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归晋与“文章中兴”

【 内容 提要】
三国归晋后，政局趋于清平，思想趋向儒教，激发了文人的 政治 热情和创作欲望，西晋文坛出现了被文学史家叹为“文章中兴”的太康文学。由于魏晋是承平受命型的改朝换代，太康文学从而呈现出清英绮靡品性，流露出进取与浮躁之气，同时，它在诗赋体格的继承与革新方面取得了重大进展。它逆承正始而弃其玄默，远祧建安又蜕其梗概，宋齐梁陈文学皆是对太康之清英绮靡的继承与 发展 。钟嵘的“文章中兴”说，成于对汉后600年来以五言诗为主的诗赋创作的宏观考索，是文学史家与批评家富于理性的卓识与创见。

   经过汉末数十年的大动乱和鼎立三国的大争斗，西晋太康元年(280)，晋武帝灭吴。三国归晋， 历史 再次走向统一。西晋立国，虽然只有半个世纪，但是就在这短短的50年，整个文坛却呈现出了异彩纷呈而且 影响 深远的崭新气象，这就是文学史家叹为“文章中兴”的太康文学。
   三国归晋的政治意义
   自从汉末播迁，政局动荡，迄于三国鼎立，国家分裂，往日大汉帝国政治统一、思想统一的一元化格局早已荡然无存。士人们生活在这样的乱世里，其思想信仰、政治志向与前途命运，大多陷入了空前的迷乱和危机。王粲避乱飘泊，流离荆州，长达15年，其《登楼赋》低回俯仰，哀感动人。阮籍依违于曹魏、司马政治派别之间，因此有《咏怀》82篇，虽然意在讥刺，而又多有隐晦，因此百代之下，难以测其幽深。由此可见，风衰俗怨，故有建安慷慨之气；厥旨渊放，爰生正始诡隐之风。
   但是，一旦司马氏篡魏，政局立刻明朗化，拥戴新主，归附新朝，成为一股不可逆转的 时代 潮流。文人们又一次开始梦想以文学博取功名，当然不会再像王粲那样登楼徙倚，忉怛ｃǎｎ＠①恻，也当然不会再像阮籍那样恸哭歧路，玄默自晦。最明显的例子便是嵇绍应晋武帝司马炎之诏而出任秘书丞。《世说新语·政事》记载：“嵇康被诛后，山公举康子绍为秘书丞。绍咨公出处，公曰：‘为君思之久矣。天地四时，犹有消息，而况人乎？’”嵇康为司马炎为之父司马昭所杀，杀父之仇，不共戴天，但在这里，一边是作为人君敢于特诏起用，并且破格任命，一边是身为人子能够捐弃前嫌，而且闻命出山，此时距嵇康被害还不到20年。又过了20余年，正是这位嵇绍，在武帝之子惠帝遭遇叛军袭击时，挺身而出，用自己的血肉之躯抵挡利箭。对此，有些人颇不以为然，郭象还作文非之，谓“嵇绍父死在非罪，曾无耿介，贪位，死àｎ＠②主，义不足多”。（见汤球辑王隐《晋书》卷七《嵇绍传》）其实，这都是皮相之谈。嵇绍并非趣进之徒，当贾谧以外戚之势炙手可热时，潘岳、陆机等人争相附托，但史载“谧求交于绍，绍距而不答”（《晋书·忠义传》）。很显然，嵇绍忠于的是国君，更是朝廷和国家。国家统一了，政局统一了，士人们没有了正始名士的玄默之色、ｘìｎｇ＠③直之气，找到了建安志士的功业心与使命感。此外，他们还多了几分机遇，几分希冀，几分自信，因为国家毕竟是在走向统一。
