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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关张的人神之变

发布时间:2015-10-09 09:43

 刘备、关羽、张飞是人也是神。考察他们由人变为神的异化过程,探讨其对 中国 政治 文化的深刻 影响 ,是很有必要的。

  鉴於关羽不仅在与刘、张的异化过程中,有其特殊性,而且後来成了众神之神。为了论说方便,我们先说刘备、张飞,再论关羽。

  刘备出身贫寒,“与母贩履织席为业”。虽然他自称是中山靖王刘胜之後,藉以打出汉室正统的王牌,但家中连谱牒都没有,祖爷爷、祖奶奶的世系都排列不出,充其量不过是个没落王孙。後来武靠关羽、张飞、赵云等哥儿们的奋勇拼杀,文靠孔明的安邦定国,才成就了蜀国大业。章武三年四月(公元223),他在白帝城患痢疾,并引发它病而驾崩,正史载谓“先主殂於永安宫,时年六十三。”“汉主殂於永安,谥曰昭烈。”并无异象,与常人之咽气伸腿,无不同。但是,後人没有忘记刘备。陈寿评价他是“弘毅宽厚,知人待士,盖有高祖之风,英雄之器焉。”清代川湖总督蔡毓荣谓“昭烈百战之余,屡遭踣踬,翱翔翻飞,卒成帝业……昭烈君臣微独岸视三国,要非三代以下所能并驾比肩者也。”这些都道出了刘备由人变神的原因之一,是国人精神深处的英雄崇拜传统。刘备成神的象征是雄踞庙中,血食一方,在香火缭绕中接受世人的磕头作揖。但这一过程的完型,经历了六百余年。在刘备的故乡涿县楼桑树,直到唐昭宗乾宁四年(公元897)才盖起了昭烈庙。此时,已是唐代末年,大唐李姓江山,风雨飘摇中岌岌乎殆哉,忠义精神成了某种 社会 需求,这应当是昭烈庙拔地而起的重要原因。其後金代承安(公元1192-1200)年间重修,明代宏治二年(公元1489)再修。值得注意的是,庙中的塑像,不仅配以关羽、张飞,而且“像不君臣坐立,而兄弟列,像其侧陋时也。然昭烈王者服。”这些塑像是否唐代始塑时即作此状,还是明代再修时立此形象?不得而知。但是,突出所谓“桃园结义”精神,或者正史所述的刘备与关羽“寝则同状,恩若兄弟”之情,无疑富有人情味,更能迎合民众的心理需求。在刘备寿终正寝的白帝城,何时始建昭烈庙?清修《奉节县志》说,“考旧志白帝城昭烈武侯关张皆各有庙,隋唐无碑碣可稽。”不过唐代奉节就有昭烈庙,而且要早於刘备故里涿县。杜甫的《谒先主庙》诗谓:“……旧俗存祠庙,空山泣鬼神。虚檐交鸟道,枯木半龙鳞。……孰与关张并,功临耿邓亲……向来忧国泪,寂寞洒衣巾。”此诗原诗曰“刘昭烈庙在奉节县东六里。”成都应当是最早建立昭烈庙之所在,杜甫的名诗〈登楼〉谓:“花近高楼伤客心,万方多难此登临。锦江春色来天地,玉垒浮云变古今。北极朝廷终不改,西山寇道莫相侵。可怜後主还祠庙,日暮聊为梁甫吟。”作为神的刘备,至明朝以後,影响大增。这是因为刘、关、张合祀的“结义楼”、“三义庙”,越来越多,几乎遍及全国。如云阳的“结义楼”,都御史孙需有诗谓:“伟哉一(丈)夫,义结三兄弟。气量吞孙吴,威武压吴魏……英风尚凛然,千古良不愧。”涿县的“三义庙”,建在涿县鹿驿後。[10]“而北京从明至清末,建有不少三义庙,一在东城,一在崇文,一在宣武,一在房山,还有三座在海淀。”[11]正史在这样的氛围下,刘备的亡灵,增加了不少神秘的光环。嘉靖中,道路相传,在涿县昭烈庙旁,有个王姓农夫,家有石磙,传自上世,“忽有贾胡过视,欲购以十金,其家疑不听。贾既去,其兄弟以失价相诟,斧破之中空,涵水一盂而已,清冽异常。不省所用,置神堂,婢窃饮之,数日肤润面腴,发黑如漆,通知未来事。”[12]後来,风声越传越大,引起朝廷干预,构成冤狱,王氏兄弟“坐妖妄,论死”,所幸隆庆中巡按贺一桂“以怪异恍惚,奏免得释。”[13]这样的咄咄怪事,倘若刘备在天之灵有知,一定会大感意外的。 历史 上的孙夫人,是个高度政治化的人物,祝秀侠先生综合《三国志》赵云、法正等传的记载,称她“进退自如,声势显赫,总没有辱没国家所给予她的使命,由於她的来蜀,几乎使内廷受到威胁,刘备惴惴不安”。[14]不难想象,刘备与这样的老婆同床共枕,又能为欢几何,他们结缡三载,她始终未孕,个中消息不难想见;而至建安16年(公元211),她回东吴後,就一去不复返,据顾炎武考证,“孙夫人自荆州复归於权,而後不知所终。”[15]清初一位考据家杭世骏,认为此说“极是”。[16]但是,从宋至明,芜湖西南江中的蟂矶上有孙夫人庙,又有“灵泽夫人庙”、“焦矶娘娘庙”,谓孙夫人自沉於此,亦说溺水而亡。其实,恐怕这是刘备被日益神话的副产品,本着夫贵妻荣的世俗原则,刘备既已成了神,孙夫人也应当成神,让她在江上的庙里看日出日落,潮涨潮退,大江东去,英雄折腰,香火缭绕中受世人顶礼膜拜, 自然 比不知所终、默默无闻有戏多了。这种社会心理是不难理解的。

