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宋时期的杜诗研究

  伟大的 历史 人物，总要由历史去认识他。

  杜甫是伟大的诗人，在唐代，在他生前和死后的一段时间里，杜诗并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杜甫也并不显得伟大。虽然，在杜甫去世前一年，衡州判官郭受颂扬他，“新诗海内流传遍”（《杜员外垂示诗因作此寄》）；韶州刺史韦迢称道他，“大名诗独步”（《潭州留别杜员外院长》），都赞美了他的诗，可是实际情况，则和赞颂者描绘的并不一样。诗人逝世后不久，润州刺史樊晃编《杜工部小集》六卷，在序里说，杜有“文集六十卷，行于江汉之南”。“属时方用武，斯文将坠，故不为东人所知。江左词人所传颂者，皆公之戏题剧论耳。曾不知君有大雅之作，当今一人而已。今采其遗文，凡二百九十篇，各以事类，分为六卷，且行于江左”。可见杜诗的流传，大约因为诗人晚年流落到荆湘的关系，六十卷之巨的文集却仅“行于江汉之南”，竟“不为东人所知”。可见，当时杜诗并没有“海内流传遍”，说杜甫生前就已经“大名诗独步”，显然言过其实。

  在流传至今的十种唐人选的唐诗里，只有在李唐王朝灭亡前韦庄选的《又玄集》选了杜诗七首，其余九种均未选入杜诗。高仲武的《中兴间气集》专门选录从肃宗到代宗末年这一时期的诗，其时也正是杜诗的代表作大量产生的时期，而选者并声称要力革过去选本之弊，“朝野通取，格律兼收”，共选诗人十六位，竟没有杜甫。这种情况只能说明，杜甫生前，他的诗地位并不高， 影响 并不大。有如王赞所说，“杜甫雄鸣于至德大历间，而时人或不尚之。呜呼！子美可谓无声无臭者矣”（《玄英先生诗集序》）。叶适解释道，这是因为“杜甫强作近体，以功力气势掩夺众作。然当时为诗者不服，甚或绝口不道”（《习学记言》）。不服之论，纯系推测，厚诬古人，不足为据。实际是，当时的人把手握 时代 号角的诗人视为一般放浪形骸、纵情歌呼的酒徒诗狂，跟后人印象中的酒仙并无二致。任华在《杂言寄杜拾遗》中曾描写诗人，“郎官丛里作狂歌，丞相阁中常醉卧”。狂歌醉卧，今天看来是酒仙李白，昔人说的却是诗圣杜甫。在成都，严武去草堂看杜甫，写诗规劝这位朋友到：“莫倚善题鹦鹉赋，何须不着鵕鸃冠？腹中书籍幽时晒，肘后医方静处看”（《寄题杜二锦江野亭》）。严武的诗，当然主要是夸奖诗人多才博学。但是，一比为“气尚刚傲，好矫时慢物”的弥衡，再比为“日中仰卧，答曰晒书”的名士郝隆，不也是突出一个狂字么？后世流传的严武要杀杜甫的故事，其实也不过是说诗人酒后发狂而已。总之，生前身后，杜甫总是被人看作善于撰写佳句、刻划物色的风流才子，他的诗 自然 也被当作酒后疯话，不被人看重。诚然，颂扬杜诗的声音不是没有，也不是不高，只是不大，还没有成为时代的最强音。

  肯定杜诗的强音主要从中唐时期发出。沉醉在开元盛世中的唐人，被安史之乱的狂风暴雨吹打得晕头转向，到这时，才定下心神，痛定思痛，力图中兴，开始重视 总结 盛唐中衰的历史教训，自然也就注目大唐盛衰变化的历史见证人。韩愈的见解可为代表。他作为开宗立派的大诗人，大作家，独具慧眼，激赏大音，在多士诽谤李杜的鼓噪声中挺身而出，力驳众议，大声疾呼，“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辛辣嘲笑无知之辈攻击李杜，是“蚍蜉撼大树，可笑不自量”，英勇扞卫了两位光照千古的伟大诗人，对两位诗人“平生千万篇，今薤垂琳琅”（《调张籍》），备表倾倒之意。韩愈意在开山，功在古文，对李杜诗篇没有进行深入 研究 ，因而，对杜诗创作上的独特贡献，他也就说不清。这个任务由他的两个朋友，开创中唐新乐府运动的双璧元稹、白居易完成了。

