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国初我国民主政治建设评析

　　摘　要：建国初，我国民主政治建设的内容主要包括各项民主政治制度的确立和对公民进行社会主义民主教育。在民主政治建设过程中，新中国取得了以下历史性成就：保证社会主义民主政治运行的政治制度基本确立；创造性地提出了“矛盾学说”；代议民主政治初步运行。同时，这一时期的民主政治建设也存在以下不足：意识形态色彩太浓，受苏联模式影响太多，兼顾中国国情不足；执政党权力太大，对党政关系的制度规范不够；政治精英在政治生活中起主导作用，政治制度特别是立法制度的权威不足。分析建国初民主政治建设的得失，对我国目前的民主政治建设不无借鉴意义。

　　关键词：新中国；民主政治；成就；不足
　　一、建国初民主政治建设的主要内容
　　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政治发展有两个主要目标，一是反帝国主义侵略，争取民族的独立；二是反封建****统治，实现国内政治生活的民主化。就政治发展而言，新中国的成立具有重大意义。因为，新中国的成立，既标志着中华民族的独立，又使民主政治的实现成为可能。新中国初创时期，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主要内容有两项：一是各项民主政治制度的建设，二是对公民进行社会主义民主的相关教育和公民的民主实践。其中，各项民主政治制度的建设主要指国体、政体、政党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党内民主制度等的确立。
　　1　人民民主专政国体的确立。社会主义国家苏联的国体是无产阶级专政，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则是人民民主专政。在苏联和东欧国家的影响下，中国共产党确定新中国的国体为人民民主专政，并指出人民民主专政的实质就是无产阶级专政。毛泽东与米高扬在延安谈话时指出：“在工农联盟基础上的人民民主专政，究其实质是无产阶级专政，不过对我们这个国家来说，称为人民民主专政更为合适、更为合情合理。”1949年，毛泽东在新年献辞中，向全国人民公布了新中国的国体构想：“在全国范围内建立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主体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共和国。””同年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通过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以临时宪法的形式规定了我国的国体是以工农联盟为主的人民民主专政。建国后，人民民主专政国体得以实行，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由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掌握政权，实现了包括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在内的广大人民的民主。这既是新中国的重要制度设计，又是民主政治建设的重要内容。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确立。在新中国的建国方案中，政体是最没有悬念的问题。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论联合政府》等着作早已确定了新中国的政体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国体决定政体。新中国的国体也同样决定其政体。对此，刘少奇曾指出：“建立人民民主专政有它的内容，有它的形式，用资产阶级议会制表示不出来人民民主专政，只有人民代表大会才能充分表现出人民民主专政的主要内容。”尽管建国后新中国并未立即实行人民代表大会制，而是以政治协商会议作为过渡，但是，具有临时宪法作用的《共同纲领》使人民代表大会制成为全国人民的共识，成为可以预期的政治目标。第一届全国人大召开，则意味着政治协商会议完成其代行全国人大职权的历史使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正式确立并开始运转。董必武曾指出人民代表大会的民主性：“现在我们的人民代表大会，它的代表性，比苏维埃广泛些，比资产阶级议会更不用说了。所以人民代表大会是能包括广大的各民主阶级的政权形式。”具体而言，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有其特定的内涵：首先，政治权力的来源是民主的：国家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行使国家权力的机关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人民代表大会；其次，政治程序是民主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由民主选举产生，对人民负责，接受人民监督；最后，各政府机关在政治体系中的地位与人民代表大会有关：国家的行政机关、审判机关和检察机关都由人民代表大会产生，对它负责并受它监督。人民代表大会制的上述特征再次证明，在新中国的政治制度设计和抉择中注意结合中国国情、坚持政治民主化的思路。
