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当前生育影响因素的思考

　　生育的影响因素有直接因素和根本因素，影响生育的直接因素包括三类:影响两性关系频率的因素;影响怀孕机会的因素;关系妊娠结果的因素。影响生育的根本因素则包括：经济发展对生育首先起到决定性作用;教育程度，特别是妇女受教育程度的高低与生育率呈负相关关系;健康水平、妇女地位也呈现出与生育率的负相关关系;政府干预对降低生育率影响重大。

　　关于我国当前的生育水平，有不少学者认为中国生育率下降到低水平，早已是确立的事实。1992年中国生育率调查结果首次下降到更替水平以下，此后的每一次生育和人口调查都显示生育率处于1.5以下，属于“很低生育率”并正在接近“极低生育率”。

　　基于上述理论与认识，本文试图分析导致当前我国“很低生育率”的影响因素有哪些？未来生育的影响因素将会如何变动？并期望通过对生育影响因素的分析对我国未来生育率变动提供前瞻性研究的思路。

　　一、经济因素

　　当前我国生育的影响因素，除了长期以来严格实行计划生育政策外，经济发展是更加重要的原因之一。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我国市场经济体制基本确立以后，政策原因的重要性越来越削弱，而经济发展的影响越来越强大。

　　影响生育的经济因素体现在城市化的发展、社会保障的缺少、医疗、教育、住房成本的上升、职业结构的改变、就业压力的加重以及养育子女成本的增加等方面。其中，城市化的发展、医疗、教育、住房成本的上升、职业结构的改变、就业压力的加重以及养育子女成本的增加等是促使生育率下降的因素，而社会保障的缺少是促使生育率上升的因素。社会保障会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而曰益完善起来，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将成为促使生育率下降的重要力量。随着和谐社会的建设和社会保障的提高，医疗、教育、住房成本会有一定程度的下降，生育抚养孩子的成本也会有所下降，就业压力会在一定程度上减轻，这些因素的变动或许在短时间内，特别是这些方面的制度、政策有重大变动时会刺激生育率的暂时上升，但这些因素仍然很难成为长期促使生育率上升的因素。

　　西方微观人口经济学理论如家庭规模的成本一效用模型、家庭劳动一闲暇选择模型、“财富流”理论，以及边际孩子的效用理论、孩子数量质量替代理论都能够用于分析当前影响我国生育水平的经济因素。

　　经济因素对生育率的影响具有综合性的特点，它以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为前提基础，通过改变人们的生活方式、生活观念而改变人们的生育观念进而影响生育行为，反映着一系列的社会经济变迁。在整个变化过程中显现的最明显特点，就是经济发展水平与生育率之间的负（逆）相关关系。由此进一步深入分析得出，随着我国经济的继续发展、经济发展水平的不断提高，我国生育率下降的经济因素影响十分重大。

　　二、政策与政治因素

　　影响生育的政策政治因素，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资源分配或社会平等状况;政策和政府的作用；意识形态的作用。

　　资源分配对生育的影响通过以下方式表现:食物和医疗供给的改善;受教育机会的提高;提高妇女地位等。这些都与社会民主平等紧密结合在一起，社会财富的集中程度，人民享有的民主权利，都直接影响人们可能获得的资源。食物和医疗供给状况的改善通过降低人口死亡率而降低生育率;较高的教育程度与较低的生育率相关，尤其是妇女受教育的年限越长，其生育子女数越少;妇女地位越高，生育率越低。

　　长期以来，我国政府致力于消除贫困和提高妇女地位，医疗卫生事业和教育事业都取得长足的发展。随着和谐社会的建设，我国在资源分配和社会民主建设方面将会有更大的进步。据此看来，在资源分配或社会平等方面，存在着抑制生育率提高的影响因素。

　　政府通过制定人口政策、确定人口目标来提高或降低生育率，研究表明，在发展中国家，计划生育政策对生育率下降的影响要大于社会经济等其他因素的影响。通过我国生育率的变化可以看出政府和意识形态对生育行为的影响。在我国生育率下降过程中，计划生育政策的影响作用巨大。在我国当前低生育水平下，我国的生育政策日益引起全国、全世界的高度关注。我国现行的生育政策自1983年以来已经实施了将近三十年，无论是根据我国目前的低生育水平，还是根据人口再生产周期，还有我国人口老龄化速度以及性别比偏高等方面，适时适当调整我国生育政策都是非常必要的。我国生育政策的调整势必会在一定程度上促进生育率的上升，生育率的上升幅度以及上升的持续时间长短还需有待于进一步深入细致的研究。无论怎样，未来生育政策的调整将成为促使生育率上升的因素。

