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进入人口老龄化社会的战略思考
人口老龄化是人类社会发展的趋势，是生产力提高和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也是人口发展的总趋势，任何国家都无法回避。当日本为老年社会而苦恼和跋涉之时，中国也悄悄步人了老年社会。2006年初，中国60岁以上的老龄人口已达1.3亿，恰好为人口总数的十分之一，按照联合国确定的标准，也正式步人了老龄化社会。西方国家是国先富人后老，在人均GDP达3万元以后才步人老龄社会。中国却国未富人先老，人均GDP只有3000元，便较早地步人了老龄化社会。对此，全国上下始料不及，既无物质上的必要准备，更缺乏心理上的准备，突显了社会和家庭的养老压力，需要前瞻性做出一些战略思考与抉择。
一、中国提前步入老龄化社会的两大原因
2006年2月23日，全国老龄工作委员会办公室首次公布了《中国人口老龄化发展趋势预测研究报告》。报告指出：目前我国已进人老龄社会，并且正处于快速老龄化阶段，但计划生育政策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不会改变。这份报告表明，21世纪我国将是一个不可逆转的老龄社会，从2001年到2100年的100年间，可以划分为快速老龄化、加速老龄化、重度老龄化三个阶段。三个阶段中，老年人口峰值将分别达到2.48亿、超过4亿、3亿至4亿，80岁及以上的将分别占到老年人口总数的12.37%、21.78%、25%至30%。可见，中国的老龄社会在人们漫不经意中悄然到来了。究其原因，主要是两大方面：
一是改革开放政策的正效应。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长期快速稳定发展，人民生活水平的快速提高以及医疗水平的提高和普及，也从另一个方面促进了人口的老龄化。
改革开放以后，随着经济快速发展，人们生活水平提高，医疗条件改善，普遍提高了人们的寿命。据2006年统计，我国人均寿命女性为71岁，男性为70岁，比改革开放前整整提高了十岁，我国60岁以上的人口比例迅速提高到十分之一，这是意料之外、情理之中的现实。
二是计划生育政策的负效应。中国实行计划生育政策近40年，推行一对夫妻一个孩，使中国少生了3亿人口，减少了人口对资源、生态的压力，但是带来两个负面效应，一是中青年劳动力开始短缺；二是人口提前老龄化，社会上60岁以上老龄人口占我国总人口的比重逐步上升。
中国1970年代末实行了严格的计划生育政策，人口生育率开始迅速下降。与此同时，65岁以上老年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明显上升，由1964年4.00%上升到1982年的4.90%，2000年升至6.98%。任何人口体系，只要它的出生率长期下降就会导致人口老龄化，也就是说，任何实行计划生育政策的发展中国家，迟早都会出现人口老龄化。中国已经实行了长达近40年严格的计划生育政策，人口生育率长期低于人口更替水平，这在很大程度上对为什么中国的老龄化速度快于西方国家的问题作出了解释。
二、我国人口老龄化的特点和压力
与其他国家相比，我国人口老龄化有以下特征：一是老年人口规模巨大。据预测，到2051年我国60岁以上老年人口将达到最大值，之后将一直维持在3亿至4亿的规模。同时联合国预测，21世纪上半叶，我国一直是世界上老年人口最多的国家，占世界老年人口总量的五分之一，下半叶，我国将仅次于印度位居第二老年人口大国。二是老龄化发展迅速。65岁以上老年人占总人口的比例从7%提升到14%，发达国家大多用了45年以上的时间，我国只用27年就可以完成这个历程，属于老龄化速度最快国家之列。三是未富先老。许多发达国家是在基本实现现代化的条件下进人老龄社会的，属于先富后老或富老同步。而我国则是在尚未实现现代化，经济尚不发达的情况下提前进人老龄社会的，属于未富先老。目前我国仍属于中等偏低收人国家行列，应对人口老龄化的经济实力还比较薄弱。
中国提前进人人口老龄化社会的现实特征，给社会带来了巨大压力。
第一，老龄人口中的富贵一族，在中国倡导了生活生态化，催生了一批候鸟族。他们大批退休后夏天到北方渡假（如东北三省），冬天去南方过冬，每年春节海南三亚的海滩上有60%是东北人，候鸟生活为人口老龄化增添了一道新的风景线，也挤压了旅游和房地产等现代服务业的发展。
