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口战略布局凸现困境

68岁的段太通，是四川省遂宁市步云乡的农民。20多年前，他响应国家号召，只生了一个女孩。当初整个生产队有28个人领了独生证，但后来又都生了小孩，他是生产队长，要以身作则，就没有生第二胎。现在，按照最新的国家政策，他和妻子将在每个月享受由政府提供的每人50元奖励，直到亡故为止。

这笔钱将极大地改变他的生活，因为女婿不肯养他，他和残疾的老伴住在一起，每个月靠摆小摊赚的20多块钱勉强过活。无论是说到当初的独生子女政策还是现在的扶助政策，他都操着浓重的四川口音对记者说："党的政策好。"

计划生育政策新变局

——"跟共产党走不吃亏"

今年3月，国家人口与计划生育委员会发布公文称，将对年满60周岁、1973年至2001年间没有违反计划生育法规和政策的部分农民进行每月最低50元的奖励扶助。4个月后，这项名为"农村部分计划生育家庭奖励扶助制度"的新政策在14个省及贵州省遵义市开始试点。

国家人口计生委高官接连出席国务院新闻发布会及中央电视台新闻节目，推介这一政策。8月1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许嘉璐亲自给黑龙江省齐齐哈尔的农户颁发计划生育光荣证和一本家庭奖励扶助存折，高姿态推进试点的进行。

新政策的推出引起国内外媒体的广泛关注和相当好评。香港独立媒体《信报》引用专家言论称，大陆这一举动"昭示着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更加尊重人权。"

官方显然对新政策寄望颇高。国家人口计生委的公文描述该政策的意义："是我国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思路和工作方法转变的质的飞跃，是建立农村人口和计划生育利益导向机制与社会保障制度的一个重大突破。"这份文件甚至宣称这一政策可以使农民"亲身感受党和政府的温暖，觉得响应国家号召，政治上有地位，生活上有帮助，经济上有实惠，跟共产党走不吃亏。"

南京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陈友华对这一制度的落实也评价颇高："这标志着国家的计生政策更加注重'人文关怀'。国家计生委几十年里做了很多事情，我觉得这是最了不起的一件。"

此前大陆也曾对执行了计划生育的夫妇出台过各种奖励优惠政策，但是其中不少要求由地方财政负担，因此常常流于形式。此番中央则明确表态：这次奖励扶助计划的经费除去经济条件良好的东部省份由省级财政包干，中部省中央承担50%外，财政相对吃紧的西部省份将由中央承担80%，并明确要求试点地区要将奖励扶助经费纳入财政预算。有评论认为，此举将大大加强这一政策的可操作性。

不过，陈友华也表示忧虑:"30年前就选择只生一个孩子的人还是非常少的，但是随着时间推移，以后符合奖励扶助标准的人数将呈现几何增长，我们的财力是否能够支撑，将关系到这一政策是否能够保持持续性。"

30年国策，成效显著，困境渐显

建国之初，警告人口增长过快的马寅初和积极倡导计划生育的邵力子遭到批判，在"英雄母亲"、"人多力量大"等观念的灌输下，大陆年均人口增长率一路飙升，甚至曾达到罕见的2.5%，8年内增长1亿人。

1971年，面临巨大的人口压力，中央开始正式实施"计划生育政策"，提出了"晚、稀、少"的具体政策要求：鼓励晚婚晚育；鼓励夫妇生育两胎的间隔达4年以上；鼓励少生育子女。这一政策既提出了控制人口的主张，又相当柔和，符合人口发展规律，因此至今学界仍有声音呼吁现今政策能够效法。

但到了1980年，面对接近10亿的人口数量，中央发布了著名的"9.25公开信"，正式提出"每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的"独生子女"政策，大陆的生育政策自此在实践上变得严格。据邓小平子女回忆，对子女向来干涉甚少的邓也明确要求自己的子女:"你们每家只能生一个孩子，中国人口这么多。"