　　此外，基层政府的稳定运行和执行政策力度也影响生育情况。

　　三、生育意愿

　　生育意愿直接支配着人们的生育行为。宏观上，生育意愿反映着社会的生育文化;微观上，生育意愿体现着个体行动者的理性选择。社会生育文化影响个人的生育意愿，个人的生育意愿也影响社会的生育文化。生育意愿有两类:一类是与传统农业社会相关的“多子多福”的观念;另一类是与现代工业社会相关的“注重发展”的生育观念。中国人的生育观念在很大程度上代表了传统农业社会的生育意愿，“多男”取向成为中国人口增长的内在根本动力，“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生育文化导致了中国人长期的多育和男性偏好。

　　而根据“江苏生育意愿和生育行为研究”课题组2006~2007年在江苏六县布开展的“低生育水平下的生育意愿研究”调查发现:育龄妇女的意愿生育水平和实际生育水平都远远低于更替水平，理想子女数、现有子女数、生育打算和政策允许的生育子女数之间存在差距。育龄妇女对子女作用和子女价值的认识已经发生变化，精神需求是生育的重要理由。生育政策对人们的生育意愿和生育行为的影响已不是首要因素，经济、社会、文化等因素才影响人们的生育决策。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现代生育观念必然逐渐取代传统的生育观念。未来生育意愿、生育观念的变动有助于生育率的下降。

　　四、社会因素

　　社会发展、社会进步是必然趋势。伴随着社会发展水平的提高，生育率呈现下降的趋势。

　　1. 社会化生产水平越高，社会保障、社会公共服务越完善，社会法制化水平越高，人口社会化程度的提高，人们就更加注重自我发展，更加注重自身素质与能力的培养。这种自我发展既包括父母一代的全面发展，也包括子女一代的全面发展。传统社会中，社会运作的最基本核心是家庭，因此生儿育女格外重要，最主要是生儿子；现代社会里，社会运作的最基本单位是个体行动者，因此以个人为本位的自我发展变得格外重要。所以说，社会发展水平与生育率也呈负相关关系。

　　2. 健康和安全

　　健康水平和安全程度是与生育率密切相关的社会发展指标。其对降低生育率的作用从长期来看也是主要的。它通过降低婴儿死亡率和儿童死亡率，提高父母所生孩子的存活率。这样，就没有必要再为保证自己所需数量的子女特别是儿子能长大成人而更多的生育，人口的生育水平自然也就随之下降。

　　不断提高人口健康水平和安全水平是我国长期以来一直追求的基本社会目标之一，健康与安全已经成为我国社会最为关注的问题。随着我国人口健康水平和安全水平的提高，其对生育的影响也将会日益显现出来。

　　3. 婚姻与家庭

　　婚姻是人口生产和再生产的必要前提，家庭是实现人口再生产的基本单位。婚姻与家庭对生育有深刻影响。

　　近年来我国婚姻状况出现了以下特点：（1)在婚姻类型上，注册婚姻为主，同居的准婚姻形式也存在；（2)处于独身的人口有一定的比例，包括未婚独身、离婚独身和丧偶独身等；（3)离婚率不断上升；（4)非婚生子女数量有所增加；（5)存在婚姻挤压现象。婚姻的这些变动特点能够起到降低生育率的作用。

　　我国家庭变动的情况大致如下：（1)家庭规模不断缩小，比较典型的是“四二一”家庭；（2)核心家庭为主，破损家庭域者称不完全家庭）、单亲家庭有所增加，丁克家庭开始出现；（)家庭关系越来越单一；（4)家庭人口老龄化加重。家庭的这些变动特点也直接促使生育率降低。

　　4. 人口流动与迁移

　　人口流动与迁移从总体上说有利于生育率的降低。虽然流动人口中也有违法生育者，给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增加了一些困难。但流动人口中的绝大多数是为了求职谋生，他们流入城市后生存成本和生活成本都有大幅度的提高。在这样的情况下，多生子女就会耗费更多的精力、支出更多的抚养成本，也可能导致一些就业机会的丧失。

