邺下文学集团领袖论
汉末建安年间，天下的权柄已操在曹操手中。曹氏父子喜好文学，奖励风雅。凭借着优胜的 政治 地位和非凡的文学素养，对当时的文坛产生强烈的凝聚力。那些因 社会 动乱而被迫流亡于各地的文人学士，先后游息于曹氏的根据地邺城，环绕于曹氏周围，连舆游宴，吟咏诗文，抒写悯时伤乱、救世济民的悠悠心曲和烈烈壮怀，掀起了我国文学史上文人创作的第一个高潮，形成一个彬彬之盛的邺下文人集团。因此，文学史家几乎一致认为“三曹不仅是当时的政治中枢，而且是文坛的领袖”；或云“曹操就是这个文人集团当之无愧的领袖。”我觉得，这种说法欠妥，三曹对邺下文学的作用是有区别的，不应一概而论。作为文学领袖，一般说来应具备如此条件：具有一定的组织才能，善于团结文人；具有卓绝的诗才，倡导新变，开创新诗风；探索文学的价值与特征，以新的文学 理论 指导文学创作。以此标准来考察曹氏父子，究竟谁是当之无愧的邺下文学领袖。
一
钟嵘《诗品》云：“曹公父子，笃好斯文；平原兄弟，郁为文栋；刘桢、王粲为其羽翼，次有攀龙托凤，自致于属车者，盖将百计。”这些数以百计的文士毕集于邺下，确是曹操“设天网以该之，顿八弦以揽之”的结果。但是这些文士并不是曹操培养扶植起来的，入邺前已蜚声于文坛了。曹植在《与杨德祖书》中说得清楚：“昔仲宣独步于汉南，孔璋鹰扬于河朔，伟长擅名于青土，公干振藻于海隅，德连发迹于大魏，足不高视于上京……”曹操对这些活跃于乱世的文人加以招揽，并不是要创造一个文学上的繁荣局面，更多的是立足于建立邺下政治中心，利用他们在文笔上的一技之长，让他们为自己的政权服务。曹植《辩道论》说当时的方术之士甘始、左慈、郗俭，“所以集之魏国者，诚恐欺人之徒，接奸诡以欺世，行娇餍以惑人，故聚而禁之”。与此同理，邺下文士虽非谋臣策士，有损益于曹操，但笼络他们，既有助于招贤纳士，又可避免其任意褒贬，鼓动舆论。所以，邺下文士虽获得曹操的庇护，但并未得到曹操的重用。在曹操的眼中，邺下诸子只是文学侍臣，有事则命其随从征伐，无事则汇聚邺城，先后被派到曹丕、曹植等诸子府中充当文学、庶子一类的闲散官职。唯有王粲，由于“博物多识，问无不对”，才任为侍中，朝夕在曹操身边，“入侍惟幄，如拥华盖”，做些机密性质的文字工作。但是，天长日久，其作用仅如此而已，这就令王粲感到失望，“惧无一夫用”（《从军行》），对自己的前途表现出极大的忧虑，在《七释》又流露出他在“无为无欲”、“混同荣辱”与“进德修业，与世同理”两种人生道路之前的举棋不定彷徨困惑的情绪，这是王粲归顺曹操以后未得到重用之际深层心态的反映。曹植在《赠王粲》、《赠丁仪王粲》诗中描述了他寂寞不得志的处境。《魏书·杜袭传》中有关王粲的一段记载也说明了这一点：“魏国初建，（袭）为侍中，与王粲、和洽并用。粲强识博闻，故太祖游观出入，多得骖乘，至其见敬，不得洽、袭。袭尝独见，至于夜半，粲性燥竟，起坐曰：‘不知公等对杜袭道何等也？’洽笑对曰：‘天下事岂有尽邪？卿昼侍可矣，悒悒于此，欲兼之乎？’”可见曹操对王粲虽很亲近，但不过是赏识他的“强识博文”，可以备顾问咨询而已，对于军国要事，曹操仍倚重于和洽、杜袭等更有实现政治才干的人。这对于有“冀王道之一平”的政治理想的王粲来说，岂不是很可悲吗？曹操在某一段时间内虽然能够抑制忌诈猜疑的冷酷性格的爆发，以伪装的雅量对待文士，然而一旦文士的言行稍与其意见不合时，他便撕下面纱，毫不客气地加以贬抑甚至诛灭。当时的着名文士如孔融、杨修等都是由于这样的原因被曹操处死的。这对于雅好慷慨、动多感触、爱好广交同类的文士来说，当然是一种极大的压抑与打击。这也许就是徐干挂冠回乡写《中论》、应瑒“斐然有述作之志”的原因。所以，作为邺下政治中心的缔造者，曹操当之无愧；而称其为“当然的文坛领袖”则受之有愧。
