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马克思的“社会革命”观看２０世纪资本主义

　　摘要：马克思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角度把生产关系适应生产力的一系列社会变革归之为“社会革命”的范畴。按照这一观点，20世纪的资本主义经历了一个渐进的社会革命的时代。而资本主义的竞争和积累机制、阶级斗争以及不同政治力量通过政府发挥的作用是驱动变革的动力机制中的三个核心要素。从这一社会革命的角度，人们可以对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一系列现象，包括社会民主党的历史作用，有一个多层面的理解。

　　关键词：社会革命；改良；动力；社会民主党
　　近年来有关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变革问题的讨论，包括近期人们对一些历史问题的重新讨论，暴露出了思想理论界本身缺少理论依托的弱点。甚至马克思主义的方法似乎也成了一个模糊的概念。一些原本属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真知灼见、并且对我们理解当代资本主义的一些变革进程仍具有重要指导意义的基本观点反而被人们有意或无意地忽视了。本文尝试用马克思的“社会革命”观来理解当代资本主义的一些重大变革问题，以示对马克思主义基本观点的理论价值的重新认识。
　　一、改良与“社会革命”
　　引起人们对20世纪资本主义社会变革认识分歧的一个重要问题是对“改良”和“改良主义”的认识。从词的本意来看，意在通过变革而使不完善的事物变得更为完善的“改良”本应是一个褒义之词。不过，正因为改良之词所含有的这种价值判断，它与科学社会主义者对“改良主义”的价值判断发生冲突。于是，“改良”因为“改良主义”而受牵连。例如，20世纪50年代，当时的苏联的现实社会主义者因为反对欧洲社会民主党人的“改良主义”和“修正主义”而把资本主义的一些改良政策以及作为其结果的工人的经济和社会状况的相对提高视为改良主义扩大群众影响的一个途径。其实，同样的逻辑(即无产阶级革命的逻辑)也在很长一个时期里影响了我们的思维，限制了人们对改良的客观认识。
　　但“改革”或“改良”与“革命”之间的界限并不像某些争议所显示的那样泾渭分明。人们往往要根据它们所指称的内容和形式来予以区别。马克思在其《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的序言中曾经在总结他的整个思想结论时提出了“社会革命”的概念：“我所得到的、并且一经得到就用于指导我的研究工作的总的结果，可以简要地表述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运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这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在考察这些变革时，必须时刻把下面两者区别开来：一种是生产的经济条件方面所发生的物质的、可以用自然科学的精确性指明的变革，一种是人们借以意识到这个冲突并力求把它克服的那些法律的、政治的、宗教的、艺术的或哲学的，简言之，意识形态的形式。”
　　马克思这里并没有针对具体的社会形态，更没有针对后世的具体社会运动来谈论“社会革命”，而只是从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的角度提出一般意义的“社会革命”。正因为如此，他所说的这种社会革命带有普遍意义。在此，马克思事实上明确了“社会革命”的两个不同层次的问题，即社会革命的内容和形式之分。从内容上看，社会革命是指生产关系适应生产力、上层建筑适应经济基础的一系列变革，它既包括了物质领域的生产变革，也包括了表现为法律、政治、宗教等意识形态的变革。也就是说，马克思指称为“社会革命”的那些变革并不是泛泛而言的变革，而是带有某种方向性的变革，是以改变某种既定的生产关系或上层建筑为目标的变革。