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化与县政发展

中国在上个世纪末所经历的现代化过程可称之第一期现代化，其主要特征就是由国家政治权威划出特定的地点，率先进行经济现代化的实验。在进入二十一世纪之后，更确切地说，自胡温体制形成之后，中国现代化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可称之为中国第二期现代化，其主要特征就是实验地点向内地全面推进，由经济层面向社会政治层面快速拓展。[①]在这个阶段，县级政府将发挥重要作用，第二期现代化要想取得成功，有必要需要在这一领域取得突破性进展。[②]
 
一、第二期现代化的含义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邓小平启动了中国第一期现代化，其主要的特征是在中央政府主导，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实行改革开放，选定若干地点，引入境外资金、技术、信息、市场等要素，让少数地区迅速步入现代化快车道。这一阶段的现代化可称为点式现代化，有四个特征需要把握。
 
首先，现代化过程主要集中在沿海少数地区。邓小平开始启动现代化时，没有足够的把握，所以先在毗邻香港和台湾的地区选几个点试验一下，这就出现了四个经济特区（后来海南省成为第五个经济特区）。稍有成功之后，中央政府就进一步开放了十四个沿海城市，并提出“实施沿海地区发展战略”。这是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现代化的主旋律。进入九十年代，上海又成为点式现代化的排头兵，短短十年，取得了令人嘱目的发展。沿海少数城市的发展同时带来动了沿海省份的发展，广东、浙江得益于点式现代化模式，经济迅速发展起来，多年来领先于全国其他省份。
 
第二，经济现代化几乎是唯一的目标。第一期现代化的启动得益于思想的解放，邓小平将阶级斗争为纲的路线改变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路线，为第一期现代化扫除了思想上的障碍。随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发展是硬道理”成为尚方宝剑，可以用来对付来自左的或来自右的各种批评或反弹。在理论上，这种道理可以有各种各样自圆其说的论述，但在实践中，在地方官员和商人的理解中，那就是“闷声发大财”。二十多年来，政府和民间的思想其实是非常一致的，那就是“赚钱、赚钱、赚钱”。有关社会和政治变革的思想，只在部分知识精英那里表现得比较明显，对实践界（无论是政府还是民间）影响较小。经济发展成为第一期现代化唯一的意识形态。
 
第三，中央政府全面主导现代化过程。第一期现代化尽管一度以权力下放为重要特征，但其主要目的是为了经济改革，为企业松绑，放下具体管理事务，不仅中央政府要放，地方政府也要放。对于现代化的整个过程，中央政府则是全面主导。在与地方政府的关系上，权力要放要收，中央政府尽管会审慎思考，但绝对是单方决定。最关键的是，点式现代化是由中央政府圈定的，在什么地方进行，进行到什么地步，由中央政府说了算。
 
第四，现代化内容（资金、技术、管理）主要由境外引入。中央政府尽管可以确定现代化的地点和范围，但现代化内容中央政府供给不出来，开放的目的就是要从最便利的地方引入境外的现代化内容。这如同在一个巨型病人身上寻找合适的地方，插上几个管子，让新的液体从外面流进来，先改变局部，进而改变整体。在对中国大陆进行输液的过程中，香港、台湾、日本、美国等先后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广东、福建、浙江、上海因此而受益。第一期现代化过程中，内生的东西也很重要，如异军突起的乡镇企业，但这些企业最终能成功发展的，也多在沿海地带，而且借助了境外因素。
 
自2001年11月10日中国正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后，意味着第一期现代化模式的终结。中央政府尽管还可以在某些地区进行这样那样的实验，但集中境内外的资源，扶持少数地点搞现代化已经不合时宜。2002年十六大召开后，新的领导层提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概念，这意味着中国开始了第二期现代化模式的探索。随着科学发展观，和谐社会等理论正式进入执政党的权威文件，说明第二期现代化的理论框架和发展战略渐渐成型。与第一期点式现代化相比，第二期现代化可称为面式现代化，具有一些不同的特征。
 
