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治理体系关系社会主义成败

　　【中图分类号】D03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0351（2014）04―0115―07

　　国家治理体系是在党的领导下治理国家的各领域体制机制所构成的制度体系，是国家制度及其治理能力的集中体现。国家治理体系“好”“坏”，关系到国家政权兴衰，关系到社会主义成败。推进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是科学社会主义事业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共同课题。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怎样治理社会主义社会这样全新的社会，在以往的世界社会主义中没有解决得很好。马克思、恩格斯没有遇到全面治理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实践，他们关于未来社会的原理很多是预测性的；列宁在俄国十月革命后不久就过世了，没来得及深入探索这个问题；苏联在这个问题上进行了探索，取得了一些实践经验，但也犯下了严重错误，没有解决这个问题。”[1]因此，根据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和习近平总书记系列讲话精神，总结苏共在国家治理体系构建中“犯下的严重错误”，从新的视角剖析苏共亡党亡国的根本性原因，对中共全面深化改革，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实现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以俄为师”）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以苏为鉴”）的改革转型具有重大的镜鉴意义。

　　一、从国家治理体系再看苏共亡党

　　苏联共产党是20世纪人类社会的第一个共产党，是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创建者，也是至今世界上执政时间最长的执政党。苏共前身是1898年成立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03年改称为布尔什维克党（列宁确认的苏共建党时间），1917年十月革命胜利后布尔什维克党开始执政，1918年改称为俄共（布），1925年改称为联共（布），1952年改称为苏共，1991年亡党亡国。

　　苏共执政74年间，建立了苏联模式的国家治理体系。国家治理体系作为一个国家制度及其治理能力的集中体现，关系到党和国家的生死存亡。邓小平在《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重要讲话中强调：集中体现为国家治理体系的“领导制度、组织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这种制度问题关系到党和国家是否改变颜色”，“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2]333根据邓小平同志的科学论断，可从国家治理体系的新视角，剖析苏共亡党亡国的根本性原因。

　　1.“权力过分集中”的“议行监合一”[3]4-8畸形权力结构，是苏联国家治理体系的核心标志，也是苏共亡党亡国的“总病根”[2]328。苏共自斯大林执政时起，党和国家权力没有科学合理分工，决策权、执行权和监督权高度合一，“权力过分集中于个人或少数人手里”，“个人凌驾于组织之上，组织成为个人工具”，[2]329生成并固守“议行监合一”的畸形权力结构模式。列宁执政期间，从一系列执政危机事件中，深感“权力过分集中”的权力结构是导致官僚主义复活的制度根源。于是，他致力于国家治理体系和党内权力结构的顶层设计和改革实践。特别是在生命弥留之际，他顶层设计了社会主义执政党第一张“议行监分开”的权力结构，即决策权（党代会）产生和统驭两个相平行的权力――执行权（党委会）与监督权（监委会）。而继任者斯大林及其后的苏共党人，抛弃了列宁的顶层设计原则和改革实践，不但将决策权与执行权“过分集中于个人或少数人手里”，而且将异体监督权矮化为同体监督权，始终没有构建起不敢腐、不能腐、不易腐的权力结构和关住权力的制度笼子，个人或少数人集决策权、执行权和监督权于一身，出现一个个的“一把手”极权体制。斯大林由苏共中央总书记兼任人民委员会主席（政府总理）、国防委员会主席和苏联武装部队总司令，赫鲁晓夫由苏共中央第一书记兼任部长会议主席（政府总理）、最高国防委员会主席，勃列日涅夫由苏共中央总书记兼任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国防委员会主席，戈尔巴乔夫由苏共中央总书记兼任苏联总统、国家首脑及苏联武装力量最高总司令、国防委员会主席。

　　几十年来，苏共把这种“议行监合一”的权力结构模式，作为国家治理体系及其政治体制的核心构件，不断固化甚至极化，始终没有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权力结构的现代化。据此，这种“牛栏关猫”式的“议行监合一”权力结构，在和平时期产生一种自由落体加速度的现象：执政时间越长，职务职位越高，权力加速并过分集中于个人的程度越严重，权力垄断腐败并溃败的程度越严重。最终苏共蜕变为“唯一一个在他们自己的葬礼上致富的党”[4]258-259。

