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托·鲍威尔的民主社会主义思想

　　[摘要] 奥托·鲍威尔是奥地利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家，其社会主义思想主要包括阶级力量均势论、职能民主论、社会力量因素论、防御性暴力论和整体社会主义。总的来看，鲍威尔的思想体系属于改良主义，他的大部分结论不是在发展、超越马克思主义，而是背离了它。鲍威尔的思想对当代民主社会主义产生了巨大影响。
 
　　[关键词]奥托·鲍威尔；思想；民主社会主义

　　奥托·鲍威尔不仅是奥地利社会民主党领袖，而且是“奥地利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家，其主要着作有：《民族问题和社会民主党》、《苏维埃专政还是民主制》、《布尔什维主义还是社会民主主义》、《奥地利革命》、《世界大战后的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和《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吗？——世界经济的危机、民主的危机和社会主义的危机》等。
　　一、鲍威尔社会主义思想的主要内容
　　1.鲍威尔在国家观方面的主要成果是“阶级力量均势论”
　　他在总结1918—1922年奥地利革命经验时首先提出了这个论点。所谓阶级力量均势，就是指互相斗争的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势均力敌，两者都无力独掌政权，从而保持均势。
　　鲍威尔声称，他的阶级力量均势论“远没有违背马克思的阐述，不如说是用新的历史经验证实了马克思的阐述”[1]。他认为，根据马克思的有关论述，在封建国家和资产阶级国家之间，存在着一个阶级力量均势的时期，在这一时期，两个阶级不是处于一个独立于两个阶级的国家政权的统治之下，就是不得不相互分享统治权。以此类推，在资产阶级国家和无产阶级国家之间也应该有一个类似的阶级力量均衡时期，在这一时期出现的国家形式不可能是一个阶级的统治工具，而是各相互对立的阶级（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有的国家包括农民阶级或小资产阶级）之间的暂时妥协、暂时分享权力的结果。
　　鲍威尔论述了战争所引起的变革在许多国家造成了阶级力量均势的状态，这种均势状态的基本特点是传统议会制度的普遍危机，其政治表现形式主要有两种：在不少西欧国家，阶级力量均势表现为资产阶级政党和工人政党的联合执政，或者表现为一个阶级的政府只有在它的阶级敌人的默认和严格监督下才能实行管理；在另外一些国家，阶级力量均势导致拥有武装的政党（如意大利的法西斯党和俄国的布尔什维克党）夺取国家政权并使所有阶级服从它的专政，这种专政是一个站在各阶级之上的统治阶层的专政，不代表任何一个阶级，其权力的根基是处于均势的各阶级的暂时平衡。
　　当然，鲍威尔承认，阶级力量均势不会长久存在下去，“我们面临的是一种政治状态……这是国家发展中的一个暂时的阶段”。任何阶级都不会满足于这种暂时的均势状态，它们都在等待时机使力量对比发生有利于本阶级的变化。均势最终不可避免地会消失，或者是资产阶级实现统治，或者是无产阶级夺取政权。
　　2.“职能民主论”体现了鲍威尔对民主国家统治方式的探讨
　　他认为议会民主是有缺陷的，他指出，议会民主的基本思路是每隔若干年举行一次全民选举，再通过普选产生的议会对政府的活动进行监督，从而保证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的协调。然而，“工人阶级到处体会到，这种信念是一种幻想；资产阶级对于报刊、讲坛、选举机关的控制权使它能够决定选举的结果；从普遍的人民选举产生的政府将是资产阶级的阶级政府，人民中的少数的政府”。