  元稹抓住杜诗有所创新的 艺术 特色，称颂他“怜渠直道当时语，不着心源傍古人”（《酬孝甫见赠十首》），表彰杜诗艺术在语言上的特色；肯定“近代诗人惟杜甫《悲陈陶》、《哀江头》、《兵车》、《丽人》等，凡所歌行，率皆即事名篇，无复依傍”（《乐府古题序》），则突出了杜诗从形式到 内容 推陈出新的造诣，尤其是“即事名篇，无复依傍”句，准确的总结了杜甫诗歌创作的特点。

  但是，对杜诗丰富的 政治 内容和深刻的 社会 意义，终嫌没有接触，认识不够全面，受讥后人，理固宜然。然而杜甫毕竟是诗人，不是政治家，抓住了他的诗的艺术特色，也就基本上把握住了他这个人。所以，元稹研究杜诗的艺术特色，其见解对后代的杜诗研究者一直有启发和指导作用。

  元稹的挚友白居易则不一样，他更多的是着眼于杜诗的社会内容，突出强调“《新安》、《石壕》、《潼关吏》、《芦子》、《花门》之章，‘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之句”，作为他那种“文章合为时而着，诗歌合为事而作”（《与元九书》）的主张的佐证。如果说诗如其人的话，我们也可以说“评”如其人。白居易立志革新，敢于斗争，把诗看作人生的武器，“为君、为臣、为民、为物、为事而作，不为文而作”（《新乐府序》），放笔而写，直书胸臆“不惧贤豪怒，亦任亲朋讥”（《寄唐生》）。所以他看重杜诗关心时政、留心民瘼的思想内容。元稹少有大志，锐意改革，一经蹉跌，便改初衷，晚年更投靠阉竖，固位求宠，所以他偏爱杜诗艺术形式上的成就。相反相成，若将元、白二人的见解结合起来，就成了对杜诗的第一次比较系统的研究，比较全面的认识。他们的努力，难能可贵，为后来进一步研究杜诗奠定了基础。

  到了宋代，唐朝由乱而亡的伤痛已成过去，稳定的新王朝需要总结历史经验教训，杜诗的要义，杜甫的作用，便逐渐被封建社会挖掘出来。张齐贤说过，“工部风雅，犹仲尼之日月也”（《书杜工部祠堂》）。《新旧唐书》也都为诗人列传，《新唐书》的作者更颂扬诗人，“为诗歌，伤时挠弱，情不忘君，人怜其忠”，把诗人从卖弄文采、寄情风月的骚人词客中挑出来，看作痴心报国的忠臣义士。这些议论，使人耳目一新。然而，达官贵人的泛泛之见，尚有待于学者文人进行深入学术研究的支持。因而杜诗的社会影响还不很广泛。宋初被称为“纵横吾宋是黄州”的王禹偁，说过一句很深刻的话，“子美集开诗世界”（《日长简仲咸》），当时就没有产生什么影响，既没有人去探讨大诗人新开的这个“诗世界”，也没有几个人对杜诗进行的工作，杜诗散佚的情况仍然非常严重。当时所传的杜甫诗集的荆南本、南唐本、蜀本都是二十卷，《崇文总目》也称“杜甫集二十卷”，与樊晃所说的“文集六十卷”之数，相差甚远。而这些二十卷本，又多系抄传，“集无定卷，人自编摭”，内容不尽相同，错讹又非常多，正如后来李纲说的，“杜诗遭乱亡佚又不为少，加以传写谬误，寖失旧文，乌三转而成焉者，不可胜数。“{《重校正〈杜子美集〉序》}

