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生态无政府主义与生态社会主义的差别
中图分类号：D08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4）30-0006-02
生态主义作为一种新的独立的政治意识形态登上历史舞台已经成为不争的事实，西方许多政治敏感人物也都在某种程度上是环境主义者。只不过有些是红色的，有些是深绿色的，不同颜色的生态主义者，在看待环境或生态问题时所持有的观点和解决环境问题时所采取的措施也不尽相同。因此，探究生态主义中的红绿差别以及由此展开的争论对研究生态主义政治有着重要的意义，戴维?佩珀的《生态社会主义》生动地说明了这一点。
戴维?佩珀在《生态社会主义》一书中阐述了生态主义理论与不同政治意识形态尤其是无政府主义之间的关系，并在马克思主义的视角下对生态问题做了理论探究和阐释，并提出了相应的实践解决方案。
无论是深绿色还是红色的生态主义者，他们都坚持认为发生在当前的生态矛盾是资本主义自由放任的生产方式和追逐利润的本性所导致的，但对于如何改变这一状况以及对后资本主义政治形态的幻想，二者却产生了根本的差异。
一、红绿生态主义者的哲学基础与政治诉求不同
相对于红色的绿色分子充分吸纳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作为绿色的绿色分子则更多受惠于无政府主义。
第一，二者对待国家与政府的观点不同。
马克思主义和无政府主义虽然都有一种乌托邦倾向，即信奉一个比今天更美好的世界，但他们对未来世界的政治组织形式却期待不同，尤其是对国家和政府的态度。乔尔在《无政府主义者》中写道：无政府主义是这样一种学说。政府是我们大多数社会困境的来源，而且存在着可靠的自愿组织的选择性形式。他们认为国家需要那些促进生产力的最大发展的东西，而这些优惠使剩余劳动生产最大化，剩余劳动又被用来建立压迫性力量（军队和警察），并用这些力量来维护和保护自己。无政府主义者常常批评由共产主义所形成的集权和官僚制特点的国家机器，并强烈反对任何形式的国家，认为它应当立即被废除。而公社则是无政府主义偏爱的社会组织单位，而这种组织的最大特点在于可以自由加入，而不是胁迫性机构，因而相当于一个志趣相投的个体自愿联合组织。
然而对于生态社会主义者而言，他们对国家或政府则持肯定态度。他们认为，绿色经济的许多特征，如果没有某些国家机器是不可能实施的，正如约翰斯顿所言，国家是必需的中介。对此生态社会主义者高兹也认为，国家显然是需要的，以便以法律形式使客观需求法令化，并确保它实施。在共产主义社会中，国家把人们从那些只能以损害个体和社会关系为代价的工作中解放出来。
第二，二者关于人性的观点不同。
社会达尔文主义者托马斯?赫胥黎认为，由于存在一个基本的马尔萨斯式的人口超过资源的趋势，生存竞争和斗争将主导着个体在一个民族中的生存，而且是进化的动力。人的本性是自私的，社会是一个霍布斯式的战场，多少是有些矛盾的，自私的生存需要使人们相互之间结成同盟。无政府主义的克鲁泡特金也坚持认为合作和互助对自然进化至关重要，在他看来，人性是存在的，并且是合作的，而不是竞争的。他认为，尽管竞争发生在物种之间，但到目前为止对动物和人类进化影响最重要的是个体之间合作和相互帮助的自然趋势。他认为相互帮助是一个前人类本性，也是自然规律。他进一步论证说，利基在肯尼亚的人类学工作证实，类人猿通过运用他们相互帮助的基本智能能够在350万年前存活下来，而且，合作本性今天仍在我们之中存在。
很显然无政府主义关于人性的观点存在很多困境。正如布朗认为的，所有传统无政府主义者的论点都有缺陷，因为它们包含着矛盾，如果人类从本性上是合作的，那么为什么他们违背他们的本性行动而建立了国家呢？如果他们从本性上说是社会的，为什么他们要违背他们的本性而建立了财产制度？如果是没有负罪感的，为什么我们已建立了一个要求我们感到有罪的制度（资本主义制度）呢？如果是自由的和没有等级的，为什么我们已建立了等级制度呢？总之，为什么我们一直违背我们自己的本性行事呢？
马克思主义人性观，即认为人性是可以塑造的而不是天生注定的，人类是他们环境的产物，是人类历史的产物，因此我们只有通过改变环境或改变历史来改变我们的性质。马克思完全抛弃人性这一术语，人类价值被投影到自然之上，然后通过人类把自然返回到人类社会。马克思主义者认为讨论人在本质上是合作还是竞争都是在浪费时间，自由主义经济明显是一种自取灭亡的竞争同时也是一件高度合作性的事情。关于这一点剥削者和被剥削者都不得不承认这种事实。这正是马克思对达尔文理论的批判，说他实际上看到的只是“他自己的资本主义社会”。
