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医学社会学视角对抑郁症的分析

“后医学时代”的到来使得个体健康被更多地认为由人文环境所影响甚至决定，因而观照社会因素与健康议题间相互关系的医学社会学便为我们洞悉医学领域内的社会存在提供了重要的视角和有益的工具。另一方面，有“心灵感冒”、“生活新杀手”之称的抑郁症正越来越频繁地出现在新闻报道与日常生活中，而目前对此现象的讨论仍多集中于医学科学领域。在此背景下，笔者通过医学社会学视角的烛照，将抑郁症视为一类社会性现象，通过访问与观察的质性调查方式深入分析了抑郁症的本质、表征与应对，拓展了对这一疾患的理解。

1对象与方法

1.1调查对象

2014年11月?2015年3月，笔者围绕抑郁症的特质、表现及应对等议题开展调查，主要调查对象包括两部分类是线上交流群体（包括网络论坛、QQ群及YY语音等）中经过医学诊断的抑郁症患者及其家属，其中主要的受访者共计35人；另一类是从事抑郁症研究及治疗的心理卫生科与精神卫生科医生，共计5人。

1.2研究方法

运用质性调查方法，通过局外观察法与个案访谈法收集资料，深入了解抑郁症患者及相关人士对抑郁症的情感态度、经验了解和应对行为等事项，具体包括患者对抑郁症的认识与体验、他人对抑郁症的理解和感受以及专业医生对抑郁症的介绍等内容。

2结果与讨论

调查发现，抑郁症并非是传统意义上仅属于医学科学研究范畴的疾病，它的属性、病人的遭遇及大众对其的认识等都发生在具体社会情境中，这就需要我们从人际互动和规训技术等社会学维度出发，对之予以考量。

概括地说，在医学社会学视域中，“把患病作为越轨”的理论框架是“为理解医学的社会学面向”所做出的最好思考。就其表现形式（对于规范及均衡的违反）与处理渠道（接受社会控制以回复正常状态）而言，生病无疑是越轨的一种具体类型。并且，“疾病一健康”这一医学上的二元对立在社会生活中更多地体现为“正常一异常”的分殊，而“正常”本身就暗含了对“异常”的优越感和支配权。这是因为社会需要个体及群体在角色扮演与功能发挥中处于正常，便在资源分配和地位赋予等方面形成了“正常”为上、“异常”为下的等级化格局，故而将“患病”视为“越轨”就建构出了“正常/健康”之于“异常/疾病”的权力和权威。就本文而言，正是医学社会学中的“患病是越轨”这一认识，构成了下文对“社会功能受损严重”的抑郁症研讨之基础。

2.1污名化了的符号暴力：抑郁症的社会性本质

调查发现，作为一种社会事实，抑郁症的社会属性在本质上体现为它是一种具有污名化功能的符号暴力，由此使患者因“抑郁症”之名被歧视，而这种困境正建基于患者自我与健康大众对抑郁症所共同持有的负面评价之上。

在戈夫曼看来，污名“指一种令人大大丢脸的特征……是特征和成见之间的一种特殊关系”，即某些特定类群会因具有一些不容于主流的差异性而蒙受“受损身份”并因此遭到社会排斥。在医学社会学中，污名化则具体表现为“某人对自己疾病的感觉和他人对其疾病的感受都会影响患者的自尊”。受访的抑郁症患者常这样描绘他们的处境：“人家总觉得是没事找事”“有人说我装死、博得同情”……这些表述典型地反映了患者体验到的、根植于他人的对“抑郁症”的病耻感，而这一污名化的感受与其说出自这一疾病本身，毋宁说源于它所携带的“懦弱”、“无能”、“一压就垮”等消极判断，因此许多患者都“怕别人知道自己抑郁了”“怕别人用异样目光看我”。对抑郁症患者而言，污名和排挤是污名化过程的两个关键步骤：评价维度的污名引发排挤、实践维度的排挤强化污名，污名“正名”排挤、排挤“呈现”污名，二者互为因果，就构成了对弱势的患者在心理、文化和社会等意义上的多重歧视。可见，抑郁症是被污名化的疾患，它常使患者在交往中陷于困苦。