  这种局面，到北宋中叶，随着赵宋统治集团政权日趋巩固而逐步变化。景佑三年，即1036年，苏舜卿编辑《老杜别集》。他在《题杜子美别集后》写道，“杜甫本传云，‘有集六十卷‘。今所存者才二十卷，又未经学者编辑，古律错乱，前后不伦，盖不为近世所尚，坠逸过半。吁，可痛悯也。“其时宋传四帝，立国七十五年。然而从此杜诗“不为近世所尚”的历史也就结束了。之后，着名的达官贵人和文人墨客都重视 学习 杜诗，谈论杜诗，甚至上朝之暇，也说杜不止，以熟读多读杜诗为荣耀，以至于“乡校家塾，龆总之童，琅琅成诵，殆与《孝经》，〈论语〉，〈孟子〉并行”（曾噩〈九家集注杜诗序〉）。这种朝野倾心，雅俗共赏的盛况，可说是杜诗的普及运动，杜诗成了封建文人的必修课，研究杜诗成了学者士子安身立命的专业。有宋一代，研究与编辑杜诗的超过千家，韩愈昔日称颂的“光焰万丈长”，至此才普照士林。

  这种情况的出现并不是偶然的，有其深刻的历史原因。北宋社会比较开放，政治比较宽松，思想比较自由，因而 经济 繁荣，商业发达， 科技 先进，文化昌盛，宗教活跃，是 中国 历史上少有的几个好时代之一，以至于有 现代 的西欧高士认为，最适合于人生活的时代是北宋。但是，赵宋王朝又有先天的不足，国家未能统一，富而不强，往往成为四周环伺的列强追逐的猎物。用钱买来的和平，既不持久，又带来内忧。如何自慰，成了宋有别于汉唐的新课题。陈郁的自白，道破了这一点：“本朝文不如汉，书不如晋，诗不如唐，唯道学大明，自孟而下，历汉，晋，唐皆未有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极，为万世继绝学，开太平者也。”（〈藏一话腴〉甲集卷上）陈郁说的是文化，要是再加上政治上的，“本朝强不如汉，盛不如唐”，那就更清楚了。道学是专为宋王朝在军威不振的情况下“开太平”，即巩固封建统治效力的。其实道学哪有那样大的威力？只是因为，宋虽“文不如汉”，是赋不如，散文则过之；虽“书不如晋”，而画过之；虽“诗不如唐”，而词过之；虽“强不如汉”，而经济实力过之；虽“盛不如唐”，而科技商贸过之。宋实在是中华民族 发展 史上超汉越唐的又一高峰。然而，高而不大，文而不武，富而不强，危而不安，令人气短。道学独盛，强调理，强调心，突出的是精神自立，聊以慰心自娱而已。后期，慰抚变成麻痹，自娱变成逃避，是宋贤始料不及的。当时杜诗研究成为风气，杜甫地位空前高涨，正是时代追求精神自立的反映。

  封建社会所谓“开太平”，就是确保君主的稳定统治。孔子本开过，“克己复礼”，“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祖传秘方，也行之有效。但积久生弊，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不克己，不复礼，汉室如此，唐室也如此。江河日下，无可奈何。韩愈见机而作，设计出“天王圣明，臣罪当诛”的新图纸。但过于生硬粗暴，缺乏感染力，完全是“君教臣死，臣不敢不死”的古老说教的翻版，不易叫人接受。宋儒经过对比研究，终于发现杜甫忠君的态度和方式最为可取。