"这个政策也是不得已而为之。"首都经贸大学人口所教授张天路说，从理论上讲，"一胎制"会带来比较严重的社会压力，在落实中更面临巨大阻力，计划生育工作在农村被称为"天下第一难"。

1984年，被称为"7号文件"的《中共中央批转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党组〈关于计划生育工作情况的汇报〉》一度尝试进行政策微调，适度放开了二胎及多胎的生育条件。

然而1990年人口普查大陆11亿人口的数字震惊了高层。为了完成1980年提出的"到本世纪末把我国人口控制在12亿以内"的目标，1991年，中央发布"9号文件"--《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计划生育工作严格控制人口增长的决定》，要求全国各级党政"一把手"亲自负责计划生育工作，实施严厉的"一票否决制"。

由此，大陆再度确立了刚性的生育政策，具体实施多依赖行政力量对违反计划生育者进行处罚。

曾在四川担任过农村计生干部的谭小秋对记者说："那个时候，有的地方连续几次在计划生育评审中处在末尾，领导马上被就地免职。你想想我们压力有多大。"谭说，他们甚至不得不半夜三更把计生干事叫起来去抓"大肚子"。

严格的生育政策显示出了巨大的成效，有统计称，"1971-1998年间，由于实行计划生育，全国少生了3.38亿人，为家庭以及国家节省了74000亿元抚养费。"

尽管计生政策在人口数量的控制上取得了立竿见影的成效，为21世纪的中国甚至世界解除了一颗最大的"人口炸弹"，但对人口数量长达30多年的人为干预，已逐渐暴露出自身的困境与危机。

一方面，早期"鼓励生育"的人口政策，导致后来的计生政策以严格控制人口数量为第一要义，此间矛盾主要集中在农村，主要体现在政策执行过程中的暴力事件和底层社会震荡；另一方面，人口政策从松到紧的遽变，无可避免地带来一场随时间推移越来越严重的困境：性别比例失调，老龄化社会的抚养压力，国民经济发展后劲堪忧……而这一困境将覆盖城乡所有人群。

强制执行的"国策"：来自西方的人权指责

王幸福笔下的几十个案例，是中国广大农村频频上演的计生工作悲剧的一个缩影。"一胎制"在实际操作中的困难，加上某些地方上的政策执行不当，导致超生游击队、暴力执法、人员死伤、上访、倾家荡产……不仅给当事人造成巨大痛苦，也令当地干群关系、党群关系趋于紧张甚至对立。在有些地区，下乡的计生干部甚至需要警力配合，否则根本无法进村或出来。

针对强制进行的经济处罚，南京大学副教授陈友华更指出："一些超生妇女本身就经济困难，再对她们进行经济处罚，她们的处境就更糟，母婴得不到良好的营养。这也是为什么我国出生儿童的残疾比例高的原因之一。"

而几乎从中国宣布计划生育之日起，一些西方国家更对这一被中国官方宣传为"百年大计千秋伟业"的国策表示极度不理解和强烈抵制。

据法新社华盛顿2004年7月16日电，美国国务院当日宣布，美国将连续第三年扣留原本要提供联合国人口基金的3400万美元的经费，原因是有人指控这些钱"在实施严厉人口控制政策的中国被用在给妇女堕胎"。

事实上，自2002年起美国即以这一理由扣留这笔经费，至今已连续三年。联合国人口基金为中国反复辩护和争取，终告无效。

据1997年第4期《河北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发表的"论中美关系中的人权问题"一文显示，"早在1984年，美国参议院就指责中国强迫堕胎、绝育和杀死婴儿。1985年9月，美国国会又通过谴责中国实行强迫性堕胎的决议。美国的人权报告也污蔑中国的计划生育是一项具有高度侵犯性的政策。"文中将"计划生育问题"与"政治犯问题"、"司法制度问题"、"西藏问题"、"宗教信仰问题"并列为中美人权具体实施方面的五大分歧。

