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开放性

　　［摘要］开放性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最重要的特征之一。本文试图从历史和哲学两个角度来考察和揭示该体系具备开放性的根本原因，找到进一步完善和发展体系的落脚点。

　　［关键词］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开放性；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
　　Abstract: The tendency of opening is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features of the theoretical system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This article shows why this system should be built and how to improve it from the historical aspect and philosophical aspect.

　　Key words: theoretical system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tendency of opening; Deng Xiaoping theory; important thought of Three Represents; scientific outlook on development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坚持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凝结了几代中国共产党人带领人民不懈探索实践的智慧和心血，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是党最可宝贵的政治财富和精神财富，是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概念首先是邓小平提出来的，目的是为了解决在当时背景下，“举什么旗，走什么路”的问题，主要是从实践层面进行阐发。真正从理论上实现将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三大体系整合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则是******同志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首先进行完整意义阐释的。这一理论体系，是在准确判断世界和中国发展大势的基础上形成和发展起来的，是与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的理论体系，它突破了经济文化落后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的历史难题，具有划时代的世界性的意义。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的内容丰富的理论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从来都不是封闭的，也从不拒斥任何形式的先进文明成果，随着今后改革开放和我国现代化建设实践的步伐，它必将得到进一步完善和发展，这是由其发展的历史脉络和哲学基础所决定的。
　　一、从历史角度来考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开放性
　　对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毛泽东等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就已开始进行艰辛的探索。邓小平同志在前辈探索的基础，于1982年在党的十二大上指出:“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1］当时的背景是，中国刚刚改革开放，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教条式理解桎梏还未完全破除。邓小平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概念，至少具有两层含义，一是明确了我们要走的社会主义道路，是中国的，而不是普适性的；二是对于马列主义也好，毛泽东思想也好，都应该紧密与中国的现实国情相结合，而不是简单地照搬照抄本本。1987年，党的十三大已经明确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这个概念，十四大提炼该理论的思路则开始清晰起来。正如十四大报告指出：中国社会主义的命运归根到底“取决于党的理论和路线”，“我们党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是正确的，是符合最广大人民的利益和要求的。这个理论，第一次比较系统地初步回答了在中国这样的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如何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一系列基本问题，用新的思想、观点，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2］1997年，在改革开放即将迎来二十周年之际，党的十五大报告指出：“中国共产党是非常重视理论指导的党。”将邓小平理论作为党的行动指南，“这是党经过近二十年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成功实践作出的历史性决策。”并认为：“邓小平理论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新阶段。”［3］这一提法将邓小平理论的本质、根基和地位做了明确定位，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起点。十六大要求全党“以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勇气，总结实践的新经验，借鉴当代人类文明的有益成果，在理论上不断扩展新视野，作出新概括。”号召全党“始终保持与时俱进的精神状态，不断开拓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的新境界”，“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指导新的实践”。十六大的另一个重要贡献就是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写进党章，成为我党的指导思想，也成为了继邓小平理论之后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发展形态之一［4］。十七大报告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就是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在内的科学理论体系。这个理论体系，坚持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凝结了几代中国共产党人带领人民不懈探索实践的智慧和心血，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是党最可宝贵的政治和精神财富，是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不断发展的开放的理论体系。《共产党宣言》发表以来近一百六十年的实践证明，马克思主义只有与本国国情相结合、与时代发展同进步、与人民群众共命运，才能焕发出强大的生命力、创造力、感召力。在当代中国，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就是真正坚持马克思主义。”［5］党的十七大顺应了十六大提出的扩展新视野、作出新概括的理论创新要求，将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三大理论成果，整合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这种归纳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既体现出几次理论飞跃的一脉相承性，又体现了它们之间共同的终极目标。
