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空想社会主义的浪漫主义特征
发布时间：2015-07-13 10:12
内容摘要：空想社会主义作为超越资本主义社会的最初理论形式，在社会主义学说史上具有重要的贡献。但是从总体上看，它是非科学的社会主义。其中突出地表现在它的浪漫主义性质上。空想社会主义以唯心主义人性论作为哲学基础；以人文主义的价值批判作为唯一的方法；非革命性和非人民性成为其社会历史观的本质，在道德的层面而非科学的层面批判资本主义社会制度；浪漫而抽象地构思未来理想社会。这就注定了它流于遐想的结局。马克思主义以历史唯物主义作为哲学基础，在方法上实现了科学批判与价值批判的有机统一，并把社会主义最终落实在无产阶级解放斗争的革命实践上，从而使社会主义学说发展成为科学。现实中有些社会主义学者企图重新拾起被马克思主义克服了的浪漫主义因素来解释社会主义，其性质只能是反动的。
关键词：社会主义 空想社会主义 浪漫主义 科学社会主义 无产阶级
400多年前，伴随着西方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运动，伴随着欧洲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和资产阶级的成长，从城市平民和破产农民中产生了近代无产阶级的始祖。他们处于社会的最底层，不仅遭受封建力量的剥削和压榨，同时还受到新生的资产阶级在原始积累中的欺凌。因此，他们不仅与封建势力存在着深刻的矛盾，而且又与资产阶级存在着矛盾。于是他们一方面与资产阶级一起反对封建主义，另一方面又开始探索求得自己解放的独立道路。社会主义学说就是这种探索的理论表现。
400多年里，社会主义作为与资本主义相对立的学说，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无产阶级的成长而逐渐得到发展。其间，一大批社会主义思想家艰苦地进行着探索。他们通常站在资本主义的对立面，对资本主义进行无情的揭露和批判。从批判资本的原始积累，到批判资本主义的政治制度，进而全面地批判资本主义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这些揭露和批判构成了空想社会主义最有价值的理论部分。作为对资本主义的超越，这些社会主义也都程度不同地为人们描绘未来社会的理想图景，提出一个个社会发展与改革的方案。这些方案处处显露天才的思想萌芽和天才思想。它们一方面丰富了人类的社会知识宝库，另一方面，为科学社会主义学说的创立提供了思想源泉。
然而，这些社会主义思想、学说，均属于空想的范畴。它们的理论基点并没有越出资本主义的思想体系，甚至直接借助于资产阶级的社会观念，它们均不能正确地认识资本主义社会的历史性和社会发展的规律性，不能实事求是地分析资本主义社会的历史必然性以及它与社会主义之间的辩证关系。它们把社会主义浪漫地设想为与资本主义“实然”状况毫无历史关系的“应然”状态。这些社会主义思想家们热衷于在头脑中用理性构想未来社会。他们对资本主义的谴责和对未来世界的展望，都是建立在对社会发展及其规律性的非科学认识基础上的，充满浪漫主义的良好愿望和主观臆想构成了它们的基本特点。它们从根本上说，是“和不成熟的资本主义状况、不成熟的阶级状况相应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08页）
马克思正是通过他所创立的科学世界观和社会历史观，在对以往这些浪漫的社会主义学说进行深入研究和批判，在科学把握社会发展及其规律性、特别是资本主义社会发展规律的基础上，把社会主义上升为科学的理论形态，实现了社会主义学说史上的革命变革。
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社会主义对我们来说不是应当确立的状况，不是现实应当与之想适应的理想，而是那种消灭现存状况的现实的运动。马克思和恩格斯无意强调某一种状况的合理性，（因为在他们看来，随着历史的发展，一切固定的状况都会失去其原有的合理性。）他们的任务是证明这种一往无前的前进运动的合理性。他们认为，离开对社会科学认识、离开实践的维度去建立一种对未来社会状况的预见和遐想，不是沦落为难以在实践中得到实现的乌托邦，就是在一定时期指导实践但最终蜕化为落后实践进一步发展的意识形态。这是对以前社会主义学说中普遍存在的浪漫主义观念的一种批判和超越。
一百多年以来，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学说成为社会主义发展的主流，他在指导无产阶级解放斗争中挥发着亮丽的光芒。
一百多年以来，世界上由于种种社会原因和人们的种种动机，也出现了一系列新的社会主义学说。有的自称是马克思主义的“继承和发展”，有的声称是对马克思主义的修正和超越等等。这些“新的”社会主义学说的一个突出的特点即是重复被马克思主义克服了的浪漫主义特质。所以，正确领会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基本精神，坚定科学社会主义立场，对形形色色、旧的新的浪漫社会主义学说进行分析，既具有理论的意义，又含有现实的意义。
一、空想社会主义的人性论是其浪漫主义的哲学基础
普列汉诺夫指出，十九世纪上半叶的空想社会主义与启蒙时代资产阶级思想家一样，“以人的天性的不变的属性来揭示环境的变动的属性”，“以人的天性为最高准绳而设想完美立法”。“例如，傅立叶以分析人的热情为出发点；例如罗·欧文在其《合理的社会体系概论》中，从‘关于人的天性的基本原则’出发，而断言合理的政府应该首先‘决定人的天性是什么’；例如，圣西门主义者声言，他们的哲学建设在关于人的天性的新概念上；例如，傅立叶主义者说，他们的导师所设想出来的社会组织乃是从人的天性的不变规律中所得出的许多无可争辩的结论。”（普列汉诺夫：《空想社会主义者》，《论空想社会主义》上卷，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用人的天性来解释人类的历史，这只能重复资产阶级启蒙学者的哲学理念，其社会主义的构想因而也难以越出资产阶级思想的藩篱。
在人类社会学说史上，以人的天性为基础来解释人的行为和社会历史的学说可以追溯到古希腊的柏拉图。柏拉图把世界二元分裂成“理念世界”和“形相世界”，认为，我们经验到的那个世界只是形相世界，是非真实的；只有理念世界才是真实的本质世界。形相世界是理念世界的“分有”，人的天性是由人的理念决定的。据此，他在研究人的行为和社会时，以理念世界来批判形相世界，用理念来规范人的现世行为，并把世界的发展看作一个不断地体现理念世界、逼近理念世界的过程，并最终走向“理想国”。从柏拉图的学说中我们就可以看到，所谓的理念世界实际上是哲学家自己理性思辨的结果，因而人的天性实际上是他关于人应当如此价值悬置，在此基础上设想的超越现存社会的构想——理想国，就是一个现实应当如此的社会理想。柏拉图的这种思维方法虽然对现存的社会状况具有巨大的理论批判张力。但是理论的批判是一回事，现存向未来发展归根到底是一个实际的过程，它需要人们对现存的实践超越。而这种从人的天性出发，从头脑中建构一个超越现存状况的理想状况，并认定这就是未来是然的想法，从根本上脱离社会发展的现实过程，因而始终不可能找到一条从是到应然过渡的桥梁。理想国终究只能是柏拉图浪漫的社会梦想。然而，柏拉图的这种思想方法却在以后人们批判现存社会、构想社会未来中时常显现。特别是在社会主义的思想史上，很多思想家都将此方法作为建构自己理论的基本方法。
近代以来，这种以人的天性为出发点，对当时现存社会进行批判的理论可以分为两大类，其一是资产阶级社会理论，其二即是社会主义思想。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在反对封建****制度时，将恢复人“与生俱来”的天性作为自己思想的前提。在他们看来，封建****制度是对人天性的扭曲，是对人的扼杀，所以，为了人本身，必须****这种不合理的制度。同时，他们从这个前提出发向人们描绘一幅人性大解放的美妙图景。然而，资产阶级革命所建立起来的社会制度之现实证明了他们对未来社会的预见只是一种梦想，资产阶级的现实活动是对他们的最好讽刺。然而居于统治地位的资产阶级却利用这些启蒙思想家的理论，为他们的阶级利益服务。于是这些用心良苦的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终究转变成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家——他们的思想成为资产阶级统治人民的“软国家机器”。资产阶级社会现实与其说是他们理论的现实化，还不如说是他们理论的破产。究其原因，我们认为，除了资产阶级本身的反人民性，这些启蒙思想家理论上的出发点也注定他们理论最终只能走向两个结局：或是乌托邦，或是非科学的意识形态。