使这个政治中心具有浓厚的文学色彩，则是曹丕的功绩。曹丕虽没有乃父“该之”、“揽之”的壮举，但他能突破与文士的“雍容侍从”的关系，以全新的态度对待文士。虽然邺下文人都是曹氏的僚属，但曹丕却把他们当作朋友，有意识地与他们建立深厚的友谊。在这点上，他远过于乃父，亦非其弟曹植可比。张溥曾将曹操与曹丕对待文士的态度加以对比。他在《汉魏百三家集·孔少府集题辞》中指出：“操杀文举，在建安十三年。时僭形已彰，文举既不能诛之，又不敢远之，并立衰朝，戏谑笑傲，激其忌怒，无啻肉ｗèｉ＠②馁虎，此南阳所深悲也。曹丕论文，首推北海，金帛募录，比于扬、班，脂元升往哭文举，官以中散，丕好贤知文，十倍于操。”在曹操的政治生涯中，建十三年具有某种转折意味，作为当时的文士之英华陈琳、刘桢、应瑒、阮瑀、王粲等都已汇聚于其幕下。这时的曹操似乎已不复需要招买人心而显示其大度了，所以便露杀机。曹丕推重孔融绝非偶然，而是通过对孔融的褒奖、悼念，含蓄而悲愤地抗议乃父对无辜文士的残害，体现了他和乃父对待文士的截然不同态度。正是从这个时候起，曹丕作为邺下文人的知音与领袖形象则日益清晰起来。刘桢可谓是继孔融之后的又一个刚直文士。《世说新语·言语》篇刘孝标注引《典略》云：“建安十六年，世子为五官中郎将，妙选文学。使桢随侍太子。酒酣，坐欢，乃使夫人甄氏出拜，坐上客多伏，而桢独平视。他日公（操）闻之，乃收桢，减死输作部。”曹丕让甄氏出拜，是亲善友好诸文学的表示。而刘桢“性行不均”、“少行拘忌”，他那仗气爱美爱奇的情怀促使他心血来潮，以魏晋文人放任倜傥的风度出现在诸文学面前。这竟惹得曹操神经过敏，出来横加干涉，判他“减死输作”的罪行。然而，本应反对刘桢“平视”有所不悦的曹丕却未因此而怪罪之，刘桢后来免遭杀戮，内中不能说没有曹丕的开脱之力。对此，张溥《刘公干集题辞》认为：“公干平视甄夫人，操收治罪，文帝独不见怒。死后致思，悲伤绝弦，中心好文，弗闻其过也。其知公干，诚犹钟期、伯牙云。”张溥将曹丕比于笃于友情的伯牙，这种赞扬是极高的。刘桢生前曾写有《赠五官中郎将》诗，对曹丕与自己的友情作了相当真切的描述。如第二首写自己在漳水边养病，曹丕亲来看望的情景，其中“所亲一何笃，步趾慰我身。清谈同日夕，情盼叙忧勤”之句，描绘出一幅高山流水赏知音的画卷。
曹丕虽身为“副君之重”，然其评论邺下文人的文学成就，却以褒扬为主而不失偏颇，非常尊重他们的 艺术 个性，成为文学批评实践上的“知音”者。其《典论·论文》称道建安七子“咸以自骋骥騄于千里，仰齐足而并驰”的文学才华。他评论诸子的不足，也是在各有所长的口气下进行的：“应和而不壮。刘桢壮而不密。孔融体气高妙，有过人者；然不能持论，理不胜词；至于杂以嘲戏，及其所善，扬、班俦也。”在《与吴质书》中指出了各人所长及取得成就的同时，也批评了各人在创作上存在的不足，显示出领袖的公允而并非意气用事。建安诸子逝世后，贵为太子的曹丕亲自为他们编文集、写序文。从今存的《陈琳集序》、《繁钦集序》、《建安诸序》的残文中，可见其良苦用心。正因此，曹丕作为邺下文学领袖，得到了诸子的认可，甚至当作周公来颂扬。曹植《娱宾赋》云：“欣公子之高义兮，德芬芳其若兰。扬仁恩于白屋兮，逾周公之弃餐。听仁风以忘忧兮，美酒清而肴甘。”应瑒《侍五官中郎将建章台集诗》云：“公子爱敬客，乐饮不知疲。和颜既以畅，乃肯顾细微。赠诗见存慰，小子非所宜”；谢灵运在《拟魏太子邺中集诗序》中也清楚地指出了曹丕在邺下文人中的领袖地位：“百川赴巨海，众星环北辰”、“忝北钦贤性，由来常怀仁。况值众君子，倾心隆日新。”