　　从历史发展脉络来看，有两个特点充分表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开放性：一是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的基础上，产生了三大理论成果，即“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和“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三大理论成果的核心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推进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和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三者之间具有一种内在的发展逻辑，即首先弄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在此基础上，研究作为带领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的政党应该如何加强执政能力，而无论是弄清概念也好，提高党的执政水平也好，始终都是为了发展。如果这其中任何一个理论成果是一个封闭的体系，就断然不可能实现这样的逻辑链的。既然迄今为止的三大理论成果都不是封闭的体系，就没有理由推论，作为成果整体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封闭的。二是作为开放体系的邓小平理论，孕育和发展出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同样的，作为开放体系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孕育和发展出了科学发展观。每一次理论的飞跃，都是对前一理论的继承和发展。并且，三大理论成果都是从实践中获得，不断地为实践所检验，又服务于实践的，每一种新的理论的诞生无不打上“实践”的烙印。
　　从认识过程本身来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并不是一开始就有的，而是从邓小平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概念起，在实践的基础上发展建立起来的，这说明这个体系还远远没有完善，必须在创新的基础上更加完善。具体到我国，计划经济时代，人们所理解的社会主义，就是简单的平均主义，经济和社会发展缺乏活力。到了九十年代苏东剧变，瓦解了社会主义阵营，促使一直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中国从多方面进行更为深刻和深入的思考。在这样的背景下，邓小平旗帜鲜明地指出要继续毫不动摇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和改革开放，并提出了社会主义本质论和“三个有利于”标准，稳定了民心，明确了方向，促进了中国经济平稳快速健康的发展。八十年代末，在市场经济大潮的冲击下，党内****现象增多，党的建设问题日渐凸显出来。******同志洞察到这些问题，适时提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明确了党建工作的重要性，严整党风，树立了“治国必先治党，治党务必从严”的理念。******同志延续了这一做法，进行了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践行了在“发展中解决问题”的思想，根据现实国情，提出科学发展观战略要求，在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基础上，做到“五个统筹”，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由此可见，与现实密切联系的三大理论成果，无一不是一切从实际出发，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无一不是随着实际情况的变化而不断发展的。这一点，一个封闭的理论体系是无论如何做不到的。
　　从总的脉络上来讲，邓小平理论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原创形态”，“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这一理论的“继发形态”，而科学发展观则是这一理论的最新成果，十七大论述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正是对这前后相继的三个形态的一次大“整合”［6］。这个整合后的理论体系，显然，依旧是一个开放性的体系。
　　二、从哲学角度考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开放性
　　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组成部分，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都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立场和方法，体现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基础，而这种哲学本身就是发展的、革命的、开放的，这直接决定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应该具有开放性。
　　辩证唯物主义认为，物质存在具有无限复杂的多样性和丰富多彩的运动形式，物质世界处在永恒的运动、变化、发展之中，时间与空间是运动着的物质的存在形式，物质运动有着自身的客观规律。之所以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开放的理论体系，就是要始终把这一体系的产生、完善和发展当作一个过程，一个不断扬弃的过程，这是辩证法的要义。辩证法的本质是批判的革命的，从来不承认任何终级真理，它总是把发展的现阶段当作继续发展的起点，反对把自己的思想封闭在僵化的概念体系中。这个扬弃过程是在对客观世界充分认知的基础上进行的，是对各种运动形式的抽象、概括和总结，并且随着运动变化而不断地变化发展。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就是顺应了中国的现实国情而实现的马克思主义的新发展。邓小平提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就是认为，同样是在马克思主义的框架下，各国可以并且必须根据现实选择不同的建国和和治国道路，这体现了世界是多样性的统一。在方法论意义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要求用发展的而不是静止的观点看问题。经济社会发展是一个极其复杂的系统工程，是由多种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因素构成的矛盾统一体，发展就是这个统一体内部各种矛盾运动变化的产物，就是这些矛盾不断产生又不断解决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旧事物不断被否定，新事物不断出现，只有这样，整个系统存在的价值才能得到体现。这些都注定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不可能是一个封闭的体系，封闭的体系没有发展，或者只是有限地发展。 　

