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化理论：综述、评论与发展

受当代世界民主化浪潮的影响，近四十年来，尤其是近十几年来，对于民主化的前提、条件或原因的研究成为西方政治学界最热门的话题。[1]研究各种民主化理论对于中国来说也具有不言而喻的现实意义和理论意义。

明确关键概念“民主”、“民主化”的含义是必要的。“现代民主政治是一种管理体制，其中统治者在公共领域中的行为要对公众负责，公民通过他们选举出的代表们的竞争与合作来间接地行动。”当代的民主化研究一般不解释古典民主。在大卫·波特（David Potter）等人看来，民主化是指这样一种政治变革过程，即“由较少负责任的政府到较多负责任的政府；由较少竞争(或干脆没有竞争)的选举到较为自由和公正的竞争性选举；由严厉限制****和政治权利到较好地保障这些权利；由市民社会只有微弱的(或干脆没有)自治团体到享有较充分自治和数量较多的自治团体”。

波特认为，对民主化的解释主要回答：民主的产生原因或条件是什么？为什么有的国家能够走上民主的道路而有的国家却不能？中外学者提出了多姿多彩的假说，我们首先综述这些理论假说，然后对它们做一些评论，接着介绍诺斯的制度变迁理论中所蕴含的一种新解释框架的雏形，最后阐述本文对于民主化的解释。

一、 已有的民主化解释

（一） 当代以前的解释

由于民主的产生原因或条件是十分重大的研究课题，从古到今，它已经使无数政治学家为之竞折腰。亚里士多德、孟德斯鸠、卢梭、托克维尔都曾经认真研究过这一课题，并提出了至今仍然值得重视的见解。亚里士多德(《政治学》)认为财富的分配状况、社会阶级(富人、穷人和中间阶级)的相对力量是不同政体的原因，穷人的统治导致民主。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认为对(财富分配的相对)平等、节俭的热爱有利于民主。他还强调地理和自然环境的影响，他的主要假说是，寒冷的气候有利于自由，而炙热和潮湿的气候导致****政府和奴役。卢梭(《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与基础》)认为，在一个十分小的国家才有可能实现民主。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重视民主与平等的关联，同时，他也强调适合的法律和制度的重要性。

（二） 以某种客观的、决定性的变量解释民主化的四种理论

一是现代化解释，以李普塞特为代表，这一途径强调一系列社会和经济条件，它们或者是与现存的自由主义民主相关联的，或者是为成功的民主化所必需的。李普塞特论点是：民主关系到经济发展的状况；一个国家越富裕，它准许民主的可能性就越多。这一论点直接禀承亚里士多德。

二是结构解释，以巴林顿·摩尔（Moore, Barrington）及其1966年出版的《民主和独裁的社会起源》为代表，强调有利于民主化的权力结构的变迁。摩尔的结论是，民主发展的主要条件有五个。第一，建立某种均势，避免王权或者土地贵族畸轻畸重的局面出现。第二，向适宜形式的农业商品经济过渡。第三，削弱土地贵族。第四，防止建立针对工农的地主资产阶级联盟。第五，以革命手段粉碎过去，发生一场通向现今时代的声势浩大的运动。

三是进化论解释。这一类解释的代表人物芬兰学者塔图·温汉南（Tatu Vanhanen）引进达尔文的进化论原则来解释政治和政治结构的演进，认为达尔文自然选择的进化理论能够提供一种解释原则。

达尔文的进化论认为，任何物种都有很强的繁殖能力，而自然资源是有限的，基本上是一个固定量，因此，为生存而进行的斗争是不可避免的。政治就是人类这一物种竞取稀缺资源的特有方式，人们夺取权力的目的是为了利用权力获得生存资源。在权力分配状况与资源分配状况的关系方面，资源分配的独立性更强，更加具有自变量的性质，而权力分配更加依赖于资源分配，是一个因变量。作为权力之根源的生存资源的集中导致独裁独裁的政治结构，而同样资源的广泛分配带来权力的分享和民主的可能性。他具体提出两个假说：第一，经济、智力和其他权力资源在人口不同部分间的分配，是民主化变量的基本因素；第二，在权力资源广泛分配，任何集团不再能够压制其竞争者或维持其霸权的条件下，民主才会产生。他的假说使我们想起卡尔·A·魏特夫(Karl A. Wittfogel)的结论，后者把民主与多中心社会联系起来，而东方独裁主义起源于国家对生产的战略手段——特别是可耕地和水利灌溉机构——的高度集中。

