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右派的“保守疗法”到左派的“休克补课” —

　一、“匈牙利保守主义”的由来

　　在东欧的转轨国家中匈牙利的道路一直令人注目，它先是以搞“渐进改革”着称，后来又以左派政府“激进”的“休克补课”叫世人瞠目。在私有化行动中，匈牙利人根据自己的国情，选择了他们认为适合自己的方式——国际融资与产权改革合二而一，面向外资全部“卖”光，以此来表示匈愿意主动接受国外资本为主导的国际分工，又一次地显露出它的经济体制转换的独特之处。

　　匈牙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是比较发达的农业国家，在苏军解放以后，靠苏联扶植起来的拉科西等亲苏派，紧跟苏联的指挥棒转，在匈牙利实行全盘苏化。他们不顾自己自然资源贫乏，基本原材料和能源全部依赖进口的实际情况，大搞“钢铁国家”，实行“重重轻轻”（重视重工业，轻视轻工业）、“两高一低”（高投资、高积累、低消费）。其结果使国民经济比例失调，国民收入下降，人民生活长期得不到改善。以第一个五年计划为例，工业每年以18%的速度递增，而职工工资却连续3年大幅度下降（分别为17.7%、13%和10.3%）。职工人均收入1955年比1949年下降22%，积累率由5-6%一下子跳到30%，投资从原来占国民生产总值的15%一下子提高到50-55%，其中基础设施投资比例从50%下降到30%，农业投资只占总投资的13%。[1]这种状况引起人民的强烈不满，他们要求改变现状，变革现有经济体制的呼声日渐高涨，于是就有了1956年匈牙利事件。

　　苏联的坦克把事态镇压下去后，强大压力使拟议中的改革中断。此后几年中，“指令性计划成为不可更改的唯一形式”。但从骨子里匈牙利人一直认为自己的追求更符合本国特点。到1962-1965年，苏联经济学界展开对利别尔曼有关企业放权和经济自由观点的公开讨论，匈牙利抓住这个相对宽松的气候，迅速展开初级市场化试验，改革的主要措施是取消国家下达给企业的主要指令性指标，取消物资统包统拨统配，建立社会生产资料市场，扩大企业的经营自主权；发挥各种经济杠杆的调节作用，加强企业内部的民主管理，经营决策实行厂长负责制等。从1968年起，通过在计划经济的框架内引入市场机制，匈牙利成为东欧最早实行经济改革的国家。在长达20年的改革过程中，在商业、手工业、服务行业和中小企业中普遍实行承包制、租赁制，使人们易于接受市场经济，这为后来的经济转轨奠定了广泛的社会基础。匈牙利在过去的经济改革中还制定出了比较完善的经济法律和法规，使之成为当时东欧国家中与西方法律最接近的国家之一。同时，也培养了一批熟悉市场经济的专业经济人员，可以说，早年的经济改革为剧变后的私有化打下了深厚的基础。

　　60-70年代改革使匈牙利改变了过去单一的指令性行政干预和过分集中的束缚生产力的体制模式，经济出现了显着的增长。这段时间国民收入比50年代翻了4番，工业总产值比50年代增长了7倍，农业跻身世界最发达国家的行列，人均产值名列世界第4位。从开始改革到1981年，居民消费每年平均以5-6%的速度递增。所有国民一律享受劳动保险、免费医疗和8年义务教育等各种福利待遇。当时匈牙利被西方记者称为“东方乐园”、“消费者的天堂”。每年旅匈的外国游客达4千万，是匈本国人口的4倍多。