第一，现代化过程由沿海地区向内地全面扩展。进入二十一世纪，特别是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后，中国日益融入全球化的浪潮。第一期现代化那种打点滴的方式已经不可行。全国各地都要直接面对外部世界，全面拉动现代化进程。当然，内地与沿海毕竟有很大的落差，先行现代化的沿海地区在帮助内地现代化方面可以发挥重要的作用。内地政府提出“内引外联”的口号就反映了这种作用。中央政府实施西部开发、东北振兴、中部崛起等战略证实了这种趋势。这种战略口号带有第一期现代化的色彩，也就是找个地方，集中精力和资源，进行重点发展。不过，当沿海地区、东北地区、西部地区、中部地区都相继成为重点之后，“点式”的意义就不那么重要了，全国各地都纳入了现代化过程。大家都特别重要，那就一样的重要。
 
第二，现代化内容从经济领域逐步推进到社会政治领域。邓小平说过基本路线一百年不动摇的话，因此，不出意外的话，在很长时间内，经济发展在政府施政中会保持优先地位。不过，第一期现代化的GDP主义积累了难以承受的社会政治问题，如果不调整发展战略，经济发展本身也会难以为继。有学者认为，中国发展战略应该实现转型，也就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转到以国家建设为中心，尤其是加强国家制度建设。[③]2005年2月19日，******在中央党校的讲话将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表述为“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这已经显示出重要的转变。2007年6月25日，******在中央党校的讲话中，围绕邓小平时代定下的基本路线，阐述新的战略思想。概括地说，就是在经济建设的基础上，推进国家建设。国家建设，最终服务于******所说的社会主义制度的首要价值，在目前阶段，这种建设要对经济发展形成帮助，而不是阻碍。抓民主是为了促发展，而不是阻碍发展。
第三，现代化的主导力量将由单方变为多方。第一期现代化过程中，地方政府和民间力量发挥了某种主动性和创造性，但整个现代化过程是由中央政府主导的。随着现代化过程全面地展开，尤其是随着中国日益深入地卷入全球化的浪潮，中央政府单方主导的模式会发生改变。一些研究全球化与地方治理的学者认为，全球化意味着平面化，地方和基层将直接面对世界，面对外部不断变化着的信息而调整自己的行为，因此，地方政府以及民间力量的自主性和创新性将大大提高。第二期现代化将出现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和民间力量互动发展的局面，一些发展结果并不在单方的预料当中。在这三种力量中，地方政府将扮演关键性的角色，将会履行中央政府在第一期现代化过程中的某些功能。也就是说，地方政府将会以更大的主动性和创造性来设想、规划和引导本地区的经济、社会和政治发展。在这个过程中，地方认同和地方竞争将会进一步地发展。
 
第四，现代化内容主要由境外输入转向更多地依靠境内生成和扩散。第一期现代化早期阶段，中国人对现代化内容是非常陌生的，对境外生活充满好奇。国门打开后，基本上是亦步亦趋地向老外学习，尽管在这个过程中有所创造，但核心过程是“引进”。有了第一期的引进基础，第二期现代化就能够依靠境内的力量，来生成和扩散现代化内容。这表现在三个方面：（1）国内先行现代化的地区可以将自己的经验扩散到内地；（2）境内外竞争的加剧迫使境内加快自主创新的步伐；（3）相对于经济领域来说，社会政治领域的发展需要更加依靠本土性的努力。因此，第二期现代化会让国人更加感受到自己的力量和创造，更加感受到是中国人自己的现代化，民族自豪感会得到更大的提升。
 
二、县级政府的作用
 
无论是学术界还是实践界，越来越多的眼光投入到县级治理上面。关于县政发展在中国政治和经济整体发展中的作用，已经有不少学者做过研究，如吴国光从探讨中国政治发展如何从经济改革中的行政分权逐步走向政治权力的民主化，其思路是“县政民主”。他还对“县政民主”与经济运作的相互契合问题、“市管县”体制的利弊及其改造问题、“县政”体制下大城市的政治和行政等问题都做了深入探讨。[④] 杨雪冬、贺东航认为在中国现代国家构建的框架中，县是最全面的微观单位，它在国家转型中扮演重要角色，不仅能够全面反映出整个体制的运行和变迁，而能够集中体现出国家与社会的互动，因此，从县的角度来考察二十世纪以来中国国家构建具有相当的合理性。[⑤] 周庆智从对县级行政运作的研究中得出结论，县级政府及其部门不但是行政管理者，还可能成为了市场经济中地方公共资源的经营者，县级基层政府有着自身“单位性”的经济利益，这种利益是通过政府及其部门的各种公共权力来实现的。[⑥]本文也正是在他们研究的基础上，将县政发展纳入了一个新的视角。而在实践界，县域经济发展已经进入中央权威文件，县政扩权的改革也已推行多年，并扩大展至全国绝大部分地区。县级治理的重要性与第二期现代化的性质密切相关。
 