建安 时代 ，同题共作之风盛行。曹操虽有所为，然据史载仅仅有建安十五年铜雀台新成，令诸子登台为赋这一次，并没有产生多大的作用。使其风气炽盛者，乃是曹丕之功。曹丕常常以领袖的身份召集邺下文人，游赏饮宴，吟诗为文，往来唱和。《初学记》十引曹丕《叙诗》云：“为太子时，北园及东阁讲堂并赋诗，命王粲、刘桢、阮瑀、应瑒称同作”；挚虞《文章流别论》云：“建安中，魏文帝从武帝出猎，赋命陈琳、王粲、应瑒刘桢并作。琳为《武猎》、粲为《羽猎》、瑒为《西狩》，桢为《大阅》。凡此各有所长，粲其最也。”由此观之，同题共作只是规定一个大致的题材范围，作家有一定的自由发挥余地，如曹丕、曹植、王粲的《出妇赋》，就能够容纳互有冲撞之意的主题。可见其创作自由的气氛之浓。这种由曹丕倡导的文学活动，造就了文学家相互竞争的局面，活跃了邺下文坛，成为邺下文学繁荣的促进力。
与曹丕相比，曹植与邺下文人的关系无疑要逊色得多。他虽然也经常与建安诸子连舆游宴，同席赋诗，看上去亲近友好，但貌合心离。对于怀才不遇的文人如王粲、徐干、丁仪等人，不象曹丕对待孔融、刘桢那样，不顾政治毁誉而加以推重或保护，仅仅是以诗勉慰，表示爱莫能助的同情：“重阴润万物，何惧泽不周。”（《赠王粲》）“宝弃怨何人，和氏有其愆。”（《赠徐干》）“丁生怨在朝，王子欢自营。”（《赠丁仪、王粲》）大概是由于他负才陵物，评价建安文人的文学成就，不是以褒扬为主，更多的是看重别人的不足。他在《与杨德祖书》中，抨击陈琳不精通辞赋，却以司马相如自比；抨击刘季绪文学才华不高，却喜欢批评别人。他任性而行，好自骋才华，不善于团结友人。《魏志·邢颙传》云：“（邢颙）遂以为平原侯植家丞，防闲以礼，无所屈挠，由是不合。庶子刘桢书谏植曰：‘家丞邢颙，北土之彦。少秉高节，玄静澹泊，言少理多，真雅士也。桢诚不足同贯斯人，并列左右。而桢礼遇殊特，颙反疏简。私观者将谓君侯习近不肖，礼贤不足。采庶子之春华，忘家丞之秋实。为上招谤，其罪不小，为此反侧。’后参丞相军事，转东曹掾。”邢颙是继任崔琰作典选举的东曹掾和太子太傅的重要人物，曹植本有可能争取团结他，竟错过机会。刘桢是诗人，应和曹植气和相投，但也以曹植不然。他在邯郸淳面前那种锋芒毕露，目中无人的任性谈吐的气慨，恐怕是谁也难以忍受的，表现出缺乏领袖的气度与能力。所以当他以领袖的身份发号施令于邺下文士吟诗为文时，却得不到响应。《文选》卷四十杨修《与临淄侯笺》李善注曰：“植为《颙鸟赋》，亦命修为之，而修辞让。”与他关系非同一般的杨修却敢违命不给面子，曹植在其他文士心目中的地位就可想而知了，他在邺下文士中是没有多少吸引力的。应瑒、刘桢先为平原侯庶子，后又转为曹丕官属，司马孚曾因曹植“负才陵物”而每每“切谏”，又“迁太子庶子”，转到曹丕官属中去了。凡此都不能用人事变更所能解释清楚的，这除了政治上的原因以外，曹植“负才陵物”、缺乏领袖气度是个重要因素。他较少地表现为雍容谦和的组织者，更多地表现为建安文学的才气纵横的实践者。
二