杜甫忠君不是在春风得意，锦衣玉食时感激皇恩浩荡的自我表白；也不是待价而沽，请托钻营时候输忠纳款的自我吹嘘；而是历尽沧桑，饱经世故后，在天涯沦落中思君怀国本性的自然流露。谁又会天天都面临着生死的考验呢？日常生活的立场节操才特别难能可贵。所以说，“古今诗人众矣，而杜子美为首，岂非以其流落饥寒，终身不用，而一饭未尝忘君也欤？”（〈东坡集，王定国诗集叙一首〉）苏轼的这个结论也是一个发现，得到了封建时代的广泛赞赏。就这样，描绘世上疮痍，民间疾苦的志士仁人，被装扮成了施粉抹朱的忠君模特儿。其实这是很不确切的。杜甫念念不忘君王，形式上看是忠君，实际上是要“致君”，“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致君唐虞际，淳朴忆大庭”。（〈同元使君〈舂陵行〉〉）“致君时已晚，怀古意空存。”“致君尧舜付公等，早据要路思捐躯。”（〈暮秋枉裴道州手札，卛尔遣兴，寄递近呈苏涣侍御〉）他是要帮助皇帝，臻于郅治。犯顔直谏，生死不顾。即使到了辞世之年，行将就木，仍不忘薪尽火传，激励青年才俊。所以，他批评皇帝的过失，也揭皇帝的疮疤。当他写“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自京赴奉先咏怀五百字〉）的时候，当他写“天子多恩泽，苍生转寂寥”（〈奉赠卢五丈参谋琚〉）的时候，当他写“圣主他年贵，边心此日劳”（〈千秋节有感二首〉）的时候，当他写“张后不乐上为忙”，“百官跣足随天王”的时候，他并不是跪在陛下面前出谋划策，而是站在天子对面耳提面命，有时简直就是对君主的控诉和否定，其激烈和尖锐的程度，远远超过屈原李白，无人能够企及。由于这方面绝非后代儒生所能理解，于是就把这一方面抹杀。

  而杜甫在“一饭未尝忘君”的同时，还“一饭未尝忘民”。“减米散同舟，路难思共济”（〈解忧〉）；“遗穗及众多，我仓戒滋蔓”（〈行官张望补稻畦水归〉）；“枣熟从人打”（〈秋野五首〉），“拾穗许村童”（〈暂往白帝复还东屯〉）之类的诗句在杜集中俯拾皆是。为民请命，为民呐喊。因此王安石说他，“常愿天子圣，大臣各伊周，宁令吾庐独破受冻死，不忍四海赤子寒飕飕“，感动得”愿起公死从之游“（《杜甫画像赞》）。杜甫民胞物与，己饥己溺的人道情怀，民本思想，亦非末代士林所能望其项背，也就统统抹杀。苏轼的一偏之词便不胫而走，千年风行，堂堂诗人成了匍匐在皇帝脚下的愚忠典型。费士戣的话道出了他们对大诗人巧装打扮的这份苦心，”少陵忠义之气，根于素守。虽困踬流落，而一饭未尝忘君。后之来者，傥观遗像而念其行藏，瞻斋颜而企其节义，则爱君爱国之念，油然而生，其补于 政治 ，岂浅鲜哉。“（《漕司高斋堂记》）相传宋真宗肯定杜诗中惟“勲业频看镜，行藏独倚楼”两句最好，臣下兢相响应，以这两句杜诗自况，名楼，名亭，名册，名鉴者代不乏人，就是“补于政治”的具体运作。种种情况都不过说明，肯定杜甫忠君，不过肯定他思而不二，怨而不怒，温柔敦厚，反躬自省；不过是让大诗人做个带头羊，在潜移默化中把整个 社会 凝聚在天子周围。爱之者，实用之者。捧之者，实伤之者。所以说，诗是 时代 的反映，评也是时代的表现。
  在宋人看来，尊杜可以“补于政治”，可以“开太平”，有两方面的含义。一是政治方面，一是思想方面。宋代对杜诗的 研究 ，后来也就分别从这两方面入手。