由于美国习惯将人权问题与对华关系及对华政策挂钩，并最终影响中方国家利益，中国政府曾多次为计划生育政策做出过辩护努力。1991年11月1日起，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开始发表中国自己的人权白皮书，此后10年间，共发表直接以"人权"命名的白皮书6个，并另外就具体问题针对性地发表了12份白皮书，计划生育问题即是其中一个。

而有分析人士指出，此次媒体对中国大陆计生"新政策"的叫好基本集中于"体现了对人权的尊重"，也与中国力图改变此一领域的国际形象有关。

4000万光棍是谁惹的祸？

据官方最新透露的信息称，大陆现在男女出生性别比高达117:100，即每出生100个女孩的同时会有117个男孩出生，在海南省，这个数字甚至达到135:100。而根据人口发展的规律，要保持人口的性别平衡，这个比例应该在105:100左右。过高的出生性别比意味着在2020年，大陆将会有4000万男性找不到配偶，成为"光棍"。

男性比例过高，除了会造成婚姻压力外，还会加剧性犯罪、卖淫嫖娼、拐卖妇女儿童等现象的出现，并加大社会的不稳定因素。此外，香港《太阳报》报道指出："2020年，是中国预期的和平崛起的一个重要里程碑，届时如果中国真有4000万光棍，恐怕和平崛起也会大打折扣。"

这一数字的公布迅速成为媒体关注的热点，国家人口计生委主任张维庆亲自到中央电视台接受这一问题的专题访谈。国家主席胡锦涛和总理温家宝都在相关会议上专门谈及这一问题，并向有关部门提出要在3-5年内遏制这一势头。

有观点认为，这一现象出现的主要原因是大陆执行了计划生育政策，特别是"独生子女"政策。对此，国家人口计生委高官纷纷在公开场合进行辩驳，认为这一现象与计划生育政策"有一定的关系，但没有必然的联系"。他们以韩国尽管没有实行计划生育政策，但是人口出生性别比也曾达到过116:100为证，说明这一现象的主要原因在于儒文化国家重男轻女、姓氏沿袭的文化传统。

"但是在过去，老百姓生男孩的愿望可以通过多生来实现，"大陆某学者指出，"实行计划生育，特别是独生子女政策后，他们会更多的选择通过流引产，只生一个男孩。韩国虽然也出现过人口出生性别比偏高的现象，但是那是人们主观选择的结果，我们这里面政策的客观因素更多一些。"

南京大学的陈友华在德国读书时发现，欧洲国家为了解决自己的人口性别比例失调的情况，曾经开展了"引进新娘"的项目。但是他认为这种方法并不适合中国，他说："大陆已能肯定至少会有4000万光棍，这个数字太庞大了。而且我的朋友到地方上调查时看到了不少贫穷的'光棍村'，这甚至会对中国传统的一夫一妻制形成冲击。"

高科技如b超显然被滥用，很多夫妇在分娩之前先通过这种手段鉴定是男是女，并决定是否堕胎。国家人口计生委主任张维庆对媒体说，希望在刑法修改时，对用b超进行婴儿性别鉴定和人工中止妊娠的行为进行"法律上的严厉打击"。

从人多力量大到老龄化问题严重

当"made in china"越来越多，人们越来越坚信中国即将成为新的"世界工厂"，理由之一是中国储备了极为丰富的廉价劳动力。

实行计划生育政策，使新出生的人口和老龄人口比例都很低，整个社会的抚养负担降低，且劳动力供给充足，这就为经济的发展提供了非常有力的机会。在人口学上被称为"人口红利"。现任国家人口计生委政策法规司司长的于学军撰文称，中国的人口红利时段为从1990年开始，到2030年结束，前后持续大约40年。海外有观察者甚至将中国的经济发展归功于中国的人口红利，而历史上，"亚洲四小龙"的经济崛起几乎无一不是利用了这一"红利"。

