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光幻影中世俗女性的映象--《西游记》女性形象

 明代的小说创作，在《三国演义》和《水浒传》出现之后，沉寂了一百多年。明中叶以后，由于城市 经济 的 发展 ，市民阶层发展壮大，为了适应他们的文化需求，通俗文学又趋繁荣。随着《西游记》的出现，一大批长篇小说相继问世。《西游记》最早感受 时代 剧变前的气息，因而在体现新的时代精神上有异于《三国演义》与《水浒传》。形象，是 社会 的投影，而女性作为衡量社会进步的天然尺度，她们的 艺术 形象尤其负载着复杂多样的社会因子。《西游记》的女性世界十分驳杂，作品的魔幻色彩、宗教意识遮蔽了人们的目光，因而绝少有人留意那些女仙佛神怪以及她们身上所透射出的曙色。 
   《西游记》的女性形象大致可分为女妖魔、女神仙及俗世女子三类。作者借这些世俗凡人和神佛形象对人情人性的渴求，对生命长存的期望，对世俗生活的向往，传导出渐趋时俗、复归人性的时代趋向。
  一
   《西游记》并非描写世情之作，与《三国演义》、《水浒传》相比，它与史实距离更远。但是怪诞离奇的神魔争斗中隐寓着世态人情，折射出丰富的社会 内容 与时代风貌。玉面公主、树精杏仙及女童丹桂腊梅、盘丝洞的蜘蛛精、黑松林的老鼠精、天竺国假公主玉兔精等。这些女妖，有的是想吃唐僧肉以求长生不老;有的是想与唐僧成亲，破其真阳;有的是真心想与唐僧作夫妻。她们都以美貌诱人，考验师徒四人真心向佛的心志，都在九九八十一难之中。她们虽为妖魔却有着世俗中人的人情人性，正是“神魔皆有人情，精魅亦通世故”。
   铁扇公主的形象塑造十分成功，活脱脱世俗中人。身为翠云山芭蕉洞主，凭其稀世珍宝芭蕉扇称霸一方，过着衣食无忧的生活。但是她的丈夫牛魔王为贪图美色与百万家私，又讨玉面公主为妾，到摩云洞做了“倒插门的女婿”。铁扇公主过着被遗弃、被冷落的凄苦生活。她渴望夫妻长相厮守，因此，当孙悟空假扮牛魔王出现在她面前时，她喜出望外，俏语温存，试图以情以义感化夫君，人世间夫妻之情之状在她身上得到了真实的体现。透过这一形象，我们可以感受封建社会一夫多妻制给女性带来的内心痛苦。
   白骨精的出现，反映了家庭观念与佛教理性的矛盾冲突，出家求佛，必须与社会和家庭脱离，做到“六根俱净”。要真正修成正果，必须抛舍家庭观念的 影响 。琵琶洞的母蝎精对唐僧流连不舍，想与他结为夫妻，声言“黄金未为贵，安乐值钱多”;木仙庵的树精个个清奇风雅，锦心绣口，他们慎重其事地做媒、保亲、主婚，欲成全杏仙与唐僧的婚配。……从人的观点来看，这些妖魔鬼怪当然都是罪恶的，但另一方面，她们的所作所为却表现了人类渴求无拘无束享受生活的愿望，以及永世长生的生存欲求。作者通过这些由妖魔、精灵变幻出的女性，对人类的生理本能寄寓宽容理解，又通过她们欲望的落空，表明了自己的理性选择。
   《西游记》中出现的女仙佛有观世音菩萨、黎山老母、普贤、文殊、毗蓝婆菩萨、嫦娥仙子等，除观音外，其他几位较少出场，她们最轰动的行动是在二十三回，集体上演了一“四圣试禅心”的热闹喜剧。取经路上的魔障绝大多数是险恶的 自然 环境生成的山精水怪与不服管束的仙佛奴仆幻化而成，而由众神佛出面考验取经者意志唯此而已。四圣幻化为林间庄院的平民女子，所采用的富贵、美色诱惑方式甚至女儿的命名，都涂抹了一层浓厚的世俗色彩，标示着庄严神圣的仙佛从神坛走向凡间。作者倾心打造的观世音形象更是世俗化的典型代表。