  从政治方面入手，尊杜诗为“诗史”。唐人孟棨《本事诗，高逸第三》中早就有记载，“杜逢禄山之难，流离陇蜀，毕陈于诗，推见至隐，殆无遗事，故当时号为‘诗史’“。这个谥号，新旧唐书都沿用了。但是，如果我们具体 分析 一下，就可以发现，这种称杜诗为诗史的原因，局限于诗人自己”逢禄山之难，流离陇蜀，毕陈于诗，推见至隐，殆无遗事“，偏重在诗人记事之详，而这个事，则是诗人自己乱中“流离陇蜀”的个人遭遇。所以，此言诗史者，不过是诗人用诗记下的个人简史，认识过于肤浅，正是唐人认不清自己的时代，也认不清诗人价值的反映。宋人隔岸观火，殷鉴不远，对唐政得失看得较清，对杜诗的面目也认得较清。胡宗愈就强调，“先生以诗鸣于唐，凡出处去就，动息劳逸，悲欢忧乐，忠愤感激，好贤恶恶，一见于诗，读之可以知其世，学士大夫谓之‘诗史’”（《成都草堂诗碑序》），把杜诗记事之详的特点， 发展 到记世之真的高度，看法比唐人高明多了。陈巌肖又在《庚溪诗话》中进一步指出，“杜少陵子美诗，多记当时事，皆有依据，古号‘诗史’”，接触到“事”即“时事”。“诗史”即用诗的形式写的唐代 历史 的认识，就是这样在宋人手里完成的。以至于后来明人胡震亨《唐音癸签》甚至说成，“以时事入诗，自杜少陵始”。杜诗可以补史书之不足，纠史书之谬误，不过是这个论点的具体运用。更有甚者，大臣论政，也引诗为据。王巌叟在《韩魏公别录》中就记载有韩琦反对寓兵于农，论据便有“独不见杜甫《石壕吏》之诗乎？调兵于民，其弊乃尔。”想一想唐文宗读杜诗而动游兴的事实，怎能不使人产生感慨呢？宋代统治者处于 中国 封建社会从顶峰上跌落下来后的第一个喘息之机，特别致力于 总结 前代的统治经验，以谋长治久安之术。所以，两眼朝后，盯住历史，两修唐书，两修五代史，大修《资治通鉴》，就是证明。看重杜诗，其理一也。尊杜诗为诗史，其实就是把杜诗当成《资治通鉴》的缩写本，新旧唐书的 艺术 版。
  从思想方面入手，则尊杜诗为“诗中六经”。
  唐朝中衰于统治集团的内讧。原因是复杂的，除了政治， 经济 的因素外，还有一个思想的因素。唐朝三教并举，儒不独尊。思想活跃固然有利于人才成长，社会发展；但是，也容易偏离土地国家所有的小生产正统意识形态，不利于中央集权的封建****统治。杜甫生前即有见于此，在辞世之年曾发出呼吁，“周室宜中兴，孔门未应弃”，希望再用孔门儒学为李唐王朝重“开太平”。赵宋统治者比李唐统治者更虚弱，只能在想象中解决现实中解决不了的矛盾， 自然 要乞灵于孔门儒学的“克己复礼”。这样，杜甫的见解和宋代在意识形态方面的要求就一致了。因而宋儒研究杜诗的思想意义往往把它跟儒家经典扯在一起。说“工部风雅，犹仲尼日月也”本很早，可惜“风雅”一词，失之笼统，把 问题 没有展开。稍后的孙仪又说诗人“道遗当世，而泽化后人”（《读〈杜工部诗集〉序》），仍对“道”这个概念的内涵和外延未能加以说明和探讨。再后的王得臣稍进一步，具体点出杜诗的“周情孔思，千汇万状”（〈增注杜工部诗集序〉）。然而，看似具体，但是仍不过是就杜诗继承广泛而言，看做一个一般特点，杜诗的思想意义，特别是在儒学中的意义，尚待发掘。苏轼抓住了杜甫忠君的特色以后，纲举目张，杜诗的思想意义在宋儒眼中一下子清晰了。他的弟弟苏辙明确提出，“我公才不世，晚岁道尤高”（〈和张安道读杜集〉），突出了杜甫后期，即“一饭不忘”时期的思想特点。