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哲学回归

　　从经济学上看，对计划经济体制进行改革是因为其低效率不利于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从哲学上来说，计划经济体制反映了理论哲学的缺陷。理论哲学的缺陷在于其坚持普遍优先的思维方式，将世界看成是既定的、永恒不变的实体，坚持普遍优先的思维方式源于把马克思的哲学置于旧哲学的分析框架之下，用旧的哲学理路来考量马克思的哲学。马克思哲学的本质在于其实践性，作为实践哲学的马克思哲学具有以下特征：重过程而非本质;重生成而非先验;重不确定性而非确定性。以此观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可以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也秉承着实践哲学的思维方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是经典作家事先按照理论逻辑设计出来的，而是既符合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又从中国实际出发，并在实践中生成的道路和理论。

　　哲学革命是社会变革的先导，体现在操作层面则是指导思想与具体政策的关系，一个执政党有什么样的指导思想就会出台什么样的政策，出台什么样的政策，则社会出现什么样的变化，人民群众对指导思想的体悟总是以自己所感知的政策优劣，自身利益的维护、获得为中介。具体政策、机制体制的失败也促使人们对指导思想进行反思。如果从这一个角度出发去思考改革开放以前社会主义探索的失败教训，那么可以认为改革开放前对社会主义“一大二公”彻底追求的失败证明了理论哲学思维方式的失败，因为后者是前者的思想基础和理论指导，后者是前者在政策层面的具体体现。但是理论哲学并没有表征马克思哲学的精髓，所以，理论哲学的破产并不意味着马克思哲学的破产，而是意味着僵化的马克思哲学的破产。

　　一、普遍优先：理论哲学的缺陷

　　哲学革命是政治革命、社会革命的基础和准备，而对同一种哲学思想的不同解读是理解哲学革命的前提，如果用旧哲学的思维方式来理解具有革命性意义的新哲学思想，则会将新哲学强行拉入到旧哲学的阵营中去。青年黑格尔派认为自己的学说彻底超越了黑格尔，“正如德意志意识形态家们所宣告的，德国在最近几年里经历了一次空前的变革。从施特劳斯开始的黑格尔体系的解体过程发展为一种席卷一切‘过去的力量’的世界性骚动”[1]512，他们认为自己实现了哲学史上的深刻革命。但实质上，他们都没有离开黑格尔的哲学基地，“甚至没有一个人试图对黑格尔体系进行全面的批判，尽管他们每一个人都断言自己已经超越黑格尔哲学”[1]514。同样，对马克思哲学的理解也存在将其革命性意义阉割的可能，使其徒具新哲学的形式，而无新哲学的实质。对黑格尔哲学革命性意义的误读仅是学术错误，但对马克思哲学革命性意义的误读则会导致政治、社会错误，因为社会主义的命运与马克思主义哲学息息相关。邓小平曾明确指出搞社会主义必须遵循马克思主义哲学，“搞社会主义一定要遵循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也就是毛泽东同志概括的实事求是，或者说一切从实际出发。” [2]118哲学作为世界观、方法论、价值观和认识论，是人们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思想武器，马克思指出，“哲学把无产阶级当做自己的物质武器，同样，无产阶级也把哲学当做自己的精神武器”[1]17。哲学也是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思想前提，没有唯物史观的创立，就没有科学社会主义的诞生，没有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对教条式社会主义的批判，就没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社会主义经历了跌宕起伏的发展历程，既有苏联建国、发展的辉煌，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成功，也有苏联解体、东欧剧变的阴霾。造成这种发展历程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历史的，也有现实的，既有内在的，也有外在的，既有主观的，也有客观的，既有人为的，也有自然的，但是理论上的是非对错往往也是十分重要，甚至是决定性的原因。

　　从哲学上来说，改革开放前社会主义探索的失败，证明了其哲学基础的失败，而教条式社会主义的哲学根基可以指认为理论哲学。可以从马克思哲学对旧哲学的超越来审视理论哲学的理论旨趣。