正是从这种明确的目的性意义上说，它体现了一种“革命”性。但从形式上看，革命性的社会变革并不以单一的形式来实现，马克思所说的社会革命在内容上的这种广泛性也决定了它在形式上的多样性。它既可以是以突变的政治革命(它往往以暴力的形式进行)的形式出现，也可以是以渐进变革的形式出现。虽然马克思没有具体说明究竟哪一种形式占主导，但从他特别强调区分的两类变革中不难发现，严格意义上的社会革命是一个过程而不是一次性的行动。无论是经济条件方面的物质变革还是以“意识形态”的形式表现的法律、政治、宗教、艺术或哲学的变革，显然都难以靠一次政治革命来完成，即使是上层建筑的变革，它也是“或慢或快”地进行的。如果把这种渐进的变革看作是改良的话，那么可以认为，改良是社会革命的一种形式或过程。而且，从历史上看，大部分的变革都是在渐进的形式中进行的。正是这种渐进的变革积蓄了社会突变的力量和条件。事实上，在马克思之后，一些反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恰恰就是以把马克思的“社会革命”简单归之为暴力的“政治革命”为手法的。
　　用马克思的这种社会革命观去看待资本主义的发展史，我们可以把19世纪末以后发生在发达资本主义世界的一系列试图克服或缓和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所体现的与生产力发展不相适应的因素，并使资本主义的生产力继续保持其创造力的活动纳入到这种广义的社会革命的变革历史范畴中。在此，我们把资本主义制度看作是由两部分基本制度构成的一个整体，一是作为其生产关系总和构成的经济制度，二是作为建立其上并与之相适应的上层建筑构成的政治和法律制度。资本主义社会形态下的社会筝命可以是在这两个不同层面上进行的。而20世纪的资本主义无疑在这两个层面上都经历了一场“渐进的社会革命”。这场革命的前提背景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自由资本主义作为一种经济制度和怍为一种政治制度面临的危机。危机促进了变革的力量和因素的发展。不过，促进变革的力量和因素是多重的而非单一的。其中，既有主要表现在物质生产过程中的无意识的自发变革因素(它主要体现在资本主义生产的积累方式调整上)，也有主要表现在社会政治生活中的有意识的变革因素(它体现在更为广泛的社会政治变革中)。而且，即使是后者本身，它也是由多重力量构成的，既包括了人们一般所说的以工人阶级为主体的有组织力量，也包括了资产阶级中的精英人物和组织。事实上，作为一个时代的特点，19世纪末20世纪初，许多不同的力量都意识到了传统资本主义的危机，并试图改变它。但不同的力量对改革的目标和方式的选择显然不同，既有试图以超越资本主义的方式来实现的，也有试图在保持资本主义的基本经济和政治制度的前提下通过一些社会关系调整以及民主政治的发展来使资本主义变得更为“人道”的。而且，在最初以超越资本主义为目标的力量中，也既有试图用政治革命的方式来实现的，也有试图通过渐进的改良来为最终的超越积蓄力量和条件的。后者显然又与上述资产阶级阵营中的改革力量在方式的选择上接近，并因此而在实际的历史进程中表现出更多的相互容纳趋势。进步主义和激进主义的交织成为了一个时代的特点。应该说，20世纪资本主义的一系列重大社会变革是在这些力量共同作用下实现的。而从结果来看，改良的力量而非政治革命的力量主导了变革的进程。当然，在此过程中，不同的力量在推动变革的同时，也在改变着自己。
　　二、社会变革的动力
　　与上述资本主义社会变革相关的一个重要问题是，这种变革的动力机制何在？在很长一个时期里，由于过于局限于阶级斗争的动力，我们事实上忽视了资本主义作为一种制度内在的变革动力。把马克思所说的社会革命的两种变革形式与20世纪资本主义的社会变革进行对照，不难发现，其中实际上存在两种不同的作用力量。一种是与资本主义作为一种经济制度相联的内在市场动力机制。作为一种自发的力量，它在不断地驱动资本主义的生产组织形式适应变化的生产条件，并由此驱动生产的社会关系适应生产发展的需要。另一种则是不同社会政治力量的相互作用。作为一种人为的过程，它在自觉或不自觉地调整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尤其是矫正资本主义的市场机制的失败之处，并使资本主义的经济和政治制度适应新的社会生产的变化。其中，以下三方面，即资本主义的竞争和积累机制、阶级斗争以及政府的作用是这一动力机制中的三个核心要素。前者主要体现为一种自发的过程，后两者体现为不同社会政治力量的相互作用。
