开，敢于参加打擂的歌手，都是有着长期积累，思维敏捷、伶牙俐齿的优秀唱把式，因为“花儿”擂台赛与一般性的“花儿”对唱有区别。两位歌手基本上要有问有答，答必所问，环环相扣，妙语连珠，才能博得观众喝彩、欢呼、叫好声。打擂台充溢着智斗、诙谐、幽默、机敏，大都会有相互间讥讽、嘲笑、诋毁，有时甚至会出现庸俗、低级趣味的唱词，这也是民间艺术的一大特色。打擂台俩人唇枪舌剑进入白热化时，干脆不唱，针尖对麦芒式的快速对说：

　　女：鸡蛋罐罐里倒麻油，油花飘严着哩；

　　你给我许哈秩子没买哈，还嘴赞(方言说大话)着要人着哩。

　　男：羊肉半斤葱半斤，粉条下给了三斤；

　　你把臭钱看着比阿哥还要紧，你一手钱眼钻给安静。

　　女：毛蓝的兜兜金镶边，十二两银丝的扣线；

　　你把尕妹甭看成穷光蛋，尕妹的娘家是富汉。

　　男：毛蓝的兜兜金镶边，十二两银丝的扣线；

　　把你穷光蛋娘家再甭赞，你家盖房房，拉下着三千块货款。

　　女：你的柜柜里没有二两面，尕锅敲钟着哩；

　　你的兜兜里掏不出二角钱，还挣扎着维人着哩。

　　男：我的柜柜里装着二柜面，天每日吃拉面哩；

　　阿哥维人从不花钱，会场上领欢蛋(指美女)哩。

　　在双方紧张、激烈的擂台赛中，不管男女哪一方感觉有些招架不住的时候，赶紧用“花儿”找个台阶下，而另一方也给对方找台阶，以示友好，紧张气氛又在友好情谊中画上圆满的句号：

　　女：碾场了支上个三叉股，用罢了上墙里挂下；

　　我们圆满了甭说个伤心话，好情好谊的罢下。

　　男：石崖头上的山丹花。手儿折。献花的瓶瓶里献下：

　　几个丑少年把尕妹得罪下，刀子嘴惹，豆腐心还把你疼着烂下。

　　歌手之间的能量通过打擂过程，已全部释放出来，观众心目中谁是胜者亦心知肚明。对唱也好，打擂也罢，其间灵感突发即兴的创作，但总体还是对几百年流传的“花儿’，要烂熟于心，越是多的积累，才会催发即兴的创作。而且“花儿”起兴句一般是反复经常套用，长期流传的“花儿”唱词在很多的对唱、打擂中被程式化运用。无论在“花儿”会长时间的对唱，打擂台，歌手歌唱用的最频繁的曲令就是《直令》，因为《直令》曲调简捷、明快、适中，没有过多的拖腔，衬词，起调迅速上口，收调戛然而止。但在丹麻“花儿”会，有很多土族歌手在进行对唱，擂台赛中会插入许多土民令，像《好“花儿”令》，《梁梁上浪来令》，《尕连手令》等，这就是“锣鼓不出乡，各是各的腔”。突出了土族“花儿”的特色。另外，土族群众唱“花儿”时，经常会把土语加入句中，形成汉、土相混合的唱词、唱法。河湟“花儿”流行区还有藏语和汉语相混唱、阿拉伯语和汉语相混唱的现象，是由于青海多民族杂居地，会操二、三种民族语言的人很多，这些人如果喜欢唱“花儿”，自然不自然地就把民族语言植入“花儿”演唱之中，不过这种现象为数不多，不很普遍，多数歌手还是用汉语演唱。“花儿”演唱中这一奇特的现象，学者们将其称之为“风搅雪”。“风搅雪”原是曲艺一种术语，是指把两种不同曲艺形式掺和到一起表演。“风搅雪”在“花儿”演唱中也是偶然现象，土族群众基本上用汉语演唱“花儿”。

　　几个小时的歌唱，歌手和群众的兴头丝毫未减，酒精度在歌唱中被稀释，人们用相互歌唱表达友好祝福，传递着善意的福音。这时民族、地域、信仰、年龄、性别的差异都不能成为代沟：

　　青铜黄铜一样的铜，高丽铜，一样倒下的火盆；

　　各兄弟民族一样的人，根连根，赛过了同胞弟兄。

　　曹操山上观一阵，阵儿里没闪哈个子龙：

　　兄弟民族通个婚，养哈个娃娃心疼。

　　夕阳西下，夜幕来临。人们虽然余兴未尽，但歌手们也只好相互用“花儿”告别：

　　马放南山脚趄了，倒长毛，尾巴上绾疙瘩哩：

　　唱罢“少年”我们走开了，转过看，咋丢下这些好心肠哩。

　　黑了黑了实黑了，夜影在石崖上过了；

　　多谢乡亲们的掌声了，耽误了大家的路了。

　　人们依依不舍地离开会场，就在回家的路上“花儿”歌声不绝于耳，余音绕梁。在丹麻还传出一个笑话，一位中年土族妇女从“花儿”会场回家，余兴未减，已到了院子门口，嘴里还哼着《三啦啦令》“骑上个尕驴者赶上牛”，十几岁女儿迎上去就问：“阿妈，黑饭(方言：即晚饭)吃啥了？”陶醉于“花儿”的阿妈脱口唱道：“一啦啦，二啦啦喝剩汤(方言：即吃剩饭)”。这种全身心的陶醉充分表现出土族儿女乃至河湟地区人民群众对“花儿”的痴迷、热恋、盼望。一连三天“花儿”会莫不如此，人们尽情释放出心中的激情，企盼着收获的岁月。就在“花儿”会结束时，人们在相互许愿，期盼在下一次“花儿”会上重逢：

