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农村发展的中长期前景及目前的对策——兼

五、如何再造农民的福利
前一节我们从经济、文化和社会三个方面讨论了农民福利的现状与构成，以下我们仍然从这三个方面来讨论农民福利再造的可能性与途径。在展开这三个方面的讨论之前，我们先讨论再造农民福利的总体构想。
1.农民福利的性质
所谓福利，本质上是一种对生活状况的满意程度，这种满意程度有两维标准，一维标准是生存标准，即人们可以生存下来的最低标准，这个最低标准除了客观的作为一个动物人的生理标准，如有衣穿不致冻死，摄入最少卡路里不致饿死；还有主观的作为一个社会人的生存标准，如当前各个国家都制定有但标准并不相同的最低收入标准，贫困线标准。在贫困线以下的收入可以认为没有达到生存的标准。中国农村的贫困线标准是人均年收入低于1000元。就是说，在中国农村，人均收入低于1000元的家庭，可能缺衣穿，吃了上顿没下顿，房子也很破乱甚至没有房子住，这样的贫困家庭福利低于生存标准，可以说是福利极度匮乏，没有福利。生存标准是讨论福利的基本前提，没有达到生存标准的生活状况，谈不上福利水平的高低。好在中国目前绝大多数农民的生活水平已经超过贫困线，温饱有余，小康不足，我们就可以来讨论农民的福利。
农民福利的另一维标准是生活标准，即人们从生活中享受到的乐趣，这种乐趣脱离了衣食之忧，他们不仅希望吃得饱、穿得暖，而且希望吃得好，穿得好，希望吃穿住以外，还有各种娱乐和社会交往，有心思体验人生的乐趣，可以思考文化的问题，关心超越自己生存的价值。这种生活的标准主要不是一个客观的标准，而是一个主观的标准。举个例子来说，建国前，地主农庭也只能“两干一稀”，目前绝大多数农民家庭都可以“一天三干”，但因为地主家庭“两干一稀”比当时一般农民家庭“两稀一干”或“一天三稀”吃得更好，地主家庭感觉到自己的生活水平高，福利也就很多。当前农村绝大多数家庭可以“一天三干”，但那些富裕农户每天吃三顿肉，就使这些“一天三干”的农民感到生活水平不高，福利不多。吃饭如此，穿衣也是如此，社会交往、文化娱乐更是如此。
这个意义上，我们为农民建立什么样的参照系，提供什么样的文化标准和价值标准，对于农民福利再造具有十分关键的意义。
生活标准当然不只是相对标准。构成农民福利的生活满意程度，可以从与农民有关的所有方面改进，而不是市场经济条件下越来越单一的经济收入标准。具体来说，从居住环境的方面来说，绿树成荫，花香鸟语，小桥流水的地方适宜于人的居住，这种适宜于人居住的环境，本质上并不需要农民花钱购买，而只需要他们将大量闲暇时间用在农居住地种树置草、挖堰架桥。只要他们真心维护自己的人居环境，他们就可以获得这种良好的人居环境；从住房建设来讲，即使没有多余的经济收入，农民也可以通过互帮互助来建起宽阔明亮的住宅。因为农民有着足够的空闲时间，他们可以相互换工，最后只需要用很少的购买材料的钱来建起每家的住宅；从人际交往来讲，人际交往产生友谊和信任，产生体面与尊严感，只要农民重视村庄生活及村庄生活的意义，他就愿意为村庄人际关系投资，投入精力与时间，他就可以带动其他村民在人际关系上投资。和谐的具有高度资本色彩的人际关系，不仅创造出友谊与信任，而且产生了体面的感受，使人觉得自己生活的有价值有意义。农民相互之间的关心创造更多的关心，也创造大量的福利；从文化娱乐来讲，在农村开展各种各样，适合农民需要，满足他们需求，反映他们生活的文娱活动，经常性地举办文体比赛，让农民真正地参与到这些属于他们自己的生活中去，就会让他们的闲暇时间变得有趣，人生价值也就被创造出来，良好的个人感觉也就增加了他们的福利水平。等等。
增进农民的福利显然不只是农民自己的事情，农民也往往缺乏自我行动的能力，这时，来自外界的经济的、社会的、文艺的以及其他各方面的力量都可以介入到农民生活中来，组织农民为增进自己的福利而奋斗。在经济上，可以通过有效的财政转势支付来增进农民的合作能力与合作意识，以工代赈即办法之一。在文艺上，自上而下应该创作表演适合农民需要，可以让农民从目前生活中获取福利感受的文艺作品。要有意识地通过文艺作品抵消市场经济的负面影响，让农民的边缘地位有适当改善。社会上的各种力量也可以介入到农村中来，通过法律的、文化的、教育的、技术性的手段，帮农民组织起来，为他们创造自己美好的生活服务。
总之，在农民人均收入水平不可能大幅度提高的背景下，如何改善农民的生存处境和提高他们的生活质量，可以做的事情很多。以下分两个方面作些讨论。
2.经济的方面
在未来五十年，农民经济方面增加收入的渠道不多，其中可能的三条渠道一是从农业中获得收益，二是从外出务工经商中获得收益，三是从国家财政转移支付中获得收益，第四节的第一部分已经讨论，农民从农业中获取更多经济收入的可能性很小，因为中国农民数量过于庞大，国际市场上大宗农产品的价格大多低于国内价格，农产品涨价的空间基本上没有了。而农民比市民人更多的情况下，随着经济的发展，衡量生活质量及消耗农产品数量的恩格尔系数是逐步下降的，占全国人口多数的农民只能从人们越来越少的农产品支出中获得收入，这当然不可能有较快的收入增长。
而因为中国劳动力绝对过剩的特点，劳动力价格将长期维持甚至低于劳动力简单再生产的水平，农民外出务工经商的收入在劳动力绝对剩余状况没有改观以前，不可能有较大幅度的上涨。
国家今后会逐步减轻农民负担以至不再收取农民负担，国家还会逐步扩大对农村的转移支付力度。但是，无论如何，国家财政没有能力通过转移支付来保证数量庞大的农民群体可以有较快的收入增长。
尽管如此，从以农补工到以工哺农的转折和国家财政对农村转移支付，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在农民人均纯收入的增长持续低于整个社会人均收入增长的背景下面，如何在经济上再造农民的福利，对于决定农民对现代化的态度和未来50年农民会如何行动，十分关键。
