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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人为本,是对马克思理论的回归和创新

发布时间:2016-05-16 10:10

  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国家对社会主义建设和发展的指导思想经历了由“以阶级斗争为纲”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转变。“以人为本”是科学发展观的核心,所以如何理解和认识就不仅仅是一个实践问题,而且也是一个重大理论问题。


  一、“以人为本”是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


  对社会主义本质的正确认识,是需要通过不断实践,并加以理论总结的深化和完善的过程。通常人们对社会主义的理解,至少包括三个层面的含义:一是作为理想和奋斗目标;二是作为一种社会制度;三是作为一种实践活动,其中包括党和国家的决策实践以及“每个人”参加的实践活动。从不同层面出发或侧重于某一层面,将对社会主义本质有不同的概括。同时,社会主要矛盾发生变化或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的转移,也会引发对社会主义本质的认识产生变化。从认识论的角度看’不论过去和现在,我们对社会主义本质的认识都有合理和恰当的成分,同时也必然存在着一定的历史局限性。因此,全面、正确地把握社会主义的本质,必须从最基本的关系和原理出发。


  1894年,当有人要求恩格斯找出一段能够概括地表达马克思主义基本思想的题词时,恩格斯说:“除了从《共产党宣言》中摘出下列一段话外,我再也找不出合适的了。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这里至少有三个理解要点:第一,每个人的全面自由发展是新社会最终目标;第二,每个人与一切人发展的和谐关系是新社会最基本的运行机制;第三,联合体是人的全面自由发展的社会形式。这里的核心是人的全面自由发展。以往普遍认为,马克思这段话讲的是共产主义理想状态,离目前的现实情况太远,尚不能提到发展的议事日程上。然而如果没有努力,没有量变到质变的积累,也就永远也无法达到这一目示。所以,中共十四大以后,江泽民提出了人的发展与社会发展互为前提的观点。


  资本主义及其以前的人类历史,是人的发展与社会形式对立统一的历史。但是每个人、每个社会阶层在不同期间发展的程度并不相同,有的兴盛了,有的衰败了,其中一部分人的发展是建立在另一部分人衰败的基础之上。共产主义运动中每个人的发展是一切人发展的条件,因而使人的发展与社会形式对立之间的矛盾发生质变。共产主义的实现过程也就是不断使这种对立向统一转化的过程,因而,这是我们认识社会主义本质的出发点。


  人的发展与社会形式之间的矛盾,突出表现为人的异化和被动发展,这种矛盾在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里逐渐激化并达到顶点。究其原因,虽然人们也得到了不同程度的发展,但这是在资本主义分工基础上的畸形和异化的发展。劳动者异化为机器的附属物,“工人在精神上和肉体上被贬低为机器”,根据机器和分工的要求发展,资本家被异化为资本,根据资本积累的规律来发展。因此,在很大程度上是迷失了人的本性的发展,正像马克思所说的那样,银行家之所以成为银行家,是因为他的分工角色所决定的。所以,在资本主义分工基础上所形成的发展,是对立和竞争的发展,每个人的发展将在很大程度上限制和阻碍其他人的发展。并且引发对立和冲突,最终导致阶级的矛盾和冲突。尽管目前资本主义国家仍然在不断发展,但社会中的问题、矛盾和冲突不断增加,可持续发展已成为资本主义国家面临的主要问题。生产关系难以容纳生产力的发展,实际上是社会形式难以容纳每个人全面自由发展的外在表现。


