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宪法监督制度的建立和完善
宪法，是一国的根本大法，是法治国家法律体系的核心所在。可以说，一国宪法的实施能否得到切实的保障是该国的政治制度和法律制度能否正常运转的重要标志，也是一国法制完善与否的重要体现。因此各国均对宪法的实施给予高度的重视，并且努力在制度上和法律上给予充分的保障，通过对宪法实施的监督来防止违宪行为的发生。当前，我国正朝着建立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实现依法治国的目标迈进，如何维护宪法权威，逐步建立和完善符合中国国情的行之有效的宪法监督制度已刻不容缓。因此，极有必要对这一问题进行研究和探讨。
一、我国宪法监督制度的建立
综观我国宪法发展的历史，中国的宪法监督和解释制度的发展主要经历了以下几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以1954年宪法规定为代表。根据1954年宪法，全国人大有权“监督宪法的实施”；全国人大常委会有权“解释法律”以及“撤销国务院的同宪法、法律和法令相抵触的决议和命令”。虽然1954年宪法没有明确规定全国人大常委会有权监督宪法的实施，但却规定全国人大常委会拥有法律解释权，此处“解释法律”权应理解为立法解释。实践中，当时的立法解释制度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宪法解释的作用，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行使立法解释权对宪法中的存疑问题作出了解释和回答。因此，从宪法规定精神和内容看，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均行使宪法实施的监督权。因此，可以说1954年宪法确立了以立法解释为表现形式的宪法监督制度。但是该部宪法并没有明确规定宪法解释制度，未形成一个很完善的宪法监督体系。
第二个阶段以1978年宪法规定为代表。1978年宪法规定，全国人大有权“监督宪法和法律实施”；全国人大常委会有权“解释宪法和法律，制定法令”以及“改变或撤销省、自治区、直辖市国家权力机关的不适当的决议”。由此可以看出，在宪法解释问题上，1978年宪法明确建立了宪法解释制度，比1954年宪法有所进步。但1978年宪法只是规定全国人大常委会有权“改变或撤销省、自治区、直辖市国家权力机关的不适当的决议”，而没有像1954年宪法那样明确提及“同宪法……相抵触”，且针对的是“省、自治区、直辖市国家权力机关的决议”而非1954年宪法规定的“国务院的违宪法令和命令”。因此，可以说1978年宪法建立了以宪法解释为表现形式的宪法监督制度，但没有将宪法解释和宪法监督这两个职能分开，实际上也是没法行使这一权力。
第三个阶段以1982年宪法规定为代表。1982年宪法明确规定，全国人大有权“监督宪法的实施”，“改变或者撤销全国人大常委会不适当的决定”。全国人大常委会有权“解释宪法，监督宪法的实施”；有权“解释法律”；“撤销国务院制定的同宪法、法律相抵触的行政法规、决定和命令”；“撤销省、自治区、直辖市国家权力机关制定的同宪法、法律和行政法规相抵触的地方性法规和决议”。从上述规定可以看出，1982年宪法通过宪法解释权制度与违宪法规等的撤销制度相结合的方式，已经形成比较完整意义上的违宪审查制度。但是1982年宪法仍然没有明确规定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的违反宪法的法律的撤销与审查问题。因此，中国现行宪法监督制度仍然还不健全。宪法监督制度首先应当包括违宪立法审查权和撤销权。对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的立法违宪问题，在现行宪法监督制度下是难以解决的。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两个机构监督宪法的实施，但这两个机构没有办法监督其本身。在宪法之下的人大制定的基本法律和人大常委会制定的法律这两个层次，都没有被监督。所以，严格来讲，宪法监督制度在我国实际上并未真正建立起来。
二、几种宪法监督制度模式
综观世界各国，尤其是现代宪政国家，关于宪法监督制度的确立主要有以下几种模式：
其一是由立法机关行使宪法监督权的模式。此种宪法监督制度以英国为代表。英国实行“议会至上”的宪政体制，内阁和法院由议会产生并对其负责，议会可以制定、修改和废止任何法律，包括各种宪法性文件；任何一部法律如果违宪，议会有权修正或废止。这种监督模式的最大的优点在于它的权威性和有效性，从而保证了立法机关制定的法律得以更有效地贯彻和执行。不过这种模式的缺点是显而易见的，其实质是立法机关自己审查自己，失去了违宪审查的真正意义，达不到违宪审查的效果。