　　如何克服议会民主的缺陷呢？鲍威尔提供的办法就是采取“职能民主”。根据鲍威尔的解释，“职能民主”就是工业民主。它存在于大的、按民主方式组织起来的工会和工人消费合作社、职员和公务员的职能组织、农民协会之中。与政治民主按选区划分公民的方式不同，职能民主把公民按职业、劳动场所及其在国民经济中的职能加以划分，并成立相应的组织；政府在自己活动的每一个部门都要同与之相关的职能组织进行经常的协商，在采取任何行动之前都必须征得同这一行动直接有关的那些组织的同意。这样，由全体公民组成的不同的职能组织就对整个国家的管理取得了决定性的影响，人民群众也通过经常而广泛的社会参与使自己的视野大为开阔。他们看到，不是政府在控制他们，而是他们的各种组织控制政府。政治权威彻底颠倒，人民成为社会的主宰。随之而起的是，群众的理智被唤醒，社会责任感迅速上升，对国家的现实处境能充分体谅，从而审慎地使用自己的力量，避免造成大的社会冲突，统治者和被统治者由此达到完全的协调。所以，“职能民主”不但能够使民主思想得以深化，使工人阶级扩大参与权力，使国家摆脱动荡不安甚至流血灾难的威胁，而且为群众提供了自我教育的最强大的手段，从根本上变革了群众同国家的关系。
　　3.在社会主义革命道路的问题上，鲍威尔提出了“社会力量因素论”和“防御性暴力论”
　　“社会力量因素论”认为，决定一个阶级力量大小的因素有两个，首先是这个阶级的社会力量因素，其次才是这个阶级所掌握的物质暴力手段。社会力量因素包括五个方面：阶级成员的人数、阶级的组织性、阶级在生产和分配过程中所处的地位、阶级的政治积极性以及阶级所受的教育。在民主制国家里，社会权力在各阶级间的分配是由社会力量因素决定的；在不民主的、****的国家里，权力的分配则依靠物质暴力手段来决定，统治阶级享有的权力比它按照社会力量因素应享的权力要大得多，其他阶级则相反。但是，尽管暴力可以建立和暂时维持与社会力量因素不相适应的权力分配，但由于暴力是由人和物组成的，它最终还得取决于社会力量因素。因此，在西欧和中欧的资产阶级民主制国家里，无产阶级不必进行暴力革命，只需不断发展自己的社会力量因素，进而用民主手段夺取政权。
　　“防御性暴力论”与“社会力量因素论”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鲍威尔在理论上承认无产阶级使用暴力的必要性。他指出，当大多数国家的武装力量都还掌握在反动派手里的时候，资产阶级决不会心甘情愿地让无产阶级通过选举这一和平手段夺取政权，他们总要千方百计地阻挠议会成为无产阶级的权力工具，甚至不惜摧毁民主的议会政治，用极端****的暴力统治取代。所以，修正主义或改良主义的那种认为根本不需要暴力革命，社会即可能“和平长入社会主义”的说法是错误的，“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从前是、今天仍然是只有通过革命的手段才能实现的”。
　　不过，鲍威尔更多地强调无产阶级为夺取政权而使用暴力是“防御性”的，是迫不得已的。他认为，在资产阶级民主制的国家里，如果无产阶级能够以民主制的合法手段来夺取政权，就没有必要用暴力来摧毁资产阶级国家。只有当资产阶级国家用暴力炸毁了它的民主形式而采取“极权”的暴力统治形式，工人阶级的一切民主斗争的手段都被剥夺时，无产阶级才能通过暴力革命求得解放。
　　4.“整体社会主义”是鲍威尔晚年在总结世界社会主义运动成败得失的基础上提出的一个重要思想
　　在鲍威尔的观念中，改良的社会主义着[于在资本主义社会内部为工人阶级的当前利益进行不懈的阶级斗争，是工人运动在一定发展阶段上不可避免的思想体系；革命的社会主义则以目标明确为其根本特征，否认逐步改良在社会主义发展史上的作用，强调社会主义社会制度的实现只能由暴力革命来完成。两者的对立实际上是工人运动同社会主义的对立，它体现了这样一种关系：一方面工人阶级是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一个阶级，它像资本主义社会其他所有阶级一样，不能放弃维护它在这个社会内部的阶级利益，因而要求不断地改善它在现存社会中的状况；另一方面工人阶级又不是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一个普通阶级，它的解放只有通过****资本主义社会制度、建立社会主义社会制度才能最终实现，因而要求反对现存制度的整体斗争要远胜于现存制度内的局部斗争。