　　2　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确立。新中国的政党制度与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有关。苏联实行一党制，东欧国家则是多党联合执政。1947年9月，苏联要求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向苏联模式靠拢。此后，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政党制度，也都由多党联合执政变成了实质上的一党制。在这样的背景下，新中国的政党制度最终确定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毛泽东认为，新中国之所以选择不同于苏联一党制的多党合作制，是因为中国的国情不同于苏联，“只要共产党以外的其他任何政党，任何社会集团或个人，对于共产党是采取合作的而不是敌对的态度，我们是没有理由不和他们合作的。”1949年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通过的《共同纲领》奠定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的基石，确定了“同党外人士长期合作的政策”。新政权的人事安排体现了多党合作的政治格局：“在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6人中，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3人，56名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中，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27名，几乎占一半。政务院副总理中，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2人；15名政务委员中，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9人；在政务院所辖部、会、院、署、行的正职负责人中，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19人，最高人民法院院长，也由民主党派人士担任”。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中国共产党在政权中的领导地位及与民主党派的真诚合作成为公认的事实。如果说“作为一种政党制度和政治制度，没有法律的确认和保障，没有政权组织形式的体现，是不能成立的”，那么，1949年9月政治协商会议通过的《共同纲领》赋予了多党合作制以法律的确认和保障，10月1日新中国的成立则在政权组织形式上体现了多党合作制。因此，1949年的政治协商会议和新中国的成立标志着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正式形成。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合作的组织形式是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作为新中国统一战线组织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其主要职能是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和参政议政。政治协商的形式主要有民主协商会、谈心活动、座谈会、书面交流等，可以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具有中国特色的政党制度，是新中国对中国政党政治民主建设探索的重要内容。
　　3　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确立。解放战争后期，中国共产党面临新中国国家结构的抉择问题。对于国家结构问题，党的文件中存在一定矛盾，既有过民族自治的规定，又有过联邦制的主张。这也表明了中共领导对新中国的民族政策和国家结构形式的探索过程。在政协筹备期间，毛泽东曾向长期主持民族工作的同志征询国家结构形式问题。在政协全体会议召开前的报，告中，周恩来也提出了国家结构形式问题：“我们的国家是不是多民族联邦制”。直到1949年9月29日，也就是建国前两天，《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才最终确定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共同纲领》规定：“各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区，应实行民族的区域自治，按照民族聚居的人口多少和区域大小，分别建立民族自治机关。凡各民族杂居的地方及民族自治区内，各民族在当地政权机关中均应有相当名额的代表。”这是一项重大历史抉择，但是，对民族区域自治政策的规定仅停留于宏观层面。1952年，为便于实施民族区域自治政策，中央人民政府公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实施纲要》，强调“各民族自治区为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的不可分离的一部分”，同时对自治区、自治机关、自治权利、自治区内的民族关系等作了详尽的具体规定。1954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一章第三条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是统一的多民族的国家。……各少数民族聚居的地方实行区域自治。各民族自治地方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可分离的部分。”这再次表明新中国的国家结构形式是单一制下的民族区域自治。1954年宪法改变原来按照区域大小和人口多少建立各种民族自治机关的提法，具体指出分别建立自治区、自治州、自治县等三级民族自治机关，并赋予民族自治地方制定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的权力。这样，新中国的国家结构——单一制下的民族区域自治正式得以确立，少数民族的民主政治制度也建立起来。
