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农民精神生活质量解析

　　[内容提要]我国农民的精神生活总体是健康向上的，主要表征是主体性提高、文明性增强、精神需求增长、精神感受良好。但由于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多方面的原因，农民精神生活领域还存在精神支柱缺失、精神生活空虚、精神生活特性低下、精神生活设施缺乏等问题，因此，必须采取有效途径提高农民精神生活质量。[关键词]农民农村精神生活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农村经济和社会的迅速发展，广大农民在物质生活显着改善的同时，产生了强烈的提升精神生活质量的愿望和要求，他们有强烈的求知、求乐、求美的愿望，有强烈的追求文明、健康生活方式的愿望。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指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五大目标：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如果我们对新农村建设的五大目标进行深入解读的话就会发现，每一个目标都包含着提升农民精神生活质量的潜台词：生产发展从理论和实践上都应该包括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生活宽裕，同样应该是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宽裕。乡风文明包括农民生活方式文明、道德行为文明、社会风尚文明，所有这些都是农民精神生活的重要内容。村容整洁，固然包括合理的村庄布局、良好的自然生态、完善的生产生活设施、美观实用的农民住房、干净整洁的生居环境，试想，在这样的村庄里如果没有满足农民精神生活需要的教育文化设施和进行精神生产的基础设施，没有高质量的农民精神生活，可能使农民在城乡二元结构的情况下安于农村、乐于农业吗?管理民主，就是要让广大农民在参与农村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的实践中，能以主人翁的地位，享受更多的民主权利，自主决定事关农民切身利益的重大事项，充分发挥农民的聪明才智，调动农民的生机和活力，激发农民建设新农村的热情，这些恰恰正是农民精神生活的重要内容。
　　一
　　当代中国农民精神生活质量处于何种状况?下面将根据我们对天津、广东、广西、湖北、湖南、安徽、四川、陕西、河北、山东、辽宁11省(市)的部分县、村的农民所做的“农民精神生活质量的调查问卷”的统计数据，根据廖小琴研究的精神生活质量的衡量指标。，进行审视和解析。
　　农民精神生活健康方面的主要表征：
　　第一，主体性提高。改革开放以来，广大农民的主体意识增强，自主性、能动性、创造性大幅度提高，靠自己的努力追求幸福，计划经济时形成的等、靠、要等依赖性思想逐步淡化。调查表明，54％的农民靠“自己和家人的努力”达到现在的生活状况，36.1％的农民“参与一点”村里政策的制订，尽管只是一点，它却是农民主体意识觉醒和增强的有力证明和表现。此其一。其二，农民逐渐成为农村文化的主体，改变了以往靠政府送文化下乡的被动局面。一些农民写出了反映当代农民精神风貌的优秀作品。一些农民成为农村文艺活动的主角。“目前，全国大部分省、自治区、直辖市的农民以‘自娱自乐’、‘自编自演’为特征的自办文化活动日益红火。仅在山西省，农民就创办了农民书屋1300多个、文化大院1900多个、农村个体电影放映队1700多个。”
