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与1977年之后的中美关系

〔内容提要〕本文对1977年之后至90年代初，邓小平在处理中美关系问题上所采取的政策和策略进行考察和评估，认为邓小平的决断是促成中美关系正常化的重要因素之一，他从实现中国现代化的目标出发，努力促进中美经济贸易的发展，不仅为中国引进了大量的资金和技术，而且为稳定中美关系的大局构筑了一个新的战略支点。邓小平在1989年中美关系跌入低谷后所采取的一系列对策，使中国在西方的制裁面前，稳住了阵脚，并成功地把中美关系稳定在一定的战略水平之上。

　　关键词：外交/中美关系/中国对美政策/邓小平

　　邓小平自1977年在中国政坛再次复出后，即成为这一时期中国对美政策的主要决策人。从对中美建立外交关系作出决断，到积极促进两国经济贸易的发展，直至处理1989之后的棘手事件，他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面对错综复杂的国际形势下起伏不定的中美关系，他探索出的一整套对美战略和策略思想，不仅对促进和稳定当时的中美关系具有重要意义，而且对人们从更高的层次上认识和处理当今的中美关系具有深刻的启示作用。本文依据现有的文献资料对邓小平与1977之后的中美关系进行考察，并试图总结出一些具有规律性的历史经验。

　　一、中美关系正常化

　　1972年中美《上海公报》的发表打开了中美关系的大门，但双方因为台湾问题，一直未能建交。1972年2月，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时曾对中方做出承诺，要在其第二届任期内实现中美关系正常化。但尼克松连任总统后，因受“水门事件”的影响，无法实现诺言。福特继任总统后，在台湾问题上仍然是举棋不定，中美关系正常化的进程陷入了僵局。这种局面直至卡特总统上台初期仍然未有根本性的改观。在台湾问题上采取拖的方针，以维持中美关系的现状，构成了这一时期美国对华政策的一个重要特点。1977年，随着邓小平在中国政坛的再次复出，打开对美谈判僵局的艰巨任务便责无旁贷地落在了他的肩上。

　　1977年8月，为寻求解决久拖不决的中美关系正常化问题，美国总统卡特派遣国务卿万斯（CyrusVance）对中国进行一次“探索性”的访问。8月23日，万斯在北京向中国外长黄华提出，美国准备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中国唯一合法政府。但中美建交后“必须通过一项非正式协定，让美国政府人员继续留在台湾”。万斯还表示，在适当的时候，美国将公开声明希望和平解决台湾问题，希望中国“不否定这一项声明，也不要发表任何有关以武力解放台湾的声明”。CyrusVance，HardChoice：CriticalViewsinAmericanForeignPolicy（SimonandSchuster，1983），pp.82-82.

　　邓小平与1977年之后的中美关系美国研究万斯的这个方案不但没有在中美关系原有的基础上前进一步，而且从实质上看是从中美《上海公报》的立场倒退了，因为它是变相要求中国以默认的方式，承诺不对台湾使用武力，而“让美国政府人员继续留在台湾”实际上等于再次提出了曾被中方否定的“倒联络处”方案，即中美间的联络处升格为大使馆，而美台间的“大使馆”降格为联络处。这与中方的要求相去甚远。

　　为了全面阐明中国政府在这一问题上的原则立场，邓小平于8月24日会见了万斯，并且坦率地指出，“要实现中美关系正常化，在台湾问题上有三个条件，即废约、撤军、断交，按日本方式。老实说，按日本方式本身就是一个让步。现在是要美国下决心。民间来往，我们可以同意。你们这个方案，集中起来是两个问题。第一，你们实际上要我们承担不用武力解放台湾的义务，实际上还是干涉中国的内政。第二，你们提出不挂牌子的大使馆，实际上是倒联络处的翻版。我们对这个方案是不能同意的。台湾问题是中国的内政，别人不能干涉。我们准备按三个条件实现中美建交以后，在没有美国参与的条件下，力求通过和平方式解决台湾问题，但不排除用武力解决。……《邓小平会见美国国务卿万斯时的谈话》，1977年8月24日。