　　4　党内民主制度的创制。除了以上基本国家政治制度外，新中国还创制了一系列党内民主制度。第一，确立并完善党的各级代表大会和代表会议制度。党的各级代表大会制度是发展党内民主的根本制度。早在1948年，毛泽东就明确指出：“实现党内民主的办法，是实行代表大会及代表会议的制度。”1956年，邓小平在中共八大作《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指出“党的民主集中制的基本要求之一，是党的各级代表大会的定期召开。”《报告》还第一次系统阐述了党代会常任制的思想。第二，推行党委制，加强党的集体领导。党委制的实质是，重要问题须经党委集体讨论，再按照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做出决定。新中国成立后，在全国范围的党政机关、企业、学校内广泛推行党委制，以加强集体领导，防止个人凌驾于组织之上。对党委制中的民主集中制原则，1956年党章阐述为“任何党的组织都必须严格遵守集体领导和个人负责相结合的原则。任何重大问题都是集体决定，不是哪一个人可以独断专行的。”第三，确立党内监督制度。新中国成立后，党内建立了专门的监督机构。1949年，中共中央决定成立党的各级纪律检查委员会，作为专门的监督机构，检查、受理、审查各级党组织、党的干部和党员的违纪行为。1955年，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决定，在各级纪委的基础上成立中央和地方各级监察委员会，代替中央和地方各级纪委，检查和处理党员的违纪问题。此外，党员有对党组织监督、检举和揭发的权利。1956年党的八大通过的党章明确指出，任何党员和党的组织都必须受到党的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监督。第四，推进基层党组织的民主生活制度等。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建立健全党的基层民主制度：建立定期民主选举制度，定期汇报与检查制度，广泛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此外，新中国还制定了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在内的一系列重要法律法规，作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保障。

　　5　社会主义性质的公民教育和公民参与民主政治生活的实践。新中国成立前，经历了漫长的封建****社会和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社会对臣民社会心理产生了巨大的消极影响，臣民的政治心理主要表现为依附、驯服和顺从，同时具有矛盾性：既有逆来顺受的心理又有官逼民反的矛盾心态；既希望平均主义又向往特权。为使广大臣民转变为适应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公民，新中国对人民进行社会主义性质的公民教育，使其明白社会主义民主是保证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政治权利得到广泛、真实、平等实现的政治形式，并强化公民政治意识，熟悉民主政治规则和程序，掌握民主生活技能，提高公民政治能力，有效参与民主政治生活。与此同时，在新中国初步运转起来的民主政治生活中，人民开始参与民主政治生活实践，成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下的公民。
　　二、建国初民主政治建设的历史成就
　　在新中国的政权建设中，中国共产党将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确立了社会主义新中国的重要政治制度：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民主专政、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单一制下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在这些制度的创建过程中，新中国民主政治建设取得了一系列历史性成就。
　　1　“矛盾学说”：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理论的新发展
　　1956年，随着社会主义改造的基本完成，新中国，的经济基础、阶级关系、社会主要矛盾、国家历史任务都发生了重大变化，即将进入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新时期。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领导人，根据新的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创造了社会主义矛盾学说。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的讲话中，提出国家建设中必须处理好十个方面的关系：重工业和轻工业、农业的关系，国家、生产单位和生产者个人的关系，中央和地方的关系，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关系，党和非党的关系，革命和******的关系，是非关系，中国和外国的关系。同时中央还提出了促进文学艺术发展和科技进步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中共八大决议认为，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也就是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党和全国人民当前的主要任务，就是要集中力量来解决这个矛盾，把我国尽快地从落后的农业国变为先进的工业国。此外，毛泽东还注意到两种不同性质的矛盾，即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并确定了解决矛盾的具体方法。敌我矛盾要用专政的方法解决，至于人民内部矛盾，则要用民主的方法、说服教育的方法处理。以党的八大决议、《论十大关系》、《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等为基础的“矛盾学说”标志着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理论的新进展。