肖子显《南齐书·文学传论》云：“习玩为理，事久则渎。在乎文章，弥患凡旧。若无新变，不能代雄。”建安时期，“非音之正”的五言诗腾踊，以益事华靡的新风气入主诗坛，成为邺下文人的主要创作形式。从此古代诗歌开始了由叙事转向抒情、由质朴转向工美的历程。作为邺下文学领袖，必然满足这一新的 历史 期待，革易前型，追求新变，扇扬新风。
曹操以“相王之尊，雅好诗章”，确是 中国 文学史上杰出的文学家。在几十年的戎马生涯中，“鞍马间为文，往往横槊赋诗”。其诗全用乐府古题，抒写全新的时代感受。其四言诗苍劲有力，慷慨悲凉，已完全脱出三百篇境界，更非汉人四言可比。因而被人称为复兴四言诗的作家。可见他擅长于四言诗的创作，对五言诗体新变的贡献不大。《魏书》说他：“登高必赋，及造新诗，被之管弦，皆成乐章”，可见他的文学成就主要是在乐府歌辞的创作，无意于新体五言诗的创作。其五言诗大都有感于时事而作，如《蒿里行》、《苦寒行》等，把人的愿望和社会乱离作为基本矛盾，直接摄取现实生活景相，或叙丧乱，或伤人生艰难，或感伤时言志，沉厚郁勃，成为动荡社会生活的生动写照。仍把自己的人生价值寄托于王权政治和礼法的功利上，带有汉代文人的价值观念和心理特征，且创作多铺陈直叙，不事雕饰，浑莽质直，用汉乐府叙事诗的写法抒情，带有汉乐府五言诗语言过于散文化的特征，未能摆脱汉乐府长于叙事、短于抒情的限制，仍停留在汉乐府民歌的水平上。所以刘勰谈到建安时代，“五言腾踊”，不提曹操。沈德潜说其诗“犹是汉音”，都是有道理的。曹操是由汉到魏的过渡型诗人。
卢照邻《幽尤子集·南阳公集序》云：“邺中新体，共许音韵天成。”，又云：“鼓吹乐府，新声起于邺中。”这“新体”即“俳谐倡乐多用之”的五言诗；这“新声”即沈德潜所说的“魏响”。它着力抒写个人的内心情怀，华美轻俊，以情动人。由乐府的多叙事转向注重抒情，由建安初期的重现实生活的铺陈写实转向个人内心世界的抒发，由直率慷慨转向含蓄清丽，曹丕是第一个关键性人物。他敢于突破诗应该庄重典雅的传统观念，不避视五言诗为“淫声”“郑曲”的偏见，直接从古诗十九首中汲取养料，“以情纬文，以文被质”，歌唱自我情怀的觉醒。原来以 政治 伦理功利欲与动乱 社会 生活所构成的人生意识，被人情意识所代替，成为诗人的创作激情的新源泉。他或向自我深心中广泛搜求，表现人生情愁，如《善哉行》、《秋胡行》；或探向别人的心怀，用揣度拟代的手法，表现其悲哀的情衷，如《寡妇诗》、《燕歌行》；或抒发酣饮不知醉的悠然自得情趣，如《芙蓉池作》，《于玄武陂作》等。在这些诗中，那种因 时代 动荡而产生的抒壮之声消失了，生活的时代特征淡化成朦胧的背景。即以《燕歌行》和《芙蓉池作》为例，前者以虚拟女性的口吻，抒写春闺离怨、柔肠欲断的情思；后者倾吐大乱之后痛定思痛所产生的哀乐，被人称为“建安正格”。但是，诗人并非对现实生活无动于衷，却正是他把最深心的自我融入生活景况之中，作主观的情感抒发。换言之，他在诗歌中，不是淡化生活，而是由叙事转向抒情，生命意识所引发的主题不再仅仅是政教功业欲求的“志”，而是故乡之恋、骨肉之情、朋友之谊、男女情肠、声色之欢、游猎之乐等人的美好情感。这些情感所展示的不再是“世积乱离”与“立德垂功名”的社会现状与传统价值观念的不和谐，而是由“世积乱离”引起的“风衰俗怨”内部，人情的价值与封建礼法制度的根本矛盾。所以，其作品的情感，不是一己现实遭际的哀怨，而是在现实痛苦中对人的命运进行 历史 反思的情绪体现，是大乱之后所产生的一种具有悲忧色彩的感情的激动，表现出悲哀清丽之美。