　　第二，文明性增强。改革开放以来，越来越多的农民接触和接受了新思想，其言行举止开始讲修养，生活方式讲科学，语言粗俗、行为不端的现象大幅度减少。越来越多的农民走进大城市，形成一个新的阶层——农民工，由于受到城市生活方式和城市人行为习惯的影响，逐步改变了自己原有的生活方式和行为习惯，不仅如此，农民工还把这种生活方式和行为习惯带到农村，客观上促进了本土农民文明性的提高。比如，在婚姻问题上，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传统受到严重挑战，越来越多的农村青年喜欢自由恋爱。在对象的选择上，多数农民并没有把物质的、经济的标准当作择偶的首要标准，而是把道德品质、知识文化这些最高的精神标准放在了首位。在问及“您希望自己的儿子娶什么样的媳妇”时，40％的农民选“人品好”，是所有选项中人数最多的，18.4％的农民选择“有知识”，位居所有选项的第二位。同样，在问及“您希望自己的女儿嫁给什么样的人”时，44.2％的农民选“人品好”，也是所有选项中人数最多的，24.5％的农民选“有知识”，位居所有选项的第二位。在文明的最高层次——扶助他人上，各人自扫门前雪、不管他人瓦上霜，见死不救、见贫不扶、见难不解的现象逐渐减少，助人为乐的精神大幅度提高。调查表明，37.6％的农民在亲戚朋友遇到困难时，会“立即出手倾自己所能帮助”。
　　第三，精神需求增长。个人的精神生活需求是精神生活质量高低的最深刻根源。有精神需求才有精神追求，有精神追求才有精神生活、精神生产和精神发展。改革开放以来，农民的精神需求大幅度增长，其中尤为突出的是教育。越来越多的农民希望自己能够接受到良好的教育，39.6％的农民希望自己接受“大学及以上程度的教育”，18.7％的农民希望自己接受“大专中专”的教育。25.9％的农民希望自己接受“高中教育”，只有15.8％的农民希望自己接受小学或初中的教育。越来越多的农民不仅希望自己接受更多更好的教育，更希望自己的子女接受到良好的教育，当问及“您认为孩子接受到什么样的教育就可以了”时，35.1％的农民回答是“大学”，23.1％的农民回答是“研究生”，两项相加高达58.2％。还有29.2％的农民最关心子女的“学习教育”，24.5％的农民最关心子女的“全面发展”，16.1％的农民最关心子女的“道德做人”。不仅如此，越来越多的农民家庭加大了对子女和自身在教育方面的投资力度，农家的收入除维持日常开支外。33.7％用于子女的教育，11.4％用于自身的教育，农民把将近一半的收入用于自己和子女的教育上。虽然农民的动机不是单纯的为了精神生活的改善，但不可否认，农民对教育的重视程度空前提高，农民对教育的需求和渴望异常强烈和迫切。　　第四，精神感受良好。精神感受是人们对自身精神生活需要得到满足后的一种体验，它可以用快乐不快乐、满意不满意、幸福不幸福等来表达。人的精神感受虽有来自物质需要被满足的方面，但这是低层次的。德谟克利特说过，幸福的居处是在我们的灵魂之中，因此，人对生活的良好感受和深刻的幸福感是与人的精神需要的满足紧密相连的。
　　自党的十六大把“三农”问题作为党和政府工作的重点后，从城乡统筹到以工补农、以城带乡方针的实施，从农村中小学生免收学杂费、追加建立农村合作医疗的政府投资规模，到2006年1月1日起废止农业税条例的出台，九亿农民告别了延续2600年的农业税。多数农民不仅有吃、有穿、有住，而且有学上、有医看，深切感受到了党和政府以及整个社会对他们的关心和尊重，快乐、满意等发自灵魂深处的幸福感油然而生，46.7％的农民“满意”“现在的生活”，位居所有选项的第一位。
　　二
　　然而，农民精神生活领域还存在以下问题：
　　第一，精神支柱缺失。其一，一些农民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扭曲变形，理想信念模糊，集体观念淡薄。他们认为：“理想信念都是虚的，只有金钱才是实的。他们的口头禅是‘理想信念能当饭吃吗’?因而在这些农民心中，社会主义、国家利益、集体利益变得异常模糊。为了尽快发家致富，不惜破坏资源，破坏生态，不惜采用不当手段谋取私利。”其二，一些农民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知之不多，对党的基本路线、方针、政策了解不够，认识不足。当问及“您了解多少农村政策”时，56％的农民回答“小部分”，还有14％的农民“一点也不了解”。当问及“您认为党和政府的农村政策对您有用吗?”时，46.9％的农民回答“小部分有用”，12.5％的农民认为“一点没用”。其三，一些农民信仰流失，痴迷邪教，追捧各类宗教活动。在一篇“警惕西部农村邪教力量扩张”的文章中，作者调查发现：“一些像‘实际神’这样的邪教组织就像一颗颗定时炸弹，存在于政府和法律的监管之外，对群众的物质和精神危害很大。”。
　　第二，精神生活空虚。一些农民不读书不看报，在牌桌、酒桌、神桌上消磨业余时间，黄赌毒和封建迷信活动充斥着他们的精神生活。调查显示：59.2％的人偶尔读书看报，13.1％的人从来不读不看。60％的农村青年经常参加带赌博性质的打麻将、玩扑克活动。“记者发现，从陕西延安到榆林，再到宁夏西海固和甘肃庆阳，无论是从汽车窗口看到的公路附近村庄，还是随机走访的山村，都有一个共同点：村村有寺庙，见神就祷告。”“