第二，增大了社会养老保险的压力。我国社会养老保障事业起步晚、覆盖低、资金短缺、负债运营，人口老龄化的提前到来，无疑增加了社会养老成本，突显了社会保障制度改革滞后的矛盾。现在不少老年人个人养老账户是零账户，中国财政为三代退休人员养老保险支出缺口在2万亿元以上，人口越加速老龄化，这个财政支出缺口的亏空就越大。对此，我们必须有足够的心理准备和资金准备。
第三，家庭养老成本也在增大。过去是几个儿女养两个老人，现在是一个儿女养两个老人，小两口要养四个老人。现在社会上已有两代独生子女，使不少家庭出现了“四、二、一”结构，即四个老人（爷爷奶奶、姥爷姥姥）、二个中年夫妇、一个子女（小皇帝），将来再过20年，这些小皇帝要组成家庭时，同时要面对2x6=12个老人，到那时小两口如何工作生活？如何服侍老人？将来要成为躲不去的现实！由此可见，两代独生子女政策的负效应需要我们这代人承担，人口老龄化的成本需要我们买单，这些问题需要我们认真的研究和破解了。
三、日本人口老龄化的状况及政策经验
日本是我们的邻国，近些年来经济上由于通货紧缩影响，社会上为人口过度老龄化而困扰，呈现了低物价、高储蓄、零利率、慢增长之势，历时15年一直在低谷中徘徊难有大的起色，经济和社会发展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日本的教训值得我们借鉴和思考。
日本是世界上老龄化问题最严重的国家之一。早在上世纪70年代，日本就迈人了老龄化社会，是亚洲最早进人人口老龄化社会的国家。从人口老龄化发展的趋势看，日本总人口数量在2006年达到峰值的12774万人以后，将进人一个长期减少的过程，预计2013年将大致回落到2000年的人口水平，2050年将减少至1亿零50万人左右。然而，总人口中的老龄人口今后还会继续增加，预计2013年将突破3000万人，2018年将达到3417万人。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是由于1947-1949年生育高峰期诞生的人口将全部进人老龄期所致。而后，老龄人口数量还将缓慢上升，预计2050年将达到3586万人。届时，65岁以上老龄人口的比例将高达35.7%，即平均2.8个日本人当中就有位年龄在65岁以上的老人。
日本政府在人口老龄化速度快、老年福利支出多和社会负担加重等诸多不利的情况下，积极采取有关对策，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其主要政策经验有四个方面。
第一，提前进行理论研究。日本应对人口老龄化的一个重要经验，是对迎接老龄化挑战有超前意识，提前在物资、精神、法律、理论、管理与服务人员等方面作准备，而且始终把理论研究放在首位，一个多学科、多部门、多层次的老年科学研究网络已趋于完善，为有效处理老龄化问题和促进社会经济发展，作好了理论上的准备。
第二，通过改革不断加强有关制度建设。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日本政府针对人口结构的根本性变化以及老年社会保障制度出现的诸多问题，采取了一系列改革措施，其中具有典型意义的是多层次、立体化养老保险制度以及医疗、护理保险制度的建设与改革等。养老、医疗和护理是老龄化社会需要解决的首要问题，日本在这方面的改革与完善，对于促进老龄化与社会经济的协调发展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第三，开发利用老年人力资源。日本政府为减轻人口老龄化的不利影响，促进社会经济发展，采取了鼓励开发和利用老年人力资源的政策措施。2005年，日本政府修改了《高龄者雇佣安定法》，将延长退休年龄的建议法定化，规定从2006年4月以后，雇主必须在如下的三种方式中任选一种，将其选择的方式制定为企业的制度。一是比照养老金开始年龄的推迟(60岁)，把退休年龄提升到65岁，到2013年必须达到65岁。二是废除退休制。三是维持现有退休制度，但员工退休后如仍有工作意愿，原企业必须对所有愿意继续工作的员工重新雇佣或延续合同，给老年人就业创造机会。
第四，鼓励生育，延缓老龄化进程。在预防人口老龄化过快方面，日本政府采取了鼓励生育的人口政策。日本政府于1990年在内阁建立了一个专门委员会，采取两个措施来提高生育率，一是直接增加儿童生育及抚养补贴，二是改善生育环境，促进婚姻、生育及养育。为此，日本政府先后制定了《幼儿保育法案》和《幼儿保育及家庭假法案》，从1994年开始，又以5年为一期开始实施“天使计划”，1999年制定“新天使计划”，2004年又制定了“新新天使计划”。以上措施的宗旨，就是加大财政投人，增强育儿和保育措施，鼓励女性生育，帮助女性就业。
四、中国解决人口老龄化的思路对策
