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响我国生育率的社会因素分析

　　一、影响我国生育率的社会因素分析

　　马克思曾经指出：“人即使不象.亚里士多德所说的那样，天生是政治动物，无论如何也天生是社会动物。人作为社会动物，从出生到生育成长以至衰老死亡，都注定要生活在社会中，这就决定了人口的一切变动，只能在社会中进行，并成为总的社会现象和社会过程的—个有机组成部分。人口生育是通过一定的婚姻家庭关系进行的，而婚姻家庭关系本身就是—种社会关系。人口生育并不是男女两性简单结合的结果，它是发生在一定社会文化结构上，要受到社会存在和各种社会条件、社会因素的制约和决定。因此，作为反映生育状况指标的生育率也同样要受到各种社会因素和条件的影响。下面对影响我国生育率的主要社会因素作一分析探讨。

　　(一）妇女的文化程度

　　我国1982年千分之一人口生育率抽祥调查表明，妇女文化程度与生育率存在十分明显的负相关。以已完成生育周期的50岁妇女为例，平均每个妇女生育孩子数随文化水平的增加而明显下降。（见下表）这些妇女在完成生育周期过程中，大部分时间内我国还没有大力推行计划生育，因此，这些妇女的生育情况能够比较客观地反映出教育文化程度和生育水平的关系。从表中可见，文盲妇女平均生育子女数等于小学文化程度妇女的1.22倍，等于初中文化妇女的1.57倍，等于髙中文化妇女的2.01倍，等于大学文化妇女的2.86倍。文化程度和生育率呈明显的负相关。

　　造成这种负相关的原因是，文化程度较高的妇女，接受教育的时间也较长，她们用于挑选对象的时间也较长，同时由于我国规定在校学生一般不准结婚，这样势必造成晚婚，于是就缩短了生育旺盛期，减少了生育机会。文化程度较高的妇女，对就业要求较迫切，就业的机会亦较多。而且，她们比一般妇女更倾向于追求精神生活，多生孩子将使其在相当长的时期内陷于“怀孕一分娩一哺乳一再怀孕”的循环之中，增加大量繁琐家务，影响她们对事业和精神生活的追求；文化程度高，有利于接受人口教育，容易认识节育措施的科学原理，亦越能从“多子多福”的传统生育观念中解放出来，提高节育的自觉性。文化水平较高的家庭，对子女素质的要求胜过数M，他们宁可增加对子女素质方面的投资，而不愿受多子女的沉重负担，这也是促使他们降低生育率的一个因素。而文化程度较低的妇女，她们的社会经济地位一般较低，她们对精神生活的追求没有文化水平高的妇女那样强烈，容易受“多子多福”的传统生育观的影响。

　　(二）妇女的职业

　　一般说来，从亊脑力劳动的妇女生育率比较低，从事体力劳动的妇女生育率比较高。特别是经济、文化落后地区，从亊农业生产的妇女生育率往往最高。这是由于从亊脑力劳动的妇女常常前要利用许多业余时M进行学习、进修，甚至在家中继续从事本职工作，所以，她们+愿意生育很多孩子。正如倍倍尔在《妇女与社会主义》一书中所说的：“从亊智力活动的妇女通常+愿因神赐而生很多子女，以致她一生中最宝贵的部分为妊娠、哺乳及育婴所耗费。”同吋，从亊这类职业的妇女文化程度一般都比较高，较容易理解我国控制人n的必要性和迫切性，较容易认识避孕方法的科学原理，生育率也就相对较低些。相反，从事体力劳动的妇女，一般文化较低些，受传统生育观影响较深，她们工作以外的时间在家多由自己自由支配，对精神生活方面的追求也没有从事脑力劳动的妇$那么高，因而，她们的生育率相对高些。

　　随着我0文化教育亊业的发展，劳动密集型^业必然逐步向智力密集型转化，在业妇女中脑力劳动片的比重会逐步增长，这对我S生育率的下降无疑将产生积极的影响，这也是我0生育率卜一降的潜力所在。

