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村发展及其背景（1957年6月—1965年）（一）

  一
1957年4月，费教授在重访江村以后，在反右斗争中遭到批判，就没有可能再下来了。但是江村仍在发展着，它仍然脱离不了当时的历史大背景。在《重访江村》的文章里，费教授写道：“一上岸就遇到老婆婆们诉说粮食紧张，没有钱买米。心里想不是老乡不说实话，那就是合作化出了毛病。”尽管江村的农村副业总收入至少已经赶过战前比较高的水平，尽管江村农民的收入在全国都是名列前茅，粮食收入都是比较高的，但农民仍然说粮食不够吃。例如：“以平均四口计算，一男一女两童，每月125斤，一年是1500斤，和分配给每个380斤的总数恰恰相合”(同上)，但仍然被“粮食问题所包围”。就是有米，又闹没有钱买。问题带有普遍性，除江村外，还有别的地方：不仅是副业没有搞好，而且问题是多方面的，特别是深层次的矛盾一有机会就会表现出来。
1957年6月26日吴江关于震泽区农业社员闹事问题的处理情况报告里说，震泽区12个乡122个农业社中，有11个乡62个社发生社员哄闹事件。首先是为调剂桑叶的事，打了区长。群众流传“打了区长没啥道理，打乡、社干部更没问题”，“过去干部打群众，现在群众打干部了”。最根本的原因是农村生产搞得不好，领导生产有片面性，使得夏熟作物减产，社员收入减少很多。例如，以“发展资本主义”的帽子，限制蚕桑生产，使桑叶管理不好，造成少养蚕，多买叶，收入减少。1957年震泽区比1956年少养2 996张种，倒掉1 620张蚕，买进2万多担桑叶，花掉16万多元，蚕的产量又比去年低。还有副业受到限制。如贩运树木和海蜇，．烧柴，打鸟，也因人社后停了。这些副业本来占农户收入的20％—30％不等。又加上大田管理不善，村与村之间的平均主义等毛病，使得矛盾更加突出，有的社员激动得找到社干部就打，企图打掉合作社，好单干。闹事的村往往是“先天不足，后天失调”。有的办社时，违反自愿原则，强迫拉人社；有的社内各村之间有历史纠纷的也勉强拉在一起；有的社政策处理不当，遗留很多问题。例如，有的社将一些单干户的布证、油证、周转证收了，逼他们进社来。他们一进入就闹退社。他们在自己田里单干，说自己是“只结婚，不同房”，“名合作，实单干”。有的村之间有“活不上门，死不吊孝”的宿仇，并在一起后，社员说，“我们头上香灰未掉，伤痕犹在，怎能一起办社?”特别是1957年桑叶价高，每担8—10元，而人社时每亩桑树价为30—60元。社员说，人社折价抵不上一年的桑叶价；有的看到桑树管理不好很伤心。有的干部，管理混乱，把周转粮都分掉了，也没有人管。还有的干部经常打人骂人，社员过去见到他不敢说话。这次酝酿了要打他。又有些干部随便借款。社里说，“干部要钱，随便支，我们借一元钱要过三关(队长、会计、社长)，有时还借不到”。有些人对毛主席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指示，领会不完整，产生了副作用。有人说，“现在是人民内部矛盾，闹也不要紧，反正政府不能叫我们吃官司”。对闹事的地方，派了工作组，逐步解决问题。
1957年8月吴江关于人民闹事情况的报告，分析了六种情况的闹事： (工)社员闹合作社，包括闹退社、分社，闹分配，闹干部作风，闹粮，闹钱，闹桑叶，闹茧价。(2)农民闹大粪事，抢窃粪管所大粪，还参与湖洲的抢粪事件等。(3)因雨涝成灾，淹没了才移植的单季晚稻秧，产生抢抽水器等，有时一千多人抢机器，打群仗。(4)群众闹迷信，求仙水。(5)学生闹升学。高三班学生集会，反对工农速成中学的学生免试送大学等。(6)干部参与别地干部的闹工作事件。
1957年8月10日，中央指示向农村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然后，又特别提出，部分落后分子为了个人的利益，要求国家对粮食少购多销。8月17日，中央又规定国家计划收购和统一收购的农产品和其他物资不准进入自由市场。但又增加农业物资等。
