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村发展及其背景（1957年6月—1965年）（二）

  五
1961年3月，吴江总结1958年公社化以来刮共产风的情况，主要有下列几个方面：
(一)为了发展公社经济，过高地要求社有经济占社、大队、小队总收入的30％左右，要求公社办工厂，连畜养场地也一定要养二千头大猪。因而，平调大队的土地、劳力、资金、工具、生猪，还拆用了大量民房等。桃源公社，原以万头羊驰名，但县里平调1 300多只羊支援别的公社，公社又从社内大队平调400多只羊到繁殖场，大队又调小队的，以及拿社员的羊灰、羊草不给钱等，以致桃源公社到1960年底只有5 000只羊，减了7000多只羊。还有的公社为了办蚕种场，逼一个自然村的二十户社员搬家，社员在迁走之前，把门窗全部卖掉，含泪而去。
(二)水利上无偿平调器材和劳力，动辄组织大兵团作战，调用非受益单位的民工，有时仅付食费，不付工资，有时什么都不付，要社员自带饭来。又无偿抽调耕牛、农船以及青壮劳动力到菀坪公社低产大队安家落户。但这些2 100个劳动力的年收入低于原有大队，还得由原大队补足等，更加增加了矛盾。又在大搞“丰产方”中大肆平调别地劳力、工具和肥料，并且不顾他人。群众讽刺说，“后进支援先进，标兵队变成调兵队”。如此等等，不一而足。因此，群众劳动时磨洋工，还怕船只被调，将新船沉到河底“藏”起来，称为“潜水艇”，水车破坏更为严重，烧的烧，卖的卖，坏的坏了。
(三)在上述严重情况下，经营管理更加混乱。特别是体制乱变，影响更大。如八都公社大队、小队的体制一年三变，东风大队由历史上不和、穷富悬殊的三个大队合并而成，水稻单产从639斤下降到302斤。又有小队食堂有300多人吃饭。大队、小队干部也随便调动。某大队十三个小队长都不是本地人。有个小队长被调了三次，群众叫他是“三上三下干部”。干部经常调动，抱有临时观点，不负责任，生产就搞不好。
评工记分不合理。一般是干部多记，干部家属多记，社员少记，老实人少记，甚至有些干部不干活，也记工分。有些地区甚至不评工记分，搞什么“民主评议”、“思想分红”，根据所谓“思想好坏”来决定分配。在防止“资本主义自发势力”：的借口下，有些公社、大队，随便没收自留地。又在“共产主义”的借口下，随便侵犯社员的生活资料；任意平调社员的房子、桌子、门板、窗柜，以至锅、碗、筷等。有些干部还拿走社员的金首饰，被社员骂为“当官强盗”。还有在没有草烧时，搞“五无一光”，把无盖马桶、无底粪桶、无脚长凳、无把手锅盖、无柄脚桶全部烧光，连祖宗牌位等也一起烧去。在这种情况下，有些穷村的食堂搞得连买火柴的钱也没有。而旧账一直是只算不兑现。这时在有关材料里进一步讲老实话了。浮夸风主要表现在对1958年、1959年的粮食产量估计过高。1958年水稻原估单产897斤，实为527斤。1959年水稻原估单产970斤，实为594斤。部分社队卖了过头粮，不仅往返运粮浪费劳力、工具，而且分配不落实。1959年全县分配，有139个大队分空29．5万元，有29个大队向公社多交积累20万元，有96个大队欠社员485万元。普遍存在粮食卖过头，口粮吃过头，分配过头，社员用过头。某公社返回口粮300多万斤，分掉20万元公共积累。有的大队上欠公共积累，下欠社员工资，左欠供销部，右欠信用社，背了一身“冤枉债”。而且口粮接不上，夏熟口粮接不上双季稻，双季稻又接不上中稻，中稻又接不上晚稻，晚稻又接不上第二年的夏熟。