　　首先，竞争和积累是资本主义不断变革和适应变革的内在动力。
　　人们常常把资本主义描述为一种为了生产和交换而不顾后果、但却有活力的制度，实质上就是指资本主义作为一种经济制度对生产力发展的适应性。而其关键就在于该制度得以有效运转的核心机制——竞争和积累机制。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以下论断确切地描述了资本主义不断地变革的特点：“资产阶级除非对生产工具，从而对生产关系，从而对全部社会关系不断地进行革命，否则就不能生存下去。反之，原封不动地保持旧的生产方式，却是过去的一切工业阶级生存的首要条件。生产的不断变革，一切社会状况不停的动荡，永远的不安定和变动，这就是资产阶级时代不同于过去一切时代的地方。”的确，不停滞的社会变革本身就是资本主义不同于以往其他制度的一个基本制度特征。这一特征根源于它作为一种经济制度是建立在资本积累的原则基础上的。竞争和积累的需要是资本主义变革的始终的、最强大的动力。作为个体的资产者和作为整体的资产阶级都是如此。作为个体的资产者，他需要在不断的竞争中生存，为此他需要不断地使自己适应变化，无论是主动的还是被动的。在积累过程中，利润既是一种诱惑，也是一种变化的杠杆。它是一种诱惑，因为赢利的可能性是企业主进行再投资的动因；它是一种杠杆，因为投资创造带来变化。因此，马克思把积累视为引领资本主义发展的摩西和先知。竞争和积累的需要驱动了20世纪资本主义生产的不断创新，包括生产过程、企业的组织和积累的战略以及全球市场体系的不断扩展。同样，资本主义的政治和社会关系的不断调整也是以维持资本主义作为一个整体的竞争和积累机制为前提的。
　　当然，如马克思所揭示的，伴随竞争和积累的同样也有生产的动荡和破坏。不过，20世纪初的经济学家约瑟夫·熊彼特把这种破坏性与资本主义的创新机制联系在一起。同马克思一样，熊彼特强调资本主义是一种变化的体制：“资本主义本质上是一种经济变动的形式或方法，它不仅从来不是、而且也永远不可能是静止不变的。”但他同时强调资本主义的这种变化过程是一个“创造性的破坏”过程，即旧产品、旧程序、旧体制不断地被新生事物取代的过程。产业突变“不断地从内部使这个经济结构革命化，不断地破坏旧结构，不断地创造新结构。这个创造性破坏的过程，就是资本主义的本质性的事实。它是资本主义存在的事实和每一家资本主义公司赖以生存的事实”。此外，熊彼特还强调了理解这一过程的两个方面：一是要从长期的过程而不是某一个瞬间来判断这一过程的意义。二是承认某一个经营战略只是在这个过程的背景下和在这个过程造成的形势中才有它的真正意义。而如果哪一天“资本主义的进化——‘进步’——停止了，或者变得完全自动化了”，它就倾向于使自己变得多余了。也就是说，一旦它失去了这种竞争和积累的动力，它也就失去了它的“职能”。这与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积累的动力的分析是一致的。只是熊彼特更为强调这种创造性的破坏对资本主义生产内部经济结构的革命化意义，而马克思更为强调这种破坏所体现的资本主义危机意义。