温汉南认为，他的民主化假说能够为一些其他假说提供理论解释。[10]例如，它能解释经济发展与民主化的关系、教育与民主化的关系等等：经济发展或者教育发展之所以能够促进民主化，是因为它们促进了资源的更加广泛的分配。隐藏在经济发展或教育发展与民主化之间的正向关系的背后的因素仍然是资源分配与民主化之间的关系。

不过，温汉南最终仍回到了现代化取向上来。[11]在他看来，从根本上说，技术的发明和发展是民主化潮流的主要驱动力。因为它导致经济和技术资源在更大范围的分配，从而推动了民主。所以，只要技术不断发展，民主化过程就会继续下去。

四是我国学者李景鹏教授的解释（历史唯物主义解释）。

马克思恩格斯重视对经济基础的分析，相比之下较少研究上层建筑；而在研究政治上层建筑时，主要精力则放在国体上，相比之下较少研究政体。所以，他们的理论中没有对作为政体形式的民主的产生条件或原因的具体阐述。但是，他们的历史唯物主义方法却能指导我们的研究方向。我国政治学家李景鹏教授“到经济领域中去寻找”约束政府权威、促进民主产生的力量，对民主的产生条件作出了历史唯物主义的解释。他是在分析民主与市场经济的微妙关系时提出这一解释的。民主与市场经济的关系曾经受到查尔斯·林德布洛姆（Charles E. Lindblom）的关注，他发现，世界上实行市场取向的国家并非都是多头政治即民主的国家，但是民主国家却一定是市场取向的国家。也就是说，市场经济只有在一定的条件下才能与民主相联系。李景鹏教授进一步指出，只有自由市场取向的国家才能建立多头民主制度，因为只有这样的市场制度才能生长出制约权威的力量，才能生长出民主的最核心的价值即自由。[12]

为什么自由市场经济有利于民主的产生呢？第一，市场是造成约束政府权威的各种规则的主要力量。第二，市场交换环境使人产生一种内在的要求，即对自由的渴求，而民主的历史主要来源于对自由的追求[13]。市场交易是一种自愿的互惠行为，这种行为是以参加交易的个人能够自由地处置人们自身以及归自己所有的财富和物品为前提的。这样一个微不足道的事实正是孕育社会和政治自由的最深刻的根源。所以说，政治自由是从贸易自由中生长出来的一种必然的政治要求，而作为自由的根本保障体系的宪法实际上是从市场中生长出来的契约精神的升华。正是这些支撑了民主制度的存在和发展。

（三） 以某种主观的、非决定性的变量解释民主化的两种理论

一是转型解释，以罗斯托、奥唐内尔（O’Donnell, Guillermo）及其同事、林茨（Juan Linz）等为代表，强调政治过程、精英的首创性与选择。转型研究把焦点集中于以社会冲突为特征的历史政治过程，集中于政治精英的选择，即权威主义营垒中的强硬派和温和派、反对派阵营中的机会主义者、温和派和激进派所扮演的角色。政治精英的信念和行动成为最重要的解释性变项。在发表于1970年的一篇论文中，罗斯托宣称，民主的产生有四个必不可少的条件。第一，必须存在着民族认同。第二，必须经过严重的斗争。第三，必须有意识地采用民主的规则。第四，政治家和选民必须习惯于这些规则。[14]

二是以政治文化作为主要解释变量的文化解释。J·彭洛克（J. Roland Pennock）认为，政治文化因素是产生民主的必要甚至是充分条件。[15]R·盖茨梯尔（Raymond D. Gastil）抛弃对民主的社会经济解释，认为民主化主要靠民主观念的扩散。在他看来，适宜的经济条件对民主制度的成功是有帮助的，但是对民主扩散的更长过程来说，它是第二位的因素。他的结论是，在特定国家民主的存在或缺失，“首先是民主及其支持概念传播的相对效果的产物”[16]。

（四） 以多种因素的综合来解释民主化的理论（综合解释）

以上六种解释都是用某一个（类）单一的因素来解释民主化，然而八、九十年代以来，更多的学者倾向于综合考虑多种因素的作用，包括经济发展、社会政治经济结构、市民社会的发育、政治精英的战略、政治文化、种族关系、政治制度和政党体制、殖民地遗产、外来影响、国际关系等，来解释民主的产生。为了简便，我们把这第七种解释称为综合解释。