　　但好景不长，70年代中期，由于世界能源危机和外贸环境恶化、苏联的干预加大等原因，匈牙利的改革陷入停滞，国家经济体制又重新回到指令性计划的轨道上。

　　80年代末苏东剧变后，匈原执政党发生分裂并在大选中败北，她的两个后继者，“传统派”社工党因得票未达到4%无法进入议会，“改革派”社会党虽进入议会，但任何一个政党都不愿与它联合组阁。于是民主论坛联合独立小农党、基督教民主人民党组成右派联合政府。在这个联合中，民主论坛是由“人民—民族传统派”、古典自由主义派和基督教民主派三种力量组成的阵营，其中居于主流的人民—民族传统派属于典型的右翼民族主义保守派，其盟友独立小农党更是二战前曾经执政的“历史党”，基督教民主派与另一盟友基民党则是“基督教保守主义者”，这两支右派基本上决定了政府的姿态。而民主论坛中的自由主义派只是支流。另一方面，这届国会中最大的反对党自民盟则属于典型的自由民主主义，主张“全球化”的市场经济，用西欧的观点看属于中右政党，它与当时已成为中左派的社会党后来渐渐接近。

　　可见当时的匈牙利政治是一种右(两种保守主义)—中（中左、中右）对峙格局。执政的右派除一般也承认市场化、民主化外，还以民族主义、强国主义与宗教责任这类“欧洲式保守”理念为特色。如所周知，民族主义在俄罗斯可能具有亲左的政治谱系，在东欧则相反，历史上东欧民族主义都与反苏、因而也就是与“右”挂钩，甚至具有激进反苏也就是激进“右派”的特点。但这种情况下的“激进右派”并不是“激进市场派”，他们关于改革的目标模式与其说更多地受当代美国或西方的影响，不如说更多地受共产党以前（二战以前）匈牙利旧传统影响——这—传统显然与美国式自由市场距离甚大。他们虽然如现今欧洲左中右各派都承认的那样承认市场化的必要，但他们更愿意看到的与其说是“全球化”的市场经济，不如说是更带有保护主义色彩的匈牙利本位的市场经济。而在这剧变后第一届政府中，民主论坛是主导，因而形成在当时东欧极为典型的“右派政府”，——但却不是激进市场改革政府——就成了逻辑的必然了。

　　匈牙利的“保守疗法”除了与右派政府的执政理念有关外，还与匈牙利当时的政治经济形势乃至反对派的状况有关。匈牙利在剧变前素以靠借债发展经济着名，1991年时匈外债总额积累已达226亿美元，人均2300美元。与之相比，当时的捷克斯洛伐克联邦人口比匈牙利多57%，外债总额却只有67亿美元，人均负债仅427美元。波兰外债虽达480亿美元，但人均也只有1250美元左右。匈的人均外债在东欧是最多的。这种债台高筑的状况决定了匈牙利在产权改革中必须考虑变现国有资产以还债的问题，把国有资产无偿分配给全体国民的捷克式做法因而行不通。十年来匈牙利不管左派还是右派执政，搞的是“保守”疗法还是激进改制，始终都坚持了“只卖不分”的原则，国家需要私有化收入来还债是一个重要原因。而在匈牙利主流理论界看来，只要国有资产的出售能够实行公正的代理交易原则，做到公开、透明、公平竞价，那么以变现国有资产所得来用于公共开支（公共服务、社会保障乃至归还国债等），与把国有资产分配给国民的性质是一样公正的。

　　另一方面，匈牙利的经济学传统与非官方立场的态度也是一个条件。由于剧变前匈与波、南均为“体制内市场取向改革”历有年所的国家，本国的转轨经济学较发达，以科尔奈为代表的匈牙利学派在剧变前居于主流，剧变后仍很有影响。科尔奈本人在剧变后“市场取向”更加发展，不但对原体制彻底否定，而且对西方经济学中强调国家作用的凯恩斯传统也持否定态度。在所有制方面他不仅一般地主张私有化，而且主张要形成“有血有肉的私有者”、“人格化的私有者”。他反对公众持股、法人持股、雇员持股等“人民资本主义”观念，强调私有化就是要把企业交到自然人企业家手中，而不赞成“所有权分享”。这样他自然对捷克式的全民平分资产或波兰式的雇员集体持股不以为然，而主张把企业直接卖给自然人。但另一方面，科尔奈又对国有企业的“可改造性”持悲观态度，认为不管是卖是分很多企业肯定是搞不好的。市场化改革不能把重点放在存量上，而应当放在增量上，即不是着重于如何把现有国企私有化，而是着重于在体制外培育“新的”私有经济——在实践中这基本上就是指引进外资。以科尔奈为代表的这种主张对右派政府的影响主要是前一方面，即促进了不同于波、捷的“保守疗法”，而它对社会党政府的影响则主要是后一方面（科尔奈本人剧变后未加入政党，但因历史渊源他仍然与社会党关系较深），因而促进了“面向外资全买光”的做法。