1957年7月至10月，吴江开展以粮食为中心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重点揭发了瞒报私分，黑市买卖和浪费粮食的行为。据当时县委书记林华工O月11日的报告，“据不完全统计，运动中已揭发出全县有402个社(占总数90％)，2 599个小队(占总队数47％)，瞒报私分粮食205万多斤；有10 141户(占总户数9％)搞粮食黑市买卖，买卖粮食97万多斤；喂禽畜，霉烂，酿制，送礼等方面浪费粮食199万斤。运动中全县先后共有162个社进行了说理斗争，共批斗了资本主义思想行为严重的富裕中农153人，有破坏行为的地主3人，富农工9人，依法逮捕了有破坏行为的地、富、反和罪恶严重的粮食投机商人，以及其他刑事犯罪分子21名”。
报告特别指出，瞒产私分的两本账给工作带来很大的困难，使制定规定任务时，缺乏可靠的根据，不能显示出农业合作化优势。下面产量报不实，余粮购不足，有些地方的公粮甚至减免，有的虽然表示要完成征购任务，但以他们所报的产量来计算，口粮偏紧，增产增购40％的政策不能执行。又有干部贪污挪用，以至于群众性的大吃大喝，群众将私分得来的粮食认为是外来财，就吃喝、看戏，浪费掉。特别是助长了一种虚伪讨巧，讨价还价，瞒上不瞒下的资产阶级作风，影响了我们党一贯的上下信任和忠诚老实的优良传统。
1957年10月26日吴江关于召开三级干部扩大会的报告中又说，会议先将不同看法鸣放了出来。较为普遍的不同观点有“统购任务完成了，统销、周转粮减少了，国家是节约了粮食，但群众多吃副食品”，其中大部分是高价买进的。钞票花多了。“我们社只有30％的群众真通，其余是口服心不服。”对副食品贵的原因也作了分析：节约粮食的思想准备不足，有些户应该种或者可能种的副食品，如瓜菜等没有种上。自己生产的少，靠买来吃，粥少僧多，当然贵了。又有投机商人牟暴利，南瓜原来是1元一担，后来卖到3—5元一担。有些人不缺粮，也买副食品，防止不够吃。
当时甚至还有“说服好，还是压服好”的辩论。有人说，抄家虽然不对，但也有三大好处：一是干部心中有了数；二是教育群众有内容；三是能解决实际问题。有的社抄家后卖余粮。又有的地方将压出来的钱粮，买了十万斤肥田粉。有人说，解决问题要七分政治，三分军事。又说，有的社员坚持要带一只船退社，前后经过30多次教育，还是要退，后来给了两记耳光，就解决了问题。但大多数人认为，强迫命令脱离群众，影响党群关系，影响生产，造成僵局，使以后的工作难做。有的社抄了29户的粮，关押3人，弄出4千斤粮食的第二天，就开出一只船，有7户14个人去讨饭。甚至有人诬蔑，现在抄家，比日本人还凶。东洋人只抄大户家，现在连草棚也抄。
例如，1957年10月9日，震泽区开弦乡开展以粮食为中心的说理斗争，有对象统计表：斗2个富裕中农，查出集体粮食瞒产私分2 521斤，个人私分249斤，黑市投机买卖粮143斤，抗交公粮2 500斤，还查出了偷窃粮食、茧子的问题以及有粮食而不应分粮的情况等。当时斗争须填表，说明情况，经区委同意才能批斗。又例如，庄阿二说没有吃，结果抄出400斤米。当时要批斗时，什么话都要收集。如猪生病，需要烧白米粥给猪吃，也算黑话。
1958年2月，吴江关于群众经济生活安排的情况和意见里说，我县在1957年6月下旬到7月上旬遭受暴雨袭击，淹没农田达736 000亩，占农田面积70％以上。水稻减产，平均单产只有383斤；三麦平均单产60斤，比1956年的140。8斤减少57．：L．％；蚕豆平均单产53斤，比1956年的77．5斤减少31．6％。又加上排涝、肥料流失、买苗补缺、包租戽水机、买防汛抢险物资等，农业生产队的收入，一减一增，使得社员的收入受到很大影响，“直接带来生活困难的威胁”。1956年全县平均每人实收人为83元。而1957年收入只有59。7元，比1956年减少28％。
因此，县里除自己想办法，依靠集体力量，挖个人潜力，增加贷款，种代食品南瓜等外，要求上级予以必要的救济，增加生产、生活贷款和早日核准油、粮预购定金的计划。
二