其二是由司法机关即法院行使宪法监督权的模式。首创这种体制的是美国，其直接渊源是着名的“马伯里诉麦迪逊案”这一判例，由最高法院通过对法律的违宪性审查来监督宪法的实施。法院行使宪法监督权模式的优点在于法院通过违宪审查权的行使，有效地制约了立法机关和行政机关，保证了权力的分立与制衡；法律和其他规范性文件的合宪性争议往往在处理具体案件中表现出来，使宪法得到了经常性的贯彻与监督，强化了宪法至上的观念。但司法活动本身也难保证是绝对客观中立的过程，法官选择与操作的过程中，其主观任意性决定法官要准确表达立宪者的意图是不可能的，因而该种模式也并不十分完善。
其三是由专门的宪法监督机关行使宪法监督权的模式。法国是实行这种体制的典型。法国现行宪法规定成立专门的宪法委员会，其主要职责是“监督共和国选举”，“各组织法在公布前，议会两院的规章在施行前，都必须提交宪法委员会，宪法委员会应就其是否符合宪法作出裁决”。这一制度兼具了议会审查和普通法院审查的优点，保障了违宪审查权的统一，既避免了立法机关自己审查自己的尴尬，又可防止司法机关的主观任意性。但其缺点在于宪法委员会是政治机关，政治倾向性强，很难保证客观公正的监督。
其四是由宪法法院行使宪法监督权的模式。这种模式起源于奥地利。宪法法院职权通常包括：解释宪法；裁决国家机关之间的权限争议；审查各种法律、法规、法令的合宪性；审理或监督审理高级官员包括总统的弹劾案；审查公民个人提起的宪法诉讼等等。这一制度兼具了议会审查和普通法院审查的优点，保障了违宪审查权的统一。其缺点仍然在于主观性较强，易受政党的政策影响。
三、我国宪法监督制度的完善
世界各国宪法监督制度对树立宪法的权威和维护国家法制的统一，对保障民主、法治与****，维护国家政治与社会的稳定，都起了重要的作用，其具体经验值得我们借鉴。但是，在我国建立完善宪法监督制度，必须从我国的具体国情出发。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我国的根本政治制度，因此必须坚持立足于我国的政治体制来建立违宪审查制度。具体而言，主要应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首先，应该在宪法中明确规定违宪审查制度。所谓“违宪”，是指一国的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决议、决定、命令等规范性文件以及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行使宪法、法律规定的职权职责行为与宪法的原则、内容及精神直接相违背。所谓“违宪审查监督制度”，是指通过对一国的立法和行政行为是否符合宪法进行审查，对违宪行为予以纠正和制裁，以保证宪法的实施，维护宪法的尊严。违宪审查的目的是通过建立一套行之有效的违宪审查、纠正机制，保障宪法的真正贯彻与实施；通过对违宪行为的审查处理来保障公民权利和自由的实现，保证国家权力的运行符合宪法和人民的利益，维护宪法所确立的国家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等方面的基本制度和基本原则。如前所述，目前我国宪法审查范围过窄，只规定了对立法的违宪审查而没有规定对其他违宪行为的审查，也没有规定全国人大是否可以对自己的立法进行违宪审查。完善我国的宪法监督制度，必须把违宪审查置于首要的地位。依法治国，首先是依宪治国。如果缺乏有效的违宪审查制度，违宪行为不能及时予以纠正，不仅会破坏法制的统一与尊严，不利于实现依法治国的目标，而且也会危及我国改革与开放所取得的成果和社会的稳定。
其次，设立专门的宪法监督机构，即宪法监督委员会。它受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领导，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负责，独立于全国人大常委会。宪法监督委员会的职责包括：解释宪法；对宪法的修改提出意见和建议；对现行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是否同宪法相抵触，提出审查监督意见；对报送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批准或备案的地方性法规是否同宪法和法律相抵触，提出审查监督意见；对各级国家机关的重大政策和决策是否违宪，提出审查监督意见。违宪审查监督可采取事先监督和事后审查相结合的方法。监督适用于全国人大和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的法律，也适用于其他一切国家机关通过的一切规范性文件。宪法监督委员会根据有关组织和人员的提议和申请受理宪法争议案件。也可以自行提起违宪审查监督程序。有权提出争议案的组织和人员，与提出全国人大提案的主体的资格应一致，其程序也应相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