  社会主义的建立,为人的发展提供了广阔的空间。但是由于传统理论的误导,并未能很好地解决每个人的发展问题。其一,过多强调国家、社会、集体与每个人利益的高度统一,强调党和政府利益与人民利益的髙度统一,在很大程度上忽视了每个人的发展,忽视了每个人的政治权利。有些基层党和政府的领导,甚至对广大群众的最基本权利要求也加以拒绝,以“老子对待儿子”的态度对待广大群众的合理诉求,加之改革开放后强调领导“个人负责制”,致使个别地方党群关系、干群关系比较紧张,甚至产生对立,引起群众普遍的不信任和不满。其二,片面强调人的发展的条件,典型的观点是认为当前社会主义普遍建立在生产力落后基础上,只要生产力发展了,人的发展自然得到满足。对此,前苏联的教训是深刻的。有关研究表明,前苏联的生产力和经济发展在1928?1975年间速度很快,由沙俄时代远远落后于西欧、北美,到综合国力一度赶上美国,居世界第二位。1957年,苏联率先发射了人造地球卫星。在美苏争霸时,20世纪60年代末至70年代中期,苏联的实力曾超过美国。但是高度发达的生产力并未能阻止社会主义政权的蜕变。其三,片面理解历史唯物主义,将人的发展主要理解为物质生活的发展,忽视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用“理性经济人”和经济利益作为衡量一切事物或分析判断一切事物的标准。


  在对社会主义本质的认识上,我们曾提出过“公有制、计划经济、按劳分配”和“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模式。尽管现在人们感到当时的提法是十分幼稚的和不成熟的,可是经历过新中国政权建设初期和计划经济年代的绝大多数人,当时都曾认为这些提法是正确的和必要的。这是由于党和国家当时面临的主要问题是巩固政权和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集中财力、物力建设社会主义。现在,当我们面临的主要任务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的时候,仍过多地强调“生产力”标准,显然也是可以理解的。然而,我们不应忽略曾有过的经验教训,不应把社会主义的本质仅仅局限在发展生产力上。不关注每个人的发展,生产力的发展就失去了目标,就成为无源之水和无本之木。“苏东剧变”之前,不仅原苏联经济相对发达,而且东欧原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也不落后,有的甚至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经验吿诉我们,经济增长了并不等于社会发展了,忽视每个人的发展,最终将走向历史的反面。


  二、人的发展与生产力发展之间的矛盾,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矛盾


  在分析经济社会和历史发展规律时,我们遵循的是“生产力--经济基础--上层建筑”这样一种分析模式,有时甚至只突出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认为主要矛盾解决了,一切矛盾就迎刃而解了。这种模式化的分析认识问题方法存在着一定的片面性。首先,就系统分析而言,抓住了主要矛盾无疑也就抓住了事物的本质,从而也就找到了认识和解决问题的途径,但这仅仅是途径,真正解决问题还需要对系统进行全面的认识和把握。其次,系统是不断发展变化的,在一定的条件下,主要矛盾有时退居次要地位,次要矛盾也会上升为主要矛盾。那种认为主要矛盾(例如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在任何时候、任何条件下都地位不变、都起决定性作用的认识,是僵化和机械的认识。再次,系统中诸多矛盾存在着复杂的相互作用,例如生产关系对生产力、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就存在着反作用力,如果不能全面分析和把握整个系统及其发展趋势,就很难认识和把握这种反作用力,难以对其进行定性和定量分析。我们过去许多重大失误和社会经济发展的大起大落都与此有关。


  马克思主义是建立在一百多年前对资本主义不合理制度分析基础之上的科学理论,本质上是批判和革命的理论。从这一理论目标体系出发,马克思理论更注重对资本主义灭亡规律的研究,而不是研究在资本主义框架下社会还能够如何发展以及在多大程度上发展的问题。即便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马克思也仅提出了发展的主要原则,在其理论体系中,发展研究从属于批判研究。然而,社会主义面临的主要问题是发展,因此不加变化地将马克思理论应用到社会主义实践中,显然是远远不够的。同时,资本主义国家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并未完全像马克思预想的那样演进。从“东欧剧变”的社会主义运动最终结果看,表明马克思理论也存在一定的突践局限性,这主要表现在:


  第一,在“生产力--经济基础--上层建筑”的分析模式中,尽管抓住了社会历史发展的本质,但是对真正决定社会历史发展的“人”的因素未能给予全面的分析。一是“生产力”中的“人”只局限于生产物质产品的劳动者,但是社会是由“每个人”组成的,社会中每个人与物质生产力的关系,从而与自然界的关系未能加以详细的表述。二是在“生产力”中,劳动者与物质生产要素被置于同等地位,未能突出“人”在生产力发展中的能动性,劳动者的能动性不仅表现在对物质生产力的发明创造,而且表现在能动地使用物质生产力。三是在“生产力--生产关系”分析中,仅分析了劳动者与劳动者、劳动者与所有者、所有者与所有者之间的关系,而未对社会中每个人与之的关系加以说明,其中包括非物质生产劳动者以及非劳动者。四是突出了物质生产力,尤其强化劳动资料和科学技术的发展是历史与社会发展的决定性条件,而且将“手工磨”与封建社会、“蒸气磨”与资本主义社会的联系凝固化。五是未能很好地解释在相同的生产力水平下,为什么会产生不同的生产关系,即不同的生产关系为什么能够容纳相同的生产力,并使其都能得到一定的发展。六是不能准确说明在什么条件下,生产关系对生产力、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能够具有反作用,在何等程度上具有反作用。


  第二,在对资本主义发展历史趋势的结论中,忽视了“人”发展的作用。在马克思那里,资本主义发展的历程表现为首先是资本对劳动的剥夺,然后是大资本对小资本的剥夺,最后形成生产的社会化与资本由少数的私人占有之间的尖锐矛盾,最终资本主义外壳不能容纳生产力的发展。当数个发达国家普遍出现这种状况时,将出现世界范围的社会主义革命。在此期间,无产阶级将不断出现相对贫困化和绝对贫困化,因而成为革命的动力。


  然而,现实并未完全按照马克思所预想的那样演变。一是由于科学技术沿着人的四肢、躯干、大脑不断扩展着人的生产能力,脑力劳动条件不再局限于物质生产要素,尤其是随着当代世界高科技时代的出现,计算机的普及应用以及“软要素”在生产领域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资本通过对劳动条件的控制从而形成对劳动力的占有已经越来越困难;二是与此相应,物质生产在整个社会生产中所占的比重越来越小,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界限、生产劳动与非生产劳动的界限越来越模糊,劳动者并未普遍出现相对贫困和绝对贫困;三是大资本的积累和形成并未完全出现在生产领域,类似于比尔?盖茨、索罗斯这样的非物质生产领域的超级资本拥有者越来越多,并日益在经济领域中起着重要作用;四是随着资本主义国家反垄断法、风险投资、就业政策、税收政策以及社会化保障等的不断完善,资本主义社会矛盾在一定程度上得到缓解。


  第三,在对世界范围内资本主义国家间矛盾分析中,对“人”的影响作用估计不足。一是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发展趋势的分析,主要以单一国家和社会作为分析对象。而现实中,一方面,资本跨越国境在全世界范围内流动,另一方面,资本主义国家为了民族和自身利益,对资本的流动采取限制态度,这主要出于对就业以及经济社会安定等因素的考虑。代表资产阶级利益的国家,并未像想象的那样完全不顾劳动阶层的死活。二是国家间的矛盾、民族间的矛盾曰益成为世界发展的主要矛盾,而不是像传统理论认为的那样是阶级矛盾。世界并未出现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两大阵营,而是出现了“三个世界”的划分;阶级斗争和暴力革命巳经难以成为世界无产阶级的主要目标,世界的主题是化解国与国、地区与地区、民族与民族之间的争端,强调“和平与发展”。


  世界在不断发展变化,即便马克思主义这样伟大的理论也需要与时俱进。当发展目标发生了变化,次要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时,马克思理论中次要的问题也相应上升为主要问题,这集中表现在发展上,尤其是“人”的发展上。资本主义将与社会主义长期共存,斗争的路程是漫长的,这不仅体现在综合国力的比较上,更体现在“人”的发展比较上,由此决定着人心向背,决定着社会主义国家的未来命运。