这较之曹操等人的反映人生意识的作品，题材广泛，主题深刻，情感更饱满复杂，格调愈加悲宛凄怆。这足以说明，曹丕创作诗歌，不管是何题材，他着力渲染的只是慷慨愀怆的哀怨情致，这虽然不似表现政教功业追求的“志”富于激壮铿锵的力度，缺乏喷突劲强的气势，但诗中没有怨刺的寓言，没有伦理观念的比附，诗中的物象只是作为抒发感情的对象被绘入诗，与诗人的情感 交通 融贯，制构出精美超逸的 艺术 境界。正是由于这些新的情感 内容 和丰富立体的表现，冲破了礼法的桎梏，使其诗歌在创作精神上抛弃儒家诗教思想，开始由叙事到抒情、由质朴到华美的转变，进入了一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新阶段。
曹丕对诗体的革新，也表现一代文坛领袖的气魄。其诗虽多为乐府，然诗人择曲制诗时，不以乐曲的效应来增加艺术感染力，不仅选择具有悲宛情采的曲调制诗，如《燕歌行》等，而且也能够选择那些与文辞的抒情基调不和谐的乐曲，如《陌上桑》等。即是说，他依旧曲制新辞，不拘旧格，变创新体，为诗坛放一异彩，辟一奇境。他现存诗４３首，四言、五言、六言、七言、杂言皆有之，五言占了一半，居各体诗之首，足见他对此时风行的新诗体的高度重视。其《杂诗》被人誉为“深远独绝，诗之上格”；《黎阳作》，句格纵横，节奏缜密；《兄弟别离辞》仅四句，颇具五绝风味，《饮马长城窟行》又颇类五言拗律，可见在五言腾踊的建安时代，子桓较之其它作家更注意五言古诗的简短化，已开唐朝五绝、五律形式之端倪；他对当时比较少见的六言诗也作了新的尝试，且成就卓着；谣谚式的七言体在汉代尚在孕育中，曹丕作了大胆地尝试，推出了被王夫之赞为“倾情、倾度、倾绝、倾声，古今无两”的杰作《燕歌行》；他那被人称作“建安正格”的《芙蓉池作》、《于玄武陂作》等游宴诗，已启开二百年后谢灵运山水诗的“叙事——写景——议论”的结构形式；《陌上桑》的三、三，七句式，在当时也是极少见的；《大墙上蒿行》那样“长句长篇”杂言歌行的创制，又遥遥为鲍照、李白的乐府歌行体开了先河。总之，曹丕给邺下文坛带来的充满生机的奇葩和闪耀的异彩的美色，誉其为新变诗歌的祖师，似不过。历史期待于文学家的只是创造，并非重复。文学自觉的建安时代更是如此。曹丕以其震古烁今的开拓才能，满足了这一历史要求。遗憾的是，倡导之中存有这样那样的不足和失误，其创作成就却没有达到时代的高峰。
与曹操、曹丕相比，曹植更富有诗人的气质。他是我国第一个大力写作五言诗的诗人。他的热情、才华和不幸，使他有条件倾注大量精力于文学创作，从而获得了“建安之杰”的地位。他确实为五言诗的 发展 并走向艺术的成熟作出了杰出的贡献。但是他的成就也仅限于一种诗体，既无乃父那样慷慨激昂的四言名篇，也无其兄对五言之外的新体的尝试。在诗体的多样化方面，明显地逊于曹丕。他的诗，前期即邺下时期的作品充满朝气，昂扬直上，清刚健美，很有乃父之雄风，然就诗中所表现的胆识与豪气，实不如乃父；后期即黄初年间的作品，显得委屈消沉，困惑不安，情感低回，那婉转哀怨更近兄长，然就秀雅温柔而言，不如兄长，还是曹丕来得纯正些。兄弟二人的作品虽然都极其华美，然曹丕长于景物的渲染，景语多于情语；曹植则长于心灵的独白，情语多于景语，因此，曹丕重意境的描绘，曹植善表象的塑造。曹植对邺下文学的突出贡献，不是表现在开拓新度上，而是表现在作品的艺术技巧上。