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东西方对比看西方的民主制度危机

　　【摘要】从东西方对比的角度来探讨西方民主的危机已是一种政治和学术必然。虽然中国方略未必适合西方，西方即使想学也未必做得到，但对认识西方目前面临的困境和看清其未来非常关键。本文从东西方的制度模式、政党的代表性、权力的合法性、政治权力的地位，以及政党和体制的关系等方面对西方和中国的政治制度进行了比较研究。无论是从西方制度本身还是时代发展来看，西方制度正在加速丧失其历史的合法性。假如在有限的历史时空内不能进行根本性的变革，其退出历史舞台将是必然的结果。

　　【关键词】政治制度东西方对比西方制度危机

　　【中图分类号】D09【文献标识码】A

　　【DOI】qy.2017.13.006

　　21世纪以来，西方面临着日益严重的危机和挑战：恐怖袭击、难民危机、经济危机、种族冲突。在这种背景下民主日益失灵、民粹强势崛起。2016年西方最重要的两个国家发生黑天鹅事件：英国脱欧、特朗普当选总统。2017年5月西方另一个最重要的国家法国也差一点步英、美后尘。

　　对于西方的困境和衰落，已不乏各种角度的研究和评论。2014年，西方权威杂志《经济学人》罕见地推出封面文章《西方民主病在哪？》，深刻反思西方民主制度的弊端。认为2008年的经济危机和中国的成功崛起是西方衰落的根本原因。显然从东西方对比的角度来探讨西方民主的危机已是一种政治和学术必然，这对认识西方目前面临的困境和看清其未来确实非常关键。

　　西方定期换人换党，中国定期换人但不换党

　　首要的，西方是定期的换人换党，中国是定期的换人但不换党。如果再加上中东阿拉伯文明，它们的模式是既不换人也不换党。从宏观的角度讲，中国的模式表现最佳。原因在于，一个制度要想良好运转，不仅要做到灵活性，还要做到延续性。西方的制度模式有灵活性，但缺乏延续性，往往随着新政府的建立而出现大幅度的改变，整体治理效果缺乏长远性和稳定性，经常出现国家政策的相互否定。比如特朗普上台立即废除奥巴马时代的TPP就是一例。而阿拉伯世界有连续性，但缺乏灵活性，最后制度走向僵化。

　　仅就西方而言，因为政党和政治人物的执政期限只是4年或8年，长期规划对选举并无意义，更何况即使制订长期规划，换人换党之后也会被搁置或者废除。即使是短期的政策，在换人换党之后也会面临同样的命运。法国右派政党人民运动联盟，为应对经济危机，在萨科奇时代进行了一些微小的改革。比如为提高劳动效率，提倡多劳多得，加班的倍增收入免税。结果社会党一上台就立即废除，重新回到原点。至于国家大政，1980年左派社会党一上台就搞大规模的国有化，后来右派上台就搞私有化。

　　由于政治人物热衷于追求短期效应，往往置国家长远利益而不顾，这就成为今天的西方：不管是以福利为特征的欧洲还是以借贷消费为特征的美国，均深陷危机，负债累累，国家竞争力下降。

　　西方这种体制另一个弊端则是既无法选出优秀的人才，还造成政治人才的浪费。

　　西方基本上是从二战后开始逐步推行全民普选，美国是上世纪60年代中期以后，瑞士则是到了70年代妇女才有投票權。全民普选的一个后果就是造成政治人物的平庸化。本来衡量政治人物的主要标准是能力。但在选举制度下，形象、性别、种族、宗教信仰、口才、突发事件，甚至非理性感觉都成为非常重要的影响选举的因素，候选人的能力反而退居其次。以21世纪以来的美国总统为例，克林顿评价奥巴马只是一个业余级别的政客，是历史上最差的总统。而奥巴马的前任小布什，也早已被卡特批评为史上最差的总统。