  人的发展是一个由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发展的过程,人的价值观是由被动及不自觉实现向主动和自觉实现的发展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人的发展经历着三种阶段。马克思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写到:“人的依赖关系(起初完全是自然发生的),是最初的社会形态,在这种形态下,人的生产能力只是在狭窄的范围内和孤立的地点上发展着。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是第二大形态,在这种形态下’才能形成普遍的社会物质交换,全面的关系,多方面的需求以及全面的能力的体系。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生产能力成为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是第三个阶段。第二个阶段为第三个阶段创造条件。”人的这三种发展不同形态,充分体现着人的发展与生产力发展的关系,体现着人对生产力由不自觉的认识、利用到自觉认识、利用以及人与生产力作用和反作用的关系。由此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人在认识和利用生产力的过程中,不自觉地形成一定的关系,这是一种由必然向自由发展的关系,而在此基础上形成的生产方式中的生产关系则是派生出的第二层次的关系。对此,马克思通常界定为生产关系的二重性。例如,马克思在谈到资本家的管理职能时,从人与生产力关系的层面看,这是生产中对指挥和权威的需要;另一方面,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层面看,这又是一种剥削行为,因而不能创造价值。在性质不同的生产方式中,总能找到相同的组织形式和各种关系。例如,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都存在企业这样的生产组织形式,不同性质企业中管理者和生产者都有执行相同职能的一面;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和资本主义一样存在着市场经济以及性质各异、职能相同的各种金融、商业、贸易等组织形式等等。因而,我们能够借鉴的资本主义生产管理中的积极成果,应是人与生产力关系层面上的成果。


  三、以人为本,促进社会主义事业的全面发展


  社会主义性质的国家、集体和各种组织形式,说到底只是实现每个人发展的具体形式,这些形式的完善,无非是为了更好地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如果只重视这些形式,甚至以牺牲人的发展以求得这些形式的完善,则是舍本求末。历史上,我们曾为了达到更高的劳动生产率而实行过“一大二公”的计划体制,当我们过度强调计划体制时,最终忽视了劳动生产率’致使计划体制成为生产力发展的桎梏,不得不退回来重新进行经济体制改革。这种深刻的教训应该记取。社会主义制度从本质上讲与人的发展是一致的,但同时也存在着矛盾,如果不加以重视,矛盾也有激化的可能,这在“苏东剧变”中已得到了充分的证明。因此,当社会主义国家、集体和各种组织形式与人的发展发生矛盾时,前者应服从于后者,而不是相反。


  社会主义国家各种组织形式与人的发展存在的矛盾主要表现在:一是党和国家主要领导的决策,在特殊情况下,不能保证完全符合人民的发展需要,如“文化大革命”时期;二是各级党政部门干部自身利益要求有时不符合群众利益,甚至与群众利益发生冲突,如某些“政绩工程”、“形象工程”等;三是党政部门从局部利益出发,或由于自身的局限性,主观上想代表人民的意愿,客观上却违反了人民的意愿;四是干部队伍中的腐败、不作为、官僚主义等现象造成的主观失误,对社会发展形成恶劣影响;五是因工作中的同事、上下级、地区、系统等各种关系形成了不同类型的小团体、关系网,甚至发展为任人唯亲、假公济私等。六是执政能力强弱和行政管理民主化程序健全与否,在很大程度上决定我们是不能解决好社会主义组织形式与“每个人”发展之间的矛盾。因此,这是我们强调要不断深化政治体制改革和经济体制改革的最基本目标。


