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众考疑

【 内容 提要】
自王逸《楚辞章句》将《远游》之着作权归诸屈原，近世出现怀疑和争论。无论褒美于屈原，还是求真于《楚辞》，对《远游》乃至《楚辞》许多篇章的着作权必须由两种相反意见不断深入互相问难，才能使争论双方逐渐扬弃误说，逼近正确认识。本文正是基于此，专就《远游》中的韩众做一点引申 研究 ，提出一些怀疑的思考。 

【关键词】 韩众/《楚辞》/考疑

   　　一、由韩众证明《远游》乃汉人之作

   认为《远游》为汉人之作的研究者虽然多见，他们却似乎都没有充分强调韩众这个证据。本文就在他们众多研究的基础上，首先再强调这个证据。《楚辞·远游》下段文字中提到韩众：“闻赤松之清尘兮，愿承风乎遗泽。贵真人之休德兮，美往世之登仙。与化去而不见兮，名声着而日延。奇傅说之得星辰兮，羡韩众之得一。”《远游》作者既然引用赤松、傅说，特别是韩众这些所谓“往世”得道“神仙”的典故，其 时代 应不早于韩众，这是无可置疑的。换言之，若屈原（前340年—278年）（注：屈原生年，迄无定论。姑取1981年12月商务印书馆修订版《辞源》所采用的说法。）是《远游》作者，则韩众时代不会晚于屈原。可是， 《史记·秦始皇本纪》也有关于韩众的记载，文中韩众与卢生、侯生、石生、徐帀（福）都是秦始皇（前259年—210年）时的方士（诸生）。假设这个韩众与《远游》中所提同名者指同一人，那么依屈原的生活时代推之，他至此时至少已一百几十岁了，犹在到处活动。显然，这是不可能的。那么，如仍坚守《远游》为屈原作之王逸旧说，逻辑的推论就是，屈原《远游》所言韩众应是另一人，秦韩众与之同姓名而已。但是下面我们把《远游》与《史记》之韩众的关系搞清后，发现并非如此。
   班固《汉书·郊祀志下》载谷永谏汉成帝书，其中说到：“秦始皇初并天下，甘心于神仙之道，遣徐福、韩终之属多赍童男童女入海求神采药，因逃不还，天下怨恨。”可见，《汉书》承《史记》，认为韩众是像徐福一样的曾为秦始皇入海求药的方士。这个白纸黑字记在马史班书的史实，应该是家喻户晓的，当时任何文人更绝对不会不知道。又，《艺文类聚》（卷八）载后汉班彪《览海赋》也提到韩众，并且含蓄了更多内容。赋曰：“余有事于淮浦，览沧海之茫茫。悟仲尼之乘桴，聊从容而遂行”，“驰鸿濑以缥鹜，翼飞风而回翔。顾百川之分流，焕烂漫以成章”，“风波薄其袅袅，邈浩浩以汤汤。指日月以为表，索方瀛与壶梁”，“曜金璆以为卦，次玉石而为堂。蓂芝列于阶路，涌醴渐于中唐”，“朱紫灿烂，明珠夜光。松乔列于东序，王母处于西箱”（注：《远游》云：“闻赤松之清尘兮”、“吾将从王乔而娱戏。”）。“命韩终与歧伯，讲神篇而校灵章”，“愿结侣而自托，因离世而高游。骋飞龙之骖驾，历八极而回周”（注：《离骚》云：“为余驾飞龙兮”、“驾八龙之婉婉兮。”）。“遂竦节而响应，忽轻举以神浮。遵霓雾之掩荡，登云涂以凌厉”（注：《远游》云：“原轻举而远游。”）。“乘虚风而体景，超太清以增逝。麾天阍以启路，辟阊阖而望予”（注：《离骚》云：“吾令帝阍开关兮，倚阊阖而望予。”《远游》云：“命天阍其开关兮，排阊阖而望予。”）。“通王谒于紫宫，拜太一而受符”。班彪感淮浦之行而作赋，乃梦想结侣韩、歧，拜见太一，领受符命，得到幻想中的自由。从此赋本身看，班彪对楚辞不但非常娴熟，而且有独特的见解。其实，他研究楚辞的兴趣和造诣，他的赋作（注：班彪存赋还有《北征赋》、《冀州赋》、《悼离骚》等，见严可均《全后汉文》卷二十三。），他对班固的 影响 ，皆值得特别研究。