　　唯物史观认为，人是社会历史活动的主体，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是社会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创造者，是推动社会发展的决定性力量。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强调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这就是要坚持以人为本。这是因为，无论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还是以社会为环境进行的一切活动，都是以人为主体的，而人是不断发展进步的，整个社会处在动态的进程中，开放性是系统运动的重要源泉。并且，由于世界是一个有机整体，加上现代信息技术的高速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与包括西方文明在内的各种文明形态不可避免地要发生碰撞，无论是马克思主义还是社会主义，都要面对不断发展变化的新形势，迎接新挑战，接受新鲜事物。从人的劳动实践出发，以人为本，坚持与时俱进，使社会主义先进的生产关系不仅适应、而且积极促进社会主义生产力的大发展，才能促进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在全世界取得胜利。换句话说，只有在全人类的意义上，共产主义才可能实现，这也是马克思主义的应有之义。具体地说，就是在发展路径上，它总是不断地从中国传统文化中吸取民族文化的精华，从世界各国文明中吸收优秀的文明成果，特别是新的科技成果和先进的管理经验。它总是在同各种文化、社会思潮的碰撞交锋过程中，丰富自己的理论内容，完善自己的理论形式［7］。从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原理来讲，在阶级社会里，工人阶级是革命最彻底的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自己，所以它不会停止在某一个既得利益阶段上，它总是在不断开拓前进的过程中为自己开辟认识真理、发展真理的道路。所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不允许封闭，也不能封闭。
　　总的说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科学观、发展观、改革观、创新观和群众观，吸收了当代世界经济、科技、社会管理等学科的优秀成果，贯通了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涵盖了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军事、科技、外交等各个领域，反映了当代世界和中国的变化对社会主义建设和发展的新要求，反映了我们党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新认识，是一个具有鲜明的时代性、前瞻性、实践性、系统性、稳定性和开放性特点的科学理论体系［8］。
　　三、结论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形态特征，是其所具有的发展性和开放性。也就是说，这个理论体系不是凝固的和封闭的，它将适应时代发展的潮流，在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指导党和人民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的实践的过程当中，以及在融会、吸纳中外优秀文化成果进行新的创造的过程当中与时俱进、开拓创新，不断实现理论体系自身的丰富和发展［9］。真正的马克思主义从不自我封闭，从不保守僵化，而是敢于和善于在开放中不断地完善和发展自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就是一种不断发展和开放的理论体系。这一理论体系没有终结，也不会停滞，而是为后人对其进一步丰富发展创造了广阔的空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必将随着时代的进步和实践的发展而不断开放性地发展。牢牢把握开放性，是深刻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精髓［10］。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开放性体系的秘密就在于：首先，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基础，而马克思主义哲学善于吸收先进文化和先进思想，不断地发展进步，本身就有开放性的特征。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应该繁荣哲学社会科学，加强理论研究，营造“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学术气氛。一方面，深入挖掘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积极因素；另一方面，学习借鉴西方文明等各种先进成果。其次，根植于现实，而现实是千变万化的，要做到一切从实际出发，就要不断地了解新情况，发现新问题，在发展中解决问题。这要求我们必须在各项工作中，做到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求真务实，从实践中学习理论，用理论来指导实践。无论什么时候，都要以现实国情为基础，大兴调查研究之风，理论终归要为实践服务，而不是脱离实践的形而上学。再次，顺应时代的需要，而认清时代潮流本身及在一定前瞻性的基础上顺应，要求任何一个体系不能是独立的，而只能在全球背景下发展，这个前提体现在对于其他文明的态度。这要求我们要摒除民族偏见，克服地域歧视，以谦虚之心对待他人。同时，学会在繁杂的信息化浪潮中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筛选有益元素，做到以“三个有利于”为标准，团结和吸纳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归根结底，落实到为人民服务中来。在境界上，要求我们的人民，尤其是广大的党员，真正能拥有一种既能仰望星空、又要立足现实的积极生存状态，只有如此，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才能从理想走到现实。
　　[参考文献]
　　[1]邓小平文选(第三卷)[C].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p3.
　　十四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C].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 p10.
　　十五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C].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 p9～10.
　　齐卫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实践之基和思想之源[J]. 思想理论教育.2008(1).
　　******.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 p11～12.
　　陆剑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一次新的“正名”和“整合”[J]. 南京社会科学.2007(12).
　　梅荣政.试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J]. 思想理论教育导刊.2007(12).
　　范印华.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J].求是.2007(24).
　　赵存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探析[J].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1).
　　[10]包心鉴.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深入解读[J].山东社会科学.2008(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