　　目前我国流动人口估计占总人口的10%规模巨大。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特别是市场经济的发展，流动人口不仅数量上还会增加，而且在素质上也要求有所提高。这将进一步有助于生育率的下降。

　　五、生物因素

　　生物因素是影响生育率的最重要因素，没有两性的结合就不可能有人类的受孕和分娩;生物因素是影响生育率的最直接变量，任何社会经济、政治、文化因素对生育率的影响都要通过生物因素起作用。单纯从生物的角度看，影响生育的因素有三方面:性交、怀孕和分娩;但这三方面的实现要在生育制度下完成，决定生育率的因素不仅是生物因素，还有社会经济因素。具体影响：

　　1. 不孕、避孕与绝育

　　20世纪70~80年代，不孕症的患病率仅见零星的调查，90年代后也少见关于不孕症发病率的相关报道。近年来由于社会竞争、就业压力及环境的恶化，不孕症的病人确实在增多。现代社会中自然环境变化，社会节奏加快，社会竞争加剧，增大了人们的生理和心理压力，对不孕也有一定的影响。不孕症目前是全世界各国普遍存在的问题，而且有逐年上涨的趋势。据报道，现在美国不孕率为10%~15%,欧洲的不孕率达到20%。我国有研究发现，新一代已婚妇女的不孕风险明显提高，20世纪90年代后结婚的妇女不孕风险明显高于1990年以前结婚的妇女（优势比为3.93倍）不孕可能会困扰越来越多的已婚育龄妇女，成为重要的生殖健康问题。用当前国际上的不孕率标准口径对2001年计划生育调查数据的分析表明，我国原发性不孕率为17%。

　　根据国家计生委1992年和1997年组织实施的全国范围的抽样调查，90年代，我国已婚育龄妇女的避孕率稳定在83%左右；1612000~2005年，全国已婚妇女避孕率达到90%。已婚育龄妇女避孕方法构成有所变化，但长效避孕方法一直保持在90%以上。2000年男性绝育人口比例占89%女性绝育人口比例占37.6%。我国不孕、避孕与绝育的情况，对于生育率的下降影响十分重大。

　　2.自然流产和人工流产

　　近年来自然流产比例上升有以下几个因素：(1適传因素。由于染色体的数目或结构异常所致的胚胎发育不良，是流产最常见的原因，在占全部妊娠15%~2C%的自然流产中，遗传因素可占60%~70%(流产儿染色体异常占50%~60%夫妇一方或双方有染色体异常的约占10%)。由此可见，遗传因素是自然流产的最主要元凶，尤其是怀孕头3个月内的流产。（2)外界不良因素的影响。大量吸烟（包括被动吸烟）饮酒、接触化学性毒物、严重的噪音和震动、情绪异常激动、高温环境等一切可导致胎盘和胎儿损伤的因素都可造成流产。（3)母体疾病。母体患任何不利胎儿生长发育的疾病都可造成流产。（4)父方因素。有关研究显示，大约有10%~15%的男性精液中含有一定数量的细菌，可影响孕妇使胚胎流产，近来发现有一种无症状的菌精症可导致孕妇流产。

　　有研究表明，1983年中国总和流产率达到最高峰，达到1.7,但这一水平也大大低于目前世界最高水平，更低于高流产率国家在历史上出现的水平。前苏联、南斯拉夫、罗马尼亚在20世纪60年代，总和流产率高达5~7日本在50年代后期总和流产率高达4东欧国家在70年代总和流产率高达3~4另据统计，自20世纪80年代后期以来，我国每年的人工流产数一直持续在1000万左右,丨自然流产和人工流产，尤其是人工流产在世界各国生育率下降过程中是重要的影响因素。

　　六、结语

　　在生育影响因素中，影响生育的经济因素、社会因素、自然因素以及资源分配或社会平等的政治因素与人们的生育意愿变化等都有抑制生育率提高的作用。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进一步发展，这些因素对于抑制生育率提高的影响会更大。生育政策变动、社会保障、人口健康和安全有促进生育率变化的趋向，其影响程度还有待于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