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农”问题的出路在于减少农民

　　“三农”问题的解决过去多从农业本身看，提出的办法是想方设法增加投入，提高产出，保护价格，减轻负担。这些办法有的有点效果，但是总起来看是无效的，因为分析问题的角度错了。要想三农”问题得到彻底解决，必须从农业和整个社会对农业的需求作分析。

　　农业包括了从土地获得产出的多种活动，但是占大头的还是粮食种植。在种植业中粮食的播种面积占总种植面积的69%。占我国人口65%的农民产出的粮食，其中自己消耗的占40%，用作商品提供给非农人口的大约为60%(饲料部分也算商品），这样低的商品率，说明我国农民投入的劳动很大一部分还是为了自己的糊口。糊口之外的剩余相当有限。这样的农民注定富不起来。种其他作物的农民和粮农之间存在着自然的平衡，如果其他农民很富，粮农将放弃粮食种植。有这么多农民种粮，证明其他农民也不富有。

　　总体上看，农业给农民社会之外的人提供的产品主要是食物，除了粮食之外还提供肉、蔬菜、禽蛋、鱼、糖等。非食物的产品如棉花、药材、花卉在我国的农业中产值所占比例很有限。八亿多农民主要是忙吃的，而全国人民肚子的容量是有限的，现在城里人还要减肥，吃得更少。所以国内市场的需求相当有限。农产品要想出口是相当困难的，主要因为我国人口密度高，土地稀缺，特别是平原地只占国土面积的12%，种植业没有多大的比较优势。主要农产品的价格都比国际市场的价格高，出口根本不可能。同时国际农产品的技术要求很高，我国的产品达不到这些标准就很难出口。国内市场因为城里人只占30%多，容量很有限，国际市场因为缺乏比较优势，这一基本情况限定了我国农业总的市场规模，不论如何做文章，跳不出这个圈子。

　　这一分析说明了为什么增加投入、提高产出等传统政策解决不了农业问题。产出得越多，由于市场规模的限制，结果不是农民增收，而是价格下降。改革以来我们的工资涨了大约15倍，但是大多数农产品的价格都涨不到10倍。比如猪肉只涨了8倍，面粉涨了5倍，鸡蛋最惨，只涨了1.5倍。而且过去城里人的工资中有55%用于吃的方面，现在只有40%用在吃的上。如果还按照老的思路搞下去，产出越多，对农民的伤害越大。

　　近来土地撂荒的情况越来越多，正是这种政策造成的后果。一个土地稀缺的国家，由于不计成本地投入，造成产量过剩，土地撂荒，农民出走。

　　过去几年，政府实施了高于市场的保护价，鼓励粮食生产，再加冻结农用土地，不许把农用地改作它用，结果是粮食生产过剩。我国是一个粮食进口国，可是1999以来连续三年大量出口粮食。因为粮食太多，没处放，国务院拨专款修粮库，还是装不下，而且经济上也不合算，只好补贴出口。平均每吨粮要补贴30美元。这三年用于补贴粮食出口的钱大约为八亿美元。现在加入了世贸组织，不可以再补贴出口，如果粮食产量再不减下来，价格还要往下走。

　　我们的粮食政策一直存在着很大的误区，主要因为1959年到1961年饿死过两千多万人，对粮食不够吃有特殊的恐惧。客观地看，我们粮食进口多的时候也只不过两千多万吨，占国内总消费量的4-5)。所用的外汇只有30亿美元，占我国每年出口创汇的1)多一点。（相比之下我国石油进口占总消费量的三分之一，每年要用汇150亿美元）。只要世界粮食市场还在运作，中国人绝对饿不死。我们有足够的钱买粮食吃。即使粮价翻番也不足惧。饿死人是因为没有了粮食市场。1959年我国出口粮食近500万吨，足够2000万人吃一年。但是因为市场不起作用，粮食从更稀缺的地方运到了不稀缺的地方，饿死人就在所难免。当今世界上大规模饿死人的地方也是市场不起作用造成的。只要粮食市场在，只有少数最穷的人可能饿死。他们虽然生理上极端需要粮食，但是市场不会照顾到没有购买力的需求。我国虽然是穷国，有些人还吃不饱，但是没有人饿死。要想避免大规模饿死人，最重要的是保护国内外的粮食市场，而不是直接去增加粮食生产。

　　说了这些。不难看出‘三农”问题的出路何在。办法就是减少农民，让农民变成城里人。每有一个农民进城，就减少一个农产品的生产者，增加一个农产品的消费者，农产品的价格就能升高点，农民的生活就能改善问题的根本出路。只有农民进了城，增加农产品的政策才能起作用。否则这些政策只会添乱，帮不上忙。我们看一看世界上富有的发达国家，除了那些地广人稀，依靠高效农业出口为生的国家，农业人口都少于10，而我国土地紧张，却有60多的人生活在农村。