　　二、右派政府的“保守疗法”

　　由于以上原因，剧变后产生的匈牙利第一届政府虽然是整个东欧最典型的右派政府，其政策却与其说是自由主义不如说是保守主义的，在经济上即具有较浓的民族主义、国家主义色彩。这一届匈牙利政府不象波兰政府那样受到强大的工会影响，不象捷克政府那样受到知识分子“68年人”和“七七宪章理想主义”的影响，也不像罗马尼亚与独联体各国政府那样基本上仍然是“前共产党人”执政。以民主论坛为主的安托尔政府中清一色是与剧变前政权没有“瓜葛”的人，其年龄结构在东欧新政府中属最大者之一。它受战前匈牙利旧式精英传统影响较深，有强烈的民族保守色彩。在对外方面，这届政府咄咄逼人的“大匈牙利主义”令四邻侧目，不仅共产党时代、甚至凡尔赛体系下奥匈帝国瓦解时的旧案也重被提起，邻国的匈族地区（罗马尼亚的特兰西瓦尼亚、南斯拉夫的伏伊伏丁那与斯洛伐克东南部）因而成为匈牙利外交的困境，并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匈的孤立。在对内方面，这届政府热衷于按匈牙利旧传统的标准来“恢复公道”，除在政治上忙于翻历史旧案外，在经济上则积极推进“重新私有化”，即把共产党时代没收的东西“物归原主”。虽然由于时代的因素，在成熟的民主制下右派的“反功倒算”实际上走不了多远，但这却妨碍了政府建立一种向前看的市场经济制度。由于二战前匈牙利的经济就具有国家统制的色彩而不是现代意义上的市场经济，这种经济保守主义便显得十分“渐进”了。

　　在激进战略所主张的稳定化（以紧缩反通胀并建立宏观均衡）、自由化（放开物价）、私有化三者中，匈牙利这届政府只在价格自由化方面与其他东欧国家、主要是与其邻近的波、捷两国大致同步——但在能源等价格上也更为谨慎，而在其他两个方面就显得十分特殊了。

　　以财政、货币双紧缩削减财政赤字、压抑通货膨胀、恢复财政预算、国际收支、市场供求的相对平衡，本是所谓休克疗法的狭义或本意内容。而在这方面，匈右派政府与波、捷的做法形成鲜明对比

　　上表提示：1990-1994年间匈牙利的货币-财政政策明显具有“反休克”特征或财政扩张特征。5年间匈牙利从财政盈余发展到财政赤字占GDP总量的8.4%，而波、捷虽在转轨头一年出现了开支失控，从1992年起两国便成功扭转了赤字扩大趋势。到1994年波兰赤字总量占GDP由6.0%降至2.7%。捷克由3.1%降至1.2%，基本上实现无赤字预算。

　　匈牙利财政赤字增加是与政府开支失控分不开的。这5年匈这项开支占GDP比例持续扩大，从53.5%扩大到60.9%，而波、捷从1991年以后便基本稳定了这项指标，1994年波兰此项指标比匈牙利低11.3个百分点，捷克低17.6个百分点。