近代社会主义以资产阶级人性论为圭臬，并反过来批判资产阶级的社会。他们认为，资产阶级建立的那个“合乎人性”的社会实际上是一个反人性的社会，人性在这个社会中遭到了前所未有的压抑和扭曲。人在这个社会中几乎成了非人。他们于是提出了自己设想的理想社会来与之相抗衡。这些理想社会主要有两种类型。第一种是反动的封建社会主义所提倡的资本主义以前的封建“田园”社会。反动的封建社会主义代表的是被资产阶级打败的没落封建贵族利益和社会势力，这些封建势力的思想代表企图打起社会主义的旗帜，来恢复他们认为合乎人性的封建制度。在表面上，他们似乎也是揭露资本主义社会的丑陋和非人性，但其根本理论目的是论证封建社会的诗情画意及人性的完美。例如英国思想家卡莱尔在《过去和现在》一书中就明确地指出，资本主义的自由，“除了现款和账本就毫无共同点为代价的自由，对千百万劳动者来说，归根到底就是饿死的自由，对成千上万游手好闲的懒汉来说就是堕落的自由。”（转引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640页）然而，卡莱尔批评资本主义的目的是恢复封建主的统治。他将中世纪的封建统治描绘成“贵”和“贱”之间最和谐的“黄金时代”，甚至断言，****制度会“拯救世界”而把社会导向社会主义。（参见徐觉哉：《社会主义流派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4页）这些思想家大量发表缅怀旧日的“挽歌”，将旧时代描写成人性的涌现。曼那斯在一首诗中写道：“帝王、农民、贵族和祭司，人人都认识到自己的地位，最伟大的人也与最低微的人互通声息；侠义的情感遍于各个阶级，”“让财富和商业、法律和学问全部死去，只把我们旧日的贵族统治仍然留给我们。”（J.曼那期：《英格兰的信任》，转引自徐觉哉：《社会主义流派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5页）针对这种充满反动浪漫主义色彩的“社会主义”言论，恩格斯指出，这些思想家尽管怀着善良的心愿反对资本主义制度，反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各种不合理现象，但是，他们的思想目的是恢复“美好”的旧日以及它的光辉方面。“这个目的自然是不可能实现的，甚至是可笑的，这是对整个历史发展的嘲笑。”（《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583页）这种标榜为了人性的恢复而提出的浪漫主义思想，不仅以资本主义为敌，同时也是科学社会主义的敌人。因为它们的实质是阻碍社会的发展和人类的进步。
第二种是带有浪漫情怀的空想社会主义。这种社会主义首先表现为近代前期的乌托邦理论。几乎所有的乌托邦思想家都在大力鞭挞资本主义违反人性的同时，将未来社会的设想中心放在一个他们想象中的那个不变的、自然的人的天性的恢复上，托马斯·莫尔认为，上帝规定人们按照自然法则来生活。因此，人必须遵循自己本性的要求，用理性去判断：应当追求什么，应该避免什么，才不至于因为最小的快乐妨碍最大的快乐。人是生来要享受幸福的，德行就是按照本性的要求使自己幸福同时也使别人得到幸福。可是****的封建统治和资本暴发户们为了追求自己的幸福，极尽压迫、剥削他人之能事，把别人打入苦难的深渊。在未来的社会——乌托邦中，人的本性得到充分的体现，每个人都过着幸福的生活。莫尔说，现在没有一个地方有如此高尚的人民和如此幸福的生活！（参见维·彼·沃尔金：《〈乌托邦〉的历史意义》，《论空想社会主义》上卷，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式，第200页）而十九世纪上半期的空想社会主义者也用全部的精力从事以人的天性为准绳来设计未来社会的研究。（参见普列汉诺夫：《空想社会主义者》，《论空想社会主义》上卷，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在这种情形下，他们的理论如何可能超越资产阶级的社会理论、并在实践中成功地实现呢？
在马克思主义看来，人性不是一个自然性概念，而是一个社会性的范畴，其内涵也不是不变的天性，而是随着社会发展不断变化着的人的属性。所以人性本身并不能作为历史的出发点，它不是一个历史的原初东西，相反它要通过历史的原初性东西来加以说明。马克思认为，历史的出发点是现实个人的社会生产活动。他指出：“在社会中进行生产的个人，——因而，这些个人的一定社会性质的生产，当然是出发点。”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2页）社会的发展归根到底是一部社会生产的历史。历史的现象（包括历史上恶的现象）只是在生产活动基础上的社会发展中具有一定必然性的现象。对于这种现象，仅仅通过抽象的人性和设置“应然”的理想来进行批判是虚弱的——尽管形式上，这种批判具有强大的力度——同时也是非实践性的。人们对于历史现象，既应当通过人道主义的关照来进行价值的批判，更要从社会发展的历史必然性和历史流逝性的方面进行科学的分析，从社会发展的规律性和人类实践的能动性具体统一中实现对这些现象的超越。马克思主义认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作为一种社会运动，只有被理解为一种对资本主义社会不断的实践超越，才具有其真正科学的意义。从一个抽象的人性概念出发、设想一个“当然”的、“理想图景”式的社会主义，到头来只能是浪漫主义的“梦想”。
关键词：社会主义 空想社会主义 浪漫主义 科学社会主义 无产阶级
400多年前，伴随着西方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运动，伴随着欧洲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和资产阶级的成长，从城市平民和破产农民中产生了近代无产阶级的始祖。他们处于社会的最底层，不仅遭受封建力量的剥削和压榨，同时还受到新生的资产阶级在原始积累中的欺凌。因此，他们不仅与封建势力存在着深刻的矛盾，而且又与资产阶级存在着矛盾。于是他们一方面与资产阶级一起反对封建主义，另一方面又开始探索求得自己解放的独立道路。社会主义学说就是这种探索的理论表现。
400多年里，社会主义作为与资本主义相对立的学说，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无产阶级的成长而逐渐得到发展。其间，一大批社会主义思想家艰苦地进行着探索。他们通常站在资本主义的对立面，对资本主义进行无情的揭露和批判。从批判资本的原始积累，到批判资本主义的政治制度，进而全面地批判资本主义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这些揭露和批判构成了空想社会主义最有价值的理论部分。作为对资本主义的超越，这些社会主义也都程度不同地为人们描绘未来社会的理想图景，提出一个个社会发展与改革的方案。这些方案处处显露天才的思想萌芽和天才思想。它们一方面丰富了人类的社会知识宝库，另一方面，为科学社会主义学说的创立提供了思想源泉。
然而，这些社会主义思想、学说，均属于空想的范畴。它们的理论基点并没有越出资本主义的思想体系，甚至直接借助于资产阶级的社会观念，它们均不能正确地认识资本主义社会的历史性和社会发展的规律性，不能实事求是地分析资本主义社会的历史必然性以及它与社会主义之间的辩证关系。它们把社会主义浪漫地设想为与资本主义“实然”状况毫无历史关系的“应然”状态。这些社会主义思想家们热衷于在头脑中用理性构想未来社会。他们对资本主义的谴责和对未来世界的展望，都是建立在对社会发展及其规律性的非科学认识基础上的，充满浪漫主义的良好愿望和主观臆想构成了它们的基本特点。它们从根本上说，是“和不成熟的资本主义状况、不成熟的阶级状况相应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08页）
马克思正是通过他所创立的科学世界观和社会历史观，在对以往这些浪漫的社会主义学说进行深入研究和批判，在科学把握社会发展及其规律性、特别是资本主义社会发展规律的基础上，把社会主义上升为科学的理论形态，实现了社会主义学说史上的革命变革。