第二期现代化是从点到面的扩散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县级政府将被推到风口浪尖，它是进行这种扩散的关键推手。[⑦]在某种程度上说，第二期现代化的成败关键就在于县级政府的表现。其实，无论在传统中国还是当代中国的政治生活中，县级政府都是非常关键的一环，它是自上而下的意志贯彻与自下而上的意志表达的汇集点，是国家与社会的联结点。中国的县规模适度，县级政府既能够进行自主的长远战略规划，又能够与公众保持密切的接触和沟通，并在控制自身政策的变形度方面具备一定的优势。
 
第一期现代化有个中央政府向地方政府下放权力的过程，而下放的这些权力主要集中在省一级。以权力下放为特征的改革有个理由就是，很多事情中央不该管，管不了，管不好。假设这些事情都是政府该管的事情，中央为什么管不了呢？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规模，国家太大，一个事项涉及十几亿人口，如果具体地管，自然管不过来。问题是一个省的规模就够小吗，涉及十几亿人口的事项管不好，涉及几千万或一个亿的人口是不是就管得好了呢？其实，中国一个省的规模大多相当于一个中型国家，甚至一个大国，中央管不好的事情，下放到省照样管不好，其道理是一样的。
 
但是这些权力下放到县就不一样了，中国的一个县大多几十万、上百万的人口，与上千万的人口就完全是两个概念。省政府直接管不了的事情，县政府就可以直接管。县政府可以直接面对民众，解决他们所关心的各种问题。一个县级市的市长在跟我们座谈时说，他的手机总是开着，[⑧]可以直接处理群众反映的问题。他也认为，各种政策的落实，县一级发挥着关键性的作用。上级政府有时不了解群众的具体情况，政策制定时常常考虑不周。但县一级非常了解，如果很多政策由县来制定的话，效果会更好些。
 
政府的一项重要职能是提供公共物品，而“地方性公共品限于一定的区域，只有特定的人群才从办理这些事物中受益，这些事物是诸如防火、收集垃圾、提供自来水、修下水道、图书馆、警察、办义务教育之类。”[⑨]一般说来，在各级政府中，能够直接提供公共物品的那一级政府是进行有关决策的合适单位。而中央和省政府则难以了解公共物品所依赖的具体情况。乡镇政府、县政府都是比较合适的单位，但乡镇政府资源较少，决策空间有限，县则拥有更多的资源，而且拥有比较完整的政府能力。“作为承上启下的县（市）一级行政管理层次在一系列宏、微观方面的重大问题上，都具有相对较大的自主权，县（市）具有比较完备的管理职能，能统一调配各部门的力量，兼顾县（市）、乡（镇）、村三个层次，履行统筹、协调、组织、服务功能。县域的所有这些优势都是一个乡（镇）域不可比拟的。” [⑩]
 