孔武仲则提出，杜诗“大抵哀元元之穷，愤盗贼纵横，褒善贬恶，尊君卑臣，不琢不磨，闇与经会，盖亦骚人之伦而风雅之亚也”（〈书杜子美〈哀江头〉后〉），又突出强调了杜诗思想“闇与经会”，合于儒家经典。做为这两种观点的汇总，是同时人黄庭坚的 理论 。作文“当以理为主，理得而词顺，文章自然出类拔萃。观杜子美到夔州后诗，韩退之自潮州还朝后文章，皆不烦绳削而自合矣“（〈与王观复书三首〉其一）。黄庭坚把苏辙笼统提到的杜甫晚岁之道，具体定为诗人到虁州后的思想；把孔武仲概括的杜诗“闇与经会”的特点，具体划到当时逐步开始泛滥的 理学 上。根据则是“老杜作诗，韩退之作文，无一字无来处”（〈答洪驹父书三首〉其二）。韩愈以孟轲的继承人自居，后儒亦视之为儒学由前期向后期转化的关键人物。承前启后，于道功多。黄庭坚把杜甫跟这位“文起八代之衰，道济天下之溺”的散文大家相比，不就明示伟大诗人在儒学发展中的重要地位吗？说他们的诗文“无一字无来处”，除了颂扬杜诗韩文的艺术性强之外，重要的是说，杜诗韩文征圣宗经于内，明道言志于外，不啻是当代最新版本的五经。这种见解，以经解杜，割断了杜诗和生活的联系，助长了解杜工作中凭空臆测，随意引伸的不良倾向，较以史解杜，这种由外向内的转化，是一种退步。果然，在偏安一隅的南宋小朝廷治下，士林纷纷强调，“工部风雅，一发诸忠义之诚”{晁说之〈嵩山文集〉卷十六}。提出“谓之”诗史“者，其大过人在诚实耳”{释惠洪〈冷斋夜话〉卷三}。开始阐述“子美深于经术，其言多止于礼义”{李复〈与侯谟秀才书〉}。突出宣扬“子美诗，读之使人凛然兴起，肃然生敬，诗序所谓‘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者也“{张戒《岁寒堂诗话》卷上}。颂扬杜诗”乃圣贤法言，非特诗人而已“。就这样，秉笔直书的史臣，变成了卫道说教的牧师，头戴方巾的圣贤。杜诗走悄，空前绝后，”儒家仰之，几不减六经“{邹浩《送裴仲孺赴官江西序》}。这是在杜诗普及基础上又掀起的一个新的 学习  热潮，可祘是杜诗研究的深入发展。在中国文学史上，这种盛况是仅见。 惶惶不可终日的统治阶级，显然是病急乱投医，把大诗人当成了救命稻草，一把抓在手里，再也不放松了。
  事情总是这样，每到民族矛盾激化，国家危亡之际，往往突出杜诗的政治作用，把它看作诗史，当成战斗号角；而一旦天下太平，即使只是半壁河山上的太平，又往往突出杜诗的思想意义，把它看作经书，当作陶冶人心的净化器使用。
  北宋末年，女真族南侵，赵宋王朝南逃，志士仁人在抗金救国的斗争中，深切体会到杜诗的现实意义。“但恨平生意，轻了少陵诗“（《正月十二日自房州城遇虏至》）。陈与义在逃难中的忏悔，代表了杜甫崇拜者们的共同心声。那时有名的诗人陆游，辛弃疾崇拜杜甫，就不仅仅是因为杜甫诗写得好，而首先是因为杜甫事行得正。在他们心目中，杜甫是顶天立地的英 雄，”辅弻老臣“，”常恨晚辈言诗史，请庙生民伯仲间“（陆游《读杜诗》）。特别是南宋末年，元军长驱直下，汉族英雄衔亡国之恨，浴血奋战，更把杜甫引为同调，视作旷代知音。大名鼎鼎的文天祥兵败被执，在狱中集杜句为诗，作序说道，“凡吾意所欲言者，子美先为代言之。日玩之不置，但觉为吾诗，忘其为子美诗也。乃知子美不能自为诗，诗句自是人情性中语，烦子美道耳。子美于吾隔数百年，而忘其言语为吾用，非性情同哉。