   政权的统一必然要求思想的统一。司马懿、司马昭父子翦除政治异己何晏、嵇康的同时，被视为思想异端的玄学思潮也随之陷入低谷，在汉代就已被确立为官方正统的儒家思想立即在西晋得到重视和扶持。相对于清静无为的玄学而言，儒学的积极进取、戮力王室的价值取向，无疑更符合新生政权的政治需要。晋武帝即位之初，诏求直言，傅玄便上疏曰：“近者魏武好法术，而天下贵刑名；魏文慕通达，而天下贱守节。其后纲维不摄，而虚无放诞之论盈于朝野，使天下无复清议而亡秦之病复发于今。今陛下……未举清远有礼之臣以敦风节，未退虚鄙以惩不恪，臣是以犹敢有言。”批判胜朝，历来为胜利者所乐道优为。果然，傅玄此举得到了晋武帝的大力支持，他立即宣称：“举清远有礼之臣者，此尤今之要也。”并且命令傅玄着手草诏。傅玄受此鼓舞，便正式提出了“贵儒兴学”的主张，称“夫儒学者，王教之首也”，当务之急便应“尊其道，贵其业，重其选”（《晋书》本传）。稍后，傅玄便高升侍中。西晋开国，像傅玄、张华诸人以儒者气象正色立朝，官位显赫，就是思想趋于一致的表现。
   三国归晋的文学影响
   三国归晋，政局趋于清平，思想基本统一，这些都空前地激发了文人们的创作热情。
   泰始四年(268)，晋武帝率后妃百官躬亲藉田。初次出仕的潘岳，亲历这一新朝盛典，满怀激情，挥毫写下了崭露头角且高步一时的《藉田赋》：“于斯时也，居靡都鄙，民无华裔，长幼杂ｔà＠④以交集，士女颁斌而咸戾。被褐振裾，垂髫总发，蹑踵侧肩，掎裳连＠⑤。黄尘为之四合兮，阳光为之潜翳。动容发音而观者，莫不ｂｉàｎ＠⑥舞乎康衢，讴吟乎圣世。”通篇歌功颂德，感激涕零，这应该是一个青年诗人发自内心的感动，至少也是表达了“兆民赖之”的一种信赖与期盼。
   太康元年(280)，平吴之役大功告成，5年前以一篇文采斐然的《ｍéｎｇ＠⑦汜赋》一举成名而起家为着作佐郎的张载，又挥笔写下了豪情激越的《平吴颂》：“正九伐之明典，申号令于旧章。布亘地之长罗，振天网之修纲。制征期于一朝，并箕驱而慕张。尔乃拔丹阳之峻壁，屠西陵之高墉。日不移晷，群丑率从。望会稽而振锋，临吴地而奋族。众军竞趣，烽飚具举。挫其轻锐，走其守御。”还有挚虞，检《晋书》本传，西晋建国，挚虞便得以举贤良，与夏侯湛等17人策为下第，拜郎中，除闻喜令，以“天子留心政道，又吴寇新平，天下ｙì＠⑧安，上《太康颂》以美晋德”，云：“洋洋四海，率礼和乐。穆穆宫庙，歌雍咏铄。光天之下，莫匪帝略。穷发反景，承正受朔。龙马ｋｕí＠⑨ｋｕí＠⑨，风于华阳。弓矢橐服，干戈戢藏。严严南金，业业余皇。雄剑班朝，造舟为梁。圣明有造，实代天工。天地不违，黎元时邕。三务斯协，用底厥庸。既远其迹，将明其踪。乔山为岳，望帝之封。猗欤圣帝，胡不封哉！”这篇热情洋溢的《太康颂》，可以看作是当时大多数人的普遍心声。而且在挚虞现存的所有诗作中，也无不体现出“荡荡大晋，奄有八荒”（《赠褚武良》）的豪迈激情。
   最能体现西晋士人政治热情与创作激情的作品，还得首推《三都赋》。这是左思构思十年、呕心沥血的传世之作，洋洋洒洒万余言，可谓空前绝后。因晋承魏统，左思便运用后发制人的手法，在西蜀公子、东吴王孙递相挫败后，魏国先生以睥睨天下的气概、惟我独尊的豪情，指斥蜀、吴“一自以为禽鸟，一自以为龟鳖”，呵斥“成都迄已倾覆，建业则亦颠沛”，卒使西蜀公子、东吴王孙心悦诚服、俯首称臣：“日不双丽，世不两帝。天经地纬，理有大归。”此文一出，文坛巨擘皇甫谧、张华交相称赞，博学之士张载、刘逵争相作注，时人竞相传抄，洛阳为之纸贵。从这一切，我们可以充分感受到西晋士人的政治归附感与国家自豪感。