亨廷顿（Samuel Huntington）是综合多种因素的作用来解释民主化的代表，他认为，民主化的原因因地因时而异，企图寻找一个共同的、普遍存在的自变项，并设定这一自变项也许在解释所有民主化中具有重要作用，几乎是注定不会成功的，如果不是同义反复的话。[17]他认为每一波民主化浪潮的原因都不相同。导致第一波民主化浪潮的主要因素似乎是经济和社会发展，英国殖民地国家的经济和社会环境、西方同盟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胜利和主要大陆帝国的相应解体。第二波民主化浪潮，在很大程度上，是由西方盟国在第二次大战中的胜利和这些民主国家在战后所进行的非殖民化导致的。导致第三波民主化的五个因素是：合法性问题、经济发展、天主教内部的变革以及由此而导致的教会针对威权主义而采取的行动、外国政府或机构（梵蒂冈、欧洲共同体、美国和八十年代末的苏联等）的行动、示范效应或滚雪球。

罗伯特·达尔（Robert A. Dahl）也提出了一个综合的解释，他列举了对一个国家能否实现民主关系重大的五个条件：

民主的关键条件：

① 军队和警察控制在由选举产生的官员手里；

② 民主的信念和政治文化；

③ 不存在强大的敌视民主的外部势力；

有利于民主的条件：

④ 现代的市场经济和社会；

⑤ 弱小的亚文化多元主义。[18]

二、 对当代的民主化解释的分类、比较和评论[19]

（一） 以解释模式为标准

属于科学模式的民主化解释有：现代化解释、结构解释、进化论解释和历史唯物主义解释等。属于释义模式的民主化解释有：转型解释、政治文化解释。民主化的综合解释综合运用了科学模式和释义模式，这是显而易见的。各种民主化解释的优点与缺点根源于其各自的解释模式所固有的优点与缺点，请见第二章的相关论述。

八、九十年代以来，综合运用科学模式和释义模式的综合解释被提出，并且占据了优势地位，这不是偶然的；其原因在于人们认识到了单纯的、甚至绝对化的科学模式和释义模式的缺陷。综合解释吸收了各种其他各种解释的研究成果，试图集民主化理论之大成。它深入考查广泛的历史事实，对各波民主化的归纳性的看法也更加符合事实；相比之下，单纯的现代化解释、结构解释、进化论解释、历史唯物主义解释和单纯的转型解释、政治文化解释就都显得有些偏颇和片面，总会遇到难以解释的民主化事实。

然而，综合解释违背了理论建构的要求。科学理论追求普遍性的结论，它必须“是全称陈述”[20]。除了“每一波民主化浪潮的原因都不相同”这类否定普遍性解释的全称陈述之外，亨廷顿得不出其他全称陈述。然而，正如亨廷顿5年后在其另一名着[21]中所说的那样：[22]

如果我们想要认真地对世界进行思考，并有效地在其中活动，某种简化现实的图画、某种理论、概念、模式和范式就是必要的。正如威廉·詹姆斯所说，如果没有这样的思想产物，就只有“一团乱七八糟的混乱”。

综合解释所缺乏的就是“某种简化现实的图画、某种理论、概念、模式和范式”，其结果就是“一团乱七八糟的混乱”。

（二） 以研究战略为标准

1、 对两种研究战略的阐述

泽沃斯基（Przeworski,Adam）认为，解释民主化的战略（strategies of research）有两类：宏观取向和微观取向。[23]

宏观取向的研究注重探寻客观条件，例如经济和社会（如社会结构）条件，使用决定论的语言，摩尔的《民主和独裁的社会起源》是其代表。微观取向的研究把注意力集中于政治本身而不是政治之外的东西（如经济、社会条件），集中于政治行为者及其战略，强调利益和洞察力，把问题看成是关于（在具体的历史条件下的）可能性和选择的问题，罗斯托、林茨的研究具有代表性。普利汉姆（Pridham, Geoffrey）对于研究途径的分类也和泽沃斯基相类似。[24]

2、 以研究战略为标准对已有的民主化解释的分类、比较和评论

属于科学模式的民主化解释全部属于宏观取向：现代化解释、结构解释、进化论解释和历史唯物主义解释等；属于释义模式的民主化解释也大都属于宏观取向：例如政治文化解释；连民主化的综合解释也基本上采取宏观取向。只有转型解释是微观取向。