在经济上再造农民福利，可以考虑从以下几个方面展开：
第一，为农民提供维持基本生存之需的收入，特别是为农民提供基本的医疗和基本社会保障，使农民可以有一个稳定的最低温饱生活水平。这方面，毛泽东时代有众多现成的经验，诸如合作医疗制度，五保户制度，社会救济主要是通过人民公社“三级所有”中的生产队一级来实施制度，意外伤害救济制度等等。
第二，维持当前稳定的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的双层经营的土地制度，让农民的土地归他们“有着”（这是陈锡文的说法，很妙的说法） 。只要有土地，农民就可以在没有天灾****的情况下维持温饱生活。农民“有着”人均2亩多地，当然富裕不起来，同时他们也不致于维持不了温饱。指望农民靠人均2亩地富裕起来是没有可能的，在农民没有可能大规模转移出去之前，土地的规模经营除了让大部分农民无事可做且衣食无着以外，并不能提高农业生产的效率，也不可能为农民整体带来福利。
第三，为农民提供最为重要的基础设施，尤其是水电路设施。当前农村的水和水利是极大的问题，这些问题大多数在毛泽东时代本来已经解决。水利问题不是农民单家独户可以解决得了的，甚至不是一村一乡所可以解决得了的，而是一个需要国家宏观统筹的东西。如何在公共水利特别是农田水利上增加国家投资与规划，是当前涉及到农民生产与生活的极其重大的事情。电的问题也存在，主要是电价虚高，管理体制不合理，农民用不起电。相对水和路来说，近些年电的问题解决较好。路的问题很大，一是国家对乡村公路的投入太少，乡村公路破败不堪，二是农民对作

为公共物品的路的投入太少，不仅资金和劳力投入少，而且管理体制也成问题，很多乡村公路甚至主要不是投入问题，而是管理问题。因为乡村公路缺乏必要的维护和管理，而迅速毁损的情况十分普遍，好路也很快成了坏路。
第四，为农民聚居提供规划。构成当前农村诸多问题的一个重要原因是缺少对居住形式的规划，农民建房往往是随地而建，乱搭乱建。所建房屋分散无序，不能构成公共交往的空间，也缺乏必要的公共设施空间，还使诸如水电路等基础公共设施的作用难以有效发挥。如何将分散的居民点通过规划，逐步集中在主要的交通沿线，同时又不远离农民作业的农田，是一件非常重要而紧迫的工作。集中聚居不仅可以提高公共设施的使用效率，而且为村庄居民提供了社会互助和文化娱乐的空间，让日显萧条的农村变得有些生气。
第五，为农民提供实用而不奢华的消费方式。特别是通过财政转移支付金，有效地支持农民实用的消费，而杜绝奢华的消费行为。这方面需要与文化建设相结合，抵制市场经济条件下越来越由跨国公司所控制的广告和时尚制造出来的消费观。举例来说，通过提倡健康生活方式来抵制暴饮暴食和大操大办，通过提倡艰苦奋斗，勤俭持家，减少在诸如建房、穿衣、购买耐用消费品等方面的炫耀性及竞争性消费。
第六，为农业生产的主要环节提供机械化服务，大力降低农业生产的劳动强度。具体如在播种和收割环节提供机械化的服务。目前在种水稻的农业地区，抛秧技术大大减少了播种（插秧）的劳动强度。在机械化耕作和机械化收割方面，技术甚至经济成本都已经不成问题，成问题的是农业耕作和收割机械大都超出单家独户的生产之需，这种超出既有机械价格太高的超出，又有机械的效力太高的超出。农民如果由数家甚至数十家联合购买使用，则无论是价格还是使用效率，都刚刚好。问题是农民合作能力太差，商业性的供给成本又太高，以至当前农村出现有典型的小农生产的特点：小农具户户都有，大农具农民户户都没有。要么全有，要么全无。一户买得起，并用得起的中型农具，其他农户也就买来用，但所有农户使用中型农具的效率都低，生产成本自然就高。通过农户的合作，可以大大降低农民在农业生产上的劳动强度。农户自己不能有效合作的情况下，如何通过转移支付资金来帮助农户完成这种合作具有重要意义。
第七，如何通过国家教育与乡村教育的结合，大大降低农民子女及农民全体的教育程度。当前的农村，一方面有大量需要读书的儿童、少年、青年乃至中老年人，这些人的绝大多数并没有什么事情可做，属于社会富余人员，一方面有很多仍然找不到工作的知识青年，这些人中有一些是读完大专中专找不到工作的人，具有专业知识的人。甚至当前的农村不缺乏用于教育的设施，如“普九”达标之后，因为入学儿童减少而被废弃的学校。如果可以给那些失业的大中专毕业的知识青年以适当的报酬，让那些愿意学习的儿童、少年、中青年乃至中老年人们以学习的机会，则几乎所有的农民都可以受到层次不同，用途不同，目的不同的教育。儿童和少年接受比较廉价但并不劣质的义务教育，接受实用技术培训，中老年人学习农业生产技术和管理公共事务的经验。国家不用投入很多的钱，但要投入一些钱，用以引导这些全面的教育，让这些全面的教育成为农民提高自己文化，提高他们适应社会，致富和生活的知识，也就提高他们的福利水平。
第八，借助财政转移支付和农民合作的力量，进行居住环境建设，特别是在绿化方面增加资金和劳动投入，同时搞好管理工作。农村有大量空闲的适宜于种植林木的土地，这些土地公路包括两边和宅基地周围宜林土地若全部绿化，就可以再造秀美山川，农民生活在这些秀美的地方，虽然不很富裕，却很舒适。这种舒适会极大地抵消城市生活中人造出来的舒适，给农民带来真实的可靠的福利。这方面有极多的文章可做。不仅是绿化，而且在小桥流水方面，在花鸟禽兽方面，都可以美化农民的居住环境，改善农民的生活条件。
第九，为农民提供大众化的消费方式，尤其通过财政转移支付来让农民实践这种大众化的消费方式。这种消费方式在很多方面与市场经济背道而驰，例如强调实用节俭，强调普遍性而不强调个性，强调统一性而不强调特殊性等等。这方面可以通过建立真正属于农民的消费合作社，有国家财政扶持的农民金融组织，来支撑这些大众化的消费方式。这些大众化的消费方式使在市场经济处境下日渐边缘化的农民感到安全，他们因为自己是大众化的消费（当然也是层次不高的温饱有余小康不足的消费），而感到满足这种大众化的消费方式因为照顾到了农民中最大多数人的生活水平，而提高了他们对生活质量的满意程度。