  中国社会主义最初是建立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基础之上,不仅生产力水平极为落后,而且人的素质、人的发展程度也极为落后。经过改革开放二十多年的发展,社会生产力水平得到了快速提升,目前仍以不可遏止的态势持续增长。与此相应,人的发展程度滞后和人的素质提高滞后的矛盾也日益突出。这主要表现在:一是与发达国家相比,公民整体文化科技素质较低;二是少数高素质人才和低素质大众之间的两极分化矛盾仍很突出;三是受封建思想和资本主义落后文化的影响,相当部分人的思想观念落后,甚至有些党的高级领导干部也崇拜封建迷信;四是人们的交往程度和交往形式,仍缺乏普遍性和高度社会化;五是精神文明、政治文明发展滞后,社会缺乏民权意识、民主意识,侵权现象时有发生;六是经济上不断扩大的贫富差距,极大限制了人的普遍的全面发展。


  从马克思不经过“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有关论述看,他并不认为社会主义一定要经过资本主义发展阶段,因此不发达的社会主义必须“补资本主义课”的观点并不是马克思主义。但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毕竟与发达国家存在巨大的发展差距,人们通常认为必须补生产力发展的课。这是必要的,但也未涉及到本质题义。从“东欧剧变”中带给我们的启示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必须补的是“‘人’的全面发展”的课。这主要由于:第一,我国是在半封建、半殖民地基础上建立的社会主义国家,由于历史的原因,与现代文明发展要求相比较,人的素质还普遍较低;第二,落后的生产力条件下人的交往形式和交往范围极为简单和狭小,大多数人仍处于“对人的依附”的发展阶段;第三,新中国成立后,长期实行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改变了劳动者对人的依附关系,但又形成了对政府和单位的依附关系,尽管通过文化、教育等形式使广大公民的基本素质有了很大提高,但与发达生产力方式下劳动者的素质相比还有非常巨大的差距;第四,历史上按计划进行生产和分配,消灭商品经济、限制和消除以个人劳动为基础的小生产者等一系列措施,限制了对个人发展的正常诉求,而且被动的和“大锅饭”式的生产方式以及历次的政治运动,打击、压制了劳动者应有的积极性和自觉创造性;第五,计划经济体制下使劳动者失去了自我,缺乏独立意识、维权意识、民主意识和自我保护意识;第六,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了地方、部门、单位等独立体系,“大而全”、“小而全”的自我封闭的运行模式’不仅使部门、单位缺少开放性,而且也将每个人置于封闭状态。


  目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确立,为人的发展提供了更加广阔的空间,但同时也带来了许多负面效应。这主要表现在:一是市场经济使人的发展和价值实现形成了多元渠道及“多元”取向,同时也使社会普遍出现了信仰缺失;二是打破封建观念、等级制度等落后观念的同时,“金钱至上”取代了“权力至上”;三是一部分人富起来的同时,分配领域里的收入差距日益严重;四是市场分工固化了人的职业范围,形成了新的不同的社会阶层,导致人的发展不断异化;五是提倡个性化、自由化发展的同时,个人利己主义盛行,集体主义精神和社会责任感普遍降低;六是在竞争提高效率的同时,日趋激烈的竞争导致人们的普遍对立,非正当竞争使道德失范,各种形式的腐败现象屡禁不止,且日趋严重。


  综上所述,如何处理好人的全面发展与生产力发展之间的矛盾,以人为本,提高发展质量’将是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转人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应对时代的新挑战。


  第一,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全面发展社会生产力


  社会主义就是要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但不能以牺牲每个人或大多数人的利益来单纯满足生产力的发展。物质要素的高效率和高增长固然是衡量生产力发展的重要标准,但只有充分调动广大劳动者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才能保证生产力的可持续高速发展。目前学术界有一种流行观点,认为国有经济和集体经济缺乏效率’大量的资产闲置,使用效率极低’因此与其让这些资产闲置’还不如实行私有化的产权制度改革,即便这一过程中公有资产出现一定的流失,总比闲置和浪费好。在这种观念的导向下,并且由于我国市场经济法制不健全,致使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造过程中出现了许多贪污腐败问题,有些问题比西方国家严重的多=经验表明,这样的股份制改造不仅没有达到预期的效率,而且有些资产还被转移到了国外。更为严重的是,这种股份制改造的结果,造成了新的大量失业现象,挫伤了广大职工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引发了新的诸多不安定因素。实践告诉我们,公有制是社会主义国家和工人阶级政党存在的基础,在改革中只有充分考虑和满足广大职工的利益,才能保证改革的成功并促进生产力的持久发展。