泽沃斯基认为，两种研究战略都难以让人满意。对于宏观取向的研究，泽沃斯基有两点批评，一是客观条件最多只是对在具体的历史情境下可能发生的事件构成了约束，它不可能决定这种历史情境的结果。二是这种研究战略还存在着认识论上的缺陷：局限于实际发生的事件的理论不是理论，而是描述。微观取向的研究把政治转型看成是在种种可能性中作出的选择的结果，它正确地把客观条件只是作为一种约束，然而它远远没有成功地断言它们是哪些约束条件。但是，如果必须在两种战略中选择一种的话，泽沃斯基将选择微观取向的研究战略，这仅仅是因为它的实用性。泽沃斯基对于两种取向、特别是宏观取向的批评是中肯的。

结合泽沃斯基的批评，我们的任务是，提供一种民主化解释，它能将宏观取向与微观取向两种研究战略的优点结合起来，以微观取向为基础，同时又能指出作为约束条件的种种客观条件；或者说，它能够为宏观历史提供微观基础。

为宏观解释建立微观基础是当代社会科学的一个大趋势。当代西方经济学试图为宏观经济学建立微观基础，把微观与宏观两个板块的经济学结合起来。[25]新制度经济学家道格拉斯·C·诺斯（Douglass C. North）也将制度变迁的宏观历史与新古典微观经济学整合起来，并获得成功。[26]政治学的发展也有这一趋势，邹谠的《二十世纪中国政治：从宏观历史与微观行动的角度看》[27]就具有代表性。

（三） 以逻辑方法为标准

在当代的民主化理论中，明显地以归纳法为主要发现和论证方法的有：现代化解释、结构解释、综合解释等三种；明显地以“假说—演绎”法为主的有：进化论解释、历史唯物主义解释。

三、 一种具有更多综合优势的民主化解释框架雏形？

综上所述，如果一种解释框架能够在解释模式方面吸收科学模式和释义模式的优点，避免两种模式的缺点，采用理性选择模式；在研究战略上能够吸收宏观取向和微观取向的优点，为宏观理论找到微观基础；并且，在逻辑方法上能够采用“假说—演绎”法，那么，它很可能是一种具有更多综合优势的民主化解释框架。这样一种明显符合上述三种要求的新框架的雏形已经出现了，它被包含在诺斯的制度变迁理论中。[28]

道格拉斯·C·诺斯（Douglass C. North）所提供的制度变迁理论是一个一般制度变迁理论，他还缺乏一个关于政体演变方式的更加复杂的分析[29]。但是，由于“制度”包含政治制度[30]，其理论因此蕴含着发展出一个政治制度变迁理论的可能性。我们只需要将诺斯的一般制度变迁模型与政治相结合，就能够得到一个政治制度变迁模型，在此一般政治制度变迁模型的基础上，我们可以进一步挖掘出从民主走向独裁、或者从独裁走向民主的变迁模型。制度变迁既可能向更加有效[31]的方向发展，也可能变来变去仍然被锁定在无效的状态。我们可以推测，一个独裁的政治制度在降低政治交换的不确定性程度、促进政治组织及其企业家之间的政治交换上会比民主制度更加低效，因此从独裁向民主的变迁是一种积极意义上的政治制度变迁，是政治制度变迁中的最值得我们重视的变迁。而促进这一进步的变迁的原因或条件也就是民主化的原因或条件。可惜，诺斯自己没有就此做进一步的分析，这里，我们只能是将他的基本框架做一粗步介绍，以供民主化研究者在其基础上发展精辟的民主化解释。

让我们从诺斯的一般制度变迁理论出发。制度的功能在于降低不确定性，促进某些组织之间的政治交换或者经济交换。推动制度变迁的主体是组织及其企业家，他们的目的被假设为：使由社会制度结构赋予的机会所确定的财富、收入或其他目标最大化。[32]但是，和新古典经济学家对经济人的完全理性假定不同，诺斯指出这些主体的最大化选择是受其不可能完全正确的主观认识模型的影响的，简单地说，主体只拥有不完全理性，假使所有主体都真的拥有完全理性，那么无效的制度将不会继续存在。

分析变迁的模型可以从制度均衡——行为者的谈判力量及构成交换总体的一系列合约谈判给定时，没有一个行为者会发现将资源用于再建立协约是有利可图的——开始。变迁源于相对价格的变化、偏好或嗜好的变化或者制度的实施的变化，这三种变化导致一方或双方认为改变协议或合约会更有利，于是他们重新谈判，进行一项“交易”，建立新的规则。