　　第三。精神生活特性低下。精神生活特性是指个人享受精神资源后精神生活呈现出的特有性质，它可以用愉悦性、发展性和超越性来表示。当精神资源的利用仅仅是为了满足个人缓解压力、消除疲劳、放松身心乃至纯粹娱乐或享受的需求时，人的精神生活就表现出愉悦性。愉悦身心是人之精神不可缺少的目的，但它又是最低层次的功能特性。如果精神生活仅仅停留在这个层次，那只能是一种平庸的甚至庸俗的生活。因此，精神生活还有更高层次的功能特性即发展性和超越性。发展意味着精神生活质量的提升，但发展可能是一般性的发展、浅层次的发展，不一定达到超越直接生活目的的程度。超越则既有对物质的驾驭，更有一种具有终极性意义的超越，它可以把人不断引向自我实现的境界。
　　由于农民文化素质和收入的普遍低下，对知识的追求、对道德的恪守、对美的需求、对生活意义的追问、对理想信仰的向往等高层次精神需求明显不足，读书、写作、绘画、发明等发展、超越型休闲娱乐活动缺乏。一项关于当前国民精神文化生活状况的调查表明：“只有11.2％的被调查者表示经常在休闲时间学习进修。只有7.5％的被调查者表示在休闲时间经常从事书法、绘画、发明、设计等方面的业余爱好。”。这个调查的对象包括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等主要社会群体，相比较农民是弱势群体，不难推出这方面的数字会更低。一些农民宁愿把有限的钱财用于敬神祭鬼、非法娱乐活动、大操大办婚丧嫁娶仪式等方面，也不愿投入到精神生活的改善上来。在问及“你们村里经常大操大办婚丧嫁娶仪式吗?”时，39.1％的人回答“经常”，是所有选项中人数最多的。
　　第四，精神生活设施缺乏。一些村民愿意修建供菩萨的庙宇，不愿修建图书室、活动室。有的村建有活动室，却不开展活动。在问及“你们村有哪些公共设施”时，8.2％的农民回答有“图书馆”，20％的农民回答有“体育场所”，6.6％的农民回答有“电影室”，9.9％的农民回答有“戏台”，12.6％的农民回答有“网吧”，9.9％的农民回答有“电子游戏室”，7.5％的农民回答有“麻将室”。可见，在我国农村，满足农民精神生活需要的教育文化设施和进行精神生产的基础设施严重缺乏。
　　三
　　农民精神生活领域存在上述问题，原因是多方面的：
　　第一，经济原因。农民的收入偏低，精神生活的物质基础不足。马克思主义认为，经济基础是其他一切社会活动的物质保证。改革开放以来，虽然农民的收入大幅度提高，但总体上仍属低收入群体，农民仅靠种地难以维持生活，更不用想通过种地富裕起来。虽然有不少农民外出打工，但是其每年的收入仅能保证家用，大部分都用在子女的教育和人情方面，没有多余的资金投入到满足精神生活需要上来。加上农村集体经济薄弱，政府在农村精神生活设施方面投入较少，不能满足农民多层次的精神需求。

　　第二，政治原因。各级干部对农民精神生活的重要性认识不足、措施不力、方法不当、自觉性不强。一些领导干部认为精神生活是虚的、看不见的、摸不着的，只有物质生活才是实的、看得见的、摸得着的。一些领导干部，将主要精力放在抓经济建设和经济效益上，甚至没有把农民精神生活的改善摆在议事日程上。一些领导干部，为出政绩，对“短、平、快”的农民物质生活的改善有兴趣，对周期长、投入大、见效慢的农民精神生活的提高关注不够。一些领导干部甚至认为只要物质生活提高了，精神生活自然而然也会提高，不知道精神生活的改善和提高与物质生活一样是一个自觉、主动、积极的构建过程，因而对农民的精神生活，要么放任自流，任其发展，要么搞一些形式，应付上级检查。总之，各级干部特别是基层干部在思想观念上仍然保持“重经济、轻文化”，“重物质、轻精神”的惯性，忽视农村文化建设和农民精神文化需求。 　　第三，文化原因。首先是农民自身的科学文化素质低下，精神需要的内驱力不足。美国社会学家、人类学家刘易斯提出的贫困文化论认为：贫困不仅是一种经济状况，同时还是一种自我维持的文化体系。穷人长期生活在贫困之中，形成一套特定的生活方式、行为规范、价值体系等，这种贫困文化对周围人和后代人都会发生影响，使贫困得以维持和繁衍。我国农村扶贫工作中一度流行的素质贫困论也认为，中国农村贫困的本质不是物质的匮乏，也不是产值的低下，而是人的素质低下。据此可以推论，农民自身的科学文化素质低下不仅导致自身的贫困，更重要的是导致了农民对精神生活追求愿望和期待值的下降。其次是精神需求的外引力不足。由于受市场经济的冲击，不仅反映农民生活、贴近农民生活的优秀文艺作品较少，而且“文化垃圾”正向农村转移。许多农民反映：“现在影视节目离农民越来越远，充斥荧屏的不是砍砍杀杀，就是丰乳肥臀，哪能见着几个农民形象?积极向上的文化生活载体和内容搞不起来，农村文化生活苍白。一些头脑精明、善于经营的文化个体户，便打着‘文化下乡的幌子’，把书刊垃圾、音像垃圾、演出垃圾等文化垃圾大举向农村转移输送，在谋取不义之财的同时，严重败坏了淳厚的乡风。”