   在佛教经卷中，观音只是佛法神力的抽象体现，其身相不定，更难分性别。观音最终成为一位端庄秀美、大慈大悲的女性，经过了几个世纪的演变，大致在宋代基本定型。在元末杨景贤《西游记》杂剧中，观音已介入取经故事，但仍有很重的宗教色彩，主要还是观音神力的体现。由于缺乏生动、细致的描写，其性格特点不够鲜明，甚至也看不出女性特征。
   小说《西游记》尽管未能汰尽这一形象的宗教色彩，但作者基本上是按照人间女性来描写的，变庄严为亲切，化神力为人力，使观音形象成为《西游记》世俗化倾向的生动体现。对她的容貌形态、衣着服饰，作品在第八、十二、四十九回等处有浓墨重彩的描绘，她不再是云缭雾绕中面貌朦胧的神秘仙班，而是一位具体可感、和善可亲的女菩萨。四十九回，观音为收伏河怪，褪尽妆饰赤脚光臂、手执钢刀削竹织篮的场景，充分世俗化了，真是美不可言，观音的可亲可爱凸现得淋漓尽致。从悟空咒“该她一世无夫”，八戒称她为“一个未梳妆的菩萨”，以及观音本人的一些村言俗语，我们也看到了作者赋予观世音形象的现实意味。有别于佛经中观音的宗教劝化寓意，《西游记》突出的是观音在取经事业中的收妖除怪、救苦救难。她奉如来佛旨察访取经之人，是取经队伍的真正组织者。在取经途中，观音更是频频出阵，亲临黑风山、五庄观、枯松涧、通天河等处，常常是“未及梳妆”，便纵上祥云赶去救难，成为唐僧师徒的释厄者、民间信仰中救苦救难的化身。观音慈悲为怀、扶正祛邪正是俗世中平民百姓善良美好愿望的形象体现。
  二
   《西游记》构筑的是一个变幻奇诡的幻想世界，所涉俗世女性少而又少，仅西梁女国、唐僧母可以列入。但无论是工笔细描的女儿国，还是简笔勾画的唐僧母，在反映时代精神以及传统道德观念的变异上，具有很高的代表性。
   “女儿国”并非吴承恩独创。《山海经·海外西经》有关于女子国名目的最早记载:“女子国，在巫咸北，两女子居，水周之。; 郭璞注曰:“有黄池，妇人入浴出，即怀妊矣。若生男子，三岁辄死。”唐三藏西天取经所过女儿国，南宋《大唐三藏取经诗话》、元末《西游记》杂剧、明初《西游记平话》都有记述。《西游记平话》，今无传本，有关女人国的具体情节不详。《诗话》中的女人国是文殊、普贤为验试法师的禅心而幻化出来的;杂剧中“女人国”的女王淫邪毒，硬逼成亲。小说作者对情节进行了创造性的改造，保留“女王招赘”模式，却将《诗话》中的部分情节另写为“四圣试禅心”，将杂剧中“女
王逼配”一节移入琵琶洞蝎子精身上，从而赋予“女儿国”新的意义内涵与理想色彩。
   佛经传说中的“女人国”故事，旨在传播佛理，把“女人国”喻为人生之苦海，人必须抛开俗世的情欲，方能度出苦海臻于圣境。小说《西游记》则有意淡化“女儿国”的宗教色彩，把西梁女国作为一个人间国度来描写，把西梁女王作为凡俗女子来塑造。尽管“女王招赘”也是考验唐僧西行取经诚意的一“难”，但它与蝎子精、蜘蛛精、老鼠精、玉兔精等由妖魔制造的女色之难有着根本的区别，女王是向唐僧求婚配的唯一的活生生的人。通过这一形象，作者对人情、人欲表现出大胆的肯定和由衷的赞美。
   女儿国王是一个有情有欲的凡尘女子形象，而非不食人间烟火的高洁圣徒。她美丽多情，聪慧灵秀，毫不掩饰自己对爱情婚姻的热烈渴盼。当唐僧师徒来到女儿国倒换关文时，女王立即表示，愿舍弃九重之尊、一国之富招唐僧为王，与他阴阳配合，生子生孙，永传帝业。当见到丰姿英伟、相貌轩昂的唐僧，心欢意美之下，“不觉淫情汲汲，爱欲态态，展放樱桃小口，呼道:‘大唐御弟，还不来占凤乘弯也?”，大胆真率之言，令唐僧耳红面赤，羞答答不敢把头抬。接着，“那女王走近前来，一把扯住三藏，俏语娇声，叫道：