尽管下面实际情况如此困难，但上面有人仍然要搞大跃进。实际上，1957年10月27日，《人民日报》发表第一篇关于四十条修正草案的社论：《建设社会主义农村的伟大纲领》，要求“实现一个巨大的跃进”。农业纲要四十条成为农业大跃进的纲领。用心本来是好的，但是“过高的指标，求成过急的要求，靠大辩论开路的刮风式的领导方法，所带来的副作用，最大的还是由此引发出来的各级干部的浮夸风。1958年的农业‘大跃进’，是以严重的浮夸为其显着特征的”。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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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第685页。
1958年还有工业“大跃进”，其中主要的是所谓全党全民大办钢铁。有所谓元帅升帐，高产卫星等等。“可是，当时省以上领导机关却没有任何一位负责干部对任何一颗‘卫星’的真实性作过认真的调查。其实，那些天方夜谭式的神话，当地群众是一清二楚的，只要跑到当地去看看，住上一两天，神话就不难揭穿。”但“层层加码成为一时风尚的时候，地方政府管企业往往比中央政府管得更死，加码的任务更多，瞎指挥也更多。”①
1956年毛主席反反冒进，导致形成全国经济指标愈高愈好、思想愈“左”愈好的空气。各地开始了大跃进，指标层层加码，思想上也以为这就是马克思主义，谁也反对不了。实际上，不讲综合平衡，不讲实际条件，片面追求超高速、超常规的发展的“大跃进”的教训，至今还应当吸取。1958年2月吴江关于地方工业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发展规划中说明，我县有棉布、丝绸、米粮、砖瓦、农具、食油、酿酒、化工、印刷、印染等，共有从业人员9 347人。1957年工业手工业总产值4 138万元，占工农业总产值39．5％。到1958年底，新建了钢铁、机械、电动机、水泥等厂，共有工厂626个，从业人员17221人。工业总产值为4 664万元，比1957年增长53．2％。
在同样的急于求成和夸大主观能动性的错误思想指导下，还有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1958年9月吴江关于大办人民公社的初步规划，将23个乡办成20个人民公社，10月15日前全县基本上实现人民公社化。集体耕种土地和社员自留田、饲料田全部转为公社所有，社员小片菜地暂时不动。今后菜田由公社统一经营。工分为公社统一分红。
1958年吴江开展群众性万人大检查的计划，立大志，鼓大劲，千方百计完成水稻亩产6千斤、秋茧140斤的伟大任务。为此，大抓双季稻抢收抢种。沈阳军区参观团1958年3月来访，汇报中提到吴江双季早稻最高亩产7 611斤，中熟稻8 215斤，晚稻12 981斤。还有日产236．26吨的钢铁卫星。工业、手工业产值1一10月比去年同期增产7倍多。9月20日左右，全县实现了人民公社化，“敞开肚皮吃饭，鼓足干劲生产”，“吃饭不要钱”，大办公共食堂和托儿园等。
吴江关于1958年的工作总结里写道，我县与全国各地一样，在工农业生产上获得了全面大丰收，取得了大面积高额丰产，出现了许多高产卫星，粮食、钢铁元帅升了帐，机械元帅上了马……特别是全县实现了人民公社化，更大大加速了社会主义建设，并为过渡到共产主义创造了条件。又说，吃饭不要钱：生活集体化，这包含有共产主义因素，这是个方向。又说，大跃进的事实证明了： “有一分干劲，就有一分产量”。又说，“马列主义出粮食”，这不是一句空话。又报了一系列高数字，层层加码，要求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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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关于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第725页。
