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教、自然与魏晋士人的人格范型

【 内容 提要】
在特定 时代 和魏晋玄学的不断演化过程中，由于魏晋士人对“名教”与“ 自然 ”关系的不同体认与把握，形成了各具风神的人格范型。
 
【关键词】 魏晋士人；名教；自然；玄学

　　魏晋玄学是在“名教”与“自然”之辩中不断演化和 发展 的。“名教”一词，如引徐震堮《世说新语校笺》之义，是指“儒家相传之礼法，与老庄放达之教相对”，即是指正统儒家所确认的封建宗法等级制度、 社会 规范及相应的评价体系；而“自然”，是“自然者，不为而自然者也，”［1］它是宇宙万物的本来形态和运行法则，反映在人的思想观念上，就是指本然、天然，让万物顺任自然。
　　在那个最混乱、最苦痛然而却是“精神史上极自由、极解放，最富于智慧、最浓于热情的一个时代”，［2］魏晋士人们受玄学思想 影响 ，为世人标榜出了各具风神的人格范型。笔者认为，这些人格范型的产生与他们对名教、自然关系的不同体认与把握有着极为密切的关联。
　　一、存名教而尚自然
　　古代的士阶层形成于春秋时期，他们博学善辩，积极入世，崇尚儒家礼乐。儒家的温柔敦厚、注重功名和克制凝重等品格，一直是士人们所崇尚的人格典范。直至东汉末年， 政治 斗争日益加剧，名教成为统治阶级用以欺世惑众的思想工具，人们对传统价值观念和人格道德标准开始怀疑与否定。曹魏时期，从曹操“唯才是举”的人才思想和实践开始，士人们开始注重人的内美和才干，鄙弃虚声美誉，传统道德观念和正统伦理思想渐趋淡化。同时，士人们开始以道家的批评精神批评汉末朝廷的****与社会风气的虚伪，以道家的清静无为思想消解乱世之间的尖锐矛盾。他们开始注重自然，并用道家学说来诠释儒学，追求旷达自然之境界。
　　但是士人们并不废弃名教，他们对儒学教义择善而从，依然十分注重仁德之美，把为士的原则与尊严看得高于一切，如《世说新语》就称敢于犯上的陈仲举为“言为士则，行为世范”；而不愿死读经书、率性自然的邴原，也以遵法守道、品行高尚闻名。更有建安时期的邺下文人集团，亦打破了汉儒的种种信条，开始尊重人的个性与真情，但他们同时也钻研《六经》，儒家思想仍是他们经国立身之本。这样，在他们的人格气度中，孔子“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3］的人生 哲学 思想，与老子清静无为以求精神自由的思想达成一致。儒家的崇德尚礼、重视名节的观念与道家的与世无争、崇尚自然的思想相互糅合，相得益彰。因而崇尚自然、兼具善德与善道之士成为士人们的人格典范。
　　其实，玄学本来就是儒道融合的产物，因而名教思想从来就没有从士人们的思想中完全的脱离过。在魏晋自然观的发展进程中，自然的法则和人类社会的政治、道德规范也一直是相互调和的。正始年间的玄谈领袖何晏、王弼以道释儒，宣扬以无为本，崇本息末，也是为了通过遵从事物的自然之性，无为而无不为，从而最终实现儒家的仁德理想。所以无论是他们的“名教本于自然”，还是后来郭象的“名教出于自然”，都是肯定了社会的政治伦理规范（名教）的自然合理性。因而名教所尚之“德”在士人们的人格结构中，始终占有举足轻重的位置。
　　二、越名教而任自然