　　2.“武大郎店铺”式的等级授职制用人体制，是苏联国家治理体系的第二大标志，也是苏共亡党亡国的第二大原因。等级授职制作为封建时代的一种组织制度，在选人用人上形成高我者莫来、强我者不用的制度惯性，是现代社会廉洁政治的直接对立物。因此，早在140多年前，马克思在总结巴黎公社的伟大精神时就指出：“用等级授职制去代替普选制是根本违背公社的精神的”。[5]360苏共长期守成斯大林创制的用人体制，以对一把手的忠诚度、归顺度和利益度为考量，等级授职、层层任命，矮子当家、庸人治国，层层弱化、代代矮化，形成以“一把手”为核心的“管理层控制”，在用人生产线上不断复制庸才、奴才，压制人才、英才，干部队伍陷入帮派化、平庸化和腐败化的陷阱。由此，形成四个定律，即大都对前任领导重用的人不用，对比其能力强的人不用，对其没好处和不忠诚的人不用，对其提意见建议的人不用。 　　由此，苏共任人唯亲现象严重。斯大林编制了一套《干部职务名册》，所有干部都按花名册层层任命。斯大林主要控制《名册》第一、二号名单，常常插手第三号名单。政治局委员的名单基本由斯大林一个人事先拟好，再拿到相关会议通过一下，将等级授职制制度化、常态化，并被苏共沿用几十年。斯大林还开创了无产阶级政党领导人指定提拔其子女及身边人员之先河。斯大林的小儿子瓦西里19岁参加空军，25岁就指定提拔为少将，两年后（1948年）又提升为莫斯科军区空军司令、中将。更为离奇的是，斯大林先后将其厨师、食品采购员等身边人员分别授予不同的勋章和将衔。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等同样任人唯亲，纷纷指定提拔自己的亲属和身边工作人员。

　　同时，职务终身制现象也非常严重。苏共历史上的七任最高领导人，其中5人终身任职，死在最高权力岗位上，2人政变下台；总体上讲，苏共领导人的德才素质、执政能力和国内外声望层层弱化，治理能力代代矮化。勃列日涅夫禁止改革，推行老年政治，平庸执政18年。期间，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成员只更换12人，中央委员平均年龄60岁左右，政治局、书记处成员平均年龄70岁左右，核心成员平均年龄75岁左右，大多任期超过20年并终身任职。因此，等级授职制的用人体制，不仅使苏共错失了自我革新、自我净化的最佳机遇和条件，吏治腐败愈演愈烈，同时，“能力不足”由个别人的缺点逐渐演变为组织和一批人的危险，“本领恐慌”由本代人的缺陷逐渐演变为下代组织和下代人的危险，最终无人无能替“天下”负责。

　　3.各种特权利益阶层所构成的既得利益集团及其阻碍机制，是苏联国家治理体系的第三大标志，也是苏共亡党亡国的第三大原因。苏共执政期间，先后培植了“圣剑骑士团”（斯大林打造）、“乌克兰帮”（赫鲁晓夫打造）、“第聂伯罗帮”（勃列日涅夫打造）、克格勃集团、军工集团等各种帮派、特权利益阶层，形成了以各级“一把手”为核心的党政官僚领导阶层，以编造苏联历史、粉饰社会现实和鼓吹个人崇拜为已任的知识分子阶层，以控制、打击和镇压不同政见者为使命的军警阶层等既得利益集团。

