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型中的困惑：失地农民的精神显像

    关键词：土地观念    集体化      瓦解

     

    靠种地谋生的人才明白泥土的可贵。城里人可以用土气来藐视乡下人，但是乡下“土”是他们的命根。

    费孝通《乡土中国》

    城乡之间的实际差异，使得村中受过教育的年轻一代普遍存在着脱离土地的强烈冲动……他们实在不愿回到自己的土地上，像他们父辈一样生活。

    曹锦清、张乐天、陈中亚《当代浙北乡村的社会文化变迁》

    一、前言

    “我不知道这么好的土地盖厂房大楼干吗，以后要是没饭吃，还能回去种地么”，f村一80多岁的老人说；

    “土地是国家的，我又不能做主，大队卖了，分点钱也不错”，f村一50岁左右的中年人；

    “我不关心土地卖不卖，我想知道我能不能分到钱”，f村一20左右的在外就读大学的青年。

    有人说不理解20世纪中国土地的变革就不能理解整个20世纪中国的社会变迁。城哉斯言，或许正因为如此，20世纪的众多学者尤其关注中国的土地制度，在他们看来只有把握了中国的土地制度才能理解中国的革命，才能了解20世纪末中国的巨变。于是土地成为了他们关注的焦点，有些学者从历史的角度探讨了中国土地制度的变革，从中看到了现行土地制度的历史痕迹，有些学者则亲自进入农村社区，实地考察实际中的土地制度安排。在他们的研究中都承认了这样一个事实，中国传统社会的土地制度是一种名义上宣称的土地国有，所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但实质上这种土地国有制度在8世纪中叶以后就已经失去了实际意义，随着均田制的废除，在民间土地已经可以自由买卖，也就是土地的私有化，中国的土地私有是非常之早，这种私有性质鼓励了民间对土地的占有、兼并，成为中国又一“早熟”现象。在西欧土地私有是伴随着资产阶级革命的产物，直到17，18世纪才承认土地所有权归个人所有，在此之前西欧盛行的是领主制，农民在领主的土地范围内耕作。

    当新世纪的曙光刚刚照亮之时，中国的土地问题又成为了学界争论的热点。私有抑或国有，私了又公，公了又私，中国的土地还是遵循着这种千年反复的主题，这个主题到现在也成为了学者们划分门类的基础之一，土地已经超出了土地本身，带来的世纪难题尤其让人难受，私说私的理，公说公的理，仿佛是已经很难走到一块了。在实践的土地纠纷中，由于法律含义的含糊性，也造成了学者们研究的困惑。（于建嵘，2003；张静，2006）其实在实践的事件中或者对农民的调查中，我们完全可以得出这样一种结论，土地是国家所有的，至于法律上明确规定的“集体所有”只是一个象征式的意义，农民其实什么都很明白，在他们看来无论是自己的承包使用权或者集体所有权在面对国家时都要让步，“集体在合法的范围内，仅仅是国家意志的贯彻者和执行者。它至多只是占有着经济资源，并且常常无力抑制国家对这种集体占有权的侵入”， 我们只有在了解了这一点的基础上才有可能对失地农民的意念、行动做出合理的解释。

    其实农民的观念并没有学者们的忧虑，卖了就卖了，套用一句他们自己的话就是“我做不了主”，仿佛土地已经不是他们的了（法律上确实规定个体农民没有实际的土地所有权，但国家又规定了他们有长期的土地使用权），也不再是他们的“根”。失去了根的农民又是怎样生存的？在西方转型时期，很简单或者进城成为无产阶级，或者就成为流民，被政府转迁至殖民地。当代中国失去土地以后的农民既不能成为工人阶级中的一员，也不会成为无家可宿的流民，因为他们还有自己的房子（农村的房子在法律上严格规定不能买卖的，但事实上在某些地区宅基地已经开始流转），在当下的中国语境中，对他们的身份有一个特殊的称谓，被称之为农民工。