　　这次中美会谈虽然未能就台湾问题达成一致意见，但对双方熟悉和了解对方政策的底线是有帮助的，特别是邓小平在坚持中美建交三项条件方面的坚定立场，在一定程度上打消了美国政府指望中国在台湾问题上做出较大让步的不切实际的幻想。

　　1978年春，中美关系正常化问题出现了新的转机。这首先是由于美苏关系出现了波折。美国国内的舆论中有一种越来越强烈的观点认为，苏联因“缓和”单方面获了利，而美国却吃了亏，从而对美国的对苏缓和政策产生了越来越大的怀疑。这种情况促使美国政府重新关注中美关系正常化问题。因为，在美、中、苏战略三角关系中，虽然中国的力量最弱，但却能起到重要的“平衡”作用。为了对付苏联，美国需要再次打“中国牌”。另外，中国在邓小平复出后，加速经济发展，准备大量引进西方的先进技术和设备，这样一个巨大的市场对于美国无疑是有吸引力的。

　　在这种背景下，卡特于1978年5月17日，对即将访华的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布热津斯基（ZbigniewBrzeinski ）下达了具有决定性意义的指示，明确表示：“美国的决心已下”，已经准备积极协商向前推进，消除正常化的各种障碍。ZbigniewBrzeinski ，PowerandPrinciple（Farrar，StrausandGiroux ，1983），pp.207-209，Appendix1.

　　1978年5月20日，美国总统特使布热津斯基带着这份条件明确的指示到达北京，先后与黄华外长和邓小平进行实质性的会谈。他表示，美中关系是美国全球战略中的一个中心环节，美国政府已下决心要同中国实现关系正常化，并愿意接受中国提出的建交三原则（即与台湾断交、撤军、废约），但希望（而非作为条件）在美方作出期待台湾问题得到和平解决的表示时，不会明显地遭到中国的反驳，这样美国国内的困难将更容易解决。Ibid.，pp.211-212；薛谋洪、裴坚章主编：《当代中国外交》，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228页。邓小平对此不失分寸地做出了回应。他说：“在这个问题上，双方的观点都是明确的，问题就是下决心。如果卡特总统下了这个决心，事情就好办。我们双方随时可以签订关系正常化的文件。过去我们也说过，对自己国家统一的问题我们怎么能够不关心，不急于解决呢？我们很希望能早日解决这个问题。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历来阐明的就是三项条件，即断交、撤军、废约。这三项条件都涉及台湾问题。我们不能有别的考虑，因为这涉及到主权问题。关系正常化问题对两国来说，是一个带根本性的问题。当然我们历来说，我们之间的关系还有其他方面，主要是国际问题，在这方面我们有许多合作的余地。有许多问题我们可以共同探讨，不少问题我们的看法是一致的。关于两国关系正常化问题，你们要表示你们的希望，这可以；但我们也要表示我们的立场，即中国人民在什么时候、用什么方式解放台湾，是中国人自己的事。”《邓小平会见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布热津斯基时的谈话》，1978年5月21日。在这次会谈中，布热津斯基还提议，如果中方方便的话，美国已授权伍德科克（LeonardWoodcock ）大使于6月开始就中美建交问题同中方进行高度机密性的谈判。邓小平等中国领导人对布热津斯基带来的美方最新信息表示出极大的兴趣，双方商定从1978年7月5日起，在北京开始举行中美建交秘密谈判。在谈判中，中方代表是外交部长黄华1978年11月下旬，黄华外长因病住院，中方任命韩念龙为代理外交部长与美方进行谈判。，美方代表是驻华联络处主任伍德科克（LeonardWoodcock ）。中国方面的谈判工作一直是在邓小平直接领导和主持下进行的。除此之外，布热津斯基在华盛顿先后与中国驻美联络处主任韩叙、柴泽民也举行了多次会谈，沟通情况，加深理解。

