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解农村地区贫困——生态脆弱格局的对策

   摘要：解决贫困问题,也就是解决了生态保护问题｡反贫困不仅仅是单纯的经济增长,而应该是经济､社会､生态环境的协调发展｡破解这种空间､生态､贫困合为一体的布局,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一是提升教育与科技水平;二是实施生态移民工程;三是加大转移支付力度;四是生态富民建设;五是发展劳务经济｡

　　关键词:农村地区;贫困;生态脆弱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村绝对贫困的发生率和贫困规模呈逐年下降趋势,但是2004年绝对贫困人口仍有2 610万｡这些贫困人口所处的生态区位大多为脆弱带:60多个国家级贫困县处于草原退化和土地沙化区;40多个国家级贫困县处于水源严重短缺的干旱缺水区;130多个国家级贫困县地处黄土高原水土流失严重区;40多个国家级贫困县是石灰岩分布区;50多个国家级贫困县处于秦巴山区;40多个县分布于横断山脉高山峡谷封闭区;其余的国家级贫困县多分布于东部自然灾害多发区｡
　　由于我国农村贫困县大都在丘陵､山区,这里高差大､坡度陡､土层薄､土质差,贫困深度与海拔高度成正比,平原地区的贫困户的收入好于丘陵贫困户,更好于山区贫困户｡另外,少数民族聚居村的贫困户的收入水平较陆地边境县和革命老区县的贫困户差｡这些贫困户得到的外界援助不足以改变贫困的厄运｡2003年,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当年遭遇严重自然灾害的村的比重占56.3%,平均每个村当年收到救济､救灾款的比重为9.6%,当年收到过救济救灾款物的农户比例为7.3%｡由于入不敷出,农村生态脆弱地区脱贫艰难､生态可以恢复原状的机会小｡此类地区生态退化与经济落后互为因果,其贫困多为生态型贫困｡生态贫困地区自然生态环境和生产条件差,灾害发生率高,因此脱贫之后又很容易返贫｡
　　有鉴于此,农村地区应改变等､靠､要的思路来解决自身困难｡对农村生态脆弱地区来说,消除贫困和保护生态是一个统一的整体｡“解决经济贫困问题,也就是解决了生态保护问题,也就是解决了贫困—人口增长—生态环境破坏—加剧贫困的恶性循环问题｡反贫困不仅仅是单纯的经济增长,而应该是经济､社会､生态环境的协调发展”[1]｡破解这种空间､生态､贫困合为一体的布局,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1.提升教育与科技水平
　　农村贫困地区经济发展落后是以教育滞后和科技不发达为背景的｡人口素质不高是产生贫困的主要原因,也是农村贫困地区生态建设和经济发展的主要障碍｡农村生态脆弱地区贫困问题的解决,不仅需要形成经济发展､社会进步的客观环境,而且更要通过开发人力资源,提高贫困者的素质,尽快增强贫困者的自我生存､自我发展能力,从内部打破生态贫困的恶性循环｡
　　新增长理论的代表人物卢卡斯认为,对人力资源投资不仅能使自身的收益提高,而且还可以使其他投入要素的收益递增,从而使经济增长得到强化｡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的实际也表明,文化程度的高低决定家庭收入的多寡,导致收入差距的最持久源泉是人力资本的差异｡可见,农村地区摆脱生态贫困的途径主要靠人力资源优势的提升｡
　　农村贫困地区的资源必须转换成产品才有效益,农村转变落后面貌最终落实到以人才为载体的创新能力｡农村贫困地区开发应当放弃用生态资源换取财富的路线,而应以人力资源开发作为改变贫穷面貌的途径;打破经济技术梯度推移理论的束缚,通过注入或激发科技要素,以科技增量盘活农村地区已有的物质或资本存量,实现社会生产力的跨越式发展｡农村贫困地区现有生态格局能否保持稳定的关键因素是科技进步,即技术进步使耕地和资源提高利用率,抵消人口增长对生态资源利用产生的巨大压力｡