    按照传统的观念，土地无疑是中国农民的命根，“天地君亲师”土地是排在第二位的，在中国人的观念中，“天”具有一种宿命论的色彩，什么事情都可以把之归结为天，项羽打了败仗，就昂天长叹“天亡我，非用兵之罪也”，因此历代王朝更替也用天命来做说明，好像缺了这一条，这个朝代就不是合法的。所以天一旦被滥用了，容易入玄，带有神秘色彩，也正因为如此一般情况下老百姓很少去碰这个，反而有时候常常发泄对上天的不满。土地则不然，土地是实实在在的，而且是他们每天打交道的对象，几千年积累下来的精耕细作，土地早已融化成他们生命中的一部分，用费老的话讲就是“半身插入了土里”，任你拔也拔不出来了（费孝通，1998）。传统社会看重土地是与生俱来的一种直感，生活于传统社会的人把土地看的比什么都重要，一旦迫于生计不得不出卖土地的时候，也是他们为最痛苦的时候，因为土地是他们从父辈手中继承的传家之宝，如果没有守住土地，让土地从自己的手中丢失了，他们一生都会生活在自我谴责之中，他们死去后无法面对自己的祖先。而当通过自己的汗水购得一份土地的时候也是他们最为自豪荣耀的事情，他们感到自己为家庭、祖先争光了。

    尽管土地在传统社会中被人们如此看重，我们仍然可以看到每个王朝尤其是在到它没落的时候出现的大量土地兼并现象，以至于大量小农成为佃农、雇农，还有的就成为无家可归的流民。翻阅中国的历史书籍，这几乎是每个王朝没落时候的典型特征。为什么会造成这种现象呢？主要是因为地主豪绅在****王朝衰弱的时候已经无法受到中央集权力量的束缚，可以自由的在地方强取豪夺，成为大地主、大庄园主。其次，每个王朝新建的时候都会采取休养生息的政策安抚百姓，如减免役税、保留他们在战乱时期获得土地，一段时期的修养，逐渐造成了后来人口的膨胀，人口逐渐增加了，而耕地却日益紧张，最终出现了大量的无地农民成为政局不稳的最重要的因素。王朝****时代的土地兼并是不可避免的，因为我们从春秋时期原来的土地国有制已经名存实亡，在私下里土地已经可以自由买卖。因此在中国传统社会中，名义上仍然宣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而实质上，在民间，土地可以自由买卖，按照契约成为土地的所有者。在现实的生活中不可避免的就会产生兼并，因为天有不祥之年，人有生老病死，这些都会促成土地的兼并。而一旦产生土地兼并，失地农民就产生了，在中国历史上，失地农民的情况也是异常复杂的，有的会成为佃农，有时候还会永久持有土地的租佃权，就是拥有田面了。有的则沦为地主的雇农，成为地主家的长工，最惨的是离乡背井，成为流民。正是如此，历代农民起义都会有一种土地均有的萌芽思想，到了明末李自成起义，则明确提出了“均田免粮”的口号。

    二、变动中的土地观：f村的土地心理

    中国土地的私有性质实质上成为了农民重土观念的制度基础，经过几千年的积累，这种观念已经有了深刻的文化积淀，在土地之上附着着层层含义，甚至与人的生命挂上了钩，土地成为了“命根”。这样的观念不是一时的变革并所能打断或者抹掉的，然而我们通过调查也意识到新一代的人对土地的重视已经大不如从前了，甚至都有某种冲出土地束缚的强烈渴求。本文通过对浙东f村土地征用过程的农民心态，试图对土地观念的变迁做出某种解释。