相对价格变化的例子有：要素价格比率的变化（如土地与劳动、劳动与资本的比率的变化）、信息成本的变化、技术的变化等等。某些相对价格的变化是外生的，但是大多数是内生的，是由企业家的努力导致的。企业家的学习过程（主观认识模型的改变过程）就是通过①、改变衡量与实施成本；②、改变谈判与合约的成本与收益来改变相对价格。

相对价格的变化是变迁的主要根源，偏好或嗜好变化是另一个变迁之源。偏好或嗜好的范围也包括思想、观念，如对奴隶制度的憎恶。偏好或嗜好为什么发生变化呢？诺斯说他还不很清楚，已经知道的是其中至少有这么一个原因，即相对价格的变化。例如，在19世纪美国的大选中，单个选民能够以相对低的成本表达他们对奴隶制的憎恶，而奴隶所有者又可得到一个非常高的补偿价格，这就导致了奴隶制被废除的制度变迁。制度通过降低我们向信念支付的价格，使得观念、教义以及意识形态成为制度变迁的重要来源。实施的变迁也会为有组织的企业家提供新的获利机会，这又会改变制度变迁的方向。美国19世纪的土地法历史就是有关这一点的一个特别的例子。将诺斯的一般制度变迁模型图示

四、 本文的民主化解释[33]

（一）原生民主化和次生民主化的共同原因

有必要区分原生民主化和次生民主化。原生民主化指的是没有受到外界的民主国家的影响，自发地产生的民主化，例如英国的民主化历程。次生民主化则相反，指的是受到外界已经存在的民主国家的影响而发生的民主化，大多数国家的民主化都属于次生民主化。之所以要区分原生民主化和次生民主化，是因为民主化一旦在某一个国家自发地发生了，而且民主巩固了，如果信息技术水平达到一定程度，那么仅仅是这一原生民主化国家的存在，就会对后来其他国家的民主化过程产生巨大的促进作用，而原生民主化就没有得到这种促进作用的帮助。

不过，不论是原生民主化，还是次生民主化，只要是民主化，就一定有共同的原因。对所有民主化的共同解释如下。由于处于被统治地位的某一部分人之间的政治交易费用降低，他们成功地发起反抗（革命）。革命之后若建立非民主政治，另外的某一部分人之间的政治交易费用仍然比较低，他们又可以成功地发起反抗。总之，这个社会处于这样的一种状况中：人数足够多的某一部分被统治者与革命家之间的政治交易费用总是比较低，这使得任何人的独裁统治都无法得逞。在“万般无奈”之下，一种由这些政治交易费用比较低的人们共同统治的政体就建立和巩固起来。至于那些政治交易费用比较高的人们，则仍然会处于被统治、没有权力、受到掠夺的状态。民主权力是靠自己争取来的，一般来说，没有什么救世主会把它赠送给无力争夺它的人。

（二）少数公民的民主为什么会逐步扩展为多数公民的民主

原生民主化国家的民主一般不会是全体社会成员都有权享受的，但是，民主一旦诞生，它就必然地逐步向下扩展，或者说，越来越多的处于被统治、没有权力、受到掠夺的状态的子民会获得民主权利。其中原因是这样：社会中那些与获得了民主权力的少数公民最经常接触的子民会最先产生民主要求，他们看到了民主权力的好处。而且，也看到拥有该权力的公民在能力、知识等各方面和自己并没有多大的差别；于是，这些子民会产生这样的意识：那些公民能够享受民主，为什么我们不能？只有少数人拥有民主权力的国家的意识形态不可能是根本上反民主的意识形态，例如，该意识形态不可能论证说，某个人或某个家族从神那里获得了独裁权力，它最多只能说，某群人因为由某种标准（如财产、种族等等）来划分的社会地位优越或进步，所以有权享受民主权力。而最重要的原因是，已经拥有民主权力的公民或其代表比较容易选择和平手段、或者说谈判方法或交易方法来解决内部的、甚至与外部团体之间的政治争端，因为暴力镇压的手段带来的好处平均分配给全部拥有民主权力的公民，每个公民能够得到的好处就大大减小了。这就大大地降低了子民们发起和平地要求民主权力的运动的成本：即使失败了，一般也没有生命危险。

