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展范式的选择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

　　[摘要] 范式是一种公认的理论模型或模式，是在实践活动中的一种公认的范例。社会发展范式的选择要根据本国国情而定，这是一个重大的理论自觉。经过了马恩的逻辑范式、列宁斯大林毛泽东的革命范式后，邓小平选择了中国特色的发展范式。发展范式的选定，使中国进入了新的历史时期，同时也促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形成和发展。中国特色的发展范式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二者相辅相成，统一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中。

　　[关键词] 发展范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范式理论是美国着名科学哲学家托马斯•库恩为探讨科学发展的内在规律而提出的重要理论，是现代科学中的整体性观点和系统性方法在哲学上的反映。它对科学的发展有重要的指导价值，同时对研究社会的转型与发展也有重要的启发意义。所谓发展范式，就是围绕发展问题具有的理论上或方法上的共同信念，或者说是在特定的发展理念支配下确定的发展目标、发展方式和发展重点的统称，在不同发展范式支配下会形成不同的发展模式。
　　社会发展范式的选择居于发展理论创新的首要地位，具有支点意义。包括中国在内的“后发”国家的发展实践表明，依据“早发”国家现代化历程所概括出的社会发展范式来发展自己，是不适合的。邓小平说过：“坦率地说，我们过去照搬苏联搞社会主义的模式，带来很多问题。我们很早就发现了，但没有解决好。我们现在要解决好这个问题，我们要建设的是具有中国自己特色的社会主义。”[1]正是吸取了国内外社会主义事业的经验教训，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走上了一条去“苏联模式”的道路，选择了新的发展范式，这里将之概括为“中国特色发展范式”，主要指改革开放以来形成的适合中国国情，而又不同于传统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现代社会主义，它是社会主义的现代思维方式和价值追求目标，是正在形成、有待完善的社会主义新范式。邓小平理论是这一范式的先导，“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等是这一范式不断探索发展的新成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就是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在内的科学理论体系。”中国特色发展范式的选择，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形成提供了鲜活的实践依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发展，为中国特色发展范式的创新提供了正确的理论指导。这二者是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并统一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中。
　　一、发展范式的转变促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形成
　　库恩范式理论的核心命题是：当旧的理论与新的现实发生矛盾、不能对新现实作出解释并加以指导时，便发生范式危机，新的理论范式便应运而生；新范式与旧范式的概念、范畴、体系、原则、方法有重大区别，要解决的主要问题也各异；范式革命不是在旧范式基础上用逻辑推理的方法实现的，而是重新创造的一种全新的理论境界。经过了新旧范式发生更迭的革命，新范式得以确立，新的发展时期拉开帷幕。
　　如果从范式理论角度观察社会主义运动，我们会发现，由于各个阶段的时代背景、实践主题、理论特点不同，社会主义已经先后形成了两种范式：第一种，逻辑范式——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社会主义，指运用唯物史观推理出来的率先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产生、并推广到全世界的物质精神生活都极大丰富的理想的社会主义，至今没有变成现实。第二种，革命范式——列宁、斯大林和毛泽东的社会主义，指用革命方式在经济文化比较落后国家建立的计划经济条件下的传统社会主义，它是在两次世界大战前提下落后国家赶超发达国家的先进社会发展机制，是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的重大创新，但具有明显的历史局限性。其基本观点有：战争与革命是时代的主题，无产阶级革命将继续扩大和深入，直至在全世界战胜资本主义；社会主义政权建立以后，还要继续革命，用阶级斗争的方式巩固社会主义政权；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势不两立，只能脱离资本主义单独走现代化之路。基于这些基本判断，形成了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高度集中的传统社会主义模式。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党虽然对社会主义建设的规律进行了很多有益的探索，也取得了一些宝贵的历史经验，但从质上看，中国的社会主义和以苏联为代表的传统社会主义是属于同一种类型的，没有体现出后发展社会主义国家的本来性质和特征。所以说，毛泽东关于如何建设社会主义所作的理论探索及其理论成果，属于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的延续，属于第二次历史性飞跃的准备。革命范式已经不适合需要全面建设的新中国，发展范式的转变迫在眉睫。