　　2　社会主义法律制度基本建构：民主政治的制度保证
　　1949～书1956年间，一系列法律法规制度相继出台：《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人民法院暂行组织条例》、《最高人民检察署试行组织条例》、《公安部试行组织条例》、《司法部试行组织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国务院组织法》、《地方组织法》、《人民法院组织法》、《人民检察院组织法》等。这些法律对新中国的国体、政体、国家结构、立法制度、行政制度、司法制度、政党制度、国家元首制度、民族区域制度、选举制度等最基本的民主政治制度给予规范，基本形成现代国家政治制度的基本框架，为新中国的民主政治提供了基本的制度保障。
　　3　从政协到全国人大的召开：代议民主政治初步运转
　　尽管政治协商会议通过的《共同纲领》确认了新中国的政体是人民代表大会制，但建国时人民代表大会制并没有立即运转起来。由于中共依靠军事力量获取政权、政治合法性不足的实际情况，先由全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代行全国人大的职权较为合适。1954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开始行使以前由政协行使的最高权力，人民代表大会制——新中国的代议民主政治真正运转起来。此时，广大劳动人民“刚刚从臣民转变为公民，……第一次拥有了选举权和被选举权”。代议民主政治的初步运转是新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重要成就。
　　三、建国初民主政治建设的不足
　　虽然建国初的民主政治建设取得了巨大成就，但是，我们也不能忽视其间存在的偏误和不足。以史为鉴，总结并分析这些历史教训，对当今的中国民主政治建设不无借鉴意义。
　　1　意识形态色彩太浓，受苏联模式影响太多，兼顾中国国情不足
　　中国革命的方向是社会主义。而且，在很大程度上，中国革命的胜利与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的支持和帮助紧密相关。革命胜利后的新中国采取“一边倒”的外交政策，也是顺理成章的。“一边倒”的外交政策，一方面使新中国获得了良好的国际环境，有利于新政权的巩固和国内民主政治建设；另一方面也使新中国完全否定了资本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只认可社会主义民主建设模式。这样，在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和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阵营的冷战格局下，“一边倒”的外交政策必然带有浓厚的意识形态色彩，意味着新中国五条件地倒向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一边，否认资本主义国家的一切包括民主政治建设经验。因此，建国初期我国的民主政治建设是跟着苏联模式走的。由于建设经验的欠缺，新中国的民主政治建设考虑中国国情较少，大体上是照搬苏联模式的。对此，毛泽东也说：“很长一段时间我们是当了苏联人的奴隶，跟在他们的屁股后面走，什么都学苏联的，苏联得了感冒，我们也跟着打喷嚏。到了1956年提出‘十大关系’以后，中国下决心要走一条自己的道路了。”1986年9月，邓小平同波兰领导人谈话时也指出：“我们两国原来的政治体制都是从苏联模式来的。……即使在苏联是百分之百的成功，但是它能够符合中国的实际情况吗?”尽管新中国在政治制度上照搬苏联模式，与当时的历史背景、国际环境密切相关，但是，也不可否认，这也是新中国民主政治建设的偏差所在，这一偏差必然带来种种弊端。
　　2　执政党权力太大，对党政关系的制度规范不足
　　新中国成立初期，作为领导革命胜利的政党，中国共产党得到了全国人民真心实意的拥护，其执政合法性毋庸置疑。但是，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存在执政党权力过大，缺乏制约，以党代政，党政不分的隐患。而1954年宪法关于政治制度的设计也存在不足，“其中最大的缺陷在于：国家立法机关、国家行政机关、国家司法机关和国家军事机关的设置，没有与执政党的执政行为相协调。”这样，制度设计的不足与现实中执政党权力过大两方面因素结合起来，促成了后来长期困扰中国民主政治建设的党政不分、以党代政现象。虽然新中国初创时期缺乏国家建设经验，存在偏差是可以理解的，但是，这也确实是新中国民主政治建设不足的重要方面。
　　3　政治精英在政治生活中起主导作用，政治制度特别是立法制度的权威不足
　　建国初，在我国的政治生活中，政治精英特别是执政党精英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土改、“三反”、“五反”、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制定、“一3Z"计划的编制和实施、对高岗饶漱石问题的处理、社会主义改造等重大政治运动或政治事件中，政治精英特别是执政党精英起了决定性的作用。相比之下，政治制度则处于次要地位，似乎不那么重要。尽管宪法规定，全国人大是最高权力机关也是最高立法机关，但是，其权威明显不足。政治精英特别是执政党精英可以左右全国人大的立法活动和各项行使国家权力的活动。执政党精英希望通过的法律、政策、方针可以很顺利地在人大通过，但是，执政党精英不感兴趣甚至反对的法律、方针、政策很难在人大通过，即使通过也很难执行、落到实处。至于地方各级人大的权威更是可想而知了。显然，这种个人意志高于制度的“人治”现象是不正常的，也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所不允许的。但是，遗憾约是，这一偏差被政治精英们有意无意地忽略了，并进一步发展为后来的愈演愈烈的人治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