第十，发展农民相互之间的服务性的产业，特别是以换工和互助为基础的产业的发展。比如可以通过义务照看小孩（建农民幼儿园、托儿所），照顾老人（建敬老院、托老所），来提高农民全体的福利。这些服务性产业不仅可以通过合作提高劳动的效率，最需要的是可以提高劳动的质量，合作本身就带来了福利。愉快的合作可以让农民在自己最需要服务的时候得到这些服务，这些服务由农民在平常的时间里积攒下来，这些平常时间积攒的服务在最需要的时候得到回报，这就提高了劳动的质量（如托儿所和敬老院）。同时，愉快的合作还可以让农民的闲暇变得具有意义,有意义的时间本身就是福利。这种既是福利也是投资的互相服务,是再造农民福利的十分重要的一个方面。
从经济方面再造民福利的办法还有很多，还可以再列举出来一些。无论如何，现在想象这些事情是一回事，具体去做又是一回事。富于想象是具体去做的前提。市场经济的一个重要特点是消灭人们的想象力，包括学者的想象力。对于一个大国来说，或对于个发达的大国来说，缺乏想象力也许不是什么大错，但对于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大国，缺乏想象力，将是极大的犯罪。如何扩大在经济方面以及以下在社会、文化方面再造农民福利的想象力，是一件重要的事情。

3.文化和社会的方面
从文化方面再造农民的福利，是可能性很大，难度也大的事业，难度很大，是因为市场经济以货币通约一切之后，农民没有能力获得这个具有通约能力的货币，他们也往往因为没有经济上的能力，而享受不了现代化和通行规则带给他们的好处，但现代文化和通行规则却让破坏了他们以前获得好处（福利）的传统文化和地方知识，这就必须从文化上为农民再造福利。二是中国是一个文明古国，具有深厚的历史文化传统，中国还是一个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发展不平衡的大国，蕴有深厚的文化资源。礼失而求诸野，只要我们细心发现，就会在农村找到诸多可以在文化方面再造农民福利的机会。三是庞大的农民数量也为从文化上再造农民福利提供了巨大的市场。农民文化的巨大市场本身构成了对市场经济体制下面货币通约能力的抵制，这种特定的可以增进农民福利的文化，因为有着极其巨大数量人口的实践，而会展现出顽强的生命力，这种文化反过来可能会改造市场经济体制下的贷币文化和消费文化，为全人类建立一种人与自然合谐相处，人与人和谐相处，以人为本的可持续的新的文明提供借鉴。
在文化上再造农民福利的一个基本前提是尊重农民的本体文化价值，照顾农民对人价值的定义和关怀，并为农民建立可欲的本体价值观。本体价值是农民对自己人生意义的定义，是农民认为人生在世值不值得，有无意义的基本问题，这个问题对于决定农民生理需求以外的福利具有决定性的作用。只有当农民认为人生有价值，没有枉活一世，农民才会对生活感到满意，才愿意忍受现实生活中相对的苦难，才充满对未来世界的憧憬。在传统的农民本体价值观中

，最为重要的是“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农民认为传宗接代是人生价值的基础，光宗耀祖则是人生价值的表现。这种以世代延续为目的的人生价值观又是以对鬼神世界的复杂信仰为基础的。毛泽东时代通过强有力的唯物主义宣传，已在相当程度打破了农民的鬼神信仰，这是现代性对农民精神生活第一次大规模的侵入，这次侵入的效果不错，问题是这种以政社合一的行政和经济手段的侵入，还是没有市场经济体制从文化和价值本身的侵入彻底。相反，毛泽东时代的人民公社在某种意义上模拟了传统社会的生活，城乡二元经济结构使农民流动受到限制，单一的文化和意识形态宣传送走了旧神，却迎来了新神（对毛主席的神化），共同生产和分配的体制强化了村庄共同利益并使村庄舆论得以产生作用，阶级斗争与宗族处理族内纠纷也有相似之处。总之，村庄价值以及村庄中人的评价对于每个具体人的生存价值和生活意义有决定性作用，人不是个体的人而是村庄群体的一份子。最为重要的是，在毛泽东时代，农民以世代延续为目的人生价值观本身并没有受到强有力的冲击，支撑这种价值理念的鬼神信仰被新的集体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信仰所代替，农民并没有处于价值真空中。换句话说，传统社会中，农民的人生价值被传宗接代的理念和鬼神的信仰所决定，毛泽东时代，农民的人生价值被传宗接代的理念和集体主义信仰所决定，且这时候的鬼神信仰依旧存在。但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农民传统的传宗接代的理念和鬼神信仰及集体主义理念，正被市场经济条件下彻底的个人主义享乐世界观所吞噬，鬼神世界被宣布为虚假的迷信，传宗接代是一种愚蠢的理念，且在农村迅速变动的生活中，老年人越来越边缘的处境，使年轻人失去了对养儿防老的预期，及时行乐，趁年轻多多行乐，作为正确的价值观念被越来越多的农村年轻人所接受。集体主义在村庄共同体越来越解体的背景下，既无组织上存续下去的理由，又无强有力的意识形态支持。
问题是，市场经济条件下以个人主义为本位的价值理念并不能增进农民的福利，相反，这种个人主义价值观使农民作为一个越来越被边缘化的整体而处境尴尬，因为他们不能从个人主义价值中获得他们生存的价值，个人主义价值观使他们发现自己除了及时行乐以外，一无所有，而及时行乐之乐，因其经济收入条件的限制，而无法得到可行之乐。他们越来越不能忍受现实的生活苦难，他们越来越不能为长远的生活进行投资，更不可能通过一点一滴的收获为子孙后代积累。他们会变得烦燥不安，会缺乏定力，会为一点小利铤而走险。他们看不到长远利益，也看不到整体利益，他们的短期行为不仅使他们无法获得自己的福利，而且使农民合作更加困难，共同改变生活命运，共同创造自己福利更加不可能。