　　鲍威尔认为，马克思主义的特殊贡献就在于它克服了资产阶级革命时期存在的这两种观念的对立。它指出，工人运动的目标必须是社会主义社会制度，而社会主义社会制度则只能是工人阶级一系列阶级斗争的结果。但是，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的对立是不可能一劳永逸地被克服掉的，它必然会在阶级斗争的每一个阶段反复地重新出现，新一代的马克思主义者就有责任反复地重新完成马克思主义的特殊贡献。在20世纪30年代，鉴于世界社会主义运动面临的严峻形势和它的分裂状况，鲍威尔提出的任务是：建立一种新的社会主义，超越改良的社会主义和革命的社会主义的矛盾，在思想上克服内部的对立，在行动上成为分裂的社会主义运动的一种整体化力量。鲍威尔的这种新的社会主义就是“整体社会主义”。

　　“整体社会主义”企图糅合改良的社会主义和革命的社会主义。“它必须把为民主而斗争的伟大遗产，把民主社会主义的遗产交给革命的社会主义，这就是：高度评价****保障、精神自由、集体自决、人性等的不可取代的文化价值；继承文化责任感，来保持、恢复、拯救这些由于阶级对立的发展而受到威胁和破坏的资产阶级时代的文化成果”。同样，整体社会主义也必须把“无产阶级革命的伟大遗产”交给改良的社会主义，其核心就是认识到“对资本主义社会的修修补补并不能使人类摆脱剥削、失业、危机、法西斯主义和战争，而只有克服资本主义社会，只有无产阶级革命和由此产生的无产阶级专政，才能够做到这点”。
　　二、鲍威尔社会主义思想的特点
　　鲍威尔属于社会主义运动中的中派。他曾经尖锐地批评社会主义工人国际各成员党对庸俗马克思主义的容忍和对社会主义理论的忽视，同时又坚决反对第三国际对马克思主义的解释。他自命为马克思主义的真正代表，力图使马克思主义成为“开放的”思想体系，主张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思维手段和研究方法来考察新的经验，不是固守马克思的词句，而是补充或纠正马克思的设想，用“马克思的方法超越了马克思的论点而继续引导人们前进”。尽管鲍威尔对某些问题的分析的确采用了马克思的分析方法，但从总体上说，他的思想体系是属于改良主义的。他的大部分结论不是在发展、超越马克思主义，而是背离了它。因此，在他的理论体系中存在许多错误的、模糊的、自相矛盾的地方，在现实中则屡屡碰壁。
　　首先，他的“阶级力量均势论”和“职能民主论”中带有太多的思辩色彩，不论在他生活的年代还是在今天，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都不可能真正势均力敌；“职能民主论”在当时也不存在任何实现的可能，因而缺乏现实的依据。况且，鲍威尔把苏俄的无产阶级专政同意大利的法西斯独裁等同起来，甚至得出结论说，俄国革命的条件还不成熟，只能通过内战夺取政权，只能依靠专政和恐怖保持政权。这无疑是十分错误的。
　　其次，鲍威尔在社会主义革命道路问题上的两个主要思想也是自相矛盾的：社会力量因素的和平过渡理论建立在资产阶级对民主的顺从之上，而防御性暴力学说则分析了资本家阶级必然不会对民主顺从。30年代初强大的德国和奥地利的社会民主党在法西斯主义的镇压下相继失败，证明了鲍威尔彻底变革资本主义社会的长远战略只是一厢情愿。
　　再者，“整体社会主义”的设想集中体现了他的理论中骑墙、调和的色彩。鲍威尔简单地把改良的社会主义和革命的社会主义之间的区别归结为工人阶级[前利益与长远利益的矛盾，表明他对改良主义的本质缺乏深刻的认识。他的“整体社会主义”设想试图“从理论上探索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工人阶级如何使争取改良的日常斗争和社会主义的最终目的结合”，以及在不扬弃改良主义同革命社会主义之间的对立的前提下“消灭两个阵营之间的敌对状态”，实现工人阶级的统一行动无疑是一种乐观的幻想，他所设想的把改良主义和社会主义“整体化”的方案注定难以实现。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和战后国际社会主义运动的进一步分裂充分证明了这个理论的实用价值甚微。
　　三、鲍威尔社会主义思想与当代民主社会主义