　　这些既得利益集团成员，按官职大小享受制度化的特殊住房、特殊钱袋、特殊供应、特殊医疗、特殊车辆、特殊休假等“内部待遇”，如斯大林“专用别墅”超过100所，勃列日涅夫仅莫斯科郊外别墅就有6所；一个部长当时除工资外可得到“钱袋”（信封）两万多卢布；高级干部每年可享受两个半月的休假。同时，他们不断为自己及其亲属子女和身边人员谋取非制度化的特权，凡是高级官员的子女，从幼儿园到大学均有培养他们的专门机构或保送入学的制度；仅莫斯科的特供商店就有100多个，为4万多各类领导干部及其亲属提供享受。由此，他们成为苏共旧体制的忠诚守夜人和最大受益者。勃列日涅夫能力平庸，1974年中风后仍主政8年，发音不清，开会只能维持15-20分钟，无法正常会客。1979年他提出退休，却遭到全体政治局委员的一致反对。尤其是既得利益集团阻碍、禁止改革，先后扼杀了赫鲁晓夫的“非斯大林化”改革、柯西金的“新经济体制改革”等，成为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和改革转型的强大障碍。但是，在党和国家面临危难和分裂之时，他们又成为旧秩序的最先背叛者和坚定掘墓人。据统计，前苏联权贵阶层在苏联解体后的新的国家权力格局中占最高领导层的750%，占政党首领的572%，占议会领导的602%，占政府部门的743%，占地方领导的823%，占商界精英的61.0%。[6]88

　　4.高度集中的经济结构、高度固化的社会结构和日益疏离的党群干群关系，是苏联国家治理体系的第四大标志，也是苏共亡党亡国的第四大原因。尽管斯大林1936年宣布基本建成了社会主义并向共产主义过渡，赫鲁晓夫提出20年内“建成共产主义”，勃列日涅夫宣布建成了“发达的社会主义”；尽管苏联在半个多世纪的社会主义建设中，用30年的时间完成了西方国家二百年才完成的工业化，但是，苏联形成了以重工业和国防军事工业为主导的畸形经济结构，排斥市场经济和价值规律，用计划手段和行政命令方式配置和主导资源，对全民的“和平、面包、自由、民主”政治承诺始终没有实现，苏共始终没有搞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一根本问题。

　　同时，在“议行监合一”畸形权力结构和“武大郎店铺”式的等级授职制用人体制的强力护卫下，两极分化不断拉大，党群关系不断恶化，特权思想和特权现象日益泛滥，形成了高度同质化、板结化的社会结构。职位得以代际传承，特权得以代际传承，而普通民众、社会底层、弱势群众同样是代际传承。列宁创建、二战积累的苏共执政信用体系和社会价值体系逐渐崩溃，苏共无力解决执政基础和执政合法性问题。1989年苏联人均国民收入不到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1/9；人均消费水平由1917年的世界第7位，到1990年降至世界第77位。

　　苏联解体前的民意调查显示，认为苏共仍能代表全体工人和人民的仅占11%，而代表官僚、干部和机关工作人员的高达85%。[7]270-271因此，在亡党前的一年多时间，包括原政治局侯补委员、书记处书记、莫斯科市委书记叶利钦，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总统首席顾问雅科夫列夫，莫斯科市长波波夫、列宁格勒市长索布恰克等，苏共退党人数达400多万人。在一系列解共、分共活动中，近2000万党员、2600多万团员、1亿多工会会员，43万个基层党组织，都没发挥保驾护航作用，广大群众异常平静。