　　我国为了解决农民人多地少的问题，提出来的办法是不允许农用土地改作非农之用。这是一项倒行逆施的政策。政策的根据是我国只用了全世界7)的耕地，养活了全世界22)的人口，换句话讲，我国的耕地人口负担率是世界平均值的三倍多。可是没有看到我国的人口密度也是世界平均值的三倍。全世界平均每平方公里45人，我国是135人。如果把西藏，新疆，青海等地广人稀的地区去掉，我国的人口密度要翻番。东部人口最密的12个省份的平均密度是每平方公里509人(1998年数据），是世界平均值的十几倍。可见我国东部的人口密度与世界平均值之比远超过耕地的人口负担率和世界平均值之比。所以问题不是农业用地紧张，而是全面的土地紧张；不是农业用地效率很高，其他用地大量浪费，而是恰恰相反。要解决土地紧张的问题，办法是提高土地的利用效率，节约土地。农民进城是可以节约土地的，因为农民在农村占用的土地比在城市里占用的多，而且多半是比较好的地。每有一个农民进城，虽然占用了一小点城市用地，但是增加了较多的农业用地。要做到这一点必须放开对城市用地的限制。不能想象，未来几十年有几亿农民要进城，而城市用地不允许扩大。一块土地应该派作什么用场是一个经济问题，要靠市场去解决，其原则是要用于产出最大的用途。这不是用行政命令可以解决的问题。其实这还是计划经济的老想法在作怪。

　　要想鼓励农民进城，还要解决土地所有权的问题。土地一方面是农民的财产，起到保护他们的基本生存能力的作用，另一方面又把农民束缚在土地上，阻碍了农民的自由流动。要兼顾土地的这两方面作用是很困难的。但是不同的阶段每种作用的重要性不同，或许可以找到让农民进城又能有基本生活保障的过渡办法，按照各省的具体情况逐渐分阶段给予解决。解决中有一条原则必须坚持，就是农民的自愿。

　　农民进城能不能找到工作，或者会不会抢了城里失业工人的饭碗0农民进城，他们不但是生产者又是消费者。作为消费者会买吃的，买穿的等等，从而增加城里的工作岗位。而且他们把所赚的钱汇回家乡去，在他们的家乡发生购买，买的最终都是城里工厂生产的产品，也间接增加城里的工作岗位。所以农民进城打工，其结果是活跃了经济，增加了国民生产总值，也增加了就业。当前找工作困难，并不是农民进城造成的，而是与总需求不足有关。同样在总需求不足的情况下，农民进城和农民不进城比较，进城能够缓解总需求不足的问题。根据凯恩斯的研究，失业是和工资缺乏弹性有关（工资能上不能下），农民进城打工工资更富有弹性，能够增加就业，增加消费，更能帮助经济走出困境。至于抢了城里人的饭碗，更缺乏充足的理由。凭什么城里人的就业要优先考虑0中国人和外国人还要公平竞争，更不应该歧视农民工。事实上已经有上亿的农民工进城打工，失业问题并没有因此而加重。失业的发生主要是国有企业下岗造成的，和农民工进城基本无关。

　　现实情况是已经有大量农民工进了城，现在的问题是他们很难在城里定居下来，因为对他们来讲，定居的成本太高，不得不选择流动打工，宁可忍受家庭分居的痛苦，孩子得不到管教，老人得不到照顾，配偶得不到恩爱，在城里过着半地下的生活。每到五一、国庆，大城市清理流动人口，这是他们最害怕的日子。收容部门有权随便把他们抓起来遣送回家，不但自己掏路费，还要交五六百元的所谓收容费。即使运气好，没有被遣送，到回家的时候能不能按时拿到工资还是大问题。据统计，春节前北京的抢劫偷窃案件中有三分之一是和农民工没有按时拿到工资有关。公民基本权益的起码保障是农民工最最紧迫要解决的问题。

　　降低农民工转变为城里人的成本，是未来我国一个重大的政策性课题。不能解决这个问题，‘三农”问题就会拖下去。当然首先是公民权的保障和劳动法的切实执行。其次是地方要有充足的财力，用来发展地方经济。世界银行2003年的世界发展报告（提前出版）介绍AdeS，Giaeser和Henderson的研究结果，证明中小城镇的发展和财政权的分散度有密切关系。财权下放有利于中小城镇的发展。还有就是降低住房的价格。现在大多数市政府都想抬高房地产的价格，大家都能从中捞到好处，但是提高了城市的整体成本，降低了城市的竞争能力，从长远来看副作用是不小的。市政府有必要辟出土地建造廉价住房，简化迁居手续，迅速扩大农民工定居的机会。这些也是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之道。