在民主逐步向下扩展的过程中，常常会出现这样的局面：一部分子民在议会外和平地要求得到民主权力，一部分代表某些已经拥有民主权力的公民的议员在议会内予以响应，提出给予该部分子民民主权力的议案，这些议员所属的党很可能在此刻属于议会内的少数党，他们盘算着，这些子民一旦获得民主权力，很可能会感激地投票支持该党，从而增大了该党成为执政党的机会，符合该党成员的短期利益；虽然扩大选民范围不符合他们的长远利益，但是，在某些特别的时刻，只要他们对短期利益的偏好强于对自身长远利益的偏好，他们是会“饮鸩止渴”的。议会内的多数党一般不愿意扩大选民范围，因为这有可能使该党变成议会内的少数党，失去执政地位。但是，如果议会外的子民人数多到一定程度，其抗议力量大到一定程度，继续抵制扩大选民范围的成本就会增加到一定程度，并终于达到某一点，在这一点上，赞同扩大选民范围，将抗议着的子民吸收为选民，是收益大于成本的。尤其是，新选民其实也可能会感激多数党的支持而投票给原多数党。绝大部分选民都是理性经济人，他们只是根据各政党能够为他们带来的利益和税负的多少来决定如何投票，所以，新增加选民之后，这些选民到底会投谁的票，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各党都可以公平地竞取。

符合上述情况的事实很多，例如古代罗马获得公民权的人数逐步增加的过程，英国民主的逐步扩大的过程等等。

（三）解释次生的民主化

科学技术不断地前进着，特别是原生的民主政治因为比较好地保障了知识产权而大大地刺激了科技进步。科技进步降低了“国际”交流的成本，使得国家间的交流成为可能，人类的视野扩大，人类世界越来接近成为一个“地球村”。现代科学（如天文学、生物学等等）、原生的民主政治的存在和繁荣都冲击着非民主政治的意识形态，前者冲击着意识形态中的自然科学部分，后者冲击着意识形态中的社会科学部分。例如，如前所述，借助于信息传播技术，天文学增加了人们对天体运动规律的认识，有助于破除对于天上神仙的迷信思想；生物学增加了人们对于人类自身的进化发展规律，有助于破除上帝造人之类的思想。同时，民主政治的存在和繁荣丰富了人们对于政治规律的认识，有助于破除对于非民主政治的认同。结果是子民的不确定性程度不断降低。

随之而来的是一部分子民与某些政治企业家之间的政治交易费用不断降低，终于使这个社会处于这样的一种状况中：人数足够多的某一部分被统治者与革命家之间的政治交易费用总是比较低，这使得任何人的独裁统治都无法得逞。在“万般无奈”之下，一种由这些政治交易费用比较低的人们共同统治的政体就建立和逐步巩固起来。自然科学技术加上对于民主政治的一定程度的正确理念或认识，使得现代的独裁大国的政治交易费用状况和古代的“小国寡民”的政治交易费用状况变得相同了，这就是表面看来无比复杂的第一、二、三波民主化浪潮的基本原因。

（四）一个预测

当代世界仍然有许多国家的政体是各种形态的独裁政体，它们都会转型为民主政体吗？如果在这些国家中，关于民主政治的知识的扩展、传播速度赶得上自然科学技术的发展速度，如果自然科学技术没有被独裁者用来增加子民的不确定性，或者，虽然它被这样使用，但是，自然科学技术对于非民主政治的负面影响还是远远大于正面影响，子民总的不确定性程度还是不断降低，那么，这些国家都会发生次生的民主化转型。

注释:

[1] 丛日云：《当代世界的民主化浪潮》，天津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57页。这也是近年来中国政治学者的一个热门话题。

Philippe C. Schmitter and Terry Lynn Karl, “What Democracy Is…and Is Not”, In The Global Resurgence of Democracy, edited by Larry Diamond and Marc F. Plattner, Baltimore and London: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93, p.40. 中文译文见菲利普·施米特、特丽·林恩·卡尔：《民主是什么，不是什么？》，载于《民主与民主化》，刘军宁编，李柏光等译，商务印书馆，1999年，第22页，译文漏译了“indirectly”，似乎也不够畅达，因此笔者依据英文原文作了一点修改。

David Potter, David Goldblatt, Margaret Kiloh, Paul Lewis. （eds.）(1997). Democratization, Polity Press. P.6.