　　当然，如下面我们所要谈到的，20世纪资本主义与19世纪的自由资本主义的一个不同之处在于，为了保持作为整体的资本主义竞争和积累机制，国家在更大范围和程度上对资本主义生产的社会关系进行了调整。不过，这些调整的限度在于适应资本主义作为一个整体的竞争和积累的需要。凯恩斯主义政策模式之所以在一个时期里广泛运用，以及与之同时福利国家之所以得到普遍发展，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它们与资本主义的积累并不矛盾，它们适应了福特主义时代的那种高增长、高积累的模式。它们只是说明，在资本主义社会，对社会的要求往往只有在同时满足了资本积累的需要后才是最可行同时也才可能是功能最大化的。而无论是凯恩斯主义政策方式还是福利国家模式，一旦它们在社会积累方面的功能受到削弱，它们作为一种政策模式的动力也会相应被削弱。所以，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有关后凯恩斯主义以及有关现代福利社会争论中的核心问题依然是它们对社会积累的价值。
　　当然，作为资本主义变革的动力的竞争和积累机制本身也在资本主义的变革中变化着。这不仅包括资产者之间的竞争环境的变化(这既包括了竞争主体之间的变化，出现了大公司之间、大公司与小公司之间多层次的竞争；同时也包括了竞争空间的变化，越来越多和越来越大的程度上在国家和国际范围内竞争)，也包括积累社会结构的显着变化。后者主要显示为国家对市场的规范和控制从内容到形式的变化，以及国家为资本主义积累提供的服务机制的变化。这些也是我们深化对资本主义发展动力的机制研究不能不进一步深化的问题。

　　其次，阶级斗争依然是推动社会改革进程的一个有力因素。
　　在一个阶级的社会里，不同的政治力量之间的作用首先通过阶级斗争的形式表现出来。尽管20世纪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关系和结构发生了明显的变化，渐进的社会变革进程似乎也意味着阶级斗争的意义受到削弱，但从资本主义的两个主要变化过程，即物质生产过程中的积累形式变化以及社会政治关系的变化过程中，人们始终能够看到阶级斗争作为一种有形的和无形的因素所起的作用。第二次工业革命中的阶级分化以及伴随而来的阶级斗争激烈趋势是20世纪资本主义的一系列生产和社会关系调整的原动力。阶级分化和阶级斗争首先促使了资本主义生产积累方式的变化，迫使资产阶级在积累的组织形式中越来越多地把提高劳动者的生产效率作为获取更多剩余价值的主要方式。同时，它也促使国家为了保护资本主义的竞争机制而更大程度地干预劳动市场。20世纪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两个最重要变化，即社会生产过程中的资本与劳动之间的关系变化，以及国家作为一种形式上超越具体的阶级的力量对生产以及社会关系的调控，都直接或间接是受阶级斗争的形势驱动的。如果撇开了阶级斗争的因素，人们很难解释推动20世纪资本主义生产组织、政治民主和社会关系的一系列变化因素。
　　当然，应该承认，与19世纪相比，20世纪资本主义世界的阶级结构显示了明显的变化趋势。尤其是新的中产阶级的产生以及它所造成的工人阶级队伍的分化直接影响了阶级斗争和社会冲突的形式。其中的一个最重要的特点就是阶级斗争和社会冲突被资产阶级政府通过一系列的民主政治形式纳入到了合法的制度框架中，由此而促进了非暴力的改良政治成为阶级斗争的主要活动形式，作为工人阶级代表的工会以及一系列政党组织的活动内容和形式都日益体现了这一特点。阶级斗争从简单的对立发展到了既有对立也有合作的形式，这促使人们从新的视角考虑阶级斗争的作用。同时，承认阶级斗争是20世纪资本主义社会变革的一个有力因素并不意味着所有的变革都能够以阶级斗争来解释，在某些具体的社会冲突中，阶级斗争也不是唯一的因素，甚至不是最主要的因素，种族以及其他不平等因素同样是许多社会冲突中的重要因素。这些因素与传统的阶级斗争的会聚使得现代社会冲突表现出了不同的形式和特点。这方面，20世纪60年代以后发展起来的新社会运动提出了许多值得人们深思的问题。
　　再者，政府活动日益成为不同政治力量相互作用的集中体现。
　　与19世纪的自由资本主义相比，国家尤其是作为国家职能集中体现的政府的作用加强是20世纪资本主义变化的一个突出因素。而政府的作用实质上是不同的政治力量相互作用的结果。阶级斗争的新发展，尤其是民主政治从内容到形式上的新变化使得政府日益成为不同政治力量相互作用的集中体现。除了传统的资产阶级政党和利益集团外，一些以工人阶级为主要依托的政党也日益把参与和影响政府的活动作为了主要活动领域。20世纪资本主义世界在生产和社会关系方面的一系列调整在不同程度上显示出政府在其中的作用，而政府的作用方式，包括其调整的方向、政策的选择实质上是不同的利益集团对政府影响的平衡结果。不同的利益集团对政府的作用及平衡方式直接或间接影响了社会变革的进程。