　　以邓小平为代表的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认真总结了党的历史经验和经济建设中的重大失误，把全党的工作中心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上来，从而提出了一系列的发展理论，包括发展的道路、发展的动力、发展的目标和步骤等。邓小平根据解决发展问题的需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实现了认识社会主义的重大转变：第一，实现了认识社会主义的历史观由阶级斗争史观到生产力史观的转变。以革命为主题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强调，人类社会自阶级产生后的历史是阶级斗争历史，阶级斗争是社会发展的直接动力，从阶级斗争中揭示革命的必然性和合理性，为搞革命解决政权问题提供理论支持。邓小平理论则强调生产力发展在人类社会发展中的基础地位，把是否有利于生产力发展作为真理标准和价值标准，为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提供理论支持。第二，实现了认识社会的方法由阶级矛盾分析法到发展矛盾分析法的转变。以革命为主题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认识社会的方法主要是阶级矛盾分析法，这个方法揭示阶级斗争的根源，解决革命的动力、革命的同盟军和革命的对象问题，以组织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进行****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革命活动。邓小平理论认识社会的方法主要是发展矛盾分析法，这个方法分析中国在解决发展问题、实现现代化中面临的矛盾，揭示这些矛盾之间的内在联系，通过矛盾对立面的协调、转化，形成实现中国现代化的合力。在解决如何认识社会主义的基础上，邓小平阐明了党执政以后长期未能完全搞清的“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完成了发展范式的转换任务,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形成。邓小平理论代表了一个新的历史时代。
　　二、发展范式的不断创新推动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发展
　　发展范式可以用来描述由于生产力的跃迁所形成的能够容纳社会发展多元结构的社会形态的变革过程，它既包括对发展主体、发展价值等主观因素的转换与提升，也包括为实现社会发展对发展阶段、发展目标、发展模式等客观因素的确立与选择。党的十七大报告明确指出：“新时期最突出的标志是与时俱进。我们党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不断探索和回答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等重大理论和实际问题，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坚持并丰富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纲领、基本经验。”如果说邓小平理论只是第一次比较系统地初步回答了像中国这样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如何建设、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问题，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那么，“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则在邓小平理论的基础上进一步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创造性地回答了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问题，集中起来就是深化了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识。党的十六大以来，以******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明确提出了科学发展观，进一步回答了什么是发展、为什么发展和怎样发展的重大问题，并将和谐与富强、民主、文明一起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目标，赋予马克思主义关于发展的理论以新的时代内涵和实践要求，中国特色发展范式继续创新，从而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一）发展价值的提升
　　中国特色发展范式的不断探索，真正实现了发展价值观由以社会为本向以人为本的提升，同时也将以人为本上升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核心位置。社会发展和人的发展关系问题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要问题。马克思主义认为，社会发展和人的发展是统一的。一方面，人是社会的人，“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社会的发展为人的发展提供环境和各种条件；另一方面，人又是社会的细胞，社会是人的社会，没有人的发展也就不会有社会的发展。从人类历史发展过程来看，人的发展比社会发展更具有根本意义。因为，人的发展是社会发展的终极目的，人的发展状况决定着社会发展状况。马克思根据对人的历史发展的考察和资本主义生产力水平，提出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变革实现每个人全面而自由的发展，这才从理论上解决了以人为本的发展问题。
　　新中国成立后，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客观上为人的发展开辟了广阔空间，但为了工业化的资本积累，为了维护国家主权，广大人民群众付出了巨大的牺牲。随着我国经济体制由计划体制向市场体制的转变，经济发展由外延粗放型发展向内涵集约型发展，人的作用日益凸显，加上生产力水平的提高，人的发展也有了社会条件。在这种情况下，发展价值观开始以社会为本向以人为本转变。以人为本的发展价值观始于邓小平，发展于******，成于******，它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发展提供了哲学基础，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就像十七大报告所指出的：“必须坚持以人为本。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党的根本宗旨，党的一切奋斗和工作都是为了造福人民。要始终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党和国家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尊重人民主体地位，发挥人民首创精神，保障人民各项权益，走共同富裕道路，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做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

　　（二）发展阶段的定位
　　社会发展阶段的定位问题因其对于社会发展过程的具体展开，以及发展目标、模式、主体等问题的确认上的基础性地位，成为关涉社会发展范式研究的首要问题。科学地确定特定社会的历史方位，正确地判断社会发展的特定阶段，必须以正确的社会历史观为指导，以对社会发展总体进程的整体性把握为参照。