他的诗一方面具有质朴的汉乐府的基础，保留着许多民歌中的生动活泼的表现手法，同时又能够摈古竞今，博采新词，刻意锤炼，变汉赋的体物与乐府的叙事为抒情，变质朴为华美，进一步发扬光大了由曹丕所开拓的情多慷慨而词采华丽的建安诗风。其《公宴》、《白马篇》、《美女篇》、《名都篇》等，可视为代表作。这些诗，兼饶文采，辞极赡丽。两者常常密切交融，既巧用比兴，抒写真情，又讲究词藻声韵，宛如几百年后的近体诗。这些诗，刻划景物精细形似，无论是写山光水色，飞鸟潜鱼，所谓“貌其形而得其似”，在形态上描绘得逼真如画，具有鲜明的立体感和多层次结构，已由写意画发展成为形神结合的景物图，恰到好处地展示出邺下诗歌的声色并丽的特点。这些诗多方铺叙，把多种景象纳入诗境，达到绘声绘色，形容备至，从外部形貌中即可感受到诗人的内心激动。正是由于诗人在这些方面孜孜以求，把体物与缘情有机地结合在一起，使抒情诗进一步走上情景交融的道路，完美了五言诗的抒情格局，彻底完成了古典诗歌从“质木无文”转向“辞采华茂”的历程，登上了“建安之杰”的时代高峰。所以成书倬云：“魏诗至子建始盛，武帝雄才而失之祖，子桓雅秀而伤于弱；风雅当家，诗人本色，断推此君。”（《多岁堂古诗序》）
台湾 学者邓中龙先生在《六朝诗的演变》中说：“汉朝人种的果树，到曹子建这个时代结果了，而曹子建就适逢其会地吃到了果子。”他把曹子建的诗歌艺术成就，视为汉乐府和文人五言诗“果树”的成熟，这意见无疑不错。但我觉得还应该补充一点，这“果树”不仅有汉代的，其中也有曹丕所种下的“果树”。或者说，曹植所说的“果汁”也含有曹丕所流出的汗水。那些奉命同题之作即反映了这一事实，那些被人称道的杂诗、游宴、赠答、山水等各种体类的诗，也正是在曹丕所开拓的文学新天地成长起来的，曹植乃是邺下文学的才气纵横的大力实践者。
三
文学的变革无疑受到社会生活及社会观念的制约。一代文学新风的涌起不仅要有社会本身提出的要求，而且也离不开新的文学观念的推动。作为邺下文学领袖，对社会所关注的文学价值与特征等 问题 必然有明确的论述，并以此推动新诗风的发扬光大，从 理论 上开启魏晋文学的自觉时代。
就曹操本人而论，他无愧为一个杰出的文学家。《魏书》说他“登高必赋，及造新诗，被之管弦，皆成乐章”，说明他对文学的爱好与擅长。但他毕竟是一个政治家、军事家，不可能摆脱繁忙的军政事务，在文学事业上投入很多的精力。他对文学事业的观念是比较淡薄的，对政治的关心远远胜过文学。曹操自建安十三年平定北方后，为了巩固发展曹氏政权，采取了很多措施。但在文学事业上，却没有什么举措，对文学创作也没有发表什么意见。曹操仅存的文论记载见于刘勰的《文心雕龙》：“魏武称作敕戒，当指事而语，勿得依违”（《诏策》）；“曹公称为表，……勿得浮华”（《章表》）；“昔魏武论赋，嫌于积韵，而善于资代”（《章句》）。这些大都是论述体裁的，且又一鳞半爪，谈不上是系统的文学理论见解。
曹丕对文学的价值、特征等问题提出了崭新的看法。在其《典论·论文》中第一次肯定了文学的功能和价值，他说：“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曹丕把文学提到与立德立功并论的高度，这就空前地提高文学在社会生活中的地位。他这样视文学跨越人生、超凌世俗的作用，彻底动摇了文学对政治经学的附庸性，使文学在理论上得以独立，这必然促进文学事业的繁荣与发展。在同一篇文章中，曹丕还将文体分为四科八类：“夫文本同而末异。