　　(三）家庭对子女的需求层次

　　家庭对子女的需求是由物质需要和精神需要构成的复杂体系。对子女的需要是家庭需要体系中的有机组成部分，如人们传宗接代的要求，儿女成长后充当劳动力可以增加家庭收入和提高家庭消费水平，父母年老体弱时可得到儿女的照顾和抚养等，构成了家庭,需要的一部分。满足父母的某种精神寄托，子女给家庭带来乐趣，给父母在心理上带来喜悦和快慰，丰富家庭的生活内容，即所谓的“天伦之乐”、“家庭的完全感”，实现某些传统观念和习俗的要求等，乂构成了家庭精神需要的一部分。

　　在生产力水平较低的时代和地区，家庭既是生产单位，又是消费单位和屮育单位，生儿疗女与家庭未来的物质利益和社会地位有直接联系。人n多.劳力多往往是家庭兴旺发达的表现，这时家庭对子女的需求更多的是物质方面的需要，因而，人们倾向于多生子女，特别是多要男孩子，“多子多福”、“人财两旺”等传统观念反映了这种需求•的状况。这时，生育率也必然比较高。

　　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人们的需要+断由低级向高级发展，表现为需要的内容日益丰富多采，需要的结构日益S杂，需要的水平呈现趋势。而随着生产单位的职能逐渐为社会所取代，人门多，劳力多就小一定与家庭的经济利益成正比，而主要召家庭成员在商品经济社会中的竞争能力，劳动力的质同时，家庭作为消费单位的职能也由于社会利亊业的发展而具有逐步部分地移交给社会的趋势。这时，人们对子女的需求更多地是在于精神方面的需要，而抚养子女所耗费的时间、精力、金钱、物质日增。人们为了更多地满足对其他方面丰富多采的需要的追求，就会尽量少生孩子，现代科学的避孕手段又使他们的®望得以实现，这时，生育率必然较低。

　　(四）老年人的社会保险和社会福利事业

　　生育率的变化同这个因素的变化也是成负相关的。在老人的社会保险和社会福利条件较差的地区，许多育龄夫妇常常忧虑自己晚年的生活照顾问题而多生子女。这是由于在这些地区，“对农村穷人来说，孩子们是最可靠的保证收入的投资，是比银行存折、倍用票据、赀重金属都更少冒险的一种将今天的生产转为若干年后消费的好办法。”我国目前老年人的社会保险和社会福利事业还较差，特别是广大的农村，老年人的养老问题主要还是由儿女晚辈负担。这一方面是因为我们中华民族具有敬老、养老的传统美德，另一方面这种养老形式也得到了国家根本大法的保护。宪法中明确规定：“父母有抚养教育未成年子女的义务，成年子女有赡养扶助父母的义务。”同吋，更主要的是由于我国目前生产力水平还相对较低下，还没有经济实力普遍推行老年人退休养老金制度，老年人的社会保险事业也很差。应该看到，我国目前整个农业生产仍然是以手工劳动为主，劳动者的劳动所得有限，在这种情况下，往往是老年人获得的物质资料与孩子的多少成正比。一个孩子提供给父母的生活资料虽少，几个子女提供的结合在一起便多了。“老大不孝靠老二，总比无儿无女好”、“子女多了不求人'而且，在传统的男娶女嫁的婚姻方式占统治地位的情况下，女儿抚养至成年出嫁后便成了婆家的劳动力，父母往往把男孩看成是未来家庭的支柱，老来依托。这样，人们总尽M•多生育，而且尽量想生儿子，希望将来能靠儿子安度晚年。显然，在这种情况下，农村生育率就要相对高些，特别是落后地区的农村将更高一些。而与之相对应的城市，一般老年人的社会保险和社会福利亊业相对好些，成年人不必为今后年老体弱时的抚养照顾问题担忧，因而生育率就较低些。