　　如何认识我国社会主义社会所处的历史阶段，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首要问题，也是我们制定和执行正确路线方针政策的根本依据。正是吸取了国内外的经验教训，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本着实事求是的精神，重新定位，慢慢形成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邓小平明确指出，我国已经是社会主义社会，但还处于不发达、不完备、不成熟的阶段，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一阶段是我国生产力落后、商品经济不发达条件下建设社会主义必然要经历的特定阶段，制定一切方针政策都必须以这个基本国情为依据，不能脱离实际，超越阶段。1987年8月29日，邓小平在会见意大利共产党人时说：“我们党的十三大要阐述中国社会主义是处在一个什么阶段，就是处在初级阶段，是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社会主义本身是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而我们中国又处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就是不发达的阶段。”立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基本国情，邓小平制定了“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路线，提出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发展战略和“三步走”的战略步骤，确立了当代中国社会主义发展的动力和方针是改革和开放，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走上了康庄大道。
　　改革开放已走过30年的历程，但我们的基本国情还是没有变，“经过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的不懈努力，我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从生产力到生产关系、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都发生了意义深远的重大变化，但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这一社会主要矛盾没有变。”“强调认清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不是要妄自菲薄、自甘落后，也不是要脱离实际、急于求成，而是要坚持把它作为推进改革、谋划发展的根本依据。”发展阶段的准确定位，为中国特色发展范式的不断探索提供了保障，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立论基础。
　　（三）发展目标的规划
　　目标是人们在一定认知水平下，凭借既有状态设定将来一段时期的可能状态，是连接和打通现在与未来的主观期待，其本质属性是对未来的指向性。社会发展目标决定着社会发展的走向，是对社会系统起导向作用的重要因素。社会发展目标引领社会发展范式，又蕴含在社会发展范式之中。因此，一个国家的社会发展目标与这个国家的发展范式密切联系在一起。
　　中国共产党是最低纲领与最高纲领的统一论者。由于实现共产主义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因此党在领导革命和建设的过程中，总是结合不同时期的主要任务，确定不同历史时期的近期目标和最低纲领，但这些近期目标和最低纲领又总是同长远目标和最高纲领相衔接，是向着长远目标前进的必要步骤和必经阶段。改革开放后，我国的发展目标是一个目标链，有长远的目标，也有中长期目标，还有阶段性的目标，它们都存在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之中。
　　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设计了“三步走”发展战略，党的十三大和十四大都确认了这一战略，即第一步，从1981年到1990年，国民生产总值翻一番，实现温饱；第二步，从1991年到20世纪末，再翻一番，达到小康；第三步，到21世纪中叶，再翻两番，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2000年，我们已胜利地实现了“三步走”战略第一步、第二步的目标，全国人民的生活总体上达到了小康。十四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的建议》中，初步提出了向第三步战略目标迈进的指导方针和主要任务，特别是规定了到2010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主要奋斗目标。十五大提出21世纪我们的目标是，第一个10年实现国民生产总值比2000年翻一番，使人民的小康生活更加宽裕，形成比较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再经过10年的努力，到建党100年时，使国民经济更加发展，各项制度更加完善；到21世纪中叶建国100年时，基本实现现代化，建成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国家。这实际上是提出了一个新的“三步走”的发展战略，新“三步走”是对原有的大“三步走”战略的进一步展开。此外，“三步走”战略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有着紧密联系，它们不仅在完成的时间上一致，即到21世纪中叶，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完成之际，也是“三步走”战略实现之时；而且“三步走”战略本身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经济发展战略。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也是一个重要的阶段性战略目标。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是贯穿党的十七大报告的中心内容。“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是党和国家到2020年的奋斗目标，是全国各族人民的根本利益所在。”小康社会从概念到理论，再到实践，架起了中国通往中长期目标的桥梁，是我国社会发展目标从“急躁冒进”到“求真务实”的提升与新选择。