　　具体来说，政府在资本主义生产和社会关系的变革中的作用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其一，它体现为对资本主义市场机制的消极作用，即人们所说的由其惟利是图的本质所决定的不道德的一面的约束。政府通过对市场的规范，尤其是通过对伴随资本主义生产集中趋势的垄断的限制政策，以及对劳动关系的规范和约束，一定程度上抑制了自由资本主义末期所表现出的无序和动荡加剧趋势。在此过程中，政府将越来越多的社会责任赋予了原本不受或者说不愿受约束的企业。由此而使得作为资本主义生产基本单位的企业不再简单是完全自主的经济行为体，其积累的需求要受一定的社会要求的约束。其二，政府职能的加强一定程度上弥补了资本主义生产机制无能为力之处。如上所述，资本主义作为一种经济制度赖以有效运转的核心是其市场经济中的竞争和积累机制。但这种机制本身对伴随该市场机制出现的一系列社会问题却显得无能为力，这些问题同样有可能危及到资本主义的生产和社会秩序。政府职能加强的另一作用就体现在由国家或政府承担了对许多市场机制本身无能为力的社会问题的责任，如贫困问题、种族以及性别的不平等问题，缓和这些问题的主要责任越来越多地由政府承担了。社会政策体系的建立是其集中体现。其三，政府越来越多地作为直接的行为者参与并直接影响了资本主义的生产过程，从而使得作为一种经济制度的资本主义具有了更大的灵活性和可变性。例如，政府通过其在国家研究和开发机制中所起的不可替代的作用而对资本主义保持其创新机制起了重要作用。同时，政府作为经济的调控者在现代资本主义经济中的日益突出的作用也在不同程度上抑制了资本主义市场的无序状态。它们成为20世纪资本主义积累的社会结构变化的最重要体现之一。
　　当然，政府在这些社会变革中所起的实际作用是各种政治力量综合作用的结果。在不同国家、不同的历史时期和不同的政治环境下，各种力量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决定了政府的实际作用进程和结果。所以莱斯利·里普森强调要注意不同政治体系对于重大变革的吸收能力和完成方式上的重要区别。不同的资本主义发展模式所显示的正是这一进程。但无论如何，我们说资本主义作为一种制度显示了对改革的更大适应能力，这不仅只是就上述的资本主义作为一种经济制度其竞争和积累的动力作用而言的，同时也是指资本主义的民主政治对不同阶级以及阶级冲突的吸纳机制，而政府的作用越来越成为其中的一个核心环节。
　　三、欧洲社会民主党与渐进的社会变革
　　讨论当代资本主义的社会变化，尤其是欧洲社会的变化时，不能回避对欧洲社会民主党的历史作用的评价。但过去人们主要是从社会民主主义和社会民主党与社会主义运动的关系的角度看待该问题。而如果以马克思的社会革命观来看待这一问题，或许能够对社会民主党的历史作用有一个多层面的理解。
　　首先需要澄清欧洲社会民主党与欧洲资本主义变化的关系问题。人们常常把欧洲社会民主主义和欧洲社会民主党与两个进程联系起来，一是福利国家，二是民主政治。一些说法甚至直接就把福利国家看作是社会民主主义政治的产物。其实，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社会政治秩序的变革，以及福利国家的演进历史中我们看到，福利国家的形成及其意义只能从20世纪调控资本主义的形成历史中才能得到更好的理解。而调控资本主义作为一种时代产物，是多重因素的综合作用的结果，其中包括了生产的社会化发展的客观需要，社会矛盾和阶级斗争的发展，以及20世纪上半叶客观的历史环境。即使从思想和政治渊源的角度来看，它也是多种思想和政治运动共同作用的结果。至少我们可鉴别出社会自由主义、社会民主主义以及基督教民主主义，以及与之相联的资产阶级进步主义者、社会民主党以及欧洲一些国家的基督教民主党对这一进程施加的不同影响。福利国家的出现本身事实上是这些不同力量之间妥协的结果。这种妥协也显示了一种政治共识。其共同的基础在于认同需要政府在国家经济、政治和社会生活中承担更大的责任，需要平衡不同的社会集团的需求。