　　(五）思想意识

　　各种思想意识对生育率变动的影响是不同的。例如，近年来在我国的一些大城市里，有一部分青年人仿效西方青年人的生活方式，追求个人自由自在地生活，把违立家庭、养宵后代看成是“包袱”，不愿生孩子。这样，会使生育率部分地下降。但在广大的农村“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积谷防饥，生儿防老”、“多子多福”等传统生育观念和封违残余思想还不同程度地存在着。有些地方把没有生男孩的家庭视为“绝后”、“缺德”，有的妇女因为连续生了几个女孩，在家里和邻里之间便抬不起头来。这种重男轻女思想往往使不少家庭生了女孩还想生男孩，从而阻碍了生育率的下降。

　　我国目前的一些落后的生育观念和封建残余思想主要是由于我国目前的生产力水平还十分低下而造成的。但是，又应看到“意识”仔它相对的独立性，即便在我国生产力水平较高的城市和经济发达的农村地区，许多父母还没0几全?&变落后的生育意识。要改变目前一些地区的落后的生育意识和封建残余思想，根本的一条是发展经济，提高生产力水平，其次应该大力进行计划生育和控制人口的宣传教育，使计划生育、提高人n素质、降低人n数量的观念深入人心。

　　(六）社会经济地位

　　我国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劳动人民是国家的主人。但是，按照马克思的唯物史观，社会人群之差别，主要是社会经济地位方面的差别，在任何社会制度卜都必然存在，且各有其社会特征，如干部与群众，体力劳动者与脑力劳动者、城市居民与农村人口，甚至不同语言及风俗地区之间均存在一定差别，其表现在人口生育率方面也会有其不同特点。

　　在城市里，男女之间相对来说已达到平等程度，各式各样的社会活动的开展及基层社会教育程度的提髙，密切了人与人之间的接触并激励了人们的进取心，使得人们社会、经济地位升迁的雄心广泛地存在着。而多子女的家庭则有碍于人们对这种升迁的追求。因此，人们在努力提高自己社会经济地位的过程中，必然会降低生育率，控制家庭规模。

　　而在我国广大的农村，特别是经济落后地区的农村，由于种种原因，农民参与国家政治生活、社会和经济生活，接受教育、就业、卫生保健等方面的机会就相对少些。尤其是大量的女性劳动力，她们的大量工作是在家庭农田里劳动或饲养家畜、提水、拾柴做家务等，对家庭作出了贡献，但大都没有货币收入，社会经济地位对她们来说还处于比较次要的地位。多生孩子很少影响他们的社会经济生活，相反会给他们带来直接的经济利益，因此他们的生育率会相对髙些。

　　因此，社会经济地位不同，则控制生育所得到的好处各不相同。那些社会经济地位较高和有望获得较高社会经济地位的人们，从节育中得到较多好处的人必然会采取行动，降低生育率；而那些由于所处社会经济地位低下而较少甚至得不到节育好处的人们，就不愿限制家庭规模，生育率必然相对高些。

　　(七）国家的人口政策

　　我国妇女生育状况在短时间内从无计划到有计划的过程，显示出政策因素在全局上、长远意义上影响着生育率的转变。1957年前，在《全国农业发展纲要》及周思来同志的《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议》报告中，都明确提出了“节制生育”、“有计划地生育子女”的重要性。但当时还没有完善的控制人口的政策，总和生育率在6.2左右徘徊，生育率曾连续5年保持在37%。。直到六十年代中期，在计划生育宣传教育中，已经提出“一个不少，两个正好，三个多了”，就是说在控制人口的开始，就注意到从控制妇女的终身生育率入手。当时节制生育正开始从认识逐渐转向实践。1963年以后，生育率已出现下降趋势，这是人口政策初始阶段取得的明显成效。