　　第四，社会原因。首先是政策导引缺失，宣传力度不够。相对于物质生活来说，精神生活是人特有的生活。因而精神生活质量的高低是人的生活幸福与否的核心指标。但是，改革开放以来，全社会对这个问题普遍重视不够，“物质生活”这只手较硬，“精神生活”这只手较软，没有形成重视精神生活的农村社区氛围。其次，精神产品在农村没有较大的市场。由于经济等方面的原因，再加上精神生活对人的益处是难以在短期内察觉的，农民对精神生活不够重视，舍不得将有限的资金投入到精神生活中，农民满足精神需求的主要工具是电视、音像等，很少有农民订报刊、买书籍。调查显示：只有16％的农民“经常买书、报、杂志等读物”，61.8％的农民偶尔买，22.1％的农民从来不买。
　　四
　　提高农民精神生活质量必须采取有效途径：
　　第一，全面发展农村经济，为提升农民的精神生活质量打下深厚的物质基础。马克思把人的需要分为生存、享受、发展三个层次，只有人的生存需要得到满足，才可能考虑其他的需要，也只有有了坚实的物质基础，才能为精神生活质量的改善提供物质支持。调查发现，农民的收入除维持日常开支和子女的教育外，33.2％的农民把剩余的钱“为防老防病而储存起来”，能够用在满足精神生活方面的投资很少，因此，制约农民精神生活质量提高的重要方面是经济的原因。这就要求一方面认真贯彻党中央、国务院的优农、惠农政策，深切关心农民的利益，采取各种措施提高农民收入。另一方面，根据邓小平同志提出的关于中国社会主义农业改革和发展第二个飞跃的思想，大力发展统分结合的集体层经营，壮大农村集体所有制经济，强化多种模式的合作经济，不断壮大集体经济实力，加大农村集体对精神生活设施投资的力度，把文化馆、文化站、农民阅览室、文化活动中心等设施办在村村寨寨，在设施建设中应该充分考虑不同年龄、不同空间的要求，既要有年轻人的热闹活动场所，也要有适合老人的安静的休养场所和儿童的娱乐空间，既要有弧形的散步空间，也要有硬质的晨练地和轻质的组团绿地，既要有初级的满足愉悦性活动的设施，又要有高级的满足发展性、超越性活动的设施。
　　第二，建立纵横交错的组织网络，为农民参加各类精神文化活动提供组织保证。农民精神生活领域之所以存在许多问题，除了有些干部认识不到位之外，主要是组织力度不够，农民虽然有提升精神生活质量的强烈愿望和要求，但是没有诉求渠道和组织机构，因而农民精神生活处于一种自发、涣散、无人引领的状态。因此，除统一各级领导干部的认识、加大政策扶持力度外，要加大组织力度，建议在每村建立各类文化活动的横向民间组织，诸如文艺、体育、科技、教育等组织，每类组织又形成从村、乡、县、省的纵向联系，配备相应的人员，有计划、有分工、有责任、有落实、有核查，形成灵活、有效的运转机制。
　　第三，大力发展农村教育事业，为开发和提升农民的精神特性创造文化条件。在问及“您觉得现在自己知识不充足的主要原因是什么”时，39.6％的农民回答“没时间也没钱学”，22.8％的人回答“没地方学”，因此，政府除落实农村义务教育之外，还应大力发展成人教育和职业教育。建议建立农民成人学校或职业技术学校，目的是：其一，给农民灌输和传授他们所需要的各种科学文化知识，特别是农业致富知识，推广农村实用技术，满足农民对教育的渴望和需求。调查发现，34.1％的农民“最缺乏的知识”是“农业致富科技知识”，40.9％的农民“最喜欢的书”是“农业致富类书”。其二，对他们进行马克思主义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教育，法制教育和道德教育，大力宣传党在农村的路线、方针、政策，用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占领农民的精神世界，消除邪教、封建迷信对农民精神生活的控制和影响，强化马克思主义的精神支柱。