盖奏议宜雅，书论宜理，铭诔尚实，诗赋欲丽。此四科不同，故能之者偏也，唯通才能备其体。”这是针对先秦以来文章体裁不断丰富和发展，在理论上做出的概括。两汉，经学章句被看成是文章的正宗，而诗赋一类的文学作品处于附庸地位，曹丕首次从理论上为当时以诗赋为代表的文学争得了存在和发展的地位，这势必激发邺下文人的创作热情。同时，他又提出“诗赋欲丽”的新见解，这表明曹丕已自觉地意识到文学形式的华美特征。“丽”作为一个审美范畴，诚属汉人的普遍观念。然而这一审美观念发展到建安时代，更多地表现于文藻奇丽，词采艳丽和意境新丽，已有别于大赋和汉乐府中“崇丽”、“博丽”、“富丽”、“靡丽”之风貌，而具有新的内蕴。这在我国文论史上是对儒家文论的大胆突破。鲁迅先生十分赞许这一点：“他说诗赋不必寓教训，反对当时那些寓训勉于诗赋的见解，用近代的文学眼光看来，曹丕的一个时代可说是‘文学的自觉时代’，或如近代所说是为艺术而艺术的一派”，“文章的华丽好看，却是曹丕提倡的功劳。”（《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
曹植在文学理论批评方面也做出了重要的贡献。他在《与杨德祖书》等文中提出了一些颇有见地的观点，也表白了对文学的爱好。但对文学的功能和价值，却发表了与曹丕针锋相对的保守复古的看法：“辞赋小道，固未足以揄扬大义，彰示来世也。昔扬子云，先朝执戟之臣耳，犹称‘壮士不为’也。吾虽薄德，位为藩侯，犹庶几戮力之国，流惠下民，建永世之业，流金石之功，岂徒以翰墨不勋绩，辞赋为君子哉！”这反映的是汉人的辞赋观念。在他心目中，政治功利远在文名不朽之上，辞赋乃是无足轻重的末事。杨修对此很不以为然，针对曹植的这种观点，提出了批评，认为功业与文章同等重要，二者并不妨害（见《答临淄侯书》）。这实际上也是肯定了文学的价值，支持曹丕的观点。但是由于曹植少好辞赋，成就甚高，“雅好慷慨，所着繁多”，曾删定别撰为《前录》７８篇，对自己的文学才能和辞赋创作不会妄自菲薄。因此，不少论者就从种种不同的角度为其开脱“轻视文学”的错误，说他在政治上受压不得志，才发此文学无用之论。鲁迅先生就认定这大概是因自伤遭遇而发的“违心之论”；也有人说“曹植把辞赋看成是小道，并不是真正的轻视文学，而是一种激愤之言。”其实，他已公开发表了“辞赋小道”的意见，他们就不必以己之心度植之腹，为其辩护，硬强调他对文学的重视。“违心”也罢，“激愤”也罢，这总是对包括赋在内的文学的一种保守复古的文学观念。这种观念对邺下文学的发展是极不利的，在当时必定会产生不良的 影响 则是可以肯定的。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得出结论：曹操虽有 网络 邺下文人之功，但由于他对政治的关心胜过文学，并不诚心对待文士，对文学事业也没有发表任何意见，其诗纯属“汉音”，他只是邺下文学集团的组织者；曹植虽为“建安之杰”，但由于他负才陵物，缺乏组织才能，又轻视文学，他只是建安文学的才华横溢的实践者；曹丕虽身为“副君”，但由于他视文学“为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与文人亲善友好，倡导大家同题共作，革易前型，追求新变，扇扬新诗风，作为邺下文学集团的领袖，当之无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