但报告又说，有些人对“家庭”问题也产生了错觉，认为家庭可以“取消”了。其实，“消灭家庭”，乃是几千年以后的事。现在我们有些同志理解为生活集体化了，就把群众的灶头扒掉，小锅子“没收”，不允许群众在生活上有些自由。又在分配中盲目扩大供给制的一部分，“十几个不要钱”，“二十个不要钱”，结果群众分不到钱，只能吃饭，没有钱用。报告又承认，存在不实事求是的现象，甚至虚报成绩、放假卫星等。吴江当时这些报告写得很有趣，实在是顾不上自我矛盾了。但也倒是一些基层干部无可奈何的老实态度的表现。
1958年后，竹、麻、桐油、化肥供应量减少很多，质量也下降。吴江反映，按照当时农用物资的分配，出现了出售商品粮多、供应物资少的矛盾。而且1957年以后，浙江的毛竹、什树、麻，湖南的棕、柳等，由于地区之间封锁，正常采购关系中断，货源大减少。就是可以搞协作，条件也很高，有很多协作物质是价高质次。
再请看两年的粮食产量等方面的比较。1957年粮食总产量42 460.61万斤；1958年粮食总产量55 899.52万斤。1957年，实际征购18 709斤，占全年总产量44％，每人负担400斤。1958年，实际征购28 038万斤，占全年总产量50.2％，每人负担600.5斤。1957年人口467801人，留粮22 383.61万斤，占总产量52.7％，平均每人478斤。1958年人口466 240人，留粮23 068．52万斤，占总产量42.1％，平均每人494.7斤。
当时毛主席也看出问题来了，他曾在1958年12月1日说：“可能性同现实性是两件东西，是统一性的两个对立面。虚假的可能性同现实的可能性又是两件东西，又是统一性的两个对立面。头脑要冷又要热，又是统一性的两个对立面。冲天干劲是热。科学分析是冷。在我国，在目前，有些人太热了一点……这种态度是不利于做领导工作的，他们可能跌筋斗，这些人应当注意提醒一下自己的头脑。”①他写以上这段话时，是为了纠正“大跃进”中泛滥起来的“左”的错误。
毛主席在2月—3月间的郑州会议上，强调，“目前的问题是必须承认人民公社有一个必不可少的发展过程，而不是什么向农民让步的问题。事情是客观世界强迫我们一定要这样做，只能这样做，不许可别种做法，无所谓不让步，是如实遵守客观法则去办事，不可能违反它。”②当然，尽管这样说，做是另一码事，而且现在看来实际上还是认识不够，全国农村的发展还是要经历长期的过程，不可能一步登天。
后来费孝通教授在《江村五十年》一文里说，“1958年开弦弓村象中国的其他许多农村一样建立了人民公社。由于当时在生产上提出了过高的指标，经济上搞平调，挫伤了社员的积极性，使生产受到挫折，粮食反而减少，社员收入减少。”

三
1959年3月吴江关于人民公社的管理体制有些变化。人民公社实行以生产大队为基础，公社、生产大队、生产队三级核算，各计盈亏的管理制度。基本核算单位是生产大队。除交纳国税和上交公社部分，再除生产费用和按标准扣除供给部分以外，其余部分应照按劳分配的原则和三包一奖的原则进行分配，生产队执行大队三包一奖的任务，要定人、定产、定报酬地进行农业和桑树生产，生产队可得到超额完成包产任务时应得的奖励，这些奖励可分给社员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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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关于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是不是老虎的问题》。
② 转引自《若干重大决策事件的回顾》．下卷．第823页。
这些规定针对着1958年人民公社化过程中产生的一些问题。例如生产大队之间的账目不清，债务不清，没有等价交换；公社或国家机关无偿地占用大队的土地；生产大队的耕畜、农具、戽水工具、农船等被无偿调用；原来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公共积累被无偿地调到公社；社员房屋和家具被无偿地租用，甚至调拨；社员的家禽未作价或记工分，就归公社集体饲养；富队和穷队之间搞平均主义等。