有的干部的浮夸已经发展到有意识地欺骗领导，骗取荣誉。有的队将水稻单产598斤虚报为1 042斤，还领取奖金1 200元。有的公社积肥以水河泥当干河泥计算。有的虚报三麦迫肥数。有的为了应付参观，把生猪7千头虚报为1万3千头，甚至还有将水稻单产吹为1万多斤的高产卫星。1959年地委储书记来检查生产，公社书记叫某大队支书把劳力全部集中在公路两边突击，怕人看见，又说见小汽车来就散开。结果来检查生产的同志一打招呼，社员就散开，而且愈打招呼，愈散得快，出足了洋相。不仅农业，工业上也是如此。1960年吴江化工厂上报生产硫化钙3吨，香精8.6吨，产值27万5千元，实际上一斤化工产品没有，一分钱也没有。
1961年在1960年实产基础上，吴江社员基本口粮全年平均380斤。粮食征购的办法是“多产多吃多购，少产少征购，减产少吃少购”。全年任务定到生产队，一次定死，不再变动，夏季预购，秋后结算。蚕桑也包到生产队，先奖励增产部分，超产一斤茧，奖一斤粮。如果还有结余，则60％归生产队，40％归大队统一分配。群众反映，“这个政策比高级社好，高级社时只有多劳多得钱，没有多劳多吃粮，现在多劳多得又多吃，真是从高级社的经验发展起来的。”又说，“任务一定死，心也定了，劲也足了，今年多吃粮食有希望了”，“任务包死，多收一斤就多吃一斤，再搞瞒产私分就没有意思了”。
1961年6月的全县夏季分配中报告说，各地一般坚持原来的三包，认真地结算处理三包一奖。全县3 702个生产队结算的结果，超产的有787个生产队，基本子产的有136个生产队，减产的有2 779个生产队。又决定，由于减产面积大，数量多，使得社员分配减少。如果预赔后，社员拿不到粮草。因此经过群众讨论，社员代表大会决定，采取夏季结算记账，秋后结算统一处理。社员对此，一般是满意的。有些地方提出三项保证：“保证劳动不缺勤，保证劳动超定额，保证秋熟超包产。”1961年6月，县里又搞算账退赔工作总结。全县四级，县、公社、大队、生产队清理了平调账，兑现总金额72.9万元，占平调总数的98.63％。
但还遗留不少问题。例如，太浦河水利上调的四平车、轨道，拆迁的房屋，材料的损失。又有当时日工资低，仅0.19元，不足最低生活。如按每日0.5元计算，还须补发145万多元。这是县里的退赔。公社和生产队的退赔情况往往是推责任，甚至有账不认，连渔船等都有。还有的地方退赔不彻底，抵账过多，甚至假退赔，搞克扣，挪用和贪污。如开空头支票来往，打白条子。又如赔偿大炼钢铁时动员社员按废品计价的好锅子、好铜器，“手印倒盖了好几次，不见给钱”。时至1994年，太浦河的部分退赔问题还不能说完全解决。我已调查过一个邻近村子的情况。
在初级合作社时，吴江社员的自留地划定了，到高级社时没有动。1956年全县共有社员自留地30 177亩，占耕地总面积的3％，平均每人6.6厘。但在1958年公社化以后，将社员自留地全部收归集体所有。1959年春天贯彻郑州会议精神时，又将大部分自留地退给社员。1959年全县自留地有19 163亩，占耕地总面积的2％，平均每人4.37厘，比1956年少。因为有些自留地搞了基本建设，有些地改种了水稻，就没有退回。但在1959年冬天至1960年春天，为了解决食堂的蔬菜基地和养猪的饲料地。又收回一部分自留地。因此，1960年春天，全县社员自留地下降为17 467亩，占总耕地的1.71％，平均每人3.88厘。到1960年冬天，整风整社，按规定将总耕地面积的4％分给社员。不久在中央文件有新的规定后，又补足到自留地占耕地总面积的5％。1961年社员自留地增加到39 811亩，占3.9％，平均每人7．3厘。上述的具体过程，可称为自留地的“两放两收”。
这种不稳定的情形，严重地影响了群众的情绪。有的社员说，“多种不如少种，少种不如不种”，“种得好，要平调，种得差留自己”。有些地方连自留田都不种足，有意减产歉收。过去有些地方自留地上的产品，不仅可供自己食用，还可上市，现在连自给也困难。群众说，“自留地让我们种菜多好，也不会荒成这个样子”。
最后我们回到江村问题上来。费教授说，“在这段时期里，江村由于人多地少，所受的影响也较深。当时江村的人均耕地只有1．3亩，而平调土地、农具、资金的共产风以及不顾条