重视农村问题的一些学者和官员喜欢将眼光投放到乡镇一级，中央政府也大力进行所谓乡镇改革。但经验调查表明，问题出在下面，根子在上面。“乡镇政府的许多‘问题’是为了完成县政府的‘任务’造成的，是县政府‘逼’出来的；县级政府是相对完备的一级政府，有‘生杀予夺’大权，而乡镇政府只是被动的‘执行者’”。[11]相对于第一期现代化来说，第二期现代化有了一定的物质基础，有了比较丰富的经验教训，因此具有某种优势，这种优势在县一级政府是可以充分利用的。其次，来自民众的压力也凸现县级治理的重要性，第一期现代化推进过程中存在大量的不公平，但由于普通民众的权利意识不强烈，因而治理压力相对较小。随着经济的发展，人们之间的不平等差距拉大，普通民众权利意识越来越强烈，维权活动也越来越频繁，给治理增加了相当大的压力。国家信访局副局长周占顺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信访问题80%以上是基层应该解决也可以解决的问题。[12]这个基层应该主要是针对县政府，因为县政府可用来化解矛盾的资源相对较多，综合协调能力比较强，处理手段的选择空间比较大。再者，就社会结构而言，一乡一镇范围并不具备什么知识分子阶层，但一县范围则一般有其政治和知识精英阶层，能够对县级治理起到建设性的作用。
事实上，从1978年以来的经济改革和发展的过程中，县级政府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就已被激活，其自主性大大增强。一个省级政府秘书长指出，经过这些年的改革，县级政府成为权力高度集中的政府。[13] 用另一种方式表达，就是县政府自主决策的空间很大。张五常认为认为，中国经济发展在某种程度上是地方政府尤其是县政府之间相互竞争的结果。[14]
 
第一期现代化过程中，县已经发挥了某种作用，在第二期现代化过程中，县将发挥更关键的作用。
 
三、县政如何发展？
 
在第二期现代化背景下来思考县政发展，会有一些有意思的答案。这意味着县政发展需要有利于第二期现代化的顺利进行，需要针对并能有效处理第二期现代化所面临的困难问题。
 
概括起来，县政所面临的第二期现代化问题主要有三点，一是发展问题，二是滥权问题，三是民冤问题。
 
首先，处理县一级发展问题，则需要思考县自治问题。将经济搞上去，仍然是县政府所面临的头等大事。在目前压力型体制下，县领导不乏这方面的动力，他们知道经济发展的指标对于自己前途的意义、对于县级政治系统内的工作人员生活的意义。各县之间在招商引资方面竞争激烈，因为引进一笔大的投资，不仅GDP上去了，而且给县政府增加了可观的收入（譬如说25%的税收分成）。不过，经济发展不仅仅在于招商引资，需要一个综合的考虑。能够综合考虑一个县的经济发展，首先需要的是某种自主权。

中国政府也在做这方面的尝试。首先，在经济发展战略上，强调县域经济发展的重要性。中共十六届五中全会报告意味着中国走入一个县域经济发展的时代，意味着县域经济可以做成一个准经济体，县政府要对此进行战略规划、总体调控。譬如说，在县一级建立失业预警机制，就意味着县要像一个地方国家[15]那样关心本地民生问题。其次，在经济管理权力方面，要促进县域经济的发展，县一级政府就要有相应的经济管理权力。浙江省早就意识到这个问题，从1992年开始进行了四轮县扩权的改革，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县域经济占全省GDP的70%，[16] 全国性的省管县改革是2002年开始的，由财政部牵头，全国共有22个省级地区进行了省管县的试点，将财政权、经济管理权由省直接下放到县，而不经过市，将省-市-县三级管理模式改为省-县市二级管理模式。市管县的改革与初衷大相径庭，本想由市带动县域经济发展，结果变成了对县域经济发展的阻碍。有人形象地说，不是市带县，而是“市刮县”。[17]
 
不过，这一轮的省管县的改革并不意味着县自治的改革，更主要的是加强省对县的直接管理，弱化市对县的管理权力。如果实行这种直管，甚至实行市县平级，县直接管理的幅度显然增大，而且有人建议还要强化省对基层政府的管理，如何管得过来呢？这就不得不认真思考省与县的分权问题，考虑县自治的问题。
 
县自治在理论上也没有什么障碍。孙中山思考过县自治，他不仅认识到县是实行训政的合适单位，而且想用县自治来对付省一级的地方割据。当代中国流行的左派右派似乎都能支持县自治。根据官方认可的人民民主理论，中国各级人民政府的权力来源于人民，本地的人民自然对本地的事务和政府享有控制权。根据体现人民民主思想的现行宪法，人民将权力逐级授予各种政府，而县级（包括不设区的市）政府则是人民直接选举人大代表的最高一级政府。因此县自治是应有之义。刘德厚在国家权力社会化的理论，认为中国当前由国家上层集中起来的权力，应该向基层，向社会下放，而县则是目前承受这种权力下放的重要单位，应该享有某种自主权。[18] 中国自由主义的经济学家认为，经济发展必定依靠竞争，中国经济发展的一个特色就是地方政府尤其是县政府之间存在激烈的竞争。为了保持这种竞争，适当的县自主性是必要的。张五常说：“权力下放到县里面去，应该继续下放，然后修改细节，把县的结构固定下来。重点是要维护着这个史无前例的县与县之间的竞争制度。”[19]
 