　　当然西方民主的辩护者也自有其一套说词：成熟的民主社会对政治家的素质要求较低。既然如此，何必举行成本如此高昂的选举呢？更何况过去他们是这样为民主制度辩护的：由于可以更换不称职的领导人、选出优秀的人才，就能避免皇权专制时代昏君长期执政的现象。这就是民主制度表现要优于专制制度的根源。真是此一时彼一时也。

　　美国学者卡普岚曾在《理性选民的迷思》一书中分析了西方社会中选民的偏见以及如何选择和他们有同样偏见或者装作和他们有同样偏见的政治家①，从而导致错误的政策和低素质的政治家一次又一次被推上政治舞台。

　　西方选不出优秀人才是一回事，而且由于政党对决，整个国家的政治人才又被人为切割成几个部分，并随政党共进退。一党获胜，哪怕原来的政务官再有能力，也统统大换血。这一方面造成人才的短缺，另一方面则又造成人才的浪费。政治精英也是稀缺资源，一个杰出政治人才的产生也是多种因素合成的，而政治精英也有其自然寿命。一个政党连任8年，也就意味着另一个政党的政治精英闲置8年。

　　相对比而言，中国“改革后模式”不仅宏观上保持了政策的稳定性和连续性，也能产生优秀的人才，更能在全国范围内使用人才。

　　中国的改革开放政策到现在已经持续38年，这在任何西方制度模式国家都是无法想像的。这同样也是为什么，中国能够制订跨越两代领导人的五年规划。中国制定五年规划的时候，上至国家最高领导人、中外专家学者、各行各业负责人，下至普通百姓都广泛参与，甚至包括外方的专业机构，如世界银行驻华办事处。整个制定过程要经过11个步骤历时3年。需要经历集中、民主、再民主、再集中，参与共识无数个轮回。内容则涵盖政治、经济、社会每个方面，可谓对自身全方位的检测、调查，并在此基础上制订切实可行的未来发展路径和目标。

　　这样长期和大规模的动员全国各方参与、智慧凝聚性质的政治行为，以对国情做非常彻底的调查，从而达到战略性、前瞻性、客观性和实践性的效果，在西方选举民主制度下是没法做到的。这一点就是唱衰中国的西方学者也不讳言。法国经济学专家jean-lucBuchalet、PierreSabatier在其合著的《中国：一枚定时炸弹》中，也承认中国成功的原因在于不像西方一样受选举周期影响，可以制订长远的发展规划②。

　　中国今天的制度模式之所以可以选拔优秀的人才，主要是建立在以能力为基础之上的全国性人才选拔、长期培养和历练。今天的中共，全体党员都要根据以下三个标准进行年度考评：业务素质和道德品质、工作成绩、群众满意度。组织部门也引入了问卷调查和民意调查等现代形式。所有的干部每5年至少进行3个月的培训。目前中共8000多万党员，拥有2700多所党校，课程以“三个基本：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和“五个当代：当代世界经济、科技、法律、军事和思潮”为主，省级党校则为地方干部提供社会管理具体实践技能的培训。除此之外还有3个分别建立于井冈山、延安和上海的重要干部学院。

　　这也是中国“为政之道，惟在得人”“尚贤”传统的延续和继承（当代的说法是：当正确的方针政策制订之后，干部是关键）。统计表明，宋朝的官员中，50%以上三代前没有人当过官，都是来自贫寒家庭。整个明朝276年，共有2万名举人，2千名进士，43%也是来自贫寒家庭。“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是当时中国社会各阶层上下流动的写照。在当代，仅以中央政府一级的公务员来讲，2010年度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录用了1.4万余名公务员，其中来自普通家庭的达93.4%。2011年度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录用了1.5万余名公务员，来自普通家庭的达87.1%；2012年度报考中央机关公务员的考生有15.5万余名，来自普通家庭的占总人数比例超过82.3%。