当时毛主席还提醒：“算账才能实行那个客观存在的价值法则。这个法则是一个伟大的学校……算账才能团结；算账才能帮助干部从贪污浪费的海洋中拔出身来，一身清净；算账才能教会干部学会经营管理方法；算账才能教会五亿农民自己管理自己的公社，监督公社的各级干部只许办好事，不许办坏事，实现群众的监督，实现真正的民主集中制。”①中央会议规定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而生产小队是包产单位，这样实际上就退回了原来高级社或初级社的规模，问题比较好地解决了。
1959年5月，吴江搞“算账”，“洗澡”。“算账能够彻底贯彻社会主义的‘按劳分配，等价交换’的原则……高产队和低产队一样分；劳动多与劳动少的社员也是一样分；上下、左右之间的资金，生产资料的调拨，没有实行等价交换，因而影响了社员的生产积极性。在这次会上，在算清国家与公社，公社与大队的账目的基础上，当场兑现，应找则找，应还则还。震泽点8个公社结算出，国家退还公社的有49 396元，包括国家退给公社多上交的财政包干数47 052元；赔偿试验田成本费26元；赔偿调用展览品价数25元；地委调用的竹子和秧苗价款211元；大炼钢铁时调用的物质款2 082元。”1958年秋后，“有些大队、生产队干部贪污、挪用、瞒产私分粮食和公款……”又根据吴江第二批人民公社党员代表大会(1959年5月18日)统计，到会的公社干部224人，有贪污、挪用、透支、借支行为的44人。
1959年5月，吴江关于第二批人民公社党员代表大会简报上又说，“到会的公社干部224人，有贪污、挪用、透支、借支行为的44人，占到会公社干部总数的19.6％。其中，贪小便宜的86人，占38.3％，金额280元；有贪污行为的18人，占8％，金额 l 013元，每人平均60元……作风上有一般强迫命令的94人，占42％，打人的38人，体罚群众的33人，不给群众吃饭的25人，有严重违法乱纪，逼死人命的工人，有腐化行为的15人”。小队干部瞒报私分的面占56％，包括稻、麦、豆、菜、鱼、猪等，几乎有“产”必瞒。如庙港光荣大队第二小队，私分690斤大米……又说，“凡是大队干部问题较大的，小队干部的问题也较大”。
1959年6月6日，吴江关于1958年大跃进的估价和工作中主要问题的报告说，1958年天气不好，但仍增产，水稻单产537斤，比1957年增加40％。如果加上收获时的损失浪费部分和群众多吃不算账的部分，单产还要高些。但领导被胜利冲昏了头脑，从吃饭不要钱，到1959年1月底实行定量供应时，平均每人多吃100斤粮食。再加上1958年国家征购粮食比1957年增加1O 139万斤(占1958年比1957年增产数的68％)，比三定任务增加780万斤。这样，每人实际全年口粮只有509斤，比1957年仅增加16斤。这509斤口粮，由于前面多吃了，后面只好少吃，有些地方连粥也吃不上，群众说，“大跃进，大跃进，结果一天三顿粥”。分配往往过头，公共积累也不留。还有大吃大喝，如某公社一下就请了500多名小队的积极分子来吃。又用太浦河水利工程拆的100多间房的材料建办公室。社员说，“拆掉民房，盖洋房；公社富丽堂皇，社员眼泪汪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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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转引自《若干重大决策事件的回顾》，第827页。
当时领导对自己的主观主义、官僚主义作了自我检查。秋蚕的桑叶只够养10 000张蚕种，却硬压到26212张。又企图以葡萄糖、糯米粮代桑叶，结果不行。又用每担叶13元的高价向浙江买，但仍然“粥少僧多”，除倒掉6千多张蚕种外，每张秋茧平均只产12斤5两，总产是2429担，价值24．2万元，仅成本花3工．3万元，自己的桑叶和人工不在内，还亏本7万l千多元。还有试验田，一亩田插一百万甚至三四百万亩，施几百担人粪，几百斤化肥。但大部分试验田搞糟了，赔了本。县委领导的“试验田”就赔本908元。