其次，需要处理滥权问题，要思考如何以权力制约权力。用权力制约方法来解决滥权问题，已经被执政党所接受，并且已经进入中共的十六大报告。现在权力滥用情况，相对严重的还是在县一级。
 
如果按照十六大报告以权力制约权力的思路，就需要考虑县政内部各种权力之间的关系。
 
县政滥权的根源在于“一把手”政治，也就是邓小平所批评的一元化领导。这种体制经过1980年代末的改革有所松动，但到1990年代重新被强化。现在似乎处于某种困境，地方要快速发展，似乎需要一个集中的权力，可是权力一集中又会导致滥权。如何让这种集中起来权力得到有效的监督呢？目前党内民主的思路有某种启发，但受到很大的局限，因为党内纪律常常高于党内民主，前者则是保证集权的有效工具。更有效的思路是将党内民主与政府（大政府概念）民主结合起来，形成一种权力必须提防另一种权力的局面。
 
一提权力制约，人们自然地联想起立法、行政、司法之间的分权制衡。其实，这是一种简单的概念化的思路，任何有效的权力制约机制都要立足于现实的政治形态，除非通过某种戏剧性的事件对权力框架做整体性的改变。在一种渐进式的变革路线中，要寻找现有的权力制约机制，分析其利弊，然后往推进一步。
 
县级政治形态中，存在六种具有宪法和法律地位的权力中心：一是党委、二是政府、三是人大、四是法院、五是检察院。所谓的权力制约问题，必须在这些权力中心之间，以及它们的内部来加以思考。现实政治形成了党委一元化运作模式，也就是党委决策，政府执行，人大举手，法院、检察院配合的模式。因此，党委是实际的中心，而党委当中，书记又是中心，党委一元化领导常常成了书记的一元化领导。邓小平批评过这种现象，试图加以改变，但到目前为止，这种局面仍然没有大的改观。县级政治常常成了一个人的政治，其他所有的人和机构大都围绕着这个人在运转。
 
真正有效的监督往往存在于一二把手之间，他们之间的矛盾是比较常见的，因为他们的权力都很大，而且边界模糊。但由于决策与执行的天然关系，一二把手之间出现高度合作的可能性也很高，二把手不敢轻易挑战一把手的权威。如果一二把手之间的相互制约不存在了，其他的领导和机构就更没有办法对一把手进行制约。
 
为了加强对一把手的监督，中央强化了纪委系统的垂直领导。但纪委书记参加党委会议，仍要接受地方党委的领导。纪委的监督效果可能还不如二把手对一把手的监督。原因是在天高皇帝远的一个县里面，这些人很容易成为内部人，一家人。人大、法院、检察院也是如此。异地为官制度也解决不了这个问题，因为现代社会通讯发达，沟通方便，古代异地为官的效果在当代难以显现出来。
 
要使县级权力制约真的有效，需要在现有的制度框架内引入新的力量。改革开放后，中国的教育和经济发展了，人们的生活素质普遍提高，县一级能够对治理发表意见，进行监督的人才也增多了。这是可以用来提高治理水平的新鲜力量，问题是如何将这些力量吸纳进治理过程。
 
比较合适的方式就是进一步完善县级人大选举，让人大成为有实权，有竞争的机构，成为培养新的治理人才的机构，成为防止县级治理劣质化的机构。改善人大状况，并不需要对现有体制动大的手术，不需要对现有权力结构进行根本性的改变。党委决策、政府执行的核心架构仍然保持，只是增加人大的表达和监督。人大不干预党委和政府日常的决策和执行工作，但要对决策和执行的全过程进行有效监督，并让越来越多的民间声音进入治理过程。这是县级权力扩大后维持优良治理的关键。
 