　　中美谈判的焦点是中美建交后的美台关系问题。经过多次磋商，中美双方的立场逐渐明确。1978年10月30日，布热津斯基再次约见柴泽民，表示卡特总统希望加速中美关系正常化的谈判进程，并认为1978年12月或1979年1月将是“一个特殊的时机”。随后，在11月2日中美举行的第五次会谈时，美方提出了联合公报草案，一共16条，内容包括：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为中国惟一合法政府，并互相建立外交关系；美国人民将同台湾人民保持非官方关系；美国行政部门将为调整与台湾的关系向立法部门提出特别立法。草案提出，中方可以表示台湾是中国的一个省，中国统一问题是由中国人民自己解决的事情，别国无权干涉。中国还应表示，统一问题将和平地实现；美方将表示，对“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的立场不提出异议，重申对中国人自己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关心。邓小平在仔细分析了中美会谈的进展情况后，决心要加快实现中美关系正常化的步伐。1978年11月2日，他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说，看了布热津斯基同柴泽民的谈话和外交部报来的同伍德科克第五次会谈的请示，看来美方想加快正常化。我们也要抓住这个时机，当然不一定赶在美苏限制战略武器第二阶段协议之前，同美国关系正常化要加快，从经济意义讲也要加快。原则当然不放弃。可以按美方提的问题谈。谈的时候不要把门关死。王泰平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第三卷，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9年版，第378页。

　　这时国际国内形势的发展都要求中国领导人抓住时机，早下决断。当时由于中越关系急剧恶化，苏越又签定了同盟条约，中国已在考虑对在边境不断挑衅的越南采取惩罚性的有限反击。在这种情况下，为了牵制苏联，中国需要加强同美国的关系。另一方面，中国国内的形势也发生了很大变化。1978年11月10日至12月15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工作会议，就政治局根据邓小平建议提出的全党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问题，进行了认真的讨论，全党工作重点转移已如箭在弦。从现代化建设的角度来看，中国需要加强同美国的关系，尤其是经济关系。因此，邓小平这时在谈到中美建交问题时，强调“这确实是个大局。”《邓小平与李先念、许世友、李德生等人的谈话》，1978年12月1日。这些因素都增加了中国领导人尽早完成中美关系正常化的决心。

　　在中美建交谈判的关键时刻，邓小平于1978年12月13日至15日连续三天与美方代表伍德科克进行了会谈。原外交部副部长朱启桢回忆道，中美建交谈判到最后，一个问题卡住了，就是美国售台武器问题。我们是三大原则，这三大原则美国接受了，与台湾断交、废约、撤军，但是在出售武器给台湾这个问题上，美国不让步。当时如果坚持要美国停止向台湾出售武器的话，我们就可能丧失与美国建交的时机。但是如果说我们为了求得同美国建交，对武器问题就放过去的话，这个问题将来就成为一个长期解决不了的遗留问题，所以最后邓小平同志跟美国谈判代表谈判的时候，就提到这个问题：是不是我们双方同意发表建交公报，建立外交关系。这个武器问题就留待双方建交以后两国政府继续商谈解决。因为有了这句话，才有后来的“八·一七公报”。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电视台编着：《邓小平》，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第220-221页。邓小平还提出：“中美建交后，希望美国政府慎重处理同台湾的关系，不要影响中国采取最合理的方法和平解决台湾问题”。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思想年谱》，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102页。鉴于美国要求于1979年底按条约规定期满“自动终止”《美台共同防御条约》，邓小平要求美方在该条约仍然有效的最后一年里不要再向台湾出售武器。