　　由于财政膨胀，匈牙利的国际收支状况也明显恶化，从前三年的贸易盈余转为后两年的明显赤字，1994年国际贸易赤字已占GDP总量的近一成。而波兰此期间基本是盈余，捷克则基本持平。

　　同一时期，匈牙利债务危机加剧，波兰债务危机明显缓解，捷克则一直处于相对低外债状态，基本无债务危机。尤其在外债总额与出口量的比率上，波匈两国在这几年间的地位正好掉了个个：匈牙利的外债从占当年出口总值的2.45倍剧增至3.75倍，波兰则从3.75倍降至2.48倍。

　　在这几年间，由于成功实行了紧缩政策，波兰在剧变前就存在的通货膨胀危机基本消除，消费价格从1990年末的年增249%降至次年的60.4%，此后逐年下降到1995年的21.6%。捷克则从1991年的52%降至1995年的7.9%。而匈牙利1990年末为33.4%，1993年已回落到21.1%，但由于财政扩张失控，1995年又升至28.3%，丧失了大部分“稳定”成果。

　　由于右派政府靠扩张财政、增加开支来维持经济、促进“复苏”，各企业在国家补贴下没有出现波、捷头两年那样大幅度的滑坡。按当时的说法，1990年匈牙利经济只下降了3.3%，而波兰则下降了11.6%（当年捷克只下降了1.2%）；1991年匈牙利再下降11.9%，而捷克则下降了14.2%（当年波兰只下降7%）。于是这两年里匈牙利作为实行“渐进改革”成功的例子受到不满波、捷做法（据说那就是所谓的休克疗法）的人的高度评价：在1990年他们拿匈与波兰相比，而1991年则与捷克相比。然而就是在那两年，如果综合比较这三国，则匈牙利的滑坡幅度实际上并不比波、捷低多少，以后的回升却明显地慢于波、捷。

　　以上三个不同的统计依据得出的表格都证明了同一个趋势：匈牙利的“保守疗法”虽然使它在滑坡最剧烈的一年经济跌幅比波、捷小，但由于整个滑坡期拖长，匈牙利总的滑坡幅度反而更大，而且回升乏力。因此在转轨前6年它的总体经济状况明显差于波捷两国。C表是由国际金融机构测算了各国“灰色经济”并以之修正了经济增长状况后得出的结果，这种统计大大减少了滑坡值而使三国经济这6年都表现为总的大幅增长，但匈仅增长22.13%，仍远小于波兰的114.24%与捷克的83.94%。可见，无论按哪种统计方式，无论以“正式经济”看，还是加上官方统计没有反映的隐形经济成份，“保守疗法”时期匈牙利的转轨业绩都比波、捷两国要差。

　　三，“边缘私有化”的困境

　　匈右派政府在产权改革上也实行“保守政策”。安托尔政府1990年上台伊始便宣布把“现代化的欧洲福利市场经济”作为目标，由于右派要与欧洲社会党传统拉开距离，因此这届政府从来不用“社会市场经济”的提法，而要讲“福利市场经济”。但实际上这种“福利市场经济”要比社会党的社会市场经济更带有国家主义色彩。除了“只卖不分”政策为左右派政府一直延续下来外，右派政府时期的特点是

　　第一，对“小私有化”与“重新私有化”比较积极。1990-1994年间，一万余家国营小商店、小饭馆、小旅馆与服务网点基本全部售出。并向1948年后被“非法没收财产”的人及其继承人发放了赔偿券。这里有两点值得注意：一是匈与前东德及其他实行过退赔政策的东欧国家一样,并未一律否定共产党时代的没收。一般来说主要带有反法西斯与反封建性质的1945-1948年间的没收继续得到承认，以1948年以后划线意在只否定主要针对本国平民资产者与小私有者的社会主义改造。第二，匈牙利的退赔并不是给还原来的有形产业，而是发给“赔偿券”，数额为财产原值乘以历年通货膨胀系数，而不考虑利息与积累。赔偿券只能用来购买法定许可其购买的有限范围内的国有资产，由于数额有限、职能狭窄，退赔政策对新的产权配置格局影响很小。相对于立陶宛、保加利亚等搞了实产退赔的国家而言，匈牙利的退赔并未造成明显的负作用。