在这里，班氏父子各自以史家而兼赋家的身份，以史为证、以赋为证、诗赋互证，合作默契，在其史、赋中，为鉴定韩众的秦人 历史 身份作了权威发言。这篇《览海赋》与《楚辞》比，可谓形神兼似。如果把每个六字句之第四字的虚词换成“兮”字，正是一种楚辞的句式；如果在单数句后加“兮”字，句式又酷似《远游》。细读本篇，不仅句、意多取《楚辞》，其悲世、避世、幻想用世的感情链接也既和《离骚》的理想破灭、进入幻想、临睨旧乡的情怀相通，又和《远游》的悲世、远游、归于大道的志趣相似。可见，从运思谋篇到炼句、用事、驱驭神话，本篇皆深得《离骚》乃至《远游》神理。即使退一步说，任何读者至少总得承认，班彪在写此赋时，心中有《楚辞》之《离骚》尤其有《远游》的模板在；有《远游》的韩众在。所以《览海赋》所说的韩众，就好比《远游》中两次提韩众一样，与《远游》中的韩众必指同一人。另一方面，班彪《览海赋》的这个韩众，必等同于其子班固《汉书》（其中当然也有班彪的手笔）所记韩众，也不容怀疑就是《史记·秦始皇本纪》的韩众。班氏父子写史而继《史记》，又为赋而承《远游》，因而确切地扫除了疑问，很有说服力地告诉我们，《远游》中的韩众原来就是《秦始皇本纪》所记载的那位方士。
   为确立更为坚实的史料基础，笔者详细查阅过汉魏晋历代提到韩众的主要着作原文，一一与《史记》、《远游》对照。可以看出，韩众既然是秦始皇方士，有关他的传说 自然 无非采药、食药、炼丹、读经、成仙之类，有所增饰而已。“韩众”在诗人手里，被当成“游仙”的典故，如张衡《思玄赋》、曹植《仙人篇》、陆机《前缓声歌》、毋丘俭《答杜挚诗》、吴均《采药大布山诗》、王褒《和从弟佑山家诗二首》之一、刘孝胜《升天行》等皆用之。韩众也以仙道姿态在神仙志怪、道藏佛乘等书中被加工改造或者引用，如《洞冥记》、《罗浮山记》、《拾遗记》、《抱璞子内篇》、《神仙传》、《真诰》、《广弘明集》、《魏书释老志》，等等。这些资料，有的直接印证《秦始皇本纪》，有的依神仙诡怪之说而踵事增华，却正与那个秦时方士的历史原型相符合。唯一的例外是《拾遗记》所载韩众似与秦韩众之年代不甚符合：《拾遗记》卷四曰：“赵高先世受韩众丹法（并且被杀后登仙）；”卷五则曰：“孝惠时道士姓韩名稚，韩众之胤也。”其中所谓的“赵高先世”能否追溯到屈原以前？我们不仅无从考证，也不必考证了。因为种种关于韩众的不经之谈，虽皆基于秦韩众的历史原型，其意不在提供任何关于韩众的确切年代讯息，而在渲染仙道。其史料价值毕竟不能与班氏父子严肃其事的史、赋相比。除了假定《远游》是屈原作（可惜这个假定不成立）之外，毫无证据可以表明，在秦之前，曾经存在过一个韩众也在传说中成了仙。而秦韩众“成仙”之后，经后代神仙家鼓吹，很自然地有时会超出它的凡人原型所在的真实时代的限制。况且，即使真的还有个虚拟的“古”韩众也传说成了仙，我们仍必须高度重视从班氏父子着作推出的《远游》之韩众与秦韩众为一人的逻辑结论。
   以上证明《远游》中的韩众为秦方士的过程，应是容易的，资料也不难寻。令人遗憾的是，班彪《览海赋》提供的重要论据，未引起学界足够重视。韩众既然是秦始皇时人，此人此名就不是楚怀王、顷襄王时的屈原所能提及，他之在传说中成为仙人只能在汉代。最晚也在刘向把《楚辞》“分为十六卷”之前，因为刘向所编订的十六卷《楚辞》，依王逸说，应该包括《远游》在内。《淮南子·道应训》有如下的文字：“卢敖游乎北海，经乎太阴，入乎玄阙，至于蒙毂之上。”高诱注：“（卢敖）秦时燕人，始皇召为博士（即诸生），使求神仙，敖亡而不反。”其中的卢敖，正应是《史记·秦始皇本纪》中的求仙不成因而亡去的燕人卢生。韩众的同僚同行卢敖可以在《淮南子》书中被记载为仙人，取得了“列仙”的资格；则韩众之“成仙”，亦约略同时。无论如何，《远游》作者既引韩众得仙之成说，则必是汉人，其着作《远游》的年代应当不迟于《淮南子》成书的汉武帝时。