　　从中美建交谈判的最后结果来看，中美双方都做出了一定程度的让步。首先，在《美台共同防御条约》问题上，中国原来坚持建交前必须废约，后来体谅美方困难，同意美方在法律生效期满之时终止该项条约。第二，美方原来要求在建交之际将单方面发表声明，希望台湾问题和平解决，而中国不要予以反驳。后来经邓小平提议，双方通过协商，决定各自都可以发表声明陈述自己的立场。中国方面后来在声明中指出，解决台湾回归祖国，完成国家统一的方式完全是中国内政。不过中方也表明了愿意采取和平方式解决台湾问题的立场。第三，在最棘手的美国售台武器问题上，双方决定保留分歧。中国保留以后重新提出这个问题的权利，美方则表示相信，在两国关系正常化以后将会逐渐出现有利于讨论这个问题的气氛。美方还保证在美台条约仍然有效的最后一年里不向台湾出售武器。双方一致同意不因这一问题影响两国关系正常化的时间表，从而表现出向前看的长远眼光。

　　至此，中美建交谈判终于取得了“突破”。这是中美双方共同努力的结果。其中邓小平和卡特总统的决断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在双方达成上述协议的基础上，中美两国于1978年12月16日（美国时间12月15日），共同发表了“中美建交联合公报”。

　　二、中美经贸关系的发展

　　中美建交之后，邓小平把美国看作是实现对外开放、引进资金技术和扩大贸易的重点对象国。在此背景下，中国加大了对美经济贸易的力度。从中国方面说，****“四人帮”之后，国内正在进行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需要对外开放，需要扩大对外经济贸易，需要学习和借鉴像美国这样的发达国家的经验和科学的管理方法，并从美国那里取得发展经济所缺少的资金和技术。从这个角度来看，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全党工作的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方面来，与中美建交、两国关系实现正常化几乎是同步，不是一个偶然的现象。1979年1月24日，邓小平在访美前夕会见美国客人时，曾阐明中美关系正常化对中国现代化的意义。他说：“我们相信中美关系正常化能为美国用先进的东西帮助我们实现四个现代化创造更有利的条件，这点对美国来说也是有利的。”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思想年谱》，第109页。中美建交伊始，邓小平就开始为克服发展双边贸易中存在的障碍，尤其是为早日解决最惠国待遇问题，进行了艰辛的努力。

　　1979年1月2日，邓小平副总理在北京接见美国国会众议院银行、财政和城市事务委员会访华团，他在谈到中美发展经济贸易关系时说：“中美贸易有广阔的前景，美国科技水平在世界上处于领先地位。竞争力比包括日本在内的一些国家都强一些。但还有一些障碍。既然两国关系正常化了，这些障碍就应排除，比如最惠国待遇问题如能解决，障碍就减少了”。《邓小平会见美国国会众议院银行、财政和城市事务委员会访华团的谈话》，1979年1月2日。随后，在邓小平访美期间，中美双方就解决两国被对方冻结征用的资产问题、签订长期贸易协定、航空协定和海运协定等问题交换了意见。邓小平在不同场合多次提到最惠国待遇问题，他说，你们不解决最惠国待遇问题，我们偿还能力就受限制，最惠国待遇不只是中国的需要，也是美国的需要，而美国的需要并不比中国小。宫力：《峰谷间的震荡：1979年以来的中美关系》，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96年版，第31页。

　　在这种背景下，美国开始在中国最惠国待遇方面给予通融。1979年5月6日至15日，美国商务部长访华，与中国方面商讨中美经济贸易实质性问题，双方于5月14日草签了中美贸易协定。协定规定：“为了使两国贸易关系建立在非歧视性基础上，缔约双方相互给予最惠国待遇。双方同意，采取一切措施，促进两国贸易持续和长期的发展。”《人民日报》，1979年5月15日。1979年7月7日，中国对外贸易部部长李强和美国驻华大使伍德科克分别代表两国政府在北京正式签署了为期三年的中美贸易协定。根据这一协定，中美双方将在关税、手续税费用方面相互给予最惠国待遇，向对方的商号、公司等贸易组织提供最惠国待遇，相互对等地保护专利、商标和版权，允许建立在本国领土内的对方的金融机构，根据最惠国待遇的原则开展业务，协商解决双边贸易问题等。