尊重农民本体价值观，当然不是鼓励农民“多子多福”的生育理念，而是要为农民提供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可以建立生活意义的文化，要为农民提供人为什么活着的根本性说法。中国是缺少宗教信仰的国家，代替宗教信仰的是人伦关系和家庭家族价值观。西式个人主义是以普通的宗教信仰为基础的，中国农民则以差序格局作为人生的基本行为准则和信念。市场经济条件下，以广告和时尚为工具，以个人主义价值观为基础的现代性因素侵入农村，但市场经济本身并不能自动建立起农民本体价值观或只能建立让农民处于更加边缘地位的本体价值观，而将农民已有价值观置于边缘，从而对农民的福利构成文化方面的掠夺。我们必须从农民可以得到的合乎他们现实处境与需求的方面来重建他们的文化，重建他们的本体价值观，使他们在这个变动的社会中仍然感到自己的生活有价值，生存有意义。
不仅需要从本体价值方面为农民的生活提供意义说明，而且需要在日常生活中为农民生活提供文化意义，使他们不只是在为了一种本体价值而忍受着现实生活的磨难，而是感到生活充实而幸福。他们不用去打发那些无聊的时间，而是时时刻刻都忙于在他们看来有意义的事情，这些事情在经济上可以没有价值，在文化上却创造了农民的充实生活，使他们增加了对生活的满意程度，增进了他们的福利。以下从一些方面展开。
第一，从国家层面考虑，必须为农民提供一种市场经济化约能力以外的文化空间，特别是提供既可以正面引导农民，又可以适应农民生活现状的文化。毛泽东时代是通过灌输集体主义意识来做到这一点的。目前的农村不可能回到毛泽东时代，但这并不是说就不能借用毛泽东时代的一些好的做法，具体如提倡勤俭节约，劳动光荣的价值观，提倡集体主义价值观，提倡雷锋助人为乐的精神，提供精神生活的价值等等。总之，在文化方面，国家应提供一套强有力的抵消市场经济不良影响的适合农民生活实际的文化价值，要建立以农民为中心，而不是以帝王将相，以才子佳人，以官员大款为中心的文化生活，要在财富以外建立另一套对于农民整体可欲的价值理念。具体可以在文化、教育、艺术诸方面进行改革。可以吸收毛泽东时代文艺中的优秀成果。
第二，从村庄层面来说，要重建村庄共同体，形成村庄舆论和村庄文化，要让村庄成为农民表达自己意见，实现自己价值的场所。村庄层面可以做的工作很多，诸如在村庄层面开展丰富多彩的文艺活动，包括传统的龙舟比赛和舞狮比赛，现代的样板戏演出和文化体育竞赛。建立公共墓地和修村志村史，客观记载和纪念村庄生活和村庄的人们；举办村庄节庆和仪式，等等。村庄层面的文化活动，既可以为农民提供文化价值方面的享受，更可以为农民之间的相互联系提供强有力的支持。这种共同组织起来的文化活动，使村民之间相互嵌入，联系成为一个整体，从而产生村庄共同体意识，形成村庄舆论，建立村庄价值，最终，不仅在文化层面，而且在社会层面为村民福利的再造提供大量的机会。
第三，从家庭层面来说，要重建家庭人际关系，强化家庭功能，做到子女孝顺，父母慈爱。既要强化父母养育子女的义务，又要强化子女赡养父母的责任。要让老年人得以善终，让幼儿得到善养。
第四，从不同的村民群体来说，可以针对不同村民群体的特点来开展不同方式的组织活动。比如，可以组织老人协会开展活动。因为农村老人闲暇时间较多，各种能人都有，其中有些人是老干部、老党员，有些人的子女在外面或经商或做官，有些人多才多艺。由老人自己组织起来自娱自乐，他们会感受到老有所乐。这些组织起来的老人不仅相互之间提供帮助，而且很快就会介入到诸如婆媳关系、家庭纠纷的调解中去。成功调解家庭纠纷会鼓他们进一步介入到邻里纠纷之调解中去，他们还会进一步对村干部工作提出意见，对村庄不良行为提出看法，他们会形成并影响村庄舆论，他们还可以通过评选十佳儿媳或十佳文明户来主导村庄舆论与村庄文化的发展方向。总之，只要老年人组织起来了，他们就可能对村庄生活的各个方面产生影响。而在国家有能力转移支付的情况下，通过国家财政的支持，老人协会没有理由建立不起来。老人协会丰富多彩的活动和在村庄的影响力，使老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重新回到村庄生活的中心中来，这不仅对于老年人获得福利（对生活的良好感觉 ）作用极大，而且对中青年农民对生活未来的预期产生深远影响：既然老年人的生活也是有意义的（甚至人去逝之后还被人怀念着，这方面要看在本体价值方面的文化建设工作做得如何），中青年时期就不要短期行为，而要为未来多作积累。未来是值得期待的，因此现在苦一点、累一点是值得付出的。
再如，可以针对农村妇女的特点组织妇女协会，由妇女自己选举产生协会理事，协会既可以是一个娱乐组织，组织妇女开展各种适合妇女特点的文娱活动，甚至是烹饪比赛或育儿知识教育，也可以是一个

经济组织，比如专门针对农村妇女的小额贷款，为农村妇女提供生产技术培训。
还如，可以针对农村年轻人的特点，组织青年协会，开展政策比赛，文娱比赛，甚至诗歌比赛。由青年协会创办村庄刊物，描写村庄生活。
当然，所有这些组织在当前市场经济条件下都很难自我生存下去。这就需要有来自国家财政的支持和自上而下的文化上的支持。如何将农民自己组织起来为自己生活生产服务，是当前乡村建设中一项极其重要的事情。
当前农村的特点一是“温饱有余，小康不足”，二是农民有大量富余时间无事可做。从文化方面重建农民福利的一个重要方面是将农民无事可做的富余时间变得有事可做，变得生活有意义有价值，让时间消磨得足以构成农民的福利。同时，通过这种让农民觉得有意义的富余时间的消磨来发现自己生存的本体价值，获得文化上的自足感。