　　马克思哲学和费尔巴哈哲学都起步于黑格尔哲学，都是对黑格尔哲学的扬弃、发展和超越，但马克思哲学不仅超越了黑格尔哲学，也超越了和包括费尔巴哈在内的青年黑格尔派的哲学，马克思哲学与青年黑格尔派的哲学的区别就在于是否彻底超越黑格尔哲学，青年黑格尔派的哲学的超越只是形式上的超越，而马克思哲学的超越是实质性的超越，马克思哲学之所以能从根本上超越黑格尔哲学，就在于马克思哲学颠覆了理论和实践的关系，将哲学和现实相联系，超越了黑格尔脱离德国实际谈论德国哲学的思维方式，实现了哲学的革命性变革，即由理论哲学向实践哲学的转向。

　　人文天地李双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哲学回归理论哲学是西方哲学的主流，这种哲学传统肇始于柏拉图。在西方哲学中，柏拉图是代表人物，他的哲学也是西方哲学的发源地。柏拉图主张将问题从可感觉事物移到另一类实是上去——因为感性事物既然变动不居，就不可捉摸，哪能为之定义，一切通则也不会从这里制出。柏拉图用“理念”来表述这一类实是，所以“理念”就是一切现实事物的根源。也就是说，只有一门学问，即关于理念(即意式，有些也翻译作 “相”、“观念”、“概念”、“理型”等)的学问。亚里士多德哲学中“存在”概念延续了柏拉图的“理念”概念。这样，对现实事物存在根源的追溯成为西方哲学的普遍追求。一直到德国古典哲学，黑格尔主张从“绝对精神”出发去认识多彩的现实世界，将“绝对精神”作为分析、把握纷繁复杂的现实世界的根据。由此可见，“绝对精神”和“理念”并无实质性区别，可以说，从柏拉图到黑格尔，从古希腊哲学到德国古典哲学，理论哲学一直是西方哲学发展史中的主流，西方哲学的传统就是希望用理论来建构世界图景，当然理论即包括抽象的意识，也包括抽象的物质。抽象地、脱离现实事物来谈论物质，仍然没有脱离理论哲学的视域。从理论出发建构世界图景，世界图景的一切，包括实践都被纳入到理论之中，这样，实践作为世界图景的一部分也就理论化了。而在马克思看来，要从实践出发去理解“对象、现实、感性”，理论自然是”对象、现实、感性”的一部分，马克思对“对象、现实、感性”的实践本质的确认，暗含着对理论的实践本质的确认。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马克思恢复了理论和实践的本真关系，也恢复了实践哲学的地位，实现了哲学的实践转向。和理论哲学相比，实践哲学从实践，感性的人的活动出发理解世界，其方法论意义就在于从实践出发去理解、认识和发展理论，而不同于理论哲学，首先虚构、设想出一个永恒的“概念”，并以此来统摄包括实践在内的全部社会生活。

　　在理论哲学的视域中，只要把握住了这个虚构出的“概念”，就可以建构出一套完美的哲学理论，这个“概念”可以统摄纷繁复杂的多元化世界，这套理论能解释多元化世界的任何问题。所以，理论哲学视域下的世界观把世界视为某种与人无关的、外在于人的、独立存在的、本质先验给定的，只能被“看”的存在。这种世界观必然走向客体主义、本质主义、理性主义、还原主义、抽象主义和普遍主义，其本质是对人和世界的简化、抽象化和概念化。