　　对中国的执政团队，福山有这样一个评价：“我认为中国模式非常难以复制。这些国家缺少中国模式的一个核心的因素，即中国拥有一个高质量的、现代的、集权的中央政府。建立一个集中权力的、现代的、高质量的、以发展为导向的能够提供基本服务的政府体制是非常困难的”。也就是说，中国执政党治理能力太高，以致于都成了中国模式无法复制的原因！

　　总体而言，西方民主的人才逻辑是先不管能力如何，选上去再检验。不胜任就在下一次选举时进行更替。中国的人才逻辑是只有在一个位置上表现优异或者至少胜任，才能够被选拔到更高的岗位。然后通过一级级的淘汰选拔，最后由8000万党员中最优秀者进入常委。然而，治理国家不仅涉及千家万户的切身利益，也决定着国家和民族的未来与命运。从这个角度讲，把整个国家当成试验品的西方人才逻辑显然过于草率和不负责任，而中国则十分谨慎。

　　西方政党只代表部分或者特定群体，中国共产党则代表全民

　　西方的每个政党之所以只代表部分群体有两个原因。一是不同的政党，其价值观和意识形态是不同的。在社会中也就只能得到相对应群体的支持。美国民主党的支持者主要是蓝领、低收入阶层。共和党则主要是财团和高收入群体。法国也同样，2012年社会党的奥朗德之所以赢得大选，是因为60%以上的工人和年青人投了他的票。二是政党要想赢得选举，只需赢得绝对或者相对多数。法国历次大选，胜负相差很难超10个百分点（2002年极右政党进入第二轮是例外），1971年双方只差1.62个百分点，1981年只差3.51个百分点。

　　西方政党的这个特点导致了如下两个后果。一是执政后，其政策明显偏袒支持者。一般来讲，左派上台就增加（穷人）福利，右派上台就（为富人）减税。2008年，美国民主党赢得大选后，尽管面临经济危机，奥巴马却继续扩大社会福利，政府预算的超过40%用于福利开支，不交税的人高达47%，靠领取社会福利生活的人增长了50%。奥巴马视为政治生命的一项工程是全民医疗保险。客观而言，美国做为全球第一大经济体，竟然是西方社会中唯一一个没有全民医疗保险的国家，相关提案早就应该通过立法。然而，选择在经济危机最严峻之际，显然是一个错误的时间。奥巴马的医疗保险方案，需要政府支出5000亿美元，这对财政、贸易双赤字同时又有着天文数字般债务的美国来讲，除了增税别无他法，而征税的对象只能是富人。相反，此前共和党的里根和小布什时代，任内则纷纷给富人减税，对穷人则减少福利开支。尽管当时的美国贫富差距正在日益拉大。

　　二是少数群体往往被忽视，甚至受到歧视和伤害。最终不得不通过极端手段来维权。进入21世纪以来，欧洲屡屡发生大规模骚乱：2005年巴黎骚乱、2011年伦敦骚乱、2013年瑞典斯德格尔摩骚乱。三起事件的导火索都是警察执法过程造成的非正常死亡，但根源却是弱势群体长期受到不公正的对待，生活艰难，是经济危机中实行的紧缩政策的主要受害者。

　　由于這些弱势群体是少数，其选票都可以忽略不计，所以他们的命运也就不会受到政治人物的关注。而他们也自然选择暴力弃选票。更可悲的是，当他们选择暴力之后，出事国政府在西方主流社会的支持下、在国内外主流媒体的配合之下对之进行堂而皇之的镇压：控制社交媒体、仅仅一个伦敦就抓捕了3000多人，法院在政府的要求下，对一千多人迅速重判——有人仅仅是接受别人给的鞋而被判刑，但司法大臣克拉克明确表示，“判决力度掌握的很有分寸”；首相卡梅伦还发明了“连坐”——家里有一人参与了骚乱，全家人都从政府的廉租房中赶出去。这些人自然也都被扣上暴民、暴徒和“彻头彻尾犯罪行为”的帽子——要知道类似的事情发生在非西方国家，那可就是反体制的英雄。可是哪个政府如果要敢像英国政府这样做，那就是违反人权、侵害互联网的自由。