   这里要质疑的是，《远游》中“羡韩众之得一”的句子，是否汉人特意作伪而搀入原文？我们知道，汉代到王逸为止所有与《楚辞》相关的文人学者，表面上都几乎毫无例外地持《远游》乃楚臣屈原作之说，如王逸毫不含糊在《远游·叙》中说“《远游》者，屈原之所作也”，并接着叙述了《远游》作旨及其深远影响，好像言之凿凿。他们既然一般都认可屈原对于《远游》的着作权和《远游》的高度思想 艺术 价值，应不至于对“屈原”的《远游》作伪而“低劣”到嵌入并且保留“羡韩众之得一”这样易露马脚的、带汉人口吻的句子，也不会默许别人作这种伪。所以汉人作伪嵌入此句子的假设不能成立。又，从《远游》的结构和诗思的推移来说，“韩众”句承上启下，顺畅自然，是全诗和谐整体的不可割裂的一个句子，与《远游》全篇融合无间，同样无法推断它是游离于全诗恢宏完整结构之外的、嵌入的伪句。我们只能以“韩众”句作为时间的标识，认为《远游》全篇出于汉代一个作者之手。全篇出于汉代一个作者之手，则剩下两种实际的可能性需要研究。第一个可能是汉代的一个高才作者有意托名于屈原而作《远游》，意在骗过汉代乃至后代所有读者。如前所析，该作者固然会不自觉地流露汉代当时特有的某种意识，却也同样不会浅陋到听任带有汉人标识的“伪句”留在所谓屈原的《远游》中暴露其汉人而非屈原的身份。尤其从《远游》全文看，其作者的志抱才识，绝非寻常之辈，更不会在引经据典时犯“韩众”句包含的时代错误。故《远游》作者虽是汉人，他作为真正作者在写《远游》时应该无作伪之意，也无必要作伪。第二个可能，也就是剩下的最后一个可能性，乃是《楚辞》的编辑者将《远游》作伪地假托于屈原（当然要费一番编辑功夫），而没有揭示（或者说有意地掩盖）其作者的真实身份。果真如此，则“韩众”句的存在，就标志着一种特殊的编辑动机了。汉代的《楚辞》编辑者何故费尽心机地将本朝某个赋家的《远游》假托到屈原名下大唱赞歌？这个汉朝的作者是谁？其名为什么要隐去而其作品却置于屈原之名的下面？其中的 问题 便极其复杂了。
   通过对班彪《览海赋》“命韩终与歧伯”句的研究，我们会继续发现，这里的韩众像故意做成的一个路标，能引导人们直通真实而揭破《远游》出于屈原的伪说。如果我们可以给“作伪”生造一个反义词的话，这是“作真”。由此反证，汉人之《远游》作于屈原这种一般的说法，不是一种学术上的不同见解，而是《楚辞》的编辑者不得不有意作的伪。班彪作为汉代楚辞专家那么苦心写下的赋句，就是为了在大环境的作伪中，在小范围内助成作这个真。也就是说，班彪有为而发，故意留给后人一句微言：《楚辞》中有关的伪可以通过韩众而识破。班彪之言，我们不得不予以重视。班彪赋中强调的人名“韩众”恰恰就是《远游》中的韩众，这说明班彪希望通过韩众之名在《远游》中的存在而作成这个真。王逸们何故也助成作这个（种）伪（真）倒是很值得探究的。

   　　二、“命韩终与歧伯，讲神篇而校灵章”的真义