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社会主义对我们来说不是应当确立的状况，不是现实应当与之想适应的理想，而是那种消灭现存状况的现实的运动。马克思和恩格斯无意强调某一种状况的合理性，（因为在他们看来，随着历史的发展，一切固定的状况都会失去其原有的合理性。）他们的任务是证明这种一往无前的前进运动的合理性。他们认为，离开对社会科学认识、离开实践的维度去建立一种对未来社会状况的预见和遐想，不是沦落为难以在实践中得到实现的乌托邦，就是在一定时期指导实践但最终蜕化为落后实践进一步发展的意识形态。这是对以前社会主义学说中普遍存在的浪漫主义观念的一种批判和超越。
一百多年以来，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学说成为社会主义发展的主流，他在指导无产阶级解放斗争中挥发着亮丽的光芒。
一百多年以来，世界上由于种种社会原因和人们的种种动机，也出现了一系列新的社会主义学说。有的自称是马克思主义的“继承和发展”，有的声称是对马克思主义的修正和超越等等。这些“新的”社会主义学说的一个突出的特点即是重复被马克思主义克服了的浪漫主义特质。所以，正确领会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基本精神，坚定科学社会主义立场，对形形色色、旧的新的浪漫社会主义学说进行分析，既具有理论的意义，又含有现实的意义。
一、空想社会主义的人性论是其浪漫主义的哲学基础
普列汉诺夫指出，十九世纪上半叶的空想社会主义与启蒙时代资产阶级思想家一样，“以人的天性的不变的属性来揭示环境的变动的属性”，“以人的天性为最高准绳而设想完美立法”。“例如，傅立叶以分析人的热情为出发点；例如罗·欧文在其《合理的社会体系概论》中，从‘关于人的天性的基本原则’出发，而断言合理的政府应该首先‘决定人的天性是什么’；例如，圣西门主义者声言，他们的哲学建设在关于人的天性的新概念上；例如，傅立叶主义者说，他们的导师所设想出来的社会组织乃是从人的天性的不变规律中所得出的许多无可争辩的结论。”（普列汉诺夫：《空想社会主义者》，《论空想社会主义》上卷，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用人的天性来解释人类的历史，这只能重复资产阶级启蒙学者的哲学理念，其社会主义的构想因而也难以越出资产阶级思想的藩篱。
在人类社会学说史上，以人的天性为基础来解释人的行为和社会历史的学说可以追溯到古希腊的柏拉图。柏拉图把世界二元分裂成“理念世界”和“形相世界”，认为，我们经验到的那个世界只是形相世界，是非真实的；只有理念世界才是真实的本质世界。形相世界是理念世界的“分有”，人的天性是由人的理念决定的。据此，他在研究人的行为和社会时，以理念世界来批判形相世界，用理念来规范人的现世行为，并把世界的发展看作一个不断地体现理念世界、逼近理念世界的过程，并最终走向“理想国”。从柏拉图的学说中我们就可以看到，所谓的理念世界实际上是哲学家自己理性思辨的结果，因而人的天性实际上是他关于人应当如此价值悬置，在此基础上设想的超越现存社会的构想——理想国，就是一个现实应当如此的社会理想。柏拉图的这种思维方法虽然对现存的社会状况具有巨大的理论批判张力。但是理论的批判是一回事，现存向未来发展归根到底是一个实际的过程，它需要人们对现存的实践超越。而这种从人的天性出发，从头脑中建构一个超越现存状况的理想状况，并认定这就是未来是然的想法，从根本上脱离社会发展的现实过程，因而始终不可能找到一条从是到应然过渡的桥梁。理想国终究只能是柏拉图浪漫的社会梦想。然而，柏拉图的这种思想方法却在以后人们批判现存社会、构想社会未来中时常显现。特别是在社会主义的思想史上，很多思想家都将此方法作为建构自己理论的基本方法。
近代以来，这种以人的天性为出发点，对当时现存社会进行批判的理论可以分为两大类，其一是资产阶级社会理论，其二即是社会主义思想。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在反对封建****制度时，将恢复人“与生俱来”的天性作为自己思想的前提。在他们看来，封建****制度是对人天性的扭曲，是对人的扼杀，所以，为了人本身，必须****这种不合理的制度。同时，他们从这个前提出发向人们描绘一幅人性大解放的美妙图景。然而，资产阶级革命所建立起来的社会制度之现实证明了他们对未来社会的预见只是一种梦想，资产阶级的现实活动是对他们的最好讽刺。然而居于统治地位的资产阶级却利用这些启蒙思想家的理论，为他们的阶级利益服务。于是这些用心良苦的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终究转变成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家——他们的思想成为资产阶级统治人民的“软国家机器”。资产阶级社会现实与其说是他们理论的现实化，还不如说是他们理论的破产。究其原因，我们认为，除了资产阶级本身的反人民性，这些启蒙思想家理论上的出发点也注定他们理论最终只能走向两个结局：或是乌托邦，或是非科学的意识形态。
近代社会主义以资产阶级人性论为圭臬，并反过来批判资产阶级的社会。他们认为，资产阶级建立的那个“合乎人性”的社会实际上是一个反人性的社会，人性在这个社会中遭到了前所未有的压抑和扭曲。人在这个社会中几乎成了非人。他们于是提出了自己设想的理想社会来与之相抗衡。这些理想社会主要有两种类型。第一种是反动的封建社会主义所提倡的资本主义以前的封建“田园”社会。反动的封建社会主义代表的是被资产阶级打败的没落封建贵族利益和社会势力，这些封建势力的思想代表企图打起社会主义的旗帜，来恢复他们认为合乎人性的封建制度。在表面上，他们似乎也是揭露资本主义社会的丑陋和非人性，但其根本理论目的是论证封建社会的诗情画意及人性的完美。例如英国思想家卡莱尔在《过去和现在》一书中就明确地指出，资本主义的自由，“除了现款和账本就毫无共同点为代价的自由，对千百万劳动者来说，归根到底就是饿死的自由，对成千上万游手好闲的懒汉来说就是堕落的自由。”（转引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640页）然而，卡莱尔批评资本主义的目的是恢复封建主的统治。他将中世纪的封建统治描绘成“贵”和“贱”之间最和谐的“黄金时代”，甚至断言，****制度会“拯救世界”而把社会导向社会主义。（参见徐觉哉：《社会主义流派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4页）这些思想家大量发表缅怀旧日的“挽歌”，将旧时代描写成人性的涌现。曼那斯在一首诗中写道：“帝王、农民、贵族和祭司，人人都认识到自己的地位，最伟大的人也与最低微的人互通声息；侠义的情感遍于各个阶级，”“让财富和商业、法律和学问全部死去，只把我们旧日的贵族统治仍然留给我们。”（J.曼那期：《英格兰的信任》，转引自徐觉哉：《社会主义流派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5页）针对这种充满反动浪漫主义色彩的“社会主义”言论，恩格斯指出，这些思想家尽管怀着善良的心愿反对资本主义制度，反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各种不合理现象，但是，他们的思想目的是恢复“美好”的旧日以及它的光辉方面。“这个目的自然是不可能实现的，甚至是可笑的，这是对整个历史发展的嘲笑。”（《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583页）这种标榜为了人性的恢复而提出的浪漫主义思想，不仅以资本主义为敌，同时也是科学社会主义的敌人。因为它们的实质是阻碍社会的发展和人类的进步。
第二种是带有浪漫情怀的空想社会主义。这种社会主义首先表现为近代前期的乌托邦理论。几乎所有的乌托邦思想家都在大力鞭挞资本主义违反人性的同时，将未来社会的设想中心放在一个他们想象中的那个不变的、自然的人的天性的恢复上，托马斯·莫尔认为，上帝规定人们按照自然法则来生活。因此，人必须遵循自己本性的要求，用理性去判断：应当追求什么，应该避免什么，才不至于因为最小的快乐妨碍最大的快乐。人是生来要享受幸福的，德行就是按照本性的要求使自己幸福同时也使别人得到幸福。可是****的封建统治和资本暴发户们为了追求自己的幸福，极尽压迫、剥削他人之能事，把别人打入苦难的深渊。在未来的社会——乌托邦中，人的本性得到充分的体现，每个人都过着幸福的生活。莫尔说，现在没有一个地方有如此高尚的人民和如此幸福的生活！（参见维·彼·沃尔金：《〈乌托邦〉的历史意义》，《论空想社会主义》上卷，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式，第200页）而十九世纪上半期的空想社会主义者也用全部的精力从事以人的天性为准绳来设计未来社会的研究。（参见普列汉诺夫：《空想社会主义者》，《论空想社会主义》上卷，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在这种情形下，他们的理论如何可能超越资产阶级的社会理论、并在实践中成功地实现呢？