要使人大真正有实权，不是空谈落实宪法权力，而是考虑在现实政治中可以有效地行使哪些权力。就监督权力来说，可以考虑将许多监督部门联合起来，接受人大领导，实现一条龙监督。譬如说信访部门、审计部门等归入人大直接管辖，纪委部门可以同人大监督部门合署办公。这样，县委书记、县人大常委会主任、县长就可以形成真正的三驾马车，各自都有自己相对独立的权力，既相互合作，又相互监督，形成一种合作式制衡局面。
 
第三，需要处理民怨问题，主要是处理自下而上的民情表达。第一期现代化积累了很多的民怨，中部省份表现得更为强烈，而且主要集中在县一级。这些民怨如果不能有效化解，会带来系统性的危机。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发展很快的系统论描述了一种信息输入超载的现象，意思是说一个系统与环境不断地在进行信息交流，不过，从系统外进入到系统内的信息需要有个限度，才能维持系统的稳定与平衡，如果超过了这个限度，系统就会面临崩溃的危险[20]这一观点被美国政着名的政治学家戴维·伊斯顿引入了政治系统论。他认为，任何政治系统在特定的时间内只能接受有关诉求的一定量信息，不可能接受和考虑无限量的诉求。“如果在特定的一段时间内，诉求的数量超过了当局实际上可以处理的限度，那么，人们就可以原则上认为，这个系统本身发生了我们所说的要求输入超载现象”[21]
中国现有机制处理民怨问题的能力是很有限的，最显着的一种方式就是信访制度。这种制度产生于改革开放初期，这么多年来，对于了解民情，化解民怨起了积极的作用。但这种制度也存在严重的缺陷，一方面，他由被告诉的部门来处理告诉问题，不可避免存在遮短和偏袒行为；另一方面，它在促使正式制度公信力的丧失，加剧政权正当性危机。[22]这意味着，信访制度（严格地说，是行政部门的信访制度）在处理民诉的同时，弱化了整个制度的民诉处理能力，会加剧未来的诉求超载现象。
 
解决这一问题，需要县一级的制度改进。国家信访局局长在接受采访时说：当前来京群众信访反映的问题中，80％以上是有道理的，还有80％以上是通过各级党委、政府的努力可以在基层得到解决的。这说明县一级是处理民诉问题的关键地带。
 
信访问题的处理常常是依靠花钱消灾的方式，讲究私下摆平，而不讲原则和道理。要求有个说法的老百姓只是得到一些好处，却得不到满意的说法，这会强化官民互动中的无规则感。人们越来越依靠无赖和耍蛮来解决问题，法律资源和道德资源都会在信访循环中消耗殆尽。
 
要改变这种状况，需要发挥县级人大的作用。大量的民诉问题其实不需要到政府那里的，只需要县级人大代表通过调解和判决的方式加以解决的。县级人大具有重要的表达功能。很多民诉问题已不是纯粹个人的问题，而是具有普遍性和代表性的问题。这些问题政府官员往往没有积极性来解决，需要人大方面的督促。即使是个案性的问题，人大代表也有义务帮助选民加以解决。在县级治理中，干群关系紧张已是不争的事实，尽管在不同的地区程度上有差别。让人大成为政府与民众的联结点，塑造新型的官民关系，是很有意义，也会有很大成效的思路。信访群众不需要花费太多的精力一级一级地往上走，而是直接让自己的代理人，也就是人大代表帮助自己来反映问题。这种方式尽管不能解决所有的民怨问题，但至少可以大大缓解诉求输入的压力。
 
在目前阶段，解决滥权问题、民怨问题并不是县政发展的核心目标，而是为了促进县域经济和社会的持续健康的发展，也就是说，要服务于第二期现代化的目标。
 
结语
 
第二期现代化在某种程度比第一期现代化更加艰难，它是关系整个现代化成败的关键阶段。县级政府是完成第二期现代化的主要推手，它的积极性需要充分调动起来。县自治是调动这种积极性的重要途径，而且几乎是必然的走向。县域自治会带来县域发展，但也会带来滥权和民怨，因此，在扩大县自主权的同时，需要采取有效措施防止权力被滥用，采取有效的机制来处理不断增加的民众诉求。总之，第二期现代化与县政发展之间丰富的政治经济学涵义仍有待于各位学界同仁阐发。
 