    浙东f村是离县城较近的郊区村，80年代中期当许多农民还在经营着承包而来的几亩土地维持着生计的时候，f村的大多数人早已脱离的纯粹的耕作，在乡镇企业做工兼职。但是在此之前f村则是完全依靠农耕的农业村庄，只有在闲暇的时间才会有手工劳作，例如纺纱，这些都是以工分计算的。人民公社解体，乡镇企业兴起，吸收了的大量的农村业余劳动力。乡镇企业的发展成为了农村社会转型的关键性要素，也改变了农民的职业，从之前的种植为主转向了以工为主附带耕作，而且这种转型逐渐导致了一些农民脱离土地进入城镇，彻底告别了农民身份。但大多数的f村人是边工边耕的状态，这种状态至2002后宣告正式结束，这一年f村的大量农田被征用，只留下了少量的田地种植蔬菜。这一年f村所在的乡镇正式撤消，f村被编制为街道下面的一个行政村，其户籍仍为农民，从一种农民工转变成为了另一种农民工（陆学艺《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中把农民工分为两类，一类是离土离乡的农民工，另一类是离土不离乡的农民工，但其实也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再细分，没有纯粹的离土农民工，即使在外打工仍然会保留自己承包地。另外一种情况就是无地可离，那就是失地农民，他们完全依靠打工过生活，一旦失业也无法回到土地）。从这个意义上讲，被征地之后的失地农民是真正意义上的农民工。那么，2002年之后的f村村民就成为这种保留着农民户籍的“工人”。

    当土地再一次成为焦点之后，失地农民的抗争以及由此导致的一些群体性事件成为某些学者的中心议题之后（于建嵘，2005），我们再回来反思土地的征用到底意味着什么，对被征地农民将意味着什么？学者们对待这个问题时产生了两种的态度，些学者认为失地农民是现代化、城市化过程不可避免的产物，他们认为征地也给农民带来的更大的机遇，通过征地完成了农民向城市居民的转变，只要城市给予失地农民必要的保障就可以解决他们的困难，而其中最主要的是给予农民足够的谈判权利，这个谈判权利首要条件就是农民对自己的土地拥有所有权。而另外一些学者则认为失地农民将会给社会带来不稳定的要素，容易发生一些反抗性的群众事件，要避免这些事件的产生就要把农民组织起来在征地过程中与国家进行协商。从中我们可以看出两者对征地的估计虽然态度不同，但是他们结论却是一样的，就是首先明晰土地的产权，而土地私有化可称是最佳选择。针对征地事件来讲，土地私有化于情于理都可以讲得通，但如果把之放在一个更大的社会背景下讨论私有，这种情理是很难讲通的，因为对中国农民来讲，土地不仅是生存资料的来源，而且也是重要的社会保障，一旦失去土地，他们再也无安身立地之所，我们现在可以安心于农民工进城打工的双赢结果，一旦农民的生理年龄或者疾病的因素使他们不能承载城市工作的压力时，就要返回家乡，而此时如果没有土地，对他们来说是最要命的。这样的情况很快就会变成类似于解放前的状况，土地问题将再次成为矛盾的中心。

    征地是在平静的过程中发生，f村并没有什么抗议国家征地事件的发生，也没有要死要活的赖着土地不给，一切都是那么的安静。其实回顾国家的城市化过程中，我们也很难发现有抗争国家征地行为的事件发生，而主要的斗争焦点往往是在征地之后对村干部或者一些部门私自扣留征地款项有关。从中可以看出对于国家农民采取了一种理性的态度，一种绝对服从的态度，即使土地征用补偿的标准很低，他们也不会贸然与国家抗争。而对于基层部门的扣留征地款或者中饱私囊，农民就会发生过激行为的抗争。这在f村也是如此，面对国家工业征地他们没有丝毫的反对意愿，而对村干部私自的批地或者贪污行为马上就会有闹事事件发生。这种观念，基本上是沿袭的一套古时的传统，即皇帝可以随意做某事，可以任意征用子民的东西，但是一旦基层官员随意的话就会遭到反对。在当代皇帝则变成了国家，而基层的行政官僚仍然是一样。用上访农民的意见来说，中央是好的、英明的，而基层官员为了自我利益曲解了中央政策（应星，2002）。农民的态度就是对下不对上，即便是对下，现在的f村人也基本上不会发生过激行为，而只能从口头上发泄一些不满，这可能是处于弱势群体位置的人们的一个普遍行动逻辑，用言语上的过激代替行动上的乏力。