参见沈友军：《当代西方学者关于民主产生条件的研究》，《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02年第2期。

塔图·温汉南(Tatu Vanhanen)总结了他们的研究成果，见Tatu Vanhanen, The process of democratization: a comparative study of 147 states, 1980~88, & Francis New York Ins. 1990.

西摩·马丁·李普塞特（Seymour Martin Lipset）：《政治人——政治的社会基础》，张绍宗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其中第二章“经济发展与民主”和第十四章中的“民主政治的社会条件”。

［美］巴林顿·摩尔：《民主和独裁的社会起源》， 拓夫等译，北京：华夏出版社 1987年，第348-9页。

Tatu Vanhanen, Prospects of democracy: A study of 172 countries,Routledge, London and New York, 1997,pp.22-3.

Karl A. Wittfogel, Oriental Despotism: A Comparative Study of Total Power,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57.

[10] Tatu Vanhanen, Prospects of democracy: A study of 172 countries,Routledge, London and New York, 1997,p.25.

[11] 丛日云：《当代世界的民主化浪潮》，天津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69页。

[12] 李景鹏：《中国政治发展的理论研究纲要》，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305-8页。

[13] ［美］查尔斯·林德布洛姆：《政治与市场—世界政治·经济制度》，三联书店（上海），1992年，第236页。

[14] Rustow, Dankwart A.（1970）. “Transition to democracy: toward a dynamic model”, Comparative Politics, April, p.350-61.

[15] J. Roland Pennock, Democratic Political Theory, Princeton, New Jerse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9, p.257.

[16] Raymond D. Gastil, “The past, present, and future of democracy”,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38（2），1985,pp.161-79.

[17] 亨廷顿：《第三波——20世纪后期民主化浪潮》，刘军宁译，上海三联书店，1998年，第46页。

[18] 罗伯特·达尔：《论民主》，李柏光、林猛译，商务印书馆，1999年，第155页。

[19] 参见沈友军：《民主化解释：向一种新框架发展》，《天津社会科学》2002年第3期。

[20] ［英］波普尔：《科学发现的逻辑》，查汝强、邱仁宗译，沈阳出版社，1999年，第41页。译者将作者译为波珀，似乎欠妥，我将它改为波普尔。

[21] 亨廷顿出版《第三波——20世纪后期民主化浪潮》是1991年，这里所说的另一名着是1996年出版的《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

[22] ［美］塞缪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周琪、刘绯、张立平、王圆译，新华出版社，1999年，第9页。

[23] Przeworski,Adam, “Some problems in the study of the transition to democracy”, see O’Donnell, Guillermo., Schmitter, Philippe C., and Whitehead, Laurence.(eds). Transitions from authoritarian rule：Prospects for democracy, Baltimore and London: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86; Pridham, Geoffrey. (ed.), Transitions to democracy: comparative perspectives from Southern

Europe, Latin America and Eastern Europe. Dartmouth, 1995,“Introduction”.

[24] Pridham, Geoffrey. (ed.), Transitions to democracy: comparative perspectives from Southern

Europe, Latin America and Eastern Europe. Dartmouth, 1995,“Introduction”.

[25] ［美］斯蒂格利茨：《经济学》，高鸿业等校，姚开建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8年，参见高鸿业为其写的《译者序》。

[26] 道格拉斯·C·诺斯：《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刘守英译，上海三联书店，1994年。

[27] 《二十世纪中国政治：从宏观历史与微观行动的角度看》一书由（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1994年出版。

[28] 对于这一理论的系统批评见林岗、张宇主编：《马克思主义与制度分析》，经济科学出版社，2001年。

[29] 道格拉斯·C·诺斯：《对政治和经济的历史发展的交易成本分析》，载于埃瑞克·G·菲吕博顿、鲁道夫·瑞切特编：《新制度经济学》，孙经纬译，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306页。

[30] 道格拉斯·C·诺斯：《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刘守英译，上海三联书店，1994年，第64页。

[31] 在多数情况下，诺斯是从经济绩效的视角谈“有效”或“无效”的，但是，我们也可以在讨论政治制度的“有效”或“无效”，有效（或无效）的政治制度在有效（或无效）性体现在降低政治交换的不确定性程度，促进政治组织及其企业家之间的政治交换上。

[32] 道格拉斯·C·诺斯：《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刘守英译，上海三联书店，1994年，第100页。

[33] 参见我的博士论文《非民主政治的经济学解释—对人类另一类政体的研究》，该论文完成于2002年5月，存于北京大学图书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