　　当然，这些不同力量在思想和政策方面也存在不同的倾向，它们通过各国战后围绕政府的具体职能发挥、社会政策的基本原则以及民主政治的斗争反映出来。一般来说，包括社会民主党在内的左翼政党更为强调社会的平等，并由此更为强调变革现存的生产和社会秩序，更倾向于强调国家扩大对经济和社会事务的直接控制，以及调节社会关系的再分配政策。在社会政策方面则更为强调基于“公平”原则的普遍主义政策。而自由主义或保守主义政党更为强调个人的自由和机会的平等，更为强调尽可能利用市场的功能，在社会政策方面更倾向于选择基于“效果”的更为严厉的资格限制政策，更为强调“对个人的激励机制”，由此强调资格限制和个人贡献。正因为如此，在一个时期里，高税收、高福利的大政府几乎成了社会民主党政策的象征。也正是从这一意义上说，欧洲社会民主党通过它们的活动影响了一个时代的欧洲福利国家建设。
　　从民主政治意义上说也是如此。欧洲社会民主党在20世纪最终走向改良主义道路本身就是民主政治发展的产物。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民主政治发展的新形势下，欧洲社会民主党普遍选择了改良主义道路。但在参与民主政治的目标和方式上，社会民主党经历了一个变化的过程。一个总的趋向是日益淡化了早期的社会主义目标色彩，而进一步融入到了资本主义民主政治的过程之中。不过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它们却由此强化了自己作为现实世界的改革者的地位，因为这种转变本身使它们成为了稳定的执政力量。与欧洲社会民主主义相联的“大政府”时代就是这种影响的最主要体现。从这一意义上说，欧洲社会民主党通过使自己融人民主政治而在一定意义上改变了资本主义，尤其是通过社会关系的调整和一系列的政府的经济民主活动而改变了现代政治的议程，其直接结果就是使资本主义变得更为“人道”了。
　　不过，在判断欧洲社会民主党以及渐进的社会革命的意义时，马克思主义的分析方法并不是以德德为主要尺度。尽管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的批叛同样也包含了道德的批判意义，但无论是马克思还是恩格斯，都反对仅仅根据道德的理由来批判资本主义。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曾经批评了那种根据分配或出于道义的愤怒谴责资本主义的做法。“一个社会的分配总是同这个社会的物质生存条件相联系，这如此合乎事理，以致经常在人民的本能上反映出来。当一种生产方式处在自身发展的上升阶段的时候，甚至在和这种生产方式相适应的分配方式下吃了亏的那些人也会欢迎这种生产方式。大工业兴起时期的英国工人就是如此。不仅如此，当这种生产方式对于社会还是正常的时候，满意于这种分配的情绪，总的来说，会占支配的地位；那时即使发出了抗议，也只是从统治阶级自身中发出来(圣西门、傅立叶、欧文)，而在被剥削的群众中恰恰得不到任何响应。”只有在这种生产方式已经在没落的时候，“这种越来越不平等的分配，才被认为是非正义的，只有在这个时候，人们才开始从已经过时的事实出发诉诸所谓永恒正义。这种诉诸道德和法的做法，在科学上丝毫不能把我们推向前进；道义上的愤怒，无论多么入情入理，经济科学总不能把它看作证据，而只能看作象征。相反地，经济科学的任务在于：证明现在开始显露出来的社会弊病是现存生产方式的必然结果，同时也是这一生产方式快要瓦解的征兆，并且在正在瓦解的经济运动形式内部发现未来的、能够消除这些弊病的、新的生产组织和交换组织的因素”。这一论断清楚地表明，马克思主义对一个社会制度的价值判断主要根据其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的是否适应，而不是所谓的分配或道德。依据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方法，对渐进的社会变革的意义(或者说对社会民主党的历史作用)判断的根本依据只能是它导致了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的哪些变化，这些变化是否适应或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或者说是否实现了社会革命所追求的使生产关系或上层建筑适应生产力或经济基础的目的。或者说，这种变革究竟能够改变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中哪些因素，哪些因素是不可变的。