　　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如果建立在这样的哲学理念之上，就会产生一系列错误。它将有人参与其中的、在人的实践活动基础上生成的社会看成是与人无关的纯粹的物质实体，只要抓住了这个物质实体，就抓住了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而马克思哲学恰恰抓住了这点，发现了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尤其是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规律，不过这个规律是与人无关的，是永恒的，现在只要按照这个规律来设计社会发展的目标、方向即可。计划经济就是按照规律来对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事先进行计划的总体方案。计划经济的前提就是有生产资料和产品可供计划，所以，计划经济的前提必须是公有制，公有制程度越高，公有制规模越大就越是社会主义。于是，无限追求“一大二公”成为社会主义建设的唯一目标，这正是理论哲学反映在具体体制和政策上的典型表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突破了这种思维定势，回到实践哲学的正确轨道上，真正坚持了社会主义的发展方向。

　　二、实践生成：实践哲学的理论特质

　　主张客体主义的理论哲学，追求与人的实践无关的纯粹客体，这样就造成无视实践，这是对客观世界的误读。这种世界观将客观世界视为本质先验给定，永恒不变的实体，这样的世界只是在空间上展开，而无时间发展，马克思非常反对这种世界观，认为它剥夺了客观世界的主体性和实践性。在他看来，作为自然界的自然界，“就它还在感性上不同于它自身所隐藏的神秘的意义而言，与这些抽象概念分隔开来并与这些抽象概念不同的自然界，就是无，是证明自己为无的无，是无意义的，或者只具有应被扬弃的外在性的意义”[1]220。其哲学视野中的世界，是有人参与、被人感知、被人把握的世界，因为所谓世界观，就是人们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根本观点，就是人如何“观世界”，世界是人生活于其中的世界，离开了人，就无所谓世界。因此，客观世界不是与人无关的纯粹客体的集合，而是在人的实践中不断生成和发展的社会历史，这种生成既是改造世界的活动，也是依赖和服从客观世界固有规律的活动，同时，在生成中，世界被改造，人自身也被改造，“环境的改变和人的活动或自我改变的一致，只能被看做是并合理地理解为革命的实践”[1]500。基于此，可以说实践是客观世界的根源，客观世界是在实践中生成的，这种实践生成论是马克思哲学的轴心，它具有以下特征。

　　第一，重过程而非本质。本质主义将世界视为实体，认为在千变万化的具体世界背后都存在着一个永恒不变的本质，这是从柏拉图哲学到黑格尔哲学一以贯之的思想。而实践生成论打破了这种“本质既定、一切既成”的思维，回到“一切生成”的思维，“世界不是既成事物的集合体，而是过程的集合体”[3]。也就是说，一切事物都是作为过程而存在，都随着时间流逝而变化，是暂时性的存在。本质相同的事物在不同时空中所展现出的内涵也不一样。

　　第二，重生成而非先验。本质主义将世界看成是既成事物的集合体，这种既成事物既无发展也无创造，是先验的，这种先验的事物是超越时空的永恒存在。如在黑格尔那里，本质先于现象而存在，本质经过发展外化为自然界，马克思认为这种表达极易滑向唯心主义，他就批判黑格尔哲学“只是为历史的运动找到抽象的、逻辑的、思辨的表达”[1]201。马克思以果品与果实的关系进行了阐述，他批判了先验论者企图“从‘果品’这个非现实的理智本质中造出了现实的自然的实物——苹果、梨等等，也就是说，他从他自己的抽象的理智(即他所设想的在他身外的一种绝对主体，在这里就是“果品”)中创造出这些果实” 。现代认知心理也是支持马克思的结论的，现代认知心理认为人的认知是通过对具体事物进行信息加工，形成概念、知觉、判断或理论，进而用这些概念、知觉、判断或理论去认识新的事物，概念、知觉、判断或理论是后天学习得到的，而不是人头脑先验的产物。