在马克思主义看来，人性不是一个自然性概念，而是一个社会性的范畴，其内涵也不是不变的天性，而是随着社会发展不断变化着的人的属性。所以人性本身并不能作为历史的出发点，它不是一个历史的原初东西，相反它要通过历史的原初性东西来加以说明。马克思认为，历史的出发点是现实个人的社会生产活动。他指出：“在社会中进行生产的个人，——因而，这些个人的一定社会性质的生产，当然是出发点。”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2页）社会的发展归根到底是一部社会生产的历史。历史的现象（包括历史上恶的现象）只是在生产活动基础上的社会发展中具有一定必然性的现象。对于这种现象，仅仅通过抽象的人性和设置“应然”的理想来进行批判是虚弱的——尽管形式上，这种批判具有强大的力度——同时也是非实践性的。人们对于历史现象，既应当通过人道主义的关照来进行价值的批判，更要从社会发展的历史必然性和历史流逝性的方面进行科学的分析，从社会发展的规律性和人类实践的能动性具体统一中实现对这些现象的超越。马克思主义认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作为一种社会运动，只有被理解为一种对资本主义社会不断的实践超越，才具有其真正科学的意义。从一个抽象的人性概念出发、设想一个“当然”的、“理想图景”式的社会主义，到头来只能是浪漫主义的“梦想”。
二、空想社会主义的人文主义是其浪漫主义的方法论特征
空想社会主义对资本主义社会消极与丑恶进行无情的鞭挞，把资本主义社会视为应当予以颠覆的对象，从而提出克服资本主义社会、进入无消极与丑恶的理想社会，表现出他们对人类正义的坚定信念。这是应当肯定的。我们尤其感动的是圣西门在临终时所说的一段话，“一切社会设施的目的都应该是从道德上、智力上和体力上改善人数最多的和最贫穷的阶级的状况。”（参见普列汉诺夫：《十九世纪空想社会主义者》，《论空想社会主义》上卷，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106页）但是，他们在批判资本主义和设计未来理想社会时，一般地以人文主义的道德谴责代替科学的批判，以脱离实际的道德设计代替科学的预见，以致看不到私有财产、资本主义社会的历史进步性和历史合理性，看不到对私有制、资本主义克服的社会基础正是在资本主义社会之中，看不到未来社会是对资本主义的积极扬弃。因而，他们的理想到头来，是一种充满浪漫的遐想。
对以资本主义为代表的私有制度的道德谴责是空想社会主义理论的一个重要内容。从莫尔在《乌托邦》中提出，只要有私有制的地方，只要在一切都以金钱来衡量的地方，那么社会就是黑暗到普鲁东的“财产就是盗窃”，表达了空想社会主义思想家对私有制度不合理性的愤恨。
在经济方面，空想社会主义淋漓尽致地谴责了资本主义的残酷剥削，揭露了这种新的私有制度所造成的贫富对立和无产者受奴役、受剥削的悲惨状况。在资本主义原始积累时期，空想社会主义就把“圈地运动”比喻为“羊吃人”，彰现出资本主义一开始就带来的不合理的人间悲剧。18世纪时期，空想社会主义把资本主义经济制度描述为“让少数人把锁链套在多数人的脖子上”的制度，是一种新型的奴隶制度。他们说，资本主义的经济制度是“富人的天堂、穷人的地狱”，是一个“充满着愚蠢和矛盾”的世界——竞争导致不择手段地、无目的和无计划地制造商品；而这种无政府的状态必然导致生产的过剩从而引起经济危机，使人类资源和财富受到灾难性的浪费……圣西门把它视为一切灾难中的最严重的灾难！
在政治方面，空想社会主义揭露和批判了资本主义政治制度对人民的奴役实质。早在17世纪后期，温斯坦莱就对刚刚建立的资产阶级国家进行了猛烈的批判。他说，这种政权是国王法律和原则之上的不公正的政权，是新的奴役制度。圣西门认为，资本主义的政治制度，是让没有才能的人管理有才能的人，道德败坏的人统治善良的人，这种政治制度的社会“是个是非颠倒的世界”。（《圣西门选集》第1卷，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239页）傅立叶指出，资产阶级的国家本质上是特殊阶层和富人的仆从，其任务是保护富人平安地享受生活，它绝对不管大多数贫穷人民的利益。“自由、平等、博爱”只是富人的实惠和虚伪的口号。他愤怒地谴责这种制度是“恢复了的奴隶制度。” （《傅立叶选集》第1卷，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117页）
在意识形态方面，空想社会主义指出了资本主义社会是“利己主义”的基本根源。傅立叶指出，资本主义把人一个个捏造为自私自利的“动物”。人们热衷于自己的幸福建立在他人的痛苦之上：医生希望自己的同胞患寒热病；律师希望每个家庭都发生纠纷；建筑师希望发生大火将城市的四分之一化为灰烬；安装玻璃的则希望一场冰雹打碎所有的玻璃；裁缝和鞋匠希望人们用容易褐色的料子做衣服和用坏皮子做鞋子，以便经常更换……。资本主义社会是一个毫无羞耻的名利场。
空想社会主义的这些揭露和批判，对于揭露私有制社会的黑暗与被超越的必要性，促发人民对现存社会的否定意识具有重要的意义。但是，他们的批判一般地总是停留在从抽象的人性论出发，通过人文主义的逻辑，将世界进行“应该”与“是”的二元分裂的层次上，即是说，这种批判只是一种无力的道德批判。他们没有（也不可能）对私有制社会进行科学的剖析，实事求是地认识它的历史必然性和历史暂时性。因而这种批判本质上讲是不可能有真实结果的，它不具有从理论批判向实践批判飞跃的现实可能性。
与此相联系，空想社会主义者在设计克服“是”的社会以后的“应该”社会即社会主义社会时，尽管是“处处突破幻想的外壳而显露出来的天才的思想萌芽和天才思想”，（《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08页）但他们的设想终究不可避免地带着浓厚的道德构想色彩，充满着近代人文主义所普遍具有的浪漫主义情怀。他们希望给人民提供一个社会发展的终极目标——人间天堂。
圣西门把社会主义社会看作人类合乎理性的要求，是社会发展的终极理想。在这个社会中人们现在看到的比比皆是的消极和丑恶现象被洗涤殆尽，人们迎来的是幸福美满的新生活。每个人都可以吃得最好、穿得最美，住的是最舒适的房子，可以随意旅行，享受世上最美妙的东西。在这样的社会中，人人都是劳动者，人与人之间完全平等，不管是男人还是妇女都享有最大的自由和最大的权利。国家再不具有统治的意义而成为社会生活的管理者。傅立叶在设想“和谐制度”时，浪漫主义的情感表现得尤为突出。傅立叶认为，“和谐制度”的社会由一系列“法郎吉”组成。法郎吉既是生产单位，又是生活单位，具有社会生活的各方面功能。全体成员居住在一个“法伦斯泰尔”的宏伟建筑群中。此建筑群整齐美观、布局合理。在“和谐制度”中，每个人都必须参加劳动，但可根据自己的喜好自由地选择和交换工种，把自己的“聪明灵巧贡献给自己比较喜爱的诱人的活动”。（《傅立叶选集》第1卷，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176页）人人自由地按照自己的愿望愉快地生活。……
马克思主义认为，对待资本主义这个具有一定历史现实性的社会，只进行人文主义的道德批判说到底是无力的，它既不能真正揭示出资本主义社会的深刻根源和运行机制，也不可能切实地找到超越资本主义社会的现实道路。“马克思的批判则主要是建立在科学分析的基础之上的科学批判。科学批判不是说不应当得出价值结论，而是说它用来作为理论的出发点和评价尺度的必须是历史的事实和客观的逻辑，而不是抽象的伦理观念。……在马克思看来，价值目标的提出和实现是建立在现实发展的客观规律的基础上的，如果不从现实出发，不研究和发现现实运动的规律，不根据这些规律并改变它们起作用的条件，价值目标或者就提不出来，或者提出了也不能实现。”（孙伯鍨：《卢卡奇与马克思》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6页）