小康社会发展目标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目标中原有的要义，并在此基础上加以扩展、提升，在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目标保持一致的基础上，使得这一目标体系更加完善。它摒弃了改革开放之前在社会发展目标上的唯政治的发展路径，着眼于从多方面、多角度、多层面建设社会，充分体现了全面协调发展的价值理念。到20世纪末，我国总体上已经进入了小康社会，以物质为主的社会发展目标得以实现，但小康社会的全面发展目标不是单一的，它包括经济、政治、社会、生态等多个发展目标，“到2020年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实现之时，我们这个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和发展中社会主义大国，将成为工业化基本实现、综合国力显着增强、国内市场总体规模位居世界前列的国家，成为人民富裕程度普遍提高、生活质量明显改善、生态环境良好的国家，成为人民享有更加充分民主权利、具有更高文明素质和精神追求的国家，成为各方面制度更加完善、社会更加充满活力而又安定团结的国家，成为对外更加开放、更加具有亲和力、为人类文明作出更大贡献的国家。”
　　（四）发展模式的探索
　　社会发展目标的设定明确了发展意向和价值追求，而要将发展目标由主观形态变为客观现实，就必须探索和创设出由发展方式、方法、道路等构成的一定的发展模式。社会发展模式不是自然生成的，它是人们在对客观规律、形势和实际状况的把握和认识基础上的选择。社会发展模式越能反映和体现客观规律性，就越具有生命力。
　　根据唯物主义历史观，人类社会不可能跳过必经的发展阶段，尤其是资本主义发展阶段。但是，在一定的发展阶段上，在经济社会条件允许的范围内，可以采用特殊的发展模式走一条区别于一般发展道路的特殊发展道路。中国目前处在人类社会第二阶段，在这个阶段，理论上和实践上都存在不同的发展模式。我国在经历了急于求成的挫折之后认识到，中国不可能在消灭私有制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础上，一下子建立社会主义制度，而是在适当保存和发展私有制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前提下，培育和发展社会主义因素，把有利于现阶段生产力发展的私有制和资本主义经济，纳入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一定发展阶段之中，正如邓小平所指出的：“总之，社会主义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就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在建设社会主义的一定发展阶段上，允许有利于生产力发展的非社会主义经济因素存在，把一定的非社会主义经济纳入到社会主义中来，形成独具中国特色的发展模式。
　　十七大报告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之所以完全正确、之所以能够引领中国发展进步，关键在于我们既坚持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又根据我国实际和时代特征赋予其鲜明的中国特色。”中国特色的发展模式同样既要坚持社会主义，又要符合中国国情，而且要遵循客观规律，30年的改革开放历程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政治、思想文化、军事、外交、社会事业等各方面都探索出了独具中国特色、而又行之有效的发展模式。经济上：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让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先富带动后富、最终实现共同富裕的分配政策；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等等。政治上：在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基础上，不断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不断深化政治体制改革，大力发扬社会主义民主和健全社会主义法制等等。思想文化上：以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主要内容，增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吸引力和凝聚力；坚持文化建设的“二为”方向、“双百”方针和“三贴近”原则；不断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军事上：坚持中国共产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原则；坚持以毛泽东军事思想、邓小平新时期军队建设思想、******国防和军队建设思想为指导，把科学发展观作为国防和军队建设的重要指导方针等等。外交上：实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致力于推动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社会建设上：以改善民生为重点，推进社会体制改革，扩大公共服务，完善社会管理，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努力使全体人民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推动建设和谐社会。这些独具中国特色的发展模式是中国特色发展范式不断探索的成果，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如此丰富和有效的重要法宝。
　　实践永无止境，创新永无止境。中国特色发展范式是动态变化的，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也是不断发展的开放的理论体系，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不断深入，二者的联系必将更加紧密。
　　　注释：
　　[1]邓小平.邓小平文选[C].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3):261，252，373.
　　******.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N].人民日报,2007-10-25(1).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C].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1):6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