　　魏晋正始时代，政局的混乱、名教的虚伪，使得士人们难以施展经世济民的才能和抱负，他们或因才学横溢而惹嫌妒排挤，或因率直任性而遭罢黜、或因言行无忌而致杀身之祸。因而他们意识到，只有从道家的“贵生”哲学中学会“达生任性”地生活才是最明智的选择。他们接受了何晏、王弼的玄学思想并将其付诸实践。王弼虽然肯定名教的自然合理性，但他认为“自然”是本，“名教”是末，.因此要“崇本以举末”。并且认为“无”是万物的根据，在人格修养方面，也应该依据“无”来成就德性，以“无为”为旨归。也就是采用自然而然的 方法 来涵育德性。这些玄学思想使得“无为”、“任性”、“自然”成为士人们的思想崇尚。他们进一步从名教的束缚中挣脱出来，从曹魏时期的崇尚事功和气质才性转而追求超世离群、风神潇洒的人格理想；从对儒家人格道德标准的追求，转而去追求简约、玄远、放达、淡泊的人格精神。
　　“竹林七贤”就是当时最具代表性的士人人格范型。他们之中政治态度激进的嵇康、阮籍，直接从反名教的立场吸取老庄哲学，建立自己的人格理想。他们理想中的玄学君子，是具有老庄的自然无为和逍遥游精神的超尘士人，他们“无为而无不为”，“无为”并非不为，而是能够从一切名教中解脱出来，用自己的自然真情去对抗名教礼法，实现自我价值。阮籍在他的《大人先生传》中提出，“天不若道，道不若神，神者，自然之根也”，表现了逍遥放荡的人格理想。嵇康反对名教的态度更为激烈，他“非汤武而薄周礼”（《与山巨源绝交书》），提出六经和礼律都是摧残人性、压制情感的桎梏，因而对儒家圣人大胆嘲弄。他“越名教而任自然”，对司马氏父子的名教之治极其鄙视，深情、真率、自然成为他的人格追求。
　　当时清高正直之士人也无不崇尚真率、狂放的人格精神，厌恶庸俗、恶浊的世俗空气，追求自由自在、无拘无束的个性生活。他们以潇洒飘逸、放浪形骸、愤世嫉俗的人格气度为美，从而养就了 中国 士人的新精神。他们具有着“强烈的叛逆倾向，而外在表现则可用狂、逸、怪、侠四字加以概括”［4］，也不妨说，狂、逸、怪、侠正是当时士人们最具典范意义的人格范型。

　　三、名教即 自然
　　何晏、王弼崇本息末的玄学 理论 对魏晋士人人格思想的 影响 是巨大的。然而在名教与自然的关系上，士人们却无法真正解决其内在矛盾。他们可以在玄远超脱的境界中清谈高论，却无法离开 社会 ，无法摆脱各种欲望。所以当他们的人生理想与现实发生激烈的碰撞时，要么象阮籍那样明哲保身，沉于极度愤懑与痛苦之中；要么象刘伶那样沉于美酒，将那无为而治的 政治 理想化作泡影；要么象嵇康那样直面现实，让那“天人交泰”的理想随着《广陵散》飞向天际；要么象山涛、向秀一样最终屈膝于虚伪的名教，把自己那拔俗的风韵化为一片烟云。面对战乱频仍、朝不保夕的乱世，面对时光倏忽、生命短暂的悲哀现实，寻求一条与社会、与名教相互协调的处世之路，无疑才是士人们最明智的选择。
　　西晋年间，代表世族利益的思想家向秀、郭象，将名教与自然相互糅合，提出新的理论主张。郭象认为名教出于自然，认为人的一些自然本性和社会生活中的一些要求，都是自然之理。而这些要求与儒家的名教并无矛盾，只要无心顺物，率性自然，也就符合礼义。如果不顺应自然，离群超世，不食人间烟火，那就不是“称情”，因而也就做不到自然。这样，名教与自然就统一了。他还认为从国君到万民百姓人人都有自己的位置和职能，因而社会的等级和制度是合理的、自然的。这些理论无疑为玄学的 发展 开拓了新路，它解决了士人们的内心修养与经世治国的理想之间的矛盾，同时也正适应了统治者的统治需要，满足了士人们干预时事、参与朝政的仕途需要。
　　王戎、王衍正是奉行郭象理论的实践者。清高超群的清谈名流王戎慎言傲世，时有不尊礼制之举，但他并不鄙弃功名，他承袭父位周旋于复杂凶险的官场，虽然很难象庄子那样超脱，却能游刃有余，赢得一世逍遥。王衍在当时贵为太尉，又是清谈领袖，歌咏玄虚，但他心中的玄学，并非只是一个“无”字，他与王戎一并成为自然与名教成功结合的范型。