与此相联系，社会的发展是一个不断进步的过程，设想一种理想的社会以宣布历史的终结最后总是陷入虚幻的空想。社会主义不是人类社会的终极形态，作为对资本主义社会的超越，它只是人作为真正人的起始点。所以社会主义的真正韵味应当在超越资本主义社会、推进社会向前发展的现实运动中。社会主义是无产阶级解放斗争的过程，而不是一个静止、凝固的社会状态。在这个过程中社会主义不但对资本主义实施否定，而且时时都处在自我否定中——通过不断的自我否定，社会主义不断地获得它崭新的意义。因此，马克思主义认为，在某个历史时期对社会主义的未来进行描述只能具有相对的真理性，并且这种描述越是具体，空想的成分就越多。不从现实社会运动的客观规律出发，沉湎于浪漫主义的社会构想，在理论上是不严肃的，在实践上是极为有害的。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探索社会理想时也提出过一系列设想。例如马克思认为，在未来社会中，“在协作和对土地及靠劳动本身生产的生产资料的共同占有的基础上，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832页）也提出过消灭货币，劳动者以“纸的凭证”领取消费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79页）提出消灭分工，一个人自由地变换自己职业的设想等等。但是，这些只是他们对社会理想应时性的非实质性的论断。他们始终认为，没有必要，同时也不可能提出任何关于未来社会的一劳永逸的现成方案。恩格斯甚至说：“关于未来社会组织方面的详细情况的预定看法吗？您在我们这里连它们的影子也找不到。当我们把生产资料转交整个社会手里时，我们就心满意足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628—629页）如果谁将这些一时的论断作为教条，那就有可能重新陷入空想社会主义。如果说，在马克思主义以前，空想社会主义尚有其存在的合理性和令人敬仰的价值，那么马克思主义创立之后的空想社会主义只能是落后于时代的反动的思潮。
所以，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精神就是：在对资本主义的批判中，必须在科学的基础上把科学批判和价值批判有机统一起来，并最终落实在超越资本主义社会的现实实践的批判上。社会主义运动是一个不断超越旧世界、创造新世界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理论与实践主观和客观在坚定的社会主义信念基础上的历史的具体的统一，是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基本要求。既要反对教条主义和乌托邦，又要反对相对主义和机会主义的倾向。使原则的坚定性和运动的灵活性在实践中达到完美的结合。
空想社会主义对资本主义社会消极与丑恶进行无情的鞭挞，把资本主义社会视为应当予以颠覆的对象，从而提出克服资本主义社会、进入无消极与丑恶的理想社会，表现出他们对人类正义的坚定信念。这是应当肯定的。我们尤其感动的是圣西门在临终时所说的一段话，“一切社会设施的目的都应该是从道德上、智力上和体力上改善人数最多的和最贫穷的阶级的状况。”（参见普列汉诺夫：《十九世纪空想社会主义者》，《论空想社会主义》上卷，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106页）但是，他们在批判资本主义和设计未来理想社会时，一般地以人文主义的道德谴责代替科学的批判，以脱离实际的道德设计代替科学的预见，以致看不到私有财产、资本主义社会的历史进步性和历史合理性，看不到对私有制、资本主义克服的社会基础正是在资本主义社会之中，看不到未来社会是对资本主义的积极扬弃。因而，他们的理想到头来，是一种充满浪漫的遐想。
对以资本主义为代表的私有制度的道德谴责是空想社会主义理论的一个重要内容。从莫尔在《乌托邦》中提出，只要有私有制的地方，只要在一切都以金钱来衡量的地方，那么社会就是黑暗到普鲁东的“财产就是盗窃”，表达了空想社会主义思想家对私有制度不合理性的愤恨。
在经济方面，空想社会主义淋漓尽致地谴责了资本主义的残酷剥削，揭露了这种新的私有制度所造成的贫富对立和无产者受奴役、受剥削的悲惨状况。在资本主义原始积累时期，空想社会主义就把“圈地运动”比喻为“羊吃人”，彰现出资本主义一开始就带来的不合理的人间悲剧。18世纪时期，空想社会主义把资本主义经济制度描述为“让少数人把锁链套在多数人的脖子上”的制度，是一种新型的奴隶制度。他们说，资本主义的经济制度是“富人的天堂、穷人的地狱”，是一个“充满着愚蠢和矛盾”的世界——竞争导致不择手段地、无目的和无计划地制造商品；而这种无政府的状态必然导致生产的过剩从而引起经济危机，使人类资源和财富受到灾难性的浪费……圣西门把它视为一切灾难中的最严重的灾难！
在政治方面，空想社会主义揭露和批判了资本主义政治制度对人民的奴役实质。早在17世纪后期，温斯坦莱就对刚刚建立的资产阶级国家进行了猛烈的批判。他说，这种政权是国王法律和原则之上的不公正的政权，是新的奴役制度。圣西门认为，资本主义的政治制度，是让没有才能的人管理有才能的人，道德败坏的人统治善良的人，这种政治制度的社会“是个是非颠倒的世界”。（《圣西门选集》第1卷，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239页）傅立叶指出，资产阶级的国家本质上是特殊阶层和富人的仆从，其任务是保护富人平安地享受生活，它绝对不管大多数贫穷人民的利益。“自由、平等、博爱”只是富人的实惠和虚伪的口号。他愤怒地谴责这种制度是“恢复了的奴隶制度。” （《傅立叶选集》第1卷，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117页）
在意识形态方面，空想社会主义指出了资本主义社会是“利己主义”的基本根源。傅立叶指出，资本主义把人一个个捏造为自私自利的“动物”。人们热衷于自己的幸福建立在他人的痛苦之上：医生希望自己的同胞患寒热病；律师希望每个家庭都发生纠纷；建筑师希望发生大火将城市的四分之一化为灰烬；安装玻璃的则希望一场冰雹打碎所有的玻璃；裁缝和鞋匠希望人们用容易褐色的料子做衣服和用坏皮子做鞋子，以便经常更换……。资本主义社会是一个毫无羞耻的名利场。
空想社会主义的这些揭露和批判，对于揭露私有制社会的黑暗与被超越的必要性，促发人民对现存社会的否定意识具有重要的意义。但是，他们的批判一般地总是停留在从抽象的人性论出发，通过人文主义的逻辑，将世界进行“应该”与“是”的二元分裂的层次上，即是说，这种批判只是一种无力的道德批判。他们没有（也不可能）对私有制社会进行科学的剖析，实事求是地认识它的历史必然性和历史暂时性。因而这种批判本质上讲是不可能有真实结果的，它不具有从理论批判向实践批判飞跃的现实可能性。
与此相联系，空想社会主义者在设计克服“是”的社会以后的“应该”社会即社会主义社会时，尽管是“处处突破幻想的外壳而显露出来的天才的思想萌芽和天才思想”，（《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08页）但他们的设想终究不可避免地带着浓厚的道德构想色彩，充满着近代人文主义所普遍具有的浪漫主义情怀。他们希望给人民提供一个社会发展的终极目标——人间天堂。
圣西门把社会主义社会看作人类合乎理性的要求，是社会发展的终极理想。在这个社会中人们现在看到的比比皆是的消极和丑恶现象被洗涤殆尽，人们迎来的是幸福美满的新生活。每个人都可以吃得最好、穿得最美，住的是最舒适的房子，可以随意旅行，享受世上最美妙的东西。在这样的社会中，人人都是劳动者，人与人之间完全平等，不管是男人还是妇女都享有最大的自由和最大的权利。国家再不具有统治的意义而成为社会生活的管理者。傅立叶在设想“和谐制度”时，浪漫主义的情感表现得尤为突出。傅立叶认为，“和谐制度”的社会由一系列“法郎吉”组成。法郎吉既是生产单位，又是生活单位，具有社会生活的各方面功能。全体成员居住在一个“法伦斯泰尔”的宏伟建筑群中。此建筑群整齐美观、布局合理。在“和谐制度”中，每个人都必须参加劳动，但可根据自己的喜好自由地选择和交换工种，把自己的“聪明灵巧贡献给自己比较喜爱的诱人的活动”。（《傅立叶选集》第1卷，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176页）人人自由地按照自己的愿望愉快地生活。……
马克思主义认为，对待资本主义这个具有一定历史现实性的社会，只进行人文主义的道德批判说到底是无力的，它既不能真正揭示出资本主义社会的深刻根源和运行机制，也不可能切实地找到超越资本主义社会的现实道路。“马克思的批判则主要是建立在科学分析的基础之上的科学批判。科学批判不是说不应当得出价值结论，而是说它用来作为理论的出发点和评价尺度的必须是历史的事实和客观的逻辑，而不是抽象的伦理观念。……在马克思看来，价值目标的提出和实现是建立在现实发展的客观规律的基础上的，如果不从现实出发，不研究和发现现实运动的规律，不根据这些规律并改变它们起作用的条件，价值目标或者就提不出来，或者提出了也不能实现。”（孙伯鍨：《卢卡奇与马克思》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6页）