件盲目扩种双季稻，改变耕作制度的生产瞎指挥又严重挫伤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使粮食产量逐年下降。1959年水稻亩产652斤，1960年为600斤，1961年降至494斤。可是实际产量的连年下降却被浮夸风、高指标掩盖起来得不到如实反映，因而国家征购粮食的任务不断加码。该村所在的庙港公社，自1957年到1960年，逐年的征购数为：495万斤、798万斤、802万斤、969万斤。产量降低、征购过重的结果是社员口粮紧缩。1961年江村的人均口粮只有262斤毛粮，也就是说，每人每天只吃6两大米。在这样的情况下，出现了人口的流亡现象。据统计，庙港公社的总人口1958年为22 571人，1961年为2l 315人，净减6％，而当时外流觅食的人数则超过这一净减数。”①
据本地人说，外流觅食现象在吴江历史上是罕见的，不像外省有些地方似乎已成传统，男的在家看门，女的带孩子外出讨饭。江村人外流到浙江山区，那里山芋等杂食较多，可以充饥。因此，有的妇女就在那里与人同居，甚至生孩子的，造成家庭问题。真是可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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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费孝通选集》第254页。

六
1962年吴江调整基本核算单位。在这个过程中，首先注意社会主义思想教育，批评了有些社员提出的分开单干和包产到户，引用了一些群众的话：“靠集体好比靠泰山，靠投机好比靠灰堆；靠泰山万万年，靠灰堆一息息。”又说，过去以为包工包产到户有三大好处，干活自由，用钱便当，省工省本；现在认为有三大害处，粮食减产，工分少做，口粮少吃。
其次，落实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全县有73个生产队调整了规模，有222个生产队调整了土地，有些生产队还调整了农船、耕牛。对大队财务进行清理，将征购任务和机动粮数定死到生产队，一定三年不变。全县原有203个生产队，夏熟作物搞包产包工到户，占生产队总数的3.8％，已经纠正。全县有u 110户侵占集体土地2239亩，已经退出工726亩。有人说，“大队搞坏了，才把一副烂摊子推给生产队”。这句话根据当时的情况来看，情有可谅。基本核算单位从公社改为大队，又改为小队，是对的。因为过去那样是搞不下去了。但是当时历史条件下不可能马上搞单产，包产到户。无论如何从哪一方面来说，以小队为基本核算单位是有利于当时生产发展的，因此是对的。
1961年中央注意到由于农副业问题被三年的大炼钢铁挤到后面去了，群众的吃穿问题日益恶化，生产积极性下降。又规定三年内减少城镇人口2 000万人以上，1961年当年减少l 000万人。1961年开始有了退够了，再前进的认识，尽管现在看来还不够，但已属不易。因此在1961年到1962年，吴江不断地压缩城镇人口和精简职工。1962年11月，吴江精简办公室统计，从1961年到1962年10月为止，当时城镇人口73 713人，比1957年减少5 338人，其中精减全民所有制职工3 388人。但当时全民所有制职工12 802人，仍比1957年人数多2461人，主要是农村安置5 759人，恢复了农村劳动力，减轻了农业负担等。