　　山里的山丹花开开了，开哈的好，刺梅“花儿”你开离么不开；

　　唱罢少年你们走开了，我问个你，明年你们来哩么不来。

　　什么花开花花不红，什么花开在空中；

　　什么人喜爱什么人，什么上拿不下悔心。

　　核桃花开花花不红，雪“花儿”开在空中；

　　我们高兴人爱的高兴人，少年里我拿不下悔心。

　　手拿石头打月亮，端打在梭落落树上；

　　这一声唱罢了再不唱，许给者明年的会上。

　　伴着一声声高亢嘹亮、缠绵婉转、悠扬清脆的“花儿”歌声，为期三天的丹麻土族“花儿”会在人如潮、歌如海的盛况中徐徐降下了帷幕。

　　丹麻土族“花儿”会有着上百年的传承历史，虽在“文化大革命”时期遭禁，但并未从根本上破坏她的传承链条。“文革”结束后，国家对民族民间文化的重视，再次让“花儿”艺术焕发了青春活力。1978年传统的丹麻土族“花儿”会重新恢复，一种久违的激情点燃一簇洞穿时空的曙光，土乡的“花儿”更红了，自此土乡群众倍加珍爱这一盛会，使她成为土族文化的一项重要标识，每年如期举行的“花儿”会已是丹麻土乡不是节日的节日。特别是改革开放，土乡的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人富思乐，走上了富裕幸福之路的土乡群众最愿意用“花儿”表达他们的心声：

　　改革开放三十年，政策好，老百姓日子过着舒坦：

　　有吃有喝有钱赚，心也宽，不由得就漫起了少年。

　　土乡的变化特别大，有多大，好像是天上地下；

　　科学发展有卡码，奔小康，建设和谐的国家。

　　丹麻土族“花儿”会是土族群众重要的民间习俗活动，她的传承主体是以土族为主的各族群众和“花儿”歌手，传承方式是一代又一代口传心授的活态传承。世代居住在河湟谷地这片热土的土族儿女从遗传基因里就秉承着歌唱的天赋，对“花儿”更是情有独钟。进入新世纪，面对全球经济一体化和大众文化及外来文化的冲击，土族群众不为世风所动，以独有的民族性格，依旧守护着自己的精神家园，让土族群众涌动的血液里始终奔腾着“花儿”的波浪。在土乡，村寨只要有民俗活动，就飘溢着“花儿”的馨香。特别是进入夏季，土乡进入黄金时节，配合民族文化旅游和各种节庆活动的开展，土乡“花儿”姹紫嫣红，分外妖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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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如今，在丹麻土族“花儿”会上，年届40左右的土族人大都唱的是原汁原味的土族“花儿”。年轻一代由于生活在幸福时代，对未来充满美好憧憬，对“花儿”的理解，歌唱情绪，有独到之处，更喜欢以欢快的心情演唱“花儿”，特别是一些年轻的职业、半职业“花儿”歌手，他们演唱往往都要有乐队伴奏，准确定调，强烈的节奏，现代化的演唱风格使他们“花儿”演唱已趋于专业化、舞台化。对此，不能将其简单地定性为走样的“洋花儿”。保持活态传承，并非追求一成不变，而是有继承，有发展，前提要尊故融新。土族年青一代歌手自幼生活在土乡的村落里，受本民族文化的熏陶，从歌唱语音、声调、曲令旋律完全属于原生态范畴。现实状况证实土族“花儿”和丹麻土族“花儿”会不存在濒危，而是绿树新花竞绽放，年年花开别样红。

　　土族“花儿”和丹麻土族“花儿”会的兴盛，除得益于土族群众和“花儿”歌手与“花儿”的特殊情结外，还得益于政府部门的大力倡导、指导和引导，得益于长期致力于民族民间文化搜集、挖掘的专业人士的鼎立宣传、弘扬。在世界范围内开展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以来，我国各级政府对非遗工作十分重视，投入了相当的人力、物力、财力进行保护。丹麻土族“花儿”会所在的丹麻镇是“中国特色文化乡”，当地政府为传统的互助土族“花儿”和丹麻土族“花儿”会的传承和保护制定出了科学规划，设立机构，落实资金，从现有的土族“花儿”民间艺人、歌手、专家人手，建立起有计划的传、帮、带机制，把互助土族“花儿”和丹麻土族“花儿”会升华成为一种文化品牌进行精心打造，让互助土族“花儿”和丹麻土族“花儿”会的传承步入良性循环的轨道，未来的土族“花儿”和丹麻土族“花儿”会将会迎来更加灿烂的明天。本文来自《中国土族》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