还有搞工具改革而拆掉民房8 000多间，而且旧工具破坏了，新的又不能用，增加了生产困难。在上面任务过高、过急的要求下，少数干部不择手段，强迫命令，甚至违法乱纪。不仅有吊人、打人、绑人，还有扣口粮、扣工分、罚跪、游街示众、“洗脑筋”(冷水浇头)、吃西北风等。
根据中央关于食堂的指示，“积极办好，自愿参加”。1959年8月吴江的食堂也进行了整顿。全县3 706个食堂，整顿为3 100个。整顿好的食堂仍有92％的家庭参加，8％的家庭退出。退出的主要原因是路远不便，家有辅助劳力烧饭，行路不便，嫌吃得不好，有个人成见等原因。关键是改变了过去吃食堂规定：一是粥饭不能拿出食堂门；二是粮食不能拿回家；三是不劳动者不得食。现在改为先把粮食分到户，然后由社员自己交给食堂，领取饭票，凭票吃饭。如果不在食堂吃，只要隔天到食堂登记，也可以领回来吃等。这样到食堂吃饭有了改进，不再是看冷面孔，饭吃在“隔肠里”了。
问题是，说自愿参加，并不是户户都自愿。有的地方解散了食堂，专门成立了干部食堂，或者因为缺烧草，缺蔬菜，或者因为账目不清，引起社员吵闹散伙。还有的食堂只烧饭，不烧菜，因为菜地下放给农民，就叫农民自己备菜，这样妇女照常要烧菜，“大小烟囱都出烟，既费力又费钱，妇女仍是无空闲，日日出勤等勿全”，而一些单身汉吃不上菜，只能吃酱油汤。退出食堂的社员无灶缺锅，有的连烧饭的灶屋也没有，引起不满。
当时大背景是1959年庐山会议上，毛主席错误地发动了对彭德怀等同志的批判，后来全党开展的“反右倾”斗争也是错误的。“反右倾”在经济上造成的严重后果是打断了纠正“左”．的错误的准备，继续搞“大跃进”，这使得全国的问题包括吴江在内更加严重和危险。结果导致1959年一1961年的三年困难时期，广大人民群众吃不饱肚子，还普遍发生浮肿病，不少人还因为饥饿死亡，实在是对不起老百姓。其中，1960年是全国最困难的一年，农牧产品的产量大多数退到1951年的水平，甚至一半。
庐山会议精神传达后，1959年10月，吴江召开社队干部会议学习和贯彻八届八中全会决议，所谓大家以彭、黄反党集团的错误作为一面镜子，检查了自己的思想。有些话讲得很尖锐：“去年大炼钢铁时，上级为了放卫星，化几千元炼一吨铁，真是‘炼铁如炼金’”；“改革中的工具除脱粒机外，其余的一无所用”；“去年合作化时，我看到自留田一律归公，猪羊一律集中，样样搞大兵团作战，弄得社员没小菜吃，猪羊死亡多，废物多，心里感到人民公社搞乱了”。如此之类的话倒是老实话，但写材料时往往加上一些套话，实在是言不由衷。
会议上又检查瞒报私分，先自己、后国家的个人主义。仅167个大队，在1959年夏熟和双季早稻中瞒报粮食43万斤。有的大队因此把每亩产量压低到30—100多斤，比实际产量要低几百斤。梅堰公社双浜大队瞒报1万8千多斤双季早稻，平均每亩30斤。他们反映，对报实产量有四怕：一怕产量报高，国家要以丰收补欠，多购粮食，口粮紧；二怕现在报高了，将来产量低下来，吃批评；三怕分配过关，工作被动；四怕公社加产量，加统购任务，因此要留一手。会议上又检查了不服从国家计划，不遵守一盘棋、一本账的原则，将农副产品卖高价，换东西，甚至搞黑市买卖、投机倒把等资本主义行为。据180个大队统计，都有类似事件。如某大队将1 000斤鱼，9头猪卖给苏州，换回1万斤饲料，1千多担大粪。
会议上1 248人排队，所谓检查批判深刻的有891人，占70％。对个别老右倾开展了批评与自我批评。有人说，“去年大跃进以来，有几件事不顺眼。一是大炼钢铁劳民伤财；二是工具改革形式主义；三是粮食统购太多，认为这是王书记吹牛的结果。因此，在工作中一贯顶牛，当面顶不过，就背后发牢骚”。会议上还揭发批判了个别落后的同志。如有人以大队的公款买50只鸭，由社员饲养，长大了归自己所有。自己的3个小孩、3头猪叫托儿所派一个保育员替他管养，不给一文工资，而将妻子安排到缝纫店里工作。一年评2 800分，而大队里最强的妇女劳动力一年只有2 200分。社员说，资本家剥削是“一本万利”，而此人剥削是“无本万利”。这样的事情存在，不是偶然的。