文化方面重建农民福利，将是乡村建设中最有事情可做的领域，也是最有价值的领域。
从社会的方面来看，以上文化方面重建农民福利的另一面事实上就是从社会方面重建农民的福利。文化活动本身产生了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和合作，产生了村庄舆论和村民一致行动能力。因此，可以将社会方面福利的再造看作文化活动的副产品。不过，社会方面并不只是被动的产物。从重建人与人之间关系，从为村庄提供公共物品，尤其是公共设施的过程中，农民获得了依靠单家独户获得不到的物质的福利和经济的福利。此方面的展开还可以与乡村治理及村民自治等政治的方面联系在一起。
农民福利的再造并不是某一个方面或某一个领域的事情。在现代化背景下，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能否及如何再造农民的福利，是一件极其重大的事情，有待研究的深入和实践的展开。
七、乡村建设的展开
如果要将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再造农民福利的活动取个名字，这个名字就可以叫做乡村建设。乡村建设，就是将乡村建设得适宜于农民居住，让乡村在中国现代化建设中充当稳定与发展的力量。乡村建设，就是要将乡村建设的山川秀美，风景宜人，就是要将乡村建设的祥和安宁，幸福快乐，就是要将乡村建设经济发展，生活方便。
展开乡村建设可以分别从乡村建设的步骤、层面及乡村建设的研究三个方面进行。
1.乡村建设的步骤
在未来的50年，要再造农民的福利，建设社会主义的新农民，可以结合中国经济的发展阶段分以下步骤展开：
第一步，最近10年。最近10年将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关键10年，如果中国经济可以在未来10年保持目前经济增长的速度，中国的经济总是将超过日本而仅次于美国，中国的国力进一步增强，在世界经济格局乃至在政治格局和军事格局中的地位将大大提升。未来10年持续的经济增长还会为国家提供雄厚的财政能力。在未来10年，中国经济持续增长面临的问题和挑战甚多，其中农村是充分稳定的力量还是桃战性力量，对于中国经济发展将具有决定性影响。一个稳定的可以持续提供廉价优质劳动力的农村，可以为中国做成“世界工厂”之梦提供最为强有力的基础。相反，一旦9亿农民不安于农村的生活，也不是有序地往返于乡村，没有谁有能力控制得住数以亿计的农民大军。
因此，乡村建设的第一步，是让农民可以自由往返于城乡之间，其中关键是农民愿意返回且可以返回得了乡村。要让农民返回得了乡村，首先要保证农村目前所有权模糊但使用较稳定的土地制度，保证农民可以在城市难以生活下去时回到农村耕作自己的土地。
其次，要让农民愿意回来耕种土地，必须减轻乃至取消农民农业方面附着在土地上的负担。当前沉重的附着在土地上的农民负担，使农村土地无人愿种，农民往往在欠下各种税费之后一走了之。一走了之的农民是不准备向乡村交纳负担了，乡村不可能再收取这个一走了之的农民的税费。但拖欠税费的帐记在那里，这个农民与乡村组织都清楚，一走了之的农民大不能再回来耕种自己的土地，除非他缴清拖欠很久了的加了滞纳金的数额很大的税费。
再次，必须为农民提供廉价高效的村级组织及其服务。而其前提是解决，目前乡村的财政危机，尤其是债务危机。目前乡村财政状况极糟，村级债务普遍超过警戒线。面对天文数字的村级债务，乡村干部只能抱着混日子的态度，过一天算一天。农民也对化解村级债务失去了信心。尤其糟糕的是，目前一些地方自上而下为了化解村级债务，而借“四荒拍卖”的名义，将村庄未来可能用作发展的集体资源拍卖得一干二净。这种短视的无远见的行为正在严重窒息中国农村未来的发展可能性和农村本来具有的弹性应对危机的空间。造成目前乡村财政危机的原因又是目前的乡村组织体制存在严重的问题，在目前乡村组织体制下面，农村的财政危机没有可能减轻。当前乡村组织体制存在的根本问题不是乡村干部人数过多的问题，也不是乡村组织制度（包括村民自治制度）没有落实的问题，而且目前的乡村组织制度根本就不适合农村的实际。再造乡村组织体制是极其紧迫的任务。
第四，必须通过国家财政转移支付来为农民提供必要的公共设施和公共服务，尤其是水、电、路等设施和社会治安、弱势群体的福利，天灾****的最低保障等。目前国家投资于农村公共设施的资金，中间环节截留甚多，且这种设施投资效率极低，典型如农业开发资金的使用。
在目前的农村政策中，一定要防止理想主义的情绪，以为放开户籍管理，鼓励农民进城就可以提高农民收入，解决农村问题，以为农民城市化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这种情绪带来的后果是不仅使农村问题解决不了，而且使城市问题会进一步严峻。这种办法唯一的好处是因为进城农民增多，农民工相互竞争为数不多的就业机会，不仅将农民工的报酬降低至劳动力简单再生产水平以下，农民家庭更加不能在城市生活下去，而且将城市工人的工资降低到他们的家庭无法在城市正当生活下去，从而进一步增加了资本的优势，降低了劳动者的谈判能力。
总结起来说，乡村建设的第一步是将农村稳定起来维持现状的策略，是一种保守疗法。这种保守疗法的最大好处是如果未来10年中国经济遇到世界性的经济萧条，而出现了增长速度的大幅下降，那些进城务工经商的农民还可以有序返回农村，从而降低危机中的中国经济的压力。危机的经济压力很容易转化为社会的乃至政治的压力，这时，一旦农民问题又参和进来，事情就更加麻烦。
不仅在未来10年，而且在未来50年，农民能否有序流动于城乡，对于中国应对危机，保持长远的稳定与发展，都具有决定性意义，毕竟是9亿农民的力最啊!