与此相联系，社会的发展是一个不断进步的过程，设想一种理想的社会以宣布历史的终结最后总是陷入虚幻的空想。社会主义不是人类社会的终极形态，作为对资本主义社会的超越，它只是人作为真正人的起始点。所以社会主义的真正韵味应当在超越资本主义社会、推进社会向前发展的现实运动中。社会主义是无产阶级解放斗争的过程，而不是一个静止、凝固的社会状态。在这个过程中社会主义不但对资本主义实施否定，而且时时都处在自我否定中——通过不断的自我否定，社会主义不断地获得它崭新的意义。因此，马克思主义认为，在某个历史时期对社会主义的未来进行描述只能具有相对的真理性，并且这种描述越是具体，空想的成分就越多。不从现实社会运动的客观规律出发，沉湎于浪漫主义的社会构想，在理论上是不严肃的，在实践上是极为有害的。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探索社会理想时也提出过一系列设想。例如马克思认为，在未来社会中，“在协作和对土地及靠劳动本身生产的生产资料的共同占有的基础上，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832页）也提出过消灭货币，劳动者以“纸的凭证”领取消费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79页）提出消灭分工，一个人自由地变换自己职业的设想等等。但是，这些只是他们对社会理想应时性的非实质性的论断。他们始终认为，没有必要，同时也不可能提出任何关于未来社会的一劳永逸的现成方案。恩格斯甚至说：“关于未来社会组织方面的详细情况的预定看法吗？您在我们这里连它们的影子也找不到。当我们把生产资料转交整个社会手里时，我们就心满意足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628—629页）如果谁将这些一时的论断作为教条，那就有可能重新陷入空想社会主义。如果说，在马克思主义以前，空想社会主义尚有其存在的合理性和令人敬仰的价值，那么马克思主义创立之后的空想社会主义只能是落后于时代的反动的思潮。
所以，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精神就是：在对资本主义的批判中，必须在科学的基础上把科学批判和价值批判有机统一起来，并最终落实在超越资本主义社会的现实实践的批判上。社会主义运动是一个不断超越旧世界、创造新世界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理论与实践主观和客观在坚定的社会主义信念基础上的历史的具体的统一，是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基本要求。既要反对教条主义和乌托邦，又要反对相对主义和机会主义的倾向。使原则的坚定性和运动的灵活性在实践中达到完美的结合。
三、空想社会主义非革命性和非人民性是其浪漫主义的历史观本质
如何才能实现社会主义？社会主义革命的动力是哪些人？这类问题对于并不把自己理论停留在主观领域的社会主义理论家来说是至关重要的。空想社会主义者坚持社会主义可以实现的坚定信念，在这类问题上曾做过艰巨的探索。然而，由于历史的客观原因和他们本身的社会立场和观念，空想社会主义者将实现社会变革的希望浪漫地寄托在他们的认为有实力改变社会的富人、慈善家身上。他们看不到正在崛起的无产阶级的力量和历史地位。这样，空想社会主义者在社会主义实现的途径上同样陷入了不切实际的浪漫主义。
英国社会主义思想史学者柯尔说：“无论是圣西门、傅立叶或罗伯特·欧文，都根本没有想到资本家和工人之间作为两个在经济上对立的阶级和阶级斗争，更没有想到实现他们的计划要牵涉到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大规模斗争。” （G.D.H.柯尔：《社会主义思想史，第一卷，社会主义思想的先驱者》北京，商务印书馆1977年版，第11页）他们大多数人都把希望寄托在教育和理性的发展上，而不是寄希望于任何被压迫者的反抗。他们的志趣不是描绘“乌托邦”，就是设计种种完美社会的模型及其行为规范。
圣西门在讨论社会关系变革时认为，只有靠富人的道德感情才能实现社会主义的理想。他指出：“这些变革靠道德感情的力量来实现，而这个力量将以这样的信仰作为自己的主要动力，这就是一切政治原则都应当从上帝给人们的普遍原则引伸出来。这个力量将有慈善家指导，他们在这种场合也如在基督教形成时期一样，将成为‘永恒者’的直接代理人。”（转引自《论空想社会主义》上卷，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45页）
英国社会主义者查理·霍尔在他的着作《文明对人民群众的影响》中，对资本主义社会产生的贫富不均表示了极大的愤慨，他提出：“一切或几乎一切被称为劣根性或犯罪倾向的品质，都应该认为是文明的产物，而主要是文明的最大特点——贫富悬殊的产物。” （转引自普列汉诺夫：《十九世纪的空想社会主义者》，《论空想社会主义》上卷，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84页）所以，必须消除这种恶劣的社会状况。然而在如何消除的问题上，霍尔则祈望富人的良心发现。他说，做这种事一定要极端地小心谨慎，并且要靠那些没有个人利害关系、不为利欲所引高利贷的人才行。这种人不能在被压迫者中间寻找：被压迫者可能会走得太快。最好还是求助于压迫者：当事不关己的时候，我们就不会过于急躁地来实现正义的要求，不管我们把这些要求看得多么崇高。“因此，由富人来帮助穷人，可能会好一些。” （转引自普列汉诺夫：《十九世纪的空想社会主义者》，《论空想社会主义》上卷，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84页）普列汉诺夫认为，这种观点不是霍尔特有的见解，“实质上，我所研究的这个时代的绝大多数社会主义者——不仅是英国，而且也包括欧洲大陆上的——在这个问题上都采取他的观点。”（转引自普列汉诺夫：《十九世纪的空想社会主义者》，《论空想社会主义》上卷，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84页）
路易·布朗在他的名着《劳动组织》中大力地向富人说明，社会主义的事业其实是他们的事业。他说：“这本书是向你们富人呼吁的，因为其中谈到了穷人。他们的事业就是你们的事业”，“只有他们解放了，你们至今还不知道的安乐的宝藏才为你们而开。”（路易·布朗：《劳动组织》序言，《论空想社会主义》上卷，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45页）
空想社会主义思想家往往对革命表现得十分谨慎。他们认为，凡是革命都对社会产生巨大的动荡，有时甚至发生令人毛骨悚然的恐怖。这既不利于人民的安康，也不利于动员社会上那些富人慷慨解囊。柯尔在谈到傅立叶的革命态度时指出：“傅立叶对革命毫无兴趣，他以提出具体的革新建议时极为谨慎，这同他幻想未来时的大胆作风恰恰形成发对照。”（G.D.H.柯尔：《社会主义思想史，第一卷，社会主义思想的先驱者》北京，商务印书馆1977年版，第72页）傅立叶希望有的富人会慷慨莅临，帮助他创办“法伦斯泰尔”。他有时也向君王呼吁，可是从来没有求助于劳苦大众或革命。劳苦大众对于社会制度的革命运动，是在空想社会主义者的视域之外的。
之所以如此，是因为第一，空想社会主义思想家虽然同情生活在社会底层的人民大众，但他们的基本广场并不是把自己与人民大众放在一起，而是自视为人民大众的救世主，把人民大众是为施惠的对象。在社会哲学观点上，他们始终看不到人民在历史上的根本作用。他们认为，真正推动社会进步的是那些具有批判意识的人。由此出发，他们不可能把社会进步的希望寄托在人民大众身上。更有甚者，有的社会主义学者把人民看成毫无批判性的惰性存在和在社会行为中没有社会责任感的危险力量。马克思恩格斯曾指出，批判的批判“虽然认为自己是多么地超出群众，但它仍然万分怜悯群众”，（《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9页）这句话用于空想社会主义倒可以反过来说，“虽然认为自己是万分怜悯群众，但它仍然认为自己是多么地超出群众。”由于他们这种英雄史观，他们不可能把社会发展的希望放在人民群众身上。他们曾苦苦地追寻走向未来的道路，但是除了求助于社会的上层人物（因为他们认为，这些上层的人物是这个社会的精英，惟有他们才能承担其变革社会的责任。“因此，他们总是不加区别地向整个社会呼吁，而且主要是向统治阶级呼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03—304页），就是求助于自己的批判的头脑。（因为他们认为，惟有这种批判的头脑才能为未来展示一条光明的大道。）舍此两条，他们再无办法。然而，他们没有看到，上层人物是这个不平等社会的既得利益者，改变这个社会就等于灭了他们的根本。他们中的有些人即使有些许自我牺牲的精神，从总体上看，也不可能以自己的根本利益作代价。当欧文在一次晚会上，一不留神偶尔说出社会变革可能要靠群众****现存制度的革命时，在场的贵族富人们都避而远之，此后再也不肯跟这个往日被他们称慈善家的人来往了。而他们那批判的、理性的头脑所产生的批判思想如果离开了物质的力量，那么只是灰色的意识。“思想从来也不能超出旧世界秩序的范围；在任何情况下它都只能超出旧世界秩序的思想范围。思想根本不能实现什么东西。为了实现思想，就要有使用实践力量的人。”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152页）而这种实践力量并不是他们自己身体力行的善举，（诚然，这些善举的确令人钦佩。）而是作为社会物质进程的变革的革命活动，是群众的实践活动。马克思提出：“历史的活动是群众的事业，随着历史活动的深入，必将是群众队伍的扩大。”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104页）