　　进入七十年代后期，中国人口问题日趋严重。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的社会经济发生实质性的转变，人们意识到要迅速发展经济，就必须尽快将人口生育率降下来。1978年《关于国务院计划生育领导小组第一次会议的报告》第一次提出了计划生育的各项具体政策，包括晚婚年龄，农村女23周岁，男25周岁，城市要高于农村，提侣一对夫妇最好生育一个，最多两个，生育间隔要在三年以上，以及对计划生育者实行奖励的办法等。1980年中央意识到今后几十年内将出现人口增长的特大高峰，党中央和国务院经过认真研究，采取了坚决的措施，就是除了在人口稀少的少数民族地区外，要普遍提倡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孩子，控制人口数量，提高人口素质。并发出了《中共中央关于控制我国人口增长问题致全体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的公开信》，这标志着国家对计划生育的重视和对提倡一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的决心。这样，使我国总和生育率从1970年的5.8降至1983年的2.1。

　　影响生育率的因素，除上述的文化教育程度、职业、人口政策等主要社会因素外，还有经济、民族宗教、风俗习惯、自然环境、医疗卫生等许多其它因素。各种因素的作用也不是一成不变的，在一定条件下会发生变化。因此，分析这些因素的作用时，不能绝对化。更何况，影响生育率变动的因素，除上述外在因素外，还有其内在‘因素，如：人口性别构成、育龄妇女年龄构成等，所有这些外在的和内在的因素，都将直接或间接地影响生育率的变动。同时，在现实社会中，这些因素不是相互分开、单独地在起作用，而是各种因素互相结合、互„柜渗透、共同地、综合地在起作用。因此，要降低我国的生育率，控制人口增长就必须采取柜应的综合措施。

　　二、从教育入手降低生育率

　　教育与人口生育率的关系，早就为不少社会学家和人口学家所关注。近年来有些学者认为，教育与人口生育率作为两个变量，已经不是共受某种第三变量影响的因素，而是直接的因果变量，前者是自变量，后者是因变量。国外对教育降低人口生育率的机制，主要有三种观点：第一种是提高教育论，主要是认为教育程度的提高能降低生育率。第二种观点是普及教育论，认为在人口生育率下降中，起决定作用的不是提高教育，而是普及教育，这一观点强调教育的广度，而不是深度。第三种观点是函数论，它综合了前两种意见，认为提高教育与普及教育都对生Jf率有影响，将教育与人口生育率看作函数关系，并画出曲线。这三种观点都认为教育对降人口生育率有客观作用，在理论上，第三种观点较为全面。我们前面分析社会因素影响生育率的过程中，都包含着教育因素的作用。结合我国情况，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来考察教育对降低生育率的作用。

　　(一)教育对“经济——人口”恶性循环的冲击性

　　对各地区不同人口生产比较分析，可以看到，事实上存在着两种不同的“经济——人口”循环。一种是恶性循环。当某个社会经济处于较低水平时，往往生育率较高，人口生产有偏高的趋势；这种趋势反过来又加重了经济的低水平。在这里，因为生产力水平低下，经济不发达，人们只能通过追加人手来提髙产量。这样提高的往往只是生产的绝对量，而劳动空产率则有可能下降。因为，根据边际生产率，投入生产的劳动力超过一定点时，追加劳动力所产生的追加产量是递减的。这样，越是人口众多，劳动生产率也就越低；人口对经济的负效应促使这种恶性循环不断进行。反之，则是一种良性循环，经济越是发达，客观上要求人口生育率和人口规模都保持在较低的水平上。因为这时生产力的发展主要是通过单位时间劳动生产率的提髙，而不是人手的增加来实现的。