具体而言全县在1961年的基础上，继续精简企、事业单位多余人员，调整企业布局，整顿劳动组织，提高生产率，对家在农村的职工或者有条件参加生产的人员，尽量动员回乡生产或参加国营农场劳动。1961年内，压缩城镇人口2 773人，占城镇人口77561人的5.57％。1962年再精简城镇人口l 113人，占当时城镇人口1.44％，占1957年城镇人口1.41％；减少吃商品粮人口l 256人，占当时吃商品粮人口1.49％，占1957年吃商品粮人口工．50％；精减职工2 403人，占当时职工总数16．05％，占1957年职工人数23.01％。
1958年以后，来自农村的新工人，首先是精减对象，而1957年年底以前参加工作的为老工人，不属此列。据有关材料，吴江的政府机构和人员在这一段时间膨胀了20％左右，也准备精简。县级机关原有56个单位，其中行政单位4工个，企事业单位工5个。根据上级指示精神，撤销9个单位，如财贸部、工业部、调研组、科委等。县级机关原有编制1 171人，其中行政编制543人，今后保留332人。全县行政机关和群众团体的人员编制，共698人，事业编制42人，比1961年底工094人(包括企事业人员、临时工和发工资的右派等)减少354人。但也有为了凑数字，把不应下放的人也下放农村，不仅没有支农，反而增加了农业负担，占了农民的自留地、口粮、工业品、钞票。如莘塔公社莘新大队二年来共接收下放人口67户，280人。全大队从340户增加到407户，人口从973人增加到l 253人。这些下放人口的吃、穿、用，都要生产队解决，但真正能参加劳动的仅17人，占下放人口总数的6％。这些下放人员大多数透支，影响生产队资金周转，又使原大队平均每人少得7.75尺布票、7.49斤超产粮等，产生了新矛盾。
请注意当时的历史大背景，1962年中央召开的七千人大会是一次很重要的会议，它认真总结了经验，创造了良好的民主气氛，各级领导包括毛主席都勇于承担责任，带头进行检讨。会议以后，又召开西楼会议，进一步分析国家经济底盘的困难问题。会议决定减少城市二千万人口，加强农村生产队的工作，同时对于部进行甄别平反，调动大家的积极性，又加强各级党委的领导核心，又采取了一系列非常时期的非常措施，包括坚决调整工业生产建设的高指标，保证城市人民的最低生活需要。
1962年12月，吴江县通知可以工业品换粮食，全县换购粮食指标450万斤，条件是完成全年征购任务，留足种子、饲料，还清国家借粮店的秋季分配口粮水平，每人平均在300斤以上的生产队才能换购。其他情况，如减产的生产队不准换购。当时标准是每出售100斤原粮，可以换购化肥65斤，或桐油10斤，或木材O.1立方米，或棉布20市尺，或香烟65包，或公粮16斤，或胶鞋3双。换购的粮食除山芋外，小麦、元麦、赤豆、绿豆都可以80斤换100斤稻谷原粮等。1962年吴江商业工作有一些问题。农民出售贸易粮、蚕茧、生猪等，换回奖售物资总额的比例不合理、不等价。据统计，农民出售给国家100元价估物资，只能买回国家24.48元物资。发给农民的工业券太少，收购农民1元农产品，平均发券4.5张。而买一双套鞋要62.5张券，买一只热水瓶要97张券，买一件有光纺绸衫要124.8张券(实际上要农民出售稻谷2 773斤或3斤重量的鸡21只，才能获得这些券)。农村集市贸易发展较快。荤、素菜逐渐接近国家牌价。在这个过程中无证商贩增加，弃农经商不断发生。当时有所谓投机手法，利用地区之间高低差价和两地紧松不一，以及农村产品换购标准的差别来进行活动。只要有利可图，就无所不为。例如，某裁缝以2元钱买一尺布票，再向市场套购灯芯绒，然后到浙江以4.5元一尺灯芯绒的高价抛出。