昔人评杜诗为诗史，盖以其歌咏之辞，寓记载之实，而抑扬褒贬之意，灿然于其中，虽谓之史，可也。吾所集杜诗，自余颠沛以来，世变人事，概见于此矣。是非有意于为诗者也，后之良史，尚庻几有考焉”（《集杜诗自序》）。文天祥的这一席话，道出了民族英雄爱好杜诗的共同心声。中华民族，多灾多难，杜甫只有在民族危亡 ，邦国倾覆之际，才能遇到真正的知音，这是幸还是不幸？“国家不幸诗家幸，语到凔桑句更工”。诗人之幸，正是民族国家的大不幸。这是怎样的幸与不幸呵！
  鲁迅在《田军作〈八月的乡村〉序》里一开头就写道，“爱伦堡论法国的上流社会文学家之后，他说，此外也还有一些不同的人们：‘教授们无声无息地在他们的书房里工作着，实验x光线疗法的医生死在他们的职务上，奋身去救自己的伙伴的渔夫悄然沉没在大洋里面。……一方面是庄严的工作,令一方面却是荒淫与无耻’“.先生非常义愤,特别提出,” 然而南宋的小朝廷却仍旧向残山剩水间的黎民施威,在残山剩水间行乐:逃到那里,气焔和奢华就跟到那里,颓靡和贪婪也跟到那里.‘若要官,杀人放火受招安;若要富,跟着行在卖酒醋’.这是当时的百姓提取了朝政的精华的结语.”就是这样的南宋小朝廷,特别注意用儒学冠冕堂皇的牌子来装扮自己.杜甫也难逃当陪衬的恶运.冤杀岳飞,认贼作父的赵构,就亲笔为臣子在扇上题写杜句,”文物多师古,朝廷半老儒”(陆游渭南文集卷五十一),希望用孔圣先贤,汉官威仪,遮掩遗臭万古的丑态秽行,淹灭人民心头抗敌复国的怒火,冲淡金军烧杀抢掠的暴行,好让小朝廷在残山剩水间寻欢作乐.孝宗不愧为孝,毕肖乃父,登基后,也亲笔书写杜诗,”富贵须从勤苦得,男儿要读五车书”.并勒碑潜邸,以训乃子.(叶绍翁四朝见闻录二集)妄图把人民从民族抗争的前线,拉向功名利禄的深渊.因而理学先生更变本加厉,创造了杜甫”深入理窟”的理论,比杜诗为”诗中六经”,”老杜诗如董仲舒策,句句典实,堪出题目”(陈善扪虱诗话上集卷三).在这样的理论基础上,又直接教诲人们,向老杜学习修身齐家的本领.朱熹就直接劝人,”杜子美诗,意思好,可取者多,令其善讽咏,易入人心,最为有益也”(答刘子澄书).他做女诫一书时,认为在”正静篇,即如杜子美’秉心忡忡,防身如律’之语,亦可人.凡守身事夫之事借是也.”强调”杜诗佳处,有在用事造语之外者,唯其虚心讽咏,乃能见之”(跋章国华所集注杜诗).朱夫子所说的这个佳处,就是在具体提示人们用理学的眼光去看待理解杜诗,从杜诗的意境中去领会理学的精髓.杜诗本是诗人蘸着民族的血泪写成的,真实地反映了中华民族艰难行进的历程,后世却被理学先生当做禁锢民心的手术钳.封建统治阶级古为今用到这样荒谬的程度,是诗人所始料不及的.” 将诗不必万人传”(公安送韦二少府匡赞),能由诗人吗?
  正像任何事物都是由对立的统一组成一样,对杜甫的评论也是由肯定和否定两派见解组成的。唐宋时期肯定杜甫的意见是主流,否定的见解极少,既不深入,又无 影响 ,这里就从略了。
  总之,杜诗在唐宋两代经历了被逐步认识`,被广泛普及,被深入研究这三个阶段,封建社会才祘基本完成了杜甫是忠臣典范,诗中圣贤；杜诗是“诗史”,“诗中六经”的研究任务.。尔后的几百年,除了训诂学和考据学的意义上偶有发现外,对杜诗的研究,再也没有跳出这个窠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