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地私有化不会使农民陷入绝境——致裴小林先

   摘   要：马尔萨斯认为，人口增长总是快于生活资料增长，所以社会总会达到人口饱和状态并陷于停滞。裴小林认为，必须用“土地生产率极限法则”完善马尔萨斯模型的基础。李嘉图认为，西欧实现由传统农业向近代工业“结构转换”的“充分必要条件”是稳定的粮食剩余。诺思认为，“有效率的经济组织是西欧经济兴起的关键”。裴小林认为，诺思和李嘉图之间存在一个悖论，因为经济组织越有效率，经济就越快地达到马尔萨斯模型所允许的限度而陷于停滞，诺思模型是一个经不起历史检验的故事。在人多地少的人口大国，客观条件决定了一个“均分土地”的历史趋势，新中国的土改和现在按人口定期调整土地的制度，就是这一历史趋势的表现。本文认为，传统社会向近代社会转型以商品交换和技术进步为前提，但马尔萨斯模型中没有商品交换和以技术进步的位置，所以不能解释社会转型。裴小林把“诺思模型”直接应用于传统社会，又过分强调马尔萨斯原理在当代社会中的作用，在适用对象上出现了失误。“均分土地”并不是什么“客观”趋势，而是错误理论在特定情况下的试验性应用。当前中国农业的关键问题不是维持粮食总产量，而是提高“劳动生产率”，转移农业人口和实行土地规模化经营是基本出路，这需要充分利用市场手段甄别人们的素质和特长，使具有“非农特长者”果断放弃土地，让土地流转到“高效经营者”手中，所以必须实行土地私有、允许买卖的制度。实行这一措施远不是万能的，但没有这一措施又是万万不能的。
 
   关键词：马尔萨斯   李嘉图   诺思   裴小林   土地私有

提纲：
综论
一、社会运行的终极原因必须探索到社会之外
二、马尔萨斯模型和Boserup模型
三、改进的马尔萨斯模型
四、进口便宜粮食是英国工业革命成功的关键吗？
五、裴小林对“诺思模型”的批评
六、马尔萨斯模型无法解读当代农村
简短结论
综  论
 
   笔者在网站上搜索人口和土地关系的资料，偶然发现了裴小林先生（荷兰累顿大学法学院暨瑞典隆德大学经济历史系）的长篇论文《土地生产率界限法则：一个改进的马尔萨斯理论和中国均分土地制案例》，读后感受颇深，遂写此评述文章，以就教于裴先生和各位同仁。
 
   1、问题
 
   马尔萨斯在建立自己的人口模型时利用了两条公理（基本假设），一是食物为人类生存所必需，二是人口具有自然增长的趋势。他认为由于劳动报酬递减规律的作用，人口增长总是快于生活资料（食物）的增长，所以人口总会达到饱和状态使社会陷于停滞。
 
   有人早就发现，马尔萨斯模型还有一个隐含假设，这就是“土地的有限性”。土地的有限性决定了人们不得不在同一块土地上投入越来越多的劳动，这才导致劳动报酬递减。裴小林先生认为，土地的有限性并不能单独决定“劳动报酬递减”，而只有加上单位土地产量的有限性，即“土地生产率的有限性”，才能够认识“劳动报酬递减”原理。不论哪个历史时代，在一定的技术条件，单位土地的生产量总是有限的，这是一个自然法则，裴先生把这一法则称为“土地生产率界限法则”。
 
   这样，马尔萨斯人口模型就建立在四条自然法则的基础上，生物的营养法则决定人维持生存需要最低限度的粮食，人的生物属性使人口具有无限增加的趋势，土地总量受制于地理条件，“土地生产率的有限性”也是由自然法则决定的。熊皮特在五十多年前已经指出，经济理论必须落在“非经济的底部”。裴先生对熊皮特指出的原理，认识颇为深刻，裴先生用“土地生产率界限法则”充实马尔萨斯人口模型以后，这一理论就完全建立在“自然法则”的基础上，落在了“非经济的底部”。可以认为，裴先生对这一理论的科学化作出了贡献。
 
   但是，裴先生在把这一理论应用于分析人多地少的人口大国的情况后，却认为存在一个“均分土地”的历史趋势，并认为新中国的土地改革和当前实行的“土地均分制”，就是由客观条件所决定的解决人口生存问题的正确选择。这就使笔者大惑不解。
 
   笔者认为，几十年来，中国实行的土地公有和现在的土地均分制，都是特定条件下形成的特殊制度，这一制度的建立，是利用了人性中的“恶的倾向”的结果，由于它从根本上违背了人性，所以中国农业进入死胡同具有必然性。解决中国农业出路的根本途径在于土地私有、允许买卖。
 
   那些反对土地私有化的文章，都是用似是而非的理论和片
面的事实依据予以论证的，笔者很少能够耐着性子看下去。好在裴先生的文章偏重于理论探索，并且是以笔者非常赞服的“马尔萨斯人口理论”为基础进行论证的，这就引起了笔者极大的兴趣。既然相同的理论（马尔萨斯理论）应用于相同的对象（中国土地制度），却得出了截然相反的结论，这就很有必要搞清，问题究竟是出于理论的缺陷，还是出在对事实的具体应用上呢？

 
   2、错误的价值目标选择
 
   在历史理论中有一种“英雄史观”，认为历史是由英雄人物创造的，中国老百姓甚至把统治官僚称为“父母官”。在当代社会中，历史运行的原理越来越清晰化，这使人们越来越清晰地认识到，人都是经济人，古今中外，不论是古代的皇帝、国王，还是现代的总统、平民，莫不如此。千百年来，亿万百姓从来不是统治者所养活，而是百姓自己养活自己。单个农民不需要考虑如何养活全国人口，而只需要考虑如何供养自己的家小。
 