  ‘御弟哥哥，请上龙车，和我同上金奎宝殿，匹配夫妇去来。”，其娇媚、温情、执着，让唐僧战战兢兢，止不住落下泪来。在这里，唐僧似乎成了违反人的本性的标本;女王则是者所肯定的积极、大胆追求爱情婚姻的正面形象。而且，女王对唐僧的情，是以性爱之欲为前提的，换言之，是压抑已久的自然欲求被焕发而萌生“指望和谐同到老”的“真情”(54回)，它与《牡丹亭》中杜丽娘因自然涌发的生命冲动引向梦中的欢会意义一样，包含着人性解放的时代精神。
   唐僧母亲，作品着墨极少，仅在叙述唐僧身世时有一简要交代。她仍属传统的节妇形象，但父亲的宽容劝阻，代表了作者对妇女处境、行为的理解与同情，表明在时代声息的感应下，传统的道德观念有所松动。唐僧母殷温娇是巫相的千金小姐，婚后随夫陈光蕊去江州赴任。在洪江渡口，稍水刘洪、李彪谋害其夫，刘洪强占温娇为妻，并冒充陈光蕊赴江州上任，殷小姐痛恨刘贼，恨不能食肉寝皮，只因身怀有孕，“权且勉强相从”，后生下遗腹子，为免遭谋害抛入江中。十八年后，儿子长大成人，父亲提兵报仇，丈夫还魂再生，全家团聚。最终，唐僧母因羞见父亲、丈夫，“从容自尽”。唐僧母所信奉的仍是“妇人从一而终”的传统道德观，但他父亲的劝解之语，让我们感受到新的时代气息正拂面而来。殷巫相说:“此非我儿以盛衰改节，皆因出乎不得已，何得为耻!”虽然仍以妇女应当守节为前提，但可以看出，在对待女子贞操的态度上，他主张应视具体情形而定。这种通达的贞节观，多少给妇女留下了一点生存的空间。
  三
  

  《西游记》的女性描写，有别于此前的两部章回小说。从 历史 演义、英雄传奇再到神魔小说，女性世界的精神内涵是有差异的，作者对待女性的态度也有不同程度的变化。《三国演义》、《水浒传》张扬的是豪杰英雄图王霸业、角逐江湖的历史感和征服欲，是一个典型的雄性群体。女性被视为男性附庸，女性形象被 政治 、伦理化;或者视女性为事业的羁绊，将两性世界对立起来。《西游记》作者对待女性的态度表现得较为复杂。一方面，受佛教理性的制约，视人欲、女色为灾难的渊数，人必须摒斥一切俗世的欲念才能终成正果;另一方面，作者又淡化豪迈的历史感与神圣的责任感，以同情的笔调描写了女性的处境，以赞赏的笔墨写女性对情感、家庭的渴求。较《三国演义》、《水浒传》以理性原则统摄复杂的人性内涵，《西游记》更多一些对人类感性生命的关注。这一变化包蕴着丰富的 社会 历史信息，它是 时代 风云激荡的必然产物，离不开社会 经济 的 发展 、文化思潮的急剧变化，也表明作家主体意识进一步觉醒。 
   《西游记》与《三国演义》、《水浒传》一样，也属世代累积型小说，但作家个人创作的成分更多一些，作家主体意识有了更大自由的发挥。“全书以诙谐滑稽为宗旨”，即便涉笔很少的女性人物也体现了真幻相生、幽默戏谑的 艺术 风趣。云中四圣为试禅心联袂上演的闹剧，女儿国国王为求匹配所引发的喜剧，还有观音菩萨的村言俗语及与孙悟空的幽默调侃等，都抹上了作者“性敏多慧”、“复善谐剧”的个性色彩。在女性形象的塑造上，《西游记》虽未摆脱类型化的模式，作品中女性人物仍分几种类群，但道德化色彩明显淡化，个性化风采开始显露。作品中的女性，无论仙女、人女还是妖女，都富有较