　　1980年2月1日，中国外交部和美国驻华大使馆在北京互换照会，确认各自已经完成必要的法律手续，从而使中美贸易协定即日起开始生效。这是中美关系史上的一件大事，为两国经济贸易关系的进一步发展开辟了道路。在这之后，中美贸易有了迅速的增长。

　　在中美最惠国待遇问题解决之后，邓小平又为在经济技术领域，解除美国政府限制美国技术进入中国问题进行努力。1982年9月8日，邓小平指出：“我访问美国时双方签订了科技合作的协定，但是中美建交以来，美国没有把一样比较像样的先进技术转让给我们。我同黑格谈过，他也感到惊奇。就连联合国帮助我们普查人口的电子计算机也拖了好几年，拖到去年才最后批准。美国过去长期把中国放在‘Y ’组，26个字母，是倒数第二个。”《邓小平会见美国前总统尼克松时的谈话》，1982年9月8日。邓小平认为，这种状况应尽快改变。

　　在此之后，美国相继放宽高级技术产品对华出口限制，1982年美国总共向中国出口了价值5亿美元的防卫和高科技产品。JamesMann ，AboutFace ：AHistoryofAmerica sCuriousRelationshipwithChina，FromNixontoClinton（AlfredAKnopf，Inc ，1998），p.40.1983年6月21日，美国政府正式宣布对华技术转让的新规定，将中国从美国出口管制分类的国家改为V 组，即列入与美国友好的非盟国一组内。邓小平抓住有利时机，继续对来访的美国政界人士做工作。他指出：“中美关系中存在两个问题：一是台湾问题；一是技术转让。在技术转让问题上，美方有些松动，我们表示欢迎。但松动到什么程度，也还要看。”他还说，“在技术转让问题上，重要的是中美能成为什么样的朋友，是普通朋友，还是比较好的朋友。”《邓小平会见美国民主党参议员杰克逊时的谈话》，1983年8月27日。

　　1984年美国总统里根访华之后，美方承诺加速对中国出口技术产品和转让技术许可证的审批，并表示，在1983年已公布的七类产品放宽限制的基础上，将考虑制订另外十类产品放宽限制的指导方针，其中包括微波通讯、导航设备、激光、数控机床、非军用飞机等。这表明里根政府在中美关系方面更加强调发展中美经济贸易，这一方面是希望以经济贸易关系来推动双边政治关系，借以牵制中苏关系缓和；另一方面也是看好中国又一轮经济改革浪潮下的市场潜力。

　　在邓小平积极倡导下日益发展起来的中美经济贸易关系，不仅为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吸引了大量的资金和技术，而且为稳定中美关系的大局构筑了一个新的支点。正因如此，尽管冷战结束后中美两国关系磕磕拌拌，时常遇到很大的麻烦，但中美间贸易却仍以每年两位数的速度增长，并日益成为影响中美关系的主导因素之一，这对维护中美关系大局起到了的一个强有力的新的战略支撑的作用。中美在经贸方面的共同利益和相互需求，必将对今后中美关系的发展走向产生越来越大的影响。

　　三、打破美国对华制裁

　　1989年，正当中美建交进入第二个十年，人们对此寄以很大期望的时候，中美关系却因春夏之交中国国内的政治风波骤然跌入低谷。美国在西方国家中带头对中国实行制裁，中美关系降温至1972年以来的最低点。

　　面对严峻的国际形势，邓小平认为有必要表明中国政府在维护国家主权方面的原则立场和决心。1989年7月2日，他在会见秘密访华的美国总统特使、总统安全事务助理斯考克罗夫特（BrentScowcroft）时说：“现在中美关系确实处在一个很微妙、甚至可以说相当危险的地步。中国没有触犯美国，任何一个小问题都没有触犯。问题出在美国，美国在很大范围内直接触犯了中国的利益和尊严。我要明确告诉阁下，中国的内政决不允许任何人加以干涉，不管后果如何，中国都不会让步。中国的内政要由中国来管，什么灾难到来，中国都可以承受，决不会让步。中国领导人不会轻率采取和发表处理两国关系的行动和言论，现在不会，今后也不会，但在扞卫中国的独立、主权和国家尊严方面也决不含糊。”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思想年谱》，第433页。此后，他又在与中央负责同志的谈话中提出：“中国自己要稳住阵脚，否则，人家就要打我们的主意。”《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19页。“要维护我们独立自主、不信邪、不怕鬼的形象。我们绝不能示弱。你越怕，越示弱，人家劲头就越大。并不因为你软了人家就对你好一些，反倒是你软了人家看不起你。”《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20页。中国方面据此适时调整了对美方针，沉着应对。