第三，二者关于阶级的观点不同。
生态无政府主义具有强烈的自由主义倾向，拒绝阶级分析和国家任何可能的作用。他们拒绝阶级政治，把社会变革称为个体行动的结果，“个体的是政治的，以及个人等于星球”是影响无政府主义者的政治格言。无政府主义者在政治上是极端自由主义，它是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的一种极端发展，即像自由主义那样希望自由，像社会主义者那样希望平等。生态无政府主义的拥护者希望制度适应个人需要，而不是像传统政治那样让个人需要适应制度。生态无政府主义者憎恨等级关系：无论是个人的、经济的或政治的。等级制是一些人对另一些人实施权利和控制的结构，这被认为是家长制产生的根本原因和先进社会中所有压制性制度包括核心家庭和传统教育的基础。因此消除或跨越等级制成为无政府主义的基石。
生态马克思主义对社会与自然的分析遵循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认为环境难题是资本主义固有的本性，是资本为获取利润而导致的必然问题。相对于无政府主义对阶级的拒绝，生态社会主义者对阶级则更加青睐，很显然，从环境危害的结果来看，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对环境造成的破坏对每个人来说并不是同样严重的，正如恩森伯格所言，工业化150年前开始引起的严重环境问题，并没有影响到当时的资产阶级，相反如果他们足够富裕，一些人仍能享受舒适的和一个相对健康的环境。正如哈里森和埃尔顿认为的，即使地球塞满人而窒息，一些人仍可以找到摆脱困境的出路，因此阶级仍然是有意义的。 马克思主义者认为，虽然无政府主义看到了社会的问题，但没有对问题原因进行正确诊断，他们缺乏一种唯物主义的历史观点和一种阶级分析。他们企图创造自由空间，反对等级制、中央集权制、国家和大规模主义，立足于地方的、流动的、变化的组织和成员。他们把自己想象成超越所有的阶级对抗，寻求同时解放所有人类，并希望同所有阶级之间的合作，他们的理论确实是一个自我意识的革命的无产阶级，恩格斯认为他们是唯心主义的。他们的“理性王国”是“理想化的资产阶级王国”[1]，主张独立于时间、空间和历史发展的绝对真理。
二、对待生态与人类关系的态度不同
生态无政府主义是以生态中心主义为基础的，所谓生态中心主义是把人类作为全球生态系统的一部分，并必须服从于生态规律。这些以生态规律为基础的道德要求人类必须限制自己的行为，包括对经济和人口增长的控制。他基于对自然内在权利的尊敬感。正如埃克斯利强调的，这种优先考虑非人类自然或至少把它放在与人类同等地位的生物道德是生态中心主义的核心方面。生态中心主义缺乏对现代大规模技术、技术与官僚精英的信赖。他们憎恨物质主义和工业理性。生态中心主义者包含着一个养育自然而不是破坏性地干涉自然整体范式，他们并不把人类社会称为一个独特的社会，对他们来说，人类必须像其他物种一样遵守自然的生态规律。因此无政府主义者遵循的是顺从自然规律的教义。
而生态社会主义则有以下倾向，首先它是一种人类中心主义的形式，奥康纳说，“尽管从波多林斯基到康门纳的许多社会主义者都努力地论证不同的东西，但马克思主义并没有扎根于生态科学”[2]。格伦德曼也认为马克思并不是一个生态中心论者，他嘲笑各种形式的自然崇拜和感伤，传统的历史唯物主义强调的是，人类如何改变自然并贬低自然对人类的影响和自然经济的规律。但同时马克思并不是过度人类中心主义者，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他们的唯物主义中意识到自然环境作为生产力一部分的重要性，资本主义发展生产力的巨大力量是把人类从“必然王国”中解放出来，他们赞成在自然界中进行积极的和有计划的干预，但不是对它的自我陶醉和根本上的非理性破坏。德里格认为，“在马克思那里实际上有一个社会――自然关系的总体概念，但马克思把主要精力都用在对资本――劳动关系分析中。”[3]正如帕森斯所言：假如马克思和恩格斯生活在今天，我们可以合理地假定，他们将会更加有力与明确地阐明他们关于人和自然辩证关系的生态方面。
三、红绿生态主义对生态与技术关系的态度不同
生态无政府主义者由于他们更加激烈的个人主义思想，绿色无政府主义者通常也对工业主义、技术与现代化充满敌意，而且回避资本和劳动。这种思维应当扭转，要把更多的马克思主义的分析带进生态主义的主流中，而且使其摆脱它的无政府主义的自由方面。