   新主受命，必有礼乐更替之事，这当然又少不了文人的热情参与。泰始二年(266)，傅玄修改郊庙歌22首，制作鼓吹曲22篇，都是宣叙大晋功德。“禅让”“革命”时代，国家特别需要文人的如椽大笔，所谓“大手笔”便是起源于政权的废旧立新，而文人的天真与肤浅，也总在改朝换代之际，一次又一次、一代又一代地上演着《剧秦美新》的历史悲喜剧。这时候，政治与文学总是一拍即合。
   还有“二十四友”，它作为一个“贵游豪戚及浮竞之徒”在“权侔人主”的外戚贾谧羽翼之下结成的士人集团，带着政治与文学的双重身份，在西晋文坛上扮演着特殊的角色。徐公持先生指出：“他们的今存诗几占全部西晋文士诗歌的一半……他们的文学活动对于构筑当时文学的整体繁荣氛围，起了决定性作用。从文风上看，‘二十四友’首要特质就是浮华躁竞，而这种浮华躁竞文风主要表现于今存他们的赠答诗中。……‘二十四友’文风的另一特质即是尚靡丽铺张、重技巧雕琢……他们的文学倾向有得有失，但他们在文学形式和写作技巧上的努力，也应视为文学史上的一种进步。”（注：徐公持：《魏晋文学史》，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332页。）现在看来，“二十四友”存在的根本原因，还是因为三国归晋给当时的文人们提供了历史的机遇，而对政治的依附、对功名的热衷以及对权势的趋附，则是封建文人士大夫与生俱来的劣根性的外在表现。正是这种热衷与趋附，使得四面八方的文人聚集起来，赋诗赠答，既笼络关系，又切磋诗艺，从而“对于构筑当时文学的整体繁荣氛围，起了决定性作用”。石崇、潘岳、陆机、陆云、左思、挚虞、欧阳建、刘琨都是才思过人，作品宏富。若少了他们的创作，“文章中兴”确实要大打折扣了。
   太康文学的时代特征
   《文心雕龙·时序》曰：“然晋虽不文，人才实盛；茂先摇笔而散珠，太冲动墨而横锦，岳、湛曜连璧之华，机、云标二俊之采，应、傅、三张之徒，孙、挚、成公之属，并结藻清英，流韵绮靡。前史以为运涉季世，人未尽才，诚哉斯谈，可为叹息！……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古今情理，原始要终，百世不移。刘勰精辟地论述了文变兴废与世情时序的因果辩证关系，对太康文风的提炼概括也是高度凝练和准确，但是，对于太康文风的时代特征及其历史成因，似乎没有深究。本文于此，略作探讨。
   （一）承平受命的时代，清英绮靡的文风
   刘勰认为西晋不文，那是对统治者的批评，西晋诸帝也确实没有像魏之三祖那样倡导文艺。但武帝承平受命，惠帝清静守成，他们为整个魏晋南北朝文学提供了极为难得的四海统一、天下太平的短暂和平与安定，这便对西晋的“文章中兴”产生了不可低估的作用。我们知道，建安文学的表现是梗概多气，志深笔长，那是风衰俗怨、世积乱离的产物；正始文学的特征是清峻遥深，厥旨渊放，那是世尚通脱、师心使气的结果。太康文学结藻清英、流韵绮靡，则是因为它生长在承平受命、清静守成的和平年代。
   洛阳纸贵的《三都赋》，文彩斐然，才思翩翩，连心气高傲的一代作手陆机也绝加叹服，那是因为左思“构思十年，门庭藩溷皆着纸笔，遇得一句，即便疏之”（《晋书·文苑传》）。这样的鸿篇巨制，这样的精雕细琢，需要和平年代。同样，体新思精的《文赋》，才情郁勃，声情并茂，那是因为陆机闭门读书，十年不出，才能精骛八极，心游万仞，这样的覃思默运，也需要和平年代。