　　所以，问题的关键就在于如何打破这种恶性循环，使“经济一人口”进入良性循环。而从实践中看来，教育得到发展后，能够为经济发展输送具有较高文化水平的劳动力，这就为科学技术的发展提供了主观条件。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科学技术的发展必然会给经济带来前所未有的变化，经济的低水平也从这里获得了转变的契机。从微观上看，教育延长了劳动力培训周期，增加了劳动力的培养费用，在这种情况下，子女从人口转变为人手就有一段较长的时间，这对人口生育的决择者是一种重大的冲击。教育发展后，养育子女的内容已超出了使孩子温饱的界限，如果经济发展水平低下，家庭经济拮据，父母将不得不考虑缩减子女规模。这里我们可以看到，由于教育发展后，经济发展的低水平又反过来抑制了人口的生育。教育也正是这样，作为一个中介环节，使“经济——人口”格局发生了重大转变。在这里我们同时又可以看到教育影响人口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即在提高人口质量的同时降低了人口的数量。人口质量包括思想觉悟、身体素质和科学文化程度等，这里由教育决定的科学文化程度'是一个重要方面。当然，教育的发展霈要一定的经济实力，而且，教有对'“经济——人n”循环的作用也是一个比较复杂的过程，但是，这并不妨碍教育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力量对人n生产影响的发挥。

　　(二）教育对人类双系抚育的破坏性

　　人类双系抚育，就是父母共同抚育子女，这是人类生育制度的表现形式。在人类社会中，有整整一套制度保证了女必得由双亲来共同抚育,这是人类有别于动物的一个重要特征。教育则对这种双系抚育具有破坏作用。费孝通认为：“在简单社会中，家庭在文化上，在生活上，是一个完整的单位，它可以教养出一个完全的社会分子。可是在社会生活复杂之后，分工更细，知识更精确，技术更专门，有一部分抚育作用不能不从家庭里转移出来，交给特设的教.育机关了。这种教育机关起初不过是补充性质，可是日渐发达，时常会有取父母的责任而代.之的趋势这种趋势“使抚育失去其双系性”。⑵由于双系抚育的破坏，子女得花很多时间去学校或其它专门机关接受教育，子女和父母在一起的时间明显减少，这样，父母对子女的看法，他们与子女的感情都可能发生变化。父母与子女之间没有以前那样亲密而融洽，这种心理变化是促使父母少生子女的重要因素。借助这一概念，不仅能够解释人口生育率降低的原因，而且还可以用来说明现代社会中，为什么传统家庭经济的消失必然会带来家庭道德的崩溃>为什么会出现家庭观念淡化。

　　(三）教育有助于社会经济地位的提高

　　社会经济地位的高低影响到人们生育率的变化，社会经济地位高或有望达到较高社会经济地位的人们，多生育子女所花费的机会成本高，因而会少生子女；而社会经济地位低的人们则倾向于多生子女。从现代社会中看来，教育具有提高人们社会经济地位的作用，它能通过提髙社会经济地位而最终降低人们的生育率。

　　社会科学家们认为，在现代纷繁复杂的社会中，教育是决定个人特质、支配个人在社会制度结构中的行动的最重要的具有决定意义的要素之一。在激烈竞争的社会中，个人所受的教育，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他的职业和社会地位。教育传授业务技能，增长认识能力，灌输种种知识，从而改进人的才能。它同时也使个人的态度、价值取向、心理倾向、待人接物的方式发生变化，这些变化提高了个人的挣钱本领/生产能力、敢冒风险的性格，以及革新精神和夢业心。例如实际生活中，接受教育比较多的，特别是大专以上的知识分子，多数是从事科学文化教育工作，或者是经营管理干部和企事业单位的科技人员，他们的工资收入比较稳定。这样，由于接受教育比较高的父母，他们包括收入在内的社会经济地位都相对高些，这种家庭直接花在孩子身上的费用，如穿着、教育和医疗保健等费用会较高，同时这类家庭的父母取得较高社会地位的机会也较多，因而他们生育子女所付出的间接成本（机会成本）也就较高。另一方面，接受过较高教育的人们，业余时间去追求更多的丰富多采的精神生活，而且生活有保障，养儿女防老的必要性也大大减小了，这样，他们会自觉地少生育子女。

　　这里，我们又一次看到了教育对于降低生育率的重要作用.所以，在可能的情况下应尽量提高教育经费，在发展经济的同时大力发展教育事业，这其中包括提供更多的在职教育和业余教育，一方面吸引育龄青年的业余时间和精力，更主要的是为了使更多的人有更多的机会去争取更高的社会经济地位，最后自觉地降低生育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