强的“人情”色彩。
   明中期以后，随着资本主义萌芽的产生，单一的封建人格模式受到冲击，个体价值广受关注。李蛰明确提出“天生一人，自有一人之用”，认为每个人的存在都有他自己的价值，都应让其“各从所好，各骋所长”。李蛰还从“童心说”出发，鼓励人们按照自己的真实意愿生活，这种以人为本的朴素的人本主义是思想界的一大革命，并给当时的文艺创作吹进了一股个性解放的新鲜空气。它与欧洲文艺复兴运动有着极相似的地方，都是把人从附属于某种政治、宗教 法律 或道德伦理的束缚中解放出来，尊重个体的人生价值。
   与时代思潮合拍，这一时期的小说敏感地捕捉人的自我意识的萌动，表现出迥异于传统规制的价值取向。《西游记》《金瓶梅》对传统的价值体系做了大幅度的修正。《西游记》中，孙悟空大闹天宫所体现的挣脱外界束缚、尊重人的个性、追求平等独立的价值取向，在很大程度上背弃了传统的的价值观。那些女妖，若剥离其宗教目的上的吃人本性与人类并无多大区别，她们都各自为政，凭自己的能耐过活。她们对生命长存与享乐的追求，不也是人类个体生命意识的觉醒吗?女儿国王愿舍弃九重之尊以求得情感的满足，更使得注重事功的社会价值相形之下黯然失色。
   新的经济形态对封建宗法制也构成了较大威胁，一定程度上动摇了尊卑上下的等级秩序。孙悟空大闹天庭就是为了求得政治上的平等权利。在男女两性关系中，尊卑秩序也不再那么森严可怖，难以跨越。由于作品很少涉笔夫妻家庭生活，我们仅能从非夫妻关系中去考察。观音与孙悟空的关系如同人间母子，观音对待悟空就象一位慈爱的母亲，即便骂他“泼猴”，也充满爱意。虽为悟空戴上紧箍儿，意在让他一路保护唐僧西天取经，观音却未曾念动过咒语。悟空对观音也十分信赖，一遇困难便请求援助，虽然有时出言不逊，但对两人之间的平等关系并无大碍。在女儿国，师徒四人中唐僧因相貌英俊被招赘成亲，内心受着痛苦的煎熬，惟有偷偷落泪。在封建社会，女子的婚姻是不能自主的，稍有姿色的女子常有飞来横祸。而在女儿国中，这幕悲剧却由男子来上演。作者借唐僧的疲困对传统的“男尊女卑”观念进行了辛辣的鞭挞。
   在 哲学 领域，宋明 理学 的一统局面受到强大冲击。以左派王学为嗜矢的异端思潮风靡一时，王守仁“心学”从理学的反面论证了人的自我意识的重要性，大胆反拨了程朱理学对人性的禁锢。他的弟子王民在王学基础上提出了“百姓日用即道”的命题。发展到万历时期，李蛰针对禁锢人性的虚伪道德提出“好货”、“好色”的口号，不仅在思想界、哲学界引起震惊，更渗透到社会意识形态领域的各个方面，引起了一场观念的变革。
   《西游记》最早刊本是在万历二十年，创作时间更早，未逢晚明浪漫思潮的汹涌期，但是它得时代风气之先，提前感受到了时代狂潮到来前的微澜。可以说，《西游记》正处在新旧交替的链接点上，既有对前期思想文化的脉承，又初步显露出人文主义启蒙思潮的曙光。所以，作者在时代思潮与传统伦理观念的夹缝中左冲右突，对女性表现出既渴求又排斥的矛盾。唐僧、悟空都是“铁打的心肠朝佛去”，女妖又专以色害人，这些描写虽不无题材的规定性，但也在某种程度上表达了作者对传统伦理观念的认同。但是，另一个更重要的方面是，作者通过猪八戒对“食色”的拼命追求，肯定了世俗凡人的人生欲望。作品中的女仙、女妖对尘世生活的向往，对人欲的渴求，都折射出呼唤、期待人性回归的时代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