　　在关乎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一系列重大事件中，广大民众包括普通党员与执政党及其领导人的意志和愿望严重分离。1989年1-3月，在首届苏联人民代表大会人民代表选举中，公众的态度是“凡是共产党厌恶的人，无论是谁，都一定是英雄”，凡“与共产党官员竞争的候选人都取得了胜利”。苏共1500名按地区提名的候选人，有30%的州委书记和边疆区委书记落选，取胜对手大都为非知名人士或党外人士。1989年3月，叶利钦以896%的得票数成功竞选为全国首届人大代表，以替补的方式成为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1991年6月，俄罗斯首届民选总统选举，叶利钦以573%的得票当选，原苏联政府总理雷日科夫得票仅为1685%，其他三名共产党候选人共得票1397%。此后，苏联副总统亚纳耶夫、总理帕夫洛夫、国防会议第一副主席巴克拉诺夫、克格勃主席克留奇科夫、国防部长亚佐夫、内务部长普戈等人发动了“八?一九”事件，成立8人组成的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软禁了戈尔巴乔夫，包围了叶利钦住所和白宫，宣布从1991年8月19日4时起实施为期6个月的紧急状态。但是，关键时刻，不仅空军司令、空降兵司令、海军司令、战略火箭司令表示不支持紧急状态委员会，莫斯科军区塔曼摩托化师的部分部队掉转枪口，用坦克和装甲车保卫叶利钦办公的白宫；而且广大民众在莫斯科红场和白宫前聚会，反对和声讨紧急状态委员会，支持叶利钦。 　　5.监察机构的虚弱性、工具性所形成的同体监督体制，是苏联国家治理体系的第五大标志，也是苏共亡党亡国的第五大原因。监督权的配置，是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构件，也是执政党制度建设和反腐倡廉建设的重要内容。列宁晚年顶层设计并努力构建具有“最大限度的独立性”的异体监督机关，设立“一个同中央委员会平行、由党的代表大会民主选举产生的监察委员会”，特别赋予监察委员会与同级党的委员会平行配置、二者职责、职务分开、前者对后者专司监督制衡的权力，规定“监察委员会委员不得兼任党的委员会委员，也不得兼任负责的行政职务”；特别赋予监察委员会委员出席同级党的委员会和苏维埃委员会的一切会议以及同级党组织的其他各种会议的权力，对于监察委员会的决议，同级党的委员会必须执行，不得加以撤销；特别赋予中央监察委员会对中央政治局、书记处、总书记的监督制衡权力；特别赋予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享有中央委员的一切权利”，“经常检查政治局的一切文件”的权力。但是，列宁逝世后，斯大林将列宁努力构建的异体监督体制改造为同体监督体制，将监督机关与执行机关权能、职责、职务混合配置，党内监督机关被异化为党内执行机关特别是“一把手”排斥异己、政治清洗、阶级斗争的工具。

　　这种同体监督体制成为其始终难以破解的体制之弊。监督机关既无法对执行机关特别是“一把手”进行监督制衡，更无法组织打赢反腐败这场没有硝烟的人民战争。故此，苏共执政期间，其腐败案件每十年增长一倍。如身为苏联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的勃列日涅夫，不仅自己带头搞腐败，包养7个情人，收受大量黄金、宝石和汽车等珍贵礼物，而且包庇其女婿丘尔巴诺夫的贪腐行为；其女婿由一名普通民警被破格提拔为中将、内务部第一副部长，并利用职权贪污受贿，勃列日涅夫死后才被查处并判刑。

　　二、中共从“以俄为师”转向“以苏为鉴”

　　马克思、恩格斯逝世以后，列宁、斯大林先后成为世界无产阶级革命和社会主义事业的领袖人物，苏联成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中心和世界社会主义国家和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学习的典范。中共作为共产国际的重要成员，中国作为苏联主导的社会主义阵营的重要“学生”，曾“以俄为师”，按照“苏联模式”进行革命和建设，受苏联国家治理体系影响较深。正如苏联解体5年前（1986年9月29日），邓小平会见波兰统一工人党中央第一书记、国务委员会主席雅鲁泽尔斯基时所说：“我们两国原来的政治体制都是从苏联模式来的。”[8]178

　　具体表现在五个方面：一是思想理论上，中共把列宁主义作为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重要指导，甚至一度把斯大林主义作为中国革命、建设的“绝对”指导；二是组织结构上，中共曾是苏共指导和共产国际领导甚至控制的一个支部，中共的组织体系和权力结构带有明显的“布尔什维克化”特点；三是道路探索上，中共曾依照“苏联模式”建党、革命和建设，甚至一度把苏联经验绝对化、神圣化，建立的高度集权的计划体制模式影响至今；四是监督体制上，中共基本“照搬”苏共同体监督模式；五是干部人才培养上，苏共向中共输出了“权力过分集中”的用人体制，并为中共培养了大批革命、建设人才。中共照搬“苏联模式”，曾建立高度集权的计划体制模式和国家治理体系，虽经改革开放30多年的创新转型，但现行国家治理体系和政治体制的某些方面仍然带有“苏联模式”特征。