    2002年f村土地被大量征用，政府一次性补偿了1000多万元。其后村委会留了一半，其余一半均分给村里的每一人；以后的时间随着村委会公布的钱款越来越少，不少村民又起来强烈要求把余下的征地款摊分给村里人，于是每年的年末村里人会大量聚集在一起，要求村干部分钱。这样断断续续又分了两次，此后村里也无钱可分了，村民也归于平静。正如工业革命深刻的改变了人类的社会进程一样，征地也正式宣告了f村人另外一种生活的开始，从此他们在也吃不上自己种的粮食了，而是通过市场来买粮食吃了。从此家里的镰刀、锄头、手拉车等将被搁置在旁边了，甚至被当作废铁卖。

    一个村庄的传统是在历史的脉络中逐渐形成的，从历史的纵向观察来看，f村也发生过敢教日月换新天的事情。或许从这些事件中我们可以看到今天f村人的心态由来。

    1、土改对农民土地意识的冲击

    在f村的村庄记忆中，均分土地并没有给他们带来巨大的震撼，因为f村在解放前主要也是以自耕农为主的村庄，村里人或多或少都有自己的土地，少的人则会租借一些土地或者远赴外地到大城市打工。只有******的税收成为了f村人不堪承受的负担，有时还会面临着随时抓壮丁的危险，如果没有******的沉重赋税，f村的人依靠自己的田地完全能实现自我温饱。解放之后，共产党迅速推行土改政策，一些贫农被推到了f村的前台，原来的一些豪绅地主就靠边站了。其中给f村留下最重要的记忆莫过于地主的倒台。Q本来是f村重要的头面人物，其一生在f村的村人看来都是中规中矩的，他花费了自己的一生积蓄终于在f村盖上了最好的房子，为了盖房子他也卖了不少自己的土地，但是在土改之后一下子房子与土地都没了，自己辛辛苦苦盖的24间房子全被政府没收，而盖的房子一部分分给了贫农居住，留了大部分成为了村干部开会的地点，到后来成了人民公社的办公楼。

    这个事件无疑给f村的人留下了深刻的记忆，以至于八九十年代的中年老年人都会时常提起，他们经常挂在嘴边的话就是“你这么辛苦干吗，看人家Q辛苦一辈子，盖了24间房子，到头来自己住的却是24间房子后面牛拦屋”。这个事件的本身在土改中并不具有什么特殊意义，当时全国的形势都是如此，但是它却给了f村人永久的心理记忆，这种记忆让他们直接在心灵上接触到了国家的力量。以往的时候，面对着苛捐杂税都会化为村庄的自我事物，他们只能在外在的强制下接受国家的触角，而土改则把国家的触角直接打入到了人们的心中，面对国家你必须绝对服从，否则吃亏的只能是你自己。

    土改在强大的政权动员面前迅速激活，村里的本来的一些败家之人却突然之间迎来了春天，他们成为了村庄的实际的管理者，一切都让人感觉天翻地覆，穷人当家作主了，农民沉浸在了收获土地的喜悦上。此时的国家行政力量也已经在基层建立起来，国家的行政指令能立即在基层获得响应，农民的心态也悄悄的发生了变化。

    土改之后平稳运行了几年，合作化运动开始在各地水涨船高，没有什么的刻骨铭心、伤痛欲绝，f村的人都自愿的把土地证交给了集体，一切都是那么的顺利。周晓虹在分析合作化时期农民的心态时就认为合作化之所以没有遇到苏联集体农庄时期那样的反抗，主要的原因是土改以后国家的政治、行政力量的压制，当然他也注意到了农民的经济动机。“新的国家必须超越传统的国家行为规范而行动。它不仅深入到乡村一级，而且干预到农民家庭和宗族的决策。它不仅重组乡村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而且控制农业产品的生产、交易和分配”。土改影响到了乡村农民的精神生活，由此开端到了集体化时期，农民不再是为自己、家庭耕作，而是为了集体而劳作，持续时间累积逐渐造成了农民自我土地观念的淡泊，而把土地当作为国家的，进而又影响着劳动的积极性。但是传统的土地观念也会在集体化松懈的时期表现出来，自留地就是原来的土地私有观念的另类表达，把自留地当成了自己的土地，对自留地花费大量的时间耕作，而一旦劳作集体的土地则随便瞎糊弄几下。不管怎么说长期的实际上的土地国有慢慢的开始瓦解农民的重土观念，农民的精神世界开始脱离土地，不在以土地为根本。