第二步,未来20－30年。这20年，中国经济结构将实现转型，经济实力和财政实力将大为增强，但农村人口仍将占全国一半以上的数量，农民仍然缺乏就业机会和大幅增加收入的机会，财政大规模支持乡村建设的可能性和必要性也将大大增加。
在未来20－30年中，乡村建设的重点应该是利用国家日渐增强的经济实力和财政实力，为农村居民提供高质量的福利提供财政支持。具体地说，未来20－30年乡村建设的重点，首先是利用国家财政支持，为农村提供较好的水电路设施，解决农村公共设施严重不足的问题。对整个农村居民的居住格局，国家应作总体规划，对那些交通不便，公共设施投资花费巨大农村的居民，可以动员迁移，国家给予适当补偿。迁移出来的农民可以选择城镇居住，也可以选择适宜于国家投资公共设施的农村居住。迁出地封山育林。对于那些适宜于国家投资公共设施的地区，国家应通过财政政策的引导，建立各个层次的城镇体系和农村居民点，以形成市场网络和方便生活。
其次是利用国家财政支持和农村富余劳动力，大规划改造农村居住环境，绿化农村，规划村居，将分散的农户集中起来形成一个个居民点，让这些居民点的生活环境鸟语花香，绿树

成荫，环境优美，空气清新。同时，为这些居民点提供必要的公共服务设施和供水、电讯服务，运动场所和文娱场所。
再次，通过再造农村社会组织机制，如发展老人协会，妇女协会等，为农村提供良好的合作机制和生活预期，让农民以长远预期取得短期行为，这个时期，可以充分发挥民主自治的作用，村干部的主要作用将不是作为国家经纪，而是作为村民社会化服务的，提供者而发挥作用。村民的民主管理民主决策不仅为村庄合作提供途径，而且为村民的生活提供趣味：政治人的趣味。
第四，充分开展适合农民群众生活趣味和欣赏水平的文娱活动和制作艺术作品。以财政支持为诱导，让农民自编自演自我欣赏自己的生活剧，开展群众性的文体活动和各种竞技性活动，组织农民乐队，“化民成俗”。这方面国家不仅应在财政上提供直接支持，而且应在全国倡导作家和文艺工作者来描写农民群众喜闻乐见的作品，组织和引导农民享受自己生活的情趣，品味自己生活的真谛，从而提高农民对自己生活的满意程度，再造农民的福利。
第五，编写村志村史，建立村庄纪念性的场所如公共墓地，举办村庄节庆庆典，从而形成村本意识，为农民在变动的世界中寻根，让他们感到本体性的安全。村本意识或村庄共同体意识的建立，对于村庄的整个发展意义非常重大，不仅可以大大提高村民行动的未来预期，有效限制村庄不良行为，而且可以从本体上让农民感到安全、心灵上找到安慰，从而减少他们的担忧与焦虑，提升他们的福利。
第六，在村庄全面推开全民教育活动。利用农民富余时间较多的特点，引导农民将富余时间用于学习新知识新文化。这种全民教育既是农民的一种娱乐，又可以为农村儿童提供廉价的知识，其结果，是农村作为劳动力再生产的场所，可以为城市提供源源不断的质优价廉的劳动力。
第七，为农业生产中劳动强度较大的环节提供机械化服务，从而大大减轻农民农业生产的劳动强度。
第八，动员城市居民尤其是退休居民到农村居住，享受农村空气清新、环境宜人的好处，同时，利用城市居民的知识和技术优势，帮助农民在文化艺术、生活水平方面作些改进。
未来20－30年，将里乡村建设十分关键的20年，这20年要做的事情当不止以上一些。有了乡村建设的第二步，农村居民虽然在经济上自然不很富裕，但他们享受到的生活乐趣和人生乐趣却已经很多，他们的福利水平，已经远远超过了同时经济收入水平的人们。
第三步，未来40－50年。无论未来40－50年中国发展的状况如何，有９亿或8亿农民居住在农村，享受着远高于他们实际收入水平的真实福利，这就不能不从文化和社会思潮方面对中国的整体发展产生影响。具体展开这种影响似乎为时尚早。不过，可以大致作个推测：9亿或8亿农民低经济收入和高真实福利的生活，将挑战市场经济条件下由跨国公司通过广告与时尚制造出来的以消费物质来获得幸福的生活与消费模式，改变追求收入数量而不关心生活质量，以经济收入一维标准来判断人生价值和生活意义的文化理念。重要的是，中国由农民不是在想象中而是在实践中进行着一种新生活的试验，这种新生活的试验将从根本上挑战西方文化中的一些东西，这些东西可以与自然为敌，从消费不可再生资源和破坏地球环境中获取人生的价值和幸福感。这种新生活的试验将有效地吸取东方文明中国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教益，发场光大东方文明的大智慧，以人为本，天人合一，持续发展。

2.乡村建设的层面
可以从不同层面讨论乡村建设。以下具体列举一些：
首先，可以从经济层面来讨论乡村建设。经济层面的核心是改善农民的物质福利，让农民有更多就业机会，更多从农业中获取收益的可能，农民住的更为舒适，吃的更讲营养，穿的衣服更贵，家庭耐用消费品更多，生产生活所需公共设施较为齐全，医疗卫生社会福利有一定保障等等。
尽管我们认为，农民在未来50年内，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可以得到的就业机会不足，可以大幅提高经济收入水平的可能性较少，但这并不就是说农民在物质福利方面不可以得到提高。提高农民物质福利（当然也就是经济福利），办法一是农民逐步积累虽然不多，但仍然有的来自农业和外出务工经商的收入，这些收入在维持温饱以外，多少有些节余。并且随着国民经济整体的发展，农民相对收入水平虽然可能下降，绝对收入水平还是会慢慢有所提高的。在乡村建设的背景下面，农村富余劳动力在年轻的时候到城市闯世界，在外国务工经商获得收入，他们中运气比较好的人获得了超过农村劳动力平均收入水平的高收入，这些运气好的年轻人可以在城市结婚生子，成家立业，但绝大多数来自农村的年轻人没有这样的好运气，而不能在城市结婚生子，更不能成家立业。