　　在中美关系处在僵局的时刻，曾经为打开中美关系大门做出过重大贡献的美国前总统尼克松和前国务卿基辛格等人利用其与中国领导人有良好关系的特殊身份，再次肩负与中国领导人对话，共同探索摆脱危机的重任。

　　1989年10月28日至11月2日，尼克松应中国政府的邀请访问北京。尽管严格说来尼克松是以平民的身份出现的，但中美双方都清楚尼克松在中美两国领导人之间的沟通方面所能起到的独特作用。因此，中国方面对尼克松的来访极为重视。邓小平与之进行了实质性的谈话。他对尼克松说，我们同美国应该结束这几个月的过去，开辟未来。他认为在这个问题上，中国是真正的受害者。中国没有做任何一件对不起美国的事。可以各有各的看法，但不能要我们接受别人的错误指责。他请尼克松转告布什总统：“结束过去，美国应该采取主动，也只能由美国采取主动。美国是可以采取一些主动行动的，中国不可能主动。因为强的是美国，弱的是中国，受害的是中国。要中国来乞求，办不到。哪怕拖一百年，中国人也不会乞求取消制裁。如果中国不尊重自己，中国就站不住，国格没有了，关系太大了。中国任何一个领导人在这个问题上犯了错误都会垮台的，中国人民不会原谅的。”邓小平认为，中美关系有一个好的基础，就是两国在发展经济、维护经济利益方面有相互帮助的作用。中国的市场毕竟还没有充分开发出来，美国利用中国市场还有很多事情能够做。邓小平表示欢迎美国商人继续进行对华商业活动，并认为这也是“结束过去的一个重要内容”。详见《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31—333页。

　　尼克松在与中国领导人进行了广泛的谈话之后，对中国的现实情况有了进一步的了解，并且得出两个结论：一是中国希望恢复同美国的良好关系，但是坚持必须由华盛顿采取主动；二是北京目前不愿意对6月发生的事件重新做出评估。美联社北京1989年11月1日电。尼克松说，在这件事上，他同中国领导人的谈话“就像是两条在黑夜中穿行的船。他们有他们的看法，而我有我不同的看法。合众国际社北京1989年11月1日电。但尼克松认为，中美双方应该讨论这些分歧，并尽力解决分歧。

　　尼克松回国后于11月5日向布什总统和政府高级官员汇报了此次中国之行的情况。这次访问所形成的第一手材料对于美国领导人准确了解中国的真实情况及中国领导人的看法是有意义的。1989年11月7日，布什总统在白宫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说，尼克松前总统这次私人访华是很有益的。但布什在谈到中国方面所坚持的“解铃还需系铃人”这点时又说，他认为“不是那种情况”。《人民日报》1989年11月9日。

　　在尼克松访华之后不久，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又应中国外交部的邀请，于11月7日至10日访问中国。刚辞去中央军委主席职务的邓小平会见了基辛格。他对基辛格说：“中美合作的基础是有的。那种按社会制度决定国与国关系的时代过去了。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完全可以和平共处，发展友谊，找到共同的利益。中美之间肯定能够找到共同利益。”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思想年谱》，第442页。在美国宣布中止中美高级官员接触的情况下，尼克松和基辛格以私人身份访问中国，邓小平等中国领导人与之举行会谈，实际上起到官方的作用，维持了两国间的微妙联系，沟通了两国对彼此间立场的了解，而这对恢复和发展中美关系有重要意义。