[①]本文所提的“二期现代化”这个概念与何传启所说的第二次现代化不同，他认为，第一次现代化动力是资本、技术和民主等，第二次现代化动力是知识创新、制度创新和人力资本等。这是对人类现代化不同阶段的一个概括。参见中国现代化战略研究课题组：《中国现代化报告》，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
 
[②]为了更好地论述二期现代化的特征，我们将发表系列文章，主题包括“二期现代化与县政发展”、“二期现代化与政治改革”、“二期现代化与和谐社会”、“二期现代化与基层民主”、“二期现代化与经济转型”、“二期现代化与文化复兴”等。
 
[③]王绍光：《第二代改革战略：积极推进国家制度建设》，《战略与管理》，2003年第2期；另见胡鞍钢，王绍光，周建明：《第二次转型：国家制度建设》，清华大学出版社，2003年。
 
[④] 吴国光：《“县政中国”──从分权到民主化的改革》，《当代中国研究》，2004年第1期（总第84期），页34-42。
 
[⑤]杨雪冬的《市场发育、社会生长和国家构建——以县为微观分析单位》，河南人民出版社，2002年；贺东航：《地方社会、政府与经济发展——闽南晋江模式的生成与演变》，厦门大学博士学位论文；贺东航：《当前中国政治学研究的困境与新视野》，《探索》2004年第6期。
 
[⑥] 周庆智：《中国县级行政结构及其运行——对W县的社会学考察》，贵州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
 
[⑦] 这里的县级政府是广义上的，实际上指的是包含党委、政府、人大在内的县级政治系统，它们是现行县级政治的基本架构。
 
[⑧] 我们在调查中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是，县级政府各部门的主要官员在名片上都印上自己的手机号码，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县处于国家与社会的交接面上，是最完整的最基层国家，能够具体全面地体现出国家与社会的互动关系。
 
[⑨] 刘海波：《我国中央与地方政制结构的分析与改进》，《改革内参》，2006年6期。
 
[⑩] 张德元：《变“乡镇改革”为“县政改革”》，中国三农研究中心网站，?NewsID=2252，2007年7月3日
 
[11] 同上。
 
[12] 《国家信访局局长说：80％的上访有道理》，《半月谈•内部版》2003年第11期。
 
[13] 乔仁毅：《强化省县关系--加强基层执政能力的几点思考》， 2006年08月17日《中国经济报告》。
 
[14]张五常：《中国的地区竞争为何如此激烈？》，《新青年•权衡》杂志， 张五常专栏，转载于经济学家网站，2007年7月15日，?keyno=10765）。
 
[15] 地方国家(1ocal state)是指“地方层次的国家组织，是国家在地方层次的完备体现物。它是国家在地方的代表，其行为不仅体现着具有普遍性的国家性，而且还带有鲜明的地方性。”具体的内涵可参见杨雪冬：《市场发育、社会生长和国家构建——以县为微观分析单位》，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39页；贺东航：“当前中国政治学研究的困境与新视野”，《探索》2004年第6期，全文转载于人民大学报刊复印资料《政治学》2005年第3期。
 
[16] “浙江15年4轮强县扩权义乌成为全国权力最大县”，《中国经济周刊》，人民网，2007年1月15日。
 
[17] 乔仁毅：《强化省县关系--加强基层执政能力的几点思考》， 2006年08月17日《中国经济报告》。
 
[18] 刘德厚：《广义政治论》，武汉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459-470页。
 
[19]李翔：《张五常：再论中国》，《东方企业家》， 2007年第6期。
 
[20] G.A. Miller, Information input overload, in: M.C. Yovits, G.T. Jacobi, G.D. Goldstein (Eds.), Proceedings of the Conference on Self-Organizing Systems, Spartan Books, Washington, 1962,.pp.61-78。
 
[21] 戴维•伊斯顿. 政治生活的系统分析[M] . 王浦劬译. 华夏出版社，1999, 第67页。
 
[22] 于建嵘：〈中国信访制度批判〉，《中国改革》，2005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