   反过来，和平年代也需要并从而产生结藻清英、流韵绮靡的文学。诸如傅玄清丽可喜的乐府，张华儿女情长的情诗，左思兄妹的赠寄，陆机昆弟的酬答，还有潘岳的悼亡，石崇的游园，名篇佳句，绮情藻思，都是和平年代文人的和平心境的 自然 产物。他们没有建安、黄初志士那种揽辔澄清天下的豪情壮志，那种横槊谱写诗篇的英雄本色，他们也没有正始、竹林名士那种身陷险恶政争的愤激忧苦，那种追求自由、师心使气的倜傥风流。他们既缺乏建安风骨的力度，也缺乏正始玄思的深度。因此，他们很容易流于“儿女情多，风云气少”（钟嵘《诗品》评张华语）。事实上，更多的是当世客观上的风云气少导致了诗人主观上的儿女情多。这样，“诗缘情而绮靡，赋体物而浏亮”（陆机《文赋》），便成为西晋文人对于文艺创作的亮丽宣言。政治方向明确、生活环境安定、思想观念积极，文人们下笔为诗，自然易于清英绮靡。
   （二）改朝换代的景色，进取心与浮躁气并呈
   魏晋虽说是承平受命，毕竟为改朝换代，太康诗风里也不乏作新之气与昂扬之声。如左思《咏史》（“弱冠弄柔翰”）的豪迈之情、功业之念，溢于言表。西晋文风并不是一派轻绮。且不说“义多规镜”、“世执刚中”的傅玄、傅咸父子，即如张华，虽以情诗见长，但也有《壮士篇》（“天地相震荡”）这样的激昂之作。再如潘岳、陆机，也有《西征赋》、《赴洛道中作》等为数不少的梗概多气的苍凉之作。总之，西晋诗人大多都在诗作中不同程度地表现出对志节功名的渴望，不同程度地体现出对“气骨”“风力”的追求。从傅玄的“志士惜日短，愁人知夜长”（《杂诗》）、张翰的“荣与壮俱去，贱与老相寻”（《杂诗》），到陆机的“但恨功名薄，竹帛无所宣”（《长歌行》）、左思的“英雄有屯ｚｈāｎ＠⑩，由来自古昔”（《咏史》），直到刘琨的“君子道微矣，夫子固有穷”（《扶风歌》）、“功业未及建，夕阳忽西流”（《重赠卢谌》），我们应该是不难体会到一种有别于轻绮之风的厚重清刚之气的。
   但是功名之念若过于强烈，便容易走向浮竞热中。潘岳谄事权贵，望尘而拜，其诗作便自然流露出轻躁之气。如“虚薄乏时用，位微名日卑。驱役宰两邑，政绩竟无施。自我违京辇，四载迄于斯。器非廊庙姿，屡出固其宜”（《在怀县作》），通篇叹微嗟卑，对升沉得失耿耿于怀。与潘岳同时趋附贾谧的陆机，其诗中也不免表现出躁进之色，诸如“渴不饮盗泉水，热不息恶木阴。恶木岂无枝，志士多苦心”、“饥食猛虎窟，寒ｑī＠(11)野雀林。日归功未建，时往岁载阴”、“眷我耿介怀，俯仰愧古今”（《猛虎行》）之类，表面上自责，其实掩盖着他对功名事业的苦苦追求，而这种功名感更掩盖着他不甘寂寞的趣进之心。太康文坛，浮躁也并不仅是潘、陆二人，他们也不过是“二十四友”一分子，甚至连“二十四友”也只是当时文坛的一个缩影。“济济京城内，赫赫王侯居。冠盖荫四术，朱轮竟长衢。朝集金张馆，暮宿许史庐。南邻击钟磬，北里吹笙竽。”（左思《咏史》）这未尝不是“二十四友”之徒的客观写照，所以接着便有“自非攀龙客，何为ｃｈｕā＠(12)来游”的自嘲与自责。日后“被褐出阊阖，高步追许由”的觉悟与决裂，“振衣千仞冈，濯足万里流”的欣慰与自豪，但并不能抹去当时攀龙附凤的事实。浮竞热衷以及随之而来的孤危愁苦、愤激不平，都是文人在追逐功名的过程中表现出来的政治幼稚综合症。这便是西晋文坛在改朝换代的特定时期所固有的时代特征。

  （三）多种诗赋体格承继革新