　　向秀的理论主张似乎比郭象的更具实用色彩，他对现存社会体制和秩序持肯定态度，主张人要享受感官快乐，满足自身情欲，并把这当作天理自然，他在《养生论》中说：“口思五味，目思五色，感而思室，饥而求食，自然之理也”，这就是说，不仅喜怒哀乐是人的自然情感，而且人的本性是要求娱悦享受的，压抑人对娱悦享受的追求就不是“自然”。 　　
　　其实，早在东汉末年，士人们就深虑生命的易逝，因而对个体生命的意识就愈来愈强烈。纵欲恣情、贪图享乐几乎成了他们的生活信条，如何晏就好色、饮酒、服药，生活骄奢放纵，而被冠以“毁教乱治”的罪名。向、郭理论的确立，为统治阶级的纵情享受和士人们的及时行乐提供了理论支持，因而人们对功名利禄、物质享乐等欲望的追求成为“自然”的风尚，如王恺和石崇都极尽豪奢之能事，二人争豪斗富，各不相让，还有世族国戚的王济，竟用人乳喂猪而使其肉肥味美，真是挥霍无所忌惮，可以说，这是魏晋士人所追求的纵心适志、不为名教所拘的一种极端化、甚至说是变态化的表现。
　　四、弃名教而入“自然”
　　在名教统治的社会，那些抱着立善之志而不愿随俗浮沉的士人们，要想达到真正的自然境界显然是不可能的。当时许多士人走的多是儒道融合之路，虽然崇尚自然、放诞不羁，却依然怀揣经世济民的理想抱负，也并不想完全放弃人世的功名。这样在世道昏浊、政途艰险的现实环境中，他们不可避免地被卷进了上层政治的漩涡，一批又一批地被送上断头台，如夏侯玄，何晏，嵇康，张华，潘岳等。即使像阮籍那样漠视名利且能够慎言自保的人，也没有达到清真自然的人格境界。因而正始之后，隐逸避世成为士人们对抗现实与名教的有效途径。他们远离尘世，寄情山水，蔑视名教礼法，追求虚静超然的生存境界，并从大自然中获取了精神的自由与人格的独立。于是，遁入“自然”成了士人心中的一种理想风度、一种理想人格。
　　隐逸山林的“竹林七贤”就曾期望于自然山水之间高洁自恃，过上娱神养性、悠游自在的“自然”生活。然而，事与愿违，他们最终没有逃离名教的牵制。自西晋始，士人隐逸之风更盛，然而真正能够鄙弃名教而融入自然的却寥寥无几。王羲之、支遁、孙绰、李充、许询等似乎可以称得上是飘逸洒脱的隐士，他们游乐于山水之间，大有不与名教“同流合污”之意。然而，他们的隐逸林薮、笃好山林并非真隐，只不过是他们士人生活的一种点缀和标榜其淡漠功利的形式罢了。他们建造的名胜别墅，虽标隐逸之态，但其穷奢极欲的程度竟使富豪石崇都叹为观止。更不用说那些沽名钓誊的假隐士了。
　　真正弃离名教而全身心融入自然的是陶渊明。在他看来，那种脱离名教的“自然”是自己本来应有的生活归宿，是“质性自然，非矫厉所得”（《归去来兮辞》）。和阮籍一样，他也贪恋酒杯，生活放荡，但他并不像阮籍那样始终在名教的羁绊中痛苦挣扎，而是安贫乐道，怡然自得。应该说，这一切源于他对儒家那套修身齐家的道德学说的彻底鄙弃，和对士宦与政治真正的厌烦。他的隐逸，不是名教与自然相互调和的结果，而是真正彻底的归与了自然、融入了自然。所以当他成为隐逸士人的人格风范时，标志着玄学思想发展的极致，也标志着玄学“自然”观发展的终结。
　　 参考 文献 ：
　　［1］庄子.逍遥游［Z］.四库全书［M/CD］.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
　　［2］宗白华.美学散步［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177.
　　［3］孔子.论语［Z］国学备览［M/CD］.北京：北京国学 时代 文化传播有限公司，2003.
　　［4］陈文新.“世说”体审美规范的确立——论《世说新语》［J］.学术论坛，1994，（4）：9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