　　在上述背景下，美国总统布什开始考虑采取一项更大胆的行动探索阻止中美关系继续恶化的可能性，那就是派遣美国总统特使公开访华。1989年12月9日，美国总统特使、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斯考克罗夫特抵达北京。12月10日，邓小平会见斯考克罗夫特，并对他说：“你这个行动，是一个重要的行动。重要的意义就是，中美尽管有一些纠葛、一些这样那样的问题和分歧，但归根到底中美是要好起来才行。这是世界和平和稳定的需要。”这句话点明了中美关系对稳定世界格局的重要性。他还说：“将军这次来访是通报马耳他会谈，实际上应该说是双方一个共同的愿望：能够尽快解决6月以来中美之间在一些问题上存在的纠葛，早点解决，使中美关系能够得到新的发展新的前进。这是我们的共同愿望”。《人民日报》1989年12月11日。邓小平进一步指出：“中国威胁不了美国，美国不应该把中国当作威胁自己的对手。我们没有做任何一件伤害美国的事。1972年到现在的17年中，世界局势总的比较稳定，中美关系的发展是形成这样好的局势的一个原因，占的分量不轻。中美不能打架，我说的打架不是打仗，而是笔头上和口头上打架，不要提倡这些。我多次讲过，美国的制度中国不能搬，美国制度究竟好不好，美国人自己说，我们不干预。两国相处，要彼此尊重对方，尽可能照顾对方，这样来解决纠葛。只照顾一方是不行的。双方都让点步，总能找到好的都可以接受的办法。恢复中美关系要双方努力，不要拖久了，拖久了对双方都不利。”邓小平还请特使转告布什总统：“在东方的中国有一位退休老人，关心着中美关系的改善和发展。”《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50—351页。

　　在邓小平的讲话中，引人注目的是，他为改善中美关系提出双方都应让点步，要双方努力，不要久拖不决。这是在布什总统先采取主动行动在尼克松访华时，邓小平曾提出，中美要结束过去美国应该采取主动。之后，中国做出的积极回应，体现了中国方面对恢复中美关系的诚意和外交方面的灵活性。

　　斯考克罗夫特的这次中国之行虽然以通报美苏首脑会谈为名，但却是布什政府为响应中国方面“解铃还需系铃人”的一个打破僵局的主动行动。而中国方面在邓小平确定的基调下，显示出了改善关系的诚意。中美这次会谈的结果表明，双方承认存在分歧，尤其是在****问题方面存在严重分歧，但双方都认为两国在广泛的领域内仍存在着共同的利益，都愿意采取措施为减少分歧做出努力，以便使中美关系维持在一定的水平之上。

　　布什总统在派特使访华后不久，便采取一系列主动行动缓和中美之间的紧张关系。1989年12月19日，美国总统布什批准向中国出口三颗美制通讯卫星，实际上是在对华全面制裁中打开了一个缺口。1990年1月10日，美国政府还宣布将不再反对世界银行对中国提供的所有贷款，但将密切注意贷款是否用以满足人们基本需要并在逐项的基础上进行考虑。美国政府的这项决定虽然还留有尾巴，但毕竟是在总体上减轻了对华制裁。

　　中国方面对于美国的上述姿态也做出了一些呼应。如针对美国所担心的武器扩散问题，中国公开声明，中国没有向任何中东国家出售过中程导弹，今后也不向中东出售中程导弹。中国还准许一名“美国之音”记者入境。中国原则上同意恢复富布赖特交流计划中的客座教授和学者互访，但不再向美国派出攻读学位的留学生。中国政府还宣布自1990年1月11日起解除在北京部分地区自1989年5月20日以来实行的戒严。这一决定既是基于国内政局已趋向稳定的考虑所采取的步骤，同时也有缓和中国同美国及其他西方国家的关系的考虑。1990年6月，中美双方经过磋商解决了方励之滞留在美国大使馆长达一年的问题。