   西晋历时仅50年，诸家晋史在论及文风隆替时，多有“运涉季世，人未尽才”之叹。事实上，身处其境的文人更有着切肤之痛。大乱初平，又见乱兆，故张翰生秋风鲈鱼之思，索靖发铜驼荆棘之叹。“八王之乱”更是雪上加霜，一代诗人，大多死于非命。太康文坛，确实不应当凋败得这么快。尽管如此，但它仍然还是创造出了骄人的成绩，轻绮、清刚的文风已如上述，下面略论其诗赋体格的继承与革新。
   1.乐府推陈出新：汉乐府感于哀乐、缘事而发，魏乐府增其丽藻，且多寄托，西晋乐府则以其《舞曲歌辞》为文坛添一新景色。
   萧涤非先生在《汉魏六朝乐府文学史》中曾指出了西晋“《舞曲歌辞》之发达”，并作了简要的 分析 ：“特以西晋当三国分崩之后，成统一之局，上承汉魏遗声，旁采江南新曲（如《拂舞》、《白苎舞》，并出吴地），故舞曲较前独盛耳。”的确，三国归晋，四海ｙì＠⑧安，郊庙朝飨需要《雅舞》，公私饮宴需要《杂舞》，一则歌功颂德，一则及时行乐，前有汉魏遗声，现有江南新曲，既有需要，又有条件，晋之《舞曲歌辞》 自然 发达。究其主观原因，便是既妙解音律又擅长文学的西晋文人的积极参与。太康、元康年间曾有过多次议礼修乐，而谱写歌词舞曲的，则有张华、荀勖、傅玄、成公绥以及一批无名文人。如《晋ｂǐｎｇ＠(13)舞歌》组歌（《晋书》、《宋书》之“乐志”皆未着姓名，宋郭茂倩《乐府诗集》作傅玄诗），便是规模宏大，气势雄壮，文采也很可观。又如：“晋世宁，四海平，普天安乐永大宁。四海安，天下欢，乐治兴隆舞杯ｐáｎ＠(14)。舞杯ｐáｎ＠(14)，何翩翩，举坐翻覆寿万年。天与日，终与一，左回右转不相失。筝笛悲，酒舞疲，心中慷慨可健儿。樽酒甘，丝竹清，愿令诸君醉复醒。醉复醒，时合同，四座欢乐皆言工。丝竹音，可不听，亦舞此ｐáｎ＠(14)左右轻。自相当，合坐欢乐人命长。（注：此诗通篇皆“三三七”句式，唯此句不同，不知是否有脱漏。）人命长，当结友，千秋万岁皆老寿。”这是无名氏所作的《杯ｐáｎ＠(14)舞歌》（明人旧本有系于张华名下者，张溥《汉魏六朝百三家集》因之），跳舞之人边舞边以手接杯ｐáｎ＠(14)，故名。后因歌词首句吉祥，又名《晋世宁舞》。歌词轻松欢快，音节宛转流利，一度风靡天下。
   郑樵《通志·乐府》曾一再声称：“舞之有辞自晋始。”萧涤非先生据史事驳正之，但他同时表明：“舞之有辞，虽不始于晋，而舞词之盛，则确始于晋，故有‘舞曲’一总名之产生，尔后遂与《郊祀》、《燕射》、《鼓吹》、《横吹》等并列于乐府，此则征诸《南齐·乐志》而可知者也。”因此，舞曲之立，舞辞之盛，不能不说是西晋乐府的一大特色、西晋文学的一大贡献。
   2.辞赋大放异彩：西晋文坛，大赋复兴，小赋繁荣，议论赋流行。
   汉代大赋以京都、羽猎等题材见长，曹魏 时代 ，盛行抒情小赋。三国归晋，左思际逢新朝，便欲与班固之《两都》、张衡之《二京》一较高低，于是推出了10100多字的鸿篇巨制《三都赋》，令人耳目一新。此外，还有潘岳的《西征赋》、木华的《海赋》，其体制、结构与用意，也都是在对汉大赋的模仿上力争有所创新。
   咏物小赋，曹魏已发其端，但察其语气之舒缓，词藻之绮靡，基本上属于恬吟密咏，当视为有闲阶级的产物。而西晋咏物小赋甚为发达，凡称作手，没有不涉足其间的。所咏之物，无非花草树木、日用百货。究其意义，一则磨练文笔，二则展现才华。逞才争胜，本来就是太康文人乐此不疲的拿手好戏。否则，怎么会有结藻清英、流韵绮靡的太康文风呢？