他们在城市务工经商，但他们在农村结婚生子，由在家务农的父母养育子女，他们将从城市务工经商的收入用于农村家庭生活，农村家庭生活比较便宜，城市务工经商的收入不能使这些来自农村的年轻人在城市生活，却可能将农村的家庭建设得比较漂亮。他们年龄大了，子女也成长起来之后，他们回到农村家中生活，他们的子女再来城市务工经商，一波又一波，年轻的农民在城市闯生活，却将家庭劳动力的再生产置于农村。那些可以在城市成家立业的运气很好的年轻农民也会年老，他们年老之后，可以选择继续留在城市，他们的子女运气好找到了新的高收入的职业。他们也可以返回以前住的农村，因为现在的农村经过乡村建设，环境宜人，空气清新，生活中富有精神的乐趣。即使是那些一直生活在城市里的人，也受到了生活乐趣的感染，而陆陆续续搬到乡下居住。
提高农民物质福利的第二个办法是通过国家财政越来越多的转移支付，在城乡统一规划，在村居环境建设，在农村生产生活必要公共设施提供，在农村医疗卫生社会保障方面获得支持。国家通过税收将那些因为农村富余劳动力激烈竞争而大大下降的企业生产成本中的工资成本部分收回一些，逐步转移到乡村建设事业之中。乡村建设事业又为降低农村劳动力的生产成本，提供大量优质廉价劳动力提供了巨大可能。
提高农民物质福利的第三个办法是增加农民的合作意识，提高农民的合作能力，通过生产生活互助合作，来提高他们单家独户提供不了或提供起来不经济的具有外部性的公共物品。农民的合作还可以增加他们生产生活本身的乐趣，从而使他们可能将富余的闲暇时间用于生产性的活动，从而增进农民的经济福利。例如，当前农民最多的东西恐怕就是闲暇时间，农民消耗这些闲暇时间感到无聊而普遍打麻将。如果将农民打麻将的一部分时间动员起来，合作植树造林，或相互帮工建造住宅，将为农民提供巨大的经济上的福利。这方面若可以与国家财政转移支付结合起来，通过以工代赈和补贴合作事业来推进农民的生产性合作，将为农民物质福利的增进提供极大的空间。
从经济层面来开展乡村建设，可以做的事情很多，范围也相当广泛。这方面的工作尚需深入进行。
其次，可以从社会的层面来讨论乡村建设。社会层面的核心是通过社会性的活动，为农民的生产和生活提供合作的基础，为农民闲暇时间的花费提高质量，为村庄文化提供社会性的内容。社会层面的乡村建设较之经济层面的乡村建设有一大好处是具有相当大的扩展空间，这个层面的乡村建设既可以为农民提供物质性的福利，又可以为农民提供文化性的福利，还可以因为农民人际关系改善，社会活动增加，提高农民消耗闲暇时间的质量，从而提高农民的生活满意程度。
社会层面讨论乡村建设，可以从以下一些方面进行：一是改善农民组织的形式与方式，寻求最能够增进农民之间友谊，增加农民与乡村组织互动能力的组织形式，诸如老人协会，各种趣缘、业缘团体都可以建立

起来。这些组织一方面有自己的各种活动，一方面这些组织活动产生功能外溢，造成社会福利的改进。二是举办形式多样的社会性活动，包括文娱体育活动和经济性的合作。这些活动可能在形式上与指向上是文化的或经济性的，但其结果是农民之间的关系得以改进，农民重新回到村庄群体中来，他们从活动中体会人生价值，获得生活真味。举例来说，通过举办文体竞赛，可以为优胜者提供荣耀资本。通过不同村庄或不同群体之间的对抗性竞争游戏，比如龙船赛或舞狮比赛，不仅可以为优胜群体带来荣誉和美好的感觉，而且有效地提高了竞赛双方内部的组织能力和相互协作能力，就是提高了农民的一致行动能力，这种一致行动能力的提高很快就会在其他的活动和互助中表现出来。这种对抗性的竞争游戏本身也是一件有趣的事情，不仅为参加竞争的群体成员带来了高质量的娱乐生活，而且为村庄提供了真正是自己生活中的一台大戏，这台大戏不断被村民在不同场合提起，并被村志记载下来，不亦快哉！而不同层面的但由农民自己组织参与的诸多社会性竞技活动，使农民从温饱生活中很早地就进入到精神享乐和社会福利中，这些农民关注自己所属的竞技队在比赛中获得名次，在比赛中与其他队结成的友谊，有对也有矛盾。这种竞技性的或文娱性的活动，可以安排很多，因为这些活动花费不多，而农民的闲暇时间很多。可以举办的社会性活动内容很多，还比如建立管弦乐队，公共办理红白喜事等。
三是倡导尊老爱幼，家庭和睦的传统美德。通过社会性的交往，让年老体弱的老人可以得到年轻子女的善待，让年幼不懂事的子女可以得到父母祖父母的慈爱。
社会层面乡村建设的关键在于通过大量社会性的活动，提高了农民闲暇生活的质量，使他们的闲暇时间变得有价，个人生活变得充实，整体生活变得和谐，生活本身的意义丰富起来，从而获得物质福利之外的大量福利。
再次，可以从文化层面来讨论乡村建设。文化层面讨论乡村建设，是当前及未来的乡村建设的关键。可以从两个不同的层次来讨论文化层面的乡村建设，这两个不同的层次可以对应两种对未来世界发展大势的不同预期，但这两个不同层次的文化层面的乡村建设之间并无矛盾，可以并行不悖。
第一个层次的文化层面的乡村建设对应对当前欧风美雨的乐观预期。这个层面乡村建设的核心是在当前农民经济收入不能大幅提高的背景下，通过文化建设来为农民提供安身立命之意义系统，并为农民设计尝试适合当前农民生产生活现状的生活方式。但最终，随着中国经济的现代化，农村人口逐步减少，这些只是适宜于农民目前生产生活状况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意义系统随之抛弃，农民也成为享受欧风美雨的现代人。第二个层面的乡村建设对应对当前欧美消费文化观的悲观预期，以为当前以美国人生活方式为代表的现代人的生活方式及其意义系统没有可能维系下去，这种与自然为敌的生活方式，不仅破坏着自然界不可再生的资源和污染着有限的地球空间，而且必然破坏人与人之间，国与国之间的关系，造成对人类文明本身的破坏。相反，东方文明中天人合一，以人为本的教益是真正的大智慧，是人类文明可以持续存在下去的基本前提。而9亿或8亿农民主要不是依靠物质福利的改进而是依托文化和社会层面福利的提高，来提高生活质量的实践，将为整个人类文明提供一种可能的全新选择。为9亿或8亿农民这种新的生活方式服务的乡村建设运动，将不仅改变中国人的福利评价系统，而且会对西方文明产生示范作用，从而为人类在消费文明不能持续时，提供一种可能的选择。