　　反观中国共产党一直扮演代表全民的中性角色，其政策总体来看没有特别地倾向任何一个利益群体。这种定位，在进入21世纪时，经典地体现在中共的理论突破——“三个代表”中：“我们党要始终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中国的改革开放是从农村开始，农村最早受益。随着改革的深入，城市出现下岗群体，国家又开始建立现代保障体系。新世纪以来，随着经济实力的增长，废除农业税、提供农田补助；建立农村医疗新农合、养老保险制度即新农保；免除学杂费，为贫困家庭学生免费提供教科书并补助寄宿生生活费。现在又开始改革户籍制度、城乡平权。即使在改革的不同阶段，某一特定群体承担了改革的成本，但往往会在改革的其他阶段得到补偿，绝没有西方某一个群体长期受到漠视和歧视的现象。甚至越是少数群体越是得到特殊的倾斜。比如中国制订的针对少数民族的各种扶持、优惠政策。以西藏为例，1952年至2012年，中央财政安排各项补助达4543.4亿元人民币，占西藏地方财政成立以来累计支出的96%。

　　从权力的合法性来源来看，西方模式强调程序和过程，中国则强调执政的成效

　　西方自启蒙时期英国社会理论家约翰·洛克时代起就提出，政治合法性来自群众或明示或暗示的同意，除非得到被管治者的同意，否则该政府不具正当性和合法性。而这种正当性和合法性实现的唯一方式就是民众投票。

　　所以在美国，尽管小布什执政8年就把美国从冷战后的颠峰带到低谷：发动两场反恐战争、经济政策失误和监管缺失造成一场全面的经济大危机，但是小布什政府的合法性并不受任何影响。

　　由于西方权力的合法性来自于过程，也就是选举，于是政治人物把更多的精力放到选举而不是治国上，甚至为了赢得选举和提高支持率而出台违背经济规律、政治和外交原则的政策。2012年是全球少有的大选年，为了赢得选举，政治人物可谓不择手段。奥巴马曾允诺结束对石油业的补贴，但这一承诺后来烟消云散。奥巴马曾允诺进行全面移民改革，也未能兑现。相反为吸引拉美裔选民的选票，他甚至采取了一项绕过国会的动作：让170万年轻的非法移民得以暂时合法地继续呆在美国。在法国，支持率低迷的萨科奇不惜下令选举期间不许企业破产、各企业要给职工发放一千欧元额外的红利。为了提高就业，迎合极右民众，冒着侵犯人权的风险，强行遣返罗姆人，为此引发欧洲人权委员会的强烈批评。其最荒唐的政策是如果加入法籍的外来移民触犯刑法，将取消其法国国籍做为惩罚，这显然违背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

　　和西方不同，中国传统上是一个注重世俗理性的民族，自西周起，衡量政权合法性的最终标准就是执政的有效性。当时提出的天命观，认为只有治国有方才能承续天命。弱小的周之所以取代强大的商，是因为商的暴政和周的德政令天命归于周。中国历史上的唐太宗李世民、明成祖朱棣、西汉末年的王莽，从程序上讲，三者权力都不具合法性，但由于李世民和朱棣创下罕见的文功武治，而成为后世典范。李世民更被视为自孔子以后数一数二的伟人。而书生式政治家王莽由于实行脱离实际、效仿周朝的改革，一败涂地，民不聊生。他的篡位之举也就被历史完全否定，他也成为千古罪人。

　　中国共产党今天的合法性既有打天下的历史因素，也有今天憲法的明文确立，但根本还是六十多年来的巨大成就。

　　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中华民族面临两大历史任务：国家主权独立和重新统一、国富民强。不管是洋务运动、太平天国运动、戊戌变法、义和团运动、清末新政、辛亥革命、五四运动、中国革命，贯穿其中的主线就是这两大历史任务。在经历了如此之多的百年失败积累之后，直到毛泽东为代表的共产党带领各族人民创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历经六十多年的奋斗才算接近完成。