   深入 研究 韩众，揭示有关注释的混乱，不但可进一步证明韩众为秦人，并且可以推论《楚辞》及王逸注的“ 政治 ” 问题 。王逸对于《远游》的章句注解，特点在于，多先以八字语（结尾为“兮”字）“阐述”（其实是颇随意地讲解）每句大意，再解释句中名物掌故（如果必要），三是出校文（如有异文可参）。这种注解方式，又见于《九辩》和《九怀》等篇章。王逸注“奇傅说之得星辰兮”一句，除了作“阐述”外，又对人名傅说作解释，而对紧接的“羡韩众之得一”，却只有“阐述”和校文，而没有对人名“韩众”的解释。若说“喻古先圣获道纯也”这句没有提供实质 内容 的“阐述”中已包含了王逸认为必要的解释，是难以令人信服的。须知，王逸能从“美（羡）往世之登仙”句“阐述”出字面上莫须有的羡门（子高）、子侨来，但是他却对明处的韩众之真实身份不置一词。这种注解的详略对比是很有趣的。
   况且，在《楚辞》卷十三东方朔《七谏·怨思》也提到韩众，这个韩众当然和《远游》指同一人：“闻南藩乐而欲往兮，至会稽而且止。见韩众而宿之兮，问天道之所在。”王逸解释是：“韩众，仙人也。”对比《远游》的注解，其实没有任何补充。任何读楚辞者不看其注释仍能猜到韩众必是所谓的仙人。但是前文（卷五）无注，后文（卷十三）始有注而实际上等于无注，这问题就更大了。
   根据历代学者的研究，王逸《楚辞章句》的通例是同一词语先出现于哪一篇，便在当篇解之；后文该词语再次出现时，便注见某某篇。这种通例早就引起《楚辞》注释家和考证家的高度重视。例如，洪兴祖的《楚辞补注》根据“王逸《九章》注云：皆见于《九辩》中”而推断“知《释文》篇第，盖旧本也”，由此推出《九辩》本应列于第二的结论。现在王逸对同一韩众，前文（卷五）无应有之正式的注释，而后文（卷十三）乃作不需有之浅陋的、作为注释家很不合格的注释。这不能不看成是王逸《楚辞章句》中的一个破绽。我们总不能认为像把《九辩》提到《九歌》前一样，也可把《七谏》提到《远游》之前。况且，即使这样做了，仍然既不能解释王逸作为注释家对韩众之暧昧的态度，也不能说明他为什么在《章句》中自乱其例，更不用说解决颠倒顺序之后产生的大堆问题了。
   前文说过，汉代文人不知韩众，是不可能的。王逸即使认为《远游》和《七谏》提到的非秦始皇 时代 的韩众，而别有所指，也应该有所辨析。对于韩众的注释，王逸居然采取有史而不引，注解含糊，假装不知的态度，不惜由此造成一些漏洞，这究竟是个什么问题呢？从班彪的《览海赋》中，我们能悟出文人着书不能畅所欲言，而只好借助于隐喻暗示真义的苦衷。班彪的苦衷，启发我们猜测：在《楚辞》的注解中，王逸也许有类似的苦衷吧。否则他何必在明显是错误的地方，那么振振有词；而在明显是容易作注的地方，偏偏那么暧昧或者“顾左右而言他”呢！
   王逸作为“博雅多览”的楚辞家，对前代刘安、刘向、班固、贾逵等关于《楚辞》的见解，应知之甚详，其《楚辞章句》应是对前人多所折衷和取舍而成书的。他可质疑和批驳班固的屈原评论，也可“改易前疑”或者扬弃旧说。但是既然“稽之旧章，合之经传”以求“究其微妙”，他至少应汲取前人正确之处，而对谬误加以辩驳。王逸明知韩众底里而故意缄默，使人感到蹊跷而多方思考其原因。这种情况，在他的《楚辞章句》中，并非绝无仅有。归根结底，从王逸以“臣”的身份完成大任似的进献《楚辞章句》的行为来看，我们不得不说其中有政治原因。连“至于孝武帝，恢廓道训，使淮南王安作《离骚经章句》，则大义灿然”的话，我们也得打上折扣姑妄听之。这里歌颂汉武“恢廓道训”，同时盛赞刘安“作《离骚经章句》”以至于“大义灿然”，好像是君臣和谐、共济大业。其中对汉武的谀词是明显的，也抹煞了汉武和刘安政治思想上的矛盾。
   为探究班彪乃至王逸们的苦衷，我们对赋中关键句子“命韩终与歧伯，讲神篇而校灵章”提三个问题。第一，为什么在众多仙人古人中，偏偏“命韩终与歧伯”来担任“讲神篇而校灵章”的任务？第二，在特定的上下文中，何谓“神篇”、“灵章”？第三，“神篇”、“灵章”为什么还要“讲”而“校”之？