   不过，自从中共统治大陆以后，就力图把农民都组织起来，最大限度地增加粮食总产量，在养活自己的同时，还养活全国的非农业人口。应当承认，这一努力也取得了一定成果。但从总体上看，这一努力却是失败的，使中国农业走了大弯路。毛泽东认为，没有他的鼓动，全国人民就会泄了气；邓小平也认为需要“教育人民”，不能让人民发表自己的意见；******统治13年后退休养老，其间也一直不敢把土地权利归还给农民……笔者以为，中共多年错误的指导思想并没有根本扭转，就好象全国百姓离开了它的指导，自己就不会养活自己一样。如果说在集体化时代，中共上层领导确实有理由以“维持粮食总产量”为“价值目标”的话，那么现在，在中国粮食已经彻底过关的情况下，仍然把“维持粮食总产量”作为目标，其目的则是大可怀疑的。现在的情况是，粮食多年供过于求，价格一直上不去，城镇居民很少担心自己有钱买不到粮食，更很少有农民担心自己所产粮食不够自己消费。中国农民主要担心的是，家庭农业收入太低，无法维持体面的生活。也许只有杞人忧天的学者，才会把维持“粮食总产量”作为价值目标。
 
   3、关于人类如何走出人口陷阱的争论
 
   裴先生用用N表示人口，用S表示每人维持生存的粮食需求，这样每一时代的粮食总需求就可以用NS就表示；粮食的总供给取决于耕地面积A和粮食单产Y，AY就表示粮食的供给量。耕地面积总是有限的，当没有可开垦为耕地的土地时，耕地面积A就成为常量；随着人口的增加，单位土地上投入的劳动也增加，粮食单产也增加，一直接近以至达到由“土地生产率界限法则”决定的限度Y。
 
   当NS＜AY时，全社会的粮食还有剩余，人口还有增加的余地。由于耕地面积的有限性和土地生产率极限法则的限制，在一定技术条件小，社会的粮食总供给AY有一个最高限度，当NS=AY时，社会人口达到饱和状态，社会也限于停滞。学者们把这一状态称为“人口均衡陷阱”。
 
   马尔萨斯认为，任何社会，随着时间的推移，都会或快或慢地走进“人口均衡陷阱”而限于停滞。但事实是，由西欧移民建立的美洲社会（美国、加拿大）和澳洲社会（澳大利亚、新西兰），几百年来一直没有陷入所谓的“人口陷阱”，而古老的荷兰、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日本等社会，实际上也完全摆脱了马尔萨斯抑制，跳出了所谓的人口均衡陷阱。这就产生一个疑问：既然马尔萨斯原理建立在“自然法则”的基础上，一些社会何以能够逃脱它的“惩罚”，从而打破NS=AY这一低水平均衡状态呢？
 
   事实上，在我们研究的意义上说，每人粮食最低消费量S和土地面积A可以看作是绝对不变量，而人口N和粮食单产Y在社会运行的长时期中是有变化的。所以从理论上看，人类摆脱马尔萨斯抑制的途径有两条，一是降低人口增长率（减少人口数量），二是提高粮食亩产量。
 
   人口增长率由出生率减去死亡率得到，所以降低人口增长率就要降低人口出生率，或者提高人口死亡率。提高死亡率显然不可行，这就只有降低出生率一途。但在传统社会中，高出生率根源于人的生物属性，所以是不可能降低的。实际上，这是在当代技术条件下，人们才有可能通过人工方法降低生育率。所以从人口角度看，走出马尔萨斯人口陷阱的关键是发展了控制生育的技术。
 
   在粮食单产已经接近或达到当时技术条件下的最大限度时，只有提高农业技术才能够突破这一限度。在当代农业中，人们主要通过采用农药、化肥、新品种、机械、电力等新技术来提高土地单产，于是从粮食单产的角度看，人类走出马尔萨斯人口陷阱的关键实际上也归结为提高技术水平。
 
   但是不论是有效控制生育率的医疗技术的提高，还是提高粮食单产的农业技术的采用，都是在工业革命的带动下出现的。虽然历史过程的纷纭复杂是的因果关系原理变得模糊起来，但从逻辑上看，人类不是先走出马尔萨斯抑制，然后才实现了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换；次序恰恰相反，人类是先发生了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结构转换，工业社会技术的进步才使人类最终获得了走出马尔萨斯陷阱的手段。所以，技术提高才是人类最终摆脱马尔萨斯陷阱的真正“原因”。
 
   关键问题在于，“技术”是经济的，还是非经济的？由于技术产生于人们的生产活动之中，生产活动又是最基本的经济活动，所以它就应当属于“经济”这一范畴，也就是说，它不是“非经济的”。既然不是“非经济的”，我们的探讨就不能说落在了“非经济的底部”，于是就需要继续探讨：技术变革究竟是怎样发生的。这样，解释人类何以走出人口陷阱，又归结到人类何以发展出如此先进的
科学技术的问题。由于近代科学技术是“伴随着”经济增长而在西欧出现的（经济增长和技术进步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是一个颇为复杂的问题，我在这里先用中性词“伴随”表述二者的关系），于是人类如何摆脱马尔萨斯陷阱就归结到中国学者熟悉的老问题：西欧何以能够出现经济增长？中国何以未能够自发实现经济增长从而走出传统社会？有人把这一问题称为“李约瑟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