国营商业体制上太粗，库存多，资金周转不灵。农村下伸点由于实行凭券供应，经营品种减少，有的点的经营品种从80多种下降到20多种，每人每月只有收入8—10元，生活维持不下去，就吃贷款。黎里的lO个下伸点吃掉1 030元贷款，本身又有核算单位过大，不团结等现象。群众反映，“合营不如合作，合作不如单干，单干不如投机”。当时认为商业系统干部领导力量不强，临时工多，资本主义思想严重。例如，一些镇供销社的干部有工2人贪污盗窃，他们盗窃化肥、氨水、农药、桐油等，折合现金1 188.53元。又让大量商品“走后门”，据统计，有的单位77.29％的人都互相开后门。有香烟、酒、鲜蛋、肉等。一直发展到闹单干，说“合营商店工作越来越多，要求越来越高，人头越来越少，工资没有增加”；又说，“网内人死，网外人活”，意思是指合营商店工作人员工资收入呆板，多劳不多得，一个月工资不够半个月开支。小贩是工作自由，收入亦多。
费教授对此作了一个概括，“接受了冒进的教训，1962年人民公社进行了调整和整顿，实行公社

、生产大队、生产队三级所有，生产队为基础的经济核算制度，就是把集体所有的基本单位，也就是集体经营的单位，缩小到生产队。经过调整之后的生产队一般都保持在20户到40户的小规模。除此之外，在其后的几年中，还通过减低征购任务、一平二调的算账退赔、恰当处理积累与分配比例，以及合理使用劳动力等一系列调整措施，农村里的经济秩序重新趋于稳定，并在水利建设、农业机械化和电气化等方面都由于集体经营而做出了成绩，加上积累丁栽种双季稻的经验，江村的粮食产量以年平均10％以上的速度迅速回升和增长，到1996年，平均亩产已达水稻988斤。社员的人均收入也从1961年的80元上升到1966年的118元。吃粮水平则稳定在600斤上下。”①他又说，“社员们至今把1962年作为生活进入富裕的转折点，他们用最简单的话来表达说：‘从那年起我们每天吃三顿干饭’。‘三顿干饭’，是说一个壮劳动力一天要吃两市斤粮食。”②江村农民的日子好过些了。
七
但是，1962年下半年的党的八届十中全会，过分强调阶级斗争，将恢复农业生产等办法，斥之为“单干风”、“翻案风”等，使刚刚开始的纠“左”又变成反右。毛主席对克服困难的过程看得太容易，认为要以阶级斗争为纲来解决问题。当时全国实行包产到户的达总数的20％，特别是安徽先行一步。他们怕别人说单干，称之为“包产到队，定产到田，责任到人”的责任制。尽管后来撤了省委领导，农民还是不愿意改变。中央许多同志也支持，小平同志就是在这种情况下说过：“‘黄猫、黑猫，只要捉住老鼠就是好猫’……现在要恢复农业生产，也要看情况，就是在生产关系上不能完全采取一种固定不变的形式，看用哪种形式能够调动群众的积极性就采用哪种形式。”③但毛主席提出巩固人民公社的集体经济来，反对单干，即包产到户，并且归结到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的问题。毛主席特别提到：“党内有些人变坏了，贪污腐化，讨小老婆，搞单干，招牌还是共产党，而且是支部书记。”④毛主席还说，“法国、英国资产阶级革命，都有过三四次贵族复辟”；“农村现在主要是阶层之间的矛盾，即贫农和富裕农民之间的矛盾，农村富裕阶层是******想复辟的‘助手’”；“在中国一定不出修正主义?这也难说。儿子不出，孙子出，不过不要紧，孙子出了修正主义，孙子的孙子一定会出马列主义。”⑤
在毛主席这种“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思想的指导下，又发动“四清”运动”1963年3月，吴江在关通、吴横、石里三个村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逐步转入到经营管理方面，揭发了一些问题。如1962年时，干部多借支，有个别的还贪污挪用；有些生产队没有小段计划，干活大呼隆；评工不均，干部多记工分。因此，重新制订了各项制度，现金管理、民主管理、农具保管等，还有定额包干、评分记工、检查验收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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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费孝通选集》第254页。