　　第二，民族主义趋向明显。这一时期右派政府虽然也表示欢迎外资，但与欧洲各国的古典保守主义一样对于欧洲一体化进程心存戒心，对外开放程度实际并不大。在一些领域，右派政府的政策对外资的开放度甚至还不如剧变前的“体制内改革”时期。私有化进程虽然一开始就允许外资参与，但划了许多领域作为战略性部门拒绝外资染指，同时在出售资产时对国民与外资实行明显区别的倾斜政策。这样，外资参与私有化的程度便呈明显萎缩状态。剧变之初的争先恐后到右派政府末期已变为踌躇不前。外资参与的收缩从以下数字可以看出：1990年仅有的最初两宗大私有化交易全部为外资购买，1991年28宗交易卖给外资的占22宗，1992年外资却只参与了94宗交易中的41宗，即不足半数，1993年254宗中只有30宗、1994年242宗中只有12宗外资参与，五年间外资参与交易的比率依次为100%、78.6%、43.6%、11.8%、5%，持续而明显下降。而外资购买企业的绝对数量自1992年起也连续三年下降，从41例降到8例。

　　对于外资在匈直接设立新企业（而不是购买国有企业），右派政府倒是乐意促成，这使得外资进入匈牙利的规模在参与国企私有化受阻的情况下仍一度增长较快，从1990年的3亿美元、1991年的15亿美元增长到1993年的23亿美元。但由于“保守疗法”导致的宏观经济形势恶化压抑了投资意愿，1994年外资流入便锐减一半，只有11亿美元，吸引外资出现停滞局面。

　　第三，在各经济部门中，安托尔政府倾向于在基础部门（运输、水电煤气供应、电信、石化与金融服务等）保持国家控制，而在农林等第一产业领域则希望完全私有化。这显然也是一种“回到共产党以前”的保守思维在作怪，因为战前匈牙利就是基础部门国家统制程度较高，农业却完全是私有的。但匈农业经过社会主义几十年的发展已成为中东欧最发达的出口型公司化农业，不同于没有搞过集体化的波兰、南斯拉夫，如今要全面恢复家庭农场是不太现实的。相反地，在基础部门一味强调保持国家控制，却是一种过于“保守”的想法。

　　第四，在私有化管理体制上右派政府也显得三心二意。1990年该政府开始转轨时便设立了国有资产托管局（SPA），1992年又设立了“匈牙利国家控股公司”（HSHC），这样匈便成了前东欧转轨国家中独一无二的设有两套产权改革管理机构的国家。两套机构职能分工不清，导致相互扯皮、冲突现象严重。尤其是HSHC的职能本身就是矛盾的：它一方面被看作组织私有化工作的政府部门，另一方面却象个庞大的国企托拉斯，负责经营大约160个公司，其中100多个是前计划经济时代的重点企业，1992年立法将其划为“将长期保留部分或全部国有产权”的单位。于是正如匈私有化部门首席经济学家彼特.米哈里所言：成立该组织给人的印象是，划给它的这部分资产“在可以预见的将来不会卷入私有化”。[10]