  张飞死後,很快就有了庙宇。嘉靖《云阳县志》卷上载谓:“张桓侯庙:在治江南飞凤山隅,汉末建。元顺帝敕修。国朝重修。嘉靖18年知县杨鸾、主簿张一凡重修。”而宋代曾巩写的阆中〈桓侯庙记〉,则谓“州之东有张侯之冢,至今千有余年,而庙祀不废。”[17]可见,民间为张飞建庙,早在他死後不久,即已开始,早於刘备、关羽,而且建庙之初,就充满了神话色彩。前引《云阳县志》载谓:“值张达之变,以其首顺流。土人云渔人得之,置而弗去,显于恶梦,遂祠焉,若有符契焉者。”这些传说,乃民间附会,与“先主伐吴,飞当率兵万人,自阆中会江州。临发,其帐下将张达、范疆杀飞,持其首,顺流而奔孙权。”[18]的历史记载相悖。但是,人民创造历史,也创造神话。张飞的勇冠三军,义释严颜,家喻户晓;虽“爱君子而不恤小人”,但毕竟是性情中人,何况死得又太悲惨,这都足以令百姓敬爱、同情之心油然而生。而据清初彭遵泗记述,遂宁之涪江有“张翼德庙”,长寿县有“张恒侯庙”,均宋代修建。庙甚灵验,连妇人不孕也管,“旱甘霖溢螟蝗疾疠有请辄应。”[19]前引《阆中县志》卷8载有明代成化年间阆中县令李直撰《恒侯灵异记》,说他临事伊始,即晋谒祠下,瞻拜侯之遗像,赫赫有生气,故凡政事之未备,及疑狱有不可决者,咸请成于侯,侯亦随时响应无少爽。“真个是神乎其神。李真并 总结 到:“能御大灾,能扞大恶则祀之……凡有水旱之灾,疫疠之作,有祷必应。”如此看来,张飞死後,简直与地方守土之官,平民百性,同命运共呼吸,因而倍受尊崇。也唯其如此,涪陵有“桓侯宫”[20]巫山西北五十里瞿塘峡口有“桓侯庙”[21]成都至清朝末年,历经沧桑後,南门、东门、北门外,仍各有“桓侯庙”,而且东门外之庙还是新建的。[22]前引《阆中县志》卷8载吴省钦《桓侯庙记》说,“蜀所在有侯庙”,道出了四川各地张飞庙的普遍性。而在张飞的家乡涿州,在全国各地,张飞庙更是不胜枚举。应当说,张飞所受百姓的香火,远远超过了刘备。在百姓的心灵深处,对张飞的追念、尊崇,高过他的刘大哥,这是耐人寻味的。
  关羽成神,比起张飞、刘备,堪称晚矣。据《汉天师世家》谓,宋崇宁二年(公元1103),第三十代张天师应宋徽宗所请,为解州盐池降妖,徽宗问用何将,张天师即召关羽于殿左见驾,帝大惊,赐以手中崇宁钱,从此关公即成了“崇宁真君”,这是他受封之始。[23]但是,正如清朝有的学者指出的那样,“其立庙之始不可考。俗传崇宁真君封号出自宋徽宗,亦无据。”[24]实际情况是,至迟北宋末年,确有关公庙的出现,就北京而论,有记载说,“关王庙,一在积庆坊,宋建。”[25]别地方志中,也有相关记载。可见北宋祀关羽,并非空穴来风。解州盐池,事关国计民生甚大,对关公更是倍加崇敬。有记载说,“至宋大中祥符之甲寅,盐池大坏,关壮缪以阴兵与蚩尤大战而破之,始为之建祠。至崇宁元年,加封为忠惠公,大观二年,又以加武安王。盖关自以桑梓之乡,加意拥护。而盐池之功,遂超盐神而上之矣。”[26]有的关羽庙更被称为“太平护国武安王庙”。也有资料说,从北宋到南宋,关羽先後被封显烈王、忠直公、义勇王、英济王等。至明代,关羽作为神,达到辉煌的顶点。明中叶後,时人惊呼“关庙自古今,偏华夷,其祠于京畿也,鼓钟接闻,又岁有增焉,又月有增焉。”[27]真是日新月异。至万历四十二年(公元1614)十月十一日,司礼监太监李恩齐捧九旒冠、玉带、龙袍、金牌,牌书“敕封三界伏魔大帝神威远震天尊关圣帝君”,于正阳门祠,建醮三日,颁知天下。但祭礼时,正式称帝,是天启四年(公元1624)七月,礼部复题得旨之後,从此,关帝更是名震华夏了。