1959年12月5日，湖滨公社3个大队党员整风会议上批判了一些所谓错误意见。“大跃进是骗骗人，搞得一团糟，物资供应不如以前好，要一样没一样，口粮520斤也吃不到，肚皮吃不饱”；“烟要烟票，席要席票，肉要肉票，伞要伞票，草纸、肥皂要油证，豆饼要粮票”；“现在鱼肉吃不到，豆腐也吃不到，黄豆不卖，自己要吃了”；“今年没有去年好，幼儿园垮了，托儿所无人问，敬老院回老家”；“工人生活好，农民生活太苦了”；“我们是人吃猪食，三顿薄粥还掺统糠”。
1959年12月县级机关整风，“不仅揭发了工作、思想作风上的问题，而且比较集中地揭发了某些干部的右倾活动。据统计，共提的6 067条意见中，正确的2 819条，占46．35％；基本正确的1 952条，占3l。27％；基本不正确的996条，占16。4％；完全错误的300条，占5．98％。根据260人的排队：立场坚定，拥护三个万岁的有153人，占59％；立场基本上坚定的，但在大风浪中动摇，鸣放中说了一些错话的有78人，占30％；一贯表现不好，资产阶级思想比较严重的有29人，占n％。其中重点批判对象9人，占党员总人数3．2％，属于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1名，严重右倾的6名，严重个人主义的3名。”例如，他们说， “高指标，只是鼓足干劲，总路线是不能实现的”；“农业生产不看原来的基础，指标太高，结果不能实现。为了达到高指标，核产连湿谷也算进去，有一千多斤，实际上没有这样多，结果挫伤了群众的积极性”。
同时可看出一些问题，例如，1959年平整土地时，某公社领导一味强调“小田并大田，一律南北行，块块一样大，统一十丈宽”，结果打乱了原来的水利系统，使得高田旱，低田涝。社员说，“上横头里好种芋艿，下横头里好种菱角”。因为芋艿适合种旱田，菱角适合种水田。还有将圩田年年整治、一年一个样，浪费劳动力。社员说。一个书记一个样，明年再来个新书记，也变个啥花样?在种子、工具改革上也有生搬硬套的现象。
公社干部干涉基层过多，直接指挥小队生产，有时一天几变，“晴天插秧，雨天收谷”，社员忙得团团转。某书记强迫给秧田车水，结果连日下雨，烂掉了452亩秧。又规定统一收割日期。早熟稻熟过头，谷粮落掉，急得社员跺脚。还有规定插秧时排列队形，吹一声哨子，插六棵秧，不准多插，也不准少插；把人当作机器，开玩笑。原来一人一天能插八分水田，结果减少到只能插二分。社员说，“干部图好看，社员吃苦头”。
少数干部的强迫命令作风已经发展到不把群众当人看的地步，随便打骂、乱抄家、乱没收，还有斗争、游街、做检查等办法。据统计，某公社犯有不同程度的强迫命令的大小队干部有187人，占干部总数的38．49％。他们吊打253人，绑7工人，罚跪82人，抄家880户，扣口粮612户、2 412斤，逼死人命案3起。例如，为了要办食堂，不准社员私人烧菜，规定白天社员家烟囱冒烟罚3元，夜里冒烟罚5元。又有到社员家抄家，将黄豆、风鸡也拿走，小队干部拿到后大吃大喝，吃剩2只鸡腿送给大队书记，吃后也就不响了。还有打人后，罚立在冰冻的水缸中半小时，以致残废。又有停止口粮、饿死人的情况等等。
而有的干部天天老酒，顿顿吃荤。某公社书记一次烧5斤甲鱼，就用了3斤白糖。1959年中秋节，规定社员一人二只月饼，而个别干部一下子就吃掉40只。群众说，“比地主的吃相还凶三分”。又说，“公社干部调来吃，大队干部当场吃，小队干部私下吃，社员没法偷来吃”。还有贪污挪用、超支多分，甚至腐化堕落、强占人妻的。有的人和6个妇女有腐化关系，还有地主、富农的老婆。个别大队干部和某女人腐化前，叫其丈夫开夜工，群众称大队办公室为“妓院”。
1959年，全县粮食总产量93 500万斤，比1958年增长48.2％，每人平均粮食有2 028斤。上面征购31 148万斤，比1958年增加2 348万斤，全县实际入库粮食3l 684万斤，超额完成536万斤。口粮，全年安排22 664万斤，占总产量的35.5％，每人平均粮食521.7斤。全县农副业加社办工业的总产值工5 888．5万元，比1958年增长56％。这些数字不知有多少水分，姑且听之。又有社员每人平均收入101.24元。比1958年增长工6.2％，其中大队分配每人80.28元，小队分配每人4.35元，社员家庭副业纯收入每人平均16.61元。1959年全县共有食堂4 527个，参加公共食堂的总共有136512户，占总户数的94.5％。