   纯以议论作赋，其流行也在西晋。如仲长敖之《ｈé＠(15)性赋》，王忱之《释时论》，鲁褒之《钱神论》，或讥才性之恶，或刺世风之薄，或愤钱能通神，皆能鞭辟入里，入木三分。庾＠(16)之《意赋》谈玄，妙在有意无意之间；陆机之《文赋》论文，畅论文学创作的深奥 理论 与具体实践，曲尽其妙，殊为警策，更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3.革新旧题，创造新体：西晋还是一个出诗体、出诗型的时代。
   咏史诗，起源于班固，但都就事论事，比较呆板。左思则沿用旧题，自出机杼，并不专咏古人古事，而是借以抒己怀抱，从而创造出一种新的诗歌范型。
   招隐诗，当溯源于汉代淮南小山的骚体赋《招隐士》，但反其意而作诗，却似乎是起于西晋。张华、陆机、张载、闾丘冲、左思等人都作过招隐诗。其中似以左思所作二首为最佳。东晋王子猷雪夜访戴，即因咏此诗而动兴致；梁昭明太子登山临水，从者建议设女乐，太子咏左诗“非必丝与竹，山水有清音”而止之，由此可见其 影响 之大。
   悼亡诗，创始于潘岳。其《悼亡诗》三首以及《杨氏七哀诗》，淋漓倾注，缠绵悱恻，哀感动人。此后元稹《遣悲怀》、苏轼《江城子》、陆游《菊枕》等无数悼亡诗，皆发源于此。
   雅集诗，亦兴盛于此时。或许可以把它看作是公宴诗的变体，但实质已从君臣公宴变成了文人雅集，侍从、陪游变成了切磋诗艺、以文会友。石崇发起组织的金谷园集，与会者达30人之多，人各赋诗，畅抒情怀，如其不成，罚酒三斗。事隔50余年，才有兰亭集会。
   “文章中兴”的诗学意义
   西晋“文章中兴”说，出自着名的文学批评家钟嵘，其《诗品序》曰：“尔后陵迟衰微，迄于有晋。太康中，三张、两潘、二陆、一左，勃尔复兴，踵武前王，风流未沫，亦文章之中兴也。”那么，我们究竟应该如何看待这个“文章中兴”呢？
   沈约在他那篇被后人视为文学史论之开山的《宋书·谢灵运传论》中，对西晋文学最早作出了较为充分的肯定：“降及元康，潘、陆特秀。律异班（固）、贾（谊），体变曹（植）、王（粲）。缛旨星稠，繁文绮合。缀平台之逸响，采南皮之高韵。遗风余烈，事极江右。”刘勰的评价，除了上文引用的“结藻清英，流韵绮靡”那一段，其《文心雕龙·明诗》又说：“晋世群才，稍入轻绮。张、潘、左、陆，比肩诗衢。采缛于正始，力柔于建安。或析文以为妙，或流靡以自妍。此其大略也。”
   钟嵘与沈约、刘勰大体生活在同一时代，在《宋书·谢灵运传论》、《文心雕龙》先后问世之后，他又如何建构自己的文学史观呢？通过对600年来以五言诗为主的诗赋创作的宏观考察，他别具一格地勾勒出了建安、太康与元嘉三个文学高峰。在《诗品序》中，钟嵘对曹魏、西晋与刘宋三朝的文学创作给予了高度的评价，指出：“陈思为建安之杰，公ｇàｎ＠(17)、仲宣为辅；陆机为太康之英，安仁、景阳为辅；谢客为元嘉之雄，颜延年为辅。斯皆五言之冠冕，文词之命世也。”应该说，这是符合事实的比较精当的概括。它虽与刘勰的评价略有出入，但与沈约的看法大体相近，而且还能在萧统的《文选》中得到强有力的支持。（注：据傅刚博士统计，“《文选》诗类于建安录七位作家、五十八首诗，其中曹植二十五首、王粲十三首、刘桢十首，是七人中最多的三位；正始诗人有三，诗歌二十五首，其中阮籍一人占十七首；西晋诗人二十四人，诗一百二十六首，其中陆机五十二首、潘岳九首、张协十一首、左思十一首，也是西晋诗人中最多的四位；刘宋诗人十人，诗九十七首，其中谢灵运四十首、颜延年二十一首，是刘宋诗人中最多的两位。