　　由此我们认为，20世纪资本主义社会变革从多个层面改变了19世纪的自由资本主义所导致的社会基本矛盾激化趋势。从生产的组织来看，它从资本的构成、生产的空间和规模、企业的组织形式和积累战略、生产的市场空间、生产过程中的控制关系等各个方面改变了自由资本主义的生产组织方式，适应了现代生产力的发展要求。而在社会关系方面它通过劳动关系的改革、国家对经济以及生产过程的调控等方式改变了资本积累的社会结构，一定程度上矫正了资本主义生产的无序状态；它通过社会冲突的协调制度和政治民主化将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那种趋于激化的阶级冲突纳入到资本主义的民主制度框架之中。同时，它通过国家承担更大社会职能的方式，尤其是通过社会政策体系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市场机制的失败。也正是这些变革使得20世纪的资本主义在保持资本主义作为一种经济制度赖以成立的竞争与积累机制的同时，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其不道德的一面。
　　但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在实现这些方面的变革的同时，作为一种渐进的变革，它无法改变资本主义作为一种经济制度和作为一种政治制度的一些基本因素。从经济制度方面来说，它无法改变整个资本主义生产以积累的需要为首要原则的资本逻辑，或者说，积累的需要是资本主义改变其道德意义(分配关系调整)的底线；它在一定范围内限制垄断的发展的同时无法克服生产的集中趋势与伴随该趋势的、与资本主义的竞争原则相背离的事实上的垄断。从社会政治制度方面来看，它可以扩大民主的参与形式，抑制资本的逻辑无限膨胀趋势，但却无法改变资本在权力结构中实际的主导地位；它可以通过政治和社会手段在一定意义上改变社会的分配结构，但却无法改变整个社会由资本与劳动的关系所决定的社会基本结构；它可以普遍提高人们的物质生活水平却无法改变由人们在生产中的地位所决定的不平等地位结构，因为这种结构本身是保持资本主义生产的动力赖以成立的条件。
　　总之，20世纪的资本主义社会的渐进社会变革说明，资本主义是一种可变化的体制。这种可变性使得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在一定的时期(至少这个时期已经超出了许多19世纪的预言者们的设想)能够保持与生产力的适应甚至是促进生产力的发展。但这种渐进的变革无法突破的一个底线是它不能改变资本主义作为一种制度(包括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的质的规定性。从这一意义上说，仅靠渐进的变革是无法实现社会革命的最终目标的。但这并不意味在一定历史时期 这种渐进的社会变革失去了其必要性和意义。对此，我们只需要重温一下马克思在提出“社会革命的时代”到来的同时所强调的一个重要观点：“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所以人类始终只提出自己能够解决的任务，因为只要仔细考察就可以发现，任务本身，只有在解决它的物质条件已经存在或者至少是在生成过程中的时候，才会产生。”离开了这一点，我们就无从理解20世纪以及2l世纪的资本主义的历史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