　　农村的社会事业发展问题,其中最突出的是教育和卫生问题｡这两个问题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们影响到农民的素质提高,也影响到这代农民贫困,下一代农民能不能摆脱贫困的问题｡授人以鱼莫若授人以渔,为使农村贫困地区拥有自身发展的源动力,农村学校､医疗基础设施等硬件的改善,要与提高人口素质及降低常见病发病率､提高生活质量等软环境建设的目标相统一;发展基础教育与提升科学教育水平工作相统一;开展职业技术教育与普及推广农村实用技术活动､提高就业率相统一｡由于一些农牧民知识水平较低,接受能力较差,在向他们传授知识时,最好通过示范､授课和田间培训形式｡对少数民族群众进行培训,培训材料最好采用文盲半文盲的贫困农户也能看懂的图表,对于不会讲汉语的少数民族群众,培训材料应当使用他们的当地语言｡培训内容不仅限于农业技术,还应包括改变农村人口“穿在银上,用在鬼上”的落后观念,教会他们财务管理､职业和生活技能等方面的内容,特别是教会他们商品经济意识和发展非农产业的知识｡
　　2.实施生态移民工程
　　生态移民是指为了保护生态环境,将生态脆弱区的生态超载人口迁到生态人口承载能力高的农业区或城镇郊区,从事农､牧业和农畜产品加工业,且应不以破坏迁入地的生态环境为原则｡农村贫困地区生态环境十分脆弱,并呈现生态结构趋于单一､区域性破坏､结构性解体和功能性紊乱的发展态势,生态建设效果的可持续性较差,生态移民工程是改变这种状况的可行办法｡通过生态移民可以减少农村生态脆弱区的人畜承载量,有效地减轻人畜活动造成的水土流失,巩固小流域治理成果,提高小流域治理效益,消除生态贫困｡国际上把生态移民作为解决农村地区人口负荷过大､改变当地生态赤字状况､缓解农村地区生态退化的一项重要措施｡美国西部荒漠化问题也很严重,美国政府采取了疏解人口和进行产业结构调整,利用天然降水建设国家公园､荒漠保护区和荒漠旅游区,使生态环境得到自然恢复｡进行生态移民,减少生态退化地区的人口压力在中外生态贫困治理中概莫能外｡
　　由于农村地区生产要素的严重短缺和移民文化素质较低,目前的生态移民仍然以从事第一产业为主,对自然资源和自然环境索取仍然很大,移民收入也非常有限,很难走出“贫困—生态恶化—发展缓慢”的怪圈｡针对以上情况,农村地区在进行生态移民前,要对生态移民地区的人口生态承载力进行研究,在此基础上确定所需移民的规模,同时严格测算当地省区绿洲､城镇可容纳的移民数量,据此设立当地的移民基地｡另外,生态移民工程应该打破行政界限,在全国的地域范围内进行规划;对于从农村地区生态保护和建设中受益的河流下游和东部地区,有义务设立移民接受基地,承担移民的就业､产业转型和教育义务｡在进行生态移民后,农村地区要痛定思痛,牢记人口增长过快,人口､资源､生态失调的恶果,采取一系列措施维持本地区的生态平衡｡首先,严格控制人口数量,对实施计划生育的农村进行鼓励,把人口自然增长率真正降下来｡其次,大力发展各类教育,提高人口素质,提高农民的文化知识和信息吸收能力,发现和培养当地的企业家和各类人才｡最后,加快小城镇建设,促进农村人口向城镇转移,缓解人口对水土资源的压力,避免再出现新的“生态难民”｡
　　

　　3.加大转移支付力度
　　生态环境是不存在国界边疆的,农村地区生态退化都有可能影响到周边生态系统,如果放任这种破坏,必将影响到整个经济社会的发展｡加大农村地区的投资力度,对农村地区因生态建设而造成的财政减收,应作为计算财政转移支付资金分配的一个重要因素｡另外,农村地区财政缺口较大,没有能力支付长期生态建设的资金能力｡对于整个国家来说,资金的流动成本远低于人口迁移的成本,生态移民只能是解决生态环境极端脆弱､缺乏生存条件的地区,转移支付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有效遏制区域发展不平衡的趋势｡但目前“转移支付没有起到明显缩小地区差距的作用,其原因除了资金的使用效率较低外,可能在于转移支付的资金分配不科学和不公平”｡
　从2004年全国各地区农村居民获得的转移性收入看,越是发达的地区得到的越多,作为贫穷落后的农村地区得到却越少｡上海､北京､福建和浙江这些发达地区的农村居民获得的转移收入位居全国前四名,所获转移性收入为全国平均水平的2~4倍,而农村贫困县较多的不发达省区得到的却很少｡以西部地区为例,在西部地区中农村居民获得转移性收入最多的是宁夏,仅为上海的1/3;农村居民获得转移性收入最少的是新疆,不到全国平均水平的1/2,为上海的1/8｡这种嫌贫爱富的转移性支付,更加剧了贫富分化的“马太效应”｡
　　目前,我国财政收入很少由富裕省区转移到贫困省区｡每一个地区都或多或少在财政上独立,公益开支取决于该地区所能征集的税收｡在现有体制下,农村地区与发达地区差距扩大,为农村地区社会的不稳定埋下隐患｡对此,国家应采取适当税制改革措施增加中央政府财政收入,以转移支付的形式扶植推动落后的农村贫困地区的生态建设和经济发展,缩小农村地区与发达地区的距离,而不是像现在这样促成贫富的两极分化｡