进一步来说，“符号暴力”这一概念揭示了患者遭遇所以如是的深层次根源。布迪厄认为，交流的媒介——符号在实质上是具有压制和强迫等特性的隐秘暴力，而“符号暴力”就是指“在一个社会行动者本身合谋的基础上，施加在他身上的暴力”3]。调查发现，公众对抑郁症采取的看法和行为反映了“抑郁症”作为一种符号正具有这样的暴力效果，因为患者“往往都在责备自己因何抑郁”“不想外表被人看出来抑郁”即患者自我已内化了大众对“抑郁症”的鄙夷、恐惧与歧视等消极态度。如前所述，将患病视为越轨的认知实质上体现了由社会建构并维系的“正常一异常”间的等级性分化；而又由于个体在社会化过程中潜移默化地接受了对“正常”的认可和对“异常”的否定，因此其罹患疾病后的反应恰如戈夫曼对被污名者做出的刻画，“从外界纳入的标准，使他对他在别人眼中的缺点尤为敏感”[2]9。这意味着“抑郁症”这一符号所绑定的种种异样会激活患者的不适甚至羞耻，构成了“概化他人”对“他者”的贬斥，如此便使符号暴力得以实施，所以已康复的抑郁症患者会建议“把自己不当患者，当成个正常人”、“如果认为自己古怪，是没办法真正接受自己的”。

简言之，作为污名化的结果，抑郁症是一种被建构出的符号暴力。抑郁症以“健康一疾病”及其背后的“正常一异常”的对立为存在前提，通过污名化的运作过程和符号暴力的作用机理强化着这两类差异，往往使患者背负很重的心理迷局、伦理压力和道德困境，使他们会因与抑郁症关联的负性感受而耻于表露自我、羞于寻求帮助，推动了其不利遭遇的生产与再生产。

2.2从病人角色到病人身份：抑郁症的复杂态表征

在帕森斯提出的“病人角色”这一概念的启发下，笔者发现，不同于一些为大众广泛熟悉的疾病，抑郁症患者在其患病行为中所扮演的病人角色十分复杂，具体包括病因多源性和治愈不易性两个侧面。

帕森斯在《社会系统》（TkSocrnZ )中提出的“病人角色”被誉为医学社会学的基础性概念。他认为“病人”称谓同时包括生理功能的障碍与社会能力的缺损，而由后者便发展出了“病人角色”这一认知工具。在帕森斯的表述中，与病人角色相关的模式化期待体现在四个方面：患者能够豁免于正常社会责任；患者需要接受帮助而不是仅凭意志去恢复健康；患者有义务努力好起来；患者应当寻求技术上有效的帮助。

针对抑郁症患者承担的病人角色来说：其一，病因具有多源性。抑郁症的病原包括生物、心理及文化等方面，这些多维度因素共同作用、相互诱导，使患者的躯体、精神及社会健康状态都出现了紊乱。从医学社会学视角来看，抑郁症的病因多源性体现在：（1)性质方面，既有客观因素，又有主观因素。前者是外在于个人而不依赖意志的存在，如遗传；后者则是受人意识掌控的事物，如不愉快的情感体验。（2)层次方面，既有宏观因素，又有微观因素。前者指社会变迁导致的失范、市场竞争带来的压力等事实；后者则包括如个人生活记忆中特殊事件的啕染、个体生命历程中特定阶段的影响等经历。(3)时间方面，既有共时态因素，又有历时态因素。前者指即时性的、易观察到的、可与抑郁症发生建立直接因果关联的刺激，如重大意外变故；后者则指历史性的、不易察觉的、需与抑郁症出现建立深层因果关系的事情，如患者的童年经历。总之，多源的病因使不同的抑郁症患者呈现出多样的角色特征，复杂化了其病人角色。

其二，治愈具有不易性。这不仅指抑郁症患者恢复时间的漫长和治愈过程的反复，更是指患者之病人角色的主导性与病人身份的固着性。在社会实践中，每一个体均因其所处时空、所在情境与所占地位的不同而扮演着多种多样的角色类型，是谓之“角色丛”这其中由于一些疾病会严重干扰患者的日常生活，因此那些患者的病人角色便会短期或长期地在其角色丛中居于主导，定义了他当下的价值与意义，并相应管理着他人所形成的印象。而不同于郁结情绪，抑郁症多会对患者的身心状态及功能发挥造成极大的困扰甚至威胁。正如医生及患者所说，“抑郁症是最能摧残和消磨人类意志的一种疾病”“抑郁症的对面是活力”可见抑郁症患者的病人

角色往往是主导性的，并且其严峻态势有可能使患者的体验从病人角色转向病人身份。不同于病人角色，病人身份是病人角色的固着化或曰定型化表现：病人角色是短暂、可见、能接受、易治愈的；病人身份则成为了患者的一个标签，是（可能）长期、隐形、被排斥、难治愈的。