　　今天的中国不仅主权独立，两岸统一的可能性也日益增强。经济上更是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第一大贸易国、第一大外汇储备国、美国最大的债主（希拉里·克林顿说中国已经成为美国的银行）、制造业第一大国（美国崛起百年后第一次丢掉此冠桂）、210种工业产品产量全球第一（人类历史上只有英国和美国曾有此荣耀）、钢产量超过世界的50%、汽车消费第一大国、尚未自由兑换的人民币流通量超过欧元居世界第二、全球第三大对外投资国、世界五百强86家企业入围居世界第二、世界十大银行中国占居包括第一名共四家，与金融大国美国分庭抗礼、全球十大港口中国占据8席。

　　建立在经济实力基础上的则是科技、军事、航空、基础设施、体育、文化的起飞：载人、登月第三大国，拥有核武器、航母的军事大国、世界数一数二的体育大国、高铁第一大国（通车里程占全球三分之二以上），还有网民全球第一（美国人口的两倍）、移动电话持有量全球第一（超过11亿用户）、专利申请世界第一、诺贝尔文学奖、医学奖实现零的突破，等等。

　　经济的发展最根本的目的还是改善民生。根据香港中文大学教授王绍光先生的分析，中国近年来掀起社会保障的“大跃进”。到现在，医疗、养老、低保三大社会保障制度完全建立。从2000年至2012年，中国在社会保障的支出从5000亿增加到55000亿，占GDP的比重从5%升至10.5%。这个比重，2000年和印度相同，2005年超越亚太现今平均值，2010年超越世界平均值，2012年超越拉美与加勒比海地区的平均值，也超过中东地区平均值。中国社保方面的支出目前仅低于欧美发达经济体和前苏东地区。如果说2000年中国是低福利国家，但到现在，中国显然已经不是。

　　正是以上的巨大成就奠定了中国共产党在中国的合法性，同时也得到中国百姓的信任，今天的体制适合中国国情也是社会主流共识。而根据西方的理论，合法性不就是“包括一套制度有能力激发和保持民众的信任，使民众相信现行的政治工作制度是最适合当前社会的”（西摩·马丁·李普赛特）？所以，2011年6月到10月，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的学者委托专业的调查人员，随机对全国1750户家庭进行民主调查问卷，不出意外的只有15.3%的人选择程序合法性的定义：“民主就是一个国家要定期举行选举，并且通过几个政党竞争选出国家领导人”，相反认为“民主就是一具国家的政府和领导人，要真正代表人民的权益，为人民服务，要受人民的监督”，偏重绩效合法性的则高达84.7%。

　　西方的政治权力臣服于大众和资本，中国则保持了独立性和拍板权

　　西方走向普选民主之后，政治权力便被资本和民众的力量所压倒：民众通过选票获得了对政治的控制权，而普选导致的高成本又为资本提供了影响政治的空间。结果现状就是经济危机。如果说自由竞争时期，完全放任和过于相信市场是导致经济危机的原因，那么现在则更多是人为和制度双重因素所致。美国的次贷危机是引发全球经济危机的罪魁祸首，而所谓次贷就是要百姓有房，金融财团有利。

　　由于政治权力处于弱势，其问题在于：正常时期它效率低下、注重选民短期利益、无法打击和遏制利益集团、阻挠科学技术的应用，危机时期则不能出台必要的改革方案。进入21世纪之后，世人看到的是，西方甚至到了连决策都无法做出的地步：印度无法整修行将崩溃的基础设施、欧盟无法承受福利支出却无法削减、日本和美国的债务居高不下却无法采取措施。2013年美国两党围绕医疗保险的博弈竟然殃及国家年度预算，双方都不让步，最终导致政府关门、国家停摆，奥巴马也取消了多场访问亚洲的外交行程。不仅沉重打击市场对美国的信心，也令美国亚太转移战略遇到重挫。