② 《费孝通选集》第254页。
③ 《邓小平文选》，1938年—1965年，第305--306页。
④ 转引自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F@，第1088页。
⑤ 转引自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第1099页。
1963年6月吴江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即以宣读《八届十中全会公报》等中央文件为中心，广泛深入地进行了以形势、阶级教育为核心的社会主义、爱国主义和集体主义教育。所谓“社会主义教育一声春雷，牛鬼蛇神显了原形，敌对阶级面目看清了”。对全县工8 849名干部进行排队，有2 796人进行了退赔粮票、公款等。还要求干部参加劳动。群众反映，现在干部作风民主，生活朴素，劳动带头，事事走在前面。对农业也重视起来，以前认为“三百六十行，种田末一行”；现在认为，“三百六十行，种田第一行”了。对双季稻的看法也有转变。过去认为种双季稻四个“煞”：“种时冷煞，收时热煞，农活安排紧煞，搞一烘头肥料急煞”。又检查某些生产队的情况，说是富农说了算，贫下中农不敢讲话，要讲话也是白墙上刷白灰，白说了。
运动向下发展。例如，八坼公社1 389名公社、大队、生产队干部，占80％的1 195名干部，经济上犯有不同程度的错误。他们借支、挪用、贪污、多占的现金多达223868元，多吃多占、贪污盗窃的粮食97451斤。还有14％的干部搞高利贷、投机倒把。还有3.4％的干部侵占材料和用别人劳动力建私房，激起群众的义愤。由于干部经济上有问题，干群之间的关系相当紧张。群众说，这些“人越睡越懒，嘴越吃越馋”。“四清”中，群众揭发了干部的错误，干部也检查了错误，并且作出退赔计划。有的干部准备今年退清，有的准备明年退清，还有的当场退清粮食、布票等，退出的物资在大队和生产队中进行分配。社员说，想不到“四清”清得这样清爽。有人说，到底是共产党的干部，说到做到。同时，注意集体经济的管理，培养和扩大了贫下中农积极分子。
当时八坼公社19个单位统计，群众揭发干部经济问题材料11 589件，经查对落实，其中正确的9 584件，占82.6％；误解的1 484件，占工2.9％；没有根据的521件，占4.5％。清账查账的时间主要是1961年以来的现金、粮食、物资、工分、票证等五方面的收支账目。例如，查出一个大队1961年里一百多只鸭子被大、小队干部吃掉。但党的政策是坚持搞深搞透，又要坚持实事求是。有的干部说，现在社员提意见，好比太湖里洗马桶——野豁豁，这次不被“整死”，也要“冤死”。但后来大多数干部看到并不是听到风，就是雨，反而可以是轻装上阵，调动了积极性。有人说，毛主席搞“四清”，猜到我们心里；“不清”的气已经闷了几年，可以出一出了。又有人说，过去群众见干部侵占集体财产而不起劲，干部见群众不听话而不起劲，现在是干部和群众都起劲了。
当时还建立了贫下中农组织，发挥他们的政治优势。有人说，这样“今后就不怕地富反坏破坏，不怕干部打击报复，不怕生产搞不好了”。而参加贫下中农组织的人是要经过排队的，要求是历史清楚、表现积极、觉悟高、斗争性强等。有些人虽然是贫下中农成分，也暂时不能参加，例如，常年不参加集体生产的民办学校老师和木匠等；出嫁或入赘到富裕中农家里，影响较深的人等；还有惯偷、惯赌等。但是也有人说，“工作组在这里象象样样，工作组一走，实权在队长、队委手里，贫下中农组织还是一个空架子”。又有人说，“伲队里16个贫下中农参加组织，今后一切农活都让这16个人完成吧!”