　　第三，重不确定性而非确定性。本质主义将世界看成是既成的先验事物，所以，表现出对绝对确定性的极端追求，即给纷繁复杂的多彩世界设定一个 “最后的根基”，从而获得绝对确定性，在方法论上，这种对确定性的追求表现为对理性的盲目崇拜，试图用理性原则来把握一切事物，它崇拜必然性(规律)，排斥偶然性。马克思并不否认哲学的主要任务是寻求确定性和探寻事物的本质，但是马克思反对用绝对确定性来否定不确定性，在马克思那里，规律本身也是实践生成的，是与偶然并存的，否则就会陷入宿命论，他就说：“如果‘偶然性’不起任何作用的话，那么世界历史就会带有非常神秘的性质”。

　　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生成性

　　应该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置于实践哲学而非理论哲学的视域来考量，从实践哲学的视域去考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可以发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首先是一条道路，既然是道路，就应该是“动态的”，而不是静态的，也即在人的实践活动中生成的。这种生成整体上表现为不断发展、进步和完善的过程，而不是一个既定的、永恒不变的状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回归到实践优先的价值取向上，从动态性、过程性、过渡性的角度去理解社会主义，认识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还不是马克思所设想的社会主义，而是既有社会主义因素，又有资本主义因素，但同时社会主义因素在整个社会已占据主导地位并且随着社会的发展会不断增多，而资本主义因素会不断减少，未来方向是社会主义的道路。在此过程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还不是定型的，是需要进一步完善和发展的。邓小平多次表达过这样的意思，早在1980年，邓小平在如何评价毛泽东这个问题上指出中国道路不是一成不变的，他说：“现在我们还是把毛泽东同志已经提出、但是没有做的事情做起来，把他反对错了的改正过来，把他没有做好的事情做好。今后相当长的时期，还是做这件事。”[5]300这里实际上就概括出中国道路的动态性：把前人已经提出并且是正确的但还未做的事情做起来，把前人已经并且是正确的但未做好的完善起来，把前人做错的事情改正过来，把前人未提出也未做的事情做起来。在如何看待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时邓小平指出：“要认真总结经验，对的要继续坚持，失误的要纠正，不足的要加点劲。”纵观人类历史发展，如果以前人所做事业为参照坐标，后人所做之事无非就是找到前人做失误的、做不足的、做对的和新生的问题，并在此基础上改正、反思、继承和创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一项长期的、艰巨的、繁重的伟大事业，这项伟大事业具有总的方向和目标，但是任何人都不会也不可能根据总方向和总目标预设出永恒不变和万事俱备的具体政策，只能是“一代又一代接力干下去”，只能是在坚持正确方向的前提下“在实践探索中推进”，也就是摸着石头过河。在特定阶段，特定地区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必须结合实践探索，因为“在将来某个特定的时刻应该做些什么，应该马上做些什么，这当然完全取决于人们将不得不在其中活动的那个既定的历史环境” 。