　　第五，这个时期由于拒绝捷克式的资产分配、外资的购买受阻、本国国民的购资能力又很弱，因此尽管说是“只卖不分”，但实际上已私有化资本的半数不是通过出售、而是通过破产清理来进行的。结果导致了严重的资产流失。在舆论批评下，政府自1993年秋起明显放慢了这种“自由放任的”私有化，改而使企业在国家补贴下“勉为其难地维持”国有状态。当时有评论说：“如果与要么淹死、要么学会游泳的艰难选择相比，随波逐流可能更容易些”。[11]于是在右派政府后期，私有化进程出现了明显的停滞，企业售出案例由1993年的254例减至242例，私有化收入从13.11亿美元降至11.35亿美元，破产清理资产由14.01亿美元降至7.17亿美元。实际上，整个安托尔政府执政期间的几个私有化计划都执行得很糟。大私有化头一年上市的19个企业中，有18个的股票销售未按期完成，SPA在1990年9月第一个私有化计划中列入21个企业，但这些企业直到1995年SPA解散时私有化也未完成（其完成要到1996年，即在左派推进的加速私有化阶段中）。1991年第二个私有化计划又列入85个企业、350亿福林资产，但这个计划不久就无人再提，“悄悄地流产”了。

　　截止1995年中，按P.米哈里的说法，匈牙利私有化计划所列入的大私有化资产160亿美元中，有一半（80亿）仍在国家手中，其余一半中，售出的与破产清理的各占50%，即各有40亿美元。而这个时期所谓已私有化的企业，大部分股票仍然是被全部或部分为国家所有的公司买下的。到了1993年以后，由于可以购买资产的国民资金濒于枯竭，国有资产出售的市场更加疲软，不仅卖出的案例减少、私有化收入下降，而且资产的成交价格也由于缺乏买者而下跌了。同时，已私有化的企业又多属匈经济中的非核心部门或曰“边缘部门”，因此有人认为：1990-1994年间匈牙利的私有化可以称为“边缘私有化”。“到目前为止，私有化尚未能动摇那旧的、苏联式的经济体制的支配地位”，“经济中的核心部分仍为国家所有”。[12]

　　四、左派政府的“休克补课”

　　正如捷克的克劳斯右翼政府由于其福利政策被欧洲左派称赞为“欧洲最大的社会民主主义者”一样，匈牙利这个剧变后东欧最“右”的政府因其“没有采纳‘大爆炸’方案（按：即通译的“休克疗法”）”也被我们亚洲的“新左派”称赞为东欧转轨中“经济上最成功的国家”。[13]1994年，在右派政府财政扩张政策刺激下匈牙利经济按官方统计出现了剧变后首次增长。然而正是在这一年，对匈现状极不满的选民把这个政府赶下了台，以“前共产党人”易帜组成的社会党以54%的选票大获全胜并得到了单独组阁的权利。然而社会党人却不愿行使这个权利，而是把匈牙利的“中派”即典型的自由主义政党自民盟拉来做伙伴，组成了“社会自由政府”（或曰“左派-自由派联合政府”）。这个政府的盟主与绝大部分成员、包括主管经济的各部长都是社会党人，因此把这届政府的经济政策称作左派的政策是没有问题的。然而耐人寻味的是：这届左派政府却在风险更大的情况下实行了“右派”政府也没有实行的“休克”式激进转轨政策。事实上，号称“休克疗法”三原则的“稳定化、自由化、私有化”中，右派政府只实行了一定程度的价格自由化，而以紧缩求稳定的宏观政策和快速大私有化政策都是由左派政府实行的。无怪乎人们把这届政府的政策称为“休克补课”。

　　尽管有人（包括社会党内的非主流派）说这届政府的经济政策是过于迁就自民盟这个自由主义伙伴的结果，甚至说这几年是自民盟有权、社会党有责，自由派拿主意，左派为其背黑锅。但这显然不是事实。“左派”政府的经济政策比“右派”更自由化，是有其原因的

　　其一，是早在因剧变而改名易帜前，匈牙利原来的执政党已经在意识形态上接受了私有化。剧变前的内梅特政府文件中已经有“私有化”的提法。而更早的1988年，前社会主义工人党总书记、国家总理格罗斯.卡洛伊就表示，匈牙利准备将最大的国有企业卖给外国人，此话一出舆论哗然。司法部长立即表示，这与当时的法律是冲突的，按照现行法律国有企业不可以出售，更不能卖给外国人。于是，政府便出台了一系列新法规，并大造舆论，为国企出售创造条件。