其三，组织农民参加喜闻乐见的、寓教于乐的、健康向上的、群众性的精神文化生活活动和精神生产活动，为农民进行读书、写作、绘画、发明、设计等休闲娱乐活动提供场地，为开发和提升农民的发展性、超越性的精神生活特性提供舞台和平台。其四，把大量急需就业的大学生和高层次人才吸引到农村教育事业上来，既可以为发展农村教育事业提供师资力量，又可以帮助解决大学生的就业问题，还可以潜移默化地影响农民的精神生活。如果每个村都有足够数量的大中专及以上教育程度的毕业生在村里生活工作，必然会对农村文化教育氛围的改善、农民精神生活质量的改观起到一定的示范、引导作用。然而，现在的大中专毕业生普遍认为：在农村生活工作是没能力的表现，是不成功的标志。因而农村处于第一线的教师中，大学毕业生廖廖无几；定居农村，在农村生活工作者更是凤毛麟角。因此，只有通过足够的教育投入，大幅度提高农村教师的待遇，才能吸引众多高素质、高学历的人才扎根农村、扎根农村的教育事业中。　　第四，积极创造优秀文艺作品，为满足农民的精神文化需求提供优质服务。广大农民对精神文化生活有强烈的渴望和需求，在问及“农闲时，您最喜欢做什么”时，41％的农民选择“看电视或读书”，在问及“您认为农闲时最应该做什么事”时，44.5％的农民也回答是“看电视或看书学习”。可见，农民对精神文化的自发需求是非常强烈的。因此，其一，要继续实施广播电视“村村通”和农村电影放映工程，发展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农村基层服务点，构建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其二，由于45％的农民是通过电视获得信息的，因此，电影、电视、广播、小说、散文等各类文化产品的内容要贴近农民的生活实际，以农民喜闻乐见的形式反映农民生活。建议培养生在农村、长在乡下、活在田间的生产精神产品的农民人才队伍。其三，农村文化不能仅停留在文娱层面和评优设奖层次，应向发展层次迈进，从传统的看电影、看舞蹈、看戏曲等接受型向参与型、竞争型、特色型方向转移，以增强其吸引力和独创性。
　　第五，大力倡导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为满足农民的精神文化需求提供良好的社会环境氛围。首先，对农民进步的精神生活需求进一步开发、鼓励、弘扬。在我们的调查中发现，农民对进步的精神生活有强烈的渴望和自发的追求，在问及“您认为幸福的生活应该是什么样的”时，50.3％的农民回答是“家庭和睦”，位居所有选项的第一位。在问及“您幸福的原因是什么”时，50％的农民回答是“自己的全面发展”。可见，广大农民虽然物质生活相对匮乏，但是，他们并没有把物质财富作为第一位的追求，而是把家庭和睦、全面发展看作人生的第一需要。全社会应该进一步宣传和鼓励这种追求。其次，消除封建迷信和不科学的生活方式对农民精神生活的影响。在回答“如果家里有人生病，您怎么办”时，还有10％的农民找“巫婆道士”。在回答“您认为造成自己现在生活状况的主要原因是什么”时，还有19.6％的农民回答是“上天和命运的安排”。虽然这不是主流，但必须引起各级党政部门的高度注意，及时消除封建迷信的影响和毒害。再次，倡导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调查发现，有38.3％的农民认为大操大办婚丧嫁娶仪式“很正常”，在安排饮食时，22.9％的农民“想吃什么就吃什么”，28.3％的农民“能吃什么就吃什么”，只有19.7％的农民“注重饮食营养搭配”。在农闲时，还有15.8％的农民喜欢“打牌搓麻将”，36.5％的农民认为打牌搓麻将是“正常的休息活动”，18.1％的农民认为“农闲时最应该做的事”是“打牌搓麻将”。据此，应该积极创造条件消除这些思想意识和行为习惯，用健康有益的生活方式取代它们。最后，加强宣传力度，营造重视精神生活的良好舆论氛围和社区氛围。精神生活质量的提高不是自发的，而是一个自觉主动、持续长久的构建过程。广大农民对什么是健康有益的精神生活知之不多，对如何创造健康有益的精神生活了解有限，因此，要通过各种各样的媒体，采取多种多样的方式，进行持续、长期的宣传，提高农民重视精神生活质量的觉悟和意识，创设重视精神生活的农村社区氛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