　　鲍威尔的思想与科学社会主义相去甚远，但对当代民主社会主义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奥地利社会民主党之所以能够成为欧洲执政时间最长、最成功的社会民主党之一，“奥地利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指导功不可没。瑞典社会民主党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实行所谓“职能社会主义”，以及奥地利社会党主席克赖斯基声称现代民主社会主义是在传统的改良观念和革命观念都进入死胡同之后建立起来的“高标准的改良运动”，从中都不难看出鲍威尔思想的痕迹。正因如此，从70年代末开始，西欧出现了一次“鲍威尔思想的复兴”。1978年，为纪念鲍威尔逝世40周年在奥地利维也纳召开了鲍威尔思想讨论会。此后，类似的讨论会在联邦德国、奥地利屡次召开。在这些会议上集中探讨了鲍威尔思想对民主社会主义的现实意义。
　　毫无疑问，同修正主义的鼻祖伯恩施坦相比，鲍威尔的思想中保留了更多的马克思主义的色彩；与当代的民主社会主义思想相比较，鲍威尔至少坚持了社会主义选择。鲍威尔宣称要使马克思主义成为“开放的”思想体系，通过不断的发展“显现出马克思精神的创造性活力”，这本来是正确的，然而，鲍威尔在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判断、通向社会主义的道路等问题上却一再背离马克思主义的根本原则，使得他的思想体系在本质上难以摆脱修正主义的窠臼。尽管奥地利社会民主党及其开创的奥地利民主社会主义模式在实践中取得了很大进展，但改良主义理论和实用主义传统时刻困扰着社会民主党人，迫使他们不断“修正”自己的理论基础和实际政策，每一次“修正”，都离社会主义的目标更远。这一点从奥地利社会民主党纲领的]变中可以清楚地显现出来。1926年通过的《林茨纲领》可以说是鲍威尔思想的集中体现，一面着[于通过议会道路和民主手段实现和扞卫无产阶级的统治权，一面也不排除在必要时采取暴力和专政的手段来回击资产阶级的威胁。此后，奥地利社会民主党在修正主义的民主社会主义道路上渐行渐远。1947年的《行动纲领》从理论上彻底否定了无产阶级专政的概念，转而奉行“民主与阶级合作”的原则。1958年的《维也纳纲领》明确拒绝了共产主义和任何以专政为基础的社会制度，取消了关于暴力革命的提法，认为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互不相容。到了1998年，奥地利社会民主党的“第三条道路”党纲索性调整了基本价值观，放弃了对“无阶级社会”的追求，实际上完全背离了社会主义选择。
　　奥地利社会民主党的变化轨迹只是整个西欧社会党蜕变的缩影。民主社会主义非但没有像某些学者所说的那样在传统马克思主义与资本主义之间找到一条更优越的道路，反而使社会民主党逐渐失去了自己的身份特征。从1951年社会党国际的《法兰克福声明》，到1959年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哥德斯堡纲领》，再到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以英国工党为代表的“第三条道路”，西欧各国的社会党人在脱离社会主义的轨道上走得越来越远。对理论和策略的不断修正虽然使社会民主党得以度过历次危机，但改良主义固有的理论的贫乏、原则的丧失使社会民主党始终无法从根本上克服引起危机的深层次原因，西欧的社会民主党日益失去传统特色，其政策主张与保守派、自由派政党逐渐趋同。这些恐怕是鲍威尔等早期的改良主义者始料未及的。民主社会主义在西欧尚不能找到出路，更不必说能对与西欧国家不同的历史传统、经济发展水平、社会状况的其他国家有所裨益了。
　　注释：
　　[1]中共中央编译局资料室编.鲍威尔言论[Z].北京：三联书店，1978:300,311,254,75,484,484.
　　殷叙彝.德国学者乌利·舍勒尔论述奥托·鲍威尔思想的现实意义[J].国外理论动态,1996（5）:39,39.
　　王海霞.奥地利社会民主党研究[M].北京：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3，205-2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