第二，空想社会主义思想家虽然肯定社会变革的必要性，但没有看到这种变革的革命性，以及这种革命变革的曲折性和艰巨性。他们的社会改革方案在总体上是以不触动现存社会的基本制度为前提的。圣西门认为，只要科学知识发展了，经济就能增长，社会就能进步。所以，他致力于通过实业来造福人民，推动社会变化发展。傅立叶认为社会主义只有通过正当的途径，即资本家的慷慨解囊，促使现存社会中人们进行协作，才能出现在世界上。傅立叶曾经常向资本家呼吁，希望他们了解他的理想制度是何等的美妙，并刊登广告请资本家出资。遗憾的是他的义举并没有打动他虚席以待的资本家。普鲁东这个曾经被马克思称作法国无产阶级的代言人的社会主义思想家，在社会主义道路的问题上也是陷入了浪漫主义的幻想。他认为，在现实的条件下，工人们只要节约工资组成储金会，用这些钱来设立一些生产合作社，并逐渐使其发展、扩大，直至有力量用逐步收买的办法消灭大资本，并由全社会的生产者共同平分这些财产，使得那些过去“从社会逸出的财富”（如利润、利息等）转归社会本身。这样就可以进入社会主义，消灭剥削、消灭贫困，人们可以自由地生产，幸福地欢度岁月了。针对普鲁东的这种“施特劳宾人的田园诗”（《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48页）恩格斯曾进行嘲讽式的批判。恩格斯说：“用无产阶级的储金……暂时购买整个法国，以后也许还要购买其余世界。这样一个卓越的计划真是从来没有人想到过，而且，既然打算表演这样的戏法，那末用月亮的银光立刻铸造五法郎硬币，岂不是更简捷得多吗？”（《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57—58页）恩格斯还指出，正是因为普鲁东心中藏着一个和平的药方，所以他才抱怨和攻击革命。
马克思指出，在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中，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矛盾和斗争必须而且必然地通过无产阶级的革命方式来加以解决，社会主义理想也只有通过革命的方式才能实现。任何改良的方案都解决不了根本的问题，任何无视无产阶级在社会主义理想实现中的历史地位都只能将社会主义锁定在主观的领域。而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状况已经表现出了这一点。马克思说：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无产阶级是超越现存，推动社会进入社会主义的现实力量。在人的解放中，“头脑是哲学，它的心脏是无产阶级。”（《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6页）而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仍然是阶级反对阶级的斗争，这个斗争的最高表现就是全面的革命。可见，建筑在阶级对立上面的社会最终将成为激烈的矛盾、人们的肉博，这用得着奇怪吗？”（《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94页）由于社会主义理想的实现是以两大阶级的斗争，并最终以无产阶级战胜资产阶级为途径的，因此其间的道路无疑是曲折、艰巨和激烈的，它决非象空想社会主义思想家们所设想的那样简捷、线性。更重要的是社会主义作为人的解放的社会形式绝不是以往社会制度的重复，无产阶级的解放也不以资产阶级的消亡而实现。马克思说：“劳动阶级解放的条件就是要消灭一切阶级。”（《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94页）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解放自己。所以，无产阶级的解放事业是一个长期而曲折的历史过程，并不是对现状进行某些修补就可以大功告成的。空想社会主义对社会主义实现途径充满浪漫主义的设想如果说在无产阶级处于不成熟时期还有其积极的意义，那么，随着无产阶级的自觉和成熟，“这种反对阶级斗争的幻想，就越失去任何实践意义和任何理论根据。”（《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04页）假如有人仍抱着这些幻想不放，那么这些人只能是反动的。
如何才能实现社会主义？社会主义革命的动力是哪些人？这类问题对于并不把自己理论停留在主观领域的社会主义理论家来说是至关重要的。空想社会主义者坚持社会主义可以实现的坚定信念，在这类问题上曾做过艰巨的探索。然而，由于历史的客观原因和他们本身的社会立场和观念，空想社会主义者将实现社会变革的希望浪漫地寄托在他们的认为有实力改变社会的富人、慈善家身上。他们看不到正在崛起的无产阶级的力量和历史地位。这样，空想社会主义者在社会主义实现的途径上同样陷入了不切实际的浪漫主义。
英国社会主义思想史学者柯尔说：“无论是圣西门、傅立叶或罗伯特·欧文，都根本没有想到资本家和工人之间作为两个在经济上对立的阶级和阶级斗争，更没有想到实现他们的计划要牵涉到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大规模斗争。” （G.D.H.柯尔：《社会主义思想史，第一卷，社会主义思想的先驱者》北京，商务印书馆1977年版，第11页）他们大多数人都把希望寄托在教育和理性的发展上，而不是寄希望于任何被压迫者的反抗。他们的志趣不是描绘“乌托邦”，就是设计种种完美社会的模型及其行为规范。
圣西门在讨论社会关系变革时认为，只有靠富人的道德感情才能实现社会主义的理想。他指出：“这些变革靠道德感情的力量来实现，而这个力量将以这样的信仰作为自己的主要动力，这就是一切政治原则都应当从上帝给人们的普遍原则引伸出来。这个力量将有慈善家指导，他们在这种场合也如在基督教形成时期一样，将成为‘永恒者’的直接代理人。”（转引自《论空想社会主义》上卷，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45页）
英国社会主义者查理·霍尔在他的着作《文明对人民群众的影响》中，对资本主义社会产生的贫富不均表示了极大的愤慨，他提出：“一切或几乎一切被称为劣根性或犯罪倾向的品质，都应该认为是文明的产物，而主要是文明的最大特点——贫富悬殊的产物。” （转引自普列汉诺夫：《十九世纪的空想社会主义者》，《论空想社会主义》上卷，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84页）所以，必须消除这种恶劣的社会状况。然而在如何消除的问题上，霍尔则祈望富人的良心发现。他说，做这种事一定要极端地小心谨慎，并且要靠那些没有个人利害关系、不为利欲所引高利贷的人才行。这种人不能在被压迫者中间寻找：被压迫者可能会走得太快。最好还是求助于压迫者：当事不关己的时候，我们就不会过于急躁地来实现正义的要求，不管我们把这些要求看得多么崇高。“因此，由富人来帮助穷人，可能会好一些。” （转引自普列汉诺夫：《十九世纪的空想社会主义者》，《论空想社会主义》上卷，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84页）普列汉诺夫认为，这种观点不是霍尔特有的见解，“实质上，我所研究的这个时代的绝大多数社会主义者——不仅是英国，而且也包括欧洲大陆上的——在这个问题上都采取他的观点。”（转引自普列汉诺夫：《十九世纪的空想社会主义者》，《论空想社会主义》上卷，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84页）