1963年6月夏季分配搞得比较认真。经过1961年—1962年的实践，采取基本口粮和劳动工分分配相结合，加照顾的办法，群众比较满意。人口和劳动力分配比例，可以二八开，也可以二五、七五开。同时对病人、老人、下放户都加以照顾，一般都要吃到全队人口的一年平均口粮380斤。社员基本口粮、劳动粮都一次分到户，由社员自己保管、自己支配。
对大队干部补贴有明确的规定。大队固定补贴干部的人数，每个大队2—3人。包括支书、总会计或支书、大队长、总会计。夏季分配的钱，国家发的固定补贴数已达到一个正劳动力收入水平，生产大队不再补贴，待秋后一起结算。粮食标准，也等于一个劳力吃粮水平。至于超产油、工业品的分配参照300个劳动日的一个正劳力的50％进行预支，实做的劳动日在所属的生产队里根据劳动进行分配。对小队干部的补贴就更严格些。大队干部可补贴70个劳动日，小队干部只有50个，而且必须要社员讨论，一次评定到人，不得擅自增加。在大队以内活动，一律不能记误工工分。到外面开会，要凭公社证明或将误工补贴费交回，才能记工。当时对干部的管理甚为严格。

八
1964年黎里、北库公社的“四清”工作，在冬天搞了工3天。据报告，两个公社的大队、生产队干部2 841人，在经

济上有“四不清”问题的干部有2 133名，占干部总数的75％。其中贪污盗窃的623人，共贪污现金68 885元，贪污盗窃粮食74 451斤，其他实物折款5 629元，食油801斤，布票、针织品票7 825尺。其中还有734名干部，占干部总数的25.8％，交代了投机倒把、放高利贷和包产到户、分田到户等问题。又有463名干部，占干部总数16.3％，检查交代了强迫命令、违法乱纪、本位主义、分散主义等思想作风问题。干部的挪用、透支、借支等也作了统计和处理。同时进行退赔兑现。1964年底，可以退清的干部占58.5％。原来以为“多吃多占，总归便宜”的干部，也认为现在真是老实人不吃亏了。
这两个公社在这次13天的“四清”后，又接着搞下去，共有78天时间。查出两个公社543名四类分子，大小破坏事件共8 629起。其中严重破坏言行的敌人有143名，占四类分子总数的26.3％。大家认识到“赤练蛇变不了黄鳝”，和敌人是桥归桥路归路，分得一清二楚了。又对四类分子分别对待：表现好的脱帽子；漏划的戴帽子。地主富农按政策，每年比一般社员多负担占全年基本劳动总数3％的义务劳动日。又强调，派出的工作组要依靠当地基层组织和干部，而且要调动大家的积极性，为今后顺利开展工作打好基础。
必须注意当时强调的两条道路斗争和公私关系上的问题，在基层干部中是大量存在的，而且群众的问题大多是在干部带头、参与或听之任之的情况下，发展扩大起来的。因此，群众要看干部的态度，而干部往往又想自己能否过关?能否把矛头转向整群众?也有人认为，这些都是老问题，面广量大，情况复杂，难以解决。但由于干部带头检查交代问题，如某小队长主动交代1962年带头瞒报私分粮食5千斤的问题后，其他群众也检查了。当时注意把政策交给群众讨论，通过民主讨论，建立和健全各项制度。又特别注意把一些问题较多的队，以及对人的批评斗争问题上，加强控制、严格审批手续，凡是要进行批评教育的人，必须得到公社党委和县委的审查批准。这两个公社原来要求批评的28人，批判斗争的16人，经过上级审查，分别改为2工人和12人。1964年，吴江开展面上社会主义教育工作，共有20个农村公社和4个直属镇同时进行。据说，总的收获是初步揭开了阶级斗争的盖子，划清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界限，在社会风气和干群关系等方面发生了良好的变化，出现了冬春生产高潮。例如，过春节，以革命文娱活动代替赌博，以勤俭过节代替铺张浪费。同时，死人不请和尚，造房不请“风水”先生，生病不请巫婆，结婚不再铺张。对廉洁奉公的干部作了表扬，对经济上有问题的干部作了检查和退赔。有的干部说，“过去总想个人发家，工作浑身没劲，邪路越走越远。这次像恶梦惊醒，头脑一清，拨开云雾见光明”。