    2、现代市场经济的冲击

    80年代改革开放，农村实行家庭承包制。大集体化又终于向中国传统的小农低头，重新回到了以家庭为核算单位的小农经济。然而国家并没有完全的回归传统，而是在集体的基础上对传统进行了改造。把土地的使用权与所有权脱离出来，土地使用权承包给单户的小农，但土地的所有权仍是集体所有制。这样的土地制度是与先前的人民公社是一脉相承的，国家或者集体仍然控制着土地的最终归属权。而农村相对不稳定的调地制度根本不能促使农民与自己耕种的土地产生传统时期的深厚感情。农民几年一次的轮流换地制度就像是警钟一样时刻的敲打农民的土地观念，即土地不是他们的，土地是国家集体的，他们没有随意处置土地的权利，“我们没有自己的土地，我们只是种地收获自己的粮食养家糊口”。

    国家的土地所有逐渐造成了农民私有土地观念的薄弱，而现代市场经济的冲击则强烈驱使着农村的新一代要摆脱土地的束缚（曹锦清等，2001）。80年代以后城市消费、电视广告不断的吸引着青年人进入城市，渴望成为城市居民，那时的居民户口对农村来说有着巨大的磁石效应。在f村也不例外，80年代为了摆脱土地、脱离农民户籍，很多人希望在县城买个居民户口。而那时的居民条件非常苛刻，对于还在半耕半工状态的他们来说根本没有这个能力改变自己的户口，即使是先富起来的那些人也不愿意花费如此大的代价去买个居民户口。但是很显然，随着市场经济的深入，在农村，货币逐渐开始占据了农民的中心位置，金钱观念开始横扫农民的心灵，而土地则再也不能回到从前的那种统治性的观念了。以前农民用货币来换土地，现在则是土地让位给了货币，货币逐渐成为他们的核心观念。在土改之前，农民辛苦忙碌最大的意愿就是希望能获得土地，即使土改之时，为了得到土地许多原本在外已经落脚的人，会回到家乡参加土改，分得一些土地后重新在家乡定居。可见在那时土地还在农民心中占据着重要的位置。但是80年代之后土地的集体化使得农民没有自我处置土地的权利。回顾整个现代化的过程，我们可以看出任何一个成功现代化的国家都是在城市化过程中吸收了大量的农民，早先的现代化国家起初使用的暴力和铁血政策，而后发的国家就是利用城市的消费理念刺激农民，通过和平的方式实现转型。

    因此，一旦市场经济的机制作为资源配置的主要方式时，它所附带的一些观念思想也随之冲击着人们的头脑。农民不认为自己一生在土地上耕作是一种让自己值得的生活方式，他们也不愿意拿起锄头去做这些费力的体力活，相反城市的生活状态成为了他们的羡慕的对象，由此，土地也成为了他们生活的累赘，现在的f村年轻人基本上是在外读书，即使没有读书的都是以工厂打工为主，传统的农业耕作对于他们来说已经相对陌生了，他们也不知道怎么样种植粮食、蔬菜，如果现在还认为他们是把土地当作命根的一代的农民，那简直是不可思议的，他们现在关心的是如何赚钱过上城市人的那种生活。土地已经与他们的生活挂不上钩了，脱离了他们生活的体验范围。这时候国家征收土地适当用钱补偿，这是他们很乐意看到的一件事情。