　　4.生态富民建设
　　“生态家园富民工程是以可再生能源建设为切入点,以改变农户传统的生产和生活方式为目标,以农户为单位的各项技术和工程措施的配套组合”,成为生态建设与经济协调发展的重要举措｡生态富民工程是以建设农村户用沼气为纽带的各类能源生态模式工程,同时根据实际需要,配套建设太阳能利用工程､省柴节煤灶和小电源工程,使土地､太阳能和生物能资源得到更有效的利用,形成农民家庭基本蔬菜生活单元内部的能流和物流的良性循环,达到家庭温暖清洁化､庭院(园)经济高效化和农业蔬菜无害化｡通过生态家园富民工程,可以发挥不同类型生态环境的多种价值,并与社会经济发展更加紧密地结合起来,可以把有限的财力集中于农村贫困地区的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的大业上来｡
　　在实施生态富民家园工程过程中,国家必须拿出促进民族地区发展的诚意和行动,由政府牵头协调各部门共同帮助贫困人口建设生态富民工程｡比如,林业部门帮助建沼气池,水利部门帮助建水池,农业部门帮助建大棚和改造畜禽圈舍｡政府还须提供适当贷款和资金投入减轻农民投资负担,提供技术和信息服务,促进农民掌握更多的知识,实现更多的经济效益｡农牧民是生态环境的建设者,又是生态环境的破坏者｡只有通过农村贫困地区当地居民合理､适度地进行经济开发和科学的生态建设,来减小生态环境的脆弱性,才能实行在建设生态环境的前提下实现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双赢｡
　　5.发展劳务经济
　　农村贫困地区“谷贱伤农”屡见不鲜的原因是,由于农产品的价格和收入都具有缺乏弹性的特征,没有其他技能或者不愿意离开土地的农民会尽量增加产量以便在不利的市场竞争面前能有一个好收成｡但是,如果单纯增加农产品产量是达不到增加农民收入的目的,因为农业基础设施的改善,科技水平的提高,农业产业化水平的提高,对先入者可以起到增加收入的好处,但是,当这种具有正外部性的条件使整个农村得到改善时,对于广大农民来说经常出现增产不增收｡
　　所以,摆脱贫困更多地要依靠农牧业以外就业空间的拓展和农牧业后续效益的增加,发展劳务经济是增加农牧民收入的重要内容和有效途径｡劳务经济是指大量的农民离开乡土,向用工单位提供劳动服务获取工资性收入的一种经济现象｡农村贫困地区可以选择农业带动型､非农业拉动型和异地扩张型劳务经济模式｡通过发展劳务经济,农村劳动力的身份就从农产品的供给者变成农产品的需求者,就会出现农产品供给曲线向左移动;农产品的需求曲线向右移动｡供给曲线与需求曲线形成新的均衡点,农产品的价格能够不断随着农村劳动力的外移而提高,既解决了农村富余劳动力问题,又提高了当地农产品价格,还可以减轻农村贫困地区的生态压力｡某种程度上说,农村贫困地区发展劳务经济能起到一箭双雕的作用｡
　　总之,农村贫困地区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并不是一个简单的社会学问题,而是涉及到政治､经济､文化等诸多领域的综合性问题｡由于生态环境具有外部性的特点,当环境污染问题出现后,其危害也不仅仅指向当地,而是危及整个自然､社会和谐运行的机制与可持续发展的实现｡农村地区地域辽阔,生态环境复杂多样,生态建设和经济发展无法按照固定模式进行刻画,必须根据各地实际情况,更多地重视脱贫致富,尽快在开发中解决温饱问题｡既不能以牺牲生态环境为代价换取社会经济短暂快速发展,也不能以社会经济停滞不前为代价求得生态环境的恢复与重建;既不能无限制地改造生态环境和掠夺自然资源,也不能完全否定人类消费自然资源和改造生态环境的必要性｡
　　参考文献:
　　[1] 汪中华.中国少数民族地区生态建设与经济发展的耦合研究[M].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6.
　　 王洛林,魏后凯.中国西部大开发政策[M].北京:经济管理出版社,2003.
　　 方炎.农业可持续发展的政策､技术与管理[M].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20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