四
60年代，中央提倡调查研究，特别是要求主要领导下去做典型调查，后来起草《农村六十条》，解决了当时暴露的一些弊病，如公社规模过大、强迫吃食堂、分配平均主义等。 1960年2月，吴江开展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主要是解决两条道路的思想斗争问题，树立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的思想，并且准备开展排队摸底和重点批判。1960年8月，震泽公社开展运动，揭发公社干部大量强迫命令、违法乱纪的行为。如有社员不参加白天会议，一律以旷工处理，照扣口粮。甚至在坏分子把持领导的地区，吊打、绑捆、抄家、罚工、罚款现象严重。还有重犯一平二调错误，乱搞协作，擅自动用、挪用国家和企事业流动资金。如送上海人木器家具，换车床、电动机。还有贪污、盗窃、投机等行为。如建筑社负责人、酒厂厂长等先后贪污3千多元。还有铺张浪费等。如未经批准，擅自盖造大礼堂，花去人民币9千多元；年初三请大队干部吃饭，大摆酒席15桌，杀猪一只。整个运动过程中，领导带头下水，大鸣大放，边整边改。
1960年10月，吴江关于农村“三反”运动试点工作报告，从肯定大多数干部是好的基本事实出发，经过上压下挤，左右夹攻，比较彻底地揭发和批判了基层干部的强迫命令、违法乱纪、贪污多占、特权自私、铺张浪费等资产阶级思想行为。例如，犯有强迫命令行为的干部有1 145名，占参加“三反”干部总数的27．51％。又例如，有人私设监狱，“关禁闭”，被关的人白天劳动，晚上冬天受冻，夏天蚊子咬。贪污也很严重。又例如，两个公社参加“三反”的干部654名，有贪污行为的占15．7％，一共贪污48 442元，每人平均74元。还有人在结婚时，强迫别人送礼，甚至指定送被头、帐子、热水瓶等。谁不送，就扣供应的大米，不派工作。群众说此人是新恶霸，“吃荡饭”。还有乱搞协作的现象。有人看到上级乱搞协作，自己就更加“肆无忌惮”。更加严重的是有的地方，三个坏分子，副支书、正副大队长，他们变成为所欲为、无恶不作的“封建阶级恶霸”，人民迫切地要求“第二次解放”。
1960年12月，吴江贯彻中央十二条指示。1961年5月贯彻六十条(草案)，农村情况开始有了变化。首先是算账退赔，部分兑现。坚持耕牛、农具、土地、劳力都固定在生产队使用，不能乱调动。老农民说，过去最讨厌的就是乱搞支援，两头不讨好，乱轰轰的。自己的生产也不主动安排，有心拖拉，大家不求上进。又坚持三包，兑现增产粮。基本口粮也是以人定量与按劳分配相结合的办法，按劳分配的部分占口粮的15％一30％。政策不再是像黄梅天里的天，一天变几变。生产求实际，不求表面，不像过去施肥等只求“路头路脑好看，饱的饱煞，饿的饿煞”。经营管理上是严格要求，不再是“到年终要照顾，拉拉平”。生产逐步恢复，大家说是愈来愈像样子了。群众生活也安定下来，“过去是今朝勿知明朝，日脚得过且过，吃光卖光算数”。干部作风也改善了。过去的三大法宝是“批评、斗争、戴帽子”，现在是“商量、讲理、做样子”，干部和群众的关系不是冷冷淡淡，而是热络起来了。
但是仍有不少问题有待解决。例如，大队副业往往管理不善，亏本。在粮食缓和的情况下，对于增加现金收入、增加副食品的压力加大了。群众对养鱼、养蚕亏本的情况反映较大。他们说，“副业搞穷了农业，又拖了农业的后脚”。
在1959年的“社会主义教育”和1960年的“新三反”运动中，不适当地批判和斗争了一些干部和群众。例如，某大队有被批判斗争和清洗撤职落选的干部24人，群众12人。对其中有些人的处理是不对的，甚为气愤。当时对他们戴了一些政治帽子。对粮食和市场供应有意见，就戴上“对共产党不满”的帽子；对虚报产量、平调风有意见，就戴上“反对大跃进”的帽子；对出卖农具，不出售鸡鸭的，就戴上“破坏生产”的帽子；对发展自留地的，就戴上“发展资本主义”的帽子。结果，许多人心情不舒畅，不敢讲话。个别人已经写信给公社和县里，要求平反，恢复工作。当时的大背景在这方面已经有所松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