路易·布朗在他的名着《劳动组织》中大力地向富人说明，社会主义的事业其实是他们的事业。他说：“这本书是向你们富人呼吁的，因为其中谈到了穷人。他们的事业就是你们的事业”，“只有他们解放了，你们至今还不知道的安乐的宝藏才为你们而开。”（路易·布朗：《劳动组织》序言，《论空想社会主义》上卷，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45页）
空想社会主义思想家往往对革命表现得十分谨慎。他们认为，凡是革命都对社会产生巨大的动荡，有时甚至发生令人毛骨悚然的恐怖。这既不利于人民的安康，也不利于动员社会上那些富人慷慨解囊。柯尔在谈到傅立叶的革命态度时指出：“傅立叶对革命毫无兴趣，他以提出具体的革新建议时极为谨慎，这同他幻想未来时的大胆作风恰恰形成发对照。”（G.D.H.柯尔：《社会主义思想史，第一卷，社会主义思想的先驱者》北京，商务印书馆1977年版，第72页）傅立叶希望有的富人会慷慨莅临，帮助他创办“法伦斯泰尔”。他有时也向君王呼吁，可是从来没有求助于劳苦大众或革命。劳苦大众对于社会制度的革命运动，是在空想社会主义者的视域之外的。
之所以如此，是因为第一，空想社会主义思想家虽然同情生活在社会底层的人民大众，但他们的基本广场并不是把自己与人民大众放在一起，而是自视为人民大众的救世主，把人民大众是为施惠的对象。在社会哲学观点上，他们始终看不到人民在历史上的根本作用。他们认为，真正推动社会进步的是那些具有批判意识的人。由此出发，他们不可能把社会进步的希望寄托在人民大众身上。更有甚者，有的社会主义学者把人民看成毫无批判性的惰性存在和在社会行为中没有社会责任感的危险力量。马克思恩格斯曾指出，批判的批判“虽然认为自己是多么地超出群众，但它仍然万分怜悯群众”，（《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9页）这句话用于空想社会主义倒可以反过来说，“虽然认为自己是万分怜悯群众，但它仍然认为自己是多么地超出群众。”由于他们这种英雄史观，他们不可能把社会发展的希望放在人民群众身上。他们曾苦苦地追寻走向未来的道路，但是除了求助于社会的上层人物（因为他们认为，这些上层的人物是这个社会的精英，惟有他们才能承担其变革社会的责任。“因此，他们总是不加区别地向整个社会呼吁，而且主要是向统治阶级呼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03—304页），就是求助于自己的批判的头脑。（因为他们认为，惟有这种批判的头脑才能为未来展示一条光明的大道。）舍此两条，他们再无办法。然而，他们没有看到，上层人物是这个不平等社会的既得利益者，改变这个社会就等于灭了他们的根本。他们中的有些人即使有些许自我牺牲的精神，从总体上看，也不可能以自己的根本利益作代价。当欧文在一次晚会上，一不留神偶尔说出社会变革可能要靠群众****现存制度的革命时，在场的贵族富人们都避而远之，此后再也不肯跟这个往日被他们称慈善家的人来往了。而他们那批判的、理性的头脑所产生的批判思想如果离开了物质的力量，那么只是灰色的意识。“思想从来也不能超出旧世界秩序的范围；在任何情况下它都只能超出旧世界秩序的思想范围。思想根本不能实现什么东西。为了实现思想，就要有使用实践力量的人。”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152页）而这种实践力量并不是他们自己身体力行的善举，（诚然，这些善举的确令人钦佩。）而是作为社会物质进程的变革的革命活动，是群众的实践活动。马克思提出：“历史的活动是群众的事业，随着历史活动的深入，必将是群众队伍的扩大。”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104页）
第二，空想社会主义思想家虽然肯定社会变革的必要性，但没有看到这种变革的革命性，以及这种革命变革的曲折性和艰巨性。他们的社会改革方案在总体上是以不触动现存社会的基本制度为前提的。圣西门认为，只要科学知识发展了，经济就能增长，社会就能进步。所以，他致力于通过实业来造福人民，推动社会变化发展。傅立叶认为社会主义只有通过正当的途径，即资本家的慷慨解囊，促使现存社会中人们进行协作，才能出现在世界上。傅立叶曾经常向资本家呼吁，希望他们了解他的理想制度是何等的美妙，并刊登广告请资本家出资。遗憾的是他的义举并没有打动他虚席以待的资本家。普鲁东这个曾经被马克思称作法国无产阶级的代言人的社会主义思想家，在社会主义道路的问题上也是陷入了浪漫主义的幻想。他认为，在现实的条件下，工人们只要节约工资组成储金会，用这些钱来设立一些生产合作社，并逐渐使其发展、扩大，直至有力量用逐步收买的办法消灭大资本，并由全社会的生产者共同平分这些财产，使得那些过去“从社会逸出的财富”（如利润、利息等）转归社会本身。这样就可以进入社会主义，消灭剥削、消灭贫困，人们可以自由地生产，幸福地欢度岁月了。针对普鲁东的这种“施特劳宾人的田园诗”（《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48页）恩格斯曾进行嘲讽式的批判。恩格斯说：“用无产阶级的储金……暂时购买整个法国，以后也许还要购买其余世界。这样一个卓越的计划真是从来没有人想到过，而且，既然打算表演这样的戏法，那末用月亮的银光立刻铸造五法郎硬币，岂不是更简捷得多吗？”（《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57—58页）恩格斯还指出，正是因为普鲁东心中藏着一个和平的药方，所以他才抱怨和攻击革命。
马克思指出，在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中，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矛盾和斗争必须而且必然地通过无产阶级的革命方式来加以解决，社会主义理想也只有通过革命的方式才能实现。任何改良的方案都解决不了根本的问题，任何无视无产阶级在社会主义理想实现中的历史地位都只能将社会主义锁定在主观的领域。而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状况已经表现出了这一点。马克思说：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无产阶级是超越现存，推动社会进入社会主义的现实力量。在人的解放中，“头脑是哲学，它的心脏是无产阶级。”（《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6页）而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仍然是阶级反对阶级的斗争，这个斗争的最高表现就是全面的革命。可见，建筑在阶级对立上面的社会最终将成为激烈的矛盾、人们的肉博，这用得着奇怪吗？”（《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94页）由于社会主义理想的实现是以两大阶级的斗争，并最终以无产阶级战胜资产阶级为途径的，因此其间的道路无疑是曲折、艰巨和激烈的，它决非象空想社会主义思想家们所设想的那样简捷、线性。更重要的是社会主义作为人的解放的社会形式绝不是以往社会制度的重复，无产阶级的解放也不以资产阶级的消亡而实现。马克思说：“劳动阶级解放的条件就是要消灭一切阶级。”（《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94页）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解放自己。所以，无产阶级的解放事业是一个长期而曲折的历史过程，并不是对现状进行某些修补就可以大功告成的。空想社会主义对社会主义实现途径充满浪漫主义的设想如果说在无产阶级处于不成熟时期还有其积极的意义，那么，随着无产阶级的自觉和成熟，“这种反对阶级斗争的幻想，就越失去任何实践意义和任何理论根据。”（《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04页）假如有人仍抱着这些幻想不放，那么这些人只能是反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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