1964年，吴江县委作了近两年来的工作检查报告，县委常委都在会议上进行了洗澡。同时，根据大家的揭发，全体常委和县长、书记都作了个人检查。主要问题对阶级斗争缺乏应有的警惕，如对商业方面的阶级斗争认识不足，认为“管得过紧，外资会流到邻省，本地吃亏”。又在近几年来，从县到公社、大队，请客送礼、铺张浪费之风盛行，名为“礼尚往来”，实则慷公家之慨。从1961年以来县委和县人委请客送礼，花去7 200元。县委同志下去，也享受下面的优厚招待。又以为“东西是别人送上门的”，搞特殊化是“困难时期，形势所逼，在所难免”。这些不正之风对下面的同志有所影响。特别注意到副业生产较差。1963年蚕茧总产3 085担，比1962年减少45％。比历史上最高的1954年减少79％。主要原因是在肥料和劳力上对蚕茧有所忽视。还有分散主义的错误。1961年底，将统销结余的326.6万斤粮食未上报，直到1962年5月才上报，经上级同意安排。又在1961年底，怕财政年终冻结资金，经个别书记同意。将工业利润地方分成款中准备买小汽车的5万元转移到运输社。另外，土地有两本账。1960年以前，对上报挖废土地2万亩，并不落实。最后又规定县机关干部每人每年劳动不得少于一个月，下乡蹲点的时间力争超过一个月，力争联系群众，把工作做好。
1965年2月，吴江在群众中进行社会主义教育，大张旗鼓地宣讲《二十三条》，以阶级斗争为纲，以生产为中心，全面地进行“四清”，搞好年终决算，认真解决干部参加集体生产劳动的问题等。例如，对干部当年“四不清”的问题，由贫下中农代表负责，进行揭发和查账对账，还可以开会当面交锋。
九
现在看来毛主席的愿望是巩固社会主义制度，整顿干部作风，解决当时比较尖锐的干部与群众之间的矛盾。这是有远见的。但是在“阶级斗争一抓就灵”的影响下，把全国发生******复辟的危险看得过于严重，脱离现实，认为三分之一的政权不在我们手中，“四清”运动也势必在发生扩大化的错误。问题逐步发展到毛主席和刘少奇同志在制定《二十三条》时发生矛盾，毛主席认为“四清”还不能解决问题，转向酝酿和发动“文化大革命”。从1957年反右斗争开始，从1959年庐山会议开始，党内外政治生活就不正常，“文化大革命”的灾难在当时实在是难于避免的了，所谓又一次在劫难逃吧。
但值得注意的是，毛主席关于反****的有些话，现在看来仍然有一定的道理。其实早在1945年，黄炎培老先生曾到延安向毛主席说过，一个新政权“历时长久，自然也惰性发作，由少数演为多数，到风气养成，虽有大力，无法扭转，并且无力补救”，而且“干部人才渐见竭蹶，艰于应付的时候，环境倒加复杂起来了，控制力不免趋于薄弱了……总之没有能力跳出这周期率”。我们回想这段话仍有深刻的意义。毛主席当时回答是靠民主来跳出这个****的周期率，但“文化大革命”的“大民主”也是行不通的。从1958年的浮夸风，到1959年的“反右倾”，党内斗争加剧，1959年一1962年的极端经济困难，以后的逐步变化和“四清”，“文化大革命”的阶级斗争加剧，仅这么一个似带有循环性的历史过程，就值得我们思考和观察了。历史是最公正的，它自然会做出结论的。
至于这期间江村的小环境还比较平稳，粮食产量和副业得到了发展，个人收入也有所提高。一直到1966年一1967年，江村所受到的破坏也没有城市所受到的那么严重。这是因为毛主席对1960年的困难还是记忆犹新，在“文革”中，他对‘‘穷过渡”的办法并不松口。但是基本的问题仍在。实际上，就是到了1995年的今天，有些历史痕迹也不能说就没有了。中央屡次批评的形式主义、浮夸风等不是屡禁不止吗?我们不是历史学家，作为社会人类学者只是从历史出发，进一步系统地研究现状，并且注意客观背景和微观调查的结合。我的这篇文章仅是作为江村调查的一个引子。希望今后立刻转入现状的研究中去，立此存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