　　道路是动态的，理论是对道路的总结、反思、批判、解释和指导，所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也是动态的、发展的、变化的、需要不断创新的。由于中国实践进步太快，中国的现代化是用三十年时间走完了西方国家三百年的现代化历程，在此过程中，理论创新的步伐也随着实践进程的加快而不断加快，不同时期需要不同的理论来指导，这些理论之间有一脉相承之处，这就是对作为理想和价值追求的社会主义的追求，但是这个追求过程是不断变化的。如果仅仅用“是”或者“不是” 这种提问方式来认识社会主义，这种提问方式本身蕴含着提问者的态度，这就是用静态的眼光来看待社会主义，这是与中国实践发展与理论创新的要求不相符的。这样的思维方式就会陷入到僵化思维和教条主义思维，不管是僵化思维还是教条主义思维，都是一种抽象思维。抽象思维是在面对问题时，不是具体分析问题，而是回溯到抽象的价值观，并认为这种抽象价值观是社会主义的本质，用抽象的价值观来代替对社会现实的具体分析。例如面对改革开放以后出现的各种社会问题，出现不同的思潮。新自由主义强调抽象的自由，认为中国改革中出现的问题是因为改革不彻底导致的，而何谓改革的彻底呢?他们认为就是要将自由民主作为改革的方向，在政治上要推行多党制，殊不知，自由民主本身并不是目的，而只是达到促进社会发展、人民幸福的手段。左派强调抽象的平等，将改革中的问题归结为改革过度，因为改革开放之前社会不平等现象并没有凸现出来，所以，他们开出的药方就是停止改革，甚至回到改革开放以前，殊不知，改革开放前由于社会流动性太差，社会毫无活力。马克思将这种只单纯强调结果的平等，而不管起点和途经的平等称之为“粗陋的共产主义”，他们将人生而平等抽象化、简单化，事实上，我们不能否认人的家庭出生、个性、才能、智力水平等是多样的，具有差异的。究其根源，这两种思潮所主张的价值都是抽象的，是脱离中国实际的，都不是用实践生成论来思考中国问题。不能从一个抽象的道德制高点出发去评价不断在实践中生成的社会，不管是自由还是平等都离不开人类的实践活动，都是和生产力的发展阶段相联系的，在不同的生产力发展阶段有不同的自由和平等，不能用一个抽象的自由和平等去要求一切社会。邓小平就说：“讲社会主义，首先就要使生产力发展，这是主要的。只有这样，才能表明社会主义的优越性。社会主义经济政策对不对，归根到底要看生产力是否发展，人民收入是否增加。这是压倒一切的标准。”也就是说，评价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应该坚持生产力标准，而不能用抽象的自由和平等作为衡量标准。所以，我们需要思考的是在当下中国，依据中国的现实要实现什么样的自由和平等，如何实现这样的自由和平等。而不应该将自由和平等视为脱离社会现实的、脱离生产力发展水平的、永恒不变的抽象价值，认为人们只要抓住了这个抽象的价值就一劳永逸了，只要按照我们的设想去规划社会发展、制定社会制度，社会就一定能按照我们的规划和制度发展。

　　作为动态的、发展中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也意味着这条道路还不完善，因为发展本身意味着进步，同时也说明存在不足，有进步的空间。那么建立在这条道路上的制度也是不完善的，是一种没有完全定型的制度，也是需要在批判中发展，在发展中批判的。不完善就需要学习，自然古今中外的优秀思想资源都需要学习，这其中发达国家的经验尤其值得学习，所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也应该是具有极大包容性的制度，但是学习并不是被同化，不是学习以后变成资本主义，甚至比资本主义问题还多，而是为了更好地超越资本主义。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包括根本制度和建立在根本制度基础上的体制机制，根本制度是社会主义具有优越性的载体，是社会主义的本质，突破了就不是社会主义了，所以不管怎么改革，根本制度是不允许改革和突破的，这既是中国改革、发展和稳定的基础，也是理论自信的前提，邓小平就说：“我们的党和人民浴血奋斗多年，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尽管这个制度还不完善，又遭受了破坏，但是无论如何，社会主义制度总比弱肉强食、损人利己的资本主义制度好得多。我们的制度将一天天完善起来，它将吸收我们可以从世界各国吸收的进步因素，成为世界上最好的制度。”[5]337肯定根本制度优越性的同时，我们也不能忽视具体体制的弊端，这些弊端会扭曲社会主义根本制度，不仅不能证明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反而是在“抹黑”社会主义，因此，在现实的社会主义国家出现了一些问题，对这些问题的存在要做具体的分析，不能笼统地将问题与社会主义等同，要认识到体制机制弊端的存在不能说明社会主义不好，只能说明被扭曲了的社会主义不好。这就为向发达国家学习划定了边界，能学习的坚决要学习，不能学习的坚决抵制，不能因为坚持社会主义根本制度而拒斥对资本主义国家经验的学习，也不能因为向资本主义国家学习而放弃社会主义根本制度，因为学习本身不是目的，学习的目的是为更好的完善社会主义制度，加速现代化建设，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

　　作者：李双套 来源：中共贵州省委党校学报 2016年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