  第二,坚持“以人为本”,尽快缩小分配领域中过大的收入差距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由于历史的和其他原因,在地区之间、行业部门之间、城乡之间、脑力劳动体力劳动之间、工农之间存在着一定的收入差距,目前这种差距有不断扩大的趋势,不利于社会的稳定和发展。对此,我国理论界主流观点是在公平与效率之间,需要效率优先、兼顾公平。他们认为,为了整个社会的发展,牺牲一部分人和局部利益是必要的,甚至认为即便进一步扩大两极分化也是必要的。事实上,社会主义发展从来没有过绝对的公平,即使在“平均主义”、“大锅饭”盛行的年代,我们也是通过农产品“剪刀差”才实现了国家工业化的初期积累。实际上,一部分地区、群体、个人的高收入,并非完全是由本身的努力获得的,有些是政策的原因,有些则是历史的原因,还有垄断的原因,等等。这种状况长期发展下去,尤其是少数人保持高收入、多数人低收入的状况长期持续下去,必将导致社会总体效率降低,不利于经济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第三,坚持“以人为本”,正确处理好个人发展与国家、集体发展的关系


  实现每个人全面自由的发展,不仅需要生产力高度发达,而且需要有良好的社会环境和较高的个人素质,这是一个历史的发展过程。人是社会的人,因此只能在社会发展的基础上实现或满足个人的发展;同样,社会是个人的集合,只有每个人都得到了发展,社会才会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发展。但是,社会是由多群体、多阶层、不同地域并最终由每个人构成的,因此社会发展的目标是多元的,不仅有先后次序,而且是在不断通过均衡与打破均衡、通过主要矛盾的不断转化、通过不同形式的量变到质变的转化来实现发展的。这种状况也必然要形成个人与集体、集体与国家非均衡发展的矛盾,形成了一部分人的发展有可能会损害到另一部分人利益的矛盾,所以,如何处理好这种矛盾,是现实中难以回避的问题。过去曾片面强调国家、集体的利益,导致了“平均主义”泛滥,最终使社会发展几乎处于停滞状态。改革开放以后,这种观念仍然存在许多人头脑中作崇,尤其在经济、文化相对落后地区,压抑个人发展的现象仍十分严重,不但非公经济得不到大力发展,而且影响整个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仍处于落后状态。以人为本,转变发展观念,就必须突破阻碍发展的瓶颈制约,从而实现个人与国家、集体协调发展的目标。为此,一是要深化政治体制改革、尊重每个公民的民主权利;二是政策的制定要实现公开、透明;三是对政策执行要实现多层次、多环节的广泛监督;四是为充分满足大众的意愿’即便是好的政策,在大众不理解的情况下,也不可强制推行。五是树立现代公民意识,构建和谐的公民社会。


  第四,“以人为本”,提高执政能力和执政水平


  “以人为本”体现着社会主义社会的本质,是衡量执政能力和执政水平的核心内容。执政者如果仅从管理国家和社会的视角执政,那么就很难使普通大众感到这是在为人民服务,因而,必须从制度上和组织上提供更为有力的保障,不断深化对科学发展观基本内涵和精神实质的认识,尊重人的首创精神,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正确处理社会发展中必须要解决好的各方面关系。为此,一是要通过制度建设和民主法治’实现真正意义上的人格平等;二是加大公众的政治热情和参与度,实现更多人的全面发展,不断完善民主决策制度,保证每个公民都有参政议政的条件和机会;三是改革和建立符合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以科学发展观统领全局的经济社会发展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包括经济指标、社会发展指标、人均发展指标、人均分布指标等。由此促进社会主义全面进步和人的全面发展。


                                                              柳民

                                              (河北省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河北石家庄0500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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