　　历史表明，“社会主义究竟是个什么样子，苏联搞了很多年，也并没有完全搞清楚。”[8]139新中国成立以来，对苏联国家治理体系的制度弊端、危害及其对中共的历史影响问题，中共有一个逐渐认识、总结借鉴、改革转型的过程，总体上表现为从“以俄为师”转向“以苏为鉴”。主要是改革开放特别是苏东剧变以来，中共不断反思“苏联模式”的弊端和危害，力求解决从“以俄为师”到“以苏为鉴”的改革转型问题，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1.毛泽东最早提出“以苏为鉴”的改革转型问题。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毛泽东提出要“以苏为鉴”，注意处理好权力的集中与分散、中央与地方的关系问题等。1956年4月，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总结讲话中，毛泽东指出：关于国家治理体系中权力“统一和分散的问题”，“苏联革命成功四十年了对这些问题还没有研究好”，权力“过分的集中是不利的，不利于调动一切力量来达到建设强大国家的目的。”[9]51-52因此，“在这个问题上，鉴于苏联的教训，请同志们想一想我们党的历史，以便适当地来解决这个分权、集权的问题。”[9]51-52在《论十大关系》中，毛泽东多次阐发“以苏联的经验为鉴戒”思想。毛泽东在此文开篇时就强调：“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最近苏联方面暴露了他们在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的一些缺点和错误”，“过去我们就是鉴于他们的经验教训，少走了一些弯路，现在当然更要引以为戒。”[9]23接着，在阐述重工业和轻工业、农业的关系时，他强调要以“苏联的粮食产量长期达不到革命前最高水平的问题”，“片面地注重重工业，忽视农业、轻工业”为戒；[9]24在阐述国家、生产单位和生产者个人的关系时，他强调“鉴于苏联在这个问题上犯了严重错误，我们必须更多地注意处理好国家同农民的关系”；[9]30在阐述中央和地方的关系时，他强调“我们不能像苏联那样，把什么都集中到中央，把地方卡得死死的，一点机动权也没有”；[9]31在阐述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关系时，他强调“在苏联，俄罗斯民族同少数民族的关系很不正常，我们应当接受这个教训”；[9]34在阐述党和非党的关系时，他强调“我们和苏联不同。我们有意识地留下民主党派，让他们有发表意见的机会，对他们采取又团结又斗争的方针”；[9]34-35在阐述是非关系时，他强调“我们党在这个问题上犯了错误，学了斯大林作风中不好的一面。他们在社会上不要中间势力，在党内不允许人家改正错误，不准革命”；[9]39在阐述中国和外国的关系时，他强调“对于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经验”，我们“必须有分析有批判地学，不能盲目地学，不能一切照抄，机械搬用”。[9]41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共领导人对“以苏为鉴”问题最为集中的阐释。中共八大期间，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中共领导人，先后集体或个别同前来参加会议的50多个国家共产党、工人党代表团进行了交谈，分析和探讨了斯大林错误的教训、党与党之间的关系和中国共产党自身建设等方面的问题。[10]395但遗憾的是，毛泽东对这些科学的思想和原则没有一以贯之地坚持和落实，从而没能真正解决好“以苏为鉴”问题，也没有搞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一根本问题，以至发生了十年“文化大革命”这样的全局性悲剧和灾难。 　　2.邓小平从经济体制上基本解决了“以苏为鉴”问题，从政治体制上规划设计了“以苏为鉴”问题。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了中共国家治理体系的战略转型，强调“要坚决克服权力过于集中的官僚主义”[11]12。邓小平在领导中国改革开放的伟大转型中，对“苏联模式”不断进行反思和总结，多次强调“我们过去照搬苏联搞社会主义模式，带来很多问题。我们很早就发现了，但没有解决好”，[12]1231-1232努力探索和回答“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一根本问题，打破了经济领域姓“资”与姓“社”的争论和思想禁区，主持制定了《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明确提出了“社会主义经济是在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的新论断。特别是在南方谈话中，邓小平强调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作为资源配置的一种方式本身不具有制度属性，突破了把市场经济同社会主义对立起来的传统观念，开辟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新道路，由“苏联模式”的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成功转向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从经济体制上基本解决了“以苏为鉴”问题。同时，从政治体制上提出并规划设计了“以苏为鉴”的改革转型问题。在《党和国家领导制度改革》的经典讲话中，邓小平规划设计了改革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体制的重大时代命题，还提议将解决“权力过分集中”的“总病根”问题作为改革原则写入宪法。据此，中共十二届七中全会通过了《政治体制改革总体设想》，对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原则和内容进行了系统设计；在此基础上，中共十三大对政治体制改革进一步作了规划设计和改革探索。