  由此不难看出,在国势积弱,强虏入寇,边患日重的北宋末年以及明朝万历後期,关羽日益被人神化,而终于成为众神之上的最高尊神,正是反映了那个 时代 的精神呼唤:需要一个文武双全、勇毅盖世的武将,来护国保家,激励世道人心,从而实现社会秩序的长治久安。清代学者曾指出,“汉以後称勇者,必推关、张。”关羽之名,“不惟同时之人望而畏之,身後数百年,亦无人不震惊之。威声所垂,于今不朽,天生神勇,固不虚也。”[28]请关羽出来伏魔——扫除“虏夷之患”,当然是最合适的人选或神选了。明朝人彭梦祖《题关公祠》诗曰“……我公赫赫雷在天,虽亡未亡千百年。戈戟森森乍明灭,处处拯人无危颠。慷慨无洒玉泉涕,万户尸祝同蒸祀。煌煌帝阍庙貌尊,填门拜寿岁复岁。吁嗟乎,古来如公几丈夫,愿公辟天关,提昆吾,东净海氛西击胡。”这最後几句的呐喊,可圈可点,实在是喊出了三百几十年前人们对关羽至诚至敬的深情呼唤,道出了关公何以在明後期那样显赫的缘由。

  1644年,明朝灭亡。清兵入关後,开始打出的旗号,是为崇祯皇帝复仇,此後他们一直声称是从李自成手里夺得天下。因此,“清承明制”,连祀奉关羽也被全盘继承。但是满清毕竟是外族入主中原,让祀奉曾经坚决抗击过他们先辈金的岳庙滔滔天下皆是,显然对大清王朝的统治不利,而进一步抬高忠孝节义俱全的关羽的地位,盖过岳飞,就势所必然。经过顺治、康熙、雍正、乾隆诸帝的不断提倡,关羽成了武圣人,与文圣孔子平分秋色,这是关羽生前做梦也万万没有想到的。

  刘、关、张成了神之後,对于下层民众的 政治 、 经济 生活, 影响 越来越大。随着小说《三国演义》的风行天下,无疑进一步扩大了他们在民众中的影响。在政治方面,刘、关、张成了民间秘密结社供奉的神祗,在经济方面,他们又成了 社会 上诸多行业供奉的神——通称行业神。

  关于天地会的起源,学术界看法不一。但刘、关、张所谓桃园结义的故事,歃血结盟的方式,无疑对天地会有着深刻的影响。去年夏天,笔者应邀参加在福建东山县召开的“海峡两岸关帝文化学术讨论会”,得以认识东明寺住寺道玉师傅,多年来,他一直大力支持学者深入福建民间调查天地会起源, 研究 天地会的中坚“香花僧”的 历史 。蒙他出示民间秘密流传的海内孤本《香花僧秘典》,其中盛赞关羽“威名满华夏,真义士,真忠臣,若论千载神交,合与睢阳同俎豆;戎服读春秋,亦英雄,亦儒雅,试论九霄正气,当随奎壁焕光芒。”并在每年五月十三日关羽诞辰时特设法坛,贴出此联语。关羽对天地会的深刻影响,于此可见一斑。明末清初,风行结盟,清初统治者曾迭加严禁。而这些盟誓,多半效法桃园结义,举行仪式时,或对关羽像叩首,或烧化结盟疏後,歃血为誓。笔者藏有宣统二年江南民间流传的《时令底疏》,其中有《重阳日结盟疏启》,谓:“恭联帝座,迓三义之圣,涉降茅庐,先圣桃园横范尊,芳馥千秋……今歃血于神前……勿陨越于生前,愿终期于世後。惟兹哀情,神灵鉴察。是启。”这里的“三义之圣”,当然指的就是刘、关、张。近三百年,直至1949年,清、红帮一直有着巨大的影响力。在清帮世代相传的“三把半”香中,第二把烧的就是“忠义香:纪念三国 时代 刘、关、张桃园结金兰,为振兴汉祚愿同年同月同日死。”[29]而在红帮中,有所谓“见三哥”,称道“威风凛凛一桓侯”,“见圣贤”,赞美“二哥出世义气长,春秋丈夫天下扬”[30],都可以看出张飞、关羽深刻的精神烙印。当然,青、红帮相当复杂,不同时期起过不同作用。