   研究历代楚辞注释中的韩众，不但可以补证韩众是秦始皇时人之论，而且可以顺便回答第一个问题。自王逸对韩众注而不详，后世注释家们对有关韩众的神话或不引用，或引用而不问出处：即使引用明明是同一个韩众的材料，也力图避开他的时代，或干脆假设韩众是所谓“古仙人”。当然也有人直接认为《楚辞》中的韩众就是秦韩众，却没有充分引申之。
   先说《七谏》（由此推及《远游》）王逸未注的韩众。这个韩众并不只因班彪《览海赋》的中介而与《汉书》，乃至《史记》记载的韩众等同起来。《七谏》的韩众自身也保留着与 历史 的一致性。我们前引《七谏》的几句，意思是，“屈原”闻说南藩快乐而想去那里，到达会稽山就停下来休息；在那儿见到了韩众而借宿其居处，并问他天道何在。这几句是易懂的。如果我们寻求其中的事实线索，似可推断，正如古人至堠岭会怀想王子乔一样，这里的会稽当是韩众“成仙”之处，或者“仙游”的出发点。我们再思考徐福、韩众入海求神而不返的事实，从《始皇本纪》来看，徐福、韩众并非同时出发（前者在公元前219年而后者在前215年），前后相差四年。徐福入海求蓬莱仙山，当是从渤海出发。韩众求神采药，若非从会稽入海而不还，他和会稽能有什么关系呢？
   宋洪兴祖《楚辞补注》引旧题刘向《列仙传》曰：“齐人韩终为王采药，王不肯服，终自服之，遂得仙也。”这里只是引用旧说，倒不是故意避开韩众的时代。据《四库全书》卷一四六，《列仙传》是否真为刘向作，尚存疑。如真为刘向所作，则王逸已经像忽视《史记》、《汉书》乃至《览海赋》有关韩众的记载一样，把《列仙传》的韩众也忽视了。从《列仙传》看，秦始皇时的韩众倒像是经过了乔装打扮，有点“古仙人”样子了。但是这“古仙人”的“列仙”履历，与他历史的原型构成有趣的对比：史载韩终为秦始皇求神采药，去而不报；此处说齐人韩终为“王”采药，自服其药（因王不肯服），因而成仙。据《史记·封禅书》，秦始皇东巡，“燕齐海上之方士传其术”，而卢生是燕人，徐福是齐人，韩众若是齐人（或燕人）是顺理成章的。而历史中方士们的“去而不报”，正是后世神仙家者传说他们成仙的借口。可见《列仙传》这段关于韩众的记载，与《史记》、《汉书》中的韩众相比，虽细节略有增益，也仍保留着固有的一致性。
   清蒋骥《山带阁注楚辞》则引明末朱郁仪《灵异篇》：“韩众服菖蒲，举体生毛。日诵万言。得一，见老子。”今追其源，乃出于晋葛洪《抱朴子·仙药》：“韩众服菖蒲，一十三年，遍体生毛。日视书万言。皆能诵之。冬极不寒。”其中的“得一”云云，竟似出于《远游》，而《远游》之“得一”应出于《老子》“得一”章，谓得到“道之根本”。从葛洪的记载中，我们找到了班彪在《览海赋》中，除了用韩众来昭示《远游》作者的时代外，要韩众“讲神篇而校灵章”的直接原因：原来韩众这个所谓“神仙”是以读书神速、博闻强记闻名的，而这恐是他“成仙”以前作秦始皇方士时的行状，难怪班彪请他来讲校“神篇灵章”。
   担任“讲神篇而校灵章”的还有歧伯，是古代的名医，相传为黄帝之臣。据司马相如《大人赋》“属歧伯使尚方”注引《汉书音义》：“歧伯：黄帝太医，属使主方药。”我们本来诧异班彪请大夫来讲书校书，是不是请错了人？但是高明的中医当然善读医书，而就在班固《汉书·艺文志·方技》中，有对歧伯如下的介绍：“太古有歧伯、俞拊，中世有扁鹊、秦和，盖论病以及国，原诊以知政。”这简直是为《览海赋》直接作注！原来这个歧伯不仅是医生而已，他和另外几个名医一样，能把给人看病的原理推广到给国看病，竟然能医治时代、国家、政治的弊病，怪不得传说他曾与黄帝论道。可见，班彪“命歧伯”参与讲解和校对，不容置疑地包含与邦国 经济 、天下治乱、君王身家有关的政治意义。讲校“神篇灵章”而与国家政事发生关联，真是令人惊异，但班彪赋文的这个含义，实在是他的本意，是其赋隐含的重大主旨，我们不能回避。读者试细读之，当知此言不诬。