1811至1816年间，英国的工人暴动，捣毁机器，抗议工业化和工厂制度。他们在传单上签上“内德?勒德”或者“勒德将军”，据称该名来自累斯特郡一位叫作勒德莱的年轻人的名字，此人曾在加工钩针时违抗命令，操起铁锤，一砸了之。如今，那些质疑技术创新的人，不管是引经据典还是脱口而出地表达此种情绪，都会被轻蔑地冠以“勒德分子”这一称呼。当然如今纯粹的勒德分子少之又少，但生态无政府主义却在某种程度上有这种倾向。美国环保主义者巴里?康芒纳一直在广泛地研究科学技术是环境危机的始作俑者还是拯救之道这一问题。他认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的技术变迁是现代环境灾难的罪魁祸首，占到全部污染物产出的80%以上。他对技术的谴责不遗余力，因为他坚持认为，“生态失败显而易见是现代技术之本质的必然结果”，他呼吁全面改造目前的生产体制。
但技术中心主义者并不这样想，他们认为，如果的确是技术让我们身陷困境，则毫无疑问，出路就在于开发更好的技术。《科学美国人》的“管理地球这颗星球”特辑中曾十分典型地体现了这一思路。它认为，“工业化带来的许多不良后果已由进一步应用技术而加以控制。”理查德?尼克松总统在一份国情咨文中提议，“尽管问题源于创新智慧库，但还是应该调动该智慧库的能量”，借以化解环境危机。与尼克松一样，技术中心主义者普遍认为他们先行的社会形式和技术革新完全可以解决由此经济无限增长带来的环境难题，他们顶多退一步认为，这些难题可以通过精细的经济和环境管理来解决，他们将他们的信任赋予了科学技术和传统的经济理性（比如成本和收益的分析）。技术中心主义者对自由市场所具有的解决我们环境难题的潜力则抱有乐观态度，他们认为个人在追逐自我利益时，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可以给环境带来更多的保护，比如，当一种自然资源将要耗尽时，它增加的稀缺性将提高来自那种资源的商品或服务价格。这将鼓励企业家和科技人员努力发明某种替代品或提供相同商品和服务的更聪明的方式。因此资本主义的自我利益和生态环境的质量在现实中并不存在矛盾。
很显然，无政府主义是比任何其他传统的政治哲学都更强烈地影响绿色运动的一个主义，不同于生态中心主义和技术中心主义，马克思主义同时挑战二者，他在自然和社会之间采取了一种辩证的观点，这种观点很大程度上是人类中心主义，以至于会坚决地主张：自然的权利如果没有人类的权利是毫无意义的。一种生态社会，它等同于没有货币的共产主义社会。生态社会主义者并不拒绝技术，但技术必须是适当和民主的，还必须对自然是“软性的”，一个人道的社会公正的和有利于环境的资本主义只是一种幻想，犯了马克思和恩格斯所批评的乌托邦社会主义者同样的错误。
四、红绿生态主义对生态问题的解决方案不同
无政府主义把社会和环境难题归咎于人们之间的等级制和支配关系，因此，他们认为只要人们回归到基于互助、合作、所有人自由的工会组织这一人类“自然状态”，就可以改变这一现状。
生态无政府主义强调个人的作用，社会变革被视为始于个体的态度和生活方式，它的发展和自我意识不容侵犯。这种变革是一种渐进式的，通常是绕过国家而不是试图直接推翻它，绿色无政府主义通过树立一种健康更好的生活方式范例破坏资本主义，因为其他人将看到并追随这种方式。绿色经济学家查德?亚当斯的主观偏好理论观点恰好说明了这一点，他说“如果你不销售它，创造它就没多大意义。”也即是说，在绿色消费当中个人所起到的作用远远大于政府，而且往往是决定性的，生态无政府主义者把社会中个体作用的首要地位与绿色立场混合在一起，从而把社会责任和社会变革归于个体。
然而这种取消阶级斗争、工人运动和传统政治的观点在实践中是难以实现的，他们会发现把个体融入一个集体自我中是困难的。而生态社会主义与生态无政府主义的一个根本分歧就在于，他们对现行生产关系的认识不同，生态社会主义认为，现行的生产关系、阶级关系的整个历史是一部阶级斗争的历史。阶级关系又是经济、社会和政治剥削的来源，最终导致生态掠夺和破坏。因此真正的、革命的、共产主义社会必然会代替国家的、环境破坏的、经济剥削的资本主义社会。
同时在斗争形式上二者也差异明显。无政府主义信奉通过个人生活的改变，建立公社和合作社、罢工和抵制、非暴力示威等方式进行，而生态社会主义则强调阶级斗争等社会主义观点，通过发动工人运动手段暴力推翻资本主义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