　　这样，在中美两国领导人邓小平和布什的决断下，双方为不使两国关系陷入完全破裂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终于使中美关系维持在一定的战略水平之上，这就为中国逐步打破西方的制裁，争取日后中美关系的改善奠定了重要基础。

　　四、结论

　　以史为鉴可以知兴衰。这一时期邓小平处理中美关系和制订中国对美政策过程呈现出以下几个具有启发性的显着特点。

　　第一，邓小平是从长远的战略观点出发来看待中美关系的。他曾一再强调：“如果要使中美关系不停滞并且要继续发展，关键问题是从什么角度来观察和对待中美关系，是从全球战略的角度来对待两国关系，还是从一些暂时的、战术的策略观点来对待两国关系。中美关系是全球战略中的一部分。”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思想年谱》，第191-192页。由此出发，尽管中美两国在社会制度、意识形态方面存在着深刻的分歧，但这一时期邓小平在制订对美政策时，已不再以意识形态划线，而是根据国家的最高利益，从大局着眼，不仅在对付苏联威胁时，及时发展和维护了中美之间的合作，而且在中美关系遇到挫折时，仍能够保持冷静，从战略的高度和长远的观点看到，中美两国共同利益仍然超过两国的分歧，由此做出了“归根到底中美关系是要好起来才行”《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50页。的基本判断。

　　第二，邓小平强调独立自主的基本立场，在涉及到国家独立和主权的问题上毫不含糊。邓小平重视同美国的关系，但这决不意味着由此可以放弃原则。70年代之后，中国曾实行联美制苏的“一条线”的战略1973年，毛泽东对基辛格说：“我说要搞一条横线，就是纬度，美国、日本、中国、巴基斯坦、伊朗、土耳其、欧洲。”这实际上是提出了一个从中国、日本往巴基斯坦、伊朗、土耳其、欧洲到美国的联合抗苏的国际统一战线的战略构想。详见：《毛泽东会见基辛格时的谈话》，1973年2月17日。，80年代初，美国认为中国在战略上有求于它，因此可以在台湾问题上迫使中国做出让步。但邓小平认为：这“涉及到中美关系是停滞、前进还是后退这样一个根本性的问题”。《邓小平会见美国共和党副总统候选人布什时的谈话》，1980年8月22日。他表示，如果由于台湾问题迫使中美关系倒退的话，中国不会吞下去。《邓小平文选》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77页。在此之后，中苏关系有所改善，中国适时调整了对美政策，更加强调独立自主，与美国适当拉开一定的距离。

　　第三，邓小平是以两手策略对付美国的两面政策。这一时期美国的对华政策具有两重性，一方面，由于中国毕竟是一个大国，并且处在经济高速增长的阶段，美国为了维护自身的经济利益和安全利益，不得不同中国打交道，不能不重视中国的市场以及在解决重大国际事务中的作用；但另一方面，由于意识形态方面的偏见，美国不希望看到一个强大的中国出现于世界的东方，总要找点麻烦来干扰和阻碍中国的崛起。邓小平的对美政策是对症下药，采取“刚柔并济”的两手策略，与之周旋，斗智斗勇。在他指导下，一方面，中国政府坚决顶住了美国在****问题上所施加的种种压力直至经济制裁，并且在台湾、西藏等涉及到中国主权、领土完整的问题上据理力争，坚持原则，反对美国干涉别国内政的霸权主义做法。另一方面，中国政府在处理这一时期中美关系时又十分讲究方法，严格把反对美国干涉别国内政的霸权主义行径同发展与美国国家间的关系区分开来，不再像70年代那样，把反对霸权主义连同奉行霸权主义的国家一起加以反对，而是针对不同的具体情况，做出不同的反应，尽量维护中美关系的大局，做到进退有序，争而不裂，有理、有利、有节，着眼于长远。在此基础上，中国一再强调，中美双方要增加信任，减少麻烦，发展合作，不搞对抗。这是一个十分明智的方针，它表明，经过多年的实践摸索，中国的对美政策和策略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成熟，更为切合实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