   那么，何谓“神篇”和“灵章”呢？班彪到底对什么作品如此关心，而梦想由韩众同歧伯对它进行讲校，自己也参与其中呢？从班彪此赋的风格和内容来说，总令人觉得和《楚辞》有关。这“神篇”、“灵章”恐是《楚辞》吧？像韩终、歧伯一样，这也是汉代《楚辞》编辑者有意安排的暗示吧？《楚辞章句》卷十五王褒《九怀·株昭》有下面的话：“丘陵翔舞兮，溪谷悲歌。神章灵篇兮，赴曲相和。余私娱兹兮，孰哉复加。还顾时俗兮，坏败罔罗。卷佩将逝兮，涕流滂沱。”这里“神章灵篇”与“神篇灵章”从修辞上讲，其实表现为互文，都是“神灵篇章”之意，所指当然是《楚辞》，而且就是屈原名下的《楚辞》。
   其实，把传统归在屈原名下的楚辞篇章称之为“神章灵篇”，是完全合情合理的事。且不说《九歌》之完全写神灵，《远游》之“轻举而远游”，《渔父》、《卜居》之充满道家神灵之气，《天问》之神怪陆离，连《九章》中也有“驾青虬兮骖白螭，吾与重华游兮瑶之圃”这种出神入化的句子。至于《离骚》，虽然涉及作者所遭受的人间世之忧苦更多、更具体，而其乘龙驾云，上天入地，驱驭神灵，陈词重华，即使作为特殊比兴手段，也是仙气十足、神乎其神的，透露作者神仙家的学养不同寻常。
   “神篇灵章”指《楚辞》，这一方面可以看作是高度评价了《楚辞》的文学价值，恰如王逸《离骚·后叙》“金相玉质，百世无匹”及刘勰《辨骚》“惊采绝艳，难与并能”，完全是赞扬的态度。但是对汉人来说，赞扬人的诗文“神灵”，无论对人还是对文，恐怕都是极高而特殊的评价了，被赞扬的作者则几乎被相信是神仙。这样特别的文章和作者，确乎令人瞠乎其后。传统所认可的那个屈原，竟然还有一张神仙脸谱，这和深思高举沉江死国的屈大夫不啻天壤之别！虽然二者毕竟是由人在人脸上画出，其历史际遇何等不同！另一方面，《楚辞》的博学远识，妙旨深义，当然需要讲解，而且必须是知音者对作者原文原意的讲解，不能随便人云亦云或望文生义。这是显而易见的。所以“神篇灵章”才需要“校”。此处“校”之为义，是说《楚辞》本身恐怕存在文字问题，尤其是篇章真伪问题，也就是着作权的问题，而需要加以考校、鉴别。换言之，对于《楚辞》的作品必须揭开其伪装，方能辨别其真实。依班彪之言推论下去，则《楚辞》既需“校”，二十五篇即使不尽属于屈原，甚至尽不属于屈原，好像都不是不可能的。如此，我们从班彪的《览海赋》中找到了怀疑屈原作品的合乎逻辑的历史根据。
   讲校《楚辞》需要韩众式的“神篇灵章”专家和歧伯式的医国高手，也就是既需要精通《楚辞》本身，又需要对《楚辞》文本进行纠谬；既要博学通才，又要政治勇气。看来班彪认为《楚辞》编辑上存在问题，而必要的勘误辨伪，正本清源，牵连到当时的内幕政治，其中险巇有难言者。如此说来，我们研究《览海赋》的结果，竟然不仅导致对《远游》作者的怀疑，而且引出可能是对整个《楚辞》传统阐释的否定。这是始所未曾料及的。

   字库未存字注释：
   ＠①原字上一下冂中丨
   ＠②原字左王右上羽下珍去王
   ＠③原字艹下冥
   ＠④原字左山中虎下去几为豆右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