    三、结语

    前文的开头我引用了f村三个年龄阶段人的原话，或许他们的实际行为更能说明他们自身对土地的态度。在f村征地之后的几年，被征收的土地并没有一开始大兴土木，而是荒废了一段时间，这时候村里的一些老年人又拿起锄头在那边开荒，种上了水稻，而一些中年人则在旁边开了一些土地种植蔬菜。在那里你几乎看不到村里青年的身影，你看到的是他们骑着摩托在村子马路上奔驰的身影。从中我们可以看出明显的差异，何以三代人不是一致的反对征地，或者是三代人不是一致的愿意土地被征用了。有人会以笔者个案典型的不完全，或者个人心理差异为由说这个结论是以偏概全，但笔者对f村的调查却明显的显示出，老年人基本上是忧心忡忡；中年人则极力希望卖了的土地的钱要分到他们的手里，希望村里留点自留地；青年人的态度是能有钱分好自然好。土地的重要性在他们的观念中日趋于淡泊，明显的呈现因年龄阶段性不同而出现的意见分层。

    我们把征地事件与农民的土地观念联系起来考察时，会发现农民的思维远比事件本身的意义要复杂的多。一方面国家的征地过程波澜不惊，另外一方面年龄的差异造成的观念差异又深深的在农民心中产生了复杂的心理反应。他们把征地毫无疑问看成是国家理所当然的权力，其中又夹杂着一些不可体会的隐藏在内心世界的焦虑， “我们以后吃什么”这是在外读书的f村青年人所没有的焦虑，但是留在f村的年轻人却并不能摆脱这个焦虑，他们有时候就会以“国家总不会让我们饿死”为借口逃避着笔者的追问，其实他们的实际行动已经在表明的他们的担心，那就是希望自己的孩子好好读书，拼命的花钱送孩子到县城的中学就读，这些行动在有意无意之间预示着他们内心的不平静。

    回到征地事件的本身，对比仅仅还在五六十年前还把土地作为自己命根的农民来说，这种态度尤其让人惊讶，是什么促成了他们的转变，征地之后的他们依靠什么生活，为什么而生活，笔者已经在上面做了一些原因的探究。之所以特别留意从农民的土地观念变迁上去考察农民的心态，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我们忽视了农民的精神世界。这几年无论是三农问题也好，农民工问题也好，我们从外在的环境中给予了他们的很多考虑，但我们唯一没有注意到的是他们的精神世界的变化。我们不知道农民到底在想什么，想要什么，我们又怎么能去改善他们，保障他们呢。也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外在的一些措施还远远不能达到填补农民尤其是失地农民精神上的空虚，我们可以看到在f村已经存在着一种及时的消费主义，就是把用集体土地分到的钱来盖房子、买东西，有钱就大手花的超前消费，同时还有赌博等不良习俗的发生，种种行为都在提醒着我们不能忽视对农民的心理进行有意义的探索。

    如果从一个大的方面来讲，土地无疑是以前农民最重要的社会保障，有了土地意味着拥有了自己生活的一切，这是传统农民社会的根深蒂固的观念。而当代中国社会的剧烈转型，实在发生的太快，用时间去衡量只能说是仅仅是几十年，用几十年对比几千年的传统观念带来的震撼可想而知。因此当代社会对失地农民来说，用什么东西去填补土地这个空白使之成为农民的生活支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具有实在意义的课题。我们知道在城市是最低生活社会保障以及一些相配套的措施，但在农村根本没有，只不过f村处于中国沿海发达地区，使他们也享受到了一些优惠如现行的养老保障、医疗保险等。但是这些都不能解决以后的长期生活问题，如何找到一项替代土地成为农民心中的生活依靠的措施仍然是我们所继续要探索的，当然不能仅仅停留在物质补助的阶段。

    参考书目：

    费孝通：《乡土中国 生育制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

    曹锦清、张乐天、陈中亚：《当代浙北乡村的社会文化变迁》，上海远东出版社，2001年；

    于建嵘：《农民是如何失去土地所有权？》，文章来源http：//；

    《土地问题已成为农民维权抗争的焦点》，《调研世界》，2005年第3期；

    张静：《现代公共规则与乡村社会》，上海书店，2006年。

    周晓虹：《传统与变迁：江浙农民的社会心理及其近代以来的嬗变》，三联书店，1998年。

    周其仁：《中国农村改革：国家与土地所有权关系的变化》，《中国社会科学季刊》，1996年秋卷。

    应星：《大河移民上访的故事》，读书、生活、新知三联书店，2002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