　　金钱不仅在选举时对政治积极介入和控制，而且对政治日常运作也不断渗透和影响。这又以形形色色的游说集团为代表。2013年夏天美国最火热的政治书籍是《这座城》（《ThisTown》）。该书生动详细地描绘了美国的统治精英，高层互相勾结、口蜜腹剑，媒体则极尽煽动之能事。各种“猛料”背后反映了政治腐败与无能。这本书以详细的资料告诉世人，美国的永久性政府不是政党，也不是某个机关，而是一帮专门守着联邦政府钱袋子的职业操作者。在华盛顿，金钱已经超越权力，成为“终极货币”。国会议员每五天的工作中，有三天是用来筹钱。他们在国会每次投票都非常注重金主们的利益。此外，游说者们握有参议员和政府员工人人向往的金钥匙：公务员卸任后的就职去处。1974年，只有3%的国会议员卸任后加入游说公司；而现在，众议员卸任后担任游说者的比例是42%，参议员的比例更高，达到50%。其后果就是涉及全国利益的立法便被各种利益集团所控制③。

　　据法国出版的《他们的债务，我们的民主》一书披露，仅2010年美国游说集团投入的资金就超过300亿美元，完全由金钱组成的游说集团被称为参议院和众议院之后的“第三院”。美国的民主也被冠以“出售的民主”。而这一幕也在欧洲上演。欧盟所在地布鲁塞尔被称为继华盛顿之后名列第二的“游说者之都”——在欧盟总部方圆4平方公里的区域内密布难以计数的游说集团④。

　　这也是为什么《纽约时报》专栏作家托马斯·弗里德曼的新书《世界又热又平又挤》中有一章的标题竟然是这样的：假如美国能做一天中国。他举例道：“如果需要的话，中国领导人可以改变规章制度、标准、基础设施，以维护国家长期战略发展的利益。这些议题若换在西方国家讨论和执行，恐怕要花几年甚至几十年的时间。”“美国从1973年就开始了将汽油去铅的进程，但直到1995年才基本实现了全部汽油的无铅处理。而中国决定于1998年开始实行无铅化，1999年新标准已在北京地区试行，2000年实现了汽油无铅化。美国从1975年就着手制定汽车燃油经济性标准，32年后才取得重大进展。而在地球的另一边，中国于2003年开始将轿车、卡车的经济燃油标准提上议事日程，结果，该标准在次年即獲得批准并于2005年开始实施。”

　　最后他感叹道：“我希望美国能做一天中国（仅仅一天）——在这一天里，我们可以制定所有正确的法律规章，以及一切有利于建立清洁能源系统的标准。一旦上级颁布命令，我们就克服了民主制度最差的部分（难以迅速作出重大决策）。要是我们可以做一天中国有多好……只是一天！仅仅一天！”⑤

　　中国传统上政治都是处于独立状态和拥有最后决策权。虽然改革开放三十多年，资本和民众的力量强势崛起，但仍然没有改变这一传统，尤其是在全国一级。所以，一些很困难的决策、符合国家长远利益的决策，都能够迅速执行，比如计划生育、国企改革、取消铁道部、打击中石油等。中国的现行体制尤其是在面对突发灾害事件时，更能展示其优越性。2008年的雪灾、汶川地震，2013年的雅安地震、禽流感，中国高效的动员能力、组织能力、协调能力，令世人震惊。

　　中国是今天全球经济发展最快的国家，也是全球经济危机以来表现最好的国家。在十八届三中全会，中国推出涉及政治、经济、文化、生态等六十项改革方案，其力度之大，举世空前。相比之下，陷入危机中的美国和欧盟，要么两党相争、政府关门、体制瘫痪，要么如法国停滞不前，要么如意大利的改革者蒙蒂下台。日本经济泡沫破灭二十多年，到现在也找没有应对之道。也难怪新加坡《联合早报》评论说中国是当今世界最具改革活力的国家，而且非常准确地把原因归于中国的政治体制。世人都知道，奥巴马是打着“改变”的口号、奥朗德是挥舞着“变革”的旗帜赢得选举的，可是他们究竟改变、变革了什么？