而在这些代表诗人中，又分别以曹植、陆机、谢灵运最多，的确与钟嵘据［所］说‘杰’、‘英’、‘雄’符合。”见《〈昭明文选〉 研究 》， 中国 社会 科学 出版社2000年版，第206页。胡大雷《文选诗研究》（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亦有类似统计，证明西晋诗人之受推崇，不在汉魏之下。）其实，刘勰虽然在整体上对太康文坛稍持低调，但在具体论述文体、风格、流派以及创作技巧时，他还是作了很多发自内心的赞许，即如《才略》一篇，历数西晋文人17名，一一加以表扬，称“张华短章，奕奕清畅”，“左思奇才，业深覃思”，“潘岳敏给，辞自和畅”，“曹摅清靡于长篇，季鹰（张翰）辨切于短韵”，“刘琨雅壮而多风，卢谌情发而理昭”，其中仅在论及“陆机才欲窥深，辞务索广”时加了一句“故思能入巧而不制繁”。
   确实，纵观魏晋南朝文学史，我们可以发现，建安志士重气，故风骨骏逸；太康才子缘情，故清英绮靡；元嘉诗人尚巧似，故富艳难踪。他们分别为文学创作的繁荣 发展 作出了独到而难得的贡献。如果没有他们孜孜以求的不懈努力，如果没有他们富于成效的开拓创新，那么，整个中古文学必将大为失色，一部《昭明文选》势必大失精彩。而且更为深远的是，重气、缘情、尚巧似，才是文学走向独立、确立自身 内容 与形式的质的规定性的必由之路：重气才可建立文学的精神价值，尚巧似才可表现出文学的审美特征，而缘情正是激活文学的生发机能的关键环节。它激发创作主体的情绪冲动和思维的能动性，引发创作主体的审美感受和审美表现欲，从而使文学朝着绮靡也就是审美化的方向发展。元嘉文学对繁富之美、齐梁文学对声律之美直至初唐文学对雅丽之美的讲究与追求，都是朝着踵事增华、缘情绮靡方向的自然发展。唐陈子昂出，追溯“汉魏风骨”，盛唐李、杜，天挺英姿，集风骨与兴寄、声律与辞章于一炉，这才涌现了令人叹为观止的诗国高潮。
   但是，当今学术界在对建安风骨给予高度赞美、对元嘉山水给予充分肯定的同时，却似乎多少忽视了钟嵘的太康“文章中兴”说。须知《诗品》上品12家，西晋一朝即占1/3，其品语之高，尤令人惊叹。根据当时文学发展的实际，深入探究钟嵘的文学史观，同时参照沈约、刘勰与萧统的评价，我们是可以认识到，西晋文坛，异彩纷呈，太康文人，富于创变，“文章中兴”说的提出，充分体现了钟嵘作为文学史家与批评家的卓识与创见。由此而引申的中古文学史上的诸多 问题 ，如事实描述、观念纠缠以及是非优劣之判断、因果源流之分析，都应在进一步贴近 历史 真实的基础上，去作更加客观从而有可能更加深入的研究、认识和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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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⑩原字为辶加（颤去页）
   　　＠(11)原字为木加妻
   　　＠(12)原字为炎加欠
   　　＠(13)原字为革加卑
   　　＠(14)原字为般下加木
   　　＠(15)原字为（覆去复）加敫
   　　＠(16)原字为岂的繁体加攴
   　　＠(17)原字为斡去斗加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