　　1988年的第6号法律，即《公司法》，宣布私人可以成立公司，并允许外资进入。1989年第8号法律规定了所有制改变的细则。同年第14号法律明确了对外国投资者的保护：禁止对国外投资企业实行国有化；外汇可以自由汇出，利润允许返还投资者所在国；可以由外国财务公司进行财务评估，等等。1989年的宪法修正案在法律上对所有权、国家的所有制结构、企业自主权等方面都做了新的规定，尤其是宣布各种所有制结构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匈牙利经济学家认为，在1989-1990年就已消除了私营经济发展的法律障碍，使匈的社会制度在变革前就与其他东欧国家有很大不同，这种“不同寻常的良好开端”是早在共产党时期就奠定了的。1994年的“左派重新上台”，不过是把这个“开端”延续下去而已。

　　其二，事实上在经济开放、全欧一体化问题上，欧洲各国社会党比保守党更积极也是一种久已有之的常态，英国工党、法国社会党与德国社民党都比本国的“右派”党更热衷于欧洲统一事业。在西欧，民族主义、国家主义通常并不是与“左派”而是与“右派”相联系的旗号。匈牙利社会党作为剧变后第一个被社会党国际接纳的“新社会党”，比本国右派更远离民族主义与国家主义，应当说并不奇怪。1994年匈牙利社会党“重新”执政时，欧盟15国中有11国也是社会党（社民党、工党）执政，因而它比右派更迫切地希望融入“粉红色欧洲”实在是很自然的。

　　但当然，决定性的因素还不是社会党信奉什么“主义”，而是经济的现实与逻辑使然。1994年下半年，安托尔政府“保守疗法”的恶果已经十分明显，虽然当年经济出现“复苏”，但这个复苏却是以扩张财政、增加补贴而导致严重的宏观经济混乱为代价的。在野的社会党也曾与当时东欧所有的在野势力一样批评休克疗法，认为右派政府还是太“休克”了，并许诺要大搞社会福利。然而到社会党上台接任时，却发现银根太松所结下的酸果必须由自己来啃了。社会党总理霍恩惊呼：如果不采取紧急措施，匈今年的财政赤字将比去年翻一番还不止（从1997亿福利到4000亿福林）！他一连说了三个“没想到”：“我没想到匈牙利财政状况是如此之坏，没想到储备是如此之少，更没有想到国库是如此空虚。”国民经济已到了崩溃的边缘。新政府的财政部长、社会党人博克洛什更警告说：如果不大力紧缩财政，“那么到1995或1996年，匈牙利就会成为丧失支付能力的国家！”[14]于是左派执政的匈牙利不得不在剧变五年之后进行“休克疗法”的补课，实施以这位财政部长命名的“博克洛什紧缩纲领”，以“令人不快和不受欢迎的”“强制性措施”，实行空前严厉的财政紧缩，停止右派政府时期一直维持的拨给亏损国营企业的财政支持，削减社会福利、冻结工资、放开物价、贬值福林以促进出口、让企业破产、增加失业。为此，左派政府声称已准备“和工会将有激烈的斗争”！而最终解决这种困境“只能靠加速私有化”[15]

　　于是，以批判“休克疗法”争取民心而“复兴”的左派上台伊始，就已准备充当比其右派前任更严厉的主治大夫，实施更猛烈的“休克”。然而在民主体制下要人民忍受这一切是需要一种精神支撑的。在1990年的东欧，这种支撑的资源来自所谓“反对派的道义感召力”与“人民的信任及耐心”。而1995年的社会党政府自然不会有这种道义资源的支持，至于人民的耐心，如果可以无限使用的话，右派政府也不会被赶下台了。正是因为人民已无耐心才得以重新上台的社会党，难道能对这种耐心再寄予奢望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