　　从现实角度看，一个以追求利润为核心的资本主导的制度、一个以追求福利为核心的民众主导的制度，其合理性、有效性要远远低于相对中立的政治权力主导的制度。这也是为什么，2013年4月30日在法国播放并早早就引发法国关注、让—米歇尔—卡雷拍摄的纪录片《中国，新帝国》，提出这样的结论：“在西方，是金融家们掌控政权，在中国不同，中国是由国家控制大公司和银行系统以及能源。”⑥

　　西方政党的命运和体制并没有直接的关系，中国则是两者合一

　　这个区别可以解释相较于西方，中国何以是一个更负责任的政府。由于政党和整个体制的融合（前三十年一人决策、终身制阶段，则是个人超越政党和制度的时期），假如决策失败、执政失误，其后果并不仅仅是政党命运如何，还会直接冲击甚至冲垮整个体制。但在西方，政党上下起伏并不会对体制产生任何影响。更重要的是，政党即使执政无能、发生重大失误，不过暂时下台了事，4年或8年之后就又转土重来，无论是政党还是个人都不会受到追究。小布什发动伊拉克战争、任内发生席卷全球的经济危机、高达500亿美元持续数十年的马多夫诈骗案（马多夫几十年来一笔业务都没有做过，完全是拆东墙补西墙，监管机构竟然无人发现），事后也没有任何官员被追究。这样的制度也造成执政者决策时的草率、追求短期效应甚至出现风险很大的投机行为。

　　这就是为什么虽然美国和日本都是全球一流先进、发达的国家，但都发生了房地产泡沫破灭灾难，分别导致全球经济危机和本国长达二十多年的停滞。唯独中国在面对这样的挑战时持高度负责的谨慎。既没有像美国一样不负责任抛弃银行的基本风险原则推行次贷，也没有如同当年的日本一样实行极端的紧缩措施，造成重大经济灾难。中央及时提出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补短板、降成本，当沈阳推出在校大学生购房免首付的政策时，不到24小时立即就被叫停。但在美国，当类似的次贷出现时，整个国家麻木不仁。

　　这也同样是为什么，中国政府一方面拥有巨大的外汇储备，另一方面仍然对地方债务保持高度的警惕。根据审计署最新公布的数据，2012年底全国政府性债务的总负债率为39.43%，低于国际通常使用的60%的负债率控制标准参考值。而欧盟各国平均都在90%以上，美国超过100%，日本超过240%，但其重视程度是无法和中国相比的。事实上，西方各国累计如此之高的债务总额，要拜各政党集体之赐：所有执政的党都是只顾眼前，大幅举债，只要我的任期内不出事，就足矣。就是出事了，过不了几年就又咸鱼翻身。在这里，我们哪里能看到什么权力制衡？西方自诩的预算透明、预算监督究竟发挥了什么作用？

　　正是由于政党和体制的命运一体，也造就了中国共产党的“绝对责任”。在西方这种民主国家，出了问题可以推诿。执政党说是在野党不配合，在野党成为执政党之后，又推卸责任是前者造成的。奥巴马执政的第一个4年，他未能实现将债务减半的承诺，反而大幅增加。奥巴马就将此归咎于前任留下的经济烂摊。于是政党利益高于国家利益就成为西方民主制度下的常态。关于这一点，在奥巴马上任以来第一次的国情咨文中有着明确的评论：“我知道，两党的分歧是根深蒂固的……但是，令国民沮丧的是如今在华盛顿，好像每天都是选举日。我们不能每天只想着让对手成为媒体嘲弄的对象，不能永远抱着分出胜负一决高下的心态。任何一方都不应该因为有权反对就拖延或阻挠所有法案的通过。在华盛顿，人们可能会认为和对方唱反调是游戏规则，无论自己的观点是多么虚伪和恶毒。但是，正是这种做法使得两党都无法对民众有所帮助，更糟的是，这还会使民众对政府更加不信任。”美国都变成天天像选举日，都无法承受两党的恶斗，更遑论其他国家。