在此基础上，笔者将抑郁症患者的病人身份分为外致型与自获型两类：（1)外致型病人身份由他人强加于抑郁症患者的污名化对待所造就，即公众因对抑郁症的刻板印象而对患者具有先入为主的负向成见，遂将其困锢于“恐怖”、“避而远之”的抑郁症患者身份。其现实表现为，许多受访者表示常人面对抑郁症患者时往往“知道你有病会离开你”、“知道你住院就歧视你”，因此他们多选择“努力伪装正常”。（2)自获型病人身份描述了抑郁症患者可能会出于有意无意的继发性获益而难以做出健康取向的改变。“继发性获益”由帕森斯提出以形容患者“使其自我定义的失败合法化”，它使患者为获得心理舒适区的保护而做出逃避性选择，如有患者就指出“抑郁归抑郁，大家千万别把抑郁当作自己什么都不做的借口”。可以说，当患者执意将“抑郁症”作为要求旁人迁就忍让的借口而非促进自我修正完善的动力时，就会产生抑郁症的继发性获益，构成其康复的瓶颈。

受成因复杂与环境不利等影响，抑郁症患者的复原往往是一个漫长而痛苦的过程。如果在治疗过程中不给予他们适度的关怀与接纳，反而一味指摘甚至侮辱，则很可能会导致其病人角色的复杂和自我形象的恶化。2.3辩证认知患际关系：抑郁症的网络化应对调查中笔者沿循功能分析这一进路发现，具备匿名性、脱域性、虚拟性与平等性等特质的网络社区之于抑郁症的作用难以一言蔽之，应当一分为二地辩证看待。

当前由于社会大众对抑郁症的理解还较为模糊，重视亦相对不足，因而医生与患者、亲友与患者的互动往往处于不良甚至恶性状态，这就为患者与患者之间的沟通赋予了可能性和必要性；而得益于互联网技术的飞速发展，抑郁症患者彼此进行沟通、冠之以“交流群”、“互助会”等名称的电子支持群体正在成为“抑友”抑郁症患者对彼此的称呼)联系的重要媒介。诚如巴克尔所言，“理解个体遭遇的过程，日渐从医患间的私人事项转变为网络社区中患者间的公共结果”。因而，探究由抑郁症在虚拟社区中所串联起的患际关系之功能就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了。

笔者调查发现，一方面，网络患际关系在建立连结、交流信息、传递经验、给予理解及鼓舞信心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在虚拟社群中，抑郁症患者不仅会相互推荐有关书籍、交流治疗情况，更会坦陈经历感悟、彼此劝勉鼓励，如互动群中常会出现“不要乱投医，也不要给自己当医生”、“药疗和心疗，综合用”、“只要去努力，慢慢来，我们都能好起来，一定要熬住”等话语。由于抑郁症患者往往伴随着社交回避、疏离亲友等特征，因而网络社区便向他们提供了一定甚至可能是唯一的社会支持，同病相怜的患者在此创造并受惠于彼此间的亲和性关系，其信息的共享与情感的交流往往有助于他们的康复。另一方面，由于抑友的生平遭遇、生活场景及秉性特质都不尽相同，因而虚拟社区中活跃的主体与流动的资源往往良莠不齐、善恶难辨，这可能会负向影响抑郁症患者的处境。例如，就QQ群中的交流是应“以探讨治愈方法为主，还是释放郁结情绪为主”，有患者侧重前者，主张“加群的目的是来找解决办法”、“每天一上QQ就听到各种抱怨、各种痛苦肯定会加重自己的病情”，而有人则认为“我们在生活中压抑够了，天天假装微笑，想在这里做个真实的自己”。对此，究竟抑郁症患者所依赖的电子支持群体是应该偏向感性还是理性，是需要侧重情感支持还是建议提供，是理当扮演倾听的朋友还是充任咨询的治疗师……由于抑郁症疾病本身及其患者构成群体的复杂，这些疑惑并没有可以一劳永逸的定论。如何在情与理之间达到平衡，正需要这些线上共同体去学习“戴着镣铐跳舞”，并且也恰是在这跌跌撞撞的摸索尝试中，我们往往才能够优化完善抑郁症应对网络化。

3结语

从医学社会学的视角来看，对抑郁症患者而言，他们的活力丧失既是生理的，也是心理的；他们的社会隔离既是主动的，也是被动的；也们的不良遭遇既是既定的，也是生成的；而他们的康复路径则既是普遍的，也是特殊的——这便需要我们在伦理情怀的指引下，运用专业的方法和工具思索与抑郁症相关的种种议题。

调查中一位受访的医生表示：至今为止，在世界范围内人们对抑郁症的认识还非常初级。抑郁症的发病机理、治疗路径、预防预后，仍是一个黑箱。”而一位患者则指出：抑郁症患者的孤独与绝望，经常来自于外界的误解或轻视。”笔者认为，针对抑郁症开展的治愈之路应当致力于整合公共卫生服务资源、强化个人自我保健意识、同时提高大众健康促进能力，如此，方能以一种科学而温暖的方式，不辜负医学社会学的使命与担当。

作者：高成新①刘洁①（山西大学哲学社会学学院山西太原030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