　　3.江泽民、胡锦涛从经济体制上推进了“以苏为鉴”问题，从政治体制上深化了“以苏为鉴”问题。以江泽民、胡锦涛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继承了邓小平的改革开放大业，从经济体制上推进了“以苏为鉴”的改革转型，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党的十四大根据邓小平南方谈话精神，适时确立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新的国家治理体系和改革目标，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议》，确定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把十四大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和基本原则加以系统化；十六届三中全会作出了《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强调在社会主义宏观调控下发挥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基础性作用。

　　同时，从政治体制上深化了“以苏为鉴”的改革转型问题。党的十六大报告强调“建立结构合理、配置科学、程序严密、制约有效的权力运行机制，从决策和执行环节加强对权力的监督”；[13]36党的十七大报告在党内重要文献中首次提出“权力结构”概念，将党和国家权力结构分解为“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三权，并部署“建立健全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既相互制约又相互协调的权力结构和运行机制”；[14]33此后不久，胡锦涛在十七届中央纪委第二次全会的讲话中第一次提出了“监督的制衡力”原则。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探索和回答了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问题，提出了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的问题，不断强调和深化了政治体制和权力结构改革命题。

　　4.习近平力求从国家治理体系上彻底解决“以苏为鉴”问题。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中央全会、中央纪委全会、全国组织工作会议、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等不同场合，习近平总书记多次谈到苏共亡党问题，强调“以苏为鉴”，全党都要“警醒”起来。特别是在十八届中央纪委第二次全会上，习近平告诫全党：“我们国家无论是在体制、制度上，还是在所走的道路和今天所面临的前所未有的境遇，都与前苏联有着相似或者相近乃至相同的地方。弄好了，能走出一片艳阳天；弄不好，苏共的昨天就是我们的明天！”[15]在十八大提出权力结构改革“两个确保”原则（“确保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既相互制约又相互协调，确保国家机关按照法定权限和程序行使权力”[16]26）的基础上，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了全面深化改革60条，显示出新一届党中央既力求从经济体制上彻底解决“以苏为鉴”问题，强调发挥市场在配置资源中的决定性作用，进一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特别是力求从政治体制上彻底解决“以苏为鉴”问题，公开宣誓要“冲破思想观念的束缚、突破利益固化的樊篱”，“以更大的政治勇气和智慧、更有力的措施和办法推进改革”，“加强对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形成不敢腐的惩戒机制、不能腐的防范机制、不易腐的保障机制”，坚持“‘老虎’和‘苍蝇’一起打”，[17]对“作风之弊、行为之垢”进行“大排查、大检修、大扫除”，“构建决策科学、执行坚决、监督有力的权力运行体系”，“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18]可见，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已经提出并且准备回答建设什么样的国家治理体系、怎样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问题，真正实现从“以俄为师”到“以苏为鉴”的改革转型，从“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改革转型，实现“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和中国梦、廉洁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