但是，第五次人口普查数字显示，中国65岁以上人口达到8811万，占总人口的6.96%。依照人口年龄结构的标准中国已经进入了老龄化国家行列。

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研究所所长蔡日方在接受国内媒体采访时表示："计划生育政策使得中国仅用30年就进入了人口红利的阶段，但正因为如此，同时也就面临着人口的老化，人口红利也就消失得快。"

"现在享受红利越多，以后偿还的就越多。"陈友军说，"这是我们厉行了30多年计划生育政策的回报，但是当今天庞大的青壮劳动力进入老年后，就会变成巨大的压力。"

日本在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也曾经历过类似的人口红利时期，尽管当时日本就已经未雨绸缪地建立了相当完善的社会保障和养老体系，但是当日本进入老龄社会后，在面对巨大的抚养压力时，这些体系仍显得捉襟见肘。

今年5月14日，迫于媒体压力，小泉的私人秘书饭岛勋在记者招待会上承认，小泉在1980-1986年期间没有缴纳养老保险金。而日本媒体的调查发现，在日本众参两院全体国会议员725人中，共有112人存在未缴纳国民养老保险金的问题。日本国民对其社会保障和养老体系的普遍失望，由此可见一斑。

中国的情况显然更加严重，据劳动保障部的一份统计资料显示，2002年大陆几近3/4的劳动者没有养老金，在农村，公共养老金制度覆盖的比例仅为11%，多数人完全依靠沿袭了几千年的家庭赡养方式，几乎没有现代意义上的社会保障。

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研究所所长蔡日方发出警告说，欧美发达国家在进入老年型社会时，人均gdp一般在5000至1万美元之间，而我国人均gdp去年才刚刚迈上1000美元的台阶，属于典型的"未富先老"的国家，老龄化问题将更为严重。

显然，仅仅对生育政策进行调整，无力帮助中国走出现有困境。2003年3月，原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更名为"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以求从人口战略高度综合研究人口问题。

刚刚调入国家人口计生委任政策法规司司长的于学军，对计生委的更名给予高度好评。采访中，他对《凤凰周刊》说："中国是世界上第一人口大国，不能没有专门的人口机构。而在此之前我并不认为中国有专门的人口部门，计生委只负责计划生育，公安部也只负责户籍管理。"

据他介绍，更名之后，国家人口计生委成立了"发展规划司"，专门负责人口战略研究。

今年年初，有120多名院士和专家、学者参与的国家人口发展战略研究正式启动，国务委员兼国务院秘书长华健敏在座谈会上要求在研究人口问题的同时，要进行资源、环境以及社会经济的相关研究。

这项规模庞大的研究计划包含3个课题，21个子课题。于学军说，这项研究，将指导未来中国的人口战略，作为政策法规司司长的他，也在等待这项研究的成果。

不过，作为政策制定者的于学军说:"制定生育政策一定要非常谨慎，稍动一点，就会引起人口的巨大变动。在这方面我们已经有50年代和80年代的教训了。人口生产是一个不可逆的过程，人生出来，就不能回去，所以政策的修改，要慎之又慎。"

面对学术界和媒体的声音，于说他要保持冷静。至于是否会在近期对生育政策进行调整，于学军认为时机尚不成熟，还要等待国家人口发展战略研究的数据和结果。

"我现在心情也很复杂，"于学军说，"就像等待着要拨开迷雾。"他说，他目前最大的压力不是来自各方面的压力，而是如果政策制定或者调整失误，给老百姓带来损失。

但是，于学军说，肯定可以确定的是，计划生育工作的工作方式是一定要改革的。在于学军的预想中，计生工作方式有四个阶段：以处罚为主；奖罚并重；以奖励为主；不奖不罚。于说，最终的目标是人口问题变成个人行为，政府不干涉，就像现在的发达国家一样。他说，明年他们将在计生工作方式的转变上，继续推出一系列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