　　但在中国，共产党承担全部责任，毫无推诿的可能。这就势必迫使中国共产党在事关国计民生的重大事项持高度谨慎的态度。以三峡工程为例，从周恩来总理时期就进行论证、研讨，直到1992年才获得全国人大通过。

　　除了东西方制度对比的角度，对于具有历史特性的制度，还应该加一个时代的视角。即西方的制度已经无法适应时代的发展。

　　当今时代可以用全球化、经济金融化、智能机器人自动化技术的崛起来总结。但这个时代潮流导致贫富差距扩大以至中产阶级萎缩成为少数。

　　比如全球化使得美国虽然发明出苹果手机，但制造却是在中国等发展中国家。美国除了极少数产业链顶端的群体获利之外，广大民众却无法分享技术发展带来的利益。经济金融化也是一样，获利的只是华尔街少数金融精英，广大的中产阶级同样无法分享。智能技术人的发展则导致大量产业工业失业，甚至根据美国的统计数据，其失业的人数大大超过中国等新兴国家崛起对美国造成的替代效应。麻省理工学院教授戴维·奥特等人的研究颇具代表性。他们发现，导致美国制造业岗位消失的因素中，贸易影响仅占20%左右；科技进步，尤其是自动化技术的应用才是主要因素。而根据州立鲍尔大学商业和经济研究中心去年的一项研究发现，在美国工厂就业岗位的减少中，贸易因素只占13%。在减少的就业岗位中，绝大多数（80%以上）是被机器人替代，或是因为其他令工厂对人力需求减少的本国因素。

　　这个时代潮流对西方的一个重要影响就是中产阶级成为少数。2015年，美国中产阶级第一次处于绝对少数，低于最富有和最贫穷人口之和。欧盟最大的经济体德国也是如此。根据杜伊斯堡—埃森大学研究所的报告称，1992年到2013年，德国中产阶级占人口比例从56%下降到了48%。同时，贫困人口从30%增长到35%，而高收入阶层也从14%增长到17%。正如美国史学家巴林顿·摩尔所说：没有中产阶级就没有民主。这直接威胁到体制的存续。时代潮流对西方造成的另一个后果就是贫富差距的扩大。这一点法国经济学家在《21世纪资本论》中有详细的解读。贫富差距自然直接打击了民主的合法性和正当性。

　　此外，伴随着西方的现代化出现了家庭解体（高离婚率、低结婚率）、少子化现象。但由于种种原因在西方境内生活的少数族裔却依然保持着高速增长。这在欧洲是穆斯林族群，在美国则是墨西哥裔。如果按这种出生率预计，西方的传统白人将很快成为少数，文明存续都成为问题。

　　然而面对这两大空前的挑战，西方的民主制度束手无策，甚至它的价值观还成为解决问题的障碍：不能对少数族裔搞价值观强制同化、不能取消对家庭的儿童补助、不能搞计划生育，也不能取消他们的投票权。

　　正是西方民主面对这两大挑战的无能和失灵，导致了民粹主义的全面崛起，并在英国、美国取得胜利。尽管民粹主义在提出问题、表达民意上有其优势和吸引力，但却不可能提出解决的方案，不可能产生理性的政治选择，其后果必然导致多数的暴政，納粹的悲剧已是前车之鉴。

　　显然，无论是从西方制度本身还是时代发展来看，西方制度正在加速丧失其历史的合法性。假如在有限的历史时空内不能进行根本性的变革，其退出历史舞台将是必然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