中日两国虽然经济发展水平不同，但两国的人口年龄结构变动却很相似。借鉴日本在解决老龄化问题、促进经济增长方面取得的宝贵经验，结合我国国情，中国解决人口老龄化问题应注重解决以下三个问题。
(一）注重营造一个良好的社会环境
我国是在2000年后才开始进人老龄化社会的，时间较短，政府和学术界对老龄化问题的严重性认识肤浅，更谈不上应对老龄化社会的充足准备。因此，我国在大力发展经济的同时，要把人口老龄化作为一个基本国情层次来把握和宣传，努力在全国上下建立并弘扬尊老、敬老、扶老的社会人文环境，营造“夕阳红”的文化氛围，以支撑老年社会的稳定和发展。
及早建立综合性国家级研究机构，组织相关科研力量，加强对老龄化社会事业的调查研究。通过立项攻关研究，正确认识人口老龄化的发展变化规律，为老龄化社会的科学发展提供可靠的数据资料。制定全国性老年学研究规划，对现有的老年学科研部门和学术团体进行统一组织，分工协作。
大力发展终身教育和老年教育，提高老年人的文化教育和科学技术水平，实现健康的老龄化。在综合性的大专院校设立老年学系或老年学专业，培养这方面的中高级人才，为老龄化社会提供人才支撑。安排部分下岗职工和社会各方面的志愿力量，承担起社区、敬老院为老年人服务的有关工作，发动居委会、村委会组织低龄老年人开展自助服务。
广泛开展老年事业慈善、救助和社区服务活动。建立老年事业慈善、救助中心，接受并妥善使用国内外公司、企业、团体和个人的捐助。成立扶助老年人(或老龄人口)志愿者协会，组织大中专学生和社会上其他青年参加，对老龄人口尤其是高龄、病残老年人进行定期志愿服务。进一步拓展老龄人口照料服务社区化和老龄健康服务社区化的服务内容、服务方式和服务范围。
(二）建立科学完善的养老保障体系
社会养老保障体系的建立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我国人口老龄化进程具有老龄化速度比较快、达到水平比较高和时间、空间分布不平衡的特点。适应这样的特点，我国社会养老保障体系的构建，必须从社会经济发展的实际状况出发，走渐进式、逐步完善的发展道路。
为此，我们要加快社会养老保障制度改革，扩大养老保障的覆盖面，财政加大对养老事业的投人，尽快补齐养老支出缺口，提升社会的养老承担能力。其中，很重要的一点是实行多元化、多层次的养老金制度，对所有的老人，不管参没参加工作，都有一份养老津贴，或者叫基本养老金。然后再实行职业性的、和工资挂钩的养老金。实行过去那种单一的、政府全包的养老金制度是行不通的，既不符合现在世界各个国家的经验，也不符合中国市场经济的客观要求。只有实行多层次的养老对策，才能更好地应对未来的老龄化危机。
划转部分国有股充实社保基金，有利于统筹社会财富，补充社保基金长期存在的约二万亿元支出缺口，积极应对中国人口老龄化的挑战。我国社保基金只有5000亿元，长期人不敷出。6月19日，国务院决定将国有股划转社保基金，将增加社保基金实力，打开国有股转持通道，随着未来新股的不断上市发行，还会有更多的国有股源源不断地转人社保基金，这给社保基金解除了后顾之忧，为应对人口老龄化筹措更多的社会养老成本。
随着人口老龄化程度加重和平均寿命的继续提高，适当延长劳动者退休年龄，男女均延长到63岁或65岁，甚至是更高的年龄。对个体、私营从业者的退休年龄不作限制。可以先从各类专业人员、管理人员和公务员开始，进而在全社会逐步推广。这样做既可以减少退休人员总数和养老金支付总额，也可以提高实际劳动力供给量，提高劳动就业参与率，增加全社会的财富总量。
面对不同老龄人口的消费需求，建立不同层次的托老所和敬老院，健全保养健身、休闲娱乐场所，创立更多更好的老年大学，培育扩大老年人消费市场，打造“老人经济”新形态，拉动经济健康可持续发展。
(三）有选择地逐步放开计划生育政策
我国现在人口仍处在生长高峰期，社会就业压力大，独生子女政策不宜马上放开。这也是连续两年的北京“两会”对此难以作出抉择的真实原因。
笔者认为，现在虽是两难的选择，待将来一旦时机成熟、条件具备，则选择适当时机，区分不同地区逐步放开独生子女政策，以解决劳动力短缺和人口加速老龄化问题。这是一个严肃而又严峻的社会学课题，等待政府和专家来立项破题，尽早应对，以免步日本之后尘，对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带来不良的后果。建议各级管理层克服短期行为，尽快架构适应老年社会的政策和体制平台，真正为中国的后代担负社会责任，从根本上落实科学发展观。
陈永昌
(黑龙江省经济管理干部学院，哈尔滨15008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