  在三百六十行中,刘备是编织业供奉的神,张飞是盐业、屠宰业、肉铺业供奉的神,而关羽则是描金业、皮箱业、皮革业、烟业、香烛业、绸缎业、成衣业、厨业、酱园业、豆腐业、屠宰业、肉铺业等等不下二十几种行业的行业神[31],足见其影响之大。

  神是人异化的产物,有的人,还活着,却被“奉若神明”。最典型的,莫过于秦汉以来在高度封建****主义极权体制下被几乎捧到九霄的帝王,一个个成了“君权神授”光环辉映下的人间非神之神。但是,他们的地位愈高,离臣民的距离越远。以明代皇帝而论,到宪宗、孝宗时,皇帝与大臣“竟以面对为可怪,一逢召对,遂有手足茫茫之感”[32]。成化七年(公元1471),有此召见时,群臣“皆同声呼万岁,磕头”而已。万历皇帝召见方德清、吴崇仁二相商量张差闯宫的案件,方德清只知连连叩头,吴崇仁“则口禁不复出声,及上怒……崇仁惊怖”,竟吓得昏死过去,“及至便液并下”,“如一土木偶,数日而视听复始。”[33]清末的慈禧太后,祸国殃民,虽然借用鲁迅的话说,“还不如一个屁的臭得长久”[34],竟被尊奉为“老佛爷”,与如来佛、弥勒佛辈大佛平起平坐,实在是岂有此理!然而,他们的迫害忠良,诛戮功臣,株连九族,残民以逞,臣民对之何尝有半点亲近感?非神却以神自居,这是 中国 政治史极不光彩也最为黑暗的一页。

  与其相反的是,刘、关、张成了神,虽然不乏统治阶级的提倡——尤其是关羽。但总的看来,天下苍生供奉他们是真诚的。从时间上看,张飞最早受到百姓的尊奉,刘备次之,关羽後来居上,影响最大。百姓对神的选择,毕竟有他们的标准。虽然一切神都是人造的幻影,但相比之下,刘、关、张比起那些在“君权神授”云山雾海中的所谓神,以及在极端个人迷信泛滥下的神乎其神者,在人民的心坎里,要朴素、实在多了。在香火的背後,是人们对刘、关、张这三位英雄人物真诚的追思与景仰。这是统治者可望而不可及的。

注:
陈寿《三国志》卷32,《蜀书》先主第二。
司马光《资治通鉴》卷70,魏记二。
光绪《奉节县志》卷36,“艺文”,〈白帝城重修昭烈殿记〉。
同治《涿县志》卷3,“祠庙”。
明末刘侗、于奕正《帝京景物略》卷8,“楼桑”。
《三国志》卷36,关羽传。
康熙钦定《全唐诗》卷229,杜甫14。
同上,卷228,杜甫13。
嘉靖《云阳县志》卷上,第13页。《天一阁藏明代方志选刊》本。
[10] 同治《涿县志》卷3,“祠庙”。
[11] 王铭珍〈北京的三义庙〉,见《燕都说故》第416页。北京燕山出版社1996年版。
[12] 同〔4〕,卷6。
[13] 《日知录》卷31,“蟂矶”。
[14] 《三国人物新论》第118页。国际文化服务社,1946年。
[15][16]《订譌类编》卷2“孙夫人无自尽事”。
[17] 民国《阆中县志》卷8,“祠庙志”。
[18] 《三国志》卷36,张飞传。
[19] 《蜀故》卷7“宫室”,光绪重刻本。
[20] 《涪陵县续修涪州志》卷5。
[21] 《巫山县志》第70页。抄本。
[22] 《成都通览》,“成都之寺庙”第14页。宣统元年成都通俗报社印。
[23] 清 钱曾《读书敏求记》。
[24] 清 阮葵生《茶余客话》卷4。
[25] 明 沈榜《宛署杂记》卷19。
[26] 明 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14。
[27] 《帝京景物略》卷3“关帝庙”。
[28] 清 赵翼《廿二史杂记》卷7“关张之勇。
[29] 吴继荣编《近三百年来的青帮》,第217页。tái wān大方文化事业公司出版。
[30] 卫聚贤《中国帮会》第126-127页,上海文艺出版社重印本。
[31] 李乔《中国行业神崇拜》。中国华侨出版公司,1990年。
[32] 陈登原《国史旧闻》第3分册,第259页。中华书局印本。
[33] 《万历野获编》卷1,“召对”。
[34] 《华盖集续编 古书与白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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