无论以上那个层次的文化层面的乡村建设都可以包容以下一些内容：
一是通过村庄建设和文化建设，为农民提供村庄生活的长远预期，形成对村庄价值本身的重视，从而为农民在这个不断变动的世界中找到本体性的价值安全感。村庄是农民的家，也是农民祖祖辈辈的根。让农民生活在这个有根的世界里。这方面具体可做的工作很多，比如编写村志村史，举办村庄节庆，共同祭奠祖先，甚至建立村庙，重树村神等，都值得一试。
二是通过整个国家的文化建设，为农民提供让他们对自己目前生产生活现状感到满意的生活方式和意义系统。为农民提供不仅让农民喜爱，而且可以引导农民建立高品味生活的大众文化，尊重农民的地方性知识和文化。同时，支持农民自己创造自己的生活幸福感，支持农民的文化艺术活动，让这些活动为农民带来非经济的福利。国家要通过财政支持，抵消市场经济将农民置于边缘地位和无价值感的负面作用，通过文化建设来补偿农民经济相对收入越来越低的困境。
三是通过形式多样的文化活动来丰富农民的社会生活和精神生活。
总之，在目前的乡村建设中，如何克服目前庸俗的自由主义经济学家们为中国发展的拙劣支召的负面影响，重建中国农民自己的生活，对于农民在未来50年在现代化中的态度，将有决定性影响。同时，9亿或８亿农民的新生活方式若可以真正建设出来，则这种新生活方式将从根本上改变市场经济条件下人们消费型的纯物质的福利观。其中，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诸多智慧都有发扬光大的空间。这样的新生活方式可能不仅是中国人民的福，而且是世界人民的福。
3.乡村建设的研究
乡村建设不只是农民和国家的事情，而且是知识分子的事情。20世纪二、三十年代以知识分子为主体的乡村建设运动虽然因为时局混乱而没有取得重大成果，但知识分子关心民族兴亡，关注农民疾苦和农村命运的行动却十分值得今天的知识分子学习。
知识分子介入到乡村建设中的第一个重要行动是对农村的深入研究，特别是对乡村建设的深入研究；第二个重要行动是创造适合农民需要的文艺作品；第三个重要行动是科技下乡和技术下乡。一下仅就乡村建设研究的展开作些讨论。
乡村建设研究是一个涉及面广的领域，无论政治、经济、社会、文化、教育、环境乃至医疗卫生、水利工程，村镇规划等等都是乡村建设需要研究的对象。具体地，乡村建设研究领域可以大致展开
一是研究中国现代化的前景和出路，以确定中国乡村在未来发展中的处境，农民福利在未来发展中可能获得的状况。“人无远虑，必有近忧”，没有对中国现代化本身的清晰定位，不能理解中国现代化的整体状况，就不能真正定位乡村建设的步骤与活动。
二是研究再造农民福利的可能。而首先是从经济上判断农民这个庞大群体在现代化进程中的处境和他们行动的方向。同时要在文化上为农民设计适合他们目前生产生活状况的生活方式和价值系统。要提供不同的相互竞争的乡村建设方案，在理论上进行细致讨论，并可以在践中作些试验。当然，首先是理解当前农民在经济和文化上的处境。
三是在政治和社会方面以乡村治理为题展开研究。其核心是乡村组织制度的运作与农民一致行动能力状况的关系。扩展开来则内容庞杂，诸如乡村自治问题，农村政策法律下乡问题，农村宗族和村庄精英问题，均是需要深入研究的对象。如何真正理解当前乡村组织及农民的行动逻辑，理解政策法律是如何下到乡村与乡村接触并产生变异的，不同乡村会产生如何不同的变异等等。当前学术界和政策部门往往以想象的农村来制定政策，其结果，我们“好”的政策和法律总在乡村处于尴尬地位。是乡村错了，还是我们提供政策法律理论的知识分子与政策部门的官员错了？
四是在一些技术性的方面展开研究，尤其是将工程性的技术与人文研究结合起来，为建设适宜于农民目前生产生活状况又能为他们带来真正福利的生活方式、居住环境、村庄规划、组织体制以及文娱形式。此方面的研究内容极其丰富，乡村建设需要大量专家性的工程师和设计者。
以上四个方面的乡村建设研究，第一个方面的研究是宏观研究，实

际上是为乡村建设定位的研究。这个层面的研究需要对未来出现的各种可能有充分考虑。
后三个方面的研究可以看作是微观研究。微观研究更加需要有各种不同方案和创意相互竞争，最终找出最佳的乡村建设方案，找出既有利于农民现在，又有利于农民将来的福利增进方案。这些方面不仅需要有理论研究，而且需要大量知识分子进入到农村作乡村建设的试验。可以是单项的乡村建设实验，也可以是雄心勃勃的整体的乡村建设的实验。
目前的中国农村与20 世纪30年代的农村有很大的相似之处，即农村在衰败，农民的相对福利减少。“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的呼声四起，但目前的中国农村也可以说是中国历史上最好的时期，因为今天的农村问题是在温饱已经解决前提下的农村问题，是在农民可以占有养家糊口土地基础上的农民问题，是工业化已经完成，国家财政收入主要依赖工商业而不是主要依赖于农业的农村问题，是国家内政稳定，国力比较强盛背景下的农村问题。这样的农村问题，正是知识分子可以贡献智慧发挥作用的农村问题，正是乡村建设千载难逢的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